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留在巴黎

    1914年的暑假期间，和往年一样，我的两个女儿被她们的家庭教师带领着，先我一步离开巴黎，去布列塔尼海滨度假屋开始她们的旅居生活。我非常信任这位家庭教师，所以我很乐意把女儿交给她，而且，我还有几位同事的家属也与她们住在一起。而我工作实在太忙，可能没有办法和她们度过一个完整的假期。

    我之前打算七月底去海边与女儿们会合，但很快坏消息传来了，巴黎将面临内紧急的军事行动。所以，我还是没有去成布列塔尼。因为在这种紧张的环境里，我想我不应该贸然离开，而是要留下来静观其变。不久后，政府颁布了总动员令，8月1日，德国就对法国宣战了。除了我和一位患有严重心脏疾病的同事之外，我们实验室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应征入伍了。

    接下来的历史事件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但是，在1914年的8月到9月，只有留在巴黎的人，才能体验到那种身在首都，家国有难而临危不惧的无畏精神。总动员令很快就传遍了法国的各个城市，激励了每一个法国人，大家都想为国家出力，想要迫切地奔赴前线，去勇敢地保护祖国，捍卫民族的尊严。而我不能上战场，便只能每天急切期盼着，有前线的消息传来。

    刚传回来的消息有些反复无常，让人没有办法确定，后来传回来的消息又让人明确地感觉到，局势越来越严峻了，而且对我们很不利。首先，小国比利时的军民奋起反抗，却没能抵挡住德国的军队，比利时很快被德军侵占了。随后，德军又突破了乌瓦兹峡谷，巴黎很快兵临城下。当时，法国政府已经搬到了南部的波尔多，很多的巴黎市民也随之纷纷南迁，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无法面对巴黎的沦陷。有钱的人家全都选择乘坐火车去其他城市的乡间避难，所有的火车都拥挤不堪，车厢里更是水泄不通，呼吸困难。但在1914年的大灾难面前，巴黎市民表现出来的坚忍和平静的心态，还是让我印象深刻。记得8月底至9月初的那几天，天气突然大好，风轻日暖，气温怡人，站在澄澈的天空下，巴黎那些古老又雄伟的建筑物显得愈发庄重和美丽，真想永远停留在那样珍贵的时刻。

    每一天，德军都在逼近巴黎，在最后的危急关头，为了万无一失，我决定安全转移实验室里所贮存的镭。政府指令很快下来了，他们让我把这些镭转移到波尔多，但我不想留在那里，于是决定将镭安全送达之后，就立即乘坐运送政府工作人员和行李物品的专列火车，从波尔多返回巴黎。火车开动后，我一直看着窗外，沿途全是逃难的人，有人步行，有人乘车，全都在向着与巴黎相反的方向逃离，去寻求新的避祸之地。

    傍晚时分，我抵达波尔多。我把镭装在一个结实的铅皮箱子里，在站台上焦急地等待来接我的人。但时间过去了许久，也没有看到来人。由于箱子太过沉重，我一个人根本提不动，不免在那里焦急万分。幸而有一位与我同车的波尔多政府人员帮了我的忙，他帮我把箱子搬到了附近的一户人家，让我先在那里过夜。因为当时的旅馆已经人满为患，早就没有任何空房间。第二天清晨，我寻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办了一系列繁杂的存放手续后，终于可以把箱子保存起来，然后，我便转乘军用专列返回了巴黎。在波尔多时，我曾与当地人交谈过，他们见我来自巴黎，便想从我这里打听一些关于巴黎的可靠消息，而当他们得知我在人人逃离巴黎的时候还要返回那里时，无不露出惊讶和感动的表情，让我觉得很有意思。

    返回巴黎的列车走得不是很顺利，经常会受阻，最长的一次滞留了几个小时，真是让人焦心。车上的军人们都随身带着干粮，只有我身上没有任何食物，好在后来他们分给了我一些面包，让我勉强挨过了饥饿。当我好不容易回到了巴黎，又听说德军改变了进攻方向，马恩河战役已经打响。

