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宁宗“作家活”
开禧三年（1207）夏秋之际，战争还没有正式结束，天灾却交并而至。从五月起浙西大旱，宁宗向天地、宗庙、社稷祝祷求雨。持久的干旱，又引起了蔽天盖地的蝗灾。七月，沿江州郡洪水泛滥，哀鸿遍野。持续而严重的自然灾害，令宁宗惶恐不安，下诏罪己。
诛韩月余，宁宗下诏明年改元嘉定。改元诏书承认：
频年相继，寰宇多虞。边衅遽开，顾生灵之何罪？虫蝗为孽，与旱潦之相仍。
在他看来，天灾人祸已使国计民生困顿凋蔽，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压倒一切的是社会安定。这是改元嘉定透露的信息。
权臣韩侂胄死后，宁宗开始所谓的“亲政”，尽管此前是他自己把权力拱手让渡给侂胄的。他曾对侂胄信任甚深，倚赖甚笃，如今已扭转了认识。这固然是史弥远利用台谏公论大作文章的结果，但他本人也确实缺乏主见。嘉定改元后不久，宁宗对签书枢密院事林大中论及议和事，感慨地说：“朕不惮屈己为民，讲和以后，亦欲与卿等革侂胄弊政，作家活耳！”大中称颂道：“陛下能言及此，真是宗社生灵之福。”皇帝打算经营赵宋家业，自然令臣下振奋，这番话可视为他嘉定更化的宣言。
所谓嘉定更化，严格说来从诛韩后就开始了。第一个措施就是开言路。开禧三年十一月，宁宗下诏说：
奸臣窜殛，当首开言路，以来忠谠。中外臣僚，各具所见以闻。
诏书颁下一个多月，却少见奏封呈进，对日前的政变，臣下显然仍有顾忌，还在观望。嘉定元年（1208）正月，宁宗再下诏求言，求言面也从臣僚扩大到一般士大夫和庶民，说得也更诚恳：
今犹奏封罕见，岂习俗相仍，激昂者寡；抑精诚弗至，顾忌者多？厥今百度未厘，二边未靖，人才乏而未究搜罗之术，民力困而未明惠养之方。救此弊端，宁无良策。乃若箴规主失，指摘奸邪，人所难言，朕皆乐听。
群臣终于打动了。在君主制下，在臣下观念中，对权臣的弊政，君主是毋须负责或不必负主要责任的，而决心更化倒表现出人君圣德。奏疏陆续递了进来。在应诏上言中，颇有臣僚对议和以及议和后应该怎么吸取教训，发表了与主政者截然不同的意见。原湖广总领傅伯成在召对时指出：
前日失于战，今日失之和。今之策虽以和为主，宜惜日为战守之备。
太学博士真德秀入对时也说：
今后应以勾践卧薪尝胆为法，以六国亡于强秦为戒。倘若盟好既成，志气愈惰，宴安鸩毒之祸作，浮淫冗蠹之事兴，彼方资吾岁赂以厚其力，乘吾不备以长其谋，然后发难从之请，挑必争之端，而吾彷徨四顾将无以应之，此长虑远识之士所为寒心者也！
对这类切中时弊的上言，宁宗似乎仍仅听听而已，未见在嘉定更化中采取过切实的措施，在对金政策上依然苟且偷安。
群臣封事或奏议涉及方方面面的弊政，更化应该着手之事可谓千头万绪，关键在于对形势必须有深刻的估计。淮西总领徐邦宪入对时直言：
今日更化，未可与秦桧死后高宗更化同日而语。秦桧专政，天下犹可缉理；今侂胄专权，天下已尽败坏！
韩侂胄专政因庆元党禁而摧残人才，因开禧北伐而危害国家，但最大的流毒还是钳制舆论公议，败坏风气人心。真德秀分析道：
绍兴之际秦桧擅权专杀，还不能消弭和好不足恃的公论。侂胄擅政十余年，谀佞成风，尚同成习。庆元时，吕祖俭、六君子上书，近臣中还有为他们争论是非的，正如始病之人仅伤气血。其后吕祖泰之贬，近臣喑默，台谏还死力攻击，则嘉泰之疾已深于庆元。到开禧用兵，不仅举朝不敢言，布衣之中找一个吕祖泰那样的人也难得，则开禧之疾又深于嘉泰。风俗至此，已成膏肓，救药扶持，岂易为力？
他因此建议：
当先破尚同之习，广不讳之途，则士气伸而人心正，风俗美而治道成。更化之务，孰先于此？
一句话，就是开放舆论，让不同的意见说出来。皇帝表示赞同，在其奏札上批了个“依”字，确乎表现出“人所难言，朕皆乐听”的诚意。
二月，宁宗下诏史官改正绍熙五年（1194）以后至开禧三年（1207）以前国史关于韩侂胄事迹的记载，这也是更化的内容之一。自韩侂胄专政以来，从绍熙内禅经庆元党禁到开禧北伐，无论日历、时政记，还是玉牒、会要，所记大抵迎合其意而夸大其功。在这一问题上，侂胄专擅固然是主因，但宁宗也认可的。嘉泰元年（1201），史官王容请将侂胄定策事迹付史馆，就得到过御准。当时史官，或原为私党，或慑于淫威，承风希旨，刊旧史，焚原稿，无所顾忌。当年秦桧主和后就厉行私史之禁，侂胄专政后同样担心私史保存了绍熙内禅与庆元党禁中不利于他的史实，何况国史失信而私史转盛已现势头，“郡国皆锓，本人竞传”，故而嘉泰二年韩党也奏禁私史。除了将《续资治通鉴长编》与《东都事略》等送缴史官考订，只获准保存，但不许刊行，其他私史“悉皆禁绝，违者坐之”[175]。嘉定更化中改正诬史，重修信史的工作量是巨大的。在专制统治下，每当政局剧变后，往往伴随着这种改写和重评历史的工作。但史弥远主政，所谓改正国史工作，也必然导致韩侂胄传世形象的污名化；他之被打入《奸臣传》，与此也不无关系。
韩侂胄败死后，同党陈自强、邓友龙、郭倪、张岩、许及之、程松等一再贬窜远恶州军，除名、抄家的也大有人在。但清除工作却走向了极端，出现了偏差，凡是赞同过北伐恢复之议的官僚士大夫，都视为韩党，悉与屏逐。就连开禧元年的省试状元毛自知也因在策论中附和用兵，而夺去了魁首恩例，降为殿试第五名。
实际上，对参预兵议的士人也应做具体分析，其中固有趋炎求荣、丧失操守而沦为韩党的，例如邓友龙、皇甫斌之流；却颇有士人出于民族大义的考虑，如今也成了清理的对象。叶适力辞草北伐诏，他是反对仓促北伐的。但战争开始后，他并没有袖手作壁上观。当金军饮马长江，建康震动的危急时刻，他在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任上，镇定自若，以有限兵力数袭敌营，所向皆捷；安置蜂拥南渡的两淮难民，令其来如归。金军北撤后，他改任江淮制置使，在西起历阳（今安徽和县）东至仪真（今江苏仪征）一线，组织民众构筑起长达300里、阔约40里的缓急应援、首尾联络的防御体系。他以自己的经世才干和务实态度有效减少了东线战场的损失。但清除韩党时，御史中丞雷孝友不辨皂白，劾奏他附会侂胄开兵，夺职奉祠达13年之久。
连致仕家居的大诗人陆游也加上了“党韩改节”的罪名，夺去了宝谟阁待制的职名。以皇帝名义颁发的落职制词说：“虽文人不顾于细行，而贤者责备于《春秋》。”他以爱国之情讴歌过北伐，却既未预议其事，也不阿谀其人。对这样的责备，陆游啼笑皆非，在谢表中反驳并自嘲道：“每自求于远宦，岂有意于虚名？命之多艰，动辄为累！”[176]最令人愤慨不平的是那位以血战死守和州的勇将周虎，言者也指为韩党，受到安置的处分。因为家贫，他不能带着老母同往贬所。不久，他在谪地接到讣告，对深明大义的母亲之死号恸欲绝，发誓不再出仕。
在这场清洗中，偏见的传染固然左右了部分言官的情绪，但借清除韩党为名，行排斥异己为实的倾向也十分明显。户部侍郎赵彦橚愤愤说：
始坐伪学废，终用兵端斥。苟欲锢士，何患无名？材尽而求不获，有国之公患；冤甚而谤不息，非士之私耻也。[177]
他多次向宁宗恳切说起清党扩大化的倾向，却没能引起应有的重视。
平反昭雪与清理韩党在同步进行。党禁开放后，虽然追复了赵汝愚等人的职名，起用了一些名列“伪学”之士。但这只是甄别，当时侂胄的权势还如日中天，绝不可能承认伪学之禁搞错了。在专制政权下，重大历史事件的所谓拨乱反正，只能在与那一事件利害攸关、荣辱与共的权势人物或死或败，退出政治舞台后，才能真正着手进行。如今侂胄败死，要求对庆元党禁彻底平反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
侂胄被诛不久，林大中就奉召入朝，试吏部尚书。他斥逐出朝、退居家园已12年了。他对宁宗说：“为论列韩侂胄，吕祖俭贬死瘴乡，后虽赠官，但公论未洽；彭龟年、朱熹降官夺职，终于老死，应优赐旌表；其他因讥切侂胄而得罪的，都应区别轻重，给予表彰。这才说得上为蒙冤者平反。”其后，太学博士真德秀也提过类似的建议。
嘉定元年二月，刘德秀的遗表送呈朝廷，按例应该追赠官职的，现在当然给免了。不久，党禁中充当喉舌的李沐在夺去宝文阁学士的职名后，再夺三官，信州居住。诬告赵汝愚谋逆的蔡琏也被除名，发配赣州牢城。
开禧三年岁暮，为吕祖俭平反，追赠朝奉郎、直秘阁，官其子一人。次年二月，赵汝愚追复观文殿大学士，尽叙原官，赠谥忠定，算是充分肯定他在绍熙内禅中的忠诚和功绩。七月，上书论侂胄专权而发配钦州的吕祖泰获得改正，特补上州文学。十月，庆元六君子也受到表彰：杨宏中等三人各循一资；周端朝、林仲麟允许直接参加省试；蒋傅已故，赐其家束帛。
与此同时，皇帝准备赐朱熹谥号。太常初定为“文忠”，复议时有人提出：
子思、孟轲之死，孔子之道几熄，至本朝而复明，濂溪、横渠、二程发其幽微，到朱熹而圣道灿然。“文”为一字之谥，但更名符其实。
嘉定二年十二月，文臣最高荣誉的一字谥赐给了朱熹。约半年后，被无端贬死的朱熹门人蔡元定也特恩追赠迪功郎，以宁宗名义颁发的追赠制词说：“今是非已定，尔则殂矣，朕甚悯之”，悲悯之心似跃然纸上。但制词开头说：“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摈斥于生前，而获伸于死后，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者。”[178]也就是说，你在庆元间受诬遭谪，这是天命，与人主无关；而现在昭雪，这是人君在昭示天理。嘉定更化中，宁宗就是抱着这种认识为党禁受害者平反昭雪的，却从不反省：韩党当初所为，都是通过他的
名义，获得他的认可才推行下去的。
在平反过程中，宁宗越发怀念昔日老师彭龟年了。他看到楼钥录呈龟年的谏草，深感怆悼，下诏追赠龟年为宝谟阁直学士，随即又御批道：
彭龟年系朕潜藩旧学，当权臣用事之始，首能抗疏，折其奸萌。褒恤之典，理宜优异，虽已追赠，未称朕怀，可特加赠龙图阁直学士，并擢用其子为官。
嘉定三年春天，礼部尚书章颍建议对龟年追赠美谥，宁宗说：“龟年忠鲠可嘉，应赠美谥。倘人人如此，必能置人主于无过之地”，亲自赐谥忠肃。他忆起党禁之风乍起于青
之末时，龟年最先上忠鲠之疏，后悔没能及时听纳，怀念之情愈不可抑。唯恐有关部门执行迟滞，他又用上了龟年生前谏止再三的内批，借以表达对旧学老师的“肃敬之意”。[179]临朝之际，宁宗不止一次对辅政大臣说：“这人若在，必将大用。”嘉定元年春，司封郎官袁燮在入对时说：“倘若昔日陛下坚信龟年的忠诚，摧折奸邪在萌芽之初，何至于此。然而，往者不可及，来者犹可追。正人端士，现不缺乏。陛下常有此心，一龟年虽殁，众龟年继进，何忧天下之不治！”话说得很委婉，却在面责与忠告人君：既知其忠，逐而不用，你是有责任的；但关键还在于防止故态复萌。
臣僚之中不止袁燮看出了皇帝在识人用人上懵懂依旧，上奏论治道人才的也大有人在。宁宗主观上也想起用人才的，他想起了黄度。黄度已经老病，请求致仕，免去入朝，却未获允准，只得扶病入见，君臣相见，感慨万端。黄度说：“陛下即位之始，擢臣为谏官。不到一个月，忤侂胄而罢，至今已十五年了。”宁宗说：“卿去国日久，能再入朝相与扶持，甚善！”让他权吏部侍郎。黄度别有意味地说：“眼下威柄复还，正与高宗末年相似。秦桧死后，高宗常并任宰执，愿陛下更留圣意。”又说：“给舍、台谏，人主自用则威权在己；臣下得用则威权尽去。”[180]宁宗认为他说得对。然而，后来朝政的演变证明他并未真正领悟黄度上言的良苦用心。
右司谏兼侍讲王居安也向皇帝指出：“如用人稍误，是一侂胄死，一侂胄生。”他见召用人才中竟有赵彦逾，便对宁宗说：“汝愚贬死，彦逾的作用不小，他实为汝愚的罪人。如今召用他，岂非良莠不分、邪正并用吗？”当居安准备继续上疏时，突然命他改任起居郎。这一任命也许出自执政钱象祖与史弥远的安排。他任谏官仅18日，作为劾论韩党的主力，连珠炮似的弹击使韩党树倒猢狲散，钱象祖、史弥远为首的政变集团也因此胜券在握。而他“一侂胄死，一侂胄生”的警告显然触痛了他俩的要害，罢去其言职正是其时。但王居安却援引史官可以直前奏事的祖宗故事，继续抗论：“臣为陛下耳目之官，谏纸未干，却以忤权要而徙他职。台谏不得其言则去，臣不复留朝了！”宁宗听后倒也为之改容。御史中丞雷孝友劾其越职言事，他被夺官罢任。太学生集队举幡，请求挽留他，也没能奏效。
王居安去朝，预示着宁宗在用人上摇摆不定、邪正不分的旧病复发，其后二三年间，傅伯成以谏官论事去，蔡幼学以词臣论事去，倪思以侍从论事去，邹应龙、许奕又以封驳论事去。真德秀提醒皇帝：“是数人者，非能大有所矫拂，已皆不容于朝。设有大安危、大利害，群臣喑默，岂不危殆！”宁宗虽对这些去朝之士仍授以美职，任以大藩，但群臣却认为他没能真正做到更化之初所说的“人所难言，朕皆乐听”，重新三缄其口了。
在用人为政问题上，宁宗没能抓住也不知如何抓住侂胄败死的转机，致使皇帝不急臣下急。嘉定改元当年，袁燮第二次轮对时急切地发问：
今日在廷之臣，谁有某善，谁有某能，谁可以当重任，谁可以办一职，谁为人望所归，谁为清议所贬，陛下能否尽知之？当今之务，何者为纲，何者为目，何者当先，何者当后，所未立者何事，所未革者何弊，陛下能否尽知？
宁宗自称欲作家活，对此确实懵然无知，他端拱渊默仍如往昔，不仅拙于言词，尤其昧于治道。尽管号称更化，却如真德秀所说，依旧“正人虽进用，而委任未尽专；小人虽退斥，而侥幸未尽塞。名虽好忠而实则喜佞，故谏争之途尚狭，忠鲠之气未伸”。[181]尤其严重的是，内批御笔仍未绝迹。王师尹大概是应奉医官，宁宗以内批为他转官；至于以御笔为近幸谋求带御器械、迁转遥郡官的，也不乏其例。
侂胄倒台时，“下至闾巷，欢声如雷，盖更化之初，人有厚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都失望地说：嘉定更化，“有更化之名，无更化之实”。[182]《宋史·许奕传》为更化时的宋宁宗留下了一帧写真。许奕时任权礼部侍郎兼侍读，“每进读至古今治乱，必参言时事：‘愿陛下试思，设遇事若此，当何以处之？’必拱默移时，俟帝凝思，乃徐竟其说”。从宁宗的凝思移时，最终却由经筵官缓缓说出处理办法，其木讷不慧的模样可以想见。
宁宗对许奕的印象不坏，迁他为吏部侍郎兼权给事中。许奕论驳贵戚近习扰政之事达16起，当论及外戚杨次山和史弥远时，皇帝却来个疏入不报。许奕便坚求补外，遂出知泸州。宁宗对人称赞许奕“骨鲠”，问道：“许奕已走了吗？听说泸州是大郡，姑且让他去罢！”明知是骨鲠之臣，却听任他出朝，这倒充分反映出宁宗为政的游移和颟顸。以这样的君主主持嘉定更化会有怎样的效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2.立皇太子
