剿捻有心无力
历朝历代的封建王朝统治期间，均有前朝的余党残兵来反对他，攻击他，清朝统治时期也有很多。本书中所提到的，除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外，还有捻军。“捻”是康熙年间以来一直存在于民间的群众反清团体，主要活动于山东、河南、江苏、安徽一带，由于受到清政府的残酷镇压，它的活动一直处于秘密、半秘密状态。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他们大受鼓舞，乘机而起，在各地组织军队，发动起义，反对当地贪官酷吏的暴政，杀富济贫，成为太平军的忠诚盟友。
太平天国被镇压以后，捻军也闻讯沮丧，军心动摇，组织涣散，濒于瓦解状态。僧格林沁和官文乘机进攻，捻军的主力部队被歼，只剩下两支小队伍。一路退到陕西南部，一路在赖文光的领导下转战于湖北、河南等地区，继续坚持斗争，给清政府以极大威胁。
清政府一边命左宗棠入陕镇压捻军，一边派僧格林沁率部围攻赖文光率领的这支劲旅。僧格林沁乘着蒙古贵族的虚骄之气，以为很快就可将捻军消灭，于是采取穷追不舍的战术。而赖文光看准了僧格林沁的弱点，便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每天拖着对手兜圈子，消磨清军的斗志，将他们胖的拖瘦，瘦的拖死。最后，僧格林沁步兵掉队，骑兵离散，他自己则率领少数精锐骑兵，脱离大部队，死死追踪。捻军抓住时机，布下天罗地网，将僧格林沁的部队一举歼灭，其本人也被当场击毙。
僧格林沁的覆灭，使清政府极为惊恐，清政府大惊之下于1865年5月26日到5月31日，短短的五天之内，连发五道谕旨，任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率领所部各军，星夜出发前往前线督战。
此时的曾国藩早没有当年那么强烈的功名之心了。他已经是功成名就，位列甲侯了。虽然自己不想出战，但是皇帝既然下令，焉有不出之理。
1865年6月18日，曾国藩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拖着老病之躯，由南京登州率裁军以后剩的六营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勇二万多人北上。9月23日，抵达徐州前线。
在对付捻军的问题上，曾国藩并没有像僧格林沁那样对他们穷追不舍。捻军的特点是以骑兵为主，长于流动作战和游击战，行动迅速。他针对捻军这样的特点，提出了“重镇设防”，“布置河防”，并结合“查圩”的政策。
所谓重镇设防，就是以重兵把守安徽临淮、山东济宁、河南周家口、江苏徐州四个重镇，并在捻军经常出没的蒙城、亳州等地驻扎少量兵力对其进行阻击。这样，捻军每到一处，各镇驻兵就可以迎头击之。清军以逸待劳，每每打得捻军措手不及。
所谓布置河防，就是东以运河为防线，西以沙河、贾鲁河为防线，由曾国藩派水师与淮军会防。曾国藩企图用这个方法阻止捻军进入山东、河南西部，在运河与沙河之间的地区将捻军消灭。
但由于捻军东奔西至，飘忽不定，曾国藩在与捻军的交锋中发现，自己只将兵力驻在几处截击很难奏效，于是又出新招，只留一部分作战能力不强的军队驻守各镇，其他战斗力强的军队大多数为游击师，对捻进行拦截和追击。这样，又将重镇防守和拦截追击结合起来，不让捻军有从容歇脚之地。
为了对付捻军，曾国藩想到了各种办法，他还把重镇设防、布置河防与“查圩”相结合。“查圩”，就是以清查户口的形式来切断捻军同老百姓的联系，肃清潜在的革命力量，使之不能在老百姓中立足，从老百姓那里得到补给，这是曾国藩搬用他在湖南办团练时的老方法。曾国藩规定，老百姓见到捻军到来必须坚壁清野，断绝供应给他们粮食。而在湘军、淮军到来时，则要源源不断地把粮食等物品供应上来。对于那些参加捻军或与捻军有联系的，注入“莠民册”，情节严重的不仅要杀头，还要连坐，即一人犯罪，牵连好几家。对于那些从来没有和捻军有过联系的注入“良民册”。
曾国藩严令各地查圩的人以“通贼”的罪名多抓人，多杀人。
尽管曾国藩绞尽脑汁，制定出来这样一条自以为十全十美的战略方针，但他所率领的湘军、淮军在战场上还是节节失利，根本无法阻挡捻军神出鬼没的攻势。1866年9月，赖文光与张宗禹部在河南中牟会师，将曾国藩苦心经营近一年的千里河防摧毁，曾国藩剿捻宣告失败。
