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爱情的萌芽

    1894年，我第一次见到皮埃尔·居里。当时，我的一个波兰同胞，同时也是弗里堡大学的教授打电话邀请我去他家里玩，同时他还邀请了一位巴黎的年轻物理学家，他熟知这位年轻人的一切，并对其赞赏不已。于是，我在他的客厅里见到了这位年轻人，他当时正站在一扇法式朝阳窗户前，身影明亮，如一幅镶嵌在玻璃上的画，身材修长，棕红色的头发，一双眼睛澄澈有神。他神态俊逸，眉目间流动着深沉又柔软的温情。我看着他，第一感觉就是，他是一位沉浸在自己的思维世界里的造梦者。他也望向我，脸上流露出质朴又真挚的情愫，仿佛对我有一种特别的好感，而且在这次见面时，他就表示希望以后还能再见到我，可以一起探讨科学和社会方面的问题，因为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算是英雄所见略同，所以彼此提出的每一个话题都能相谈甚欢。

    那个夏天，皮埃尔·居里给我写了很多既有文采又洋溢着热情的信件，那些信的篇幅都不长，因为他习惯了言简意赅。但是对于我来说，他的每一封信都在发自肺腑地表达着他对我的一片深情，他希望我们能成为终身的伴侣。我非常钦佩他的文字功底，没有谁可以像他那样，仅是三言两语，就能够把一种精神状态或一种境况表达出来，而且是那么贴切和深刻。更可贵的是，他在用一种简朴的方式将事情的本质描述出来，尤其让人难以忘怀。在这本小书中，我已经引述过几段他的信了，其他的我以后还会进行引述。在这里，我先把他十分期望我能成为他妻子的几段引述一下：

    我们已经彼此承诺（是不是呀？）至少让我们保持一种伟大的情谊。但愿您没有改变这一初衷！但毕竟口头承诺是算不得数的，而且这种事情又是无法强求的。然而，这会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恕我斗胆，我期盼着我们能相依相伴地在我们共同的梦想中度过一生，也就是您报效祖国的梦想、我们要造福人类的梦想和我们的科学研究梦想。在这些梦想中，我认为我们可以先实现最后的那个梦想。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暂时还没有能力去改变社会的现状，因为即使有这个可能，我们也不知道要怎样去实施。如果只是凭借想象去做这样的事情，我认为是有害无益的，很可能就阻碍了社会的进程，毕竟这个进程是不可避免的。相对来说，我们离科学方面的梦想已经很近了，我们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因为在这个领域，尽管这一领域很狭小，但只要肯脚踏实地，勤劳努力，我们就必将有所收获。

    所以我建议您十月份返回巴黎，我已经在焦急盼望您的到来。如果您今年不回巴黎，我真的会非常痛苦的。不过，我可不是出于一个朋友的私心才叫您回来，我认为您在巴黎学习将对你更加有利，并且可以完成更为实在也更为有用的工作。

    从这封信来看，我们可以得知，对于皮埃尔·居里而言，他的未来已经认准科研这一条路了。他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他的科学梦想，而且他需要的是一位与他共同去实现这个梦想的伴侣。他曾很多次跟我提起，他为什么到三十六岁都没有结婚的原因。大意是他不相信世界上存在着符合他这一绝对条件的婚姻。

    二十二岁时，他曾在日记里写道：

    和男人相比，女人更喜欢为了生活而生活。天才的女人是百里挑一的。所以，当我们被一种叫爱情的神秘事物所驱动，就会走上一条反自然的道路。而当我们心无旁骛地探索自然的神秘时，我们又往往会与社会隔绝，还经常要与女人做斗争。而这种斗争，又似乎永远难以旗鼓相当，因为女人会以生活和本能的名义拖住你的后腿。

    另外，通过引述的信件内容，我们可以得知，皮埃尔相信科学，对科学有着坚不可摧的信念，并坚定不移地认为，只有科学可以带给人类无穷无尽的力量。巴斯德说过：“我无比坚信，科学与和平最终将战胜愚昧与战争。”这和皮埃尔的想法简直是一模一样。

    皮埃尔·居里很少参与政治，因为他认为科学可以解决社会上的一切难题。这样的信念与他从小受到的教育有关，他对民主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无比向往，却又不喜欢受任何党派理论的掌控。另外，他就像他的父亲一样，一直以来对公民应尽的义务恪守尽职，而且，他非常反对使用暴力，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个人生活，他都厌倦暴力行为。在写给我的一封信里，他如此说道：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人，他为了把一堵墙撞倒，不惜用头去撞，对于这样的人，你会有什么看法？他这种想法，也可能是因为心怀一种非常美好的愿望，但如果他真的去这么做，那就未免太荒唐太愚蠢了。我以为，一些问题需要用一般的方法来解决，然而现在，不可能用极个别的方法去解决，因为一个人的思想万一走进了死胡同，那他就很有可能做出一些蠢事和坏事来。我还觉得，在如今这个世界，正义已经消亡了，或者说，已经被政治强权、经济强国掳走了。一个人过着悲惨的生活，每天劳累不堪，在死亡的边缘徘徊，没有什么比这样的事情更让人气愤。但是，并不是你一气愤，这种事情就解决了。这种情况或许会消失，因为人已经成了一种机器，通过经济观点来分析，让一部机器在正常状态下而不是强制状态下运转，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

    无论是对待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还是观察一种极为普通的事物，他的认识都会一样的清晰明确。一直以来，他都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义务是对自己真正的意愿负责，而且同时也要尊重他人的观点，不能厚此薄彼，必须权衡轻重，该谦让的时候就要懂得谦让。但是，尽管他一直在努力迁就，希望可以将矛盾缩小到最低，但依然无法完全避免矛盾的出现，因此，他经常会感觉苦恼。在给我的一封信中，他向我倾诉道：