开禧三年十一月，诛韩还未半月，皇子荣王赵曮立为皇太子。尽管立储诏书声称出自宋宁宗亲断，但内幕却令人生疑。在此之前，宁宗虽因连夭亲子以听天由命思想立其为皇子，实际上仍指望这“无私之举”而祈祝上天让他养大一个儿子。这年正月，第六子赵圻出生，宁宗特行奏告天地、宗庙、社稷、陵寝和欑宫的隆重仪式，目的无非保佑他这个儿子存活下来，但满月不久就夭亡了。几天后，第七子赵墌来到世上，但又匆匆而去。伤感是难免的，但宁宗年仅40岁，还在生育年龄，健康也未见异样，皇位继承尚未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因而立太子事未必是皇帝最先提出的。
在诛韩政变中，内廷与外朝之间起传导作用的关键人物，一是杨皇后之兄杨次山，一是皇子赵曮。皇子这年已15岁，因不是杨皇后亲出，频繁面见的可能性不大，但显而易见，他与次山是弥远和皇后间传递消息中不可或缺的交接点。从杨皇后口口声声在皇帝面前诉说“侂胄要废我与儿子”，表明他们的母子关系很好。杨皇后这年已经46岁了[183]，逼近了女子育龄的上限。她生过皇子，也都没成活。生性机警的杨皇后对嗣君问题的关心决不会亚于宁宗，这关系到宁宗身后她在后宫的地位。在与韩侂胄的斗争中，赵曮坚决站在杨皇后与史弥远一边，取得了他们的信赖与支持，是顺理成章的。
当然，对这一建议，宁宗也是同意的。他之所以同意，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绍熙内禅时，太皇太后吴氏曾当着他的面对赵抦交代过：“他做了，你再做，自有祖宗例。”即位以后，宁宗与赵抦关系倒始终“兄弟友于”的。庆元二年，封他为吴兴郡王，制词说：“孝宗怜早慧以钟爱，太上念特立以垂慈。”对皇弟示以贵宠同时，也表明自己没忘记孝宗和吴氏的安排。郡王体羸多病，宁宗命太医必须先进呈药方，取旨同意才能用药。开禧二年五月，赵抦病故，追封沂王。他生过一子，早就夭亡。为了不使这支宗室绝后，宁宗取宗室希瞿之子入嗣沂王，赐名贵和。既然皇弟赵抦已死，当年孝宗与吴氏的吩咐就失去了意义。宁宗原就不热衷于做皇帝，养了好些个亲生儿子，一个也没有保住，早立储君，即使不是亲子，在他也是无可无不可的。
嘉定元年春夏之际，一天早朝时，宁宗对宰执说：“赵彦逾昨天经筵求去时奏请皇太子参决政事。朕有此意甚久。此事断自朕意，不欲因人言批出。卿等可商量教稳当，欲待批出。”钱象祖、史弥远与卫泾立即称颂“圣明独断”，卫泾代表宰执说出担忧：“臣恐外人不知，妄有传播撰造语言。陛下圣明必能洞见。”这番话有点此地无银的味道，令人怀疑彦逾之奏是他与史弥远政变集团私下达成的政治交易，因为右谏司王居安弹劾赵彦逾时，他曾受到某权要的庇护。卫泾接着说明大臣朝殿奏事后，“凡有要事，往往缴入，平时无缘可得通达内外之意，致使韩侂胄得以窃弄威福。”最后指出：“今得皇太子会议，臣等奏事既退，陛下有所宣谕，或臣等有敷陈未尽之意，皇太子在侍膳问安之际，都可以从容奏禀。内外不至扞格不通，且更不容外间别有人出入禁闱干预朝政。”这番话泄露政变集团迫不及待让皇太子参决政事，目的就在于由他沟通内外朝，窥伺皇帝，左右朝政。
闰四月十四日，皇子赵垍出生仅月余再次夭折。次日，宁宗正式下诏：
朕更化励精，先图其大者。皇太子学问夙成，欲使与闻国论，通练事机。二三大臣各兼师傅宾僚，其相与辅导，成朕爱子之义。自今再遇视事，可令皇太子侍立。宰执赴资善堂会议。
皇太子更名赵询，出居东宫。宰执之中，史弥远原就是资善堂翊善，右相钱象祖兼太子少傅，卫泾、林大中、雷孝友兼太子宾客。至于赴资善堂会议政事，宰执都认为：在资善堂，宰执名义上都是老师，会议政事时，双方的尊卑与名分都不好处理。于是，宁宗命改在讲堂会议政事。
为答谢杨皇后的奥援，皇太子上了一个奏疏，不遗余力地颂扬杨皇后有孝、俭、诚、断等后德，还述及她在诛韩议和中的作用：“皇后曾言兵贵多算，不可轻用，以戒权臣于未事之先。其后密辅乾刚，弗遗余力，敛兵继和，有以赞陛下之断。”说诛韩议和是宁宗英断，纯粹虚饰之语；说杨皇后“弗遗余力”则唯恐功没不彰。接着，皇太子追述了杨皇后对他的恩情：“若夫鞠育微臣，恩勤曲尽，奉承严训，教载必亲，以至日督课程，不移晷刻，每令覆讲，必定指挥。不唯字画诗章，悉加面命，且以前言往行，俾知矜式。”这段叙述虽有美言的成分，却也反映出杨皇后在这位非亲生的皇位继承人身上的感情投资。尽管在温情脉脉的面纱背后，双方对这种投资与回报各有自己的利害考虑。
皇太子最后建议：这种“《诗》《书》所载，未之前闻”的慈范，“外庭不得而知，史官不得而述”，希望将他“今来所陈，宣付史馆”，“大书特书，以诏万世”。不知这份奏疏究竟是皇太子的主张，还是史弥远等宫僚兼宰执的示意，但杨皇后事先看过或知道奏议的内容。因为她随即也上了一奏：“皇太子奏陛下孝、俭、诚、断事实，并及臣妾”，将皇太子上奏要点概括得到位准确。但她要求“特免付出”，以免“滥尘简册”，却大有一半推却一半接受的味道，内心是希望自己的盛德懿范流传典册的。宁宗同意了皇太子的建议。
韩侂胄诛后，娄机入朝为吏部侍郎，皇太子写信给他，表示没忘记过去的老师。宁宗也召见了娄机说：“太子尚小，烦卿教导。”娄机说自己老了，担心无补储君之德。宁宗告诉他，已除为太子詹事。上任以后，娄机把自己过去的著作《历代帝王总要》再做润色，使上下三千年君道隆替和治效优劣纲举目张，以便皇太子参决政事之余学习考订。
“分阴资善时稽古，辨色含元日侍朝”，卫泾上给皇太子的寿诗概括了东宫生活的两大内容：经史学习和朝殿侍立。皇太子对学习表面上还算用功。“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是他经常书写并张挂的条幅。他好读《大学》《中庸》，命擅书的臣僚另抄为书。太子左谕德刘爚有诗说及这两件事：
焜煌八字彩毫书，铁画银钩昭坐隅。
直将底事销长日？《大学》《中庸》两卷书。[184]
然而，皇太子终于不以《大学》《中庸》为满足了，对犬马声色也有了兴趣，开始索取秘书省收藏的名画，没节制地张灯设乐，前来请谒的人也络绎不绝。对男女床笫之事，他似乎尤其沉溺耽乐，以至刘爚不得不再三引经据史告诫他：“其乱也，未尝不起于闺门衽席间。”进谏之直切，太子詹事戴溪听了都为之咋舌，但皇太子仍如东风过耳。刘爚没向皇帝奏陈这一切，却连上20章，要求不再兼东宫讲官。宁宗知道他是著名学者，曾师从朱熹和吕祖谦，故连下不允之诏。
刘爚在嘉定九年（1216）去世，两年后，宁宗在轮对时忽问门舍人熊武：“你是东宫官，太子如何？”熊武的回答竟与刘爚的规箴大相径庭：“殿下贤明仁孝，勤俭节用。人之才否，事之是非，无不尽知。每日讲论之暇，无他嬉好，手不释卷。且动如节度，不喜饮酒。臣每轮当宿直，不闻宴饮之乐。”宁宗似乎不了解继承人的真实情况，听了高兴说：“这是天赋啊！”皇太子前后判若两人，熊武奏答的真实性是大可怀疑的。
3.一侂胄死，一侂胄生
政变集团往往不是稳定的政治联盟，一旦政变成功，在重新分割权力过程中联盟的解体几乎是难以避免的。作为这场政变的主角，史弥远原先权位并不显赫，仅六部侍郎之一而已。攫取与政变主角相称的权位，这是政变成功后史弥远的目标。
政变得手后，参预政变的李壁即因附和恢复之议而被贬谪。还没到一个月，王居安在充分发挥了政变集团的喉舌作用后，因提醒宁宗防止“一侂胄死，一侂胄生”，自然不为史弥远所容，被御史中丞雷孝友劾罢。作为武将，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对史弥远揽权并不构成直接的威胁，不知出于自大炫功，还是出于录以备案，他把奉命诛韩的那份伪造御批在自己府第中刊石立碑。这无异于向世人昭示这次政变乃无君之举，史弥远对此如芒在背，有说不出的厌恶感，[185]好在他并不是史弥远走向专权之路上非掀去不可的绊脚石。
在政变同谋中，张镃力主开杀戒，弥远虽以“将种”面赞，内心却深怀忌惮。侂胄被诛，张镃以倡言居功，到处标榜，弥远在朝堂上大泼冷水：“这是臣子当为之事，何为言功？”只给他一个司农少卿。御史中丞卫泾抖落出他的老账—为谋求好官，硬逼自家孤侄女嫁给苏师旦之子—指为苏师旦死党，追夺两官，送广德军居住。时距政变成功不到半个月，参预政变的人不再敢自矜其功了。后宁宗下旨，张镃放还，有记载说他“又欲谋史”，但弥远专政之势已成，反给他安了个“扇摇国本”的罪名，除名以后，羁管象州（今属广西），让他翻不了身。[186]
到了嘉定元年上半年，政变集团骨干渐成鼎足之势：钱象祖、史弥远、卫泾。卫泾出身吴门望族，五世皆第进士，本人又是廷唱第一名的状元，开禧间，已位至礼部尚书，恰是史弥远的顶头上司。弥远以其下属却能通过皇子与杨皇后直接联手。在卫泾也许不无酸味的。由于共事之故，他对弥远应该知之较多，识之较深的。据《四朝闻见录·卫魁廷尉》，诛韩以后，卫泾“旋用故智，又欲去史”。他想搞掉史弥远是自无疑问的，但不会傻到袭用其故伎，再与杨氏联手。或许就在皇帝面前提出警告，皇太子得知便转告了史弥远。弥远立即做了三个人的工作：一个是皇太子，利用他在皇帝前说卫泾的坏话。尽管弥远做得不落痕迹，但仍有记载表明奏罢卫泾有皇太子的份儿。另一个是右丞相钱象祖。象祖也希望削弱竞争对手，却忘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古训，立即支持弥远，在大庭广众贬损卫泾：“我以为卫清叔一世人望，他身为大臣却为韩侂胄买了螺钿髹器！”还有一个则是御史中丞章良能。他与卫泾关系原不薄，但终受拉拢，上了弹章。疏入，宁宗没有施行之意。良能便听从台吏的建议，采用了副疏这一特定的台谏章奏形式。副疏，也称副本，即台谏将弹章录副直送被劾者本人。宋代惯例，大小臣僚一旦知道自己受到台谏弹劾，就必须去位待罪，于是副疏就演变为台谏劾罢大臣的特殊手段。六月的一天，卫泾上朝，车至太庙，章良能派人送上副疏，卫泾阅后对来人说：“传语中丞，我今天就出城待罪。”史弥远因卫泾深孚宿望，不敢以贬黜处置，只让他出知潭州。对这种有人望的政敌，他不打算做得太绝。
在卫泾罢政当月，执政林大中去世。次月，史弥远以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随着权位上升和声望提高，弥远敛权弄政也渐露迹象。他凭借资善堂翊善的身份，经常单独面见宁宗。权兵部尚书兼侍读倪思察觉了他的用心，提醒皇帝：“大权方归，自应防微杜渐；一有干预端倪，必将重蹈覆辙，现侂胄已诛，但朝野议论不止，就因枢臣仍兼宫僚，不时宣召。宰执应该同班进对，枢臣也应该远权，以平息外议。”枢臣即指时任同知枢密院事的史弥远。不久，倪思迁为礼部尚书，听到史弥远拟除两名侍从，右相钱象祖竟全然不知，便对宁宗说：“奏拟除目，宰执应共同进拟。以前就是专听侂胄，权有偏颇。”弥远闻言，便上章自辩。倪思自知已难居朝，力求外任。请对时，他再次忠告道：“前几天论枢臣独班奏对，恐蹈旧辙。陛下应亲擢台谏，以革权臣之弊；并任宰执，以鉴专擅之失。”但宁宗似乎全不介意。
这年秋天，丘崈迁同知枢密院事，但一月不到就去世了。不久，娄机替补这一职位，楼钥进为签书枢密院事。娄机主张“行以至公”，反对“私恩未报，首为汲引，私仇未复，且为沮抑”的党同伐异的做法，与史弥远异趣，两年后借健康原因自请罢政出朝。楼钥文名颇盛，然而他“虽好士而不能援”，据说，有一次他问来谒的士人：“每有来访者，我都倒履迎迓，未尝失士。外议如何？”来客幽默答道：“自您老大用，外间都传唱《烛影摇红》这首词。”他问缘何，来客说：“那词里不是这样说吗：几回见了，见了还休，争如不见！”楼钥也只好一笑了之。或许如此，他才没招致忌惮，做了近六年执政。早已在位的另一执政雷孝友，种种迹象表明他趋附史弥远门下，执政一直做到嘉定八年。
这年十月，右相钱象祖进为左相，史弥远进拜右相。弥远的拜相制词是权直学士院陈晦起草的，凡能歌功颂德的事迹和辞藻都用上了：“海润星辉，增光储德之茂；风飞雷厉，密赞主威之强。成大功无徙荫之淹，去元恶甚摧枯之易。杜群枉以开众正之路，建大政以兴太平之端。”全篇文眼归结到“昆命元龟，使宅百揆”。“昆命于元龟”典出《尚书·大禹谟》，说上古任命先断自众人之心，后卜于大龟之版；“使宅百揆”语出《尚书·舜典》，意即进居统摄百官之位。据说，后者是舜任命禹为司空时的话，前者是舜禅位给禹时的原话。
这时，倪思正欲起程赴知福州，听说后即上奏道：“这是舜、禹揖逊授受之语，《大禹谟》也不是僻书。若圣上原无此意，词臣为何援引此语？受此麻制之人，岂能安然无事而不自辨明吗？给舍、台谏又怎能不给辩白呢？过去词臣以‘圣之清，圣之和’褒誉韩侂胄，但也没敢用人臣不该用的词语。汉哀帝拜董贤为大司马，诏书有‘允执其中’之词，当时父老流涕，以为哀帝准备禅位。‘昆命元龟’与‘允执其中’有什么差别呢？”
宁宗阅奏大骇，他还不至糊涂到打算把赵家天下让给外姓，即把倪思的奏疏给弥远看。弥远自知这时权位尚不巩固，左相究竟安什么心思还不得而知，便上奏道：“因一时只顾听制词，未能及时指出。请颁倪思之奏给陈晦。”弥远先把责任推给了草制词臣，以便自己进退有据，再改除陈晦为殿中侍御史，让草制者在身份上更宜于自辩和反击。
陈晦与真德秀关系颇好，便在用典上向他讨教。第二天，他胸有成竹地上章辩白：“时下正艰于论相，但本朝自赵普以下，拜相制词用元龟典故的多至六七例。”在逐一胪列后，他转守为攻：“我曾向倪思学词科，他不会不记得这些例子。现在只是出于私愤，遂忘典故。不惩无以示后！”倪思经此一驳，无力反击了。
宁宗便下旨说：“陈晦援证明白，无罪可待。倪思轻侮朝廷，肆言诬罔，可特降两官。”恰湖广总领傅伯成入对，宁宗说及此事，连说“过当，过当！”对倪思强烈不满。傅伯成说：“对倪思摧抑太过，恐塞言路。”宁宗并未回心转意。倪思“镌职而罢，自是不复起”，在这次较量中彻底败北。[187]史弥远则稳稳登上了右相的要位，宁宗已像过去信任韩侂胄那样倚信于他了。
拜相仅一个多月，史弥远因母亲去世赶回庆元鄞县（今浙江宁波）老家治丧。按例，他必须去位守制，这样就会出现钱象祖独相的局面，这是他绝不愿看到的，现在只有钱象祖才是他唯一的对手。令人蹊跷的是，十天后钱象祖竟被台臣论罢，出判福州。其罢相细节已难详考。不过，政变以后，他尽管在权位上始终压史弥远一头地，但地位却不见得巩固。他虽然反对过北伐之议，但只要有人把他在党禁之初不遗余力逮捕庆元六君子的劣迹兜出来，立即就为清议不齿，人们对镇压太学生的老账还不至于那么健忘。更何况他在嘉泰年间趋附侂胄的丑事，都让人记忆犹新的。其后不久，他又被罢判福州，提举宫观。在劾罢钱象祖的过程中，御史中丞章良能又助了一臂之力，在二相不偕的格局面前，他“有所左右”地站在史弥远这一边。钱象祖罢相两个月后，章良能升任执政，这显然是史弥远对他排击卫泾、钱象祖的酬报，有理由推断，所有这些都是史弥远事先或幕后的安排。