    在这次大战期间，我和其他留守巴黎的人一样，时刻都在关注战争的消息。有时，我们会因为捷报传来而欢喜不已；有时，我们又因溃败的消息万分忧心。我当时最担心的就是，怕德国人万一攻陷了巴黎，我将与女儿们长久离散，不知何时才能相见。尽管忧心如焚，但我依然决定，无论如何，我都要忠于自己的岗位，不离开巴黎。后来，法军在马恩河战役中获得了胜利，终于可以保住巴黎。于是，我的女儿们也从布列塔尼返回了巴黎，继续她们的学业。但很多之前逃离的巴黎居民还住在外地，他们认为巴黎依旧不够安全，所以并不急着回来。我的两个女儿决定回到我的身边，因为她们也不愿意和我两地分离，而且她们希望可以尽快上学。

    当国家处于危难之中，每一个人都应该尽己所能为国家排忧解难。虽然政府对大学教职员没有强制规定，但我和我的同事们都决定凭借自己的专长和所学的知识，想尽一切办法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2.发挥巨大作用的X射线

    1914年，前方战势有变，法军接连失利。可见，法军对这场战争并没有做好十足的准备。特别是在救护伤员方面，组织管理工作存在着很多漏洞，让舆论大为不满。我一直在关注这方面的工作，很快便认识到，自己其实很适合去做教护工作。于是，说做就做，从此时开始，到战争结束，我在这份工作中投入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更具体地说，我的工作是在为军队的医院组建医疗队，并负责X射线检查。除此之外，我又在战火纷飞的情况下，将自己的实验室转移到镭研所的新楼，因为我要尽可能地给学生们上课。与此同时，我还要对军事方面的问题进行考察和研究。

    现在，每个人都知道，X射线可以帮助内科和外科医生检查病情。在战争期间，它的功能尤其不可或缺。我们可以用它来检查伤者受弹的确切位置，这样就更有利于医生的手术。而且，它还可以显示出我们肉眼无法看到的骨骼和体内器官的情况，让医生对内伤恢复的程度一目了然。这种设备在战争时挽救了无数伤员的生命，也让很多人减轻了痛苦，免于终身残疾，并早日康复。

    战争打响时，除了几所大医院有X射线治疗设备和操作技师以外，军队里所有的医疗部门都没有这样的配置，也没有人懂得操作。地方医院也一样。战争爆发后，法国各地建立了许多医院，但依然没有这种设备。

    所以，设备与技师的空缺成了首要难题。于是，我先集中了所有实验室和贮藏室的X射线设备，在1914年8、9月间建立起几个X射线医疗站，然后按需分配经过我培训的操作技师。他们主要由自愿者组成。这几个医疗站在马恩河战役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只是，尽管我们全力以赴，但设备和人手还是远远不够，无法为巴黎各家医院提供帮助。后来，在红十字会的协助下，我用一辆普通的敞篷车改装设计成一辆流动X光透视车，车厢里面装置着一台X光设备和一台发电机，这台发电机将由汽车的发动机带动发电，为保证X光设备的电力。当时，这辆流动车可以根据医院的需求而四处奔走，对于急需就诊的伤病员来说，这种流动医疗车简直是雪中送炭。因为每一家医院都会经常收入重伤和重病的患者，而通常这类伤员又无法转移到其他医院，所以这种流动医疗车便成了他们的福音。

    不久后，由于流动医疗车在战争中的强大作用，它的需求量也变得与日俱增。这时，我们又有幸得到一个名为“全国伤病员救护会”的机构的资助。应该说，我提出的增加流动X光医疗车的计划之所以能够尽快落实，是因为得益于他们高速的办事效率。之后，我创建和改造了两百多个X射线医疗站，装备了二十辆流动X光医疗车，它们遍布法国与比利时之间的战区及法国的其他地区，随时可以为军队提供帮助。而这些流动车，全都来源于社会各界有志之士的慷慨捐赠，其中还包括整套的X光设备。他们的这些捐赠，拯救了无数在战火中受伤的士兵。

    当时军队中的医疗单位很少配置X光设备，所以这些来自私人捐赠的设备和车辆，在战争发生的前两年发挥了重大的效用。于是，卫生部决定大规模地自行生产这些设备。但军队的需求量太大了，与我们民众的合作也必须同时进行。一直到战争结束后的几年，我们的合作还在继续保持。