    我们大家都是情感的奴隶，都被我们所喜欢的人的成见所奴役着。我们必须谋生，因此便成为一部机器的齿轮。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是，我们必须向这个社会的种种偏见做出妥协。妥协的多少将决定于你自我感觉的强大还是弱小。如果你妥协得还不够，你可能会被碾成粉末。如果你过分退让，你又会变成一个卑鄙小人，连自己都厌恶自己。比如今天，我就已经对我十年前所定下的原则做出了妥协。那个时候，我觉得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极端地坚定自己，绝不对周围环境做出任何的妥协。我当时还认为，一个人的缺点不应该隐藏起来，就像展示他的优点一样。

    这就是那个没有权势、没有财富却想着与他遇见的清贫的女大学生共度一生的人的思想概况。

    之后，他一有空闲就会来学生公寓找我聊天，我们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他跟我谈论他的工作进程、研究成绩，以及他在科学事业上的梦想与决心，都让我很有感触。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他突然郑重地向我表露心声，说他很想和我一起生活，携手并进，追求科学之梦。但最初我并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我希望可以好好考虑一下，因为如果答应他，我的人生就可能发生改变，我可能会永远离开祖国和家人。

    假期到来了，我回到阔别已久的波兰。当时，我还没有决定是否要继续在巴黎求学。一直到秋天，我才又回到了巴黎，进入巴黎大学的一所物理实验室进行科研实验，同时着手准备我的博士论文。

    2.新婚

    我再次见到了皮埃尔·居里。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与皮埃尔会经常接触，我们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等到我们都一致认为，对方就是最合适自己的生活伴侣时，我们就自然而然地结婚了。1895年7月，我们举行了婚礼。我们的婚礼举办得很简朴，甚至没有专门去置办结婚礼服。婚礼邀请的嘉宾也只有为数不多的亲朋好友。但令我感到欢喜的是，我的父亲和二姐从波兰赶了过来。

    当时，皮埃尔刚刚获得博士学位，他的新工作是在巴黎的物理和化学学校授课。那一年，他三十六岁，已经成为国内外颇有名气的物理学家。他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科学研究当中，从而极少去关心自己的职位和待遇，因此他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结婚之前，他与年迈的父母一起生活，在巴黎郊区的苏城居住。他是个非常孝顺的儿子，还记得他第一次向我谈起他的父母时，说他们都很和蔼，是一对“慈父慈母”。其实，他并没有夸大其词，他的父亲是一位颇有声望的物理学家，为人大方豁达，性格刚毅；他的母亲是一位贤妻良母，一生相夫教子，从未有过怨言。他的哥哥在蒙彼利埃大学任教，他们兄弟的感情很深厚，皮埃尔对他的哥哥很是敬重，他的哥哥也很爱护皮埃尔。我很荣幸可以参与他们的家庭生活，并成为其中的一员，而且我很肯定，他们也在赤诚地欢迎我的到来。

    3.我们的爱好密切同步

    结婚之后，我过上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对于我来说，这和前几年单身漂泊的生活有着天壤之别。我和丈夫情投意合，无论是个人爱好还是本职工作，我们都能密切同步，基本上每天都是形影不离。因此，皮埃尔很少给我写信，我所能保留的仅仅只有几封而已。

    在工作之余，我们主要的休闲方式就是散步或者骑自行车去郊外游玩。皮埃尔很喜欢户外活动，他对森林里的那些动物和植物有着非常大的兴趣。他的足迹曾遍布巴黎郊区大大小小的森林。我心底也一直向往田园生活，所以一有空闲时间，我们夫妻就会一起兴致勃勃地骑车去郊游。这种郊游对我们是很有好处的，可以让我们经常参与科学研究工作的大脑得到放松和休息，也可以舒缓我们高度紧绷的神经，让心情愉悦起来。每次郊游，我们都会带回一些散发着清香的花朵与野草。有时候，因为玩得太过高兴，我们还会忘了时间，以至于到家时，已经是深夜了。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定期去探望皮埃尔的父母，两位慈祥的老人给我们留有一个专用的房间。

    放假的时候，我们便可以骑上自行车，到更远的地方去郊游。我们去过奥弗涅和赛樊纳的山区，也去过海边许多幽静的地方。我们都很喜欢这样的远游，可以享受整天的悠闲时光，还能在陌生的地方过夜，这让我们感到新奇和兴奋。如果在同一个地方停留太久，皮埃尔就会感到无聊，这样他宁愿去实验室工作。记得有一年的假期，我们一起去看望我的家人，顺道在喀尔巴阡山区游玩了一圈，皮埃尔兴致高涨，还学会了几句波兰话。

    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四处都是美景，让人目不暇接，难以忘怀。回来后，我们还经常会回忆起当初的情景和感受。有一天，天气大好，阳光普照，我们在长时间的奋力攀登之后，终于来到了奥布拉克高山草甸，那里空气非常新鲜，满目流绿，让我们印象深刻。一天傍晚，我们正在特吕埃尔山谷附近漫步，忽然传来一支悠扬的民歌小调，接着便看到一只小船渐渐划过来，顺着水流而下，带着歌声渐行渐远渐无声。恍惚中，我们就像是在人间仙境里漫游，一时竟流连忘返，直到第二天清晨，才回到了住处。在归来的途中，我们又突然看见一辆行驶的马车，那拉车的两匹马因为受到我们自行车的惊吓，一下便飞奔了起来。我们急忙下了大路，一路穿过翻耕过的田地，过了很久才回到了高处。这个时候，月亮只剩下若隐若现的影子，而太阳即将探出云层发出万丈光芒，牛栏中的奶牛则睁着温柔的大眼睛，一本正经地打量着我们。

