1.北望神州路
庆元党禁虽将政敌驱逐出朝，韩侂胄却招来了朝野的抨击，失尽了上下的人心。与此同步的擅权，仍能听到各种反对的声音。这种情况未随党禁的开放而缓解，反而可能随着言网的松动而加剧。怎样才能保住既得的权位，侂胄有点忧心忡忡、一筹莫展。这时，有人劝他“立盖世功名以自固”，侂胄感到这是个好主意：既能转移反对派的注意力，使他们淡忘伪学之禁的创痛；而自己独揽大权、专断朝政也有了雄厚的资本，非议之声或许会随之消歇。
那么，建立什么样的盖世功名呢？北伐金国，恢复故土，这是自靖康之耻以来几代臣民难圆的梦，盖世奇功莫过于此。于是，侂胄决定发动北伐，收复中原。数十年后，有学者将这一决策与当年策动的燕云之役相提并论，认为“不度事势，妄启兵端”，“误国殄民，前后一律”，指出“小人擅朝，欲为专宠固位之计，往往至于用兵”。[114]在专制独裁政体下，这类出于转移政治视线的动机，以民族或统一的名义，贸然将国家与人民拖入一场“不度事势”的战争，历史上确实并不少见。
趋炎附势者窥测到主政者的新意向。于是，边将不时奏报金朝多有变故的消息，逢迎者也游说治兵北伐之计，其中包括久遭禁废而仍图进用的个别官员。恢复的气氛在短时间内便炒热了。
丞相陈自强已是一条听话的老狗，在恢复大计上也如此：“侂胄曰：兵当用，自强亦曰：当用；侂胄曰：事可行，自强亦曰：可行。每对客言：自强受恩深，只得从顺。”[115]随着恢复之议的兴起，也有各种反对意见出现。自强在曲意附和同时，力援私党，占据言路，利用台谏左右舆论，以胁制反对意见。
与陈自强互为表里、力倡恢复的还有苏师旦、邓友龙、易祓、陈景俊等人。当时宋金边界上有些好事之徒经常往来两国之间，号称“跳河子”，邓友龙视为奇货，时向侂胄荐见。侂胄曾在淳熙末与庆元初两次使金，对金国情况略知一二，这些“跳河子”，便剽拾事状，陈说利害，有意渲染金国内外交困之状。侂胄虽有意开边，却顾虑人心舆论的向背。谏议大夫易祓建议，唆使朝臣上奏，夸大敌国之事，他自己首先上疏，大谈“敌国如外强中干之人，仅延残喘”，“夷狄有必败之势，中国有必胜之理”。对北伐非议者，侂胄决心剿灭异议，实施打击。于是，御史中丞邓友龙和谏议大夫易祓、林行可对力争者相继论劾，以至贬斥。和、战、守的舆论迅速向北伐主战一端倾斜。
在北伐之议的附和者中，李壁是引人注目的。他是著名史家李焘的次子，也颇有才学。入朝以后，侂胄事无巨细，必与他商议。他患得患失，便趋和奉承，很快迁至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的要位。对侂胄锐意用兵，他明知舆情并不认可，与士大夫谈及时也蹙额皱眉，表示要进谏反对。但当着侂胄的面，说的却是迎合其开边的话头。不久，侂胄让他做了参知政事。李壁内心反对轻率北伐，但为了名位权力，终于把国家的休戚当作了交换的筹码。
宁宗的态度并不明朗。有记载说：“开禧用兵，帝意弗善”，或许这是他在嘉泰末年的倾向；但他确也认为“恢复岂非美事”，[116]依旧模棱两可，一无主见。然而，用兵开边决不是宁宗首先动议的，则是肯定的。恢复之议日甚一日地升温，有人对侂胄说：“自古君倡而后臣和，从来没有以人臣专大征伐的。以人臣而专征伐，诸葛亮诚然为忠，桓温、刘裕则为篡，你算哪一类呢？”侂胄默然无语。他既不像诸葛亮那样是为了汉室王业，却也绝无篡夺之志，只是为了巩固既得的权位。他将战争视为一种可以不负责任、不计后果的轻率儿戏，至于战前审时度势的见识，战时运筹帷幄的才略，显然是并不具备的。
靖康之变后，徽、钦二帝成为阶下之囚，客死金国；大好河山落入金朝之手。从岳飞那“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仰天悲歌开始，直到不久前去世的陈亮那“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的慷慨吟咏，收复中原故土，重建一统江山，始终是南宋志士仁人难以纾解的民族情结。这种情结没有因时光的流逝而化解，这一时期陆游、辛弃疾的爱国诗词最能凸显这种民族情结的浓重与强烈。
这种民心，侂胄是知道而且试图利用的。在力主恢复的士大夫中，颇有才略可用之士，庆元党禁起，他们即使不名列伪党，也多摒落家居了。禁网弛解后，侂胄网罗四方知名之士入其麾下，其用意有二：一方面让这些知名之士作为他擅权的装饰屏风；另一方面，这些知名人士既是北伐所需的人才，又可作为恢复之举的号召，为其建立盖世功名所效力。
楼钥历任光、宁两朝的两制官，党禁起来后，他认为公道人心不在侂胄一边，宁可废罢也不趋炎附势，他并非道学家，却也上了党籍。侂胄对他不趋附，倒也知敬重。党禁弛解后，既迫于公论，又重其文名，侂胄准备召用他，让他的亲戚传言他的子弟，只要他通一封寒暄的短柬，就召他入朝。楼钥命子弟备纸笔，亲书一段《颜氏家训》中子弟累及父兄的故事，其子弟自此不敢再提与韩侂胄通函事。杨万里诗文声名更高于楼钥，侂胄打算请他为新落成的自家南园作记生色，并许诺他两省之职，万里决绝回话：“官可以放弃，记不可能作！”侂胄恼羞成怒，让他家居至死。
尽管时有碰壁，侂胄毕竟罗致了一批知名之士。他起用了吴猎，让他先后总领湖广江西京西财赋、主管荆湖北路安抚司公事，累迁京湖宣抚使，他在储运襄阳军饷，选拔孟宗政等名将，构筑防御工事上都有建树。薛叔似也出任京湖宣谕使，项安世则起知鄂州，叶适权兵部侍郎还更早些。
陆游、辛弃疾也都与侂胄有较多的往来，另一位辛派词人刘过则成为韩府的座上客。嘉泰二年（1202），陆游应召入朝任实录院同修撰，侂胄对他十分殷勤，宴席上命宠姬四夫人弹奏阮琴，起舞助兴，然后向这位大诗人求作《阅古泉记》。次年岁末，辛弃疾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不久召赴行在，也应邀出席过侂胄在南园的会饮。辛、陆被罗致，最令侂胄得意，他俩思念故土、渴求恢复的新作一经吟成便不胫而走，久被视为主战派的旗帜和歌手。侂胄的北伐之议因他俩的关系而声望陡增，但他们也因此遭到种种非议。
实际上，在侂胄所招致的知名之士中，对侂胄本人以及他倡议的伐金战争，态度并非完全一致。刘过对侂胄显然识人不透，估价过高，其《代寿韩平原》诗说：“要令邻敌尊裴度，必向东山起谢安。”把他比作平定河北藩镇叛乱的裴度和战胜前秦侵犯的谢安；甚至将他比作牧野之战前的姜尚，“维师尚父鹰扬，熊罴百万堂堂，看取黄金假钺，归来异姓真王。”[117]词人容易沉浸在想象的胜利中：“今日楼台鼎鼐，明日带砺山河，大家齐唱大风歌，不日四方来贺。”[118]作为一个布衣词人，出于对收复故土的渴望，未能对敌我双方做冷静、全面的分析，对侂胄本人及其北伐主张，都怀着热切的期待，虽不无谀词，还是可以理解的。
大诗人陆游对侂胄本人并不阿附，庆元末，侂胄向他求《南园记》，他不仅无谀言，还寓有规箴。[119]然而，一生以恢复自期的诗人对这次北伐自始至终是热情支持、慷慨讴歌的。他也为侂胄写寿诗，“身际风云手扶日，异姓真王功第一”，这种歌颂主要还是期待他能恢复统一“致太平”。陆游主张北伐抗金，收复故土，代表了人民的愿望；至于如何抗金，如何进行充分的准备，做出正确的估计，选择有利的时机，这些都是政治领袖和军事统帅的职责，是不能苛求久居山村的诗人做出准确无误的判断的。
叶适、辛弃疾在政治与军事上都有深刻的认识，对战前的准备、战机的选择、战争的后果，就绝不像陆游、刘过那样乐观。然而，他们向来是主战派，当时一般人误认为他们是无条件拥护北伐之举的。稼轩自南归后，一直期待着北伐反攻的那一天，所谓“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对正在从事的伐金准备，不论韩侂胄是否别有用心，稼轩在总体上是赞成支持的。他在军事上有真知卓识，为更确实地了解金国虚实，出任浙东安抚使后，他分别派人深入山东河北实地侦察，而后亲自把侦知的兵骑之数、屯戍之地与将帅之姓名汇总绘在“方尺之锦”上。嘉泰四年初，宁宗召见他，问以盐法后，向他征询目前应否出兵伐金的意见。弃疾回答道：“金国必乱必亡，愿付之元老大臣，务为仓猝可以应变之计。”
这次召见与上言，历来被认为是弃疾支持侂胄北伐的根据。侂胄也确实做了为己所用的理解，认为稼轩在“陈用兵之利”，“元老大臣”无疑就指自己，十分欣喜，便决意开边。但是，弃疾所说的“金国必乱必亡”，并不就是说灭亡在即，他在开禧之际曾说过用兵“更须二十年”[120]，显然认为战前准备相差尚远。而他所说的把应变之计托付给元老大臣，弦外之音即告诫皇帝不应把这一重任交给由侂胄汲引的那些轻脱寡谋之徒；也许稼轩当仁不让地把自己包括在“元老”之列，期望能在备战应变中负起重任。[121]但宁宗不可能真正理会稼轩上言的真义。
稼轩被久废起用后，陆游曾以诗慰勉道：“深仇积愤在逆胡，不用追思灞陵夜”，反用了汉代名将李广复出后追杀当初羞辱他的灞亭尉的典故，劝告他不必纠缠被韩党倾陷排挤的旧恩怨，而应以全民族的深仇积耻为重，为北伐抗金建功立业。辛、陆正是在北伐抗金这点上才与侂胄接近的，双方的出发点与目的并不相同，却在这点上交汇了。因此，赞扬辛、陆的爱国主义，并不等于肯定开禧北伐及其发动者；指出侂胄在开禧北伐上的轻举妄动，也不必把辛、陆等对北伐抗金的支持视为“污点”。
也许，侂胄认为，既然已争取到辛、陆等主战派代表人物的支持，赢得了社会舆论，就没必要让辛弃疾分享自己唾手可得的大功业了。不久便解除了他浙东安抚使之任，命他改知镇江府；开禧元年（1205），在北伐烽烟即将点燃的前夕，又让言官借故将他劾罢。
据几年以后真德秀的回顾：“北伐之举，宗社安危所系也。雷同相从，如出一口，而争之者不数人。”开禧北伐前夕舆论的一面倒，侂胄长期专政，钳制舆论的因素固然不可忽视，但自隆兴北伐失利以来，南宋臣民的民族复仇情绪也在其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有一个事件很能说明这种复仇情绪在朝野的强烈程度。庆元六年夏天，南宋贺金生辰使赵善义在归途中因争下车地点，与金国伴使相持不下，忿忿然脱口而出：“你们正被蒙古侵扰，还有什么闲工夫与我国计较，莫待要我朝举兵夹攻吗？”尽管善义后因失言生事而免官，发泄的却是南宋朝野久被压抑的复仇情绪。侂胄正是利用、挟持了这种民族情绪与社会舆论，把伐金的气氛很快渲染得十分浓烈。诚如《两朝纲目备要》所说：“复仇，天下之大义也。张忠献（张浚）抵死切齿而不得伸，阜陵（孝宗）二十八年长太息而不得遂者，一旦举而行之，谁曰不可？”嘉泰后期，韩侂胄及其追随者，辛、陆等爱国志士和朝野臣民都不约而同地把视线集中到西北神州、中原故土上来了。
宁宗也受到了这种同仇敌忾的影响。嘉泰四年岁暮，他下诏明年改元为开禧，取太祖开宝与真宗天禧年号各一字缀合而成。开宝年间，平南汉，取南唐，基本奠定了统一的版图；天禧年间则是澶渊之盟以后真宗统治的太平时世。宁宗似乎也认为“恢复岂非美事”，转而赞成北伐之举了。
2. “燕可伐欤”？
开禧北伐前夜，刘过在词里唱道：
堂堂谋臣尊俎，边头将士干戈。
天时地利与人和，燕可伐欤？曰可！
化用了孟子劝齐伐燕的故事，认为南宋在天时、地利、人和上都具备了北伐的条件。诗人的讴歌，毕竟不是发动战争的依据，决策者必须从宋金双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着手，做出综合缜密的冷静分析。这时，刘过还有一首词说：“新来塞北，传到真消息：赤地居民无一粒，更五单于争立。”[122]给人的印象是金国统治者内部危机四伏，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只消稍施一击，即刻土崩瓦解。事实是否如此呢？
宋宁宗嘉泰、开禧时期（1201-1204，1205-1207）正值金章宗泰和年间（1201-1208）。金章宗是与宋光宗同年即位的，其政绩却是光宗无法比肩的。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他把祖父金世宗大定之治的成果以法制形式固定了下来。章宗是金朝废除奴隶制使之转变为封建制的最终完成者。他将二税户及隶属僧道、宫监的奴婢悉放为良人，制定了禁止奴诱良人法，限制了猛安谋克的特权，加速其汉化的进程。在制度上，他使金熙宗以来汉官制更为健全，还实行了尊孔仪式，制定了礼乐制度，完善了取士科目，确立了以《泰和律》为代表的法制体系。
章宗朝，人口与税收都达到了金代的峰值。天下富庶，粮储充裕，明昌年间（1190-1195），甚至担忧廪粟积久霉变，下令诸路及时晾晒。其时，金国始建常平仓超过500处，仅此一项储粮数即可供金国官兵食用四五年之久。在金朝列帝中，章宗是汉化最彻底的君主，他有志于治，多次咨询群臣汉宣帝综核名实之制与唐代考课之法，期望金朝能超过辽、宋而比肩汉、唐。据《金史·章宗纪》评价，在他统治期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内小康”，“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这就是开禧北伐前夕金国的政治经济基本形势。
金朝统治在章宗时代臻于极盛，但危机也渐露端倪。封建化完成后，土地和流民问题也开始严重困扰金朝的社会经济。各地常平仓的巨额储粮多为抑配和籴所致，国家储粮递增，但控制的货币量也随之锐减。由于货币总流通量的减少，米价居高不下，一有天灾人祸，农民就缺乏财力购入，所谓“赤地居民无一粒”，或即由此造成的。尽管如此，金朝支持战争的粮饷并不因贫民饥困而成为问题。
章宗在位，宠幸李元妃，外戚近幸干政，也导致了朝纲不正，军民怨嗟。章宗以皇太孙即位为帝，引起其叔父辈的不满和反对。明昌四年，郑王永蹈谋反被杀，两年后镐王永中又以“语涉不逊”赐死，这就是传闻的所谓“更五单于争立”。郑王、镐王之变对章宗统治有所影响，但承安元年（1196）以后，金朝统治基本上还是稳固的。
蒙古诸部日渐强大，对金国北界时有侵扰，其中尤以阻䪁部和广吉剌部为最。章宗采取了攻防并举的战略，一方面派遣夹谷清臣、完颜襄和完颜宗浩先后多次北伐，重创来敌；一方面在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至泰州（今黑龙江安东北）一线开筑壕堑，作为防御工事。阻䪁南侵打破了金朝北疆的宁静，但这时蒙古诸部尚未统一成为强悍善战、无坚不摧的游牧军事帝国，这一任务直到开禧北伐爆发那年才由铁木真最终完成。而蒙古对金朝构成真正威胁应在嘉定四年（1211）以后，嘉泰、开禧之际蒙古诸部的骚扰，对金朝不过是疥癣之疾。至于在军队战斗力上，封建化完成后，猛安谋克的作战能力确实有所下降，但金朝仍注意保持其尚武旧俗。泰和元年（1201），金朝专置按察司，任务即教习武艺，以确保其勇武风俗不致改易。兼之，金军尚有仆散揆、完颜匡、完颜宗浩等将帅之才，其战斗力仍比将恬兵嬉的南宋军队明显高出一头。
