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从立志开始
做人是从哪里开始呢？从立志开始。没有志向的人和有志向的人绝对是不一样，不仅是想象上的不一样，而且也是事实上的不一样。立志则能把这两类人区别开来。
那一年，曾国藩深有感触：“《礼记》中说，君子庄敬日强。我天天过着很安逸、也很放纵的生活，于是，人也就一天天地颓废下来。正像那些草木，志之不立，本之拔矣。”由此可知，千言千语，首先在于确立志向。这一年，是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曾国藩正好三十三岁。
曾国藩立志要成为圣贤之人，要成为藩屏国家的忠臣，因此，他无论做人做事做学问，都是严格地按照此志去努力发奋的。而且，一辈子矢志不渝。因此，他能取得极高的地位，就理所当然了。
曾国藩少年立志，决心要做圣贤，因此一生孜孜以求，持之以恒。到晚年时他已位极人臣，身名俱泰，仍然矢志不渝，初衷不改。其立志之坚定，持志之高远，足以垂范后世。无论是低微鄙陋时，还是在温柔富贵中，他都能够自立自强。郑板桥说：“富贵足以愚人，贫贱足以立志。”也就是说，艰难困苦可以锻炼人，舒适安逸可以消磨人。有人奋斗是因为他的环境艰苦；一旦条件改善了，他也就没了奋发向上的动力了。曾国藩能在安适中自立自强实在令人感佩！
大凡有所成就的人，没有不自强不息的。
诸葛亮讲“志当存高远”，宋文帝讲做人应“慨然立志”，王夫之讲“传家一卷书，唯在汝立志。”还是曾国藩的同僚胡林翼说得好，他说：人生决不该随俗浮沉，生无益于当时，死无闻于后世。唯其如此，我们应自立自强，努力做众人所不敢为、不能为的事情，上以报国，下以振家，不负此昂藏七尺之躯。他所以说得好，是因为他说得全面、朴实，说得我们可以做到。当然，与曾国藩最为接近的是王阳明，“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王阳明的“根”和曾国藩的“本”说的就是一个意思。
所以，做人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志。也就是要使自己振作起来，抖擞精神，给自己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很多人并不是智力不如人，意志不如人，条件不如人，然而很多年过去后，他却不如人。这主要是因为他没有确立远大的志向！人无志向，柔弱无刚。王阳明说得好，志向不确立，犹如没有舵的船，没有马嚼子的马，飘流奔放，最后将到达何处呢？曾国藩独白：自从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后，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的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见，检点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满，所以一点点小事，就会踌躇一晚。有一件事不顺心，就会整天坐着不起来，这就是我忧心忡忡的原因啊。志向没树立，见识又短浅，想求得心灵的安定，就不那么容易得到了。现在已是正月了，这些天来，我常常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全是鄙夫之见。在应酬时我往往在小处计较，小计较引起小不快，又没有时间加以调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盗入室了啊！
这恰恰说明，曾国藩其实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同样有斤斤计较的时候，有见识浅的时候，有心浮气躁的时候，但他敢于面对自己心灵中最黑暗的部分，并无情加以拷问，这就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吧？
志向不立，则心神不宁；志向即定，则鬼服神钦。
曾国藩说，人如果能立志，那么他就可以做圣人，做豪杰，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吗？他又何必要借助别人的力量呢？古书上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说，我想得到仁，这仁也就到了。我想做孔子、孟子一样的人，于是就日夜孜孜不倦地攻读，一心一意地去钻研他们的学问，谁能够阻止我成为孔孟那样的人呢？如果自己不立志，即使天天与尧、舜、禹、汤这些圣人住一起，那只能他们是他们，我还是我啊！
人的立志是第一步，更应当存高远，也就是要有远大的抱负，正如《史记》中所说的“鸿鹄之志”。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曾国藩的六弟在一次考试中受到挫折，于是就抱怨自己时乖命蹇，牢骚满腹。曾国藩知晓后对他立志之小感到很可笑，以为六弟所忧虑的事情太不值得一提了！
在曾国藩看来：君子立志，应有包容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道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因此他们所忧虑的是德行不修炼，学问不精通。所以，当顽民得不到教化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蛮夷入侵中原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小人在位贤才受害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天下百姓得不到恩泽时，他们就深深忧虑，这真是所谓悲天悯人啊！所有这一切才是君子所要忧虑的。至于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贵贱和毁誉，君子从来就无暇顾及。六弟小试受挫，就抱怨命运不济，我私下忍不住要笑他气度太小，志向不高远啦！
如果说这只是由于曾国藩身为翰林的空谈，那么及至晚年，权绾四省，位列三公，封侯拜爵时，他切切不能忘的仍是自己的德行与学问。在他心中他一直认为这是最重要的。
不可不诚实
《论语》云：“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一个人若与正直的人交友，与信实的人交友，与见闻广博的人交友，这便是极大的益处了。那么我们该如何与这样的人相交呢？曾国藩从日常交往中总结出了两句话，便是：相见必敬，开口必诚。
诚信，是人立身之本。俗话说：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的就是做人要诚实无欺。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苏轼也说：“天不容伪。”可见，诚信，是人赖以生存的灵魂。不，它就是生命本身。也许你能欺骗一个人，但你不能欺骗所有的人；即使你诡计多端，欺骗了所有的人，但你能欺骗自己吗？