曾国藩剿捻不利让他的政敌们有了可乘之机，他们以此为借口，对曾国藩大加攻击。清政府见他连战无功，也连连降旨对他严加斥责。曾国藩忧愤成疾，上疏请求辞职。清政府也怕他在剿捻过程中再一次强大起来。于是改派李鸿章为钦差大臣，节制湘军和淮军，接替曾国藩的职位负责剿捻，曾国藩仍然留任两江总督。
曾国藩这次剿捻的失败，完全是人为因素造成的。首先是参加剿捻的湘军，其精神状态已远非昔日可比，他们攻克天京时就已锐气全消，纪律松弛，日渐腐败。当听到要随曾国藩北上剿捻时，他们一来耐不住北方的天气寒冷，二来也没有什么进取心，不想再受行军打仗之苦了。所以纷纷请假，竟然没有一个人自愿到北方去打仗。由此可见，如此一支疲懒之师，怎么能对付得了纵横飘忽，英勇善战的捻军呢。
其次，曾国藩这次领兵剿捻所率军队是由湘军和淮军两部分组成。湘军固然腐败，淮军也不受曾国藩的调遣。他们实际上受李鸿章的支配，对于曾国藩的命令，淮军诸将当面应承，背后却写信给李鸿章要求改变前命，挑肥拣瘦，推三阻四。李鸿章把部队交给曾国藩，虽然二人有师生之谊，但仍不放心。他的部将每次向他求情，他都写信给曾国藩进行干预。这样，曾国藩后来不得不把要向淮军将官下达的命令，预先写信通知李鸿章，然后再由李鸿章下达。这样一来，命令从下达到执行的时间大大加长，往往贻误战机。
事实也证明了曾国藩的战略方针并没有错。捻军不是在曾国藩手里剿灭的，但是李鸿章和左宗棠所用的战略，实际上还是曾国藩的重点防御，另以游击之师追剿的办法。防河的地点虽然不同，但做法与曾国藩的几乎一模一样。
自1851年太平天国开始起义，至1868年捻军被剿平，天下大乱整整十八年。几乎所有的省份都遭受战乱：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贵州、四川、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直隶，这还仅仅是清军与太平天国及捻军交战的主要战区，不包括其他小规模战事波及的地方。人民遭受的苦痛是文字语言所难以形容的。现在，动乱终于基本结束，清统治者自己也说这是“同治中兴”。
按照以往的历史，战乱之后，和平来临，该是让人民修养生息、恢复经济的时候了。但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这些“中兴名臣”，又遇到了更大的难题，那就是携带着洋枪洋炮东来的西方列强的步步进逼。这不仅是曾国藩等人和大清王朝面临的难题，也是几千年以来中国从来没有过的难题。何去何从，这是一个问题……
洋务运动之父
以学习西方，“求强”“求富”为标榜的洋务运动，自19世纪60年代搞到90年代，进行了内容繁多的活动。诸如创办军事工业、兴办军事学校、编练新式军队、开办民用工业、开办新式学堂、派遣驻外使节和留学生等等。这场运动的倡导者是总理衙门大臣、议政王奕诉；而所搞活动最多，成绩最突出的地方要员要数李鸿章和张之洞。但是，要说最早搞起来的，却是湘军统帅曾国藩。他办起了洋务运动的第一个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制造了第一只小轮船“黄鹄号”。李鸿章、左宗棠虽也搞得较早，但毕竟在他之后，而且是作为学生和晚辈秉承师长曾国藩之意而搞的。故此，一提“洋务派”，人们便自然按“曾、左、李、张”的顺序历数。是以有人才称曾国藩为“洋务之父”或“近代化之父”的。
洋务运动由军事方面开始，当时迫切要求用新式武器镇压太平天国与捻军等农民起义。咸丰十一年（1861年）初，曾国藩上奏清廷，建议在长江下游设立一个造船厂，造船供应湘军水师，以攻取天京和苏、常，并扩大水军编制。奕、文祥等人研究了这个奏折，认为办船厂费时费力，不如直接向欧美购买火轮船，可曾国藩却认为：购买外国的轮船、火炮，只是救济而已，还不如遍寻能工巧匠，制造我们自己的船只。将来，不但可以追剿逆匪，还可以抵御外敌入侵。曾国藩对购买外洋船炮的认识显然与众不同。他将着眼点放在学习制造上，“师夷制夷”，不能为夷所制，这正是曾国藩初搞洋务的基本思想。
