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具慧眼的曾伯乐
要想做大事业，用人是关键。你可以不会做具体事情，但是不可以不会用人。在用人方面，曾国藩主张“广收”“慎用”。他声称：“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之处。”为什么要慎用？因为“人不易知，知人不易”，慎用的核心是量才器使。“徐察其才之大小而位置之”，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薛福成称曾国藩“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誉，量才录用”。曾国藩获得“有知人之明”的赞誉，就因为他慧眼识人，又因材使用。
认人、识人是做到量才器使的前提。他指出：“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辞，初非当日预定之品。”把有一定能力或有一定成就的人誉为“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甚至神化，无疑是认识人才上的一种片面性。因此，衡量人才要不拘一格，判断事情要不苛求，不因木材腐朽就弃置不用，不频繁撒网就有失去捕抓大鱼的机会。重要的是善于去认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可苛求全才，“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他写信给弟弟说：“好人实难多得，弟为留心采访。凡有一长一技者，兄断不肯轻视。”有材不用就是浪费；大材小用也有损于事业；小材大用则危害事业。曾国藩说：“虽有良药，假如不是对症下药，那么也形同废物；虽有贤才，如果没有发挥其作用，那么与庸俗之辈无什么两样。栋梁之材不可用来建小茅屋。牦牛不可用来抓老鼠；骏马不可用来守门；宝剑如用来劈柴则不如斧头。用得合时合事，即使是平凡的人才也能发挥巨大作用，否则终无所成。因而不担心没有人才，而担心不能正确使用人才。”
随时对人加以考察，从细微处入手，这样才可以做到“慎用”。曾国藩说：“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就是说，要对下属的办事情况和言论情况同时进行考察，而曾国藩尤其注重部下的建言。当时，“考九卿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曾国藩说：“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通过建言，上司可以收集思广益之效，也可以借此观察下属的才识程度，确实是个一箭双雕的好办法。
曾国藩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所上的广开言路的奏折，固然是针对咸丰帝下令求言的应时之作，同时也隐约反映了汉族官员要在满清王朝申获得更多的“伸张”机会的萌动。在同一份奏折中，曾国藩提出了对人才的“甄别”，他把它归之于“培养之方”中。
曾国藩本人很注意考察人才，对于僚属的贤否，事理的原委，无不博访周咨，默识于心。据《清史稿》记载：曾国藩“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惊然，退而记其优劣，无或爽者。”而且，他阅世愈深，观察愈微，从相貌、言语、举止到为事、待人等等，都在他的视线之内。据说，曾国藩颇知麻衣相法，有一首流传的口诀，传闻是他写的：“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又有四句：“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著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虽然曾国藩的有些看法非常唯心，但“端庄厚重”的气度确是用人中的一条重要参考标准。
侠士江忠源