在权力角逐中，史弥远紧紧抓住了两个人，一个是杨皇后，一个是皇太子。他深知皇帝对自己的信任度还不能与当年韩侂胄相比，于是在内廷后宫关系上下功夫。他在政变中的果断作为和密切配合已赢得杨皇后的信任，只要有她在宁宗面前说项，一切问题都好办。至于皇太子，是他亲自教出来的学生，现在又参决朝政，在宁宗面前有着举足轻重的发言权，这层关系也必须抓住不放。
史弥远去位守制的第五天，皇太子建议在临安府赐他一座第宅，好让他就第持服，以便随时咨访，宁宗同意了。赐第诏书对史弥远在诛韩议和与嘉定更化中的功绩颂扬备至：“祖宗基业三百载，反掌而安，南北生灵亿万人，息肩以乐”；“群贤并进于清朝，公论大开于今日。”评价是否恰当另作别论，制词透露的消息却不应忽视：在开禧、嘉定之际的这场政治冒险中，不仅韩党土崩瓦解，反韩联盟的原盟友也被史弥远各个击败，他已稳稳当上了唯一的赢家。
一般而论，在君主政体下能以非常手段搞掉强权之臣的人，最有可能取而代之成为威震人主的新权臣。早在诛韩以后，史弥远专权形成以前，左谏议大夫傅伯成就指出：“方史公谋韩，若事不遂，其家先破。韩诛而史代之，势也。”然后，史弥远丁忧守服，历史偶然性给出了一次绝好机会。宁宗若是一个稍有统治术的君主，完全可以利用这一契机，以孝道为理由让史弥远遵守27个月的丧制，将以史代韩的炙热势头来番冷处理，然后进行一场名副其实的“嘉定更化”。然而，在政治上，宁宗就像一个永远的孩提，始终要寻找强有力的保姆：即位之时，他依赖慈福宫太后和赵汝愚为他做主张；其后，他离不开韩侂胄这根拐杖；诛韩之时，他需要杨皇后把定主意；现在，他又放不下史弥远这支奶瓶了。正因为他的个性因素，历史循着另一种轨迹延展着。
赐第以后，史弥远仍在故里服丧，并没有移居临安新第。尽管热衷于已经到手的权位，但他仍不敢轻率违背传统的丧礼，那将会招来非议。嘉定二年二月末，也许仍出于皇太子建议，宁宗派内侍前往鄞县，催促史弥远返回临安赐第守制。
在弥远返回临安前，发生了忠义军统制罗日愿策划的政变。罗日愿是支持北伐的武臣，开禧用兵时曾“以策干韩”。侂胄被诛，史弥远清除韩党时以是否支持北伐划线，株连甚广，日愿颇不自安，且郁郁不得志，寓居临安。史弥远将回临安终丧的前后几天，星象发生异常。日愿不满史弥远乞和弄权，便宣传这一天象主“宫廷及大臣有咎”，与殿前司中军训练官杨明、士人徐济，归正人赵珉与内侍王俞、张延庆等合谋聚众起事。
他们准备在史弥远渡钱塘江回临安的那天，由原步军司前军军校张兴等率领千人，埋伏舟中，等百官到浙江亭迎谒史弥远时，举火为号，尽杀宰执、侍从、台谏等，然后由水门直插大内，内侍王俞等劫持宁宗升朝，任命罗日愿为枢密使，徐济为参知政事。响应这一计划的，还有枢密院效用士皇甫威、临安府太学生黄万顷、班直王麟等，都表示愿意为日愿募集参加者。部署已定，三月初三，在扩大队伍过程中，徐济因惧生悔，由他争取来的进勇副尉景德常投匦告变，罗日愿等悉数被捕。
审讯期间，史弥远回到了临安赐第。宁宗有意向让他直接起复，他却上了待罪的奏疏，论及前不久的政变说：“陛下昨诛锄侂胄，臣获密赞英断，故其余党切齿”，把未遂政变者都指为韩党。然而，这场未遂政变的参与者除武将、兵卒、内侍外，还有太学生、归正人、役人、僧人与平民百姓，参加阶层之广泛引人注目，显然不能以韩党视之。而史弥远一伙处心积虑掩盖真相，“于告变原状不复付出”，可知其锋芒所指，应是一起各阶层联合起来反对其屈辱乞和、弄权干政的自发斗争。弥远诬指他们为韩党，既是掩盖这场斗争的实质，也为严惩这些反对者制造舆论。[188]
事发以后，首席执政雷孝友上章引咎说：“自己能薄望轻，不足镇服奸慝。”对史弥远和雷孝友的奏章，宁宗都下了宽慰之诏，同时敦劝弥远起复，认为“与其适居处之安，备予咨访，岂若正庙堂之任，期以赞襄”。五月初四，史弥远终于顾不上名教和清议，起复为相。有人移书相劝：“名教所系，人言可畏，望阁下速辞成命，以息议者之口。”但史弥远担心，倘若依旧守制，两年以后的局面也许就非他所能左右的。起复后第三天，史弥远即将罗日愿凌迟处斩，其他参与者、知情不告者也多处以各种死刑。
起复制词说：“钦念治几，渺若巨川之难济；惕怀民瘼，凛乎朽索之易危。”后一句勾画出南宋王朝面临的形势，凛然如一根即将崩断的朽烂绳索；前一句则道明了宁宗的心态，面对一望无际的大川，他竟不知怎样才能驾驭南宋王朝这艘破舟。宁宗唯一的办法就是举行这夺情之典，把驾驶权交给史弥远。一位西方政治家指出：遴选大臣对于君主来说，实在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他们是否良臣，取决于君主的明智；君主们应当尽力避免处于他人随意决定的境地。[189]显而易见，宁宗不仅在遴选大臣上完全缺乏那种明智的洞察力，而且在下诏史弥远起复后却不并任两相，把自己和大政完全交付给他一人，连起码的君主统治术都不具备。史弥远专权局面的最终形成，宁宗有其不可推诿的责任。
史弥远起复，意味着有名无实的嘉定更化的彻底终结，标志着继韩侂胄后又一个权臣擅政时期的开始。这时，上距侂胄败死，只有两年半的时间。
二 在中原变局前束手无策
1.举棋不定战守和
正当和议紧锣密鼓谈判折冲的开禧三年（1207）岁末，尚未进入宰执圈的史弥远上奏宁宗：“当此聘使已通之后，常如干戈未定之日，推择帅守以壮屏卫之势，奖拔智勇以备缓急之用”。其时，他是主张固守以求和的，也不失为计。但嘉定和议缔约不久，中国北方形势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和议成立当年，金章宗去世，内部接二连三的宫廷政变大大加剧了金朝衰落的进程。就在宋金兵戎相见之际，成吉思汗缔造的大蒙古国崛起在金朝的背后。自嘉定四年（1211）起，所向披靡的蒙古铁骑对金国发动了持续全面的进攻，占略了两河、山东大部分地区。在蒙古南侵时期，战乱、灾荒与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及民族关系交织在一起，山东、河北一带爆发了风起云涌的红袄军大起义。这时的金朝倒真正陷入了内乱外患的境地，开始走向衰亡。在剧变面前，对毗邻对峙的金国采取什么方针，不仅仅决定了两国关系的定位，从长远角度说，还与南宋在整个中原大变局中的立国政策息息相关。
嘉定和议后，屈己求和的路线占了上风。嘉定四年九月，宁宗下诏说：“附会开边得罪之人，自今毋得叙用。”诏书虽是史弥远为防政敌东山再起而特意颁布的，却也反映了恐金情绪弥漫了朝廷。袁燮指出：“议和以后，揣摩迎合之流便想苟安无事。有反对者，则诋之曰：是打算用兵。加以此名，时所大讳，便不敢复言。用意在于封人之口！”
这年六月，金卫绍王因蒙古大军南下，没有心思接见南宋派出的贺生辰使，宋使至涿州（今河北涿县）折回。获知金有外患，南宋令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加强边境防御，但也仅此而已。岁杪，著作佐郎真德秀上奏，分析了金国必亡之势，认为：第一，面对金国的衰亡，应该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第二，在金国灭亡的过程中，对蒙古的政策，对山东、河北起事豪杰的态度，朝廷都应早拿定主意。然而，这一建议没引起宋宁宗和史弥远的重视，对金政策维持原状，对蒙古和中原豪杰的方略根本未列入议事日程，即使自身的军政战备也依旧因循苟且。几年以后，宋金战争风云再起，南宋仍是“师旅疲于攻守，财用耗于调发，郡县困于应办”，“兵之阙额者当补，城之颓圯者当修”。[190]
嘉定六年十月，南宋派真德秀赴金贺金宣宗即位，这时金中都（今北京）正被蒙古大军围得水泄不通。德秀行至盱眙，即被告知路途梗阻，次年春天回朝复命时，他再次强调：骤然勃兴的蒙古，苟延残喘的金国，因金蒙战乱而越境逃生的难民狂潮，都是深可忧虑的。
嘉定七年三月，金遣使赴宋催督岁币，对付蒙古的战争和支付蒙古的金帛，使金朝财政更加力不从心了。南宋则采取拖延观望的策略。这年夏天，金朝放弃了中都，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获知这一消息，起居舍人真德秀又上了奏疏分析金蒙战争，认为其发展趋势将是“鹿之所走，猎必从之”，宋蒙之间必定出现“疆场相望，便为邻国”的局面。面对即将到来的严峻形势，朝廷只有两种选择与两种结果：“陛下以自立为规模，则国势日张，人心日奋，虽强敌骤兴，不能为我患；陛下以苟安为志向，则国势日削，人心日偷，虽弱虏仅存，不能无外忧。”德秀吁请：“用忠贤，修政事，纳群策，收众心，是自立之本；训兵戎，择将帅，缮城池，饬戍守，是自立之具”，并详细陈述了具体建议。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归结道：“安危存亡，皆所自取。”
读完奏议，德秀说：“金人既已迁都，早晚还会遣使来索讨岁币，臣以为不能给。”宁宗立即严肃答道：“不该给！”口气之决绝与神色之严厉异于平时。朝廷的议论多倾向于真德秀，但他们关注的是停止岁币，对他强调的自立规模并不在意。
在岁币问题上，出现了不同意见。淮西提举常平乔行简上书宰执：“金国，过去是我们的仇敌，现在是我们的屏障。唇亡齿寒的古训可以为鉴。不妨仍给岁币，使拒蒙古。”史弥远认为这主张“为虑甚深”，准备继续向金纳币。太学生黄自然等率众伏阙丽正门，表示抗议，请斩乔行简，以谢天下。史弥远的态度暧昧起来，不知如何决定。他知道，岁币关系到民族感情的敏感神经，唯恐固执己见会开罪于清议和公论。
实际上，真德秀上奏的主旨是要求朝廷早定自立之本，修自立之具，断绝岁币只是这一前提下的具体措施之一而已。至于乔行简建议联金抗蒙有其合理成分，即便停纳岁币，也未必绝对不可行。关键在于：在与金、蒙的三角关系中，南宋在嘉定年间始终缺乏具有战略远见的分析和决断。
时隔一月，金国果然再次移文督责岁币，史弥远请皇帝拿主意。宁宗说：“真德秀说过不能给”，下令停止贡纳。但南宋似乎不打算立即对金采取强硬态度。这年夏天，西夏移书四川制置司，建议夹攻金国，宋方没有响应。尽管刑部侍郎刘爚和太学生上章建请停止两国使节往来，但宋廷遣使如故。嘉定八年初，南宋仍派丁焴为贺金主生辰使，转达了宋宁宗“请减岁币如隆兴之例”的要求，金宣宗以“本自称贺，不宜别有祈请”为由，断然拒绝。丁焴的请求暴露出南宋君相在岁币上对策的混乱，在停、减、给上游移不决。
岁末，真德秀出为江东转运副使，宁宗对他说：“到江东后，为朕撙节财计，以助边用。”德秀到任后听说蒙古已与西夏联兵，东出潼关，深入中原，而朝廷依旧君臣恬嬉，措置乖张，深怀忧虑地再上奏札：“今日天下之势，无异徽宗政宣之时。蒙古无异昔日女真方兴之时，一旦与我为邻，也必祖述女真故智。故不可不预图应付之策。”他列举了政和、宣和之际致祸的十项原因，桩桩件件以昔讽今，都是针对嘉定之政有所指而发的。最后，他再次提醒皇帝：“倘若上下悠悠，养成深患，机会渐失，事变日殊，臣实不知所终！”然而，宋宁宗与史弥远并未产生紧迫的危机感，对金政策依旧举棋不定，更遑论对蒙方针的确立了。
从嘉定八年起这三年间，宋已停止向金纳币，但使节仍正常往来着，金朝忙于反击与惩罚西夏，也无暇顾及南宋的岁币，更不愿同时与蒙、夏、宋在三条战线上开战。自嘉定十年（1217）岁初起，金对西夏重取防御为主的战略。连年战争的巨额消耗，南宋岁币对金国财政已是刻不容缓的强心针。南迁以后，金朝局促一隅，也深感有必要从南宋夺取新的生存空间。从这年春天起，金廷内部的主战派开始跃跃欲试，术虎高琪等主战派虽视蒙古大军如猛狮，节节败退，却把南宋当作可以一口吞噬的绵羊。金宣宗起初是反对发兵侵宋的，但在专断朝政的术虎高琪坚持下，春夏之际也同意派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和签枢密院事完颜赛不南下经略。金军破信阳军，克樊城，围枣阳、光化军，兵锋直逼襄阳。元帅右都监完颜阿邻也出秦州开辟西线战场，夺取了大散关。
南宋命京湖、江淮、四川制置司便宜行事，抵御金军。京湖制置使赵方对儿子赵范、赵葵说：“朝廷和战未定，我誓以决战报国。”他亲镇襄阳，命部将扈再兴、孟宗政、陈祥等在襄阳外围三面夹攻来犯金军，敌尸枕藉山谷之间。五月二十七日，因赵方请求，宁宗下诏对金宣战，标志着嘉定和议后宋金短暂和平局面的终结。诏书表彰了决死报国的爱国军民：“守将效忠，开门而决战；兵民贾勇，陷阵以争先”，最后号召：“师出无名，彼既自贻于疑沛；兵应者胜，尔宜共赴于事功”，强调金无理出兵，宋被迫应战。诏书还向中原失地的官吏军民传檄晓谕。宁宗对臣下说：“开禧我先用兵，彼直而我曲；今日虏人叛盟，我直而彼曲。”表示不可能再向金国纳币，却可以此赏励有功。
宋金重开战，反对议和的呼声占了上风。两朝旧臣刘光祖的上奏最能体现这种民族情绪：“女真乃吾不共戴天之仇。天亡此仇，送死于汴。陛下为天之子，不知所以图亡，天与不取，是谓弃天。未有弃天而天不我怒也。”嘉定十一年春天，宋军在两淮、京湖、川陕三条战线上发起了反击，双方互有胜负，战争打得黏着拖沓，没有大开大阖的场面和锐不可当的攻势。
这年五月，宋金战争已开打一年多，宁宗还下诏侍从、台谏、两省官集议平戎、御戎、和戎三策，对金政策之举棋不定于此可见。集议的结局似乎议而不决。主战者认为：“残虏烟灭，中原丘墟，振兵直前，当如摧枯拉朽之易。不特慰来苏之望，尤可成克复之勋。是则攻战之举，因不容缓。”主和派强调：“理内斯可御外，强本斯可折冲。兵财俱乏，事力不继，而遽寻干戈，则召衅稔祸，功未成而害已见，其可不为备守之图？”同时哀叹：“城垒方营而侵秩已至，粮食甫积而剽掠时警，羽檄交驰，将左支右吾之不暇，是又不容于不和也！”[191]嘉定年间，南宋这种旷日持久而无补大势的战、守、和之争，坐失了时机，贻误了国家，引来后世史家王夫之在《宋论》里一声叹息：“天下何恃此清议哉！”
在对金政策上，宋宁宗的态度是游移不定的。《玉牒初草》记录了嘉定十一年与十二年间的君臣奏答，表明他对战、守、和三策都分别赞同附和过。
嘉定十一年夏天，礼部侍郎袁燮进对说：“蜀中不靖。”宁宗说：“秋高马肥，是他时月，尤当为备。”袁燮奏道：“今日事势迫切，不容少缓。”宁宗说：“夷狄奸诈，何可轻信？”袁燮接着说：“讲和却是省事，但虏人之意，不专在岁币，难与通和。”宁宗道：“他掳掠所得已数倍于岁币。”袁燮是主战的，从君臣对话，宁宗显然同意他的观点。
不久，权工部尚书胡榘奏事：“残虏本无能为，陛下爱兼南北，初未有征伐意，内因廷臣横议，外而边臣邀功，使边境久未安宁。”宁宗即说：“皆边吏希望爵赏，为国生事，不可不戒。”胡榘是胡铨之孙，他的祖父在绍兴和议间以请斩秦桧力主恢复而名闻一时，他却不肖乃祖，成为朝中主和路线的传声筒。但宁宗也无原则地附和他的主张。