这前后，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冯桂芬把自己的代表作《校邠庐抗议》送给曾国藩一套。曾氏对其“采西学”、“制洋器”，发展军事和民用工业等内容很感兴趣，认为是“名儒之论”。此书对他的洋务思想有较大影响。在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总共开办过二十多个军事工厂，而最早设立的是曾国藩的安庆内军械所。曾国藩攻陷安庆后，下一步就要做攻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准备。要彻底消灭太平军，还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南京城里的太平军不用说，单是李秀成的军队就有五十余万人马。这么多人马，虽然多数是未经过专门训练、武器又极落后的乡村农民，但也确有一部分久历战场的老士兵。尤其是李秀成在上海通过洋人也买了一批新式武器。他们不仅多次打败清军，同时在上海附近同外国军队、同中外混合军队作战，也连连取胜。所以，曾国藩要想扑灭这么一支庞大的、部分以洋枪洋炮装备的太平军，就不得不动一番脑筋，至少也得改良一下武器装备，不能光用刀、矛、鸟枪。
出于这个目的，曾国藩首先在安庆搞起了兵工厂，委派杨国栋负责。杨为筹办军械所到处搜罗人才，先后把浙江海宁著名学者李善兰、江苏金匮（今无锡）数学家华蘅芳、徐寿等人请至安庆。同时，雇了数十名工匠、技师，还设法从广州、上海等地买来一批洋枪、洋炮、开花炮弹的样品，交给这些匠师们研究、仿造。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1861年12月），安庆内军械所办成，很快便试制出一批洋枪洋炮。可安庆内军械所的规模很小，也没有使用机器制造，只是利用土法打制、改装、仿造外国人的枪炮子弹。可就是使用这些土法仿造的洋枪炮，在战场上起到的作用亦为纯粹土枪土炮难以相比。曾国藩显然不满足于仅仅试制洋枪炮。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制定了三面并举、五路进军天京的用兵计划：即以曾国荃部湘军从西面、以楚军左宗棠部从南面、以李鸿章淮军从东面同时并举合围天京。五路进军是陆军四路人马：曾国荃所部湘军从芜湖、秣陵为南路，鲍超由宁国、广德进取句容、淳化为东路，多隆阿由庐州、全椒进取浦口、九洑洲为西路，李续宜由镇江取燕子矶为北路，彭玉麟的湘军水师从长江正面，五路攻击太平天国首都天京。曾国藩上奏新成立三支水师，即淮扬、宁国、太湖的计划也由皇帝明发谕旨批准，新增加了黄翼升、李朝斌两个水师统领。太湖属内湖，其水师仍归彭玉麟统辖。
大举进攻天京的计划，尤其是水师的扩建，激励着曾国藩需要使用先进军舰的构想。他以为，既然李善兰、华蘅芳、徐寿他们能仿造出西洋的枪炮弹药，也就一定能仿造出西洋的军舰来。
从同治元年（1862年）开始，曾国藩就命令、鼓励、支持李善兰、华蘅芳、徐寿他们研制军舰，徐寿等人也就真的下力气干了起来。徐寿等人是中国当时第一流的科学家，他们不仅通晓中国传统的科学、制造学等知识，同时对西方的当代数、理、化等知识，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和研究。所以，到同治元年七月（1862年8月），他们居然制出了一部轮船的发动机。曾国藩看这部发动机的试验，心情很激动，当场就感慨地说：“洋人的智巧奇技，到底被我们中国人学会了！”鼓励徐寿等人再加把劲，制出中国的火轮船来。然而，事实上并不像他意料中的那么简单，从发动机到一艘轮船，中间的距离太大了。尽管徐寿、华蘅芳等人绞尽脑汁，还是没能造出他想象的能与外轮相提并论的轮船来。
这时，华蘅芳等忽然想起了前时在上海认识的广东人容闳。容闳自幼读的是洋学堂，远在40年代赴美留学，为美国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在当时的中国，这样的洋学生真正是凤毛麟角了。于是，华蘅芳等向曾国藩介绍，认为请得容闳前来，造船、办厂工作一定能有进展。曾国藩详细了解了容闳的情况，立即邀请他尽快来安庆。曾国藩的态度让容闳很吃惊。他不理解，这位全国闻名的理学名臣，为什么能接受他从西方搬来的那一套。经过一番交谈，容闳对曾国藩的认识深表赞同，感到回国六七年来，今天才找到了理解他的人，决定把自己的富国强兵的主张全部拿给曾国藩。
到了同治二年年末，即1864年年初，中国的第一艘火轮船居然在安庆内军械所制成了，这是中国造船史上的一个创举。这艘轮船的船体很小，重二十五吨，长五十五尺，高压引擎，单汽筒，回转轴长十四尺，锅炉长十一尺，直径二吋。严格讲，这艘轮船还只能算是一个试验模型。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毕竟是中国人自己制造出的第一艘军舰，该舰取名为“黄鹄”号。