自隆兴和议后，金对南宋的基本国策是保边求和，金章宗也恪守这一原则。他一方面加强榷场管理和防御，增加边界戍兵；一方面在金宋交往中以大局为重，力求维护和平局面。绍熙过宫风波和禅让内幕不可能不传到金朝，据吕祖俭说：“自绍熙变故，（金人）有轻我之心：彼之来者，陈币在馆，辞语不恭；我之去者，摧辱逼胁，不顾常礼。”这种现象主要是金国出使者和接伴者闻知宋朝内情后，站在敌国立场上，以幸灾乐祸的个人情绪影响到两国的正常关系。不久，章宗即注意到问题的严重性。承安三年（1198），下诏强调：“凡馆接伴并奉使者，毋以语言相胜，务存大体，奉使者亦必得其人乃可。”泰和二年（1202），章宗对出使南宋的张行简说：“听说此前奉使者过淮河，每到中流即以分界的原故，在乘坐哪国渡船上争执，这不合礼仪。你应该戒饬舟子，并对宋使说：两国和好长久，不宜因争细故而伤大体。”足见金朝仍希望维持两国和平相处局面。
实际上，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南侵惨败，两年后张浚主持隆兴北伐的失利，其间尽管有偶然性因素在起作用，但更深刻表明了绍兴和议以后形成的宋金对峙，从根本上说是地缘政治的产物，揭示两种带竞争性的体制在地域上达到并保持着力量的平衡。如果双方综合国力没有明显的消长，或者外来因素的强力干预，这种平衡态势决不是那么容易打破的。因此，关键就在于跃跃欲试企望打破这种平衡态势的南宋，是否在综合国力上对金国已经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首先来分析一下南宋军队的装备和设施。在兵器制作上，据时人指出：金朝军器上，都有监造官的姓名，遇有损害，影响使用，原监造官就依法惩处，断不轻恕，故而金国兵械其精良一如法规；相形之下，南宋军械的制造部门则“一切不问，则欲速成，可以逃责”，导致武器设备苟且灭裂，充数量而不中用。[123]骑兵在整个中世纪始终是各国军队的决定性兵种，而南宋骑兵缺马情况较之北宋更为严重。据嘉泰三年（1203）江州都统制司申报，兵力配备中马军应该有披带马匹1680匹，如今却不及千匹，缺额几近一半。这一数据暴露的问题带有普遍性，南宋压根儿没有强大的骑兵可与女真骑兵抗衡。
通信与传令系统不啻军队的神经。对此，宁宗即位不久，彭龟年论其迟滞时指出：连登极赦书从临安到盱眙军（今江苏盱眙）都迟了两日十一时，金字牌竟晚到三日一时。赦书、金字牌是最紧急文书，尚且迟误如此，其他军事通信传令设施的壅滞更可想而知。龟年警告：“边烽无警，偶不废事。但偷玩成习，万一不测，致失备御，其贻祸岂细！”但直至开禧北伐前夕，南宋军队的传令通讯系统仍是这一状态。
对这一时期南宋军队的素质，有人有过总体描述：
今之所谓将者，或拔于行伍而骤用，或取其家世而因任，或以积日累月次第而迁，或以片言一长偶合而得，未闻有尺寸之效，积素之威，可以服人心而协众论。甚者懵不知军政，漫不治军旅，唯知刻剥军人，聚敛财贿，内以供庖传之费，外以充苞苴之资，凡可以便私计者，无不为也。
兵士是构成军队的基础，情况同样不容乐观：
尺籍伍符，虚实相半。老弱居其一，工匠居其一，俳优居其一，舆隶胥吏居其一。诡名冒籍，无所不有。则是朝廷养兵万人，所可用者数千人而止耳。至于军籍刓缺，往往掠市人而刺之，非其本心，唯去是计。其间不逞无赖之徒，利于所得，朝应募而夕逃遁。为主将者，无以谁何，姑任其去来而已。[124]
当时的将帅不知孙武、吴起为谁人，孙吴兵法为何书的，竟然十有八九；却知道如何私役军卒，贩运回易，克扣士兵，聚敛横财。开禧用兵在即，军士们冒寒出战，仍是“衣不蔽体，日食尚阙”。
军队内部矛盾十分尖锐。士兵们不仅被将帅武臣，甚至文臣官吏役使占有，往往一个官衙就占用厢军与禁军四百余人，役使科抑，几同奴隶，故而一有机会就发泄怨愤与不满。甚至大会操时，列队士兵应当声喏却沉默不语，以示抗议。参战双方在综合国力相颉颃时，军队素质的高低优劣，对胜负归属往往起决定性作用。南宋以这样的将帅统率着如此的士兵贸然北伐，其结局是不难预卜的。
而与金相比，在综合国力上，南宋其时也绝无优势可言。正如周南在北伐失败后分析的那样：
自中原失守，我以偏方一隅，当虏之众大，卒乘不如其多，土地不如其广，财力不如其盛，六七十年矣。中间养兵息民几三十年，未有振起之形。[125]
由此可见，即使不论动机，开禧北伐也是轻率之举。
自绍兴和议以来，在战、守、和三策中，对金国究竟应取何种国策，始终是南宋君臣争论不休的中心议题。且不论高、孝两朝，即使在宋金关系相对稳定的绍熙年间，也时有臣僚的议论打破军事上的宁静。到嘉泰、开禧之际，北伐的硝烟已隐然能嗅到时，对该不该把国家拖进没有胜算的战争泥沼，又引发了一场争论。支持者中既有韩侂胄及其追随者那样的投机分子，又有陆游、刘过这样的爱国志士；反对者中，各人出发点也不一致，既有史弥远、钱象祖这样的求和派，也有辛弃疾、叶适这样的抗战派。
嘉泰四年夏天，辛弃疾知道宁宗和侂胄不是没有理解，就是有意歪曲他在年初上言的本意，便在不少场合阐述己见。他对程洺说：“中国之兵不战自溃，自李显忠符离之役始。但其后军队依旧父子更代，这种军队只能列陈江上，装点门面。至于渡淮迎战，左右应援，非沿边土丁断不可用。沿边之人，幼则走马臂弓，长则骑河往来，从来没把金人放在眼里。招募分屯后，只要新其将帅，严其教阅，使他们势合而气震，就能不战而使敌人慑服。”但是过宫风波和庆元党禁，使十年岁月空然流逝，而可战之备从未着手，取胜之资全无积累。稼轩指着尺锦绘成的敌情图，感慨不尽道：“敌国的兵马仍然如此，岂可轻率对待！”故而他不止一次说过：“用兵更须二十年。”开禧北伐前一年，他以一首《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对即将到来的北伐表达了深切的隐忧：“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以刘宋元嘉北伐草率出师、仓皇败北的历史教训，反对朝廷贸然开战。
叶适平日时有“大仇未复”之语，也是力主抗金的。北伐前不久，他郑重地连上三札：
臣闻陛下思报积耻，规恢祖业，此至大至重事也。诚宜深谋，诚宜熟虑，宜百前而不摄，不宜一却而不收。故必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今或谓虏已衰弱，虏有天变，虏有外患，说轻勇试进之计，用粗武直上之策，姑开先衅，不惧后艰，此至险至危事也。臣愿陛下先定其论，论定而后修实政，行实德，变弱为强，诚无难者。
接着，他陈述了修实政、行实德的具体建议。叶适的态度很明确：金宋强弱之势未改，实政实德之事未修，故而主张务实备战，反对仓卒伐金。[126]
辛弃疾和叶适，一位深谙兵韬武略，一位颇知经世致用，平生又皆力主抗金，对开禧北伐的见解都是深中肯棨的。实际上，只要对国势边事稍加留意，谁都能仅凭常识即可判断是否应该轻率用兵，仓促北伐。嘉泰、开禧之际的南宋王朝，正如时人形容的那样，譬如一条船，中兴将近八十年，外观看去，船体似乎还坚致，但岁月既久，弊漏渐多，苟延残喘，尚且忧惧其倾覆，如今竟然侥幸去做前人所难之事，后果也就不难预卜了。[127]
当韩侂胄准备驾着这条破损的旧船疾驶向战争狂澜时，朝堂上反对的并非只有叶适一人。知庐州宇文绍节也直言不讳地致书侂胄：“你有复仇之志，而无复仇之略；有开边之害，而无开边之利。不量国力，浪为进取！”开禧元年，学士院召试馆职，武学博士魏了翁上策论说：“反观自身，则懔懔然未有可以胜人之实。而欲举二百年祖宗之天下，轻率地试于一掷之间，则举足之间，关系宗庙社稷的安危存亡！”御史徐柟论劾他对策狂妄，自党禁开放后，侂胄不愿多开罪于知名之士，放过了魏了翁。
3.走向战争
韩侂胄萌生开边的念头，是在嘉泰三年（1203）岁杪。这年，北方连年旱灾，饥民流亡，“盗贼”蜂起，数以十万计的流民潮涌动在唐、邓、颍、蔡、寿、亳州一带，部分流民向南宋守臣提出渡淮归宋的请求。金朝唯恐南宋乘隙寻事，在沿边聚粮增戍，还关闭了襄阳榷场。边报传来，韩侂胄以为金国乱亡在即，着手准备工作。
次年六月，侂胄派外甥张嗣古以贺生辰使赴金，命他探敌虚实。嗣古使归，上朝复命还未回家，就受邀至韩府咨询敌情。他据实陈报：“以我之见，金未可伐。太师勿轻信人言。”大拂其意。为制造开战的借口，侂胄秘密指使边将挑起事端。于是，边将就让亡命之徒越过边界，制造事端。嘉泰四年十一月，宋兵抄掠金国宝鸡、郿县（今陕西眉县）。自此，在宋金边界的东、中、西段，这类试探性挑衅此起彼伏。
这年岁暮，邓友龙以贺正旦使赴金。入金以后，夜半有人偷偷求见，极言金国外为蒙古所扰，内为饥馑所困，王师如来，势若摧枯拉朽。次年初，邓友龙使归，报告的情况都投韩侂胄所好，同时上倡兵之书，北伐之议由此敲定。
开禧元年（1205），宋军挑起的边界争端，次数日渐频繁，事态日渐扩大，他们攻镇夺县，不仅杀死金国县令、县尉、巡检等，烧毁官舍，还夺取民马，抄掠民财。皇甫斌募兵骚扰淮北，公然下令人自为战，劫掠归己。
金朝的态度是克制的，这年春天，金人俘获了南宋间谍，得到了宋朝准备北侵的情报，金国枢密院立即移文南宋：“依誓约撤新兵，毋纵入境。”宋廷回答：增戍为防北朝流民入境。金廷认为这显然搪塞，而且挑衅未有消停迹象，便新设河南宣抚司，以平章政事仆散揆为宣抚使，在诸道征兵刷马预为战备，西线临洮、德顺（今甘肃静宁）、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巩州（治今甘肃陇西）等地各置4000名弓手。
仆散揆以金河南宣抚司名义移文宋三省、枢密院，责问用兵原因，宋方推诿是盗贼生事，边臣不谨，已经降黜，更予戒谕。夏天，金章宗召集大臣，咨询对宋方针，多数人主张“设备养恶”，即做好战争准备，让南宋把事情做绝。章宗因南北和好四十余年，人民久不知兵事，况且北有边患，内遭饥荒，并不打算进行这场战争。
宋朝派出贺生辰使李壁使金，行至镇江，听说忠义人朱裕受镇江都统制司派遣，联合金国涟水县弓手李全攻袭涟水（今属江苏），便上书请斩朱裕，儆惩来者。渡淮入金后，金国接伴使和馆伴使都表示出维护南北和平的意向，李壁的回答也颇诚恳：“本朝家法，一本仁厚，岂肯轻率用兵，北朝勿听间谍之言。自今各崇信义，则浮论自息；疑心一生，非两国之利。”金朝的疑虑打消了。但使归复命时，他见侂胄锐意用兵，却覆手为雨道：“敌中赤地千里，斗米万钱，与鞑为仇，且有内变。”
初秋，宋殿前副都指挥使郭倪与濠州守将田俊迈买通了金国虹县人苏贵为间谍，对仆散揆说：“宋人增戍，本为防盗，如今听说建立了河南宣抚司，反不敢撤戍了。增戍之兵原是白丁，自备糇粮，穷蹙饥疫而死，十有二三。”仆散揆向金廷建议撤销宣抚司。金章宗联想到李壁来使时曾说：“增戍之事，本朝岂有他心，贵国自为过虑。今只须同时彼此俱罢，庶几两无疑阻。”便同意撤司，西线临洮等地新置的弓箭手也都罢去。
开禧元年岁暮，金使赵之杰来贺正旦。两国关系已剑拔弩张，之杰入见时举止有点倨慢，手执国书欲进不止，并不直接送上，似有要宁宗起身来接的架势。门夺过他手中国书，呈给宁宗，金使顿觉受辱，内心忿忿然。一会儿，赞礼官悠长地喊道：“躬身立。”金章宗父亲名允恭，“躬”“恭”同音，按外交礼仪，对方所有帝讳乃至同音字都应避免使用。准此而论，宋朝赞礼官似非礼仪上的疏忽，而是受命指使下的蓄意寻衅，意在激怒金方。金使直立不动，表示抗议。侂胄奏请宁宗起驾还内，未几传旨命金使正旦日朝见。
这种使节相见不合礼仪的事情，庆元嘉泰间也曾有过。那时，金使失礼在先，宁宗起身入禁中，宰执谢深甫命金使在殿角等候，请宁宗再御殿，由赞引官重引金使进国书，“迄如旧仪”[128]。但当时两国关系正常，故而妥善处理了。这次却不同，著作郎朱质看出了侂胄的用意，立即上书请斩金使。侂胄没有这么做，但免去了金使游览三天的日程安排。
与金使赴宋同时，陈自强推荐陈景俊为贺金正旦使北行侦知金国虚实。朝贺时，金章宗面谕宋使“不宜败好”，后又派御史中丞孟铸赴宋使馆邸转告：“朕方以天下为虑，不计小嫌，故罢宣抚司。近来群臣屡言贵国渝盟。朕念和好岁久，委曲涵容。倘若盗贼仍不消停，臣下将续有抗议，朕虽兼爱生灵，事端岂能不止？卿等归国，应以朕意禀告汝主。”话说得有礼有节，委婉而有分量。金朝意向明确：要求对方边臣不生事，“盗贼”不作乱，以确保边境安宁。景俊回国复命，自强为迎合侂胄，警告他勿将金廷之言如实奏闻。侂胄北伐决心更坚决了。
直到开禧二年春，金朝仍希望尽力避免这场迫在眉睫的战争。不过，获悉对手秣马厉兵，金朝也被迫做出反应，修道路，阅舟师，点集兵夫，添置寨栅，以便有备无患。
在制造边境摩擦和加紧外交试探同时，南宋在军政上也开始了战前准备。在装备上，嘉泰三年夏，殿前司拨到封桩库钱10万，奉命打造战舰。初秋，置四川提举茶马二人，一人分治马事，不久命四川提举茶马司通治茶马事，试图从大理国求购战马。开禧元年秋天，再置和州（治今甘肃西和西南）马监，和州毗邻吐蕃诸部，在此设立马监，显然希望开辟战马的新来源。尽管如此，战马奇缺局面未能改观，于是下令献马者补官，京西沿边七州之民结伙越境，劫夺金地民户的马匹。
在兵员上，嘉泰三年秋季，增置襄阳骑军。这年冬天，两淮诸州趁农闲时节教阅民兵弓弩手。次年春季，吴曦练兵西蜀。春夏之际，命内外诸军研讨纯队法[129]。夏季，以军官子弟赴诸军帐前效力。初冬，令诸州置招军簿。开禧元年春季，新置澉浦（今浙江海盐南）水军，直属殿前司；淮西安抚司招募强勇军。初夏，内外诸军分别接到随时准备开拔的密令，诸路安抚司奉命教阅禁军。夏季，相继命兴元都统司增募战卒，湖北安抚司也增招神劲军。冬季，殿前司神武军5000人开赴扬州屯戍。岁暮，马军司增刺弩手。这些临阵磨枪式的战前准备，不能说一无效果，但在因循苟且、贪污刻剥的政风、吏风、军风下，其成效大可怀疑。
战争所需要的财赋粮饷，是必须解决的大问题。嘉泰四年初，因金国在边境增戍积粮，宋廷也命各制置司盘点边关仓储，积粮计800万斛，可食的则无多，便颁度牒15000道给总领所，依原储额收籴补齐。这年夏季，颁诏诸路核点诸州桩积钱米，监司核实后上报尚书省；沿江及四川军帅也简核军粮数，上报枢密院。同年冬，下诏总核内外财赋，侂胄以右相陈自强兼国用使，参知政事费士寅、张岩同知国用事。
宋代国用司是非常设性总管财赋的机构，乾道二年（1166）初置，当时隆兴北伐虽失利，但宋孝宗仍锐意恢复，故有此创设。后来或许认识到近期绝无再与金决战的可能性，三年后将其撤销。宁宗、侂胄再设国用司，显然考虑到“财赋各归户部而事权散紊”，意在以国用司调动全国财赋以支持北伐。开禧元年春，宁宗命国用司制定考核财赋法，这年夏天，韩侂胄亲自兼任国用使。次年初，国用司改名国用参计所，命诸路州县呈报岁账而索取其积余，四川诸州都不据实报，如实申报的江浙诸州则颇遭掊取之害。这年春天，北伐出师在即，从封桩库划出黄金万两，准备赏赐立功将士。然而，南宋在战争物资供应上显然捉襟见肘，春夏之际竟颁纳粟补官令，企图以鬻官来弥补粮饷的短缺。
在人事上，侂胄也做了些安排和调整。嘉泰二年，宁宗下诏命宰执各推荐可守边郡的人才二三人，同时命诸路安抚使、总领、监司荐举可任将帅的名单。次年，又颁诏诸军主帅，各推举有将才的部下三人，不如所举者处以连坐。开禧元年，在朝侍从、台谏、两省官与在外待制以上官员，又奉诏各举将帅、边守一二人。频繁的举荐诏令所暴露的则是军事人才的严重缺乏。