次年夏天，秘书监丞柴中行轮对，论及边事：“今日大患，最在虚诞，使边备失措置，难倚仗。”宁宗表示：“须是切实理会。”岁暮，左谏议大夫李楠上奏：“在无事之时作有事之备。”宁宗说：“极是。宁有备而无事，不可无备而事至无所措手。”李楠说：“虏虽垂亡，也应加意设备。”宁宗答道：“是啊！困兽犹斗。”宁宗对他俩的回答，似又同意守御之策的。
对臣下截然不同的对金主张，宁宗都一无主见地附议。诚如《君主论》所说：“一位君主如果不是本人明智的话，他就不可能很好地获得忠告……当所咨询的人不只一个人的时候，君主如果不明智就绝不能获得统一的忠言。”[192]宁宗在战、守、和三策间摇摆彷徨，正表明他的无决断和不明智！
嘉定十二年初，金朝试图凭借军事上小小的上风迫使南宋议和。当探询议和意向的金朝详问使到达淮水界河时，宋方拒绝他入境。金宣宗只得打消念想，任命仆散揆之子仆散安贞为伐宋统帅，正式下诏伐宋。但私下里，他却表示：“此事岂得已哉，惟和议早成为佳。”
春天，金将完颜讹可率领大军再次猛攻枣阳，赵方围魏救赵，派遣扈再兴、许国分两路扰敌后方。金军围攻枣阳达90日，枣阳城仍固若金汤。盛夏，赵方断定金兵士气已再而衰，便命扈再兴从敌后回师，约定日期与城中出战的孟宗政内外夹击，金军大溃，讹可单骑逃归。金人自此不敢再窥襄汉。
但仆散安贞亲率的大军却兵锋颇盛，南下围安丰军及滁、濠、光三州。攻城不克，即兵分三路，一路由光州攻黄州麻城，一路自濠州犯和州，另一路出盱眙长驱全椒、来安、天长、六合，前锋游骑直达采石（在今安徽马鞍山），建康再次震动。
金军逼近长江的消息，使南宋朝堂上战、守、和之争再掀热潮。史弥远作壁上观，他的主和倾向自有胡榘代为兜销。对这种误国行径，太学生又一次代表社会公论闹起了学潮。五月六日，太学生何处恬率273人伏阙上书，请诛胡榘以谢天下。上书递进却没下文，宗学生赵公记等12人和武学生郑用中等72人也加入了请愿行列，相继伏阙。矛头所指除了胡榘，还有吏部尚书薛极，他俩都是史弥远亲信。学生借用流行的民谚，抨击薛、胡是“草头古，天下苦”，对学生请愿，朝廷不理不睬。
薛极倒坐立不安，力求去位，史弥远给他吃定心丸：“弥远明日走，那么尚书今日去！”言外之意，只要我在，你不用怕学生。20天后，秘书监丞柴中行轮对时说：“三学伏阙，此事不可含糊，须早处分。大抵公是公非合于人心，则人心自平。付之不恤，是欲私庇其人，而使陛下有拒谏之失。”宁宗漫应一下就不吭声了，事后也无动作。史弥远明确反对：“罢免朝臣怎么能由学生说了算？”两天后，针对弥远的持论，国子监丞萧舜冶上了一札：“诸生言事，无非公论。而朝廷却认为黜陟之权不当曲徇布衣之请，此非天下公言。”史弥远自知公道人心不在自己这一边，便把国子博士楼昉召到府第，命这位主管官员出面安抚，让他向学生传话：学生伏阙是伸张公论，朝廷庙堂都没谴责之意。去传话前，楼昉上札子给宁宗，也请采纳公论，否则以一夫之颊舌，怎能解千万人之不惑？但宁宗依然拖延不决。
转眼到了六月上旬，一天上朝，礼部侍郎袁燮与胡榘又为对金方针激辩起来。义愤之下，袁燮拿起朝笏去打胡榘的额头，被旁人夺下，朝堂之上体统尽失。御史合台论劾，说两人“议论不一，各执偏见，一主于和，一主于战，求胜报怨，殊非体国”。宁宗便各打五十大板，将他俩一齐罢免。袁燮出朝时，数百名太学生举幡送行，设筵饯别，有人赋诗道：“去草岂知因害稼，弹乌何事却惊鸾”，对朝廷混淆是非用罢不公的做法大为愤慨。[193]
嘉定十三年正月，西夏再次致书四川安抚司约攻金国，仍未得到响应。西夏在蒙古崛起后率先受攻击，曾向金国求援，被置之不理，只得向蒙古纳女乞和，故而对金积怨颇深，在蒙古兵锋转向金国后，也与之开始了持续不断的军事冲突。这年八月，四川安抚使安丙给西夏去函，定议夹攻金人，西夏即表同意。次月中旬，安丙遣诸将分道进兵，与西夏枢密使宁子宁所率20万大军会师巩州（今甘肃陇西）城下，但没能攻下巩州。宋军移师拟攻秦州（今甘肃天水），西夏则撤兵回国。十月初，宋军再约西夏共攻秦州，西夏没有发兵，宋军只得回师。
由于朝廷苟且无策，前线大多将无守意，军无斗志。唯有赵方主持的京湖战场颇有可观的战绩，也培养历炼出了孟宗政、孟珙、赵范、赵葵、余玠、王坚等将帅之才，在其后的抗蒙战争中功绩卓著。而江淮战场因有山东忠义军民的牵制，金军还不能为所欲为；至于川陕一线溃军败将比比皆是，弃地丢城的记载不绝于史。军事重镇大散关几度得而复失，连四川制置司驻戍的兴元府（今陕西汉中）也一度失守，制置使董居谊闻风逃遁。
尽管如此，嘉定侵宋对金朝来说，却是一场力不从心的战争，战争的进展正如发兵前夕其右司谏许古指出的那样：
或谓专用威武，可使宋人屈服。此殆虚言，不究实用。彼见吾势大，必坚守不出；我军仓猝无得，须还以就粮。彼复乘而袭之，使我欲战不得，欲退不能，则休兵之期，殆未见也。况彼有江南蓄积之余，我止河南一路，征敛之弊，可为寒心。
在战争中，金军虽有小胜，但在城池关砦的攻守争夺上，双方始终处于拉锯战状态，金军并不能顺利南进。金兴定五年（1221），金宣宗轻信诬奏，诛杀了主帅仆散安贞。安贞有将略，他死后，南侵行动虽仍继续，却只是小打小闹了。战争使金朝士马折耗“十不一存”，不仅南侵初扩地立国的幻想彻底破灭，战争巨耗反让国用困乏，加速了金朝的衰亡。
金正大元年（1224）三月，即位不久的金哀宗决定结束战争，派兵300护送尚书省令史李唐英前往南宋滁州通好。宋方宴犒招待了十来天，答应奏禀朝廷。六月，尽管南宋尚未反应，为表诚意，金哀宗命人赴南宋光州边界张榜，遍告宋界军民不再南下，双方自此停战。经过长达七年的较量，交战双方就像一对精疲力尽的拳击手，谁都没有一举击倒对手的实力与优势，双方气喘吁吁都想休息，这一愿望对金朝说来也许更迫切些。
正如王夫之《宋论》所说，嘉定战争对宋金双方都不啻是当头棒喝：
宋之为宋，一女直也；女直之为女直，一宋也。以既衰之女直，而宋且无如之何，则强于女直者，愈可知也。以积弱之宋，而女直无如之何，则苟非女直，固将能如之何也！女直一倾，而宋随以溃，奇渥温氏谈笑而睥睨之，俟其羽翮之成而已。
时至嘉定末年，大蒙古国羽翮已成，问题只在于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对灭金亡宋时间表的具体敲定罢了。对此，宋宁宗与他的南宋朝廷完全缺乏应有的清醒认识。
2.从握蛇骑虎到养虎贻祸
在侵宋战争中，金军没能得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金朝山东、河北的红袄军起事在后方有力牵制了金军，支援了南宋军民保卫家园的正义斗争。嘉定十一年，金军前锋再次饮马长江，建康告急，就因为北方忠义军在背后分道出击，才迫使金军退兵的。金宣宗不堪红袄军和南宋军民的南北呼应，兴定五年（1221）曾命元帅左都监、行山东两路兵马都总监纥石烈牙吾塔移书宋人，要求决战：
顷岁以来，纳我叛亡，绝我贡币，又遣红袄贼乘间窃出，跳梁边疆，使吾民不得休息。彼国若以此曹为足恃，请悉众而来，一决胜负。果能当我之锋，沿边城邑当以相奉。度不能，即宜安分保境，何必狐号鼠窃，乘阴伺夜，以为此态耶？
从行文的激愤不难想见红袄军已成金朝切肤之痛。
金宣宗即位时，红袄军已成燎原之势，尤以益都杨安儿、潍州李全、泰安刘二祖、兖州郝定等几支势力最称强盛。激成红袄军起事的主因固然是这一时期金朝的阶级矛盾与战乱灾荒，但中原遗民和女真贵族、蒙古军队的民族矛盾也是不容忽视的。金宣宗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后，利用蒙古军暂时撤退之机，命仆散安贞率精锐部队“花帽军”开赴山东镇压，杨安儿、刘二祖、郝定相继败死。杨安儿余部数万人由其妹杨妙真召集成军，李全与她结为夫妇，实力顿时大增。金朝侵宋后，这些武装把亲宋的感情变为归宋的行动，军事上也从单纯反金改为联宋抗金。嘉定十年，杨安儿旧部季先往见南宋知楚州事应纯之，表达了各路豪杰都愿归附之意。约略同时，中原流民也成群结队地渡淮归宋，势头迅猛不可阻挡。宋金嘉定战争一开始，如何对待来归的北方流民，也成为南宋朝廷必须深长计议的大问题。
应纯之把季先所说的上报给江淮制置使李珏和淮东安抚使崔与之。二使让季先北归联络山东忠义，同时派楚州都监沈铎和高忠皎各集忠义民兵分两路攻金。季先命李全率众配合高忠皎，合兵攻下海州，李全又分兵遣将破莒州，克密州，取青州。南宋授李全京东副总管的名衔。见捷报频传，应纯之便打算利用北方忠义为自己在仕途上谋求晋升，密奏朝廷声称中原可复。史弥远因韩侂胄开边的前车之鉴，担心结纳忠义会授人以柄，不准公开招纳北方义军，只密令李珏、应纯之妥善慰接，让他们听节制，号为“忠义军”；并颁旨发放1.5万人的钱粮，名为“忠义粮”。于是，东海一带万余人归沈铎节制，吃上了有编制的军饷，让李全煞是羡慕。
李全出身农家，做过司弓手，弓马矫健，以擅使铁枪出名，时号“李铁枪”。开禧北伐时，他曾与宋将联手收复过涟水县，但也做过“出没抄掠”的勾当。嘉定十一年初，他率部归宋，不久再攻海州，远袭密州，表现出主动抗金的积极性。次年，他与金元帅左都监纥石烈牙塔激战化陂湖，斩金将数员，大败金军，使其不敢轻窥淮东。听说金将张林有归宋之心，李全前往青州劝降。为消除张林的疑虑，他仅带数人挺身入城，两人结为兄弟。这时山东诸郡实际上都听命于张林，得到允诺后，李全便上表宋廷，并奉上山东12州府的版籍，表辞说：“举诸七十城之全齐，归我三百年之旧主。”南宋君臣陶醉在不期而至、不战而捷的胜利中，立即下诏任命李全为京东安抚使兼总管。
宋宁宗的诏书和史弥远的密令体现了南宋政策的一个方面，即试图对忠义军民通过招诱节制、授官封爵，引为反金的力量，但也仅是利用而已。实际上，南宋朝廷只要真正联合北方忠义军民，他们足以成为反金抗蒙保宋的忠实同盟军。即便李全，在南归初期，其拥宋反金倾向也是十分明确的。他曾拒绝了金宣宗的招抚诏书，复书明志：“宁作江淮之鬼，不为金国之臣”，并把父母遗骨从故乡潍州迁葬淮南，发誓“不复北向”。[194]
然而，南宋朝廷对北方来归的忠义兵民内心却深怀疑忌和恐惧。如果说于李全这样自成气候的武装力量，采取的是招诱节制的政策，那么，对于手无寸铁的南归流民，则使出了令人发指的一招：封锁淮水，禁止南渡，甚至张榜指南归兵民为“盗贼”，来者剿杀不论。当时，每天来归者成千上万计，而边界将吏却“临淮水射之”。听说这一消息，国史院编修杨简沉痛上奏：“得土地易，得人心难。中原赤子，拔自涂炭，来投慈父母。这里却计较一斗半升的小米，射杀他们。这难道是上顺天意，下安四方的道理吗？”平日还算关心民瘼的皇帝，这次竟无动于衷。不仅江淮，京湖、川陕也推行这种剿杀政策，不过在襄阳、蜀口等地，换了个说法，“号曰约回，而实杀之”[195]。尽管如此，渡淮南附的流民势头仍不可遏制，南宋不得已接纳了下来，却一百个不放心。
盱眙（今属江苏）是北方兵民渡淮南下的要冲之一，知盱眙军贾涉却一开始就认定这些忠义军民是“饥则嗜人，饱则用命”的饿虎，他认为：以有限之财，应无穷之须，就如同以肉饲饿虎，肉尽必将反噬。出于“虑思其乱”的指导方针，他将归附的石珪、陈孝忠、夏全诸部分为两屯，分李全一军为五砦，再用招刺义勇的方法，接纳了其中近六万人，放汰了三万余人。在这些忠义武装周围，他常驻官军七万余，“使主胜客”，即官军形成绝对优势。这种猜忌防范使南归忠义为之寒心，不少人公开宣称：“与其如此，不如有官者弃官，无官者回山东做百姓。”
南宋当局从来没把北方忠义兵民作为反金抗蒙的生力军，放在中原变局中去做长远、全局的安排。无论剿杀政策，还是招诱政策，都出于短视、实用的考虑。实际上，只要朝廷能派靖康年间宗泽那样的爱国将才，去协调、团结并统帅这批忠义军民，不仅贾涉担忧的“饥则嗜人，饱则用命”的前景完全可以避免，而且嘉定以后北方抗金御蒙的形势也会大为改观。然而，在宁宗是无能，在史弥远是苟安固位，处在第一线节制忠义军马的帅守又都像贾涉那样深怀忌疑之心，犹如握着蛇不敢松手，骑在虎背上左右为难。朝廷这种做派，让忠义兵民悲愤满腔，令有识之士感慨系之，刘克庄有词说：“记得太行山百万，曾入宗爷驾驭。今把作握蛇骑虎！”[196]
握蛇骑虎的状态毕竟不能持久，而蛇啮虎噬的局面迟早会出现。李全在忠义武装中实力较强，战绩也最著。自化陂湖之战后，他就有睥睨诸将之心。嘉定十三年，他唆使贾涉的亲信之吏，诬谮季先谋叛。贾涉原就疑神疑鬼，便诱杀季先，准备收编其军。季先部将拒绝整编，迎石珪统领余部。贾涉深以为耻，李全趁机自告奋勇，请讨石珪。石珪走投无路，叛降蒙古。李全略施小计，就从贾涉那里取得了石珪留下的涟水忠义军的统领权，更不把贾涉之流放在眼里。次年，李全之兄李福恃势与张林争夺胶西盐场，威胁让李全取张林头颅，张林即以山东诸郡献降蒙古木华黎。南宋朝廷在两年中仅满足于山东12州郡名义上的回归，印制了一批州府长吏的空名官告交给京东、河北节制司，填发给这些州府的实际控制者，却从未试图真正控制这一地区，故而来得意外，也去得容易。
李全的狼子野心已越来越明显。他到过一次镇江，北返后就对部属说：“江南佳丽无比，须与你等一到。”他下令打造舰船，打算谋求舟楫之利，还仿造南宋纸币，让部下持假币赴江南购物，其军顿见阔绰，而“江南之楮益贱”。[197]以战功邀取官赏，以吞并扩大实力，利用南宋政策的弱点求生存，图发展，李全已日渐坐大。
一次轮对时，秘书监丞柴中行指出：“山东人虽受节制，就招刺，亦不可置之腹里。况阴诱鞑人，是再添一山东。”宁宗点头称是，无主见无远识地“嘉纳”上奏，是他从政唯一能做的事，至于对忠义军民和李全的具体措置，则完全听史弥远的。对日渐坐大的李全武装，史弥远推行政策的着眼点只是“惧激他变”，“姑事涵忍”，具体说来，即以高官厚币施以笼络政策。嘉定十五年岁暮，南宋任命李全为京东路镇抚副使，拜保宁军节度使。次年，宋廷又赐钱30万缗给他作为犒军之用。这些应该出自史弥远的主张。有人这样形容朝廷养虎贻祸的政策：
辇安边之财以给之，唯恐不赡；航东南之粟以饷之，唯恐失期。甚者高官峻秩，宠华其身，金珠玉帛，悦媚其妻，弃如泥沙，不甚爱惜。闻其帖然恭顺，则喜见颜色；或拒之而不吾与，则恐恐然食不下咽。[198]
听说李全建节，升任淮东制置使的贾涉长叹道：“朝廷只知道官爵可以讨其欢心，难道不知道骄纵将导致不可收拾吗？”贾涉的感慨是有道理的。在山东忠义军的处置问题上，贾涉首先对其防范猜忌，其次使其为我所用，兼用利诱与分化两手，力图贯彻主政者的边防政策。在李全走向骄横难驭的过程中，贾涉有其不可推诿之责，那是政策执行者的代价；但如今史弥远一意姑息养奸，李全越发桀骜不驯，更让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囧境。而李全夫妇也准备给他颜色看了。嘉定十六年二月的一天，贾涉出郊劝农，薄暮入城，被李全的兵士拦住，但见杨妙真骑马出来，佯怒挥退了部下，堂堂制置使才得入城。贾涉深知这是李全挑衅的信号，不久便称病求去。他一走，帐下万名忠义又归李全掌控。