军舰造出来了！曾国藩的兴奋比两年前造出第一批新式枪炮还要强烈。他再次集合军官和幕僚在安庆的长江中试航，顺流航速为二十八里，逆水时速约为十六里，曾国藩自认“行驶迟钝，不甚得法”。但曾国藩也认为既然中国能造出轮船来，“以次放大，续造多只”，中国便会有自己的舰队。
不久，湘军攻陷天京，曾国藩把安庆内军械所迁至南京。未及办厂，同治四年（1865年），容闳由美国买回了机器，曾国藩与李鸿章在上海共同办起了洋务运动中规模最大的军事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该局不仅能制造枪炮弹药，还设立船坞，制造军舰。到同治七年（1868年），终于制造了一艘真正的轮船，取名“恬吉”。到了光绪二年（1876年），共造出七艘轮船，其中铁甲舰一艘、炮舰六艘。继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之后，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继续举办洋务。先是军事工业，继是民用工业，使中国的洋务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直隶总督练“练军”
正当曾国藩大力兴办洋务事业，并努力恢复因战乱而残破的江南经济的时候，1868年9月13日（同治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曾国藩接到上谕，命他任直隶总督。1869年1月25日，曾国藩抵达京师。
整个清代，直隶总督负有护卫京师的责任。因此，除了特殊的情形如对西北用兵、对太平天国用兵外，直隶总督一直是最重要的地方官，其次才是掌握最富庶的江南、供应朝廷财政需求的两江总督。
练军队是成为曾国藩上任直隶总督后的第一项任务。长期以来，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直隶的军队衰弱不可用，直隶的防务十分空虚。剿捻战争时，西捻军曾冲入直隶一带，直隶根本无可与捻军一战的军队，全靠外调来的军队。清廷应该也不希望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另一方面，京师离海较近，两次鸦片战争中，英、法军队随时可到天津海口骚扰、威胁，而1860年又占领京师，因此直隶急需较有战斗力的军队。可怎样才能练出这样一支军队来呢？曾国藩的办法是，将刘铭传所率的淮军主力、战斗力最强的铭军一万人和从绿营中抽调出的一万练军，进行编练、改革，以此打造一支能拱卫京师的强军。
接任三个半月后，曾国藩经过初步了解，对练军的编练提出了三条建议：
第一条，叫“文法宜简”。他比较湘军和绿营兵的差别说，湘军勇丁“帕首短衣，朴诚耐苦，但讲实际，不事虚文。营规只有数条，此外别无文告。管辖只论差事，不甚计较官阶。而挖壕筑垒刻日而告成，运米、搬柴崇朝而集事”。绿营兵则过分讲求仪式礼节，好像不是军队而是官衙门。出征的时候，行军要用官车，扎营要用民夫劳作，“油滑偷惰，积习使然”。先前所定的练军规条有一百五十余条之多，即使是读书人也无法完全记住，导致“文法太繁，官气太重”。这些都要参照勇营即湘军的办法加以改革，将条规简化，做到简明、易懂、易守，不要排场，不要官气。
第二条，叫“事权宜专”。从前的练军，仍然效仿绿营的办法，统领经常更换。统领之下的营、哨各官，都是由总督指派而不是由统领选拔。统领没有选拔和撤换下属之权，没有管理军饷之权，一旦作战，下属不肯用命。现在要像湘军一样，一营之权，全部交给营官，统领不遥制；一军之权，全部交给统领，大帅不遥制。他说湘军统领所以能够发挥其才干，就在于事权归一，指挥纵横如意，练军就是要仿效这个办法。
第三条，叫“情意宜恰”。曾国藩说，现在练军士兵虽然离开他原绿营的队伍，但是是否挑入练军是由其原绿营的营官主持的，不是练军的营官挑选的。主持练军的营官，没有对士兵的提拔和黜革之权，上下隔阂，情意全不相连，当有紧急事变时就不可靠。还有，各营练军有冒名顶替之弊，防不胜防。因为从前绿营军饷较少，士兵常常要做小贩或手艺谋生。练军士兵调到别处训练的练饷二两四钱，在练营领取；而原绿营的底饷，仍在绿营本营领取。士兵便常常在练营附近雇人顶替，将练军军饷给冒名顶替的人。但是一有远征，受雇的人不肯随着远征，于是再雇乞丐、贫民前往。这样兵额一个，但人已三变，怎么能打仗？今后将实行两个办法：一是一旦一个士兵挑入练军，即将其原在绿营的名额裁去。练军增一兵，绿营底营即少一兵；二是无论绿营底饷还是练饷，都在练军发放，从根本上杜绝冒名顶替。这样做实际上是逐渐取消绿营。将来还要仿效湘军的办法，统领选营官，营宫选哨官，哨官选什长，什长选勇丁。