《三国演义》里的关云长，义薄云天，以至于被后世称为神。尤其是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妇孺皆知，老少咸闻。其实，江忠源也有过千里走单骑的经历，而且不只一次。清代道光年间，新化籍举人邹柳溪病逝于北京，江忠源护送其灵柩由京返湘。后来，湘乡籍举人邓铁松在北京患了肺病，死在回湘途中的河北献县，又是江忠源负责料理后事，并护送其灵柩回到家中。献县到湘乡三千多里路，北京到新化就更要远一些，陪伴着一个死人，一路上或舟车或步行，风餐露宿，其间的艰辛险阻可想而知。江忠源的两次义举，使得他的名声大播京城。曾国藩称之为“真侠士”。当时京城对湖南有此奇人也无不敬仰。
曾国藩见了江忠源后，认定此人将来一定会为国家立下大功，可能会死于节义。后来的事情果然都验证了曾国藩的话。
道光二十八年，江忠源本丁父忧在籍，太平军举事，江忠源在老家新宁募五百兵士，号为“楚勇”。先是平息了本地瑶民雷再浩的造反，后来开赴广西前线与太平军正面交锋。咸丰元年十一月，和赛尚阿一起围堵太平军于永安。由于赛尚阿指挥错误，致使太平军从永安突围逃脱。咸丰二年二月，太平军从水路进攻湖南，江忠源率楚勇赶到全州蓑衣渡，在此伐木作堰，横江拦截，致使太平军在蓑衣渡一战中损失惨重。清军击毁太平军所有船只，太平军的“开国元勋”南王冯云山也在此役中被炮击中身亡，取得了清王朝与太平军作战史上第一场大捷。江忠源名气大震。
咸丰二年十月，太平军围攻长沙，江忠源赶到长沙支持张亮基。此时的长沙不仅兵微将少，仅有的数千绿营兵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力可言。从各地赶来增援的兵士也各自为政，或不听调度，或无事生非。张亮基在危急之中看到江忠源的楚勇却是另外一番气象，其军不仅秩序井然，而且号令严整，张不禁大为感慨，以为是到了当年的“细柳营”。
张亮基和他一席谈话，发现江忠源不仅善于打仗，而且颇有谋略。江忠源分析太平军实力其实并不可怕，之所以让太平军频频得手，关键就在于朝廷兵将多年不曾打仗，一闻大兵压境便举止失措，指挥失误，缺少全局观念。应该说，这一分析是非常恰当到位的。
太平军在围城一段时间后，采取了挖地道的方式，几乎攻破长沙城防。在左宗棠的指挥下，江忠源率士兵坚持抗击，终于在天心阁下，将太平军的又一“开国元勋”西王萧朝贵一炮打死，迫使太平军连夜弃长沙逃往别处。
诛杀南王和西王，江忠源之功非同小可。不久，江忠源即出任湖北按察使。
咸丰四年，江忠源出任安徽巡抚，成为湖南办团练而迅速崛起升至高位的最早一人。江忠源早年本是一个风流浪荡公子，不想后来改过自新，成为京湘两地士人中有名的侠义举人。江忠源的成功为湖南士人树立了一个弃笔从戎、立功军旅的好榜样，并激起了湖南士人建功立业的热情。
正是这样一个江忠源，与曾国藩相交甚好，由于有在京城的经历，曾国藩格外赏识他。他也不负所望，为谢曾国藩的知遇之恩，江忠源在历次给朝廷的奏折中陈述曾国藩办团练的业绩，尤其重要的一点，是设法为曾国藩扩军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咸丰四年（1854年），正当曾国藩率湘军水陆进军出师入鄂之际，时任安徽巡抚的江忠源奉旨进驻庐州，阻击石达开率领的西征军。太平军将庐州重重围住，以地雷攻破庐州城，江忠源身受重创，自坠古潭而死。年仅四十二岁，应验了曾国藩十年前所预言的“以节义死”。
江忠源死后，清廷追赠他为总督，谥“忠烈”。曾国藩闻听恶信，心中如折了一根支柱。心里空落许久，方为他撰一挽联：
百战守三城，章贡尤应千世祀；
两年跻八座，江天忽报大星沉。
儿女亲家罗泽南
曾国藩手下有两员得力干将，一位是江忠源，另一位就是被人称为湘军儒将、悍将的罗泽南。
初办团练的曾国藩可以说是白手起家。他所恃者无非就是二品侍郎的空衔，以及当年在京城里开创出来的海内人望。但论实力，曾国藩几乎是一张白纸。
曾国藩到长沙的第一步，就是把他的老乡罗泽南拉了过来。对于这个罗泽南，任何谈论曾国藩的人都不可回避地要谈及他。曾国藩为什么会看中罗泽南？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时的罗泽南，手里有一支千余人的武装。在老家时，曾国藩曾与他交谈过，善于识人的曾国藩之所以应允墨绖（dié）出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有了罗泽南。
罗泽南比曾国藩还要大三四岁。他字仲岳，号梅泉。现今湖南双峰县石牛乡人。因其家住在罗山山麓，故又称之为罗罗山。