    我们非常迷恋春天的贡比涅森林，那里有着一望无尽的绿树和浓荫，森林里长满了长春花和野葵，让人应接不暇，美到屏住呼吸。对于皮埃尔来说，枫丹白露森林边缘、鲁安河畔也是绝佳的去处，那里的景色优美宁静，令人赏心悦目。还有布列塔尼海边的安宁氛围，以及它那长满金雀花和欧石楠的大片田野，美景一直延伸到了菲尼斯代尔海角；海角礁石纵横，浸泡在惊涛骇浪之中，慢慢经受着时光的侵蚀。

    我们的生活一直都是亲密而融洽的，因为无论是理论工作、实验室的实验，还是备课或备考，我们对于任何事情都有着相同的志趣。我们一共度过了十一年的夫妻生活，平时几乎都没有分开过，所以这一期间，我们也就基本没有只字半句的信件往来。

    后来，孩子降临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远游了，只能到一个固定的地方度假。于是，我们选择了一个偏僻的村庄，在那里简单地生活，与村庄里的居民一样，别人根本认不出我们来。我记得有一天，一个美国记者在普尔杜村找到我们后的惊讶表情。当时，我正坐在屋前的石阶上，忙着把鞋子里的沙子倒出来。不过，他也只愣了一小会儿，之后就顺势坐在我旁边，掏出记事本来，记录他的提问和我的回答了。

    4.成为彼此嵌入灵魂的伴侣

    我的丈夫除了教学之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学校的实验室里，我也获准成为他的工作伙伴，与他一起参与实验，这让我感到很满足。

    我们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用来居住和工作，除此之外，我和皮埃尔并不奢求什么。令人高兴的是，我们终于找到了一间三居室的房子，从窗口朝下望去，就能看到一座美丽的花园。老人们为我们购置了一些家具和生活必需品，一位亲戚给了我们一份喜钱，我们用这些买了两辆自行车，日后外出远游就更方便了。

    我们在学校附近找了住所，来去都可以节省时间。因为工资微薄，我们请不起用人，便只能自己花时间来处理家务，尤其是做饭。这样的确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不便，也影响了我们的学习和研究，但对于这件矛盾的事情，我们最后还是处理好了。让我尤感欣慰的是，我们的小家庭并没有被这些纷杂的琐事扰乱，我们依旧过着温馨平静的日子。

    我在实验室工作的同时，还学习一些课程，因为我必须考到师资格合格证书，才能去女子中学任教。好在几个月后，我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在1896年8月，以第一名的成绩顺利通过了考试。

    不过，我们生活的重心还是放在科学研究上。皮埃尔对他的教学工作严谨认真，我有时也会帮他收集一些资料，以便他更细致地备课。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同样受益匪浅。但我们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在实验室进行科学研究。

    那个时候，皮埃尔还没有自己的实验室。学校的实验室虽然可以使用，但远不能满足他的研究需要。所以，他将学校大楼一个闲置的角落开辟成“实验角”，地方虽然狭小简陋，但可以随时供他使用，没有任何约束。通过这件事，我领悟到一个道理：一个人如果决心做一件事，是可以自己想办法改善环境的，而且可以自己创造美好的心情。那段时间，皮埃尔忙于晶体研究，我负责研究钢的磁性。1897年，在我的这一研究结束之后，我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

    5.科研不能被中途放弃

    我与皮埃尔的父母之间，早已经建立起了最真挚的感情。我们经常前往苏城去探望两位老人，老人也将皮埃尔婚前所住的房间空了出来，永远等待我们回去小住。另外，我和他哥哥雅克·居里及他的小家庭（他已经结婚，并且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也相处融洽，我把他看作自己的亲哥哥，而且自始至终，都是如此。

    我们的女儿艾莱娜降生了，她是我和皮埃尔的爱情结晶，我们的生活从此发生了变化。几个星期过后，皮埃尔的母亲又与世长辞。于是，我们在巴黎郊区另寻了一处带花园的房子，邀请他的父亲来和我们一起生活。皮埃尔过世前，我们一直住在那里。

    女儿的出生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我希望可以好好哺育女儿，但又不想放弃科学研究，那么，要怎样才能两者兼顾呢？如果放弃科学研究，对我而言简直是一种莫大的痛苦，皮埃尔同样认为我不应该放弃工作，而且他也从未这样想过。就像他常说的，我是上帝为他量身定制的好伴侣，更是与他并肩作战的工作伙伴，他的一切快乐都想跟我分享。在科学研究的这条路上，我们俩的决心一直紧密联合，谁都不曾想过要中途放弃。

    如此一来，我们才不得不雇用一个女佣。但只要有空，我就会亲自照料女儿，帮忙料理家中的琐事。每当我去实验室工作时，我就把女儿交给她爷爷照看。爷爷对这个小孙女很是疼爱，他认为是小孙女给他的老年生活带来了阳光和乐趣。对于我来说，家人们的关爱和体谅，让我可以尽情地从事研究工作，继续追逐梦想，又可以兼顾对女儿的照料，获得身为一名母亲的快乐。只有遇到特殊状况时，比如女儿突然感冒生病，我才需要整夜照看她而打乱原来的生活规律。

    因为我们将整个生活的重心都放在工作上，不愿意受其他事情的干扰，所以我们结交的朋友屈指可数。有时，有一两位像我们一样的科研人员来拜访我们，大家也只是在客厅和花园里短暂交谈，而且我经常同时为女儿做一些针线活。在亲戚这边，也只有皮埃尔的哥哥一家与我们往来密切，在我的姐姐、姐夫回到波兰之后，我和娘家的亲人就很少有来往了，毕竟离得太远，我们又太忙。

    正是这种平静又符合我们意愿的生活方式促使我们完成了一生中最为伟大的科研事业。从1897年起，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就从未因任何困难而中断过。