这年岁末，许国奉命接替贾涉。他原是武臣，向史弥远要求换为文资出帅淮东。弥远见文臣中没有合适人选，而李全日渐跋扈，淮东不能缺帅，便同意了。对这一任命，许多人以为不妥：许国位轻望薄，处非其地，反使李全有轻视之心。
次年岁初，许国到楚州（今江苏淮安）赴任，拒见前来郊迎的杨妙真，令她大失面子地回营去了。李全时在青州（今山东益都），礼节性地致函许国。许国在大庭广众下抖着来函夸耀：“李全仰仗我养育，我略示威，他就奔走不暇了。”
按礼，李全应该往见新任制帅，许国也数邀他前来议事。李全观望了半年之久，为不使自己理亏，终于前赴楚州参谒。庭参时，许国傲然端坐接受谒拜。自建节以后，李全与前制帅贾涉都分庭抗礼，对许国妄自尊大憋着一肚子怒气，退出后在亲信面前便骂开了：“你许国原不是文臣，是和我一样的武人，有什么功劳？居然一点都不宽假！我李全赤心报朝廷，才不造反的！”
过了半个月，李全准备回青州，唯恐被扣留，一改旧态，折节为礼，动息必请，得请必拜。许国喜不自禁对家人说：“我把这家伙给折服了！”完全不知道对手在耍弄他，便同意李全回去。而李全离开楚州时，叛宋的决心就已下定了。
对南宋在北方忠义兵民与李全问题上的政策失误，清代有学者指出：
李全、张林南归，山东已为宋有。有大豪杰斡旋之，中原可图也。乃以庸才如贾涉、许国者驾驭之，乌能制虎狼之命哉？徒招乱耳！[199]
从握蛇骑虎到养虎贻祸，南宋政策在表面上似乎有改变，实质上都是苟且无策。正因如此，一场由李全发动的骚扰江淮、震惊朝野的大叛乱在所难免，只是时间早晚问题。[200]
三 史弥远专政下的嘉定政治
1.受掣于另一权臣
史弥远的起复招来了非议，但他因诛韩在政治上大得分，人望并没有流失过多。起复以后，弥远继续在平反“伪党”上做文章，对死者或褒赐美名，或录用后代，对生者则召还在外的正人故老。短短四五年间，他起用的著名党人有黄度、楼钥、杨简、袁燮、蔡幼学等，还召用了真德秀、魏了翁、赵方、廖德明、钱文子、刘爚、陈宓等知名之士。这些人布满中外，颇具气象，人们甚至美言为“小庆历元祐”。弥远也俨然有古大臣的器局，连真德秀都一度受其迷惑，代皇帝草拟关于他的制诰批答时不吝赞词。但这一切不过是取悦清议、笼络人心的手段，他连赵汝愚欲致庆历元祐之治的那点念头都没有，更遑论范仲淹、司马光的政绩了。他追逐的只是权力，这与韩侂胄毫无二致，但在老谋深算上，韩侂胄却决不能望其项背。
开禧诛韩后，钱象祖任相，过了一年，弥远与象祖并相，无不兼任枢密使。宋代宰执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分割相权，故开禧以前，虽也偶有宰相兼枢密使的前例，但绝非惯例，更未成制度。韩侂胄时期，所有宰相都不兼枢密使。《宋史·职官志》说：“至开禧，以宰臣兼使，遂为永制。”似乎钱象祖以相兼使成为这一定制的开端，实际上，象祖之例或是诛韩不久的特殊时期，未必遽为定制。嘉定改元，两相并置，均兼枢使，尤其史弥远起复后始终并长二府，宰相兼枢密使才真正成为南宋后期的固定制度，这是南宋后期皇权一蹶不振而权臣递相专政的重要原因。故魏了翁指出：“迨嘉定而后，以相兼枢，又合而为一”，认为史弥远才是始作俑者。史弥远不仅以相兼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而且在起复以后直至宋理宗绍定六年（1233）去世前不久，始终维持独相的局面，而所选用的二府执政都是些容易控制之人。
史弥远不仅以独相之尊睥睨二府执政，还恣意破坏政事堂议事制度。政事堂，也称都堂，是宋代宰执合堂同席、共议众决朝政大事的场所，其目的之一即防范宰相专权。南渡以后，秦桧在望仙桥私第治政，首坏其制。韩侂胄任平章军国事，平时由省吏将公文送至韩府签识，但他还应景地每三日必至都堂一次。史弥远把养病不出视为常事，嘉定前期好几次称病告假，还不过数月。五六年间，威势渐成，便“决事于房闼，操权于床笫”，深居简出，不知所在，完全把都堂议事制抛在一边，擅权程度远远超过了韩侂胄。
史弥远专政之所以能畅通有效地贯彻自己的意志，倚赖的要害部门是检正都司。检正、都司原是分属中书门下省和尚书省的两个具体办事机构，分管公文呈批送审，官署级别虽不高，但对宰执决策朝政、制定法令等都知悉过程并参与内情的，其作用不能等闲视之。史弥远将两者合而为一，朝廷政事都交它办理。只要所谓事关机速，就上不必奏禀皇帝，下不必经过审核，而先交付执行；如有奏禀事宜，原应等圣旨批下同意与否再付执行，现在还未呈御览，就已下省札处理；甚至备好空头省札，执政画押同意，再送相府临时倒填有关政事。检正都司成为他得心应手地独揽朝政的工具。这些官吏职卑位低，易于控制，也乐于逢迎宰相，参与机密，外朝那些制置使、总领与诸路监司、沿边将帅都争相贿赂他们，“其权任反出执政、台谏上”。[201]
史弥远还把重要官吏的任命权紧攥在手，收买人心，安插亲信。宋代铨选，京官、选人的除授权归吏部，号为吏部四选；唯有特殊勋劳者可由政事堂直接奏注差遣，号为堂除，所获差遣比吏部选为快为优，热衷仕进者无不钻营这一捷径。史弥远专政后，以堂除名义把吏部四选的肥差都拿了过来，以朝廷爵禄而卖私恩，取吏部美阙而归堂除，习以为常，贿自成风。相府门前衣冠如市，来谒宾客十有八九是谋求差除的，弥远也不惜以宰相之尊而下行吏部之事。这种做法，导致士风与吏治进一步败坏，“煽奔竞之风，抑孤寒之士，人心蛊坏，人才衰削”。
宋代朝官以上的要职任命，例由宰执注拟，请旨获准才草拟除授制词。史弥远擅权后，这类任命“有申而无奏”，只将结果告诉皇帝，从不奏禀取旨。有臣下上奏：
执政、侍从、台谏、给舍之选，与三衙、京尹之除，皆朝廷大纲所在，故其人必出人主之亲擢，则权不下移。今或私谒，或请见，或数月之前先定，或举朝之人不识。愿明诏大臣绝私意，布公道。
宁宗却认为：
人主择宰相，宰相择百官，为治之要道。君主揽要则百事详察，君主躬亲则百事荒怠。
这话原则上不错，但关键在于：最重要的第一步择相倘若失误，以下一切便无从说起。
史弥远结党营私，心腹列于朝堂，亲信布于地方。呼朋引类时，他的同乡观念尤为突出，选拔之士，“非鄞即婺”。鄞县人是其小同乡，婺州人则是大同乡。有则轶事就是针砭这一现象的。一天，相府开筵，史弥远请杂剧艺人助兴。有一艺人扮士人念开场白：“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旁边另一角色打断道：“非也。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史弥远听出插科打诨中的讥讽味，据说从此相府设宴不再演杂剧。
宋代权相专擅，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操纵台谏、控制言路。韩侂胄是这么做的，史弥远也紧紧抓住台谏官任命和言事两个关键环节，逐渐使言官沦为其私人鹰犬。韩侂胄被诛，史弥远首先让支持政变的卫泾、王居安出任台谏，对侂胄留下的旧台谏叶时和黄畴若恩威并用，在台谏系统内提升其职衔，让他们攻韩党以赎过愆。其后，他试图拉拢左谏议大夫傅伯成，让人示意他弹劾某人，交换条件是引为执政，伯成一口回绝，表示“不能倾人利己”，并请皇帝下诏大臣“以公灭私”。碰了这个钉子后，史弥远变换手法，“约言已坚，然后出命，其所弹击，悉承风旨”，而且必“先期请见，饷以酒肴”[202]。这样一来，台谏都成了其党羽。
尽管如此，史弥远仍不放心，进而在弹章谏草上大做手脚。每到论事之时，台谏与史弥远之间“尺简往复，先缴全稿，是则听之，否则易之”。这种做法宋人称为副封或呈稿，但韩侂胄专政还没无耻到呈稿的地步。自史弥远当国，台谏都是其私党，每有劾荐，必先呈副封，一般以薄纸书写，用简版缴达，合则缄还，否则便附另纸，告知某人朝廷正赖其用，台谏就改论他事，故时人有“嘉定副封之靡”之说。后来嫌副封太麻烦，干脆从相府付出言章全文，让台谏直接照用。台谏官竟也毫不隐讳，逢人必说：“近来文字，皆是府第付出。”至此，台谏对相权的独立言事原则扫地以尽，史弥远完全左右了台谏系统。[203]
在宋代，包括封驳官在内的其他侍从也有献言论谏的权利，但台谏始终是朝廷舆论的主导。既然台谏已被史弥远所掌控，嘉定更化之初言路乍开的气象很快复归于万马齐喑的局面。嘉定十二年（1219），一位知州任满入对，发现朝论已为史弥远把持，极论苟同之弊后吁请：“转移之机，全在陛下。”宁宗口头赞同道：“雷同最是今日大患。”但他既然不能从根本上认识与解决史弥远专权问题，朝堂之上只能依旧“诺诺者盈庭，而谔谔者卷舌，容容者接武，而皎皎者遁形”。
相反，起复后的16年间，宁宗对弥远十分倚重，经常为他推恩迁官，加食邑或实封，表现出“惟君臣相得之甚艰，而事业当图于不朽”的庆幸之情。有一次加实封，草制词臣大书：“天欲治，舍我谁也，负孟轲济世之才；民不被，若己推之，挺伊尹佐王之略”，竟比以伊尹、孟子。侍从、馆职与太学生们议论哗然，都认为“过谀失体”，皇帝却并不以为然。[204]嘉定十四年，宁宗特下诏史弥远立家庙，并赐祭器。在宋代，人臣在位而赐建家庙是屈指可数的罕用恩例，特诏既传达出皇帝对史弥远的倚任与尊礼，也说明其专权之势如日中天。
嘉定年间，人才进退，政事兴革，天下以为这是丞相的主张，朝野都习以为常地只言相而不言君。对这种权相专政局面，偶尔也有臣僚借古喻今委婉地进谏。嘉定六年秋，侍读黄度最后一次入侍经筵，有意讲读了唐玄宗用李林甫的历史，意味深长道：“这是唐室治乱分界的关键，愿陛下退朝之暇，反复阅读思考。”但秉性不慧的宁宗压根儿没听出弦外之音。这一时期，邪正之辨和君子小人之别也频频见诸朝臣的论谏和经筵的讲读，这同样是一种不便挑明而只可意会的谏言。嘉定十一年岁暮，侍读徐应龙进读吕大防奏议，读到“人君之要在乎知人，若以正为邪，以小人为君子，则不可”，应龙点明道：“乱亡相继，未有不由于是。”宁宗若有所悟说：“君子小人最为难知。那小人也能发君子之言。当据其事而观其人。”回答并没错，但他连韩侂胄专权也未能省察，又岂能识破史弥远在君子外貌下的叵测机心呢？
史弥远专权的时间长于秦桧，擅权的程度超过韩侂胄，但在他的生前，公开的反对者远比秦、韩为少，在其身后，又引起后人“如何一卷《奸臣传》，却漏吞舟史太师”的感慨。究其原因就在于他继秦、韩之后把权相弄政的手法锤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不仅不像侂胄那样赤裸裸，而且比秦桧更狡黠阴鸷。在编织专政的权力网，让城狐社鼠布满中外的同时，他还擅以爵禄羁縻天下之士，“外示涵洪而阴掩其迹，内用牢笼而微见其机”，荼毒善类也较秦、韩为轻。[205]
尽管史弥远装缀小庆历元祐的假象，摆出古大臣的模样，时间一久，有识之士还是洞察出了背后的真相。嘉定八年，真德秀一改嘉定初期对他的赞词，对刘爚慨然说：“我们应该尽早引退出朝，让庙堂上也知道世上有不愿做侍从官的人在。”便力请外郡，史弥远假惺惺挽留道：“用人之途畅通，为什么要出朝呢？”德秀托以亲老，出为江东转运副使。
比起不合作主义，揭露权相更需要勇气与魄力。嘉定十三年，新一届礼部进士即将发榜。应考士子邓若水在对策试卷上力论史弥远之奸，建议皇帝将其罢免，改命贤相，否则必贻宗社之忧。仅以文章而言，这篇策论博征经史，气骨凛然，尽管考官因其论及时相而置之末等，却在临安士人间争相传诵。史弥远听说后大为恼火，指使临安府尹让旅舍主人侦伺其出入言行，罗织罪名。有人前来劝解，弥远转念一想，倘如治之以罪，会像韩侂胄贬窜庆元六君子那样，必然招致清议的反对和太学生的声讨，便故作宽容之态。
然而，在另一起事件中，史弥远却撕下伪装，开了杀戒。当年上书请斩韩侂胄的武学生华岳，在诛韩后允许重新入学，登第为武学进士后，被任命为殿前司同正将。目睹史弥远对外苟安，对内擅权，他曾上疏皇帝，大忤权相，于是准备搞掉史弥远。谋划的风声传到史弥远那里，他认为作为殿前司下属将领，华岳的密谋可绝非邓若水那样的秀才造反，必须把苗子掐死在萌芽状态。史弥远派殿前司卫士包围了他的住宅，将其捕来，厉声问道：“我与你有何怨仇，竟要图谋我？”说完便命押往临安府狱。知临安府袁韶是史弥远亲信，判以斩罪。
宋代实行死刑复奏制，史弥远持判牍奏禀皇帝。对华岳在韩侂胄专权时毅然上书，宁宗记忆犹在，拟放他活命。弥远说：“这是要杀臣的人。”宁宗说：“教他去海南走一遭便了。”意思是流配海南岛，免他一死。弥远看出了皇帝宽贷之意，阴黠地说：“如此，则与减一等。”宁宗对本朝刑法懵然无知，误以为斩罪减一等就是流配，同意了这一奏请。而实际上，绞、斩在宋代只是死罪中的极刑，其下一等是杖杀，也即“决重杖一顿处死，以代极法”。就这样，史弥远上下其手，以谋变的罪名把华岳押赴东市，活活杖死。这位“倜傥似陈亮”的英才，与韩侂胄做斗争时逃过了一劫，却最终死在史弥远专权的黑暗年代里。[206]
史弥远专权的后果是严重的。在他的专擅下，从嘉定改元起，南宋王朝竟在金国垂亡之际，安于苟且偷安之岁，年复一年，机会随着时月流失，进入理宗朝，他继续专断朝政，独相九年。等到他死后，人们才痛切发现，比起韩侂胄来，史弥远专权流毒更深，为害更烈。以至有人指出：
我国家自韩侂胄用于庆元，迄于开禧，甫及十年，天下之势，如人少壮而得疾，故其疗之也易为功。自史弥远相于嘉定，迄于绍定，凡二十七年，天下之势，如人垂老而得疾，故其疗之也难为功。
史弥远死后七年，当蒙古铁骑在西起大散关，东至淮河的数千里战线上向南宋发起全面攻击时，时人不禁浩然长叹：“凡今日之内忧外患，皆权相三十年酝成！”[207]
2. “束手于上”的宁宗嘉定之政
在《廿二史札记·秦桧史弥远之揽权》里，清代史家赵翼指出：
史弥远之柄国，则诛赏予夺，悉出其所主持，人主仅束手于上，不能稍有可否。
正如庆元开禧之政实际上是韩侂胄专政，嘉定之政说到底就是史弥远专政，宋宁宗依旧垂拱仰成，无所作为。
不过，对经筵讲读，宁宗还是重视的。有一次，经筵官徐应龙问他：“《资治通鉴》所载仇士良事，陛下还记得吗？”宁宗复述道：“士良归老，语其徒曰：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亲书，智虑深远。”宁宗倒是有暇读书的，有时甚至早晚都让经筵官为他讲学，并要求他们在进读经史和圣训的同时，须以讲义的形式对每事表达意见，认为“若只读一遍，何益？”。他保持着嘉王时的习惯，每天抄上一段先帝圣训或名臣奏议，故而与臣下应对时，“论治道有体，则有用贤委任之言；论谏官言事，则有明目达聪之训；论用人则知君子小人之辨；论用兵则知师从中覆之非”，议论似乎都契合帝王之学。
有一次，袁燮进读《高宗宝训》，读到宋高宗有“为上极难处，一事不合人情，则人得以议”的感慨，宁宗即说：“人主做事，岂可不合天下之心？”袁燮说：“人君治天下，只是中道。刚柔皆不可不中。”宁宗发挥道：“柔而不中为姑息，刚而不中为霸道，刚柔皆得其中为王道。”说得句句在理，袁燮只能称颂：“诚如圣训！”然而，正如有臣下一针见血指出：“今陛下之学，乃祖宗之学，而陛下之治，犹愧于祖宗之治。”宁宗自身不慧，再出色的经筵也无法将他造就成有为的君主，对其治国理政也起不到实质性作用。