嘉泰四年岁初，金国饥馑连年、流民四起的边报传来后，侂胄立即做出反应，任命亲信参知政事张岩为淮东安抚使，同知枢密院事程松出帅淮西。他还打算让知枢密院事许及之出守江防重镇建康府（今江苏南京），许及之畏惧推托，侂胄一怒罢了他执政之位。原先追随侂胄的执政中，张孝伯、费士寅也感到北伐有点轻举妄动，却不敢明谏，侂胄察知后也将他俩相继罢免。
开禧元年六月下旬，宁宗诏拜韩侂胄为平章军国事。早在嘉泰元年夏，监惠民局夏允中就上书皇帝，让侂胄平章军国重事。侂胄虽垂涎这一宋代最高权位，还畏惧众议，假惺惺地辞谢说“闻之骇汗如雨”，指斥建议者“肆为狂妄之说”，请允许他致仕。宁宗不许，批其疏后道：“朕方得所倚赖，岂容远嫌？”允中拍马不在当口上，反因上书放罢，押出都门。但随着北伐的迫近，侂胄日渐感到必须集大权于一身，既便于调度指挥，也可以提高声望，以为号召。这次是右相陈自强、侍御史邓友龙及时献媚，向宁宗援引故事，重提旧议，才有此诏命。
宋代授平章军国事，寓有优待元勋重德之意，与一般宰相不可同日而语。在此以前，只有四位大臣获此殊荣。一为真宗朝王旦，一为仁宗朝吕夷简，两人不到半年都力辞而罢，还有两位即元祐重臣文彦博与吕公著，宠幸如蔡京、专擅如秦桧都与此无缘。韩侂胄拜平章军国事，比吕公著同平章军国事少了“同”字，其体更尊；比文彦博平章军国重事少了“重”字，其权尤广，即所谓“政事无所不关”，仅省免其常程细务而已。太常寺议定典礼：序班丞相之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开禧北伐起，改为一日一朝）。礼官又建议，其节度使俸禄照旧支给。对这一决定，侂胄推辞了一下，终以下诏褒纳而不再拒绝。至此，侂胄既享有建节、封王等最高荣衔，又拥有了宋代相臣罕有的大权，俨然处于权位的峰巅上，可以为所欲为了。这一任命后，三省印都纳送韩府，宰相不复有印，仅同参知政事。
侂胄还命枢密院设置机速房，以亲信朝士主管其事，兵事密谋，都让他们论定再报他。知名之士周南正主管吏部架阁文字，侂胄欲罗致他，周南拒绝拉拢，对人说：“我正以为首开兵端是发狂必死之药，怎能参预其间呢！”开禧元年秋季，殿前副都指挥使郭倪出任镇江都统制兼知扬州，侂胄以两淮为北伐主战场的意图已十分明显。
北伐的舆论宣传也逐步升温。嘉泰四年春夏之际，朝廷在镇江府为绍兴抗金名将韩世忠建庙。世忠指挥的黄天荡战役就是在镇江江面上拉开战幕的，而后直将完颜宗弼的大军逼进黄天荡（今江苏南京东北），给不可一世的金军以沉重打击。如今，选择在北伐前夕在这里为他立庙，显然是意味深长的。
时隔一月，宁宗下诏追封岳飞为鄂王。民族英雄岳飞的姓名本身，在南宋爱国军民心中就是恢复故土、洗雪国耻的一面旗帜。侂胄打算兴师伐金，自然有必要打这面大旗，既激励将士，又振奋民心，更抬高自己。追封制词说：“人主无私，予夺一归万世之公；天下有公，是非岂待百年而定。”追封岳飞，尽管侂胄心存私意，但确是大振民心、大得人心之举，起到了号召军民的积极作用，为即将到来的北伐赢得了舆论上的广泛支持。
侂胄利用一切机会在舆论上鼓吹北伐。开禧元年，礼部试进士，第一名毛自知就因在策论中主张“宜乘机以定中原”，大得侂胄欢心而点为状元的。这年秋天，宋廷又追赠宇文虚中为少保。虚中在建炎初置生死于度外，应诏出使，为金强留。金熙宗皇统六年（1146），金上京汉人俘虏起兵南归，欲推他为首，事泄以谋反罪处斩。开禧北伐前夕，追赠他为少保，也隐然有表彰民族节概的用意在。同时，南渡四大将之一的刘光世也追封为鄜王，光世并无抗金殊勋可言，侂胄追封他仍为“风厉诸将”。
开禧二年初夏，权礼部侍郎李壁上奏说：“自秦桧首倡和议，使父兄百世之仇，不复系于臣子的虑念。宜亟贬夺爵位，改定恶谥，示天下以仇耻必复之志。”秦桧死后，高宗赠封申王，追谥忠献。人民对他的痛恨，与对岳飞的爱戴同样深切。于是，礼部从秦桧后裔处拘取了封王赠谥的告词，追夺王爵，降为衡国公；定谥“缪狠”。谁知侂胄对同伙说：“且休，且休！”也许“狠”字触到了他的痛处，最后改谥“谬丑”。侂胄此举无非继追封岳飞后，再次在北伐舆论上制造轰动效应，这种效应也确实达到了。降封制词中“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立即成为传诵一时的名句。但时论以为：李壁所论不为不公，惜乎只斥其主和，而不论其无君，只是迎合侂胄用兵之私而已。
正当各种战争准备紧锣密鼓进行时，开禧元年四月二十七日，武学生华岳叩阍上书，给红红火火的北伐宣传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上书首先勾画了一幅战前的景况：
旬月以来，都城士民彷徨相顾，若将丧其室家；诸军妻子隐哭含悲，若将驱之水火。我见到侍卫之兵日夜潜发，枢机之递星火交递，戎作之役倍于平时，邮传之程胜于往昔，这才知道陛下准备北征。
接着，华岳揭露了韩侂胄及其党羽专擅弄权、结党营私的种种倒行逆施，认为：这些也像外患一样，已侵入国家的腹心、股肱、爪牙、耳目和咽喉等要害部位，并驱使士卒仇其将佐，百姓叛其守令，自树国中亿万仇敌。今不务去我腹心、股肱、爪牙、耳目、咽喉之患与那亿万仇敌，却打算空一国之师，竭一国之财，与远夷外戎较量于血刃相作涂之地，岂非不恤自身而误用其心吗？
他进而分析道：万一国家首开战端，则将帅内离，士卒外叛，涂炭万民，血刃千里，这是天数不利于先举；将帅庸愚，军民怨恨，马政不讲，骑士不熟，豪杰不出，英雄不收，馈粮不丰，形势不固，山砦不修，堡垒不设，虽带甲百万，运饷千里，而师出无功，不战自败，这是人事不利于先举。
他请皇帝斩韩侂胄、苏师旦，“先去国中外患仇敌，然后公道开明，正人登用，侵疆自还，中原自复。不然，乱臣贼子吟九锡隆恩之诗，有异姓真王之心，涂炭生灵，坠毁王业。那时，陛下虽欲不与之偕亡，但祸迫于身，权出于人，俯首待终，噬脐莫及！”华岳最后表示，为了验证取信，愿身系囹圄，如侂胄奏凯班师，甘愿枭首示众，为欺君罔上者戒；如结局与所奏相符，就放归田里，永为不齿之民。
宁宗阅过上书，未为所动，依旧交由侂胄处理。几乎同时，侂胄收到了华岳的一首诗，题为《上韩平原》：
君家勋业在盘盂，莫把头颅问钃镂。
汉地不埋王莽骨，唐天难庇禄山躯。
不随召奭始求老，便学孔明终托孤。
十庙英灵俨如在，谩于宗社作穿窬！[130]
大意说：你家曾祖韩琦倒是功垂千秋的，你可不要把头颅去试斧钺，王莽、安禄山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你即便做不到召公奭那样一开始就追求治政与长寿，也该学学诸葛亮受托孤之重，忠心辅弼嗣君。大宋十庙祖宗的英灵决不会放过你这窃国之贼的！故而，宁宗让他处理这事时，侂胄怒不可遏地命大理寺立狱。华岳被削去学籍，押送建宁（今福建建瓯）土牢监禁。
华岳上书系狱后，已少有人再敢于公开批评北伐了。开禧二年春夏之交，连原先追随者钱象祖也认为即将到来的北伐是冒险之举，表现出观望态度，侂胄认为他“怀奸避事”，连夺两官，信州居住。三天以后，知处州徐邦宪入朝，上疏宁宗，请立太子。他说：“与其找名目来停战，还不如借建储大赦的机会，行弭兵之事，洗弄兵之咎，省戍边之师，发仓粟以赈饿殍，应农时而复民业。建储弭兵正可相为表里。”他以相似内容上书侂胄，试图为他找台阶下。但在侂胄看来，战车好不容易发动，怎能让息兵停战的话头使其熄火呢？便指使侍御史徐柟奏劾，将徐邦宪降秩罢祠了。
这时，距开禧北伐的爆发只有个把月了。宁宗对北伐虽有闻知，却不甚了了。侂胄败死后，指控他的罪名之一是，举事北伐，却“上不取裁于君父，下不询谋于缙绅”[131]。关于不询谋于缙绅，是用兵之议遭致朝野的异议反对后，决策和准备工作便“其议愈密，外廷罔测”，故而“出师已有定期，在廷缙绅皆未之闻”。事涉军机，外廷不知，尚有理由可说。至于不奏禀皇帝，则是侂胄专擅已惯，宁宗总是言听计从的，故也认为不必一一取裁了。侂胄虽无不臣之心，却有嫚君之举。自平章军国事后，他把机速房设在私第，假作御笔，升黜将帅，已是司空见惯，甚至密谕诸将出师之日，也假借御笔颁下。至于御前金牌，祖制规定专隶内侍省，他却多自韩府发遣，调发人马，军期急报，都不奏禀宁宗。开禧北伐，本就是权臣专擅下裹挟私意的轻率决策。宁宗无能，侂胄专擅，礼乐征伐不自天子出，也是必然的。侂胄固然应该追究，宁宗本人就没有责任吗？
二 开禧北伐
1.从三路出击到全线溃败
北伐的战幕是开禧二年（1206）四月下旬（6月上旬）拉开的，战争在东、中、西三个战场展开。御史中丞邓友龙任两淮宣抚使，郭倪以副殿帅兼山东、京东路招抚使，这是东路统帅。由东路渡淮北上离中原最近，且主要地形是平原，利于长驱直入，故而南宋方面选择两淮，尤其淮东为北伐主战场，旋即调发三衙禁兵增援淮东。兵部尚书薛叔似为湖北、京西宣抚使，鄂州都统赵淳兼京西北路招抚使，皇甫斌兼京西北路招抚副使，这是中路的统帅。西路则以程松为四川宣抚使，吴曦为四川宣抚副使兼陕西河东路招抚副使。
宋军首先在东线发动进攻。四月五日，东线左翼宋军进围寿州，金亳州守将率步骑驰援，宋军被迫撤围。这一仗也许只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前奏，而且失利了，宋方未予记录[132]。四月二十五日，镇江都统制陈孝庆与勇将毕再遇奉郭倪之命，自盱眙（今属江苏）出师，进攻淮水对岸的泗州（今江苏临淮东南）。毕再遇原籍兖州，淳熙间就以骁勇闻名。接到命令后，他要求亲选新募的敢死军为前锋，郭倪拨给他87人，命他克日进兵。
泗州原为宋金榷场所在，这时金军早关闭了榷场，加固了城门，严阵以待。再遇对陈孝庆说：“敌人已知我军出兵的日子，兵以奇胜，应出其不意。”便提前一天渡淮，兵临城下。泗州有东西两城，再遇将舟楫、旗戈陈列西城下，造成欲攻的假象，亲麾精兵直扑东城南角。他身先士卒，率先登城，杀敌数百，金军大溃，打开北门逃遁。西城仍坚壁不下，再遇披发戴兜鍪铁鬼面，挥动上书“毕将军”大字的将旗，高喊：“大宋毕将军在此，你们是中原遗民，可快快投降！”不一会儿，金守城官缒城请降，泗州两城克复。
泗州之战是开禧北伐的开始。郭倪入城劳军，授再遇御宝刺史牙牌，再遇说：“大宋在河南有81州，现在下泗州两城就得一刺史，而后何以为赏。何况招抚使带得朝廷几块牙牌来？”固辞不受。
在东路右翼战场初战告捷同日，中路宋军由江州统制许进克复了新息（今河南息县），不久又攻下内乡（今河南西峡）。由金归宋的光州忠义人孙成也在四月二十六日收复了褒信县（今河南新蔡南）。五月六日，中路统帅命江州都统制王大节率部攻蔡州（今河南汝南），蔡州是中路北进中原的重镇，但王大节不仅攻城不克，反而全军大溃。
泗州大捷的消息传来后，南宋群情激昂，韩侂胄更是兴奋地以为恢复之期指日可待。他向宁宗列举了东路和中路的捷报，请正式下诏伐金。侂胄早就筹划这篇堂堂正正的北伐出师诏了。他先命叶适改权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试图借其大名，再造轰动一时的宣传效应。叶适认为北伐时机尚未成熟，不愿草诏，托病力辞兼职说：“我做一篇诏书要十天半月，恐怕误事。”侂胄只得改命权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李壁草诏。五月六日，宁宗内批道：“北金世仇，久稽报复，爰遵先志，决策讨除。宜颁诏旨，明示海内。”次日，北伐诏正式颁布。为表示“兵出有名，师直为壮”，诏书开头就说：
天道好还，盖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助顺，虽匹夫无不报之仇。
接着指责金国“军入塞而公肆创残，使来庭而敢为桀骜”。前者是无中生有，开禧北伐前，金人从未骚扰过边境，倒是宋方在不断挑事；而后者也是侂胄有意挑起的外交纷争。诏书号召：
西北二百州之豪杰，怀旧而愿归；东南七十载之遗黎，久郁而思奋。闻鼓旗之电举，想怒气之飚驰。[133]诏文铿锵有力，激励人心，不久临安市上就有印刷物出售。下诏七天后，皇帝以伐金事祝告天地、宗庙和社稷。
金国虽不愿打这场战争，但南宋首开兵端后也迅即做出反应。四月十五日，金章宗下诏在南京（今河南开封）恢复河南行省，由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帅仆散揆为主帅，全权负责对宋战争。同时升诸道统军司为兵马都统府，东线以山东东西路统军使纥石烈执中为山东两路兵马都统使，西线以陕西统军使完颜充为陕西五路兵马都统使兼元帅右监军。不久，又以枢密副使完颜匡为右副元帅，主中线战事。这样，以河南行省为中心，金国也构成了东、中、西三路军事布局，分别阻遏南宋三路北进的势头。就在南宋下北伐诏的五天后，金朝也下了南征诏书，指责韩侂胄“辄鼓兵端，首开边隙”，“败三朝七十年之盟好，驱两国百万众之生灵”，最后表示金国不得已而应战，“彼既逆谋，此宜顺动。尚期决战，同享升平”。
但战事的进展却令宋人气短。五月七日，中路统帅之一的皇甫斌惟恐落后，未接宣抚使薛叔似的军令，就率军1000人，北攻唐州（治今河南唐河），初败于支池河，再败于方城。皇甫斌以出身将家、好说兵事而自诩，但纸上谈兵而已。他的麾下优伶荟萃，有民谣嘲讽道：“宣威群下问，恢复竟如何？”[134]其实，金人早在一个月前就获得他准备规取唐、邓的情报，行省派出的援军与坚守唐州的金将一举击溃了他的部队。
皇甫斌派出的曹统制率步骑数万分路攻蔡州，进至溱水，河水暴涨，又接到东路左翼建康都统制李爽攻寿州败绩的消息，便迟回不进。金将完颜赛不夜率骑兵7000人，分路抄击，待宋军刚过河，金军精骑即控扼了渡桥。黎明，宋军大溃，被追杀达2万人。侂胄大怒，六月，夺皇甫斌三秩，十几天后再夺其五官，南安军安置。
东路战况同样令人沮丧。山东京东路招抚使郭倪战前自视甚高，酒后就吟杜甫《蜀相》诗，阿谀者肉麻地吹捧他，他也真以为卧龙再生。战争开始后，他宴别先期出发的军需官陈景俊，大言道：“木牛流马，就劳驾足下了。”座中之人几乎喷饭。泗州克复，时值盛暑，他在帅府见客，自己与来客用的纸扇上都题着那两句杜诗：“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另一位东路主帅是两淮宣抚使邓友龙，他曾追随理学家张栻，自称道学中人，故而也入庆元党籍。恢复之议起，他曲意鼓吹，也慷慨自许，明明不知兵机韬略，却偏以侍御史身份妄荐大将。监察御史娄机面讥他：“今日谁可为大将！即使以你充任，能管保有用吗？”泗州之捷后，他与郭倪都被小胜冲昏头脑，既无持重之操，又无临敌之算，却自以为奇功唾手可得。
泗州收复后，郭倪即派其弟池州副都统郭倬和主管马军行司公事李汝翼移师西北，合攻宿州（今安徽宿县），以马军司统制田俊迈为先锋，并增派镇江都统制陈孝庆率军后援；又命毕再遇率480骑兵为先锋直取徐州。田俊迈以步、骑两万连克虹县（今安徽泗县）、灵璧，势如破竹，仅七天就兵临宿州城下。郭倬、李汝翼率兵五万也随后赶到，便兵分三路进围宿州。沿边忠义奋不顾身，肉搏登城，城下宋军却嫉妒功落他人手，竟从下往上射箭。坠落的忠义人怒斥道：“是一家人，还分你我！”攻城便延滞了下来。
南宋大军驻营在低洼处，时值两淮雨季，一夜豪雨使军帐积水数尺，金军不失时机地偷袭焚烧了宋军的粮饷。兼旬大雨，再加上饥饿，十天后宋军不战自溃。五月二十三日，宋军撤围向蕲县（今安徽宿县东南）方向败退。金国骑兵一路追击，杀伤数千人，追至蕲县将宋军团团围住。眼看宋军将全军覆灭，郭倬向金军乞和，金将仆撒孛堇说：“执田俊迈给我，让你们全师撤回。”郭倬竟将勇将田俊迈缚送金营。金军虽让郭倬率军撤离，但仍将约半数的殿后宋军给剿杀俘虏了。