和当时许多其他湖南士人不一样的地方，罗泽南的家境可能是最差的了。一些史志上都记载，罗泽南的家境情况是“家酷贫”，“大父拱诗屡典衣市米，节缩于家，专饷于塾”。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要靠典当家里的衣服来买米的地步，节衣缩食，为的是什么？是供罗泽南读书。
罗泽南读书用两个字概括就是“苦读”。夜里没有煤油灯，他就把书拿到月光底下去读，累了就地露宿。十九岁那年，母亲去世，再过一年，祖父、兄嫂相继死去；二十九岁时，长子、次子、三子先后死去。他屡遭丧亲的打击，十年间死了十一个亲人。道光十五年，大旱，罗泽南考试回来，到家已是半夜，正要敲门，听到妻子在放声大哭，一问方知三个儿子都饿死了。这样的情景只有诗圣杜甫有过类似的经历，恐怕再找不出第二个比他更命苦的士子了，但越是受到打击，罗泽南的心更坚、志更大。“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这正是孔子圣人所说的“忧道不忧贫”的典型了。直到三十三岁才得以“补县学生”。
从十九岁起，罗泽南开始自己谋生，在县内各地开馆讲学。他所讲的内容和方法都不同于一般的塾师，他除了教人识字开蒙，应试科举之外，还教人静心养性，练习跳高和拳棒。上午讲学，下午操练。这种方法竟然招来了不少学生，如后来在湘军中冲锋陷阵的李续宾、李续宜、王錱等湘军名将，都是罗泽南的弟子。道光二十四年前后，曾国藩的两个弟弟曾国华和曾国荃兄弟一面在城南书院读书，一面附课于罗泽南处。咸丰元年，得以举孝廉方正。可见，饱学之士也不一定科举顺利。此时的曾国藩已是朝廷二品大员。然而，相形之下，罗泽南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穷年汲汲，究心洛闽之学，“宗周敦颐而著《太极衍义》”“宗张载而著《西铭讲义》”。周敦颐是湖南学界祖辈，理学开山；张载是湖湘学派先师。故泽南成为湖南士人的典型，同时也是极具湖湘性格的士人。
咸丰二年，太平军从广西窜入湖南。罗泽南以一介书生在乡操办团练，带领自己的弟子一班人组织起一千多人的队伍。正如他所说：“余以一介书生，倡提义旅，驱驰于吴、楚之间，而其一时之同事者，及门之士居多。共患难，履险蹈危，绝无顾惜，抑何不以厉害动其心耶？当天下无事之秋，士人率以文辞相尚，有言及身心性命之学者，人或以为迂。一旦有变，昔之所谓迂者，欲奋起而匡之救之，是殆所谓愚不可及者欤！亦由其义理之说，素明于中故。”他拉起这支队伍，是要把自己平生所学化为匡救时难的经世之功。也正是这支队伍，给曾国藩增添了建功立业的信心，而曾国藩的赏识和提携，也为泽南提供了一个把自己平生所学发扬光大的平台。所以在后来的征战中，罗泽南成为曾国藩最坚定的助手和沙场先锋。
三国里面的关羽，作战之余爱读《春秋》。泽南颇有此儒将风范。在湘军中除曾国藩之外，罗泽南也是一个将读书之风带到军营里的将领。白天鏖战疆场，夜晚则在营帐读四书。前后身经大小二百余战，常以坚忍而胜。时人问及他制胜之道，他回答说：“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左氏》‘再衰三竭’之言，其注脚也。”
向来只闻读兵法可以打仗，从来不闻读《大学》也能打仗的。可见罗泽南读书颇有一套心得，而不是读死书。他的弟子李续宾，自负臂力，精于骑射，能征善战，而甘心在一个穷教书匠手下“折节受学”，若不是罗泽南有非凡的人格魅力，何以驾驭得这样一个悍将？后来，曾国藩对李续宾有过评价，其中之一便是一个“静”字。可见，李续宾深得罗泽南之学，不愧为罗泽南高足。
正因为这样，曾国藩出山之后，首先想到的便是罗泽南。后江忠源在南昌被太平军围困，致书曾国藩求救，曾命罗泽南率二千人前往，因立功官升同知。后又在衡阳协助曾国藩改组湘军。此后一直跟在曾国藩身边，和塔齐布一起，成为曾国藩的左右臂膀，最亲信的一支。后来，两人还结成儿女亲家，可见其关系非同一般。
咸丰五年，罗泽南随曾国藩出师江西，久攻九江不下。曾国藩爱将塔齐布因此呕血而死。而太平军又在猛攻武昌。此时罗泽南向曾国藩建议不如暂时放弃九江、湖口，要打破当前僵局，变被动为主动，不如回军上游，占据武昌，打通江西与湖北之间的通道。