然而，做到诚信，并不单单是不说假话，假话太容易被识破了。如果你的第一句假话被人识破了，那么你的第二句真话也将被人怀疑，所以人不到迫不得已是不会说假话的。曾国藩在日记中反复谴责和归咎自己的也不是说假话，而是比假话更隐秘，又以更冠冕堂皇的面目出现的不诚实。
有一天，好友窦兰泉来拜访曾国藩。两位学人相见，自然商讨理学，然而曾国藩并未能真正理解窦兰泉所说的意思，便开始妄自发表见解。事后曾国藩就指责自己，这就是心有不诚：不仅自欺，而且欺人，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由于不诚实，所以说话时语气虚伪强辩，谈文说理，往往文饰浅陋，以表示自己学理精湛，这不过是表演而已。这难道有什么好处吗？
曾国藩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毛病，表示悔改，可事到临头，又身不由己了。没过几日，朱廉甫前辈偕同邵惠西来访，这两个人都是孔子所说的正直、信实、见闻广博的人。尤其是朱廉甫前辈屈尊来访，不就是把曾国藩视为志同道合的人吗？没想到曾国藩故伎重演，说了许多大言不惭、沽名钓誉的话。
还有一次，好友陈岱云来访，想看曾国藩的《馈贫粮》，结果曾国藩以雕虫小技不值一看为由，深闭而固拒。一时掩饰笨拙，文饰浅陋，巧言令色，种种复杂的情形交织在一起，难以言表。事后曾国藩反省，这都是虚荣好名的心理在作怪啊！这些都是不诚实表现。
经历了内心的这几次折磨与争斗，曾国藩开始给自己约法三章：
“大凡往日游戏随和的人，性格不能马上变得孤僻严厉，只能减少往来，相见必敬，才能渐改征逐的恶习；平日夸夸其谈的人，不能很快变得聋哑，只能逐渐低卑，开口必诚，才能力除狂妄的恶习。”
曾国藩就是这样逐渐成熟起来的。
曾国藩主张“诚”，而且在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也是身体力行的。咸丰初，皇上下诏求言，大有一番有所作为的样子。臣子们于是指陈时弊，恳呈己见，一时纷纷纭纭，奏章不下数百件。但大多被以“毋庸议”的上谕而束之高阁，“归于簿书尘积堆中”。血气方刚的曾国藩面对这种情况，颇为愤懑地说：“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这里，“书生之血诚”与“臣下之忠心”完全是同义辞。咸丰三年正月，他发出自己办团练后第三封给湖南“公正绅耆”的公开信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唯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父君。”“不要钱，不怕死”，是他的“血诚”的重要内容。后来，他失败于靖港，在向朝廷的请罪折中信誓旦旦地说，虽然挫折，“仍当竭尽血诚，一力经理”。曾国藩一生正是秉着这股“血诚”来与太平军和捻军纠缠的。他于咸丰十年感慨万分地说：
“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朴诚，导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
曾国藩简直把“朴诚”当作医治满清王朝的政治病的一副良药。
所以，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处处以“血诚”要求自己的下属。例如，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人；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接着他说：“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这里，“忠义血性”与“血诚”也是同义词。
总之，血诚是曾国藩修身、求才、治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是他借以团结一批封建文人、打败太平天国的精神力量，也是他企图“复礼”、实行“礼治”的重要保证和理想途径。这正是魏徵所说的“君子所保，唯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的意思。
在政治上如此，在军事上，曾国藩也努力实施“诚”。在围攻金陵之战中，曾国荃呕心沥血，身心憔悴，就是为了占有攻破天京的头功，对此胡林翼知道，李鸿章知道，左宗棠知道，他们只能按兵不动，只能眼睁睁看着这颗又大又甜的桃子掉在曾氏兄弟的手中。可是当李泰国将要把轮船开进长江里时，可急坏了曾国荃。于是曾国荃上疏皇上，轮船不必进入江河，只宜在海上巡逻，防御海盗。曾国藩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给弟弟写了一封信：
“你是怕李泰国到了金陵搅乱局面，抢夺功劳，为什么不以实情剀切相告？十年苦战，却让外国人以数只轮船夺去了胜利果实，使我忠义将士心灰意冷，使我中华臣民气节受侮，这样的话都可如实上奏。心中本来想说这一件事情，上疏时却在另一件事情上危言耸听，这是道光末年督抚的陋习，欺蒙宣宗可以，文宗就难欺蒙了，现在更不能欺蒙了。
七条轮船入江一事，我已上奏过三次询问过两次，就是不准李泰国帮助围剿金陵、苏州。李鸿章也曾两次上书恭亲王，想必恭亲王定会心怀内疚。只是太平军还没有消灭，不想再树一个大敌，所以隐忍下来出此一计。君相都把我们兄弟视为心腹，而弟弟你上疏却言不由衷。恐怕朝廷会怀疑我们兄弟意见不合，甚至会怀疑你善用权术。”
但是，尽管曾国藩处处想体现自己的诚，但这么做却并不能带来好的效果，如：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后，朝廷命他带湘勇剿捻，当时，湘勇多不愿北上，纷纷逃归，或要求请假，锐气全消，甚至哗变丛生，曾国藩只能勉强凑足九千人，因而攻捻主力不能不是淮军。湘、淮军的私属性质，使他一开始走上攻捻战场便考虑到了自己对淮军的控制能力，因此，他调李鸿章弟弟李鹤章办理营务。他直截了当地在奏稿中说：“臣此次驰赴山东，随带楚勇无多，所有潘鼎新、刘铭传、张树声、周盛波等四军，皆系淮勇，经李鸿章兄弟苦心训练而成者。臣拟带甘凉道李鹤章前往总理营务处，庶几上下交孚，呼应又灵”。同时，他请调李鸿章的另一个弟弟、候选郎中李昭庆至徐州练马队，将来作为游击之师，“为国家干城之士”。这些举措分别是为了笼络李氏家族。