毕再遇的骑兵进发到虹县时，正遇上从宿州溃退下来的郭倬部败兵，就急行军赶赴灵璧，担任后援的陈孝庆正拟退兵。再遇说：“我奉命取徐州，假道过这里，宁死灵璧北门外，也不死在南门下！”郭倪下令撤师的军令刚好送达。再遇说：“宿州军溃，敌人必然追袭。我来阻击他们！”果然，金骑兵5000余人分两路追杀而来。再遇令敢死队20人守灵璧北门，自率精骑冲突敌阵。金人见战旗，惊呼“毕将军来了”，便夺路逃遁。再遇手挥双刀，逐北数十里，杀敌甚多，铠甲为之尽弃。他扼守灵璧，估计南宋大军已撤到20里外，才将余部撤回泗州。
宿州之役是北伐以来最严重的惨败。溃兵满野，下泣之声不忍入耳，伤病甚至肢残的兵士，无人救助，有实在忍受不了伤残苦痛的便投井自杀，溃兵过处甚至“井满不可汲”。[135]在东路主战场上，宋军已完全丧失进攻性作战的实力和可能。而东线左翼，建康都统制李爽率部进围寿州，逾月不克。在金河南援军和寿州守军的两相夹击下，也大败而归，金军攻占了寿春府（今安徽寿县）。六月十七日，建康副都统田琳收复了寿春府，但比起李爽的溃败，这已算不上胜利了。
东线、中线的战事几乎同时发起的，攻势一开始也较凌厉。相比之下，西线战事发动虽早，攻势却并不猛烈。其间固有西线主帅吴曦不可告人的动机在，或许也是南宋的战略部署，即西线仅仅起牵制敌人配合友军的作用。
东线战幕拉开前不久，四月十三日，西线宋军攻入天水地界，次日在东柯谷（今甘肃天水东南）一带被金将刘铎击败。七天后，吴曦派兵进攻来远镇（今甘肃武山西南）兰家岭。但这些只是开禧北伐爆发前西线的前哨战。五月十三日，兴元都统制秦世辅率部由汉中出征关中，这是西线一次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大军开拔不久，刚行至城固（今属陕西），就未战而自溃。六月二十五日，吴曦派兵6000攻盐川（今甘肃陇西西南），为金将击退。七月十五日，吴曦亲率五万大军攻入秦州（治今甘肃天水），竟被金将完颜承裕、完颜璘以千余骑兵战退，奔逃四十里。与此同时，他命万人再攻来远镇，也被金同知临洮府事术虎高琪击破。
八月下旬，西线另一主帅程松遣将袭取方山原（今陕西宝鸡西），自己率兵数万乘暴雨大雾分道夺得和尚原（今陕西宝鸡南）等关隘。这些兵家必争之地，金军自然不会坐视宋人扼守。金元帅右都监蒲察贞遣将设伏在方山原上，别选勇士500名由绝径攀援到方山原宋军上方的山头上，上下合击，夺回了方山原。而后又遣将用智斗勇，尽复和尚原等关隘，大败宋军。雄关险隘得而复失，西线战事的前景也可以推测了。
九月下旬，吴曦部将冯兴、杨雄、李珪以步、骑8000再攻秦州。步兵走西山，为金骑二百驰突追击，溃退至皂郊堡（今甘肃天水南），被斩杀二千余人；骑兵走赤谷（今天水西），也挡不住金骑的凌厉攻势，被杀千余人；杨、李战死，冯兴仅以身免。至此，西线进攻遂告终止。
东线战事早就一蹶不振了。七月十五日，水军统制戚春和副统制夏兴国率水兵万余名沿黄河北上，准备取金邳州（治今江苏邳县南）[136]，被金邳州刺史完颜从正击败，戚春投水而死，夏兴国被杀。东线进攻性战事至此全告失败，张扬了好几年的北伐，只收复了一座泗州城。所有的庆功文章只能做在这座孤城上了。早在七月下旬，尚书都省曾以札子形式草草颁了赦令，而宋代惯例总是以皇帝的德音赦书曲赦武功拓地上的居民，或许韩侂胄也认为不便再借用宁宗名义来庆贺这弹丸之城的克复了。九月下旬，赏收复泗州之功，毕再遇功为第一。
韩侂胄终于明白，他的北伐大业倚用的是一批怎样的酒囊饭袋。盛怒之下，便狠狠地惩罚他们，六、七、八三月，贬窜败将成了他的一大节目。不仅皇甫斌，邓友龙、郭倬、李汝翼、李爽等先后被夺官，受居住或安置的处分；郭倬因献勇将田俊迈给敌国，最后在镇江斩首。
七月初的一天晚上，侂胄独招李壁同酌，说起轻信苏师旦之事，李壁略说了些师旦的劣迹，试探道：“师旦弄权，使明公负谤。不窜谪此人，不足以谢天下！”师旦因迎合用兵，开禧元年拜为节度使，仍领门事，他公然定价售卖将帅之职，早是公开的秘密，只有侂胄还蒙在鼓里。如今经李壁揭秘，一怒之下，便当场让李壁代草劾奏。没过几天，师旦被夺三官，衡州居住，还抄他的家，抄出他招权纳贿、鬻官卖爵的金银赃物，数量之大令人咋舌，侂胄用作为四川、两京湖、两淮宣抚司的犒军费。不久，苏师旦除名，韶州安置。
七月下旬，侂胄将参知政事张岩改知枢密院事，李壁升为参知政事。在这以前，他已让江南东路安抚使丘崈代替被贬窜的邓友龙出任两淮宣抚使，命他赴扬州部署长江一线的三衙诸军分守江淮军事要地。丘崈一向主张对金复仇，北伐前侂胄试图拉拢他共取功名，准备让他任签书枢密院，宣抚江淮。丘崈答道：“中原沦陷百年，固然不可一日而忘。但兵凶战危，胜负未知，首事之祸，由谁承担？一定有夸诞贪进之徒，侥幸以求万一。”侂胄不得不表示：“这事姑且推迟一下。”内心却甚为不快。丘崈有些军事才能，处事也稳健。如今北伐丧师，侂胄只能起用他来收拾败局。
丘崈认为眼下未可言战，只能安集离散之兵，戍守要害之处，防止金军报复。他主张放弃攻克的泗州，还师盱眙。因为泗州已成孤悬之城，淮北还屯驻精兵近两万，万一金人南出大清河口，长驱天长（今属安徽）等地，将会造成淮东宋军首尾中断的态势。迫于形势，侂胄虽然不满，也只得让他去料理了。
自泗州之战起，渡淮宋军达七万余人，到六七月间，东线的宋军几乎都溃不成军了。丘崈赴任后，首先命田琳等招收宿州、寿县两地溃兵，仅得四万，安抚慰劳后一新号令，整编还戍；然后部署郭倪、陈孝庆等屯驻宋金边界和扼守军事要地。
2.转攻为守，左支右绌
宋军已无再进攻的可能，现在轮到金军后发制人了。开禧二年十月一日，金河南行省最高统帅仆散揆下令，九路金军从东、中、西三个战场向宋军全面反击。开禧北伐进入第二阶段：金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宋则由战略进攻被迫转为战略防御。
金军的东线攻势由左、中、右三路构成：左翼由左监军纥石烈执中率山东兵两万出清河口攻宋淮南东路；仆散揆亲领行省兵三万出颍州（治今安徽阜阳）、寿州（治今安徽蒙城）；右翼由河南路统军使纥石烈子仁统兵三万出涡口（今安徽怀远东北），与中路合攻淮南西路。中线战场由右副元帅完颜匡提师2.5万出唐州（治今河南唐河）、邓州（治今河南邓县）。西线五路则是右监军完颜充率关中兵一万出陈仓（今陕西宝鸡西南），右都监蒲察贞引岐、陇兵一万出成纪（今甘肃天水），蜀汉路安抚使完颜纲统蕃汉步骑一万出临潭（今属甘肃），临洮路兵马都总管石抹仲温领拢右步骑5000出盐川（今甘肃陇西西南），陇州防御使完颜璘以本部兵5000出来远（今甘肃武山西南）。金军反攻的重点显然也在东线，秋高马肥之际，正是女真骑兵战斗力最强悍之时，而两淮平原也正是骑兵纵横驰突的最佳战场。
就在仆散揆下达反攻令的同一天，宋宁宗下诏，要求内外军帅各举智勇兼备堪充将帅者二人。除毕再遇、田俊迈，北伐宋军几乎没有值得称道的将帅之才。宁宗生日端庆节那天，想到前线将士在凛冽秋寒中与南下的金军作战，深感不安与悯恤，他罢去了圣节宫廷内宴。东线三路金朝大军已经全线突破淮河，进入南宋的淮南东路和西路。不久，宁宗又去告祭天地、宗庙和社稷，告以金兵侵淮事，而半年以前，他祝告的则是北伐金国事。祭告后两天，他开始避正殿，减常膳，表示对国运的关注和忧虑。这次避殿减膳长达三个月，表明确实不是装装门面，走走形式，但除此以外，他作为君主却一筹莫展。
十月廿九日，纥石烈执中统部以战船500从大清河口渡过淮河，攻下淮阴，进围楚州（今江苏淮安），列营60余里。另有3000兵戍卫淮阴的粮营，3000艘运粮船停泊在大清河上。升任镇江副都统的毕再遇侦知后，即遣部夜袭淮阴，焚烧金营粮草。楚州是淮东军事重镇，宋军拼死固守，毕再遇又多次出击楚州城外的敌营，故金军久攻不下。两淮是长江下游的屏障，丘崈命主管殿前司公事郭杲移屯真州（治今江苏仪征），准备随时驰援两淮。十一月三日，丘崈被任命为签书枢密院事、督视江淮兵马。在金军压境的形势下，宁宗把扭转危局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亲写书翰慰问他。
十月三十日，仆散揆亲率河南行省大军攻克安丰军（今安徽寿县），取霍丘县。十一月十五日，攻至庐州（今安徽合肥），因宋将田琳据守，他挥师东进，九天后攻下含山（今属安徽），随即进围和州（今安徽和县）。和州城外敌骑蔽野，城内居民和宋军的储粮无多，形势岌岌可危。守将周虎有大将之器，与士兵同甘共苦，好几次亲率部下攻围苦战。他的母亲拔下首饰，拿出妆奁，巡城犒军，激励守军尽力一战。士兵们为他们母子的爱国诚意所感动，无不拼死血战，固守州城。仆散揆见和州久攻不克，半个月后撤围，转攻六合。
这时，有人劝丘崈放弃两淮，专力守长江，他坚决反对：“弃淮则与金军共有长江天险，我誓与淮南共存亡！”六合（今属江苏）离长江仅数十里，六合一失，金军即可饮马长江，隔江虎视建康（今江苏南京）了。郭倪派前军统制、其弟郭僎率兵1万前往救援。两军相遇于仪真胥浦桥（在今江苏仪征），宋军大败，被杀8000人。金军攻至竹镇，离六合仅25里。这时，毕再遇率援军抢先一步驰抵六合，伏兵南土门，摆出无人守城的模样，等金军至城濠下，万弩齐发，金鼓大作，旗戟并举，再遇率师出战，金兵惊惧遁走。金军便屯驻瓦梁河（在今江苏六合），控扼真州、扬州之间的交通咽喉。郭倪原打算侥幸一胜，以掩前失，不料仍一败涂地，他闻讯后放弃扬州仓皇逃遁。这位以诸葛亮自况的原东路统帅之一，这才“自度不复振，对客泣数行”，有人当场嘲笑他说：“这是带计诸葛！”[137]
中线战场的南宋大军屯驻在襄阳，招抚使赵淳、副都统魏友谅和统制吕渭孙互相倾轧，各不相下。湖北京西宣抚使薛叔似向以功业自许，但临事怯弱，少可称道。自金军大反攻以来，宋军中路防线也一再为金兵突破。十一月上旬起，完颜匡军势如破竹，连克枣阳、光化军（今湖北光化北）后，进攻神马坡。魏友谅统兵五万夹汉水对阵，以强弩据守汉水之侧，在金军强烈攻势下，连失13寨，不得不突围赴襄阳。赵淳竟焚毁樊城，退缩襄阳。樊城为军事重镇襄阳的屏障，赵淳自撤屏障，金军遂得以长驱直入。
完颜匡随即攻克随州（今湖北随县），进围德安（今湖北安陆），因宋将李师尹坚守狙击，遂派别部相继攻占了安陆、应城、云梦、孝感、汉川（今均属湖北）等地，自己则在十一月廿四日亲率大军进围襄阳，破其外城，六天后又克宜城（今湖北襄樊南）。宋魏友谅军不战自乱，溃走江陵。开禧三年大年初一，完颜匡猛攻襄阳城。新任京湖宣抚使吴猎派骁将孟宗政等驰援，完颜匡解围而去，顺道取谷城（今属湖北）。二月上旬，金军攻克荆门军。
十一月间，东线右翼金军纥石烈子仁部先后占领了定远、滁州、来安、全椒等州县，十二月中旬，攻至真州（治今江苏仪征）一带，与仆散揆部会师，屯驻在真、扬之间。这时，真州宋军还有数万之众，死守河桥。纥石烈子仁率金军分路从浅水处涉渡过河，突现敌后。宋军大惊失色，不战而溃，被杀两万余人。十二月廿三日，真州失守，士民奔逃渡江的达十余万人。真州既失，扬州危在旦夕，郭倪早在几天前弃城南渡而逃。扬州宋军便开决城西、城北的巨胜、成公、雷等渚水，渡江南去。至此两淮州县几乎尽陷金军之手，金骑再次饮马长江，建康、镇江已一苇可航。
西线战场也不断传来坏消息，尽管西线五路金军的反击攻势不及东线与中线那么凌厉迅猛。十二月四日，完颜纲率部进围祐川（今甘肃岷县东南），迫使南宋守军投降后不久，又攻下荔川、闾川，然后占取宕昌（今属甘肃），十二月中旬，大军抵大潭县（今甘肃西和西南）。蒲察贞部则在十二月上旬取天水，破和尚原，陷西和州（今甘肃西和南），攻克成州（治今甘肃成县）。也在十二月，金军进犯七方关（今甘肃康县东北），被宋将李好义击退，但军事重镇大散关却为完颜充部金军攻占，川蜀门钥已落金人之手。
比起宋军北伐来，金军的南征基本上节节顺利，频频得手。忧心战事的南宋朝臣每以战事问陈自强时，这位“以容容为上策，以唯唯为善谋”的当朝丞相却束手无策，仍只是俯首唯唯，或干脆说：“太师自有措置”，往韩侂胄身上一推了事。侂胄这才认识到建盖世功业的美梦终成泡影。但战事既开，无论胜败，军费却一天也不能短缺，南宋财政早有寅吃卯粮的亏空感，军费开支成了大问题。侂胄不能不自为表率，他上表宁宗，请准许他将家藏先朝赐予的金器6000两献为军费。宁宗下诏应允，并表彰了他，而天下人仍“皆笑韩之欺君”。[138]几天后，太皇太后谢氏也拿出私储100万缗作为犒军钱。侂胄与谢氏一带头，上自执政下至州郡官吏，还有后妃，或减俸，或捐赠，倒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热潮。
官军溃败、城池失守的边报不断传来，金军逼近长江防线，侂胄“为之须鬓俱白，困闷莫知所为”[139]。政局和舆论对他越来越不利，皇帝对他仍很信任，有时还赐筵内廷。在一次内宴上，宁宗命准备演出的优伶把果桌移在旁边，两人看似失手实则有意地将果桌上的生菱打翻在地，一人忙说：“不好，不好，坏了许多生菱（生灵）！”以谐音讥刺侂胄轻率用兵，涂炭生灵。在另一次赐宴上，三名优伶一扮樊迟，一饰樊哙，一演杜撰人物樊恼，借以谐音烦恼。当互问命名来由时，饰樊迟者说：“孔夫子所取。”扮樊哙者答：“汉高祖所取。”演樊恼的优伶却道：“樊恼自取。”侂胄知道优伶们在嘲讽他贸然开边“烦恼自取”，却不便发作。尽管皇帝对他态度没变，但战争失利，侂胄颇有顾忌，不像以前为所欲为。
3.吴曦之叛
四川的门钥大散关是开禧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失守的，时隔16天，四川宣抚副使吴曦自称蜀王，向金称臣，公然亮出叛旗，使南宋的战争危局雪上加霜。消息传来，朝野震惊。
南宋初年，吴玠、吴璘兄弟在川蜀抗金战争中拥有了自己的部队，号称吴家军。吴玠死后，吴璘代领其军。由于当时宋金对峙的严峻局势，四川远离中央，在地理、财政上都有相对独立性，绍兴年间，宋高宗的第二次削兵权未对吴璘采取措施。吴璘去世后，其子吴挺继任吴家军新统帅。吴氏三世帅蜀，尽管自高宗以来“皆留其子孙于中朝”，但从孝宗朝起就引起有识之士的忧虑。[140]
绍熙三年（1192），朝议讨论更代蜀帅事，留正认为吴家军不知有朝廷，命丘崈为四川安抚制置使。丘崈入川前对光宗说：“吴挺如死，兵权不可再授其子。请让我有权酌情抚定诸军。”光宗表示同意，次年，吴挺死，丘崈命总领财赋杨辅权利州西路安抚使，统制官李世广代领其军。这时，光宗精神病复发，半年不置蜀帅。后在知枢密院事赵汝愚的建议下，命兴州都统制张诏兼知兴州，取代吴挺领军。吴挺之子吴曦则调任建康军马都统制，后迁殿前副都指挥使，名义上待以戍卫京师的重任，实际上夺了他几近世袭的吴家军兵权。
据说，吴曦少时，吴挺问其志向，他即有“不臣之语”，吴挺一脚把他踹倒在火盆上，脸上烙出了伤疤，川人都叫他吴巴子。吴曦成年后，孝宗借其朝觐，留以禁卫。吴挺死后，他总想回川独领吴家军。当上副殿帅后，他曾命画工将皇帝的乘舆、仪仗等绘成精细的卷轴，有人问他何用，他诳言道：“带回去让孩儿男女看了好消灾。”后来人们都知道，他的反状已萌蘖在这时。