    6.“古怪”科学家也能很受欢迎

    在生活中，我们远离了所有的社交应酬，一心忙于研究实验。对于这类应酬，皮埃尔自始至终都有着一种无法掩饰的厌恶，他也实在不愿意四处活动和利用关系。在性格方面，他生性严肃，沉默寡言，很多时候都宁愿一个人思考问题，而不愿与别人做无用的交谈。但是，他跟儿时的朋友们都能亲密相处，和对科学有着共同兴趣的朋友，也是经常保持联络，经常相聚。

    在皮埃尔的朋友中，他和里昂理学院的古伊教授关系最为密切。皮埃尔当初在巴黎大学做教辅人员的时候，古伊教授就开始和他交往了。后来，他们还经常通信，讨论一些科学方面的问题。每次古伊到巴黎停留，他们就会相聚在一起，无休无止地讨论。位于塞弗尔的国际度量衡标准局的现任局长纪尧姆也是皮埃尔的老朋友了，他们经常在物理学会上见面，有时他们还会在星期天的时候，去塞弗尔或苏城相聚。后来，一些更年轻的朋友聚集在了皮埃尔的身边，那些人和他一样都是做物理和化学研究工作的，都献身于这两门科学中的最前沿的领域。他的亲密朋友德比埃纳，是他在放射性研究上的合作者；乔治·萨涅克，是他在X射线研究上的工作伙伴；保尔·朗之万，是他以前的学生，后当上了法兰西学院教授；让·佩兰，是巴黎大学的物理化学系教授；乔治·乌尔班，是物理和化学学校的学生，现为巴黎大学化学教授。他们经常到幽静的克勒尔曼大街来专程拜访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对最近的或将来的实验进行探讨，对新的思路和新的理论进行交流，对当代物理学的飞速发展感到欣慰和振奋。

    我们基本上不会邀请很多朋友来家里聚会，皮埃尔不喜欢这样。他认为少数几个人聚一聚更为轻松。除了一些学会会议以外，他也很少参与其他会议。偶尔参加一次人多的会谈，如果谈话内容不是他所喜欢、感兴趣的，他就会选择独自一人坐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继续思考问题。

    我们与家里的亲戚也很少来往，因为我们两边的亲戚本来就不多，而且距离又相隔太远。但只要是我的亲戚前来巴黎，或者是在放假的时候来看我，皮埃尔对他们都表现出了真诚和亲切。

    1899年，我们一起去往了奥地利管辖下的波兰。我的姐姐就住在喀尔巴阡山，她是学医的，嫁的也是一位医生，名叫德鲁斯基。他们在那里经营着一家大型的疗养院。尽管皮埃尔不太喜欢学习外语，但由于他很想了解我所喜欢的事物，便想要学习波兰语。我没有鼓励他这么做，因为我觉得对于他而言，学习波兰语并没有什么用处。不过，对于我的祖国，他却有着深切的同情，他坚信在不久的将来，波兰一定会获得自由和新生。

    在我们一起生活的过程中，我对皮埃尔渐渐有了深刻的了解，对于他的为人和思想也有了明确的认识。一切和我梦想的一样，他和我们刚结婚时一样好，或者说更好了。他卓越的才华让我对他的崇敬与日俱增，他的科研能力更是高得让我惊讶，很多时候，我都觉得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没有一点虚荣心和粗俗。那些普通人在自己和他人身上经常会看到的缺点，在皮埃尔身上都看不到。

    想必这就是他身上散发着无穷魅力的原因，只要是与他相处的人，没有人不会感受到这种魅力。他沉思者的面容，还有那双深邃湛亮的眼睛，都有着超强的吸引力。不久后，我又发现他态度亲切，性格温柔，那时，他对我的吸引力就更大了。有时候，他会告诉我，他认为自己没有一点争强好胜的想法，我觉得这话一点都不过分。你会发现，你很难和他发生争吵，因为他从不发脾气。他经常笑着对我说：“发脾气不是我所擅长的事情。”可以这样说，他虽然朋友不多，但他更没有敌人，因为他从不会去伤害别人，甚至不小心伤害到别人的事都没有在他身上发生过。不过，他有一套自己定义的行为准则，是谁都不能让他背离的，因此，他父亲就经常说他是一个“温柔的执拗主义者”。

    他总是会率真坦诚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因为在他心里，外交方式通常都是天真质朴的，直截了当反而是既简单又绝佳的办法。所以，他以天真率直的性格而远近闻名。但实际上，他这么做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不是本能的驱使。或许，也正是因为他看得清自己的位置，愿意自我评判，懂得自我反省，才可以完整又清晰地看出他人的行为动机、意图和思想。如果说，他偶尔也会忽视一些细微的部分，那么他在核心的部分是很少出现失误的。通常来说，他不会轻易吐露心里深藏的坚定不移的判断，但是，他如果一旦决定说出来，或者说他认为到了说出来的时候，他就一定会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想法展示出来。

    与科学界的朋友相处，他从不刻薄，也从不沾染自尊心和个人情感。他没有嫉妒心，对于所有成功的实验他都会感到由衷的开心，即便是别人在某一个不是他领先的领域所取得的成功。他经常说：“虽然我没有发表研究成果，但别人发表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始终认为，在科学之路上，大家最应该关心的是研究本身，而不是研究的人。但凡争名夺利的想法都不会存在于他的情感世界里。所以，就连中学会考或排名次的做法及授予荣誉证书一事，他都会坚决反对。对于那些在他看来具备从事科学事业能力的人，他也是倾囊相授，给予激励，其中有很多人至今为止还对他怀有深刻的感恩之心。

    显然，他的思想态度已经达到了人类文明的巅峰，他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且，从他的行为举止来看，他也算是一个真正的好人。他随和温暖，乐于助人，心胸宽容，这些都与他所受的教育是紧密相连的。对于任何一个陷入困境中的人，他都随时准备着要去尽力帮助，这让他必须牺牲掉一部分宝贵时间为代价，这应该就是他认为的最大的牺牲了。他所有的无私，都是源于内心的，他从不张扬炫耀，因为他坚定地认为，财富除了可以让你过上简单的生活之外，就只能用来帮助他人和做自己所喜欢的事业。