曾国藩剖心地说：“吾近年专以至诚待之。”但是李鸿章并不领情，他要求派李昭庆驻防济宁，而以驻济宁的潘鼎新部改作游击之师，直接干预曾国藩的指挥大权。曾国藩无奈，写信给李昭庆说：“防兵、游兵，阁下须与令兄少泉宫保详细商议，乃有定计。”而李昭庆以母亲身体不好为由，竟不请假自归。曾国藩在同一封信中只得说：“就目下已成之局而论，贵军分驻济、徐、台庄三处，只好暂作防兵。”同时，他还开导李昭庆说：“阁下年富力强，器局闳达。鄙人本欲倚以办贼，又以两会兄同领封圻，而淮勇诸军皆助李氏建功成名之人，诸李中无一人身临前敌，与同艰苦，恐无以服诸将之心而塞天下之望。是以专欲阁下勉为其难。”但李氏兄弟坚持固请，李昭庆甚至以不再统军相要挟。曾国藩于是给李鸿章开门见山地指出，这种军事调动，因“目下风波危险，不能遽改。以私事而论，君家昆仲开府，中外环目相视，必须有一人常在前敌担惊受苦，乃足以折服远近之心。……以公事而论，……若非鄙人与阁下提振精神，认真督率，则贼匪之气日进日长，而官兵之气日退日消。若淮勇不能平此贼，则天下更有何军可制此贼？大局岂敢复问？”这样一番大义私情，才算把李鸿章的这场干预风波暂时平息下来。但是，李鸿章的干预不限于胞弟之请，据刘体仁《导辞录》载，他还暗中反对河防之策，给其部属刘秉璋写信煽动说：“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意秦始皇于千余年后遇公等为知音！”后来，李鸿章竟又置曾国藩正叫刘铭传坚防沙河的军令于不顾，代他请求休息。曾国藩忍无可忍，才向李鸿章宣布：“目下淮勇各军既归敝处统辖，则阁下当一时付之不管，凡向尊处私有请求者，批令概由敞处核夺，则号令一而驱使较灵。以后鄙人于淮军，除遣撤营头必先商左右外，其余或进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参，或添募，或休息假归，皆敝处径自主持。”李鸿章这才稍有收敛，但心依然不死，写信给潘鼎新说：“湘军帅藐视一切淮部。如后生小子亦思与先辈争雄，唯有决数死战，稍张门户。”
“名声”与“守身”
曾国藩当初也和平常人一样，有着自己的不良的习性，但他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一旦当他意识到其危害之后，为了能他日有所作为，就通过不断自励，严格限制自己的情欲，改掉不良习惯，不断完善自身的修养。
曾国藩到京师的最初几年，也是一个凡夫俗子，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每天应酬特别多，这并不是他官做大了，应酬必不可少，相反倒是“没事找事”，消磨时光。
道光二十年四月，庶吉士散馆，他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留在翰林院。中国传统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轻地方，虽然中央的俸禄不比地方高，但可以结交朝中大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为官，尤其是翰林院官，属于“天子近臣”，如果一个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会脱颖而出，升迁的机会自然要多得多。做地方官则不然。按过去的体制，任地方官有冲、繁、疲、难的区分，“疲”，说白了就是穷地方，在这个地方很难干出成绩。与曾国藩前后任进士的胡林翼更可以说明问题，他在贵州一干就是九年，后来胡发誓宁愿出外当慕僚起家，也不愿继续留在贵州效力。胡出贵州时只是个道员，而曾国藩已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曾国藩留在翰林院后，“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此后的一段时间，除了给家里写一封信商议家眷来京之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每天都是送往迎来，吃酒、读书、闲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记》每天都在“检讨”，但每天都会故伎重演。显然这种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是无益于自己的目标，不能成就大事的。
翰林院的官员，读书养望、切磋交往是“本职工作”，本无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发日子，终究养不成经世的韬略。二十二年十月的一天，曾国藩读了《易经·损卦》后，即出门拜客，在杜兰溪家吃了中饭，随即又到何子敬处祝贺生日，晚上又在何宅听了昆曲，到了“初更时分”才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中。当天的日记又充满自责，说，“明知（何子敬生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随流的意思。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记》中仍不忘“戒之”二字。
但决心一再下，行动依然如故。当月的二十四、二十五两天，京城刮起大风，曾国藩“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既不痛改旧习，则何必写此册？”
曾国藩认识到“往来征逐”，就是浮躁，这已成为他的两大病根之一了。他虽强迫自己静下来，坐下去，但读《易经》中的《旅卦》、《巽卦》却一无所得，甚至连“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什么。丹黄几十页书，如勉强当差一样，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他也分析为什么如此交游往来，无非是“好名”，“希别人说自己好”，并说这个病根已经很深，只有减少往来，“渐改往逐之习”。
曾国藩在改掉这个病根的同时，也很好地维护了自己的名声。
“声闻之美，可恃而不可恃”，“善始者不必善终”，这是曾国藩对功名的看法。
曾国藩曾宽慰、告诫弟弟说：我们现在处于极好之时，家事有我一个人担当，你们就一心一意做个光明磊落、鬼服神钦的人。待到名声既出、信义既著，即使随便答言，也会无事不成。所以不必贪财，不必占便宜。
可见，曾国藩是把名誉和贪婪相联系的。贪婪的人，恶名加身；大度的人，清誉在外。一旦名声远扬，就可以不拘小节了。曾国藩的见识可谓高拔，甚至可以说有点狡猾，他把好名声看成人的立身之本，本应正，源要清，不可本末倒置。
曾国藩对家族的名望或声誉十分看重，为了保持这个家庭的名望和声誉，曾国藩可以说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常言道，树大招风。由于家大业大势大，兄弟几人都在朝廷做大官，于是乎外面就有不少关于他们兄弟的传闻。
国藩就不止一次地听说过对他们兄弟恶行的指责，他听了以后，不想秘而不宣，而是一一转告各位兄弟：或者直接责备，或者委婉相劝，希望他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因为名望所在，是非由此而分，赏罚由此而定。有一年冬天，朝廷中有一个叫金眉生的官员就被好几个人弹劾，结果家产被抄、被没收，妻子儿女半夜站在露天下，饱受风寒冰冻之苦。曾国藩说，难道这个金眉生果真万恶不赦吗？其实，不过是名声不好，惩罚随之而来罢了。
所以说，人言可畏，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那些议论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兴起，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结束。众门悠悠，沸沸扬扬，防不胜防。那些有才华的人，因为那些怀疑与诽谤无根无据，虽然恼怒，但还是悍然不顾，结果诽谤一天比一天严重。那些有德行的人，因为这些诽谤无根无据而深感恐惧，于是，收敛下来认真反省，并对自己今后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十分谨慎，结果诽谤不攻自破，谣言一天天平息下去。