按照曾国藩拟订的这三条，练军的体制更接近湘淮军了。
半年以后，八月二十七日（1869年10月2日），曾国藩又奏定按照湘军的制度，为练军设立长夫之制。每营练军设长夫150人，这150人实际上就是辎重和后勤兵。每月拔营一次，实际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军事演习。拔营要行二三百里，命士兵像实战那样修垒挖壕，不准像以前绿营那样出行坐车。第二年四月（1870年5月），曾国藩又拟订了《直隶练军步队营制》和《直隶练军马队营制》，其中马队完全抛开绿营，从直隶省农民中选募。
由于经费并不充足，曾国藩最初只能练三千余人，三个统领，两个用当地军官，一个用以前湘军的军官彭楚汉。
直隶练军人数不多，但影响却很大。在曾国藩的组织领导和筹划之下，练军的制度基本成型了，而其本质就是采用湘淮军的制度。当时各省的绿营已不能再作为作战部队，这已是人所共见的事实，但是各省督抚苦于绿营是国家的“经制”之兵，不好裁撤，也不知如何改造。直隶编练练军之后，各省纷纷仿效。于是同治朝以后，绿营逐渐消亡。另一方面，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战争结束以后，湘淮军及各省招募的勇营，除部分裁撤外，都驻防全国各要地，改称为“防军”。于是有清一代的八旗和绿营军制，实际上已经消亡，这也许是曾国藩所始料不及的。曾国藩去世以后，防军、练军曾参加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即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
中国留学事业的开创人
虽然曾国藩训练出了有名的直隶练军，但他在直隶总督的位上并没有待很久。
同治九年六月（1870年），天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天津民众攻击了天主教教会机构，先后打死外国人二十人。事件发生后，法国联合英、俄、美等七国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调派军舰到华北沿海进行武力威胁。怯懦无能的清政府在外国侵略者的恫吓下，立刻派崇洋媚外，厚颜无耻的崇厚充任出使法国的钦差大臣，赔礼道歉，同时命曾国藩以直隶总督的身份处理此案。
7月8日，曾国藩抵达天津。当时天津市民正在怨恨崇厚袒护教会，都希望曾国藩来到之后能一反崇厚的媚外政策，公平办理此案。
但曾国藩早已打定主意与洋人议和，只要能不引起战争，什么条件都答应。
所以曾国藩到了天津之后，立刻下令将罪犯武兰珍和王三释放，接着又将天津道员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三人革职。他虽然明知这样做事后必然遭到万民唾骂，舆论谴责，但仍不顾同僚亲友的劝告，一意孤行，最后以快刀斩乱麻之势将天津教案快速了结。其间搜捕群众，严刑逼供，正法20人，充军25人，赔偿白银49万两，又把张光藻、刘杰交刑部治罪，后判为革职流放黑龙江。
曾国藩对天津教案的处理方式，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清政府迫于朝野上下反对投降的呼声，也是为了推卸责任，于1870年8月29日中途换马，改派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命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李鸿章接办此案后，仍基本维持原议，只将判死刑的由20名减至10名，4名缓期，其他都全部未动。