事实证明了罗泽南的建议是非常正确的，但曾国藩爱才心切，生怕罗泽南有什么闪失，便不让罗泽南远走，考虑再三，才派他率军回援武昌，还把自己的好友刘蓉派去做他的助手。这时湖北巡抚正是胡林翼，罗泽南和他一起合力作战，进攻武昌，取得大破太平军的胜利。眼看武昌不日即可攻下，罗心里惦记江西战事和困在江西的曾国藩，加紧了攻城的步伐，企图一举成功，然后挥师回援江西。咸丰六年三月，在一次攻城之战中额上中弹，仍然坚持作战。五天后伤势加剧，不治而亡。临终之前，命人取纸墨，写下：“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写罢，握住胡林翼之手，说：“死何足惜，恨贼未平。愿以兵属迪庵（迪庵是李续宾的字）。”说罢撒手而逝，年仅五十岁。
得到罗泽南的死讯，曾国藩如五雷轰顶。是时3月，劲草已肥，春华未发。“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他在家书中说：“吾邑伟人，吾店首功，何堪闻此”。清廷追封他为骑都尉，谥“忠节”。
从胡林翼的两副挽联中可以看出，罗泽南的死对湘军的损失是巨大的，影响也很深远。
其一是：
上马杀贼，下马著书，仗大力撑持，真秀才，真将军，真理学；
前表出师，后表誓志，痛忠魂酸楚，有寡妇，有孤儿，有哀亲。
其二是：
公来使我生，公去使我骇，公逝使我悲，七尺躯系天下安危，存宜尸祝，殁宜尸祝；
贼至还他战，贼退还他守，贼炽还他死，一腔血酬半生知己，成亦英雄，败亦英雄。
左宗棠的挽联则云：
率生徒数十人转战而来，持三尺剑，著等身书，亦名将，亦纯儒，独有千秋，罗山不死；
报国家二百年养士之德，复州六城，杀亿万贼，是忠臣，是良友，又溺一个，湘水无情。
两年前，曾国藩的爱将江忠源死节于战场；两年后，他的另一位爱将罗泽南又战死沙场。从某种意义上说，曾国藩两位爱将的折损，无异于折断了他的左膀右臂。
第一门生李鸿章
曾国藩的幕府，实际上等于是一个不挂牌的人才培训基地。很多人都像李鸿章一样，在曾国藩这里得到历练，得到提高，然后走向全国承担军政重任。
李鸿章（1823—1901年），号少荃，安徽合肥人。曾国藩认识李鸿章是在京师做官时。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同时考中进士，在那个时代叫做“同年”，同年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就好像现在的老同学一般。李鸿章自幼天资聪颖，才华横溢，功名心也非常强烈。
1843年，李鸿章入京参加乡试（考举人）。意气风发的李鸿章赋诗道：“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第二年，他顺利考中了举人，此时的李鸿章只有二十一岁。当时曾国藩的文章道德学问在京师已经小有名气，李鸿章进京不久，就以同年之子的身份拜访了曾国藩，并拜曾国藩为师。
曾国藩一见李鸿章，便判断他将来是个可成大器的人，再加上很喜欢李鸿章的诗文，因此，李鸿章得到了曾国藩的悉心指点。指点的内容，除了作诗作文外，主要是义理、经世之学。师生二人气味相投。李鸿章在家信中，常称曾国藩为“曾夫子”，并说他与曾国藩“朝夕
过从”。
1852年曾国藩离京后，李鸿章便与他的老师分别了。他回到安徽办团练对抗捻军，但几经辗转，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靠山，也没有多大成就，很不得志。曾国藩早知道他这位学生的才干，这时仍在曾国藩幕府的李瀚章又推荐其弟。于是曾国藩多次致函邀李鸿章来帮忙。
1859年1月，正当曾国藩为三河之败心情郁闷时，李鸿章来到建昌大营，专门来投靠曾国藩。
号称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的薛福成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傅相（李鸿章）闻曾文正公督师江西，遂问道往谒焉。谓文正笃念故旧，必将用之。”不料“居逆旅几一月，未见动静。此时在文正幕府者，为候补道程桓生尚斋、前翰林院庶吉士陈鼐作梅、今江宁布政使举人许振棉仙屏。陈鼐与傅相本系丁未同年，傅相使往探文正之意，不得要领。鼐因言于文正曰：‘少荃以昔年雅故，愿侍老师，藉资历练。’文正曰：‘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此间局面窄狭，恐艨艟（méng chōng）巨舰，非潺潺浅濑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职？’鼐曰：‘少荃多经磨折，大非往年意气可比，老师盍姑试之？’文正许诺。”