曾国藩说：我忝居高位，又获得了极高的虚名，时时刻刻都有颠覆的危险。通观古今人物，像我这样名大权重的人，能够保全善终的人极为少见。因此，我深深担忧在我全盛之时，不能庇护你们，到了我颠覆之时，或许还会连累你们。所以，我只有在我没事的时候，时常用危言苦语来劝诫你们，这样或许能够避免大灾大难啊！
曾国藩不停地反省自己：孟子说：“我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仁爱是否有不到的地方；我以礼待别人，别人却不理睬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礼仪是不是不周到。”……我的声望越来越高，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从何说起，只恐怕名望超过了实际……这全部责任在于做哥哥的提倡、做表率……
凡功成名就之人，名望愈高，愈是珍重这份荣誉。曾国藩过人之处在于，他对自己的名望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甚至根本就认为没有什么名望。他从自己至爱的兄弟们身上，看到了名望遮掩下的裂痕和隐患，由此及彼，别人会怎样就可想而知了。
怀着这种深沉的认识和忧惧，曾国藩把这一感触不时传送到兄弟们身上。他鼓励、劝勉他们为百姓多干实事，勿为名望二字所累。他说：“那才是我曾家门户的光荣，阿兄的幸运。”
可见，曾国藩非常注重名声的重要性。他不希望因自己的地位越来越高，就不注意自己的名声，从而引起别人的闲言碎语，更不希望家人对自己的名声有所破坏，因为他明白一个人怎样才能守住自己。
也许，你不太容易明白“名声”与“守身”的相互关系，因为你可能没有体验到曾国藩复杂的人生经历。的确，对于曾国藩来说，名声是立身之术，但不是说一定要追求大名声，而是要推功让名，不与人争长短，这样才能获得好名声。不招人嫉恨，是最重要的。
能耐烦
曾国藩认为，处事能做到耐烦，这主要来源于平时对心性的修养。下面的这些话就基本包括了曾国藩训练人耐烦的主要内容：曾国藩引用庄子的话说：“美名成功于长时间的积累。”骤然为人信服的人，那么这种信任是不牢固可靠的；突然之间就名噪一时的人，那么他的名声一定大于实际情况。品德高尚，修养很深的人大多没有赫赫之名声，也无突然而得的美名。这就像一年四季的更替是逐渐有序地完成一年的运转，让人们不知不觉。因此，一个人诚实而具美质，就像桃李，虽不说话，但由于它的花果美好，自然会吸引人们慕名前来。
他还曾经说：吴竹如教诲我说“耐”。我曾经说过：“做到了‘贞’，足够干一番事业了，而我所欠缺的，正是‘贞’。竹如教给我一个‘耐’字，其意在让我要在急躁浮泛的心情中镇静下来，达到虚静的境界，以渐渐地向‘贞’靠近。这一个字就完全能够医治我的心
病了！”
曾国藩好用“平实”二字教育人，我们从他的《批牍》中可以知道，他曾在《批管带义字营吴主簿国佐禀》中说：“本部堂常常用‘平实’二字来告诫自己。想来这一次必能虚心求善，谋划周全以后再去打，不会是像以前那样草率从事了。官阶有尊卑，阅历有深浅，这位主簿一概置诸不问，本来是个生手，但自充是热手，没有学问自夸有学问，志向很高但不去实践，气虚几乎是不能审，让他去办的事情都不行，更何况于打恶仗那样的危险呢？”
世人所说的豪杰人士，基本是抱着济世之才，矢志不渝，利禄不能动摇他的心，艰难危险也不能使他失去士气。曾国藩的部下大多是血性忠义人士。他为了实现“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的思想，总是用砥砺志气的话相勉励。如：自古圣贤立德，豪杰立功，成功还是不成功，一开始是难以预料的，只是日积月累，全在你自己了。孔子所说的“谁敢侮”，孟子所说的“强为善”都是这个意思。这里说的是人要自强。
又如；凡是做一件事，无论艰险还是容易，都必须埋头去做。掘井只要不停地去挖，终究有一天会出水的。……如果观望犹豫，半途而废，不仅对于用兵会一无所成，就是干别的事也是因自己停止而完不成。这里说的是人应当有恒。他又在给李元度的回信中说：“军事兴衰，全在于一两个人的志气，所以我的意思是希望阁下暗暗的进行激励吧。”
为了去掉好胜好名的私念，曾国藩常用“不忮不求”作为治心的重要内容。他说：“我这一辈子粗读儒家经典，看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中最重要的是‘不忮不求’。忮，就是嫉贤害能，妒功嫉宠。所以说‘怠惰的人自己不能修养，忌妒人的人又怕别人有修养的人就属于这一类。求，就是贪利贪名，怀士怀惠’。所以说‘没得到的时候想着得到，已经得到了又怕失掉’的人就属于这一类。‘忮’不常常表现出来，每逢发生显露都是在那些名声事业相等，权势地位相当的人之中；‘求’也是不常表现出来的，每逢发生显露都在事物相互承接，升迁相互妒嫉的时候，要想造福，先要去掉‘忮’心，所以说‘人能够完全没有害人的心，那么仁就用不完了’。要想树立品德，先要去掉‘求’心，所以说‘人能完全没有偷窃的心，那么义就用不完了’。不去掉‘忮’，满怀都是荆棘；不去掉‘求’，满腔天天都是卑污，我对于这两项常常加以克服，只恨没能够扫除干净。你们要想心地干净，应当在这两项上狠下功夫，并希望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警惕。每天都在功利场里，能够不忮不求的人，真可以说是大彻大悟了。可惜这番道理太高了，不能向平常人讲说罢了！”
总之，曾国藩的这些事例说明了一个道理：不但当官要耐烦，而且人做任何事都要耐烦。人生之事，十之八九不符合心意，怨天尤人总不是办法，只有静下心来冷静思考、慎重处理才是根本之道。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个人越控制不住大局。
俗话说，心急吃不得热豆腐。世界之事风云变幻，处处藏着危机，稍不小心就有可能使事业陷入困境甚至绝境；而凡事求稳慎则可以使人稳打稳扎，少犯错误，有助于事业的长远发展。因此，对于成大事的人来说，凡事不可不稳慎。
曾国藩认为一生当求稳慎，不可过急。他于同治二年十一月起至同治三年四月初五日中，五次告诫曾国荃道：“望弟不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务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稳着。至嘱！至嘱！”其实，只过了一个多月，金陵就被湘军占领。曾国藩在临行前的这些叮咛，因是针对急功贪利的曾国荃的一剂攻心药，同时也说明，“稳慎”在曾国藩的战略思想中是一以贯之的。他称赞萧启江道：“阁下一军，向以‘坚稳’二字著名。”咸丰十年正月，当湘军正在迅速进军时，他写信给胡林翼说：“十一日全军获胜后，罗溪河实已无虞。山内一军，其妙无穷；脑后一针，百病皆除。但此后仍当以‘稳’字为主，不可过求速效。”