天津教案办结之后，对曾国藩的谴责更甚，“诟詈（lì）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并将名籍削去，即不再承认他是湖南籍人。后世的人评说此事，都说曾国藩的一世英名尽毁于津门，但事实并非如此。回到两江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又一次走在了时代的前沿。
1871年8月，他以时任两江总督的身份与直隶总督李鸿章会衔上奏《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建议清廷挑选聪颖幼童派往西方各国留学，学习西方长技，培育人才。他在奏折中这样诠释选派目的：“……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在这里曾国藩，非常明确地阐释了选派幼童出国留学的目的在于习西人之长技以为我所用，“仰副我皇上徐图自强之至意”。
曾氏并非仅是签字画圈的官僚，他的派遣留学生也决非仅是决策之功，而更多地是把这作为一种国家自强的重要策略，且颇多创见，对于留学之必要性、目的、功用、选材、方法等都有所论及，甚至连可能遇到的问题都事先提出。
所谓“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遽图尽购其器，不唯力有不逮，且此中奥妙，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彻，而曲折无以自明。古人谓学齐语者，须引而置之庄岳之间。”认为“盖聪颖子弟，不可多得，必其志趣远大，品质朴实，不牵于家累，不役于纷华者，方能远游异国，安心学习。”而选拔后，则严格要求：“随时课以中国文义，俾识立身大节，可冀成有用之材。”学习西方的则应该是军政、船政、步算、制造等学问。其结果“虽未必皆为伟器，而人材既众，当有瑰异者出乎其中，此拔十得五之说也。”又说：“总之，图事之始，固不能予之甚吝，而遽望之甚赊。况远适异国，储才备用，更不可以经费偶乏，浅尝中辍。”他希望“以志在必成，虽难不惮，虽费不惜，日积月累，成效渐有可观。”
1872年夏天，经严格考试选拔出的中国第一批出国留学幼童共30人，在上海乘轮出洋赴美国留学。从此揭开了中国留学史的崭新一页，这是国家公派留学的发端。遗憾的是，曾国藩已于此年二月初四日（3月12日）晚病逝于两江总督衙门，未能亲眼见到。
据说曾国藩死的时候，金陵城下着小雨，天色阴惨。忽然有火光照耀城中，属金陵的江宁、上元两县令急忙出来救火，却不明火在何处。只见有红光圆如镜面，向西南方向缓缓飘行而去，良久方隐没。又传说城外有人见到大星陨落金陵城中。这当然是人们把一些奇怪的自然现象附会到曾国藩身上。因为人们相信，曾国藩的离世就如同巨星陨落，是清廷的巨大损失。
就留学事业，尤其是作为国家派遣留学的角度而言，曾国藩所作所为意义深远且重大，誉其为开创之人当不为过。现在学界颇有称容闳为“中国留学生之父”之说，容闳固然为中国留学生第一人，其于留学事业之贡献和竭力，世所公认。如果就留学作为一项国家政策之制定和推行而言，曾国藩至少可以被称为“中国留学事业的奠基者”。曾国藩之影响和决定性作用远高于容氏。曾国藩作为当国者，其视角、眼光、见识、举措，真可谓对国家之影响深远莫大焉。
必须指出的是，曾国藩是“派遣留学”的重要决策者，但这一思路并不是孤立的，而纳入“自强运动”的整个框架之下。其思路并没脱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基本思维方式，正如李鸿章始终认为的“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所以派谴留学生也是去学其技术类的实用学科，这是时代之限制，不必太过苛求古人。曾国藩对西方强盛的认识颇有独到之见，他早就意识到：“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他决策派遣留学，是从为国家培养人才的高度来认识这举措，而不是仅以“西洋工匠”的态度来对待留学生。所谓“西人之所强者兵，所以强者不在兵。”曾国藩很早就认识到了这点，从其开制造局到选派留学、组织译书、研究西学等，这些非常人所能为的作为中即可窥见其开风气，开先河之气势。后人评价其具有“先识远见”，确非虚赞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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