薛福成还说，这是曾国藩知道李鸿章才气不羁，所以故意这样做，目的是要稍挫李鸿章的傲气。
《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的作者李鼎芳还把此事作为曾国藩历练人才的办法。
薛福成记述的这件事为许多书籍多次引用，但此事的记载可能有相当的误差。据曾国藩致曾国潢等的家书，李鸿章系于阴历十二月初十日（1859年1月13日）抵达曾国藩大营。而据曾国藩的日记，此前十一月二十五日（1858年12月29日），曾国藩听说李鸿章已过广信，即将来营会晤，正为曾国华和李续宾新丧悲伤的曾国藩“为之欣喜”。李鸿章到曾国藩大营的当天下午，曾国藩便与之“久谈”，晚上又与李鸿章、王闽运谈至三更。次日，又与李鸿章谈江南大营统帅和春及继江忠源任安徽巡抚的福济（时已调京）的情况。此后数日，曾国藩天天与李鸿章叙谈，并且不是一般的闲谈，如十三日（1859年1月16日）曾国藩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他们的所谈内容为“论江南北各路军务”。
曾国藩因为他有清醒的头脑，能够洞察全局，又能随机应变，所以不断对他委以重用。李鸿章到曾国藩营刚好一个月，曾国藩便命他赴淮北招募训练骑兵，以便将来对付常与太平军联合作战的捻军。事情虽因淮北局势动荡而没有办成，但这充分显示了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器重，似乎没有故意冷落以折李鸿章傲气的举动。
曾国藩起初让李鸿章负责文书，稍后命其批稿、起草奏折，李鸿章来到曾国藩幕府不到半年，曾国藩便让他与曾国荃同去攻打景德镇。曾国藩不是叫他带兵打仗，也不是叫他一般地做参谋，而是交给他一项极为特殊的任务。曾国藩在信中如此说：“阁下此行，其着意在察看楚军各营气象，其得处安在？其失处安在？将领中果有任重致远者否？规模法制尚有须更改者否？一一悉心体察。”曾国藩让他做的，全是大政方针，是关乎全局的问题，是把他当作大才来历练的。信中还说：“阁下宏才远志，自是匡济令器，然大易之道，重时与位，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与于其间。”一方面肯定李鸿章的才干，一方面又叫他不必急于马上出人头地，而是要耐心等待时机。
一个人，一生的事业能否成功，不仅仅要靠个人天分和才干，还要有相当的机会和客观环境。如果世上没有伯乐，纵然有千里良马，也只能埋没于乡间田野之中。何况千里马既需要人发现，也还需要有人加以训练，才能成为真正的千里马。李鸿章是幸运的，他是千里马，曾国藩是伯乐。曾国藩这个伯乐发现了李鸿章这匹千里马，并且，曾国藩还善于养马、驯马。李鸿章是个有才干的人，但如果他继续在安徽游荡而不是到曾国藩幕府，他可能一辈子也做不了什么大事。而经过在曾国藩幕府的历练，他的生平事业也就从此开始了。
举荐“宿敌”左宗棠
龚自珍曾仰天长叹：“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曾国藩也曾感慨国中无人，他认为，中国若不想与外国列强讲和，就得有四五个得力的大将，他数来数去怎么也数不出来。正因为如此，他才对人才倾注了较多的心血。只要这个人确有所长，哪怕给他的印象并不好，甚至与他心存隔阂，曾国藩都不惮任用和举荐。大至总督，小至营哨，曾国藩举荐和扶植的人才不可计数。可以说，发现人才是一个成功领导者的首要本领，其价值往往超过了所发现人才的价值。
曾国藩认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应该为国家举荐英才。他三番五次地说：“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并说：“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曾国藩之所以善于选将，皆因其知人晓事。蔡愕所辑之《曾胡治兵语录》于曾国藩知人晓事之说，甚表赞同。其言曰：文正公谓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为职，且以能知人晓事与否，判别其为君子小人，虽属有感而发，持论至为正当，并非情激之说。用人之当否，视乎知人之明昧；办事之才不才，视乎晓事之透。不知心则不能用人，不晓事则何能办事，君子小人之别，以能否利人济物为断。苟所用之人，不能称职，所办之事，措置乖方，以致贻误大局，纵曰其心无他，究难为之宽恕也。