    我真不知道要如何描述他对他的亲人、好友的爱。他的朋友并没有多少，但一旦他和那个人成为朋友，那么他就会在这段友谊中付出最忠实最可靠的感情。因为这样的友情，本身就是以共同的思想观念为基础的。他对他哥哥的手足之情及对我的伴侣之爱，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有一颗温柔的内心，给人无比幸福甜蜜的感觉。被他的温情关怀着，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美妙的。所以，当有一天，我失去了这份爱，就发现生活变得愈发残酷了，一时之间让人无法接受。我在此引用他的一段话，来描述一下他对我深沉的爱：

    我想念你，你已经融入了我的生命，但我依然希望你能给我一些新的力量。我感觉自己在把思想集中在你身上的时候——就像现在这样——你的声音就会在我的心里显现出来，我就可以看到你的一举一动，就可以让你感觉到，我此时此刻已经全部属于你了。但是，我却不能看见你在我的眼前出现。

    以上是我们有过的几次短暂分离中的一次，他在信里写给我的一段话。

    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我们都没有太大的信心，我们每天都在严苛的环境中工作，体力是不是可以支持得住，我们更没有绝对的把握。就像明白了共同生活的珍贵的人经常会出现的情况一样，我们也经常为有可能到来的悲剧而感到惧怕。每当这个时候，皮埃尔就会拿出自己的勇气来，对我说一句同样的话：“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哪怕是我们中的一个人成了没有了灵魂的躯体，另一个人也要努力坚强地工作下去。”

    7.没有什么可以打倒我们

    皮埃尔就职的学校没有提供合适的试验场地给我们，但幸运的是校长批准我们使用一间之前用来解剖教学的废弃木棚。那个棚顶有一面很大的玻璃天窗，但玻璃上已经布满了裂痕，一到下雨天就滴滴答答地漏水。而且夏天棚内会潮湿闷热，冬天又寒冷异常。虽然可以生一个小小的火炉，但也是杯水车薪，只有一点点的热气。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自己花钱购买一切必备的仪器装置。木棚里当时只有一张破旧的松木桌，以及几个炉台和气灯。做化学实验难免会产生有毒的气体，那种气体会散发强烈的刺鼻的味道，让人难以忍受。我们实在忍受不了的时候，就把实验仪器移到院子里，然而棚内依旧萦绕着毒气。我们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工作着，根本没有心思和时间去顾及安危。

    尽管环境严酷，我们依然认为，在这个简陋破旧的木棚中，保留着我们一生中最美好最快乐的记忆。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能离开实验仪器，所以我们就经常在木棚里做一些简单的食物，聊以充饥。我也经常需要用一根和我体重相差无几的大铁棍在沸腾的沥青铀矿中来回搅动，这是一件体力活，所以每当夜幕降临时，我都会累得浑身骨头散架，连话都没有力气说。我还经常需要研究那些精密的结晶，然后将它们分离，而且必须是在尘烟缭绕的室内进行。大量的灰尘影响了镭元素的浓缩，分离出来的物质便难以保存，这点让我非常苦恼。但也有一点是让我满意的，那就是这里没有人来打扰，我们完全可以心无旁骛地工作。如果自己的实验做得顺利，并获得了预期的效果，我们就会激动地拥抱在一起庆祝。反之，实验做了很久也没有看到成效，我们也难免会陷入沮丧和失落的情绪中。不过，这种情绪一般不会持续很久，因为我们必须马不停蹄地进入下一次实验。在工作可以稍微歇息时，我们则选择在木棚中踱步思考，让自己冷静下来，以便对实验进行讨论。那个时候，我们心里的喜悦也是难以描述的。

    我们甚至会在夜间跑到木棚里去，彼此怀着欢喜的心情，去看那些被我们精心提炼、分离的“宝贝”，在玻璃瓶和玻璃管中散发着特殊的光晕。那是一种异常迷人的景象，让我们感动又充满骄傲，那些闪耀着的星星点点的光芒，就像是神话里的神灯之光，突然降临在了我们身旁。

    这些年来，研究工作倾注了我们夫妻两人的全部心血，而我们的社会地位也在发生着改变。1900年，日内瓦大学有意聘请皮埃尔为教授，但与此同时，巴黎大学也聘请他去担任副教授，我也收到了位于塞弗尔的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聘书。所以我们最后没有去日内瓦大学，而是选择留在了巴黎。

    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新工作让我很满意，我想尽办法让学生们到实验室去动手体验，希望可以提高她们的实际操作能力。这所学校的学生都是二十来岁的女孩子，她们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才能被录取，入学之后，依然要努力学习，不断考试，只有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才有资格去中学任教。所以我的学生们都非常勤奋好学，作为她们的物理老师，我也自然很愿意尽己所能地去教好她们。

    在发现镭的消息公布之后，我们夫妻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了。于是，实验室的宁静也被打破了，我们的研究工作也渐渐受到了干扰。

    1903年，我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并以此获得了博士学位。这一年的年底，我和皮埃尔及贝克莱尔因发现放射性和放射性元素而被共同颁发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之后，各类杂志报纸都在大加宣扬，以至于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法安心工作，因为每天都要接待登门造访的人，有人请我们去做演讲，有人则向我们约稿。

    诺贝尔奖是一种很大的肯定和殊荣。而且，奖金数额巨大，将大为改善我们的研究环境。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已经筋疲力尽了，经常会感觉体力不支。所以，我们没能在当年前往斯德哥尔摩亲自领奖和发表演讲。直到1905年，我们才一起去了瑞典首都，当时是皮埃尔写的诺贝尔奖的获奖词。在那里，我们受到了瑞典人民的热烈欢迎。