吴曦开始结交陈自强，贿以重金。自强便对韩侂胄说：“只有吴曦才能镇住川蜀。”侂胄正酝酿开边，也认为吴曦可以担当西线的大任，就同意放他归蜀。嘉泰元年夏天，吴曦被任命为兴州都统制兼知兴州，利州西路安抚使。走出临安府北关时，他焚香拜天道：“总算脱身归去了！”入川后，他首先谮罢副都统王大节，不再任命新的副帅，把兵权独握在手。而后，他以重贿再走苏师旦的门路，索要整个四川的军政大权。
开禧二年三月，侂胄物色西线主帅，以原同知枢密院事程松为四川宣抚使；由于苏师旦运动，吴曦任命为宣抚副使，旋兼陕西河东路招抚使。侂胄也自有考虑：程松任钱塘知县时，就是通过吴曦与自己套上近乎的，两人既然有旧，协力共济，自然是统领西线的最佳搭档。
程松到任后，移司兴元（今陕西汉中）东，统兵三万，吴曦则领兵六万，进屯河池（今甘肃徽县）西。对付吴曦，程松“才不足以驭其奸，疑适足以趣其变”，还想着以执政之礼来接受他的庭参。吴曦哪会把一个巴结自己与侂胄，由小知县躐居方面大帅的程松放在眼里，不仅不去参见，反而抽调了程松1800名卫兵归己统领。
自高宗绍兴以来，朝廷另设总领四川财赋所主管四川财政，其长官与宣抚使分庭抗礼，旨在使财权、军权分离，以免川帅坐大。韩侂胄专权后，将四川总领所隶属于四川宣抚司，宣抚副使有权节制按劾总领，财权也成了吴曦伸手可攫之物。
吴曦出任西线战场副主帅后，金廷为应付即将到来的战争，把策反的目标对准了他，开禧二年三四月间，给他送去了一封诱降函。这通书函的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原件在吴曦败死后被抄出，送往临安。
开禧北伐一开始，吴曦认为献地求荣的时机已经成熟。四月下旬，他派密使赴金，表示只要封他为蜀王，他就献出阶、成、和、凤（分别治今甘肃武都、成县、西和，陕西凤县）关外四州。但金廷对其献降心存疑虑，没有立即反应。其后几月间，吴曦做贼心虚，神思恍惚，“夜数跃起寝中，叱咤四顾，或终夕不得寝”[141]。但叛降第一步既已跨出，吴曦自知骑上虎背，决无退路了。
朝廷不断派使者入川，传达侂胄“日夜望其进兵”的钧旨。为稳住侂胄，等待时机，吴曦派兵佯与金军作战。有吴曦做内奸，西线宋金战局可想而知。金蒲察贞部进攻西和州时，宋军力战抵御，正在激战当口，吴曦传令退保黑谷，宋军闻令顿时溃不成军。吴曦便焚河池县，退居青野原，将士们不知底里，仍奋力死战，金兵却在暗中好笑。宋朝重兵扼守的大散关，历来号称天险，正是吴曦撤去了蓦关的守军，金兵才得以从背后直捣大散关，致使雄关失守。
吴曦终于取得了金朝的信任。十月，金军发起全面反攻后，金廷认为：侂胄素忌吴曦威名，四川又在上游，一旦在金掌握之中，战局就将彻底改观。于是，金章宗决定接受吴曦的献降，预备了诏书，铸好了王印，交西线主帅完颜纲全权处理。完颜纲在吴曦老家德顺州（治今甘肃静宁）找到了他的族人吴端，命吴端携诏书去见吴曦。金朝诏书说：“若按兵闭境，使我师并力巢穴而无西顾之虞，则全蜀之地，卿所素有，当加册封，一依康王故事。更能顺流东下，助为犄角，则旌麾所指，尽以相付。”[142]吴曦怦然心动，但程松还驻兵兴元，仍不敢轻举妄动，便对外宣称已将吴端杖杀。
不久，金兵攻凤州，程松驰函要求吴曦速派骑兵赴援。吴曦回函诳骗说已发3000骑兵，同时派主管机宜文字姚圆与吴端赴金军大营奉表献降。完颜纲遣使去见吴曦，向他索要告身以为凭信，吴曦一股脑儿都拿出来交给了金使。完颜纲收到后，即派使者带上诏书、金印至罝口（今四川略阳西北）立吴曦为蜀王。
十二月廿二日，吴曦秘密接受金国的诏书、金印后，就率部由青野原还屯兴州。次日，他召集幕属与部将说：“现在东南失守，皇帝车驾巡幸四明。我们应该从权行事。”大将王喜赞同叛立。有部属说：“如这样，相公八十年忠孝门户将一朝扫地。”吴曦说：“我主意已定。”便一方面派兵夺取设在益昌（今四川广元西南）的四川总领所仓库，一方面对外宣称金人欲求关外四州，这才议和的。他又致书程松，劝他离川。
早在数月前，不止一人对程松说吴曦必叛。他却嗤笑告变者脑子有病，如今吴曦果真降金，他竟惶愕不知所为。这时，知兴元府兼利州东路安抚使刘甲和主管四川茶马公事范仲壬主张起兵讨叛。他身为四川军政最高统帅，竟然担心事泄取祸，把两人礼送走了。
兴州城内百姓听说金兵将至，一城如狂，争相逃命。程松也置川蜀四路的江山和人民于不顾，仓皇逃窜了。他从阆州沿嘉陵江顺流而下，逃至重庆时致书吴曦称他为蜀王，竟向他乞取送行的彩礼以买舟东下。吴曦派人赠以封匣，程松以为是让他自裁的匣剑，拔脚狂奔，被使者追上。他抖抖索索开匣一看，才知是吴曦馈赠的财物。日夜兼程逃出三峡，他西向挥泪道：“这才算保住了头颅。”
十二月廿七日，吴曦始称蜀王，遣使向金献上川蜀地图志和吴氏谱牒。次年正月十八日，吴曦在兴州（今陕西汉中）正式即位，继张邦昌、刘豫之后当上了金国第三个儿皇帝，议行削发左袵令，遣使向金称臣，献谢恩表、誓表、贺全蜀归附表。随后，他引金兵入凤州，付以关外四州；同时派兵沿嘉陵江乘舟而下，折入长江去戍守溯江入川的军事要地，沿途却扬言与金人约攻襄阳。他还在成都营治宫殿，准备迁居蜀中，又听其弟建议召用蜀地名士以安定民心。但大多数知名之士弃官而去，权知大安军杨震仲饮毒自杀，军学教授史次秦自熏其目，拒仕伪朝。
首先向朝廷通报事变的，就是利州东路安抚使杨甲。他在弃官而去前募了两个士兵，带了帛书昼夜兼程赶赴临安面呈给参知政事李壁。大约二月初，吴曦种种不臣之状已传入朝廷，成都府路安抚使杨辅也密奏朝廷论吴曦必反，但韩侂胄仍不相信这种预料与传闻。二月十三日，李壁转上杨甲的告变奏议，举朝震骇。宁宗连称杨甲为忠臣的同时，想起了杨辅的密奏，认为他也必能讨叛，便密诏任命杨辅为四川制置使，授权他相机行事。
侂胄闻叛，大惊失色，有人劝侂胄干脆封吴曦为王。他便致函吴曦说：
侂胄排群议，以节使能世其忠。今公此举，侂胄何面目以见上与士大夫？是非节使负侂胄，乃侂胄负上与天下士大夫也。书至日，即宜舍逆从顺，反邪归正，闭三关以绝金，上伪玺于公朝。侂胄当为奏之上，封节使以真王，犹可以慰天下士大夫之望，而侂胄庶几有面目以见上与天下士大夫矣！[143]
信函发出后，侂胄仍感不妥，召见知镇江府宇文绍节，托付讨叛重任。绍节分析道：“现在如进攻，吴曦必死守瞿唐关；如驻军荆南，徒损威望。听说随军转运使安丙一向忠义，似非附逆之人，如授以密旨，或能讨贼成功。”侂胄便以帛书密谕安丙：“如能图曦报国，即使二府之尊也不会吝授的。”
杨辅接到任命，吴曦却不买账，将他移知遂宁。刘光祖等劝他举兵讨叛，他以不谙兵事和无兵可用为由，迁延不发，最后把官印交给通判，弃离成都而去。与杨辅的畏缩成对照，一些忠义之士却暗里筹划义举。监兴州合江仓杨巨源与原吴曦部将张林、朱邦宁及义士朱福等联络了300人准备讨逆。
有人把这消息告知安丙。吴曦叛后，安丙被召为伪丞相长史、权行都省事。他审时度势，表面接受下来，暗地却另有打算，托病不赴衙署理事，听到这一消息，便把杨巨源请入卧室。巨源问：“先生要去做逆贼的丞相长史吗？”安丙流泪回答：“目前兵将不能奋起，必须有豪杰，才能灭此贼。”巨源激他：“先生的主意定了吗？”安丙指天发誓：“若诛此贼，就是做忠鬼，死也无憾！”巨源自知官卑望微，便与安丙相约：“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
兴州中军正将李好义与其兄好古也在串联军士李贵、进士杨君玉等数十人准备诛逆。好义也考虑到如无素有威望的人出来镇抚，即使吴曦受诛，很可能一变未平，一变复生。听说巨源也在筹划此事，便邀他共商大计，都同意推安丙出主其事。巨源对好义说：“我与安长史已约好举事之日。那天先邀吴曦谒庙，到时命勇士刺杀他。”好义说：“吴曦出入必清道，且侍卫众多，恐难以成功。听说寒食日他去祭东园，倒是动手的好机会。”好义希望见一次安丙，以为约定。巨源说：“我先去和长史说，明日伪宫相见时，让他问你的先世作为定议的暗号。”
安丙终于出主其事了。第二天，二月廿六日，安丙在伪宫见到好义，说：“我与令堂曾经共事，杨省干盛赞你的才略，迟早要委你重任的。”接上暗号后，安丙命杨君玉起草了一份“密诏”，因杨辅新除四川制置使，安丙、巨源便声言密诏来自杨辅，起事的忠义都深信不疑。
唯恐夜长梦多，巨源、好义果断决定提前起事。廿八日深夜，好义夜飨义士，与好古及子侄辈拜别家庙。好义对妻子马氏说：“日出后若还无消息，你自作打算吧！”马氏说：“你为国诛贼，何以家为？”马氏之母也说：“去吧，好好干！你们兄弟，生为壮士，死为英鬼！”好义对预事之人说：“妇人女子尚且专虑朝廷，我们该怎样呢？”群情更为激昂，好义率众发誓：“入宫妄杀人、掠财物者死！”
次日天色未明，好义率74个忠义之士潜入伪蜀王宫，内应早将宫门洞开。好义率先大呼而入：“奉密诏以安长史为宣抚，令我辈诛反贼，违抗者灭其族！”千余名吴曦的卫士听说有诏书，顿作鸟兽散。杨巨源持诏骑马抵内殿，自称奉使宣“密诏”。好义的队伍包围了吴曦的寝室。吴曦闻声仓惶起身，露顶光脚，开门欲逃，见李贵已到门前，便返身入室死拉住门。李贵夺门，门纽折断，一把抓住吴曦的发髻，一刀刺中他的脸颊。吴曦也有勇力，将李贵反扑在地。好义急呼他人以斧击其腰，吴曦痛得放开了李贵，被李贵一刀砍落了脑袋。
安丙接到吴曦被诛的驰报，到场宣诏说：“邦有常刑，罪在不赦。”军民欢声雷动。随后，安丙命人将吴曦首级挂在兴州城内示众，同时捕杀其党羽。他向朝廷奏报了吴曦之叛及矫诏平叛的经过，便宜赏功的情况，函封了吴曦的首级连同僭制的乘舆法物以及金人的诏书王印，一并遣人送往临安。吴曦僭位前后仅41天，就被彻底平定，这时，金国派遣的册封使尚未到达，侂胄给安丙的密谕函书也还在路上。
吴曦被诛的露布送达临安，宁宗与侂胄放下了心头的巨石，即日拜安丙为知兴州兼四川宣抚副使，杨甲为四川宣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吴曦首级送到的次日，宁宗将其献祭宗庙、社稷，又在临安枭首示众三日。吴曦妻、子被处死，男子年15以下都送两广州军编管。吴璘的子孙全部迁出四川，吴玠的后代免去连坐。
赏赐平叛的规模之空前、费用之巨大令人瞠目结舌。王喜等420名将领或由副使建节，或由白身授郎，全军约7万人或转三官，或迁五秩，共计迁转官资达30万阶。收复关外四州后，又特赐有功将士转迁官资9万余阶。为了支付两次转迁官资的功赏，四川总领所其后每年支钱物约280万缗，这还不包括对平叛将士一次性赏赐的金7000两、银61.777万两、钱8.025万引、绢61.7万匹。
吴曦之叛完全是侂胄用人失误造成的一次浩劫，出于对侂胄弄权开边的不满，当时蜀人谣传说，金国封侂胄为吴王，还说侂胄欲与吴曦分王吴蜀之地，这当然是不实之词。然而，侂胄文过饰非，把叛乱的敉平作为自己的功绩，劝说皇帝举行登楼受俘的庆功大典，后来也许考虑到毕竟是家丑，且与恢复之功完全挂不上钩，这才作罢。
宁宗赐给杨辅便宜行事的密诏，大概是他在位期间值得称道的主动举措了。但杨辅临危避事，仍表明他的判断失误。至于侂胄给安丙的密谕，送达已在叛平后三天，也未起到作用。安丙矫诏诛逆的成功，最根本原因是分裂不得人心，而平叛过程中最担身家性命风险的则是杨巨源和李好义。如今平叛成功，侂胄还自以为功道“此诏非矫，实朝廷密旨”[144]，给自己贴金。他径以矫诏的官职授与安丙，也为了证明自己的密降帛书在平叛中的关键作用。
吴曦之死，对金朝的战略反攻不啻沉重一击。金章宗批评完颜纲：“吴曦归降，金军自应进据仙人关，既把握川蜀的管钥，又做吴曦的后盾。你既不据关，反撤大军，致有今日结局！”关外四州向为川蜀屏障，叛平之后，李好义、杨巨源对安丙说：“吴曦被诛，金人破胆，应乘势收复关外四州，否则必为后患。”于是安丙遣将分路进攻四州。好义率步骑1000人，死士200，一路上忠义民兵应者云集，仅七天就直捣西和。他亲冒矢石，率先攻城，人人奋不顾身，金将弃城遁去。好义军声大振，以步骑三万乘胜径攻秦州（治今甘肃天水），试图牵制两淮金军。安丙却命他知西和州，谨守疆界，不得侵越，致使昂扬的士气顿时低落。
吴曦之诛，杨巨源、李好义首倡之功最大，安丙向朝廷报功时，诈称以他俩为首，实则将首功据为己有，还庇护叛将王喜。惟其如此，朝廷奖谕诏书竟没有一字提到巨源和好义，附逆从乱的王喜反拜为节度使。安丙忌功妒能，先是听到王喜派死党毒死李好义而不予追究；继而指使亲信杀害杨巨源而诬以谋乱自刎。好义、巨源相继死于非命，蜀中忠义之士莫不扼腕流涕，一时再次人情汹汹。安丙上章自求免职，朝廷保留他宣抚副使的要职，免得把他激上吴曦叛乱的老路。
4.摇摆在和战之间
为了攻宋，金廷征发河南兵夫达27万，投入两淮战场为17万，投入京湖战场为10万；为防备鞑靼部族趁机南扰，又调发河北兵民10万，以加强北方的防守。金朝内部形势随之吃紧，内外骚动，民众乱象渐生。金军在战略反击中已占优势，并不愿在惩罚南宋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南征统帅仆散揆在精心计划进攻时，即与金章宗商议和战大计。章宗给他三策：第一策是径渡长江；第二策是划江为界；第三策，如果赵扩上表称臣，缚送首谋，岁增贡币，归还俘掠，罢兵议和也未尝不可。
仆散揆是主张在适当时机和条件下与宋议和的。他寻访到侂胄的族人韩元靖，让他渡淮赴丘崈营中。元靖自称韩琦五世孙，丘崈问其来意，他说：“两国交兵，北朝都认为出自韩太师私意，现在相州（今河南安阳）的祖坟都保不住了，所以南来投太师。”说到最后，才吐露出愿为两国议和穿针引线。
丘崈立即奏报朝廷。宁宗和侂胄正愁议和无门，便命丘崈派人护送韩元靖归金，以探对方的诚意。丘崈派幕属刘祐同赴金河南行省，带回了仆散揆的书函，表示须称臣割地，献首祸之臣，才能议和。丘崈再次奏报上去，宁宗不愿开罪韩侂胄。十一月下旬，丘崈只得派人持书、币再使金营，转达了宋廷议和意向，说：“用兵乃苏师旦、邓友龙、皇甫斌的主张，不是朝廷的意思，眼下这三人都已贬黜了。”仆散揆驳斥道：“侂胄是平章军国事，若无意用兵，师旦辈岂敢专擅？”他决定以战胜为筹码，来个欲擒故纵：“我奉命征讨，不敢自专进止”，托辞拒绝了，宋使不得要领而归。
仅过半月，丘崈再次遣使携函赴金营，书函犯了金朝庙讳；而数天前郭僎驰援六合恰被金军大败于真州。仆散揆据此认为南宋缺乏诚意，拒见使者，退回来书，让人责备宋使道：“既欲议和，为何出兵真州，袭击我军？”但诘问中仍露出和意。从频频来使求和，仆散揆认定宋军已无大规模反击的实力和可能，而金军也不适应即将到来的南方阴湿气候，便在岁暮率大军班师，只留部分军队屯驻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静待议和。
丘崈向侂胄建议：由朝廷直接移书金廷继续议和；又认为：既然金方指侂胄为首谋，移书时侂胄以暂不署名为妥。侂胄大怒，罢去了他的职务。李壁力论丘崈有人望，侂胄不快道：“天下难道只有一个丘崈吗？”两天后改命知枢密院事张岩代领其职。侂胄原以为，只要宋朝提出议和，金廷就会不附任何条件地欣然同意。但两国交兵，和谈只能是战争的继续，战争双方的胜负强弱必然在和谈过程中体现出来。如今，金军在反击中占了上风，当然握有了讨价还价的主动权。对此，侂胄完全缺乏认识，决定“不复以和为意”。