曾国藩的保举，主要有汇保、特保、密保三种，它反映不同的情况、级别、待遇。湘军每打一胜仗，曾国藩就办一次汇保之案，在奖励作战有功人员的同时，也以劳绩奏保一部分办理粮台、文案、善后诸务的幕僚。
按照惯例，各省督抚每年年终要对司、道、府、县官员进行秘密考核，出具切实考语，“以备朝廷的酌量默陆”，故清政府对此极为重视，“措词偶涉含糊，即令更拟”，官员的升迁降黔皆以此为据。战争期间，清政府基本上仍沿用此法，虽候补官员汇保甚滥，但实缺官员的补授则非地方督抚出具的切实考语不可。因这些考语是秘密的，任何人不得外泄，所以，这种考核办法及其考语，称为密考。而依照此法保奏官员即称为密保。也因为这一点，汇保一般只能得到候补、候选、即用、即选之类，而只有密保才能得到实缺官员，所以，曾国藩欲保奏实缺官员，就只有密保。
荐举人才曾是封建社会中任人为官的一种制度。如汉代采用“察举”制选才，就是各地方官员以一套选人准则选拔人才，进而推荐给朝廷任官；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九品中正制成为选才任官的准则，这种任官方法也是由专门的官员去查访各地贤良，然后依标准划分为上中下三六九等，依次授予相应官职；只是到了隋唐，科举制度大兴，这种荐举人才的方法就渐渐走出了历史舞台。到了封建专制达到顶峰的明清时期，科举取士已然僵化，毫无生机，八股取士，往往只能取到一些死读书、读死书的书呆子，根本不能用以经世致用。
晚清以来，内忧外患不断，选才自然也有变通，因而曾国藩大胆举荐人才。
曾国藩在举荐人才时，从来不忌讳个人间的嫌隙，他举荐任用左宗棠，便是很好的一例。
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自称“今亮”，语言尖锐，锋芒毕露，二人甚是不合。但曾国藩爱惜其才，虽二人交恶，仍多次举荐。
左宗棠比李鸿章晚到曾氏幕府一年半，当时的军事形势和曾国藩本人与咸丰十年三月的情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咸丰十年春夏之交，中国国内到处是紧张而复杂的局势，英法联军正陈兵大沽口，对清朝廷的首脑机构构成了严重威胁；闰三月，清军江南大营遭到了第二次惨败，主帅和春受伤病死，太平军相继攻克了江苏的富庶之地苏州、常州；太平军为解安庆之围，在头一年八月就开始了夹江进击的第二次西征，胜利推进。环视内外，曾国藩感到运筹帷幄，志在必得，他已意识到，朝廷必定会把剿灭太平军的任务放在自己肩上。他的部属更是举杯欢庆，对江南大营的溃败，一个个都感到兴奋异常。左宗棠闻而叹曰：“天意其有转机乎？”别人问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他说：“江南大营得此一洗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他们不顾同伴的失败，却只想到失败带给他们的好处。胡林翼说得则更为露骨：“朝廷能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
所以，在这样的情势下，到曾氏幕府不久的左宗棠，便得到了曾国藩的举荐，于四月二十日奉上谕，“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而在曾氏幕府多待了一年多的李鸿章，在这年五月才被曾国藩派去做淮扬水师的组建工作。
左宗棠初到曾国藩宿松大营的时候，认为作为一名君子，不可以被人再三侮辱，死于小人还不如死于盗贼，因而想在曾国藩手下做一营官，既满足了自己讨贼的心愿，又可以使自己策马扬鞭，冲锋在前。当时，曾国藩和左宗棠的想法是不一致的，在给骆秉章的信中曾国藩这样写道：“左季翁自领一队之说，侍劝其不必添此蛇足，今已作罢论矣。”但曾国藩接到咸丰帝的寄谕，征求他的意见：“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襄办团练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曾国藩这才改变了原有的想法，叫左宗棠另外带领一队湘军。左宗棠原打算募2500人，曾国藩的意见却是让他募5000人。