    如果我不曾亲自去那些医院和救护站视察，不曾亲眼所见他们的需求有多么迫切，我想我是很难完成这项工作的。我有幸得到红十字会的帮助和卫生部的批示，才得以前往战区和法国各地做考察，包括北部战区和比利时军队驻防区的救护站。我先是去了亚眠、加来、敦克尔刻、弗尔内和波普林格，后又抵达凡尔登、南锡、吕纳维尔、贝尔福、贡比涅和维耶柯特莱。我发现越是远离战区的地方，人手就越紧张，工作也格外繁重。于是，我经常去一些救护站帮忙。救护站的工作人员都对我十分感激，他们认为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我还能站在他们身边，与他们一起工作，让他们很是感动。他们还给我写过一些情出肺腑的感谢信，那些信值得我永远珍藏。

    每当救护站的医生需要我的帮助时，我便立马开着我那辆自用的医疗流动车前去支援。每次我给那些伤员检查完毕后，都会了解一下当地的救护站急需一些什么物品，如此我返回巴黎时，便可想办法为他们解决当务之急。当时，战区救护站的工作人员还有很多不会使用X光设备，于是我又做了几天的培训工作。我挑出一些人来讲解和训练，一方面可以让他们先学会操作，另一方面也可以顺便给伤员做检查。刚开始的时候，有些医生还不了解X光设备的用途，当我培训完毕之后，他们也明白了设备的好处，他们对我就更加热情和友好了。等我再去那里工作时，就像去看望亲密的老朋友一样方便。

    我的大女儿艾莱娜曾陪同我一起驾车前往外地的救护站。她已经十七岁了，高中毕业后，她就一直在巴黎大学就读。我很欣慰她和我一样，也有一颗赤诚的报国之心，很愿意去战地做医疗志愿者。为此，她还专门学习了护理知识和技术，包括学会用X光拍片，希望可以尽其所能地与我并肩奋斗。战争期间，她到达过弗尔内和伊普尔之间的战区，也去过亚眠参加救护工作。我很满意她的工作，而她也因为工作出色受到过嘉奖，战争结束后，她还因此获得过奖章。

    对于战争期间的救护工作，我和艾莱娜都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通常，我们开车前往各地的救护站，每条路上都会遇到突如其来的艰难险阻。我们经常无法确认是不是要继续前行，也无法知道哪里可以投宿和吃饭。但是我们凭借坚定的意志和好运气，最终还是打败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无论在哪里，我都必须亲自出面，与军事长官交涉放行和运输的问题。很多时候，我都需要和助手一起亲自将设备装上火车，这样可以确保仪器不在车站滞留，而是能够及时被运送到目的地。仪器到达目的地之后，我还要到存放的车站进行检查，看有没有损坏。

    当我开着那辆X光流动车上路时，又遇到了其他问题，包括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车、解决助手们的吃住，以及给车子寻找各种零配件等。当时，城里基本没有司机，而我又不会开车，所以我只能临时学会开车。不过，学会开车之后，除了自己更劳累一些，其他方面真是方便太多了，比如当事故发生时，我可以第一时间带着仪器设备赶到目的地，如果交给卫生部门的话，要经过太多流程，势必要耽误很多时间。所以，军事长官非常满意我的服务，他们对我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表示赞叹和钦佩。

    只要一回忆起奔赴各个救护站服务的情景，我和女儿总会有一种激动与愉悦在心底涌动。我们可以与每个医院和救护站的医护人员都融洽相处，在他们之间，尤其以女性最为坚韧勤劳，她们无私奉献、不怕苦难的精神对我和女儿影响很大，让我们由衷地钦佩。她们也是我们的榜样，激励着我们去应对和克服一切困难。正是这种共同的目标和信仰，让我们大家变得像亲人一样团结，彼此相互帮忙，相互打气，得以顺利完成每一个任务。