曾国藩是非常反对速战速决的。尹杏农曾两次写信给正在“剿捻”前线的曾国藩，借指责周亚夫委弃梁孝王的故事，力陈“兵贵神速”之义。公元前154年，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时，接受一个幕客的建议，让梁国与精锐的吴楚大军接战，而自己壁于昌邑，深沟高垒，只出轻兵至淮泗口，绝吴饷道。吴楚军经过与粱国之战后，锐气大挫，且饥饿不堪，勉力向周亚夫军挑战时，周亚夫又坚壁不出，只得引军而去。这时，周亚夫立发精兵追击，一举而破吴楚大军。曾国藩在回信中盛赞周亚夫这种深沟高垒，后发制人的战术。并说：“国藩久处兵间，虽薄立功绩，而自问所办，皆极拙极钝之事，与‘神速’二字几乎相背，即于古人论兵成法，亦于千百中而无什一之合私心。”为什么他做“极拙极钝之事”？因为他认为，“兵，犹如火，易于见过，难于见功。”与其因求神速而立即风过，不如但求稳慎而渐缓见功。曾国藩赞曾国荃说的两句话为“良为至论”：“稳扎稳打，机动则发。”然后马上补充说：“然‘机’字殊不易审，‘稳’字尤不易到。”故须极力追求，处处用心。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极力反对浪战，极力反对不知敌我、不知深浅的轻浮举措。他说：“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者亦然。若稍有阅历，但觉我军处处瑕隙，无一可恃，不轻言战矣。”不轻言战，即不打无准备之仗。他称赞李续宾，说他“用兵得一‘暇’字诀，不特平日从容整理，即使临阵，也回翔审慎，定静安虑。”又说：“迪安善战，其得诀在‘不轻进，不轻退’六字。”曾国荃统兵在吉安前线时，他叮咛说：“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敌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营中诚请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曾国荃在金陵前线时，他又嘱咐说：“总以‘不出壕浪战’五字为主。”曾国藩所说的“浪战”，指胜负不分情况下的战争。即或有小胜，或仅小挫，浪战都带来严重恶果，土卒不但因浪战而疲困，且因浪战而对战事玩忽。与其如此，不如坚而守之，弁（biàn）勇身心强健，斗志昂扬，一战可胜。这就涉及战争中求胜的快与慢的问题。不浪战，或坚守不战，似乎胜之甚慢。实际上，养足精力，看准时机，战而必胜，虽慢实快。否则，欲速反不达。曾国藩这个于稳慎中求进取的战略，可说是他的战略思想的核心。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强调“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速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蔽，此善于用气者也。”这些例子说明：当两军对垒，善静者善养己之锐气，躁动者必将再衰三竭，虽未战而静者已先胜一筹。所以，曾国藩说：“凡行兵，须积蓄不竭之气，留有余之力，《左传》所称再衰三竭，必败的道理。”在没有现代化武器，打仗只有刀矛，全靠体力，全凭勇气的情况下，曾国藩的“静”字法，无疑是有合理内核的。自然，曾国藩的“静”字法，并不是消极疲沓，被动挨打。他指出“战阵之事，须半动半静，动者如水，静者如山”。静时如山之屹立，不可动摇；动则如水之奔腾，不可遏止。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又提出了“以主待客”的原则。他说：“兵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不敢为先之心，须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也。”这里所说的打第一下打第二下，不是从战争谁正义谁不正义的角度说的，而是指具体战役战斗中，谁先动手，何时动手的问题，即战役战斗何者为主、何者为客的问题。所以他说：“古之用兵者，于‘主客’二字精审也。”何谓主客？曾国藩罗列道；“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如何处理主与客？他说：“凡出队有宜速者、宜迟者。宜速者，我去寻贼，先发制人者也；宜迟者，贼来寻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最喜做主，不喜做客。”他评论湘军将领说：“近日诸名将，多礼堂好先去寻贼，李希庵好贼来寻我。休、祁、黟诸军但知先发制人一层，不知以主待客一层。”以主待客，既可以逸待劳，养精以应敌，又可静以审势，乘机以破敌。所以，曾国藩认为，以主待客是致敌而不至于敌的最稳健的方略。“凡扑人之墙，扑人之潦，扑者客也，应者主也。我若越壕而应之，则是反客为主，所谓致于人者也。我不越壕，则我常为主，这就是所说的致人而不被人致。”
曾国藩甚至把这套“主客论”进而推到了战略问题上。他批评江南大营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对于“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向荣、和春只专注金陵一隅，而不顾对金陵上游的争夺，在江北，连与江浦、六合紧连的和州、无为一带也不去占领，安庆、庐州更不在他们的战争全局的投影之内。在江南，对与江南大营毗邻的皖南地区，未严加控制，以巩固大营的后方，这叫做全失内外之势。与此同时，向荣、和春又根据朝廷的旨令，“援浙、援闽、援皖、援江北，近者数百里，远者二三千里，援军四驰，转战不归”，被太平军各个击破。如冯子材率五千人援江北大营，几被全歼于小店；在六合、浦口之役中，李若珠部五千余人全部被歼于扬州，张国棵大败于浦口，周天培部全军覆灭。仅这两次战役，共损失“兵勇一万数千名，精锐失之过半”，这叫做全失主客之势。江南大营的内外、主客之势之所以全失，曾国藩认为，这是因为向荣等“不能从大处落墨，空处着笔也”。
总之，曾国藩对待战争中的快慢问题，静动问主客问题，这些都是以“稳慎”二字为出发点来立论的。这不但是他行军打仗的原则，也是他为人处世的原则。
花未全开月未圆
做事，谨慎是良药，常言所说的“防患于未然”。对于做任何事情，尤其是做领导的，鲁莽行事是大忌，万事小心为好。俗话说：三人成虎。一言不慎就会招来祸端。与其以后招来麻烦，授人以柄，倒不如今天谨慎从事，谨言慎行。英国有一家惠勤公司在一次商业谈判中，由于谈判人员一时大意将一重要的商业秘密泄露出去，几乎导致该公司破产，这无疑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一般而言，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走向仕途的人要有一二贤者且居高位之人引之向上，仕途就会通达起来，但群众基础也很重要。虽然在只对上负责的中国古代社会，群众基础不起决定作用，但僚属的评价也事关一个人的前程。尤其是人言可畏，不可不省。
曾国藩涉世很深，观人极广，谨慎异常。他曾经这样说：
做官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做大官的人，往往他想都没有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不仅他自己是这样，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颐指气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限风光尽被占。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应当格外谨慎。