左宗棠在宿松只待了二十多天，因为儿子病情很严重，他提前回到湖南。曾国藩的本意，是叫他募勇对安徽的兵力进行支援，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却这样说道：“苏州既失，为公计者，宜先以偏师保越为图吴之计”，“是制此贼，必取远势，而不能图速效”。又说：“先将江西兵事、饷事逐为经划，亦当务之急也。”这个计策实际就是“保越图吴”，尔后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长期运用了这一战略。左宗棠在湖南招兵买马，将以前大批的湘勇集合在一起，又收聚了王錱的旧部，共得5804人，被称为楚军。这年八月间，他率楚军经醴陵直趋江西，先在江西东北部和东部与太平军进行了几次交锋，随后转战到了浙江。
太平军在战略上也作了相应的调整。自安庆失守后，李秀成便把兵力全部集中到了江浙。从江西东向的侍王李世贤部及从广西回师的石达开旧部，几乎遍布了浙江全省。十一月二十八日，李秀成带领太平军一举将浙江省会杭州攻克，巡抚王有龄万般无奈，只得自杀。在这之前，十月十七日、十月十八日、十月二十三日，清廷曾发三次廷寄，谕令左宗棠马上赶到浙江去，负责军务的督办。曾国藩等于十月底做出决定，十一月十六日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臣等往返熟商，即请左宗棠督率所部进援浙江，并将驻防徽州之臬司张运兰，驻防广信之道员屈蟠，驻防玉山之道员王德榜、参将顾云彩，驻防广丰之道员段起各军，及副将孙昌国内河水师，均归左宗棠就近节制调度。兵力稍厚，运棹较灵，于援剿浙、皖之时，仍步步顾定江西门户，庶于三省全局有裨。”
当时，曾国藩作为两江总督，原本只是负责统率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清廷因为对曾氏集团的依赖，又于十月十八日下发明谕，上述三省除外，“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杭州将军瑞昌只是负责浙江军务的帮办。但曾国藩于十一月二十五日给朝廷的奏折中说：“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办浙省，可取决于呼吸之间。”又说，左宗棠“其才实可独当一面，应请皇上明降谕旨，令左宗棠督办浙江全省军务，所有该省主客各军，均归节制。即无庸臣兼统浙省”。曾国藩深感朝廷对自己有太重的依赖，给了他太尊贵的权位和太多的期望，令他感到有些畏惧，因此不敢控制四省，恐怕自己会犯下过错；另一方面，也说明曾国藩当时给予左宗棠的信赖与倚重也是非常多的。
左宗棠此时在广信负责驻防工作，他根据“宁肯缓进，断不后退”的原则，率军至婺源，又分兵解除了徽州的包围，使后方得到了巩固。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日、十四日、十六日，朝廷又连发四道谕旨，催促左宗棠赶快带兵赶到浙江。同治元年正月十五日，左宗棠才从江西东北边境和皖南边境翻山越岭，历经千辛万苦进入到浙江省西北部开化县，迫使太平军退到遂安方向。其后，左宗棠根据曾国藩的以衢州府作为控制全浙的根据地的战略决策，于五月初四日攻占衢州，以衢州为基地进夺全浙。八月，蒋益澧带领八千多名湘军从广西开至衢州，左宗棠部的人数增到了一万六千名之多。他们由南向北逐渐推进，太平军顽强地抵抗了这种推进行动。
经过一年多的双方拉锯，直至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五日（1864年），左宗棠在法国军官德克碑的不败之师的帮助下，才最后把杭州攻下。双方又争夺了几个月，到这年八月下旬，左宗棠的楚军基本上占领了浙江全境。左宗棠攻占杭州后不久，在三月十八日，朝廷命曾国荃补授浙江巡抚，左宗棠补授闽浙总督，同时仍然担任浙江巡抚的职务。
此时，左宗棠在官场已经站稳脚跟，在清廷有了一定的地位。他与曾国藩的地位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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