    我们在比利时救护队工作期间，比利时的阿尔贝国王和伊丽莎白王后常来视察。我们数次受到他们的亲自接见。国王和王后对工作人员的热情和真诚，对伤员的关切和温情，都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但让我们最为感动的还是那些伤员。我们给他们治疗时，他们一直强忍着巨大的痛苦，表现得异常坚毅。这样的精神一次又一次地触动我们，我们怀着同情又钦佩的心情为他们做透视、拍片子时，动作都会尽量做得温柔和轻缓，希望他们可以少受一点痛苦。有时，挪动他们的身体会引起剧烈的疼痛，他们也会不吭一声地忍受着。一段时间过后，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在简单的交谈中，我们向他们表达了敬意。当我们得知一些没有做透视的伤员对这种治疗设备很是好奇时，我们就对他们进行了一场讲解。

    我无比憎恨战争。因为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在战争期间所遇到的那么多的摧残人类健康的悲惨场面。那几年时间里，我所遇见的任何一种可怕的情景，都足以成为让人憎恨战争的理由。每次我将救护车开到前线，看到那些被抬进车里的青壮年伤员，看到他们满身泥污、血肉模糊的样子，都会觉得惨不忍睹，难受之至。重伤员们通常都已奄奄一息，命悬一线，而那些伤势并不致命的人，也必须忍受长年累月的痛苦和治疗，才有康复的可能。

    有一个问题让我最是头疼，那就是寻找一名训练有素的助手，可以帮我操作X光拍片设备。当时，战争刚刚开始，X光拍片技术还非常罕见，所以几乎没有人懂得这方面的知识。而这种仪器设备如果操作不熟练的话，就很容易被损坏，或者是大大缩短其使用寿命，不久后就会成为一堆废品。但无奈处于战争时期，我们也没有办法要求严谨，让他们学会更多的医学知识，所以，但凡是上过学，头脑灵活一点，且稍微懂得一些电机知识，就可以去大多数的医院上岗了。如果对方恰好是大学教师、工程师或是大学生，那么稍加培训就成了合格的X光机操作员。不过，因为战争在进行，我只能聘请那些暂时不用服兵役的人，或者是在我工作的地方长住的人。但即便找到了这样的人，他们也有可能随时应征入伍，去前线战斗，如此一来，我就又要重新寻找新的助手。经历过种种不便之后，我想了另外一个办法，那就是培养出一批女性来当我的助手。

    我向卫生部提议，在当时刚成立的伊迪斯·卡维尔医院附属卫校增加一个X光照相科。1916年，我的建议获得了批准，镭研所组织了这个科室，并开始对学员们进行培训。整个战争期间，这个科室一共培训出了一百五十名女操作员。她们刚来到培训队时，基本上都只接受过初级教育，但她们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良好的教育，都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她们在那里学习基础理论和实习操作，包括一些解剖知识。她们从培训队毕业后，都成了合格的X光照相技师，并多次获得卫生部的赞赏。如果从她们所学习的课程来看，她们只能成为医护助手，但其中有一些人已经完全具备了独立工作的能力。

    通过战争期间的X光照相经历，在这一门医疗新技术上，我已经收获了丰富的知识与经验。我想把这些有用而可靠的知识分享出来，于是我便写了一本名为《放射学与战争》的小书。我希望以此阐释并证明：在医疗实践方面，X光照相技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除此之外，我还将其在战争期间的发展历程与和平时期的用途，都作了翔实的比较和说明。

    3.战争中的“镭”

    现在，我来谈一下镭治疗在战争期间的作用，还有镭研所创办时的情况。

    1915年，我当初存放在波尔多的镭已运回巴黎。当时，我完全没有空闲时间去做科学研究，所以只能把心思放在用镭治疗伤员上。不过，我们也有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任何人在使用镭进行治疗时，都必须保证，不能用光这种宝贵的物质。我们并不是用镭本身治疗，而是利用镭的射气。我们收集一定数量的射气之后，就会将它们交接给救护单位，由他们去合理使用。通常，一些大型医院才能进行镭射气治疗，每一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方法，相比直接用镭元素进行治疗，镭射气治疗方便许多也实用不少。但法国还没有建设国立的镭疗养院，而各家医院也不能自行供应镭射气进行治疗。