    在此之前，我们因为长期在恶劣的环境中做研究工作，导致身心俱疲，但现在，因为获得诺贝尔奖，我们受到了报刊媒体的大肆宣扬，探访者越来越多，我们忙于应对，更是疲惫不堪。这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我们喜爱的一直是平静和有规律的生活。所以，我们必须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才能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正常的家庭生活也是如此。我知道，前来拜访我们的人都是出于善意，但他们不知道，他们的举动会给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的二女儿艾娃·德尼斯是在1904年出生的。这样一来，我只能暂时停止实验研究的工作。也是在这一年，因为我们获得了诺贝尔奖，同时赢得了社会上的声誉，巴黎大学终于聘请皮埃尔担任教授，负责新开设的一个讲座，还专门为他准备了一个实验室，由他任实验室主任一职。只是这个实验室并不是新建的，而是将一个闲置的房间收拾出来让我们使用。

    8.他走了，我仍要坚强

    1906年，就在我们准备告别那间见证我们艰苦岁月却又保留我们美好记忆的木棚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了。我的皮埃尔过世了，从此独留我一人带着孩子并支撑着我们之前共同的事业。这场飞来横祸让我失去了人生之旅中最亲密的伴侣和最贴心的伙伴，对我造成的影响和伤害，简直无法用言语表述出来。

    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让我的精神一度面临崩溃，丧失了面对未来的信心和勇气，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最后，是皮埃尔的那句话拯救了我，他的遗言是我活在世界上的最大的动力，我始终不敢忘记。他说：“即使我不在了，你也不能放弃我们共同的事业。”

    皮埃尔去世的时候，他的声望与成就已经被公众认知，所以，整个社会，尤其在科学界，人们都在为他深深惋惜，大家一致认为，皮埃尔的去世是法国的巨大损失。于是，巴黎科学教育界做出了一个决定，他们邀请我继承皮埃尔的职位，担任那个他任职了一年半的讲座教授。巴黎大学的决定打破了先例，因为有史以来，还没有一位女性担任过这一类的职务。他们的决定激励了我，让我感到无比荣耀，可以继续进行原来的研究工作。如果没有这件事，我可能已经被巨大的悲恸打倒了。我从来没有期盼过可以获得这样的殊荣，因为除了想在科学事业有所成就并为之奉献毕生之外，我没有任何的心愿和奢求。基于这种情况，我担任了皮埃尔的职务。我担心自己不能胜任这个职位，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思考之后，我决定先试试看。于是在1906年秋天，我开始以副教授的身份给巴黎大学的学生们授课。时间慢慢流逝，一转眼便是两年，那时，我已经被聘为教授了。

    皮埃尔离开这一残酷的事实给我的工作和生活都增添了困难。从前，任何事情都可以由我们共同承担，现在，我必须独自处理一切事务，包括亲自抚养两个女儿。皮埃尔的父亲依然与我们一起居住，他是个善良的老人，主动提出和我一起承担家庭的责任。他非常乐意帮我，在我工作的时候，他便帮忙照料两个孙女。儿子过世之后，两个孙女为他带来了珍贵的慰藉与欢乐。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孩子们享受的家庭幸福未曾中断过。每次因想念皮埃尔而伤心流泪，我们都尽量背着孩子，不把心中的伤痛流露出来，毕竟孩子们年纪都太小了，我们不该让她们过早陷入大人的悲楚，她们应该有无忧无虑的童年。因为皮埃尔的父亲喜欢乡间田园，所以我们便在离巴黎只有三十分钟路程的苏城租了一所带花园的房子生活。

    生活在乡间确实很美好，一方面，我的公公可以在那里度过安宁的晚年；另一方面，我的两个女儿可以自由自在地在旷野与田间玩耍，这对她们的成长很有益。白天我经常不在家，因为要去巴黎大学上班，便只能请一个保姆，后来，我请了我的一个表亲来帮忙。我的表亲走后，我们又换了另一个保姆，她很温柔诚实，曾带大过我的一个外甥女。两位保姆都是波兰人，因此我的两个女儿都会讲波兰语。皮埃尔去世后，我的波兰亲属们有时会来看望我们，我每次都尽量想办法把相聚的时间安排在假期，地点则为法国海滨。有一次，我还去波兰山区与他们共度了一段时间。

    1910年，我又失去了我可敬可爱的公公，我也再一次陷入了长久的悲痛。在他卧床不起的时候，我尽自己所能抽出时间守在家里陪护他，他跟我说起很多往事。当时，我的大女儿已经有十二岁了，她对爷爷的离世感到异常悲痛，她始终无法忘怀昔日祖孙在一起的幸福时光，她已经懂得，爷爷的关爱是她成长中最为珍贵的礼物。

    苏城的学校不是很理想。不过，当时我的小女儿年纪尚幼，相比教学质量，令她身心健康的生活环境更为重要。在苏城，她可以进行户外游戏，可以四处散步，也可以接受初级教育。她聪慧活泼，对音乐尤其感兴趣。她姐姐则遗传了她父亲的性格，很文静，反应也不够敏捷，但她有着一般小孩都不具备的理解问题和善于推论的能力。我想她或许会像皮埃尔和我一样，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但我那时还不想把她送进中学念书，我总认为，中学开设了太多的课程，而且上课时间也很冗长，对青少年的成长发育并没有太多有利的地方。

    9.好母亲要让女儿们的心灵更丰富

    我认为孩子的教育应该顺应他们的身心发展，这个过程应该满足他们的健康发育和成长需求。文艺方面的知识也是不可以忽略的，让孩子们更多地接触文艺，可以让心灵更丰富。然而在大多数的学校里，孩子们的时间都被读写和练习占用，繁重的家庭也让学生们倍感压力。而且，这些学校所开设的大部分理科课程都没有落实和践行，已经严重脱节了。