也许嘉定经筵官多为道学家的弟子传人，宁宗一改自己在韩侂胄时代的态度，对道学的好感恢复到了即位初的状态。史弥远曾是杨简的弟子，与理学略有渊源；专权以后，他以昭雪“伪党”、褒崇理学作为讨好清议、笼络士夫的手段。在推进理学官学化上，这对君相倒是同声相应的。
嘉定四年（1211），著作佐郎李道传建请下诏崇尚正学，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颁之太学，并以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从祀孔庙。有不好道学的执政表示异议，提议未获通过。次年，国子司业刘爚也向史弥远建议用朱熹“四书”之说“正君定国，慰天下学士大夫之心”；同时奏请刊行《四书章句集注》，并将朱熹亲定的《白鹿洞学规》颁示太学。宁宗同意将朱熹的《论语》《孟子》集注本作为太学的官定读本。
继追谥朱熹为文公后，嘉定八年，赐张栻谥“宣”；次年，吕祖谦也得谥为“成”。为周敦颐、张载、二程的请谥活动也不失时机地在进行。嘉定十三年，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分别追谥“元、纯、正、明”。[208]此前一年，一次经筵上袁燮进读朱熹事迹，宁宗说：“记得即位之初朱熹曾侍经筵，他就是朱在的父亲。”袁燮乘机进言：“陛下记忆朱熹如此。其子本无失道，尚在罪籍。陛下能收拭而召用，也足见不忘忠贤之后。”宁宗点头同意。朱在入仕，升迁顺利，十年左右已位至侍郎。嘉定十七年，皇帝又下诏访求程颐后人，录用为官。
理学取得官学地位，一般认为始于理宗时代，故《宋史·理宗纪》说：“后世有以理学复古帝王之治者，考论匡直之功，实自帝始。”但理学官学化进程中，嘉定时期通过颁书、赠谥、录后等一系列褒崇之举，实已开其先河。
对朝政，宁宗并非绝不措意，也知道听言用谏的重要性。嘉定六年，袁燮对他说：“帝王不可不勤于访问。”宁宗首肯再三说：“问则明。”退朝后，袁燮与朝士说起“问则明”的圣谕，无不称叹英明。但几个月过去了，却不见皇帝有咨访之举。不久，袁燮迁官轮对再见宁宗，说：“当时我与朝臣莫不称叹圣训英明，但陛下端拱渊默一如往昔，是不是认为人主一言之失，史官笔录而天下议论，问而不当，不如不问呢？”过三年，袁燮迁经筵官，见皇帝机会更多，对宁宗说：“陛下自为韩侂胄所误，也许担心臣下进言有错，所以咨访甚少罢？”宁宗戆然问道：“错也无妨吗？”袁燮说：“古人说献可替否，若都没错，则唯有献可，无否可替了。”宁宗引经据典：“予违，汝弼，汝无面从。”然后说：“朕专赖臣下正救。”
袁燮当然明白，立朝之官，多为阿附苟容之士，连台谏都沦为权相的附庸。嘉定十二年一次经筵上，他有针对地发挥道：“以台谏为耳目，无所不言，故大臣不敢为非。”宁宗立即接口：“此即所谓：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他记得这是苏轼的名言，表态道：“若台谏不言，何缘得知，只要人来说？”
平心而论，宁宗也并非讳言拒谏的君主，但台谏既然已被史弥远所左右，怎能指望他们真正无所不言，成为皇帝耳目呢？宋代规定，台谏官每月至少上言一次，谓之月课。对台谏来说，如今的月课最是头痛而棘手的定期作业，既不能开罪权相，又不能违反祖制。无耻的言官甘为鹰犬，如梁成大、李知孝之流，自不待言；大多数台谏月课来临，章奏待草，掂量议论之异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难决，进退维谷；滑头取巧者尽选些不伤脾胃的事儿，例如恭请皇帝献谒宗庙景灵宫等，权充月课，缴卷塞责。
台谏官尚且如此，嘉定吏治污浊便可想可知。宁宗对此应该有所察知，故一再下诏戒饬。嘉定改元，他就颁旨给内外群臣：
奸佞弄权，故相同恶，上下交利，贿赂公行，监司郡守，并相仿效，贪婪无厌，狼藉已甚。朕方励精更始，申加训饬，以儆有位。其有缘公济私，尚为故态，必罚无赦！
嘉定二年，他命诸路监司劾举贪残的守令；次年，再下戒饬监司郡守的诏书。嘉定六年，朝廷一方面恢复监司臧否守令的成法，一方面命御史台置考课监司簿，加强对监司的督察。
对赃吏的惩治力度似乎也有加强，夺官除名，乃至抄家发配的贪官污吏也偶有所闻，当然只是几个县尉、县丞、推官、判官级的芝麻绿豆官。嘉定八年，朝廷颁诏：赃吏不许减年选官；但停年罢选对于巨贪的官吏根本难起惩戒作用。嘉定十一年，殿中侍御史李楠上奏：“朝廷治赃吏失之于宽。”次年，他又提宋高宗治赃吏的前朝旧事，宁宗回答：“赃吏害民，岂可不治，祖宗治赃吏，甚至弃市。”他说的是太祖、太宗朝故事，那时惩肃赃吏果断严厉，确有开国之初的治世气象。李楠认为：“倒也不必严厉到弃市，笞黥之刑就已足够，今后发现赃吏，就杖脊刺配岭南。”但君臣议论过后，一切仍归依旧。嘉定十六年，宁宗再次下诏申严赃吏法，强调“命官犯赃，毋免约法”，正从反面印证了原颁的赃吏法形同具文。
嘉定时期，在备受吏治污浊之扰的同时，民众还饱尝货币贬值之苦。开禧北伐的开支，嘉定和议的费用，再加上冗官人数的持续上升，王室开销的奢侈挥霍，南宋财政日渐陷进入不敷出的泥淖。对此，宁宗曾下诏内外官府条陈节用的对策，试图在节流上寻找出路，其效果即使有，也是杯水车薪。于是，朝廷便无节制地发行纸币来饮鸩止渴，东南会子与四川钱引等纸币犹如决堤洪水泛滥于南宋境内。大约在光宗即位之初的淳熙末年，会子发行量还控制在2400万贯，到开禧用兵时激增至14000万贯；其后会子流通量居高不下，嘉定年间总发行量高达23000万贯。随着流通总量的向上攀升，会子币值却急剧下跌，嘉定前期每贯会子的实际币值只有孝宗时期之半，与此同时，物价却如脱缰之马。
嘉定元年八月，朝廷命侍从、台谏、两省官就会子币值折算率狂跌进行详议。次年初春，政府强行命令：“以旧会之二，易新会之一。”同时辅以严厉的法禁，还派朝臣出使诸路检查执行情况。这一做法不啻向会子持有者宣布这种货币彻底丧失信用度。于是，不论贫富，谁都不愿使用和储藏会子，持有者更急于脱手。朝廷下禁令规定：纸币必须视产业多寡，按比配藏，如有违反，即予抵罪，并鼓励告发。而州县科配，期限颇紧，官吏催督，刑网苛密。俯首帖耳的顺民甚至鬻妻卖子、售田押宅被迫以低价收回会子；而那些以低于实际比价抛出会子的民户都因触犯法禁而籍没家财，甚至“一夫坐罪，而并籍昆弟之财，或亏陌四钱，而没入百万之赀”。朝廷的禁令无法阻遏低价抛售和拒绝收用会子的狂潮，而这波强劲之势反过来驱使会子进一步贬值。在这场通货膨胀中，富户虽也大受损失，但贫民更雪上加霜。这年冬天，米价腾贵，传法寺前饥饿难忍的乞丐群起抢夺商贩的炊饼。人心汹汹，行将酿成一场全面的社会危机。
这年二月，宁宗颁诏给侍从、两省以下官员，命他们对会子危机提出解决办法。反馈的意见普遍是放宽以旧兑新的期限，发还籍没入官的民财，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三月，宁宗下诏：“民以减会子之直籍没家财者，有司立还之。”这道诏书旨在缓解会子引发的社会动荡，但作用是有限的。只要新旧会子不等价兑换的规定依然有效，会子与铜钱的兑换率势必不断看跌。五月下旬，朝廷穷极无聊地从卖官鬻爵、出售没官田等渠道筹措了约1400万贯作为收回旧会子的资本，但也无补大局。九月，吏部郎官刘爚奉命审阅中央和地方官员关于会子的奏议封事，选择可用意见送朝廷参考，表明其时会子贬值依旧困扰着南宋政府。直到嘉定四年岁暮，朝廷还因会子兑换问题派员巡访江浙州郡。大约次年，最后采用了太学生吴幼存的封事，“悉弛其禁，楮价反增”，即解除所有禁令，会子比价反而回升，这场风暴才渐趋平静。
在嘉定货币信用危机中，有人批评政府，“以一易二，民始疑楮；三界并行，民始贱楮”，在货币危机前举国无策，衰亡之状“具于斯时”。由于国家失信用，民众启疑心，兼之嘉定前期连年水旱，民无余资，物货积滞，商旅不行，致使大家族困厄，小家庭挣扎，市井萧条，官府匮乏。社会经济自此转入新一轮的动荡时期。南宋纸币贬值和物价上涨之势自孝宗末年已经抬头，而宁宗君相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促使矛盾立马激化，使之成为社会经济的无解难题，扔给了后来继任的君相。
嘉定共17年，自嘉定七年绝金岁币起，宋金关系即进入临战状态，军政自应成为宁宗嘉定之政的重头戏。这一方面，宁宗曾颁布过一些诏令：嘉定三年六月，命三衙、江上、四川诸军主帅核实军籍，欺冒者以赃罪论处；九月，令三衙和江上诸军以才艺年劳升差将校，徇私者将受到台谏、制置使和总领财赋的按劾；次年四月，颁布虚冒兵额的禁令，自首者从宽，违反者重处；嘉定七年，再诏三衙、江上、四川诸军将兵马实数申报朝廷。这些有限而苍白的禁令，根本不能清除军政的腐败，从军额禁令的一再重申，反而折射出吃空额始终是嘉定军政的一大漏洞。
对嘉定军政，时人有过总括性的评论：
拊循士卒，帅之职也。朝廷每严掊克之禁，蠲营运之逋，其儆之者至矣！今乃别为名色，益肆贪黩，视生理之稍丰者而诬以非辜；动辄估籍，择廪给之稍优者而强以库务，取办刍粟，抑配军需，于拊循何有哉！
训齐戎旅，亦帅之职也。朝廷每严点试之法，申阶级之令，其儆之者亦切矣！今顾有教阅视为具文，坐作仅同儿戏，技勇者不与旌赏，拙懦者未尝劝惩，士日横骄，类难役使，于训齐何有哉！
况乃有沉酣声色之奉，溺意田宅之图，而不恤国事者矣。又有营营终日，专务纳交，书币往来，道路旁午，而妄希升进者矣。自谓缮治器甲，修造战舰，究其实，则饬旧为新而已尔。自谓撙节财用，声称羡余，原其自，则剥下罔上而已尔！[209]
军政的颓败污浊，一方面导致士气低落和战斗力下降。
在内郡者，末作技艺，安坐而食，官府利其私役，而被坚执锐之事不娴也；在外郡者，多方运贩，为商无征，主帅利其回易，而投石超距之勇不励也。[210]
这样的军队，遇敌交锋，望风披靡，也绝非个别现象。另一方面，颓败污浊的军政激化了军队内部的各种矛盾，嘉定年间兵变再次频繁出现，与此也不无关系。这一时期，刘克庄有《军中乐》对将兵之间的尖锐对立做过形象的描写：
行营面面设刁斗，帐门深深万人守。
将军贵重不据鞍，夜夜发兵防隘口。
自言虏畏不敢犯，射麋捕鹿来行酒。
更阑酒醒山月落，彩缣百段支女乐。
谁知营中血战人，无钱得合金疮药。
开禧用兵时，称因贿任将者为“债帅”，嘉定时，债帅现象仍十分猖獗，一旦走马上任，便以百倍的疯狂将行贿的开销从士兵身上抠回来。有一次，经筵侍读徐应龙说：“今军将得以贿迁，专事掊克。”宁宗居然吃惊问道：“债帅之风今犹未除吗？”他对嘉定军政的真实情况，对债帅现象，对史弥远将“江淮巨镇，委之肺腑之亲，襄汉上流，畀之膏粱之子，殿岩重寄，庸夫尸之，总饷要权，浊吏总之”[211]，看来都一无所知。
马基雅维里指出：
君主永远不要让自己的思想离开军事训练问题，而且他应该在和平时期比战争时期更加注意这个问题。因为这是进行统帅的人应有的唯一专业。亡国的头一个原因就是忽视这种专业。[212]
无论在嘉定和议之后短暂和平的日子里，还是在宋金战端重开的年代里，宁宗从未把军政作为生死存亡的严重问题去认真了解过，深入思考过，切实行动过，更何况在这背后还有蒙古崛起的巨大阴影。南宋虽不是亡在宁宗之手，但却从他这里走向灭亡。
据记载，不论单日双日，宁宗都升朝听政，早朝晚罢，听纳不倦，为政也称得上“无怠无荒”。然而，由于史弥远的专权和君主制的限制，他深居大内，罕接舆情，天下危切之情也无由上达。关键还在于，宁宗甚至不具备一位守成之主的基本素质，他软弱怯懦，优柔寡断，受制于权臣，苟安于现状。对群臣进言，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在与臣下应对时，他虽可以引些前代先圣和本朝列帝的言论，也说得八九不离十，但这些议论几乎没见之于实行的，以至连臣下都当面说他“恭俭有余而刚断不足”。
嘉定十七年，魏了翁任起居舍人，专记皇帝的起居言行，对他有切近的观察，看到的完全是缺乏治国能力的君主。了翁曾记述了宁宗晚年临政的情况：
凡所奏陈，陛下罕所可否。臣退而问所谓起居注，则岁月淹久，事情寂寥；问所谓直前故事，则宾赞之臣，疑为久旷。
也就是说，皇帝听政勤勉，却听而无断，故而起居注记录他理政治国的“圣迹”自然寥寥无几；到了晚年，宁宗连表面的勤勉也不能自持，近臣直前奏事的旧制都旷废不行了。难怪魏了翁失望地对宁宗承认：“臣以记言司过为职，每有含毫阁笔之羞。”
袁燮曾当面指出：“陛下视今之治效为如何？以言乎财计则未裕，以言乎兵力则未强，以言乎人才则忠实可恃者寡，以言乎民生则愁苦无聊者众”，这就是对宁宗嘉定之政的概括。嘉定十年，有一篇廷对策问道：
陛下愿治之心不为不切，而竟未有以副陛下之愿者，意者新天下之机，在陛下未知所以运乎？[213]
话说得很尖锐：陛下你恐怕还不知道如何抓住一新天下之政的历史机遇吧！还是马基雅维里说得好：“一位君主必须有一种精神准备，随时顺应命运的风向和事务的变幻情况而转变。”[214]嘉定的17年间，对于南宋王朝未来的生死存亡确是相当重要的转折时期。然而，如何顺应命运的风向，抓住历史的机遇，以宁宗这样的智能才具而言，期望值显然超越了可能性。
3.在社会危机前醉生梦死
进入13世纪，中国又开始了一个灾害性气候的新周期，整个嘉定年间天灾频仍。嘉定元年二月，哀鸿遍野，无以为生的饥民纷纷流亡到临安府，宋宁宗下诏赈济。进入闰四月，两浙旱象严重。五月，宁宗减常膳，亲赴太乙宫、明庆寺祷雨，并下求言诏：“凡朕躬不逮，朝政阙失，田里愁叹，军民疾苦，尽言无隐，朕将采而用之。”他同时命大理寺、临安府、两浙州县审决滞狱的囚犯，以为这些举措可以上应天变。然而，自五月起飞蝗又蔽天遍野地啮噬着农作物，持续为害好几个月。为此，宁宗再次减常膳，命监司守令条陈民间利害，侍从台谏尽言时政缺失，三省奏呈宽恤未尽事项。八月，发丰储仓米赈济受旱蝗之灾的贫民。
这年岁末，著作佐郎杨简在封事里描摹了一幅惨不忍睹的饥民图：饥民抢夺贩卖之食已司空见惯；父亲不忍亲见子女活活饿死的惨状，便把他们沉溺江中；媳妇怜悯公婆挨饿，情愿自卖易粮，公婆为了不连累媳妇自缢而死，媳妇也悲痛自杀；连烹食小儿、妻食夫尸、弟食兄尸、父子相食其尸的惨状，京城、两淮也时有所闻。宁宗听了，大为震惊。
次年四月，蝗灾再起，大兵以后，必有大疫，临安府瘟疫流行。春夏之际，宁宗两次拨款给临安府，用以棺敛无钱安葬的贫民和兵士。这年十一月初五，临安下了初雪，宫中照例将举行雪宴，宁宗也因岁饥省罢了。每逢大灾，他总是减省常膳，每天在禁中焚香祝祷，从不参加内廷宴饮，凄楚地说：“百姓不得饭，我何有于酒？”这年，宁宗颁布了五条宽恤之政，次年增至19条。其后，旱蝗水疫等灾情连年不断，蠲免租赋、赈济灾贫、审决滞狱、安抚流民的诏书也不绝于史书。