侂胄又想到了辛弃疾。在北伐筹备和开始阶段，他并没有与当代贤杰分任权责，共创功业的大公之心，如今面对战既无力、和亦无方的局面，他准备以名位利禄将辛弃疾等知名人士笼络过来，为他支撑危局，分谤任咎。开禧三年初春，朝廷颁诏任命弃疾为兵部侍郎：“朕念国事之方殷，慨人才之难得。”诏书当然仍是秉承侂胄的意志。弃疾愤然表示：“侂胄岂能用稼轩以立功名者乎？稼轩岂肯依侂胄以求富贵者乎？”力辞新命，归居铅山。
战争在年初已然定局，但宋军战略进攻与战略防御都如此不堪一击，却出人意料。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侂胄所用非人。在朝堂上，侂胄倚用为左右手的陈自强和苏师旦，前者“阴拱固位”“饕餮无厌”，后者“因受结托，荐用庸谬”，由他们推荐的北伐将领往往私底下声称，“我这欠债的冤主却委以打仗的战将”，这类笑话喧腾征途，传至境外。由此也决定了侂胄借以方面之重的主帅与大将的素质：郭倪、郭倬、李爽、李汝翼、皇甫斌诸辈都是猥琐庸才，他们平日只知克剥士卒，收受贿赂，作为买官进身的资本；而吴曦更是外交敌国谋危父母之国，刚刚开打就前军败，后军溃，大者被歼，小者狼奔，其部将罪重者受戮，罪轻者贬窜。在北伐主力上，证明辛弃疾战前分析是正确的：“稍以立功自见及控扼关隘之人，大抵皆义勇、民兵、万弩手、雄淮、敢死诸军”；而官军则“弃甲曳兵而走者”。[145]以这样的军队，在那样的将帅统领下进行北伐，焉能不败？
还师次月，全军主帅仆散揆病死军中。一个月前，章宗已任命左丞相宗浩兼都元帅代其主河南行省事。宗浩继任统帅后，就大肆张扬将亲自率师攻襄阳。侂胄接报，又大为恐惧，担心上流屏障一失，南宋朝廷就会岌岌可危，便命知枢密院兼督视江淮兵马张岩再向金营传递求和信息。张岩以督府名义招募议和使臣，但战败情势下，连合适的人选都征召不到，最后起用了萧山县丞方信孺。
开禧三年二月，方信孺以枢密院参议官的身份带上督帅张岩的乞和书函出使金国。行至濠州，金将纥石烈子仁将他投入大牢，命金兵持刃胁逼他答应议和条件：“你不打算活着回去吗？”信孺答道：“奉命出国门时，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子仁只得放他北上去见宗浩。
宗浩将他安顿在驿舍里，上书“天狱”两个大字。庞赵奉命来见信孺，告诉他说：“这里不是濠州可比的。”信孺道：“事情须商量，何必恃威吓人呢？”
庞赵谴责南宋无故兴兵，信孺说：“本朝立即追悔，所以敛兵约和。”“恐怕无兵可战才请和的吧！”庞赵讥刺道。“难道没有淝水之战那样的8000之众吗？”信孺应口反击。
庞赵重申仆散揆定下的议和条件说：“称臣、割地，自有故事。”信孺说：“靖康间仓卒割让三镇，绍兴时为太母委曲求全，怎能用为故事？这事不仅小臣不敢议，督府也不敢奏。请让我面见你们丞相剖决。”
宗浩在行省府列兵召见了他，威胁说：“不答应条件，即日旌旗南指，楼船东下！”信孺侃侃而辩，词正理直。宗浩喝道：“前日兴兵，今日求和，为什么？”信孺道：“前日兴兵复仇，为社稷；今日屈己求和，为生灵。”
宗浩颇有汉文化修养，唇枪舌剑一番后让信孺与他联句赋诗，信孺慨然应允。宗浩先吟两句：“仪秦虽舌辩，陇蜀已唇亡。”意思说：你再像张仪、苏秦那样能言善辩，但南宋既失四川，已唇亡齿寒了。信孺反击道：“天已分南北，时难比晋唐！”意思说：天限南北，你们还打算像辽朝利用石敬瑭这样的民族败类，以晋代唐，建立附庸国，是不可能得逞的。
宗浩见联句不能折服他，便问：“你们国家有多少州军？现在一天就失了川蜀五十四州，我都为贵国担忧！”信孺声色不变道：“我出使在外，自然不知失蜀始末。大元帅间谍工作向来高明，还不知我们立国根本吗？”
接着他侃侃而谈两广、八闽、淮南、两浙与江东、江西的富庶，“除川蜀财赋仅足五十四州军民之用外，国力有余，所以余富也惠及贵国”。宗浩不得不折服他的辩才，修了复函让他带回说：“和还是战，等你下次来使后决定。”
信孺回朝复命，宁宗命侍从、台谏、两省官集议。对金国提出的议和五款，除割地、称臣两款没有同意外，对归战俘、罪首谋、增岁币三款认为可以接受。当然，首谋不是指韩侂胄，而是让苏师旦、邓友龙、皇甫斌来顶缸。于是，信孺带着张岩的回书再使金国。此前不久的平定吴曦之叛，使侂胄误认为宋军还有攻击力，催促张岩在东线再发起军事行动。张岩便派毕再遇、田琳合兵攻敌，并发出悬赏，招募能活捉金帅的勇将。然而，西线战事却一再受挫，连一度收复的大散关也再次失守。侂胄这才重新感到棘手。金廷态度也更强硬，在议和条件上寸步不让。
信孺向宗浩递上回书，复函词卑意恭，请求金国“捐弃前过，阔略他事”，“感恩戴德，永永无报”。战败国无外交，谈判是辛苦的。在五款中唯归战俘一项两无争议，在岁币上，南宋只同意由隆兴和议的银绢20万两匹恢复到绍兴和议的25万两匹，金方绝不接受这一数额；至于罪首谋，分歧则在究竟谁为首谋这点上；而割地、称臣绝无谈下去的可能。和谈陷入僵局。
信孺对金方和谈代表庞赵说：“本朝认为增币已经委屈，何况名分、地界呢？”金人指责南宋背信弃义，擅起兵端，信孺针锋相对地说：“你们失信，我们才失信的！”金人责问：“我们哪里失信？”信孺从容说：“本朝兴兵在后，而北朝致函吴曦，诱使叛降在前。你们先诱我叛臣，情理曲直显而易见。”
金人一时语塞，信孺继续说：“以强弱而论，你们夺得了滁州、濠州，我们也攻下了泗州和涟水；你们说我们攻不下宿州、寿州，你们包围了庐州、和州、楚州那么长时间，就一定能攻得下么？五款已答应三条，还固执地不接受议和要求，那也不过再交战罢了！”
庞赵见信孺说得很诚恳，便与他定约说：“割地之议就暂且搁置；但不能称臣，也应改称叔为伯；增币五万之外，另加犒军费也可以考虑。”实际上，这只是庞赵代表宗浩个人在谈判条件上的松动。信孺在南归复命前，还与庞赵约定数事，例如宋廷派出通谢使，呈送宋宁宗誓书等。
不久，宗浩奏报了和谈进展，章宗指示：一、宋如称臣，许以江、淮之间取中为界；如仍称侄，即当尽割淮南，直以大江为界；陕西并以大军已占为据；二、首谋奸臣必使缚送或函首以献；三、岁币增至30万两匹；四、另输银1000万两以充犒军之用；五、方信孺言语反覆，不足取信，命另遣忠实前来禀议。议和条件显然更苛刻了。
八月，方信孺回朝复命后以通谢国信所参议官身份，带着宁宗誓书的稿本再赴河南行省大营。因为有了金章宗的新诏命，宗浩没让庞赵再出面，接待的金将指责信孺没有详达金廷原意，反而急匆匆带来誓书稿本，并出尔反尔地说：“岁币不是犒军费可以了结的。”信孺说：“岁币不能再增，所以代以100万通谢钱。现在得陇望蜀，我只有头、璧俱碎而已！”金人以诛戮禁锢恫吓他，信孺坚决地说：“拘禁金国是死，辱没使命也是死，还不如死在这里！”
在外交折冲上，宗浩略输信孺一筹，便在其出使身份上找茬，指为“轻妄”，下令将他关押起来，并以此为由向宋廷交涉，要求改派“谨厚”的使者。南宋现在凡事低人一等，对金国扣留宋使不提出抗议，反认为信孺出使未能协调两国关系，随即再派通谢使前往金营征询意见。宗浩知道，囚禁宋使毕竟不在理上，便放信孺南归，同时致书张岩，将金章宗钦定的议和条款知照南宋方面。
信孺约在九月上旬返抵临安复命说：“金国要求五件事：割两淮，第一；增岁币，第二；犒军，第三；索还被俘者与归正人，第四；至于第五么，我不敢说！”侂胄追问再三，厉声道：“若不说，朝廷将有行遣！”信孺这才慢悠悠道：“欲得太师头罢了。”侂胄闻语大怒，即以恶语诟詈信孺。不久，信孺被夺三官，贬临江军居住。信孺是开禧北伐期间出色的外交使节。在南宋处于军事劣势的条件下，他能清醒认识到金国北有鞑靼之扰，虽勉强出兵与宋朝相持，力绌情见，势不能久，故而敢于拒绝金人索求，而希望以一己之口舌，弭双方之兵戎，而能够不辱使命。他的外交才能为“公论所推，虽敌人不能掩”[146]。但侂胄终不能用他。
侂胄又被激怒了，再度锐意用兵。九月四日，宁宗颁诏告诫诸路将帅：和议未必可成，应该加强边备。十天后，淮西转运使奉命措置雄淮军。又过五日，赵淳任命为殿前副都指挥使兼江淮制置使。连息影铅山的辛弃疾也接到诏命，任为枢密院都承旨，命他速赴行在奏事议兵。以宁宗名义发出的诏书仍是侂胄的旨意，还企图借助稼轩来为他收拾败局。诏命到日，弃疾已沉疴不起，上章请辞的几天后，就怀着深深的遗憾去世了。
张岩则被侂胄召回，斥责他督视无功。他原就不知兵事，因善于见风转舵，又长于说笑逗乐，在庆元党禁中成为侂胄打手，博得了欢心，终于以执政继任东线主帅，开府仅九个月，靡费官钱370万缗有余，督视无功也是意料中事。
十月十四日，侂胄通过宁宗诏谕军民，告以“和议未成，虏多要索之故”，诏书说：
敌人阴诱曦贼，乃在交锋之前，当知今日之师，愧非得已而应。事虽过举，盖犹系于纲常；理贵反求，况已形于悔艾。凡我和战，视敌从违。[147]
比起伐金诏来，口气的软弱，心情的无奈，都跃然纸上。
侂胄当然不会以自己的头颅作为与金议和的筹码。然而，他既缺乏方信孺那样对金国内外形势的深刻洞察力，又不可能用人得当，措施得力，凝聚南宋军民之力构筑起一条抗金防线，而仍如过去一样，固执而轻率地宣称“有以国毙”，即把整个国家捆绑在战车上同归于尽。
随着北伐的失利，侂胄的地位开始动摇，面责其非的朝臣也多了起来。苏师旦被贬以后，试礼部侍郎倪思当面对他说：“周筠、苏师旦狼狈为奸，师旦已逐，周筠尚在。人言平章骑虎不下之势，此是李林甫、杨国忠晚节。”侂胄悚然答道：“闻所未闻。”苏师旦被贬以后，事无论大小，侂胄都倚用省吏史达祖，就像当初信任苏师旦一样。达祖词坛名家，文章也好，侂胄凡有拟帖撰旨，俱出其手；但他为人从政一无可取，与陈自强称兄道弟，那些干求差遣的无耻之徒转而必先登其门，而他也专以奉献金帛多寡为之予夺。同时受侂胄倚重的还有三省、枢密院吏人耿柽、董如璧，他们三人都不把执政放在眼里，以至朝野有“史丞相、耿参政、董枢密”之说[148]。正是史达祖、苏师旦、陈自强、刘德秀等一伙狐群狗党的倒行逆施，韩侂胄成为千夫所指的众矢之的，既加速了自身的覆灭，也在身后蒙上了更多的污名。
三 诛韩与议和
1.杨皇后和史弥远的结盟
庆元六年（1200），韩皇后去世后，宁宗没有立即册立新皇后。妃嫔之中，杨贵妃与曹美人俱受宠爱，优柔寡断的皇帝拿不定主意。
杨贵妃出身低微，生身父母姓什么，连正史都失载，籍贯也不清楚，一说是遂安（今浙江淳安西南）人[149]。养母张夫人擅长声伎，宋孝宗乾道年间入慈福宫为乐部班头，她也随从入宫，在杨才人位下做杂剧孩儿，应是以嬉乐戏耍逗人发噱的儿童演员。她姿貌出众，举止得体，尤受太上皇后吴氏喜欢，年齿稍长，就以擅奏琵琶隶慈福宫，也招来同伴的嫉妒。一天，吴氏入浴，同伴姐妹便怂恿她把吴氏脱下的皇后冠服穿戴起来，随即举报她僭上。谁知吴氏不但不以为罪，反而对捉弄者说：“你们不要大惊小怪，她将来也许会穿上这身服装，到我这地位的。”
她出落得楚楚动人。宁宗还是嘉王时，每赴慈福宫家宴，眼神总往她那儿瞟。宁宗即位之初，留在重华宫主丧听政。一次，在慈福宫家宴上，酒泼在了手上，杨氏捧着铜匜伺候他洗手。双目对视时，宁宗怦然心动，便以手沾水有意洒她一下。杨氏心领神会，一有机会便往听政处跑，就此得幸皇帝。吴氏知道后大为不快，准备严厉鞭扑杨氏。内侍王去为劝道：“娘娘连天下都给了孙子，一个妇人又何足惜，何况这事不宜让外人知道。”也有贵戚在旁边说：“娘娘尚未见玄孙，杨氏命相宜生子嗣。”吴氏怒意始解，将她赐给宁宗时说：“看我面上，好生待她。”
庆元元年（1195），宁宗封杨氏平乐郡夫人，对她宠爱日增。两年后进封婕妤，直到这年慈福宫太后去世前，杨氏对她始终定省有礼。随着地位上升，她深为出身低贱而苦恼，对原先亲族虽暗地也有馈赠，但绝不往来。她命内侍私下为她寻找同宗，找到了武学生出身的杨次山。次山被宣召入宫，两人相见，演了一场多年失散一朝相认的轻喜剧：次山声泪俱下，还举事作验证，“或谓皆后所授”[150]。她这才放弃原姓，归姓杨氏，并依次山的籍贯自称会稽人。
庆元五年，杨氏进封婉仪，次年册为贵妃。在慈福太后死后，她对太皇太后谢氏也朝见勤谨，视疾探病时甚至亲尝药饵。宁宗重孝道，对她很满意。韩皇后死后，中宫虚位，韩侂胄失去了靠山。在拥立中宫问题上，侂胄认为，杨氏知书史，通古今，为人机警而颇任权术，对她有点忌惮。而曹美人也正受宠幸，她性情柔顺，其姊妹都通籍禁中为女道士，与侂胄稔熟亲昵。侂胄力劝宁宗立曹美人为后，同时千方百计地隔绝杨贵妃与外朝的通籍往来。杨次山从门客处知道这事，告诉了杨贵妃，她衔恨在心而不露声色。尽管在杨贵妃与曹美人之间，宁宗更喜欢前者，但还是下不了决心。
嘉泰二年（1202）岁末，宁宗也感到立后之事不能再迟疑拖延了，而杨、曹也心照不宣地决定在争夺凤冠上一决高低。据说，两阁在同一天款待皇帝，杨贵妃坚持地谦让曹美人优先安排在白天，自己在她宴罢的晚上再宴请。曹美人不知她在用心计，欣然同意了。天色向晚，酒才过两巡，曹美人还不放宁宗移阁，杨贵妃位下已来人奏告帝辇备讫，催促皇帝过去了。
宁宗到后，杨贵妃从容劝饮，终于让他留宿贵妃阁。她早已备好笔墨，醉意朦胧中，宁宗写下了御笔：“贵妃杨氏可立为皇后，付外施行。”杨贵妃请他再同样写上一张，命可靠内侍次早直送乃兄杨次山。故而第一张御笔还没送到中书门下，次山早揣着第二张御笔找到了宰执。杨氏惟恐侂胄压下御笔，好事就可能变黄，故多了个心眼。
这年十二月十四日（12月29日），杨贵妃终于如愿以偿地立为皇后。次年二月六日（3月20日），皇帝御文德殿正式行册后大礼。但杨皇后对侂胄排斥自己一事却始终耿耿于怀，与次山密约寻机报复。对开禧北伐，杨皇后从一开始就以为失之轻率，但皇帝并不重视她的意见。
开禧三年（1207）四月，钱象祖再任参加政事，这是韩侂胄权势遭到有力挑战的重要信号。象祖因投靠侂胄而位至通显，嘉泰四年迁同知枢密院事。在其后两年间，对甚嚣尘上的北伐之议，他首鼠两端，进则面谀，退则腹诽；直到战争迫在眉睫之际，才公开亮出反对意向。北伐开始前，他被夺两官，信州居住。不久，北伐失利，他起知绍兴府。开禧三年春，他应召入朝，没有授以新任，仅以原执政身份提举在京宫观兼侍读。如今，时过两月，他重为执政，显非侂胄本意，很有可能是史弥远通过皇子赵曮向皇帝建议的结果。
皇子赵曮并非宁宗亲生，他是燕王德昭的十世孙，原名与颢。绍熙四年（1193），宁宗还做嘉王时生下长子，未及命名就死了。庆元二年（1196）次子赵埈未满百日也夭折了。两年以后，宁宗听从宰执京镗等建议，仿效高宗故事，将六岁的与颢接入宫中抚育。庆元六年，韩皇后所生皇子赵坦又是早殇，宁宗便为与颢更名为曮，封福建观察使；次年，封卫国公，听读资善堂。
赵曮倒也专意向学。资善堂小学教授娄机为他编了《广干禄字》课本，他让戴溪写了跋语，学得很认真。娄机亲书本朝事亲、修身、治国、爱民四事，他置诸座右，朝夕观省。一天酷热，赵曮对娄机说：“今日酷热，禁廷深邃尚且如此，闾巷小民怎么受得了。”娄机奏报给宁宗，宁宗高兴说：“唐文宗只说：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更没一句念及百姓，皇子此意，过之甚远。”对皇子印象不错。
自韩皇后死后，宁宗新生的皇子赵增、赵坰又相继冲龄夭亡。开禧元年，宁宗在忧惧中立赵曮为皇子，制词是“意味悠长”的：“爰建神明之胄，以观天地之心。”[151]意思说，倘若上苍让他无子，皇位就传燕王之后；倘若因这无私之举而生子得育，那也是天地之心。次年，史弥远以起居郎兼资善堂直讲；不久迁为礼部侍郎，仍兼资善堂翊善。赵曮时当十四五岁，正是少年向成人世界转向的关键年龄，接受的是史弥远的熏染。[152]