    我向卫生部提议，由镭研所提供玻璃管装的镭射气，按时按需提供给各救护单位。1916年，我的提议获得批准，一直到战争结束之后，这项镭射气服务还在施行。只是当时我没有助手，所有的镭射气玻璃管都需要我一人制备，过程必须心细如发，极其耗费精力。值得欣慰的是，通过这种治疗方法，有无数伤病中的战士及平民百姓得以延续生命和恢复健康。

    巴黎曾遭遇过严重的空袭，自此之后，卫生部就对制备镭射气玻璃管的实验室进行了严密的保护，以防再遭敌机的轰炸。制备镭射气玻璃管，就不可避免地要与镭接触，但这其实是要承担风险的，所以，还要想办法保护好制取人，尽量避免遭受射线的侵害（我曾多次感到身体不适，就是因为不小心受到了射线的照射）。

    4.安置实验室

    在战争期间，我主要的工作是医疗救护，但除此之外，我还做了其他方面的事情。

    1918年夏天，前线战势有变，德国的总攻失败了，于是我接受了意大利政府的邀请，去对意大利的放射性矿藏进行考察和测量。我在意大利停留了一个月的时间，终于获得了满意的答案，意大利政府也因此对这一问题进行密切关注。

    1915年，我把实验室搬进了皮埃尔·居里街的新建大楼里。但因为经费和人手的问题，搬迁过程并不顺利。我驾驶着那辆装备有X光照相设备的车子，一趟又一趟往返于新旧两地之间，然后像蚂蚁搬家一样，把实验室的仪器一点一点地搬到新地址。搬完了仪器设备，还要把它们分好类别，重新整理布置一遍。而且整个过程都只有我的大女儿和技师帮忙，但技师身体不好，经常生病。

    从开始搬迁的时候起，我就在考虑如何利用实验室周围的那一片小小空地，我希望全部用来种树。我始终认为，在春夏时节欣赏窗外的树影和草地是非常惬意的，可以让人在工作的间隙舒缓心情，获得平静。于是，在空地上能种树的地方，我种上了菩提树、枫树，还开辟出了几个种植玫瑰花的花圃。还记得巴黎被德军轰炸的第一天，我正好去了花市买花，回来后就一直在花圃里忙着种植，没想到几枚炮弹就落在了我的附近，将我吓得不轻，那记忆至今还清晰如昨。

    尽管经历种种困难，但新实验室总算是渐渐安置完毕。等到战争结束，部队士兵开始复员时，我们的实验室就基本准备好了。尤其让我感到欣慰的是，1919年到1920年开学时，学生已经可以入学。1919年的春天，我又在实验室专门为美国军人开办了一个特别培训班，由艾莱娜担任培训班的辅导员。这些军人都能用认真的态度努力学习。

    5.硝烟挥散

    和很多人一样，我在战争期间经历了人生中最为艰辛劳苦的日子，从来没有休假，除了去探望两个放假的女儿时，才稍微歇息两天。我的大女儿艾莱娜几乎舍不得休息，但为她的身体着想，我有时候也难免会强行要求她休息几天。当时她正在巴黎大学读书，一有时间就会和我一起去战地做医疗工作。我的二女儿艾娃那时还在读高中。在巴黎处于战火纷飞的情况下，她们姐妹俩都不愿意离开巴黎到乡下去避难。

    大战一共持续了四年多的时间，给国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毁坏，人类也因此遭受浩劫。1918年的秋天，通过各方面对恢复和平所付出的努力，停战协议终于签订了。但一直到今天，真正的和平都没有完全到来。我们庆幸残酷而恐怖的战争终于结束了，法国人民终于可以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但我们知道，战争所带来的毁灭式的损坏，是不可能一下子就复原的。人们的生活依旧水深火热，从前城市里那种处处祥和欢快的气氛，也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才能恢复过来。