宁宗不乏悲天悯人之心，但不少措施纯粹虚应故事。嘉定三年，他下诏两省将去年旱蝗之际的应诏封事，择取可行的呈奏上来，可见这些封事一年来始终束之高阁。他的赈灾之举究竟有多少效果，也值得怀疑。宋代内藏库“本为凶荒之备”，但光宗以后多移作内廷靡费之用。嘉定年间，宁宗倒多次动用内藏库钱赈灾恤民。然而，连年的战乱与天灾，饥民不可胜数，赈籴无法偏及，食不果腹的灾民或辗转沟壑，或背离乡井，或群聚“借粮”，或肆行剽掠，不一而足，司空见惯。嘉定八年，袁燮警告宁宗：“东晋李雄、李特，初起不过流民，渐盛能占巴蜀。鉴观往事，可为寒心。”[215]
嘉定十三年十一月，临安城内又是特大火灾，朝廷照例有赈济之举。著作郎吴泳对宁宗说：
京城之灾，陛下之所亲见；但四方败相，陛下是否也都见到呢？惨莫惨于兵，却连年不戢，则战事甚于火；酷莫酷于吏，而频岁横征，则酷吏猛于火。福建之民困于盗，浙江之民困于水，川蜀之民困于兵。横敛之源既不澄清于上，贿赂之根又不铲除于下。就好比那大树枯坏，有急用却无枝可取，内朽之形已见之目前！
袁燮和吴泳并非危言耸听。持续的战争，频繁的天灾，贪墨的吏治，刻剥的军政，苛重的征敛，致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把不同区域、不同阶层的人们都逼上了绝路，嘉定共17年，农民、盐贩、茶商、士兵的起事此起彼伏，其次数比此前绍熙、庆元、嘉泰、开禧共18年间翻了一番[216]，起事规模和持续时间也不是此前18年所能比拟的。其中，郴州（治今湖南郴县）黑风峒罗世传、李元砺领导的起事声势最为浩大，其构成虽以瑶民为主体，也有汉族饥民和散兵参加，自嘉定元年初起兵以来，连破郴、衡、吉、赣、南雄、南安等州军，达数万之众，活跃在湖南、江西、广东三路交界地区，直到嘉定四年秋才被镇压。皇帝在诏书里也承认，起事根本原因是“科役繁重，人不聊生，蝗旱频仍，吏不加恤，使吾赤子，皆转徙而无依，而彼奸民，因诱胁以为暴”。
嘉定十二年闰三月，兴元府军士张福、莫简率领士兵起事，也令巴蜀震动。时值宋金嘉定战争，因南宋军政不修，川、陕等地关外流民不下数十万，溃卒也满布村野。张福、莫简奉命调戍关外，将吏克扣饷钱，最终激成兵变。这支1300人队伍都以红帕裹头，号红巾队，杀了四川总领财赋杨九鼎，焚利州（治今四川广元），破阆州（治今阆中）、果州（治今南充），移师遂宁府，一路所向披靡，所至之处，官吏或死或逃，没敢抵抗的。七月，他们才被数倍于己的官军在普州茗山剿杀。
趁着南宋王朝的衰弱，川蜀地区原受羁縻的少数民族也频频扰边。其中规模较大、时间较长的起事有：嘉定元年黎州（治今四川汉源）弥羌首领畜卜领导的反抗斗争，持续七年之久始受降归顺；嘉定四年九月，叙州（治今四川宜宾）蛮扰边，半年后归降；嘉定十年雅州（治今四川雅安）蛮起事，也长达三年。至于小规模的民族冲突，嘉定年间几乎连年不断。这些民族矛盾多由宋朝将吏措置失宜或压迫刻剥引起的。
对外抵御金军南侵的战争，对内应付民众暴动和民族纷争，接二连三的天灾，成千上万的饥民，纷至沓来的北方流民，棘手头疼的忠义武装，所有这一切都令南宋君相应接不暇，心劳日拙。然而，在如此深刻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前，南宋朝野，尤其临安城内，依旧弥漫着醉生梦死的气氛。
整个官僚士大夫阶层在物欲享受上竞相攀比，这种风气源自于宫廷，扩散到都城，波及各地。嘉定八年正月，宁宗再次强调嘉泰元年（1201）颁布的“销金铺翠之禁”。但奢侈既已成风，官僚士大夫不仅我行我素，反而变本加厉。两年后，有一篇对策勾划了这种穷奢极欲之风：
今天下风俗侈矣。宫室高华，僭侈无度，昔尝禁之矣。今僭拟之习，连甍而相望也。销金翠羽，囊耗不赀，昔又尝戢之矣。今销毁之家，列肆而争利也。士夫一饮之费，至糜十金之产，不唯素官为之，而初仕亦效其尤矣！妇女饰簪之微，至当十万之值，不唯巨室为之，而中产亦强仿之矣！后宫朝有服饰，夕行之于民间矣！上方昨有制造，明布之于京师矣！
对策者把这种风气沉痛地称作“后元之风”，即王朝末世的风气，是一点不错的。
整个临安城，整个官僚士大夫阶层，甚至整个南宋王朝都沉浸在一派虚假的安定繁荣中，有滋有味品尝着高度的物质文明带来的优哉游哉的生活。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
这首诗确实可以移作当时南宋王朝的形象写照：对近百年前的亡国哀痛业已淡漠，对可能到来的亡国危机全不顾及。为数不多的有识之士关于危机和恢复的大声疾呼都被一片舞乐歌声吞没了。
与此同时，面对宋金嘉定战争，南宋在军费开支上日见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嘉定十年岁暮，朝廷继开禧北伐后再次募民纳粟补官，借以解决军粮问题。次年正月，朝廷赶印了1000份度僧牒作为四川的应急军费；三个月后，复令四川增印500万川引以充军费之用。以鬻官给牒、滥印纸币等手段来应付军粮兵费的燃眉之急，财政亏空也可以想见了。
南宋当时的财政情况，正如后来的史家所指出：“12世纪至13世纪之交，中国面临着一段艰苦的局面：一个庞大而没有特长的官僚机构，无从掌握一个日趋繁复而多变动的社会，在全面动员长期预算膨胀下，南宋已险象环生，而以财政上之紊乱为尤著。”[217]至于“有关13世纪中国南方之安定繁荣的印象只不过是幻象。在此幻象背后的，却是国库之连年悲剧性的空虚，农村之贫困和不满，以及统治阶层内部的党争。这座大厦已是十分脆弱，只要蛮族用力地推它一把，就会倒塌下来”。[218]尽管这座大厦最终被推倒是在宋宁宗去世的半个世纪后，但其倒塌的种种条件却在嘉定后期基本具备了。
嘉定十四年夏末，派往河北蒙古军前议事的计议官赵珙收到了蒙古将领馈赠的一方玉印，上镌“皇天恭膺天命之宝”，缴进给淮东制置司。这方玉印与前不久镇江副都统翟朝宗呈上的靖康玉玺，分别是徽、钦两帝遗物，北宋灭亡时为金人掠去，金中都被蒙古攻陷后流散了出来。朝廷收到两方印玺后，史弥远认为有必要做点歌舞升平的文章，便将两年前山东12州郡名义上重入版籍和先朝御宝的失而复得联系起来，鼓吹成天命有归的吉兆，让皇帝下诏礼部太常寺，命他们讨论受宝典礼。
宁宗也认为自己的修德感动了列圣先帝的在天之灵，皇天这才特与眷顾的。这年岁暮，他先是颁诏宣布：明年正月元日举行受宝大典；继而遣官将得宝之事与受宝之礼奏告天地、宗庙、社稷。岁暮年初的临安城里洋溢着一种太平盛世的景象。数十个能文之士竞相撰制颂诗讴歌这盛世大典，各地监司帅守的贺表与进贡也源源不断送进了大内。嘉定十五年大年初一，皇帝登大庆殿行受宝大礼。礼毕大赦天下，文武官员各推恩一秩，连太学、武学、宗学的士子也都有恩赏。来自各地参加庆典的州学生不顾路途迢递、风霜凛冽，摩肩接踵地赶赴行在，他们饱餐库粮，入住太学，连斋舍都无法接纳这么多外地学生。最后规定太学、宗学士子都可以免试及第。为粉饰太平，“一时恩赏，实为冒滥”。据说，在朝不愿转官的仅有二人，在学不愿推恩的只有一人，官僚和士子都被这场闹哄哄的受宝大典所左右了。[219]
就在这年冬天，蒙古骁将木华黎的大军已渡过黄河，进围金国的长安与凤翔。与此同时，他派遣蒙古不花率军南越牛岭关，抄掠南宋凤州（治今陕西凤县）而还。这是宋蒙在军事上的第一次交锋，宋蒙战争的序幕正式拉开，南宋守军已经听到了蒙古铁骑的嘶鸣声和腾踏声。但这时的南宋，却是君庸臣专，文恬武嬉，完全缺乏应有的危机感。诚然，在当时许多方面，南宋王朝所代表的中华文明确实处于其辉煌的顶峰，然而，却经不起骁勇善战的骑马民族在不远将来的致命一击。随着这致命一击，不仅南宋王朝国祚难永，它所代表的中华文化也将受到毁灭性的摧残，其中实在是有着某种内在必然性的。
四 宁宗的晚年
1.宫廷生活剪影
嘉定年间，袁燮曾对宋宁宗说：
陛下尊居宸极余二十年，无声色之奉，无游畋之娱，无耽乐饮酒之过，不事奢靡，不殖货利，不行暴虐。凡前代帝王失德之事，陛下皆无之。
这当然说好话，但不算太离谱。在宫廷生活上，宁宗自奉节俭，是颇有口碑的。
西子湖的湖光山色，无论朝暮晴雨，春夏秋冬，都是迷人的。孝宗在位时，常在良辰佳日陪同太上皇帝高宗与太上皇后吴氏游幸湖山，光宗与宁宗也经常以皇太子、皇孙的身份侍随其间。宁宗即位后，先是孝宗大丧，继而太皇太后吴氏去世，未见有湖山之游的记载。嘉泰年间，太上皇帝光宗与太上皇后李凤娘的丧期过了，宁宗已好几年没到西湖赏玩云树堤沙和画桥烟柳，颇有泛舟出游的念头。有个叫张巨济的小臣听说，便上书说：“太上太后的欑陵近在湖滨，陛下出游，不免鼓乐，岂不是要惊动先人在天之灵吗？”宁宗认为说得有理，这不仅事涉孝道，还关系人君俭德，特迁上书者一秩，还下令把画鹢御舟都沉到湖底，以明从此不再游湖的决心。理宗朝有人赋诗：“龙舟太半没西湖，此是先皇节俭图”，说的就是这事。
嘉泰三年（1203）姹紫嫣红的一天，宁宗赴御苑聚景园观赏春色。薄暮回宫时，不知怎地，皇帝出游的消息传遍了市井里巷，市民都希望一睹“圣容”。据说，宁宗生就真命天子的“龙颜隆准”，相者以为“真老龙形”。在臣民心理驱使下，成千上万围观者争先恐后，发生了踩死人的事故。宁宗听后，十分内疚，自此之后，不仅湖上游幸，连御苑赏春也停止了。其后唯一的一次，是开禧二年（1206）春天陪同太皇太后谢氏出游聚景园。“圣主忧民罢露台，春风侧苑昼常开”，陆游诗里把宁宗罢游聚景比为汉文帝罢作露台，对其俭德忧民给予肯定，虽不无过谀之词，但他在位间，“略无游幸之事，离宫别馆，不复增修”，却是事实，嘉定后期，连一代名苑聚景园也废败芜圮，“宫梅却作野梅开”了。[220]
在日常起居上，宁宗也屏绝奢华，安心淡泊。在大内往来出行，总是撤去仪卫，不好排场，即使内侍撞见也不必回避。他平时著补革舄，穿浣衣，绝不讲究，酒器也以锡代银。宋代礼制，凡圣节和朝会等大宴，恭谢和亲享等大礼，君臣都簪戴绢花，形成“御街远望如锦”的奢华景观。嘉定四年，他颁旨说今后这些场合皇帝不簪花。有一年元宵，宁宗独自端坐在清冷的烛光下，小内侍便问：“上元之夜，官家为什么不开宴？”宁宗愀然道：“外间百姓无饭吃，朕怎么有心思饮酒呢？”比起许多置生民忧苦于不顾的君主来，宁宗当得起后人的评价：“三十一年敬仁勤俭如一日。”[221]然而，也就他一人节俭而已，整个后宫还是铺张奢靡华的，诚如臣僚所说：
宫中宴饮，或至无节；非时赐予，为数浩穰。一人蔬食，而嫔御不废于击鲜；边事方殷，而桩积反资于妄用。
也许肠胃不好，宁宗对饮食特别当心。他命人用白纸糊了两扇小屏，镶以青纸边框，一屏写“少饮酒，怕吐”，一屏写“少食生冷，怕肚痛”。在大内各处走动时，他宁可尽去天子仪仗，却总让两名小内侍扛着小屏作前导，每到一处就陈列好屏风。妃嫔或苦劝以酒，或进生冷饮食，他就手指小屏，表示拒绝，饮酒则绝不超过三杯。
因消化功能差，痢疾似是皇帝的常病，连杨皇后都知道该给他服什么药。有位皇帝信得过的曾姓御医，官至防御大夫。一次，宁宗又下痢，召他入诊，刚号了脉，问了病症，还未处方，杨皇后在御榻后发问：“曾防御，官家吃得感应丸否？”曾大夫答道：“吃得，吃得。”杨皇后说：“须多给官家吃些。”见皇后也解医道，大夫便说：“可进200丸一次。”连服两次，果然治愈了。皇帝生病也生出了经验，不满医家总以一帖又一帖的方药试着确诊病情，他命御医为他诊病只能开一次药方，不想让自己成为他们试方的对象。
宁宗先后立过两个皇后，不清楚他究竟有过多少妃嫔，除参与争夺中宫的曹美人外，还有一位张淑妃，即位当年就去世了。宁宗有一首《浣溪沙》，首两句叙及他的宫廷生活：“花似醺容上玉肌，方论时事却嫔妃。”尽管嘉定论政实在不高明，但他还是置于嫔妃前面的。在宋代列帝中，后宫嫔御数见诸记载的，似以宁宗为最少；在后宫生活中，也没有荒淫失德之举，与杨皇后的关系也是和谐的。
由于宁宗节俭，杨皇后也算简朴，皇太子赵询美言她：“膳羞有节，虽蔬茹而亦共，澣濯为常，虽纳布而不厌。”[222]杨皇后有《宫词》自述道：
一朵榴花插鬓鸦，君王长得笑时夸。
内家衫子新番出，浅色新裁艾虎纱。
前两句为她与宁宗留下了一帧生活小影，后两句说她在衣饰上不断宫样翻新，似乎并非“纳布澣濯”。杨皇后天分聪颖，擅书法，曾手书《道德经》，命人摩刻为经幢。她也颇能诗，传世有《宫词》一卷，大抵清通可诵。
后宫有一个叫杨妹子的，也称杨娃，或说她是杨皇后之妹，以艺文供奉内廷；或杨皇后自署的昵称，莫衷一是，遽难定论。但杨妹子把宁宗书体学得惟妙惟肖。名画家刘松年、马远等时任翰林图画院待诏，宁宗常将他们的作品赏赐给贵戚，因杨娃书迹酷似自己，就总让她代笔作跋或题诗其上。她因经常题画，专刻一方闲章曰“杨娃之章”。她的诗词清丽幽远，后人讥讽她题画诗词“语含情思”，即对皇帝怀有异样的感情。她的《著雪红梅》略有这一韵味：
铢衣翠盖暎朱颜，未委何年入帝关？
默被画工传写得，至今犹似在衡山。
但倘若杨娃、杨妹子即杨皇后之说成立，她以书迹酷似宁宗，在内降御笔上取韩侂胄而胜之，而代为题画的诗词对宁宗“语含情思”也就顺理成章了。
平日退朝后，宁宗常以看书写字自遣，有宫廷画家绘过一幅《宁皇雪月图》，就以他在雪月辉映的冬夜“游情经籍，发为吟哦”为题材的，与杨皇后《宫词》所说“要知玉宇凉多少，正在观书乙夜时”，正相印证。他有时也弹琴解闷，杨皇后说他“吾王一曲熏弦罢，万俗泠泠解愠中”，透露出宁宗寂苦的心境。宁宗的书法也学高宗，喜欢为御藏山水画题诗，他题马远《踏歌图》诗似也不劣：
宿雨清畿甸，朝阳丽帝城。
丰年人乐业，垄上踏歌行。[223]
晚年的宁宗很少去妃嫔处，也许身体不好，他迷上了道教修炼术，即所谓“六宫行幸少，尺宅炼真存”。道教之徒便趁机乞赐先生封号。“先生”是对有相当学问或一定法位的道士封号，嘉定年间，天庆观、三茅山的道士都大走门路，不经过封驳，而由内批赐封为先生。这也是宁宗晚年稗政之一。
2.权相与皇子的角力
自开禧三年（1207）岁末荣王赵曮立为皇太子（更为赵询）后，次年春天，宁宗生了第八个皇子赵垍，依然没存活，故皇太子地位没有产生过异议。嘉定十三年（1220）八月，皇太子去世，宁宗膝下无子，不得不再次考虑国本大计。史弥远估计皇帝会在宗室中择定合适人选作继承人，而已入嗣沂王之后的太祖十世孙贵和最有胜算。但弥远并不希望他成为皇位继承者，只因平日言行中，他对自己的专权流露出不满和反感。弥远深知必须未雨绸缪。
这年秋天，相府塾师余天锡告假归乡，参加秋试。天锡为人谨慎，并未因入馆相府而挟势干预外事。史弥远很器重这位同乡，临行前对他说：“沂王还没有后嗣，有贤明厚道的宗室子弟，留心把姓名告诉我。”实际上，贵和早就入嗣沂邸，弥远不便明言竞选皇子，以此作为托辞而已。