史弥远的父亲史浩在孝宗朝两度入相，在家世出身上，他颇有与韩侂胄抗衡的资本。两人最初虽都以恩荫入仕，但弥远后来考取进士，进入了文资行列，是足以睥睨侂胄的。弥远曾师从理学家杨简，尽管这对师生后来互有微词[153]，但他与讨嫌道学的侂胄毕竟旨趣有别。庆元党禁时，他虽有投靠侂胄的机会，却没忘乎所以[154]；但也决不可能如同吕祖俭那样顶风上言。恢复之议炒热时，弥远也在朝中，仍未公开站出来反对。直到北伐受挫，形势明显不利于侂胄时，宁宗下诏在位者言事，他才上了一疏，认为“岂可举数千万人之命轻于一掷”，主张“固守封圻”，建议宁宗“毋惑浮言以挠吾之规，毋贪小利以滋敌之衅，使民力愈宽，国势愈壮，迟之岁月，以俟大举”，反对意思很明确，措辞仍留有余地。
开禧北伐期间，史弥远所做的，大概一方面充分利用翊善的身份，对皇子施行“特殊教育”，巧妙通过他传达内外朝的动向，一方面密切注视着宋金战局的发展和朝廷势力的消长。钱象祖东山再起，很有可能是他由皇子传语而居中操作的结果；即使与他无关，肯定也是欢迎这一信号的。当时弥远仅是礼部侍郎，要把事情做大，还须借助地位更高的同盟者。而钱象祖因公开反对北伐而被侂胄贬黜出朝的，在反韩与求和上，不言自明是合适的结盟人选。
开禧三年秋，侂胄中断议和进程，下决心“有以国毙”，准备继续战争。这一决定让都城震惊，朝堂疑惧，唯恐祸在旦夕。朝廷大臣中已没有寇准那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朝臣对前途的惶恐不安是可以想见的。被屏斥家居的林大中对人说：“今日欲安民，非议和不可；欲议和，非去侂胄不可！”这一见解反映了当时人的共识：侂胄已成为议和的唯一障碍。然而，怎样才能去侂胄、求和议呢？
史弥远和钱象祖的联手应在侂胄决定再战后才形成的。九月末，王柟持书再次赴金，所带书函虽仍以侂胄名义发出的，但派他继续方信孺未竟的和谈，不会是侂胄的本意，至多是侂胄向钱象祖为首的议和派妥协的结果。
大约这时前后，有一位久疏音问的稀客拜访了韩侂胄。他是侂胄任南海县尉时的幕客，人贤，文章也好，因改名登第而久未联系，故而款留也极殷勤。夜阑酒酣，侂胄屏人相问：“我谬执国政，外间议论如何？”这人长叹：“唉！平章家族危如累卵呐！”侂胄惊问其故，那人答道：“这是不难推知的。中宫之立，不出自平章，中宫怨恨你；皇子之立，不出自平章，皇子怨恨你。贤人君子，从朱熹、赵汝愚以下斥逐贬死，士大夫都怨恨你；边衅一开，则三军、百姓都怨恨你。众怒汇集，平章怎么担当得了呢？”
侂胄沉默良久，问道：“何以教我？”追问再三，那人才说：“仅有一策。主上原就不想做皇帝，如劝他早建太子，开陈高宗以来禅代故事，则皇子之怨可变为恩，中宫退居为太上皇后，也无能为力了。然后，你辅佐新君，更始新政。诸贤死去的给予赠恤，健在的给予召擢。遣使议和，犒抚军士，尽去军兴以来无名之赋，使天下百姓有更生之意。而后让贤退隐，庶几转祸为福。”侂胄感到他分析在理，准备留之府中以备咨询，他却力辞而去。对他的建议，侂胄也“犹豫不能决”。[155]
史弥远却利用翊善身份向皇子力陈局势的危急。皇子随即具奏道：“韩侂胄轻起兵端，上危宗社，宜赐罢黜，以安边境。”宁宗没表态，他对用兵始终是模棱两可的。在北伐前夜，他向执政钱象祖表示过“不以为然”的态度，致使象祖敢引圣语非议北伐。但在战争开始后，他下北伐诏，告天地宗庙，又似是赞成北伐之举的。尽管对北伐的态度游移不定，但他对侂胄的倚信至今仍是确定不移的，离开了强有力的侂胄，他将以谁为依靠呢？
知道皇子谏奏而皇帝沉默后，杨皇后怂恿皇子再次进言，她表示自己也将在旁劝谏。瞅了个机会，皇子又对皇帝说：“侂胄再启兵端，将不利社稷”，宁宗还是不搭腔。杨皇后在旁边竭力附和，宁宗仍一言不发。杨皇后深知宁宗的性格，说不定改天就会把这番话原原本本搬给侂胄听，他毕竟仍大权在握，若要反击，还是易如反掌的。
深谙宫廷权斗术的杨皇后不能不预为之计，她审视了朝廷内外的形势：太上皇后谢氏这年夏天去世，整个后宫唯己独尊。宁宗生性软弱游移，只消大局一定，他是会承认现实的。然而，倘若没有外朝大臣的有力支持，即使宫廷政变暂时成功，也难以收拾局面，稳定人心。现在的关键是寻找一个堪当大任的朝臣共图此举。
于是，杨皇后让其兄杨次山物色这样的人选，次山找到了礼部侍郎史弥远。弥远已通过应诏上疏与皇子代奏的方式表明了反对北伐的态度，也感到与侂胄之间已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与其坐等对方动手，还不如先下手为强。但以自己目前的地位，与侂胄这样的权臣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现在既然杨皇后主动来与他结盟，他便欣然应命。
2.诛韩前后
开禧三年十月三十日前后几天，一场政变在秘密策划中。
史弥远在接到杨皇后的指命后，首先透露了一点给参知政事钱象祖，随即礼部尚书卫泾、著作郎王居安、前右司郎官张镃也参预了进来。定议以后才告诉参知政事李壁。保密工作做得很疏失，王居安竟忘乎所以地对同僚说：“数日之后，耳目当一新。”弥远知道后忧心忡忡。对怎样去掉侂胄，弥远一开始并未心怀杀意，他访问了张镃。张镃是绍兴大将张俊曾孙，对弥远说：“势不两立，不如杀了他，以绝后患！”弥远听了，抚案叹道：“不愧是将种！我决心下了。”
十一月二日，杨皇后准备好御笔，自然是她的手笔：“已降御笔付三省：韩侂胄已与在外宫观，日下出国门。仰殿前司差兵士三十人防护，不许疏失。”[156]御笔原都出自侂胄，近来却渐由杨皇后取而代之。为防意外，她故技重演，备下了三张相同内容的御笔，纸尾都皆盖上刻有虎符印的皇帝牙章，有这方牙章印，御笔的权威性才被承认。杨皇后将一张御笔递送史弥远、钱象祖，一张授与张镃，另一张交给光宗李皇后的兄弟李孝纯，后两张御笔没有使用。
当夜，史弥远微服往来于钱象祖与李壁两宅之间。钱象祖看了御笔，打算奏准宁宗再举事，弥远不同意。李壁也认为：事一耽搁，就会泄露。象祖找到殿前司中军统制、权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让他选兵三百，诛杀韩侂胄，夏震面露难色。当他看到象祖出示御笔时，才说：“君命，自当效死！”
对政变的密谋，侂胄似有风闻。前二天，他在都堂问李壁：“听说有人要变局面，相公知道这事吗？”李壁怀疑机密泄露，内心一震，仍镇静下来说：“恐怕没有这等事吧！”侂胄便没把这事放在心上。二日这天，周筠听说有御批发自大内，具体内容却打听不到，就对侂胄说：“事情恐怕不好！”侂胄答道：“我准备以死报国！”周筠苦求他早做应变之计。侂胄这才与陈自强商议，准备再用引台谏逐政敌的老法子。自强推荐党羽林行可为谏议大夫，刘藻为监察御史，打算在明天上朝时，把钱象祖以下一网打尽逐出京城。
这天恰是侂胄宠幸的三夫人生日，张镃与侂胄素有往来，有意在韩府醉醺醺、乱哄哄地闹到次晨五更方散。其间，周筠以封帖投入，提醒侂胄：“听说外间戒严，请闭门，免去早朝。”侂胄醉咻咻道：“这家伙又来胡说！”说着将封帖放在蜡炬上烧了。侂胄正准备上朝，周筠赶到韩府，劝他别再去早朝，侂胄呵斥道：“谁敢？谁敢！”边说边登坐车上道了。刚走不久，殿前司禁军便包围了韩府。
这时，宰相陈自强与参知政事钱象祖、李壁都早坐在了待漏院。林行可也到了，请求廷对，陈自强不无得意地对在场官员说：“今天大坡上殿。”大坡是谏议大夫的别称，自强指的是林行可。不一会，侂胄的先遣侍卫到了待漏院，传呼“太师到”。钱象祖、李壁脸色陡变，认为肯定是夏震变了卦，故而侂胄侍卫能先期到达，倘若侂胄一入待漏院，局势就会逆转直下。然而，久久却不见侂胄入院。
在这场政变中，夏震的地位与作用恰可与绍熙内禅时郭杲相类比。值得注意的是，两人都位居殿帅之职。这天清晨，夏震派护圣步军准备将夏挺率健卒数十人在太庙前邀截侂胄的坐车，又命中军正将郑发、王斌领兵三百，执弓枪刀斧在六部桥待命。平日，侂胄也乘私人小车径从和宁门进入大内，倘若如此，夏震的部署就会完全落空，诛韩的密谋也会前功尽弃。幸亏今天侂胄的侍卫、车队由宝莲山下到御街，再向太庙方向缓缓而来。
放过了先头侍卫，夏挺率部上前截住侂胄的坐车，告诉他说：“有御笔：太师罢平章事，即日押出京城！”侂胄惊惶失措说：“御笔应由我发。有旨，我为什么不知道，一定是假的！”全副武装的士兵裹挟着侂胄折向六部桥，在郑发等300名士兵护卫下向候潮门方向走去。侂胄发现不对头，说道：“我家在湖州，应该出北关门，怎么让我向东出候潮门呢？”出了候潮门，侂胄见队伍沿皇城根折往南面的玉津园而去，一路上便很不安。一会儿，他对郑发说：“你放了我，我让你拜节度使。”郑发没理他，他又问：“我有什么罪？”走到玉津园磨刀坑的夹墙甬道内，队伍停下了。侂胄知道凶多吉少，大声喝道：“何得无礼大臣！”郑发叱道：“你这国贼！”说着举起铁鞭，猛击他的下部。侂胄为防行刺，全身都以软缠裹束，即使用兵器击杀，一下子也难以致死。郑发知其底里，一鞭将其毙命，驰报夏震。
大约就在侂胄押往玉津园时，宁宗在后宫还没上朝，杨皇后向他透露：今天将对侂胄采取行动，现已押往玉津园了。宁宗一听，立即用笺条批示殿前司：“前往追回韩太师。”杨皇后一把夺过笺条，哭诉起来：“他要废我与儿子，又杀两国百万生灵！”软弱的宁宗挡不住杨皇后的眼泪，也垂下泪来。杨皇后进而要挟道：“若要追回他，我请先死！”宁宗无奈地收起了眼泪，不再坚持追回侂胄了。宁宗至此仍不知道侂胄已死到临头了。“不是持笺能力阻，玉津园外已回车。”[157]这两句诗说出了杨皇后在诛韩中的关键作用，也从另一角度证明：专制政权的运作过程中往往会有许多偶然的非制度因素在其间起着支配作用。
夏震一赶到待漏院，钱象祖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起身问道：“事已了否？”答道：“已了事。”钱象祖这才向待漏的上朝官宣布韩侂胄已伏诛，接着他从怀里拿出堂帖给陈自强说：“有旨：太师韩侂胄轻启兵端，可罢平章军国事；陈自强阿附充位，可罢右丞相，即日出京城。”自强惶恐不已，起座向象祖再拜辞出，临上马时还不住地对象祖说：“望大参保全！”在贬逐的路上，每天早上他必定穿戴朝服，焚香祝祷：“向上天乞一日之命。”次年夏天，他在忧悸中死于贬所。
从二日深夜到三日凌晨，史弥远好似一个以生死荣辱压为赌注的赌徒，等待赌局揭晓那样，心神不定，坐立不安。他虽不是政变现场出头露面的指挥者，依照身份，他还只能把这事交给钱象祖、李壁去办，但依然彷徨伫立门首，等待着消息。到拂晓时分，依旧音讯杳然，他有点心慌意乱了，甚至准备易装逃遁。
钱象祖、李壁赴延和殿奏事。宁宗只知道侂胄被杨皇后以御笔名义罢免了平章军国事，押出京城，对奏报侂胄被诛的消息愕然不信，其后好几天仍不相信他已经毙命。
就在政变成功的当天，皇子赵曮再次上奏，列数因侂胄擅起兵端所造成的“死者冤痛，生者愁苦”等种种惨状，请求宁宗罢侂胄平章军国事，给与在外宫观，命日下出京城。从赵曮上奏看，他虽在政变前传递过消息，但对侂胄已被诛杀似乎还一无所知。[158]于是，宁宗同意皇子的建议，颁诏说：“韩侂胄久任国柄，粗罄勤劳。但轻信妄为，辄起兵端，使南北生灵，枉罹凶害。今敌情叵测，专以首谋为言；不令退避，无以继好息民。可罢平章军国事，与在外宫观。陈自强所附充位，不恤国事，可罢右丞相，日下出京城。”作为对杨皇后昨日矫诏御批的追认。
四日，根据上述诏书而草就的罢职制词，虽指责侂胄“植党擅权，邀功生事，不择人而轻信，不量力而妄为，败累世之欢盟，致两国之交恶”，但仍表示“欲存大体，姑畀真祠”，即“依前太师、永兴军节度使、平原郡王，特授醴泉观使，在外任便居住，食邑实封如故”。[159]从这份日期倒填的罢免制词，可知宁宗这时仍对侂胄怀有好感，对他的处分还是手下留情的，而且并不认为他已被处死。
然而，宁宗似乎有点明白礼部侍郎史弥远在这一事件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准备擢他知枢密院事。或许出于窥测形势的需要，史弥远坚决推辞了这一任命。于是，在政变成功当日，分别以参知政事钱象祖与李壁兼知枢密院事与同知枢密院事。同时，礼部尚书卫泾出任御史中丞，著作郎王居安改任左司谏，吏部侍郎雷孝友为给事中。这三人的任命，除王居安还算升迁，卫泾与雷孝友分别以尚书、侍郎改任御史中丞与给事中，以资序而论，实是降格下除。但台谏和封驳官此前均为韩党据有，在政变初定时，这两个要害部门一主舆论，一主政令，尤须把握在手，政变集团才做出了这样非同寻常的任命。这些任命也表明：从一开始，宁宗就顺从了以史弥远为代表的政变集团的摆布和控制。
令人吃惊的是，从政变成功后的五天里，包括参预诛韩密谋的卫泾、王居安在内的台谏、给舍的上奏，都置韩侂胄被处死的事实于不顾，依然煞有介事一而再、再而三地奏请宁宗将侂胄或“重赐贬窜”，或“明正典刑”，或“显行诛戮”。[160]这种公然愚弄人主的举动，在宋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史弥远以杨皇后的“御笔”杀了韩侂胄，按例应该明确由史官载入起居注。但这样一来，史弥远就将背上矫诏的罪名。而此时的宁宗，既不相信侂胄已被处死，并且“犹未悟其误国”，而倘无皇帝的认可，善后工作也难以顺利推进。弥远也摸透了宁宗为人理政的致命弱点，即只知道胶柱鼓瑟地“动法祖宗，每对左右以为台谏者公论之自出，心尝畏之”，庆元党禁时，侂胄就借台谏公论尽逐道学的。如今，弥远袭用其术，私下示意台谏官与封驳官，在短短几天内连珠炮似地上奏抨击侂胄，借所谓公论迫使宁宗转变态度。[161]因此之故，卫泾、王居安、雷孝友的上言绝口不谈侂胄之诛，反而一再要求对已死的侂胄施以贬窜诛戮，这显然是史弥远、钱象祖别具用心的愚君安排。
于是，宁宗在政变后几天颁布的诏书，就与事实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出入。[162]三日，宁宗对已死的侂胄颁了罢政制词：特授醴泉观使，在外任便居住。次日因卫泾弹劾，五日，宁宗又下诏责授侂胄为和州团练副使，郴州安置；自强追夺三官，永州居住；苏师旦特决脊杖20，发配吉阳军。这天，宁宗还向天下诏告了“贬逐”侂胄事，诏书首先承认“朕德不明，任用非人”，然后数落了侂胄“怀奸擅朝，威福自己；劫制上下，首开兵端”；“疏忌忠谠，废公徇私；气焰所加，道路以目”等罪行，最后把一切过失往他身上一推，“念目前过举，皆侂胄欺罔专恣，非朕本心”。因给事中雷孝友封还录黄，次日，宁宗再下诏，令将侂胄改送英德府安置，陈自强责授武泰军节度副使，依旧永州居住。诏书宣布不久，左司谏王居安又上奏劾论，请将侂胄财产业尽行籍没，拘收封桩库，专供战备之用。宁宗即重新下诏，命侂胄除名勒停，送吉阳军，籍没家财；自强改送韶州安置。
在查抄韩府时，搜出了苏师旦给韩侂胄的私函，函中建议侂胄将殿前司兵额裁至与步军司相等，而将裁减兵额划出，另立一军由他掌领。宁宗或许认为这是别有不轨企图，七日诏命广东提刑斩决苏师旦。大概到这天，宁宗才相信侂胄确被诛杀，下诏承认“奸臣擅朝”，“今既窜殛”云云。然而，宁宗对侂胄的处理仍网开一面，他颁旨说：韩侂胄罪该诛戮，但念其祖先韩琦、韩忠彦之故，“今已身故，可令临安府棺敛，许于本家先茔归葬”。