    我的大学朋友中有一些人很赞同我的观点。于是，我们便成立了一个互助合作的小团体，每个人负责担任一门指定的课程，开始对我们的子女进行一种新型的教育。尽管平时大家的工作都很忙，孩子们的年龄也大小不一，但并没有影响我们的热情，自始至终，我们都对这项教育改革的实验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精确少量的课时里，我们把理科和文科的课程进行有机结合，而且都配合了实验，如此一来，孩子们的兴趣全都被激发出来了。

    我们的小团体坚持了两年的时间，让大多数的孩子都受益匪浅。我的艾莱娜进步尤为明显。通过这种方式的学习，她插入巴黎一所中学的高年级班就读，而且可以轻松自如地应对各门功课的考试，最后又以比一般学生都低的年纪考入巴黎大学，学习理科专业。我的小女儿艾娃因为年纪的关系，无缘我们这种新模式教育，但她后来也考进了一所学院。刚开始，她只选修了一部分的课程，后来在学习全部的课程后，转成正式学生。她的学习成绩还不错，让我比较满意。

    我很看重两个孩子的体育锻炼，除了户外散步以外，我还引导她们做一些体操和运动。在法国，人们对女孩子这方面的教育基本上是忽略的。但我要求两个女儿每天都要练习柔软体操。假期的时候，我还经常带她们去山里和海边郊游，所以，她们姐妹俩都会游泳和划船，且动作娴熟。至于远足或者骑车远行，对她们来说更是无比熟练。

    对女儿的教育是我身为人母的义务，但我大部分时间依然花费在科学研究上。于是便有人，尤其是女人，经常会向我提问：是如何将工作和照顾女儿处理妥当的。我想，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好的事。首先，你要有坚韧不屈的内心；其次，你要具备一定的牺牲精神。所以，我与两个女儿感情很好，相处得非常愉快。因为我们都懂得在家庭生活中，相互理解、彼此尊重的重要性。如果家庭成员之间发生了不快和嫌隙，那么自己也不可能精力充沛，心情轻松。记得我们母女之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伤人的话，从来没有做过一件自私自利的事。

    10.延续我们的事业

    1906年，我接替了皮埃尔在巴黎大学的教席，当时只有一间狭小简陋的工作室供我做研究实验，其中的设备很不齐全。皮埃尔在世时，曾有一些科学家和学生与他一起工作，我接任后，幸而获得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才得以继续将研究工作进行下去，并且收获了令人满意的成果。

    1907年，我有幸获得安德鲁·卡内基先生的一笔赞助，是他的慷慨赠予，让我的实验室拥有了第一笔奖学金，可以让那些有杰出作为的科学家和学生更加专心于研究。这也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赞助，可以让那些有志向的科学研究人员，以及具备研究才能的工作者，去完成一些自己的心愿，而不至于为资金苦恼，中断研究。为了我们的科学研究事业可以更上一层楼，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应该尽可能地多设置这种奖金。

    当时，我也有自己的奋斗目标，我希望倾其所能再提炼出几分克极其纯净的氯化镭来。1907年，我成功测量出了镭元素的新的原子量。三年之后，我终于可以提炼出纯净的金属镭。这个测量和提炼的过程都需要细心、耐心和精准的专业水平。而我所获得的成功，也离不开一位著名化学家的鼎力支持。在那次实验成功之后，我没有重复这一实验，因为在实验过程中，很有可能造成镭元素的丧失，必须万分谨慎地操作，其间不能出现一分一毫的失误，才有可能将镭元素完整地保存。于是，我终于见到了白色金属镭，它是那样神秘、奇妙、美丽，但我不能将它保持在这种美妙的供人观赏的状态，因为还有许多实验在等着使用它，那是它的伟大使命。

    而我一直没能将钋元素提炼和分离，因为在原矿中，它的含量比镭还要更稀少。好在我的实验室里还保存着一些钋含量很丰富的物质，我可以用它们来代替钋元素做一些重要的实验，钋放射时产生的氦气对实验有着重要的作用。

    为此，我专门花费了时间和心思，全面改良了实验中所有的测量方法。我之前就说过，我们之所以可以发现镭，在整个实验过程中，精密的测量方法都是功不可没的。

    我想更进一步地提高测量精密度的方法，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获得更多新的发现。不久后，我想出了一个颇见成效的办法，用镭产生的镭射气来对镭的数量进行测量。我们第一次采用这个办法时，测出了一毫克千分之一左右的镭，这样的微量测量，居然测得十分准确。而相对数量比较多一些的，我们就选择镭射线中的γ射线来进行测量，γ射线具有更强的穿透力。这种射线测量设备，我的实验室中就有，而且利用射线来测量元素的数量，比传统的用天平来测量要更迅速也更精准。只是，采用这种新方法来测量之前，必须制定一个缜密、严谨的新标准。

    所谓实验和科学研究的标准，必须建立在确定的基础上才能加以推广和使用。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由，那就是现代医学界对镭紧急而迫切的需求。所以，这件事迫在眉睫，我们必须尽快解决镭的用量及镭射线纯净程度的问题。

    法国科研界曾做过一个实验，就镭对生物所造成的各种影响进行初步研究，获得了不错的效果。他们实验所使用的镭就源自我的实验室。那时，皮埃尔还没有去世，收到实验报告的那天，大家都拥抱在一起庆祝。从此，“居里疗法”——一个前所未有的医疗分支首次在法国诞生了，随后便普及到了世界各地，医学上将其统称为“镭疗法”。如此，社会上对镭的需求越来越多，制镭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法国建设了第一家制镭工厂，并成为第一个优秀的案例。随后，其他国家也陆续建起了制镭工厂。目前，全球最大的一家就在美国，因为美国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那里蕴藏着大量的钒钾铀矿，这种矿含镭非常丰富，提炼起来也相对容易。制镭工业的蓬勃发展，让镭治疗技术也日趋成熟。在某些疾病方面，这种治疗技术有着特殊的疗效，尤其是在治疗癌症方面。于是，在全球很多大型城市里，一些专门用这种技术治疗的专科医院便应时而生，其中有一些医院还保留着数克的镭。当时，镭的价格已经高达每克七万美元，这是因为原矿中的镭含量本来就微乎其微，而且必须经过复杂的提炼过程，成本过高，售价自然居高不下。