一路上，天锡与一位僧人同舟，将抵绍兴府时，下起倾盆大雨，看来一时不能赶路了。僧人临别时告诉他，西门左手有一位全保长，可去他家避避雨。全保长得知避雨客是相府塾师，便殷勤地杀鸡备饭。席间，有两个孩子一旁侍立，全保长对他说：“这是我的外孙，看相算命的说，这两孩子日后会大富大贵的。”天锡想起弥远的嘱托，问了他们姓名，大的叫赵与莒，小的叫赵与芮，乍观举止言语，也都可以，便记在了心上。
秋试结束，天锡回相府说起这事，弥远即命全保长把与莒兄弟送至相府一见。全保长喜出望外，以为外孙一旦入嗣沂邸，他后半辈子就有了靠山，不惜卖了田地，为外孙置办衣冠服饰，同时宴集亲党，炫耀那天雨中奇遇。到了相府，弥远在书房召见了兄弟俩。他略通相术，内心称奇，嘴上却一言不发，让兄弟俩试写一幅字，老大落笔大书“朕闻上古”四字，弥远暗自惊诧这天命之兆。然而，他却不动声色地让全保长把两个外孙带回家去。这下让全保长羞惭不已，回去后大受讥嘲。
嘉定十四年四月，宁宗下诏复置诸王宫大小学教授，选15岁以上的太祖十世孙入宫受学。入宫候选的皇裔帝胄约十余人，以入嗣沂王之后的贵和呼声最高。宁宗显然在仿效当年高宗选择普安郡王、恩平郡王的典制，准备最终择定皇位继承人了。弥远让余天锡传言：“那两个孩子还可以再送来吗？”半年前，打发他们回去，是时机未到，他有自己老谋深算的安排。有了上次近乎戏弄的结果，这次全保长谢绝了。弥远神秘兮兮地对天锡说：“两个孩子中，大的最有贵相，应该送到你家抚育教养。”天锡便把与莒接回了临安，让母亲朱氏亲自给他沐浴、教字。不久，与莒的仪表气度判若两人。
六月，宁宗下诏以入嗣沂王的侄子贵和为皇子，进封祁国公，改名赵竑，诏书说：
国嗣未建，非所以严社稷、奉宗庙，朕深念焉！夫计安天下，强本为先，亲亲贤贤，厥有古始，非朕所得私也。
显然，此举明确将赵竑定为皇位继承人。宁宗知道，父亲和自己的皇位原应归魏王赵恺一系所有，孝宗越位建储也罢，太皇太后立长为先也罢，他们对魏王一系眷念内疚之情从未消除过。故在选定皇位继承人时，他追记先朝眷顾魏邸之意，抱定一个原则：国本之立，“必自魏来”，才问心无愧。他之所以立入嗣沂王的赵竑为皇子，无疑认为：这既与孝宗和太皇太后吴氏对皇位继承的
事先安排相一致，又可告慰已故的皇弟赵抦，所以才在立皇子诏书中强调“沂靖惠王之子犹朕之子也”。
史弥远当然知道宁宗对国本安排的用意所在，尽管对赵竑立为皇子深怀忌讳，却不便公开反对，就建议皇帝应为沂王再立嗣，并把与莒推荐了上去。立皇子不久，与莒补秉义郎；八月，赐名贵诚，以皇侄身份进为果州团练使。入宫数月，他表现出洁身好学的样子。每次早朝待漏，他人或笑语不断，他却凝重寡言，出入殿庭也规矩有度，大受朝臣敬重。宁宗对他也印象颇佳，九月正式立他为沂王之后。
次年五月，皇子赵竑进封济国公。弥远知道皇子喜欢弹琴，便送上了一名擅长琴艺的美人，对其娘家十分照顾，暗地让她侦伺举报皇子的一举一动。美人既知书擅琴，又乖巧伶俐，大讨赵竑的欢心。这时，史弥远专政多年，深得杨皇后信任，一里一外牵着宁宗这个傀儡皇帝，执政、侍从、台谏、帅守都是他们荐引的，谁都不敢吭一声。所有这些，赵竑早就闻见，民间又蜚短流长地传言史、杨有暧昧勾当，他听后更是异常愤慨。[224]他曾在纸上写“弥远当决配八千里”以泄郁愤，置纸案上，安插在济国公府的权相亲信立即走报给弥远。有一次，他对美人呼弥远为“恩新”，美人问其原因。他说这是自己给弥远取的诨名。原来，南宋重罪犯人都配流岭南远恶州军，尤以决配海南四州军为最重。他对美人说，这个权臣将来流放地不是新州（治今广东新兴），就是恩州（治今广东阳江）。后来，赵竑干脆把两字写在新制的屏风上，还常走到舆地图前，指着琼、崖等海南州军恨恨道：“他日得志，我就把史弥远流放这里。”
弥远听到美人密报，为确证赵竑对他的态度，借七夕节为名，向济国公府进呈了一批乞巧珍玩。不料，赵竑见到馈赠，更恼怒弥远试图拉拢他，借着酒意把珍玩扔到地上，摔个粉碎。弥远听说大为恐慌，他清楚知道，有朝一日皇子即位，绝没有好果子给他吃，便日夜盘算着对付之策。赵竑对此却一无所知，依旧不时在那美人面前发泄着对权相的反感情绪。
大约进封济国公当年，赵竑娶了高宗皇后吴氏的侄孙女为夫人。这一婚配或是杨皇后的意思，她对吴氏始终怀着感恩之心，甚至授官进爵时也总把吴氏亲族放在杨家外戚之前。赵竑正恋着那美人，此外还有好几个宠姬。生性忌妒的吴氏容不得她们争宠，每入大内谒见，就在杨皇后前数落皇子的不是。一次内宴，杨皇后特赐一朵水精双莲花，命皇子亲手为吴氏簪上，并关照了一通琴瑟和鸣的话。不久，两人又起口角，一怒之下，皇子不慎碰碎了那朵水精双莲花。下次入谒时，吴氏就对杨皇后哭诉这事，皇后自然很不高兴。
当时，真德秀主管诸王宫大小学，见皇子不谙韬晦，十分忧虑。皇子初立不久，德秀就致信给他，委婉告诫道：
尽视膳问安之敬，以承两宫温情之欢；尽修身进德之诚，以副两宫眷倚之重：此国公之职也。至于政事之弛张，人才之用舍，此大臣之职，而非国公之事也。国公研精学问，其于前代政治之得失，用人之是非，不可不深求，不可不熟讲。若夫见诸行事，则有位焉，不得而越也。《易》之道：处之不当其位，行之不适其时，则虽正而有悔。
意思很清楚：皇子目前应致力的，一是取得两宫帝后（关键杨皇后）的信任；二是研究前代政治得失。至于刷新政治，振兴朝纲，也应等到即位以后，眼下不该对时政说三道四，免得激怒大臣（实即史弥远），招来灾祸。
对德秀上书，赵竑不以为然。由于他的地位，车马盈门，不少人朝夕趋附在其左右。在真德秀看来，这些人究竟是“正人”，还是“邪慝”，尚难断定。总之，皇子结交杂乱，锋芒毕露，不仅令旁观者侧目，非议者籍籍，更促使史弥远下定了废立的决心。不久，就经常有臣僚在皇帝前议论皇子的过失。这是权相的阴谋，企图让宁宗废赵竑而立贵诚。宁宗不识底里，但他没有废立的打算。
真德秀把一切看在眼里，先后给皇子写了第二、第三封信，第三封信的口气已十分严重：
皇子前日畏清议而屏邪慝，为出于定见；则今日犯清议而纳邪慝，为无定力。《书》曰：不矜细行，终累大德。自此恐诞谩之说日闻，孝仁礼上之说日晦，不但于不矜细行而已。使其可以率意为之，则君相谓何，宗社谓何？皇子及今改辙，犹之可也。不然，有亏令闻，噬脐何益？某去就之意决矣！[225]
皇子仍不理会东宫师长的良苦用心，自以为是皇位继承人，便不识韬晦，缺乏定力地抨击权相，议论朝政。至于他是否像被指责的那样“犯清议而纳邪慝”，则大可怀疑的，或许这只是德秀因进谏无效，为眼前的脱身自保与日后的洗清干系而有意的遣词行文。
这年秋天，德秀力辞宫教之职，出知潭州，临行前再次苦口婆心地劝谏道：“皇子若能孝于慈母而敬礼大臣，则天命必归，否则深可忧虑。”此后，赵竑周围连一个直言进劝的人都没有，完全落入史弥远势力的包围之中。
3.史弥远的再政变
嘉定十六年（1223）正月，最末的皇子赵坻出生，仅过50天再次夭殇。[226]对赵坻的匆匆来去，未见宋宁宗有什么反应，他也许自以为对皇位继承已预作了安排。
这年四月，为超度亡父史浩，史弥远在净慈寺施舍斋饭，在朝的同乡都到场。他与国子学录郑清之登上寺院内的慧日阁，屏去从人对清之说：“皇帝和中宫为社稷大计，现在虽有皇子济国公，但不堪大任，五六年来，未正储号。听说沂邸的皇侄贤德端重，朝谒时皇帝常注意他。现在要选一位讲官，你忠实可靠，就好好训导他。事成之后，我史弥远现在的位子就是你将来的位子。不过，话出我口，入于你耳，若有一句泄漏，你我都要灭族的。”清之惶恐拱手道：“不敢。”
清之兼任了沂王府府学教授，教贵诚读书作文，还找来了高宗的翰墨，让他习学书法。课余后，史弥远常邀他前来，探问贵诚的举止言语。清之有时也带上贵诚的诗文翰墨去给弥远看，弥远总是赞不绝口。有一次，弥远问清之：“听说皇侄之贤日趋成熟，究竟到什么程度了？”清之说；“他的贤明，不是我能列举的。不过，一言以蔽之，可以说：不凡！”弥远高兴地不停颔首，策立之意更坚决了。
不久，有关贵诚出生时的种种异兆开始在宫廷内外不胫而走。据说，他出生前一夜，生父曾梦见一紫衣金帽人来访，惊醒后正夜漏十刻，只见室内赤光满屋，如日正午。还说贵诚幼时午睡，有人亲见到他身上隐隐如龙鳞。流言蜚语越来越不利于皇子赵竑，而有利于皇侄贵诚。
军器监兼尚左郎官范应铃在召对时说：
重大而迫急的国事，莫过于确立储君。陛下不断自宸衷，一味地昧惑于左右近习之言，游移于宫廷嫔御之见。失去当下机会，不作预先安排，倘若奸臣乘夜半之机，片纸或从中而出，那时忠义之士也都束手无策矣！
宁宗听了，也为之悚然动容，事后却未有动作。也许他认为自己的安排已明白不过：皇子只有一人，理所当然是他唯一的继承人。但宁宗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皇子与皇太子尽管一字之差，却有关键的区别，只有皇太子才是皇位唯一的法定继承人。将赵竑立为皇子，只不过承认他是自己后嗣，由于赵竑不是他亲生，在宁宗弥留之际或归天之后，易嗣远比废储容易得多。虽然矫诏废立太子，并非史无前例，但那样做毕竟更冒天下之大不韪。
嘉定十七年入秋以后，宁宗时病时愈。八月下旬，病情急转直下，自此就一病不起，没有上朝过。几天下来，尚医都束手无策。二十六日，病情恶化。宁宗对左右说：“只有曾某人知道我的病”，命即召他入宫。曾防御号脉后呜咽不止。宁宗问道：“想是脉儿不好吧？”他知道将不久人世，当天就把史弥远为首的宰执召入禁中。弥远等进入福宁殿，宁宗颔首让他们走近病榻，说“病已治不好了”，接着交代了后事，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弥留之际，宁宗决无废立皇子的表示。[227]
闰八月二日，宁宗服了一次药。按宋代惯例，帝后病危进药，往往颁布保安赦文，大赦天下。宁宗的服药诏书做了自我评价：“虽不明不敏，有孤四海望治之心；然克俭克勤，未尝一日纵己之欲。”这两句坦白的赦文，不论出于谁的授意，倒确实画龙点睛论定了宁宗：作为君主，他虽然无怠无荒，克勤克俭，没有失德的过举，然而他不明不敏，不仅称不上是合格的守成之主，反而使南宋王朝的发展轨迹在历史大变局中出现了根本性逆转。
在宁宗弥留之际，史弥远加紧了废立的阴谋活动。二日，史弥远应召入宫定策，再展他精通政变的手段。他先派郑清之前往沂王府，转告贵诚即将立他为帝。贵诚来个闭口是金，清之说：“丞相因为清之与他交游多年，才让我转达心腹话。你不答理，让我怎么回复丞相呢？”贵诚这才拱手作礼，慢慢说道：“绍兴还有老母在。”清之回来传话给弥远，两人一方面互相称叹贵诚“不凡”，一方面认为他的回答即意味着认可。
这时，两府执政与专司草诏之职的翰林学士都隔在宫外，不知底里，弥远夜召直学士院程珌入宫，许诺事成之后引为执政，与郑清之共草矫诏。[228]在他的授意下，两人一夜草诏25道，其中与废立关系最大的有三道诏书。第一道诏书改立贵诚为皇子，赐名赵昀，诏文说：“朕尝以皇弟沂靖惠王之子为子矣，审观熟虑，犹以本支未强为忧。皇侄邵州防御使贵诚亦沂靖惠王之子，犹朕之子也。聪明天赋，学问日新，既亲且贤，朕意所属，俾并立焉。深长之思，盖欲为异日无穷之计也。”这道诏书将赵昀与赵竑并立为皇子，理由冠冕堂皇：“本支未强”，伏笔意味深长：“欲为异日无穷之计”。第二道诏书进封皇子赵昀为武泰军节度使、成国公。废立成功后，史弥远指使史官将这两道诏书的颁布日期系在八月二十七日壬辰，给后人以假象，似乎贵诚立为皇子完全出自宁宗的决策。[229]第三道诏书进封皇子赵竑为济阳郡王，开府仪同三司，出判宁国府，这道诏书将在政变之日向赵竑宣布。
草诏以后，郑清之向弥远建议，宣召赵昀时可让自己的儿子士昌压阵，自己则留在相府眉寿堂里，以代替史弥远应付宫外的突发事件。在政变中，郑清之成了史弥远最默契得力的帮手。
夜漏未尽，已是三日凌晨，宋宁宗在福宁殿驾崩，终年57岁。有一种记载说，史弥远在宁宗咽气前“继进金丹百粒，有顷，上崩”，似乎宁宗为其所害，但缺乏旁证，不足采信。[230]
弥远在禁中知道宁宗撒手归天后，立即派快行宣召皇子入宫，并厉声吩咐：“现在让你们宣召的是沂靖惠王府的皇子，不是万岁巷的皇子。如错了，你们都处斩！”郑士昌改易装束监护着绿盖车向沂王府进发。济国公赵竑也听到了皇帝朝不保夕的病情，正翘首等待大内的宣召。忽然，他见一队快行推着绿盖车经过自己府门前却不进来，内心疑惑不解。随即，这列队伍又快步从府门前向来路走去，夜色中不能分辨车内所坐究竟为谁。
打发快行宣召赵昀后，史弥远找了杨皇后的侄子杨谷、杨石，向兄弟俩渲染了皇子赵竑对杨皇后干政的反感情绪，让他们说服杨皇后废皇子而立皇侄。自嘉定十二年杨次山死后，兄弟俩成为史弥远与杨皇后传导消息的中介人。他俩转达了弥远的意思。杨皇后虽对赵竑已无好感，却仍尊重宁宗的决定。听了侄儿的劝说后，她坚决回绝：“皇子，先皇所立，岂敢擅变？”
这一夜，兄弟俩七次往返于内外朝之间，杨皇后仍不同意废立。杨谷、杨石最后只得跪在杨皇后面前，哭丧着说：“内外军民都已归心，你如还不同意，必生祸变，那时杨氏一门恐怕没人能活命了！”杨皇后沉默了好一会，问道：“那人在哪里？”赵昀应召来见杨皇后，杨皇后拍拍他的背脊说：“你从现在起就是我的儿子了。”顾及皇帝死后自己在后宫的权位，杨皇后终于向史弥远废立阴谋屈服。如果说，在开禧诛韩政变中，史弥远还不过是她借重的同盟者，而在嘉定废立政变中，史弥远已俨然主角了。
见过杨皇后，史弥远引赵昀到福宁殿，在宁宗灵柩前行举哀礼，然后下令宣赵竑进宫。赵竑等得太久了，闻命即赶赴大内。到宫门前，禁卫的戍卒拒绝放他的随从跟入禁内，他只得单身进宫，到灵前举哀。出帷以后，殿帅夏震将他死死守定。夏震在诛韩时支持了史弥远，在这次废立中，依然得借助他的实力。
过了不一会儿，内侍宣布百官立班听宣遗诏。赵竑被引到原来的班列上，他惊愕地问：“今天的大事，我岂能还站在这个班位上？”夏震诳他：“未宣诏前应该站在这里，宣诏后就即位了。”赵竑信以为真，烛影摇曳中抬头一看，远远望见已有一人端坐在御榻上。
宣诏开始了：“皇子成国公昀即皇帝位。尊皇后为皇太后，垂帘同听政。”宣诏毕，门宣赞高呼：“百官拜舞，贺新皇帝即位！”赵竑这才知道被史弥远算计了。他坚决不肯拜舞，却被夏震硬按下了头。接着，以杨皇后的名义宣布了预先拟好的诏书：“皇子赵竑开府仪同三司，进封济阳郡王，判宁国府。”
新即位的皇帝就是宋理宗。八天以后，赵竑改封济王，赐第湖州，九月中旬，他以醴泉观使就第，实际上被监管了起来，次年正月，赵竑死在史弥远手里。理宗朝，权相史弥远继续擅政九年，直到死去。[231]其后，史嵩之、贾似道等权相又相继专政。而从宁宗朝开始的种种末世衰象也犹如癌变那样急遽扩散，直至南宋王朝的最终覆灭。
历史的走势一旦滑入了歧路，往往会一路滑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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