籍没韩府时，抄出了绣有龙凤的服饰。政变者打算据此诬指其有不臣之心。大理卿奚逊明辨其不然，认为侂胄擅权开边，“自有定罪，若欲诬之以叛逆，天不可欺也”。正如宋末周密指出：“大臣之间，平日必与禁苑通，往往有赐与帝后之衣，谓之御退，衣服皆织造龙凤。他如御书必籍以龙锦，又何足为异？”故而也力辩其“僭逆之类，悉无其实”。[163]
侂胄被诛的消息公布后，临安民众歌舞于市。酷烈的党禁，轻率的战争，专擅的政治，污浊的吏风，令国家大伤元气，士民饱受祸害，人们犹如送瘟神一样欢庆他的死亡。然而，民众已经看出：诛韩并非皇帝的“英断”，只不过是当下对战争持不同政见的官僚派别之间又一场权力斗争而已，便传诵开了一首形象生动的民谣：
释伽佛，中间坐；罗汉神，立两旁。
文殊普贤自斗，象祖打杀狮王。
谣谚借佛教塑像作譬喻：两旁的罗汉神分指两派，文殊、普贤各为释伽牟尼佛的左右胁侍。文殊的塑像一般骑狮子，这里借指侂胄，因其拜太师，党徒皆呼他为师王，其谐音即“狮王”。普贤的塑像一般骑白象，这里隐射钱象祖。“象祖”打杀了“狮王”，而端坐在正中的释伽佛则借喻宁宗，他实际上一无所知。民谣把政变双方的勾心斗角以及宁宗的拱默无能都刻划得惟妙惟肖，在流传过程中无不“闻者绝倒”。[164]
接着，政变集团在贬逐韩党的同时进行了第一轮的权力分割。李壁虽参预了诛韩密谋，但终因洗刷不清他与侂胄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政变未过半月，就划为韩党，夺去二官，抚州居住。没有皇宫侍卫的支持，宫廷政变就缺少成功的保证，夏震最先得到权益的酬答。政变后的第三天，他就进为福州观察使，主管殿前司公事，去掉了“权”字，并进封县伯，加食实封，制词竟以“若周勃入北军”作为比喻，以为赞美。弹劾韩党的胜局奠定后，政变成功没几天，卫泾即由御史中丞升任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五天以后，钱象祖拜右丞相兼枢密使，给事中雷孝友与卫泾同拜参知政事，吏部尚书林大中出任签书枢密院事。杨次山在政变中是交通内廷外朝的关键人物，得到了使相的荣衔，加开府仪同三司。宁宗从内府取玉带一条赏赐给他，同时解下了自佩的玉带赐给了史弥远。两条玉带浑然无别，但解赐之举表现出对弥远特殊的恩宠。政变的主谋见大局已定，也正式走到了前台：这年腊月二十三，史弥远当上了同知枢密院事。
3.屈辱的和议
这次政变，实质上是南宋统治集团内部在战和问题上不同政治派别的一次激烈较量。对金和战是南宋政治史的一大主题，王应麟在宋元之际曾有过一个绝对的判断：“绍兴、隆兴，主和者皆小人；开禧主战者皆小人。”且不论绍兴、隆兴之事，即以开禧、嘉定和战而论，陆游、辛弃疾都主张收复故土，岂能以小人视之？反之，主和者如史弥远，即以儒家大义来评价，也未必就是君子。
在《宋论·宁宗》里，清人王夫之有一段颇在理的议论：
宋自南渡以后，所争者和与战耳！当秦桧之世，言战者以雪仇复宇为大义，则以胜桧之邪也有余。当韩侂胄之世，言和守者，以固本保邦为本计，则以胜侂胄之邪也有余。反桧而得侂胄，反侂胄而又得史弥远，持之皆有故，号之皆有名。而按以其实，皆义之所不许，名之所不称。
确实，和与战的名义，权奸之臣都可以利用，以达到一己之私利。战，在民族大义上是应肯定的，但像韩侂胄这样别有动机的轻率浪战，则是名既不称，义亦不许的。和或守，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不失为冷静务实的选择，但不是卧薪尝胆、秣马厉兵，力促双方综合国力的消长发生有利于己的变化，以创造条件，收复失地，反以和守为因循苟且和专擅窃权的遁词，就像秦桧、史弥远先后所做的那样，也是“义之所不许，名之所不称”的。
以史弥远为代表的政变派之所以必置韩侂胄于死地，根本用意在于以侂胄之死作为向金乞和的筹码。对此，王居安的奏议说得很明白：“朝廷倘不明正典刑，则何以昭国法，何以示敌人？”诛韩的目的，居然是讨好敌国，还声称“以此示敌，何敌不服？”也就是说，不惜代价，不顾国体，来迎合敌国苛刻的议和条件，乞求屈辱的和议。
侂胄被杀当天，参知政事钱象祖就用省札把这一消息移牒金国河南行省。仅过一月，南宋先后撤销了山东京东路招抚司和京西北路招抚司，向金传递了不欲再战的信息。被侂胄罢免的丘崈起用为江淮制置大使。政变前南宋派往金河南行省的使者王柟是绍兴议和宋使王伦的孙子，继续议和谈判的使命。
到达金营后，王柟没能直接见到金国元帅。这时，金行省都元帅宗浩已病故，由左副元帅完颜匡继主其事。金将乌骨论等接待时问他：“韩侂胄显贵已经几年了？”王柟说：“已十余年了。不过，平章军国事才两年。”又问：“南朝怎么这样信任他？不知他是什么人？”王柟答道：“他是韩琦之后，吴太皇太后的至亲。”接着就盛称其忠贤威略。几位金将揶揄地相视而笑，接伴使完颜天宠取出钱象祖发来的省札，慢悠悠说：“依你之言，南朝为什么还要杀他？”王柟这才知道侂胄已被处死，一时窘骇无语。省札不送使者，却先致敌国，令他十分被动和尴尬，何况他携带的议和书函还是以侂胄名义发出的。完颜天宠说：“王柟虽持侂胄书函，却是南朝有旨遣他来议和的，自当详议呈报。”外交上这一挫折，让王柟对金国的无理要求，难餍索取，“不敢与较，一切许之，以为脱身之计”。[165]
在停战谈判中，双方外交折冲，能摧折其预谋则谈和较容易，如启发其傲慢即乞和也困难。金章宗得到南宋诛韩通报后，看出了对方的软弱退让，便命完颜匡移书南宋执政，重申议和五款条件，并强调必须以韩侂胄的头颅赎回淮南之地，犒军钱改为银300万两。为增强讨价还价的资本，岁末年初，金河南行省派兵攻陷了南宋随州（治今湖北随县），金陕西宣抚司也准备对占夺到手而原属南宋的川陕关隘增派戍卒万名。
嘉定元年（1208）正月，王柟返抵临安，转达了金国函送首级的要求。几天前，右谏议大夫叶时、殿中侍御史黄畴若等先后两次上言，要求将侂胄的头颅割下来，置于两淮积尸丛冢之间，以谢天下。宁宗第一次以“慎重行事”为答，第二次御笔批道：“未欲轻从”，都没有同意。王柟归朝后，叶时等再次重复同样的奏请。王柟复命仅隔三天，皇帝命三省、枢密院详议。这次详议的结果，史料记载不详。从当时宰执成员构成来看，右相钱象祖、执政卫泾、史弥远、雷孝友、林大中无一不是倾向于函首的。但宁宗仍没下令函首，他还是慎之又慎的。
首次详议一周后，南宋派许奕为金国通谢使，王柟为通谢所参谋官再使金国。到达濠州后，许奕被阻留原地待命，只允许王柟赴河南行省议和。他向完颜匡送上钱象祖覆函：
东南立国，吴蜀相依，今川陕关隘，大国若有之，则是撤蜀之门户，不能保蜀，何以固吴？倘大国终惠川陕关隘，所划银两悉力祇备，师旦首函亦将传送。[166]
覆函只同意将犒军钱改为银子，对函首事仍未松口。这时，金陕西宣抚司向金章宗坚决要求：不能归还已取的川陕关隘。王柟为金方这一要价所困惑，向完颜匡表示：只要归还川陕关隘，他可以回朝就函首事说项。完颜匡认为南宋确有议和诚意，便对章宗分析道：川陕关隘对宋性命攸关，倘坚持不还，势必双方争夺，决无一日之安。章宗遂诏谕完颜匡：只要函送侂胄首，陕西关隘可以赐还。完颜匡据此即再次致书南宋宰执，让王柟回朝转达。
王柟是三月二十日还朝述职的。前一天，史弥远集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为秦桧恢复了王爵与赠谥。这一举动，在史弥远或是为了表示与韩侂胄对着干，却也向敌国、向人民表明：自己是秦桧路线的维护者和继承人。王柟传达了金国的议和条件，即只有以侂胄首函才能换回开禧北伐中失去的淮南、陕西之地。至此，宁宗不得不做出抉择：要么函首乞和，要么坚决拒绝，另作他图。他还是把这个难题交给所谓公论去裁决。王柟复命次日，皇帝下诏侍从、两省、台谏官赴都堂集议，第二天奏报结论。宋代讨论重大国是时往往使用集议这种形式。
集议在争吵喧嚷中进行。直学士院章良能首先说：“已毙之首，又何足惜！”侍左郎官兼太子舍人王介抗议：“侂胄之首，诚然不足惜，但国体可惜！”章良能反唇相讥：“你恐怕还是可惜侂胄的头颅吧！”吏部尚书兼翰林侍讲学士楼钥、签书枢密院事林大中、兵部尚书倪思等都主张函首。太常少卿黄度虽受过侂胄排斥，仍认为函首辱国。楼钥等竟说：“与其亡国，宁可辱国！”倪思大声嚷嚷：“侂胄一颗臭头颅，诸公何必争得那么起劲！”又威胁：“有人在朝受过侂胄之恩，要为他说话吗？”在一片闹哄哄的反对声中，王介、黄度等遭到围攻。
第二天，奏报集议结论：“和议重事待此而决，则奸凶已毙之首又何足惜。”[167]宋宁宗迫于所谓公论，再次无原则地放弃了自己的初衷，颁旨依奏。集议仅过两天，朝廷向临安府和两淮、荆襄、四川等宋金交战地界颁发黄榜，晓谕函首事；次日，又通知其他诸路安抚制置司。两天之后，临安府派人从报慈寺韩氏先茔中挖出侂胄的棺木，斫首函送江淮制置大使司。
四月中旬，王柟携带宁宗誓书草本和钱象祖覆函再抵金河南行省，向完颜匡通报了侂胄已枭首的消息。钱象祖的回书告知宋使已携礼物、岁币等起程，只等金国批准议和，即运抵边界交接，故望金帝“画定圣旨，先赐行下沿边及陕西所属，候侂胄首到界上，即便抽回军马，归还淮南及川陕关隘地界”。章宗接报，即颁诏完颜匡：“其侂胄、师旦首函及诸叛亡至濠州，即听通谢使人入界，军马即当撤还；川陕关隘俟岁币、犒军银纲至下蔡（今安徽凤台），划日割还。”[168]完颜匡将诏书内容通知王柟，命依照执行。
闰四月下旬，南宋派人将韩侂胄、苏师旦首函送至金河南行省元帅府。五月九日，金章宗遣官将宋廷函首求和事奏告天地、太庙、社稷，亲王、群臣都上表称贺。这天，金朝举行了献受首函的隆重仪式，庆贺对宋战争的又一次胜利。章宗登上了京城应天门，完颜匡派大将纥石烈贞上城楼献呈韩侂胄、苏师旦的首函以及元帅府露布。金帝命将两具首函献祭太庙、社稷，并颁露布于中外。庆典结束，两颗头颅被高悬在旗杆上示众，并配挂上两人画像，让百姓纵观，最后用漆涂抹，藏入军器库。
不久，完颜匡还朝，金撤销了河南行省。六月五日，南宋通谢使许奕带着宋帝誓书入见金章宗。其后三个月，双方围绕和议有一连串外交往来：金章宗以宋同意求和诏告天下，再派完颜侃为谕成使携金帝誓书赴临安入见宋宁宗。九月十二日，宋以和议达成诏告天下。至此，嘉定和议正式成立，主要条款为：一、宋帝与金帝的称呼由侄叔改为侄伯；二、宋致金岁币由20万两匹增至30万两匹，另支付犒军银300万两；三、宋金地界维持战前原状；四、宋向金函送韩侂胄、苏师旦之首。和议虽然免去了称臣割地的难堪，在双方关系与岁币数额上却比隆兴和议明显倒退了一大步，函首乞和更是主权国家的奇耻大辱。
仍囚在建州土牢的华岳听到这一消息，并没有因受过侂胄迫害而感情用事，对史弥远为首的当政者屈膝求和以诗歌表达了明确的反对：“纳币求成事已非，可堪函首献戎墀？和戎自有和戎策，却恐诸公未必知！”京师太学生也以揭帖诗道出了当时的公论：“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庙堂自谓万金策，却恐防胡未必然！”[169]
不久，对于韩侂胄，金国台谏交章上言，认为他：“忠于其国，谬于其身”，建议追封“忠缪侯”[170]，他的首级最终被安葬在安阳韩琦墓地旁边。金朝将这事札报南宋，或隐含嘲讽之意：比起你们本朝来，我们敌国的评价似乎还公正些。对南宋来说，函首乞和无疑是丧权辱国的决定。对此，晚宋有人打过一个譬喻：“譬如人家子孙，其祖、父为人所杀，其田宅为人所吞，有一狂仆佐之复仇，谋疏计浅，迄不能遂。乃归罪此仆，送之仇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171]宋金既为敌国，在议和谈判中，自然也有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的问题。诚然，不能因为韩侂胄包藏私心，轻率用兵而谀其为抗战派代表。但他发动的开禧北伐毕竟是以国家名义进行的恢复战争，将他诛戮函首，完全是史弥远为推行乞和路线一手策划的。这种做法，对南宋是有辱国体的奇耻，对韩侂胄也有失公允，以至金人都感叹“何国之为”！对此，清代史家有诗云：“匆匆函首议和亲，昭雪何心及老秦，朝局是非堪齿冷，千秋公论在金人！”[172]
开禧北伐尘埃落定，金人长长喘了口气。在发动反击后，统帅仆散揆、宗浩相继而殁，临战易将向为兵家所忌，但南宋却不知也无力利用，举朝惶惴，反以侥幸和议为得计，致使金朝认定南宋已无人才。
宋人对这场战争的反思是痛苦而持久的。南宋末年，周密指出：
寿皇（即孝宗）雄心远虑，无日不在中原。侂胄习闻其说，且值金虏寖微，于是患失之心生，立功之念起矣。殊不知时移事久，人情习故，一旦骚动，怨嗟并起。而茂陵（即宁宗）乃守成之君，无意兹事，任情妄动，自取诛戮，宜也。
从民族感情而言，开禧北伐是有社会基础的。之所以失败，固然有韩侂胄方面的种种因素在，例如准备不足，措置乖张，用人失当，等等。但更深刻的原因却是：金人入主中原以后，双方随着“时移事久，人情习故”，已与南宋在地缘政治上形成了一种势均力敌的抗衡态势，谁也吃不掉谁。从绍兴末年金主完颜亮南侵，中经隆兴北伐，直至开禧北伐，不论率先发动战争的是宋还是金，从来都没能如愿以偿过，其间地缘政治的综合因素似在冥冥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倘若从稍长时段来分析宋金和战史，绍兴和议前，新的地缘政治平衡尚在建构之中，南宋若能利用岳飞抗金的破竹之势，重建类似澶渊之盟后那种地缘政治上的平衡态势并非绝无可能。及至绍兴和议成立以降，宋金地缘政治的新格局已然确立，任何一方都没有强大到足以打破这种地缘平衡，故而隆兴北伐终致无功。宋元之际，有人曾发感慨：“高宗之朝，有恢复之臣，而无恢复之君；孝宗之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循此推论，则宁宗之朝，既无恢复之臣，又无恢复之君，反顾“宁宗之为君，韩侂胄之为相，岂用兵之时乎！”[173]开禧北伐时南宋的综合国力显然不及隆兴北伐之际，再加上开禧君相的因素，宋金地缘政治的格局不可能改变，北伐失利是无可避免的。
宋宁宗对开禧北伐的基本倾向，诚如晚宋周密所说，是“无意兹事”的。北伐前夕，他曾表示“不以为然”，内心显然持反对态度。侂胄败死，他说：“恢复岂非美事，但不量力尔。”足见他始终认为对宋而言北伐是不自量力的。然而，一方面出于“恢复岂非美事”的考虑，一方面基于他软弱游移的性格，对权臣韩侂胄一贯言听计从，没有也不可能坚持己见，去制止这种轻举妄动，反而听凭他将国运与生灵投入一场必败无疑的政治豪赌。这场战争的破坏是惨烈的，后果是严重的，“百年教养之兵一日而溃，百年葺治之器一日而散，百年公私之盖藏一日而空，百年中原之人心一日而失”。[174]对此，权臣韩侂胄固然难辞其咎，心以为非却听之任之的宋宁宗也应负主要责任。
* * *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