由于他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为人，自然很多同乡会去找他商量。一旦找他，也都是一些危急的事情，事情一危急，自然会有几分棘手。曾国藩遵守的是祖父的做法；“银钱则量力相助，办事则竭力经营。”这是一种很智慧、很圆融、也不失体面的做法。他希望家人都这么做，但有一条是不得违背的，那就是家人莫干预公事。
早在道光年间，他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事。如果闯入衙门，一方面有失乡绅的气度，一方面也使曾国藩蒙受羞辱；一方面会使地方长官难堪，一方面也会被地方长官所鄙薄。所以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千万不可与他人寻衅争讼，以免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
曾国藩深知历史上许多高官败在身边人手上，所以当他的叔父打着他父亲和他的旗号去干预地方公事后，他立即写信予以制止。并讲了一番此乃败家误国的道理。最初，他的叔父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气愤，这时还是曾国藩的父亲搬出”祖训”来，曾国藩的叔父才收敛起来。
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权势更大了，也更加谨慎。他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
“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多说一句话为妙。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和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弟弟你以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为兄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
曾国藩是一个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的人，他怕的就是他人的嫌疑、闲言和怨谤。他和曾国荃同领一个军队，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尤其谨慎。他对弟弟说，我出任地方官，如果仅带一个亲弟弟在身边，那么好事未必是九弟之功，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不可不慎。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呢？曾国藩写了一副对联与弟弟共勉：
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
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
功与名，是曾国藩一生所执著地追求的。他说：“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同时，又说，“立德最难，也最空。故自周、汉以后，罕见以德传世的。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人？我辈勉力追求的只是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马上希望自己成为千古万难攀跻之人。”他常说：“尽力在我，成功在天。”一个“尽”字，反映他对“三立”追求的热烈、执著、坚韧和至死不渝。但是，他又说“名利两淡，寡欲清心”，“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这与“尽力在我”的执著追求显然是矛盾的。
曾国藩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之一，叫“花未全开月未圆”。
因为月盈则亏，日中则昃，花全开便是凋落的征候。他自誓：
“我蒙受祖先的荫蔽，身居高位，与各弟弟及子女、侄子谨慎遵守的只有两句话，是‘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可见，他求福求禄，只是“不可享尽”，在享福中注意一个“俭”字；他要权要势，只是“不可使尽”，在用权中注意一个“当”字。他称自己“平日最好惜人，‘花未全开月未圆’7个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
办法之二，叫“常存冰渊惴惴之心”。为人处世，必须常常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时处处谨言慎行，三思而后行，才不致铸成大错，召来大祸。曾国藩总结说：“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练，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天命”，在曾国藩看来，是至高无上，而又不可知的东西。今天来认识“畏天命”，当指不要违背已被人们认识的和尚未被人们认识的自然规律。用曾国藩本人的话说，“畏天命”，则“不敢丝毫代天主张”；“畏人言，则不敢稍拂舆论；畏训诫，则转以小惩为进德之基”，这样，才可以“于‘畏、慎’二字之中养出一种刚气来。”
办法之三，叫“天地间唯谦谨是载福之道”。他深刻地指出：
“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曾国藩的这番话，是他自己经过几十年磨练之后的经验之谈。道光年间，他在北京做官，年轻气盛，傲气不小，“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1851年），在长沙办团练时，也动则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意气甚深；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他又与当地官员时有龃龉；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时，经过一年多的自省，他才开始认识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