    我们从未想过这一发现会对社会有如此大的帮助，不仅对于科学非常重要，而且还可以用来治疗可怕的疾病。我想读者们应该可以体会，我说这些话时欣慰又激动的心情。因为这是皮埃尔和我并肩作战的成绩，是我们苦心钻研、努力奋斗的成果，对于我们来说，这样的回报不是任何金钱和荣誉能够比拟的。

    但如果想要镭治疗技术取得成功，就必须保证精确无误的用量。所以说，镭的度量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在工业上、医药上、科研上，都是如此。

    考虑到这种情况，各国的科学家便组成了一个委员会，由全体成员制定一个国际标准，大家一致通过后，共同遵守，严格执行。标准是这样制定的：首先，用精准的方法测定好一定数量的纯净镭盐，以当作基本标准；然后，再把一定数量的纯净镭盐的放射性与基本标准进行对比，作为副标准，以方便各国参考和执行。当时我也是该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负责的是制定其中的基本标准。

    担任测定工作必须心细如发，精准到极致，绝对不可以出半点差错。因为镭的重量非常轻，大约只有二十七毫克的氯化镭，称量的时候必须精确无误。1911年，基本标准由我制定完成，这个基本标准是用一个几厘米左右长度的玻璃管，里面装着之前用来测定镭原子量的纯净镭盐，经由委员会一致同意后，将其放入巴黎附近的塞典尔国际度量衡标准局进行妥善保管。委员会还在该基本标准的参考下，制备了几个副标准，已经投入使用了。在法国各地，只要是存有镭的玻璃管，都可以到我的实验室来进行标准鉴定，由我们来测量它的辐射强度。而且，任何人都可以带上镭到我们这里接受测量和鉴定。在美国，则由标准局负责鉴定。

    1910年，我获得了法国荣誉骑士勋章的提名。曾经，皮埃尔也获得过这样的提名，但他不喜欢接受外界的任何荣誉，所以他并没有去领取。我和皮埃尔一样，也将坚持这样的行为准则。所以，在这件事上，我不会偏离皮埃尔的意愿，无论内政部有过怎样的劝说和要求，我都不愿意接受这一科研之外的授勋。与此同时，我有好几位同事都希望我能申请成为巴黎科学院的院士。在皮埃尔去世几个月前，他也曾被选为院士。不过，我是不是也要申请成为院士，我还没有决定好，因为按照科学院的规定，如果要成为他们的院士，就必须拜访在巴黎的所有院士，这一点的确非常不符合我的性格，但是，如果我成功通过了申请，那么我的实验室就会获得院里的资助。最后思考再三，我还是勉为其难地去参加了院士的竞选。结果我的竞选引起社会上一片关注和反响，人们在科学院是否应该接纳女院士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人坚决反对，也有人全力支持。但通过最终的投票，我还是以几票之差而落选。在此之后，我就再也不想去申请了，主要是因为我非常头疼和厌恶去挨个拜访所有院士。我一直认为，这样的选举应该按照申请人的业绩来考核，而不是由申请人私下奔走和拉票。比方说有一些协会和学会，我自己从未提出过任何申请，他们就主动让我成为会员。

    1911年底，我大病了一场。因为很多事情聚集在一起，让我疲于应对，心力交瘁，于是一下病倒了，而且还病得很严重。但就在这个时候，诺贝尔奖的荣誉又一次眷顾了我，并且是单独授予我一个人的。这对于我来说，的确是一个极大的殊荣，是对我发现元素和提炼、分离出镭的肯定和褒扬。尽管我生着病，但我还是决定亲自去斯德哥尔摩领奖。陪同我前往那里的是我的大姐和女儿艾莱娜。当时的颁奖仪式气势非凡，隆重之至，就像接待某位国家元首一样，一切都让我激动不已。我受到了斯德哥尔摩人民的热烈欢迎，尤其是瑞典的妇女界，我永远忘不了她们对我的赤诚和热情。但由于我病情尚未痊愈，又加之来往途中的舟车劳顿，当我返回法国时，竟一下卧床不起，持续了好几个月。于是，我们只能从苏城搬到巴黎市区居住，一方面是因为我的病情太过严重需要治疗，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两个女儿的教育着想。

    1912年，我与几个人一起合作，在华沙开设了一家镭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是华沙科学院的附属，由我担任主任，并参与指导。当时，我身体还没有恢复，还没有离开法国回到波兰，但我还是非常愿意竭尽所能地参与这个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一直到1913年，我的身体才有好转的迹象。于是，我迫不及待地回到波兰，参加该实验室的开幕典礼。祖国人民对我的热情欢迎让我深有感触，不管外在的环境多么艰难，波兰人民爱国主义的精神火种都不曾熄灭，他们努力创造着有利于一切祖国大计的事业，实在令人欣慰和敬佩。祖国人民的这种伟大精神，将永远保留在我心底。

    我的疾病稍微好转一些，我就忍不住要多方奔走，想要在巴黎筹建一个更好一些的实验室。好在我的努力没有白费，经过一段漫长的身心忙碌后，1912年，我的理想型实验室终于破土修建了，巴斯德研究院当即表示了他们的合作意愿。后在巴黎大学的同意下，我们成立了一个镭研所，其中包含了两个实验室，一个是物理实验室，负责对放射性元素的物理化学特性进行研究；另一个是生物实验室，负责研究放射性元素在生物与医学界的应用。但是，因为缺少资金，一度拖慢了施工进度。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我们的实验室还没有修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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