    我们胜利了。这场用无数生命为代价换来的胜利，让我唯一觉到宽慰的就是，我的祖国，在历经长达一百多年的奴役和压迫之后，终于得以重见天日，获得了独立和自由。而这件盛事，正是我从小梦寐以求又不敢奢望的。现在，我居然能够在有生之年亲眼见证，这种激动的心情实在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波兰人民长期生活在镇压和打击中，但我们热爱祖国、忠于民族、勇于斗争的精神始终不曾熄灭，在经历整个欧洲的战火和风暴之后，终于重获自由身，这是每一位波兰人的胜利和自豪。波兰人民多年以来苦苦追求的自由之梦终于实现了。在这举国同欢的时刻，我再次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首都华沙，见到那些多年未见的亲朋好友，不禁心潮起伏，感触不已。华沙已经成了新成立的波兰共和国的首都，但经过这么久的打压，要重建一个共和国谈何容易！其他的暂且不说，单是重新组合各种政治力量，就要面对许多意想不到的阻难。

    这时的法国到处都是废墟，城市千疮百孔，人口减损无数。这些都是战争的后遗症，是短时间内没有办法消除的，只能慢慢地进行修复，然后到达正常的状态。每一个实验室都是如此，包括我们的镭研所在内，全都只能一点点地去恢复元气。

    那些在战争期间建立的X射线医疗组织，战后依然有一部分存在，在卫生部的坚持下，X射线医学卫校被保留住了。镭射气的供应工作不仅没有停止，反而随着供应需求的增长扩大了规模。不过，这项工作我已经在战后转交给巴斯德实验室了，将由其主任瑞戈博士负责。后来，他们将这一项业务发展成了全国性的大型镭治疗事业。

    战争结束后，职员们和学生们也陆续复员。我重整了实验室，让研究工作慢慢走上正轨，但由于国家财政方面的困难，这时想要寻求更好的发展并不容易。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建立一家独立的镭疗（在法国称为居里疗法）医院，才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另外，在巴黎郊区，还可以建立一个实验分所，那里有大量的原矿石等着实验分析，还能让我们人类增长对放射性元素的认识。

    我已经不再年轻，精力也不比从前。这让我不得不经常独自思索，虽然政府方面开始对我的实验室进行资助，而且我们也时常会获得一些私人捐赠，但我真的没有把握，自己还能不能为后辈建起一座镭学研究院，一方面可以了却皮埃尔·居里的遗愿，另一方面则可以造福人类。

    皮埃尔和我，自始至终都拒绝从自己的科学发现中获取物质和利益。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毫无保留地迅速公开提取镭的方法。我们一直没有申请专利，也从没向那些用它来牟利的企业家提出任何权益方面的要求。镭的提炼和制取都极其精细，极其复杂，但我们已经将具体的方法公布天下。也可以说，是我们迅速又详尽地公布了这种提炼方法，才让镭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到现在为止，制镭工业中所运用的方法和程序，还是我们当时制定的，包括在提炼过程中所采用的矿石处理和部分结晶的程序，也都源自我们以前在实验室里所采用的方法，只是现在的仪器设备要比我们当时的更为先进。

    皮埃尔和我把提炼制取的镭，全都赠送给了我们的实验室。因为矿物中镭的含量极少，所以价格也就非常昂贵，加上它又可以用来治疗一些疾病，因此镭工业获利颇丰。我们如果不放弃从发现中所应得的利益，也就是不放弃大量的财富，我们的儿孙们就会成为富翁。但我们没有过多考虑这些，只是经常有朋友好心提醒，让我们应该真正地为大局着想。他们看起来理由很充分，他们说，如果你们不放弃本该属于自己的权益，那么你们就不用像现在一样，过得如此举步维艰，因为你们早就有足够的财力，去创建一座设备精良又齐全的镭研所了。确实如他们所说，我们总是在经历重重艰难，以至于不能顺利地进行研究。但即便是这样，我依然对我们一开始就坚持的决心笃信不疑，我相信皮埃尔和我的做法是正确的，是为全人类考虑的。

    我承认，人类需要注重实际利益的人，他们努力勤奋地工作，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奋斗，这其实是遵循了人类的普遍利益。但是，人类毕竟还有一部分心怀理想主义的人，他们追求的是大公无私的崇高境界，对于自身的物质利益根本无暇顾及。这些追求理想主义的人因为无意于物质享受，也就失去了物质享受。但是，我依然觉得，一个完善的社会体制，应该为这些人的研究经费和个人生活提供基本的保证，让他们可以在自己的科学研究领域里，心无旁骛地沉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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