“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余“性格向来倔强，不善于与地方官联络感情，经常意见不一。”“我生平执拗，道德上孤傲；说话不多，写东西近乎诉讼。静下心来默默省察过失，我处处获罪于别人，原因不外乎两个原因。”这种深刻的反省，使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场中的为人之道。曾国藩第二次墨绖（dié）从戎后，开始吸取以往的教训了。
咸丰八年（1858年）十二月给诸弟报告说：“我往年在外，与官场诸人难以相合，几乎到了处处碰壁的地步，这次换了办法，才稍稍安定了些。”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他又写道：“吾自 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惰’字，以儆无恒之弊；近来又力戒‘傲’字。”曾国藩晚年更加成熟，不止待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即对于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自从咸丰 十年（1860年）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位渐高，名渐重，多次上奏请求减少一些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简大臣来江南会办。
他对弟弟说：“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又说：“我也不甘作庸碌无为之辈。近来阅历变了，一味朝平平无奇处用功，这不是说我萎靡不振，而是由于我官位太高，名声太重，不这样做就危险。”这话反映了他力求保持美好晚景的心境。所谓“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一味向平实处用功”，目的是永葆“花未全开月未圆”的态势。
总之，曾国藩一方面执著追求功名富贵，一方面又善于从“名利两淡”的“淡”字上下工夫，讲求谦让退却之术，所以能做到持盈保泰。
实践出真知
有人曾经这样说：“如果你不知道你是往何处去，便不会达到什么特殊的目的。”
想法太多，或者要想实现的目标太多，跟没有想法、没有目标其实是一样的有害。
在遭遇挫败的一段时间，过去的一切似乎总是挥之不去，我们仿佛被钉死在上面了。我们会一直思考，又不时做一些修正。似乎在我们有行动能力之前，必须先回顾过去并且了解它的意义。所有的人都注定要成为自己一生的历史学家。
遭遇重大的挫折时，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对自己诚实。除非我们解答出何以失败的问题，否则就无法把失败变成成功之母。
只有用分析家冷静的眼光，而不是情绪化的埋怨责备，才能把我们从失败的性格之中解放出来。为什么聪明的人会失败？原因有一大箩筐，它无疑比我们在此所提到的更多。失败实在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即使最棒的人也在所难免，能够从失败中汲取经验，才是了不起的事。
聪明人唯一与众不同的，是他们能够记起自己在性格上的失败教训——例如坠入空想。
曾国藩最不喜欢经常空幻想、发牢骚、怨天尤人的做法，提出“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亲身入局，才能有改变的希望”的原则。
曾国藩处世的成功，和他主张的做事必须躬亲实践有关。关于这一点，清末的蔡冠洛说：
“曾国藩以前任两江总督时，讨论研究的文书，条理清楚严密；没有不是亲手制定的章程，没有不是亲自圈点的文书。前年他回去任两江总督时，感激皇上恩情高厚，仍然令其坐镇东南，他自己说如稍有怠惰安逸，则内心会负疚很深。他利用工作之余接见各方面的客人，见到后必定要访问周详，殷勤训导勉励。对于幕僚下属贤明与否，事情的原原本本，没有不默默地记在心里的。他患病不起，实在是由平日事无巨细均须亲自过问，用尽了精力、费尽了心思所造成。”
亲身入局，首先要自己做得正。
曾国藩说：
“风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注修养，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曾国藩在《格言四幅赠李芋仙》中提到了亲身人局的办法：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所谓“身到”是指，身为基层官员，就应该亲自去查验有关人命、盗窃等案情，亲自到乡村去调查；身为军官就应该亲自巡视营垒，亲自到战场冲锋陷阵。所谓“心到”是指，遇到任何事情都要细心分析，对事物的各方面、各个环节，首先要能分解开，最后要能综合得起来。所谓“眼到”是指，留心观察他人，认真研读公文。所谓“手到”是指，对于人们的优劣是非、事情的关键要点，应随时记录，用以防备遗忘。所谓“口到”是指，在差遣人这样的事情、警戒众人这样的言辞方面，不但要有公文告知他人，还要不怕烦劳反复苦口叮咛。关于曾国藩的“口到”，有这样一段记载：
刘铭传率师追捻军于鄂、豫之交，与鲍超军相会。一天，刘见曾国藩，曾问曰：“见鲍春霆欤？”曰：“然。”曾又曰：“穿黄马褂耶？”曰：“否。”曾国藩感到很惊讶，问为什么没有穿？又问：“叙战功欤？”曰：“主人仰客大名，幸得一见，将谦让之不煌，岂复有可叙之功。客因主人口不言功而不言己功，亦客敬主人之意也。”曾国藩大笑。观此可知驭将之道，虽在小节，但不可不知之。这件事可谓是曾国藩口到的生动表现。
做事能亲身入局，且能行得正，其影响是十分重大的。《论语》中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说，如果自己的行为不端正，那么无论制定什么政策规章，部下也不会遵从的。
曾国藩、林则徐都深切地体会到亲身实践的重要。林则徐在江苏做巡抚时，曾经对他的僚属说：“我恨自己不是牧令出身的，每件事还都得亲自去实践啊。”曾国藩在做两江总督时，也曾经说：“做官应当从州县做起，才能够立得住脚。”
综观曾国藩生平处世，不仅积累了具体事情亲身入局的办法，更体验到了天下大事需积极入局的意义。为此，他入了匡时救世“报效国家”之大局，入了科举之局、为官之局、从军打仗之局，且都有所成就，成为一位人生的强者。
慎之又慎
曾国藩最讲究谨慎守拙。在军事上，他专在“稳慎”上用心，最戒浪战。而在官场，曾国藩则讲究“藏巧于拙，用晦而明”，避免才华过露，招人嫉妒。尤其是在湘军击溃太平军，名震朝野之时，曾国藩更是战战兢兢，避免因此招至祸灾。
曾国藩深知官场险恶，故凡事不求十全十美，只求平稳退路，此为其反败手腕之一。他认为平定大功足以“千古”，其他则听之任之，而关键是怎样收场。他认为：“尝观《易》之道，察盈虚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意思是：我曾观察《易》经中讲的道理，考察盈虚升降的原因，才知道人不可能没有缺陷。
激烈碰撞，两败俱伤。虚虚实实，攻其不备，乃为高手所为。曾国藩主张“以虚应实，心神不乱”。积聚心力，放眼红尘，是圣人所为。
君子才华不露，聪明不逞，才有任重道远的力量。这大概可以形象地诠释“藏巧于拙，用晦而明”这句话的具体涵义。很明显，这里要说明的一点就是在名震朝野之时要懂得藏锋露拙，明哲保身，切忌锋芒太露。
“慎独”是曾国藩人生哲学智慧的最好体现。曾国藩一生谨慎处世，藏巧于拙，小心交际。曾国藩曾曰：“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他在给自己弟弟的信中说：择友须慎之又慎。
“慎之又慎”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曾国藩在行为上求“稳慎”，在言论上反“不慎”。人世如此艰难，曾国藩不得不处处谨慎小心，避免锋芒太露。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是一副名联，也是很好的格言。吕端是宋朝的名宰相，看起来笨乎乎的，其实并不笨，这是他的修养，在处理大事时，也是绝不糊涂的。而诸葛亮则一生谨慎，是学谨慎的一个好榜样。
事事谨慎、时时谨慎，是曾国藩人生的一大特色，特别是在择友、说话、为官、处世四个方面。
择友须慎。1843年2月15日，曾国藩在给几位弟弟的信中说：没有朋友不行，有坏朋友更不行。因此，择友不可不慎，人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曾国藩任京官期间，广交益友，与京中名士倭良峰、何子敬、吴竹如、何子贞、江岷樵等数十人交往甚密，获益良多；带兵之后，与胡林翼等人结为至交，世传《曾胡治兵语录》中曾胡并提，也可见二人关系颇好；曾与学生如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虽名为师生，实则私交也不错。左宗棠与曾有过矛盾，但曾去世后，左宗棠在挽联中写道：“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这是他们友情的最好见证。曾氏之所以能“武功灿烂、泽被海内”（蔡锷语），与他广交益友是分不开的。
孔子对“朋友”的解释是“同学为朋，同志为友”，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同学的含义有所变化，但他把朋友分为“益者三友”、“损者三友”，这与今天没有什么不同。孔子说：“同正直、讲信用、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有好处；同阿谀奉承、当面恭维背后诋毁、夸夸其谈的人交朋友，便有坏处。”因此，择友应当谨慎。颜之推说过：“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故君子必慎交游焉。”墨子认为人性如素丝（白丝），染于青色为青丝，染于黄色为黄丝，放进不同颜色的染缸里染过后，就成为不同颜色的丝了。不只白丝如此，“士亦有染”，染于良友，跟着学好；染于不良之友，跟着学坏，“故染不可不慎也”。不仅君子择友须慎，一般人也如此。荀子说：“匹夫不可不慎于取友，友者所以相佑也。”
说话须慎。曾国藩要求弟弟要慎于言，并引用孔子的话，让弟弟在问题没有搞清楚，情况掌握得不确切时，决不妄下断语，评头品足。这是曾国藩越过满汉矛盾险滩的一贴妙药。
这段话的背景是：1860年春夏之交，英法两国以“修约”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于4月22日占领舟山，5月27日侵入大连，6月8日侵入烟台，8月1日占领北塘，8月21日夺得大沽口炮台，24日攻入天津。9月18日攻陷北京东面的张家湾和通州，21日进至距北京只有数十里路的八里桥。次日，咸丰帝被迫到热河“避暑”，只留下弟弟恭亲王奕为钦差大臣驻守北京。这次英法联军攻取北京，完全是由于僧格林沁及胜保所部兵败所致。国弱被人欺，马瘦被人骑！僧部在天津、通州各役，虽均惨败，但确是“挟全力与逆夷死战”。曾国荃得知兵败的消息后，对僧王很是埋怨，并称僧王已不被皇上重用云云。曾国藩严厉地告诫弟弟不要乱讲，一则这不利于缓和满汉矛盾，二则曾国荃之言确有不对的地方。细想当时天津、通州各仗，僧部均前赴后继，牺牲惨烈，假若将士们装备稍好一些，必会有另外的景象。今日圆明园的断壁残垣，正是在告诉人们这段历史，不停地警示后人：落后就要挨打！
为官须慎。曾国藩曾对其弟曾国荃说过：“吾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亦高，中外指目第一家。楼高易倒，树高易折。吾与弟时时有可危之机。”对于功名利禄，曾国藩追求“花未开全月未圆”，不使之盈满，而应留有余地，他又说“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宜从畏慎二字痛下功夫”。这些话都反映了曾国藩身居高位，但仍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
对于“畏慎”二字，曾国藩说最应该畏惧谨慎的，第一是自己的良心，他说过：“凡吏治之最忌者，在不分皂白，使贤者寒心，不肖者无忌惮。若犯此症，则百病丛生，不可救药。”第二是“左右近习之人，如巡捕，艾什，幕府文案及部下营哨官三属”。第三是公众舆论。畏惧这三者，自然能做到为官谨慎。
曾氏兄弟攻下南京后，当时的客观环境对于他们非常危险。一方面，那位高高在上的慈禧太后非常厉害，特别难侍候，历史上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故事太多，曾氏不能不居安思危；另一方面，外面讲他们坏话的人也很多。尤其是曾国荃把太平天国王宫和国库里的许多金银财宝全都据为己有。这件事，连曾国藩的同乡好友王闿运也大为不满，在写《湘军志》时，固然有许多赞扬，但把曾氏兄弟及湘军的坏处也都写进去了。
曾国荃的修养到底不如长兄，一些重要将领对于外面的批评非议都受不了。他们中有人向曾国藩进言，何不推翻满清，进兵到北京，把天下拿过来，更有人把这意见写成字条提出。曾国藩看了字条，对那人说：“你太辛苦了，先去休息一下。”打发那人走后，将字条吞到肚中，连撕碎丢入字纸篓都不敢，以期保全自己和部属的性命。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的一个“慎”字。
处世须慎。曾国藩要求长子曾纪泽言谈举止须厚重，戒轻浮。这里“厚重”固然有老成练达的意思，但也寓含着事事谨慎的含义。1848年夏，曾国潢到县城办事，与地方官有来往，曾国藩写信要他：“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服神钦，到处人皆敬重。此刻初出茅庐，尤宜慎之又慎。”此前一个月，地方官给曾家加了赋税，曾国藩写信要求家中三位弟弟（澄侯，沅弟，季弟）：“新官加赋我家，必答应，任他加多少，我家依而行之。如有告官者，我家不必入场。凡大员之家，无半字涉公庭，乃为得体。为民除害之说，为所辖之属言之，非谓去本地方官也。”1864年5月9日，曾国藩于军务繁忙之际，特地写信给家中主持家中事务的澄弟，要求他在家乡不宜轻易抛头露面。他写道：“吾与沅弟久苦兵间，现在群疑众谤，常有畏祸之心。弟切不宜轻易出头露面，省城则以足迹不到为是……不可干预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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