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版的《讨武檄文》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书生出身的曾国藩在骨子里其实是不太适合用兵的。“兵不厌诈”，两军对垒，要求用兵者一定要奇裔、狡猾，极富心机，不按常理出牌。但曾国藩呢，他只是一个有着巨大坚韧力、脾气倔强的读书人。虽然曾国藩有着丰富的学养，也有关于天地人的巨大感悟，但这样的智慧，更多的是人生哲学范畴的。在本性上，曾国藩并不是一个具有创造力且诡计多端的人。这样的人格特征，决定了在战争开始阶段的艰难——在战争之初，这个书生既缺乏用兵者所具有的大胆和亡命，也缺乏那种举重若轻、爱拼能赢的心理承受能力。
1854年2月，曾国藩终于率领着他的湘军出山了。在衡阳一座宗祠的广场上，曾国藩抖擞精神，对着黑压压的人群，声嘶力竭地宣读他的“出师表”。对于一万多水陆湘军来说，从军数月，很多人是第一次见到这个被誉为“湖湘最有学问的人”的面容，他们好奇地踮起脚尖，远远地眺望着这个神秘的人物。人们明白，看来天下真的危在旦夕了，要不，这么多面色苍白的读书人怎么会一个个拿起刀剑呢？那个中等个子的小老头儿跟他们说着同样的方言，他的声音有点嘶哑，却言语激越，富有激情，同时也杀气腾腾、声嘶力竭。尤其是曾国藩的面容，更显阴森可怕。曾国藩的演讲极富煽动性，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像干柴一样被曾国藩点燃了，也被打动了。他们挥舞着手里的长矛和大刀，山呼海啸，像巨浪一样汹涌起伏。
作为传统的知识分子，曾国藩当然是极注重名分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行军打仗，一定要“师出有名”。这篇《讨粤匪檄》是曾国藩亲手写就的，也是经过湘军中诸多大儒润色过的。檄文的结构严谨紧凑，第一段痛斥太平军的残暴，以地域观念打动长江流域的人，煽动他们联合起来攻陷太平军；第二段痛斥太平军破坏伦理秩序，以护卫理学观念打动知识分子；第三段痛斥太平军毁污庙宇，以神道观念打动一般乡民。作为桐城派的嫡传弟子，曾国藩最看重的是文章的气韵和义理，这些，都在这篇檄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曾国藩很得意的是，这篇檄文堪比当年陈琳为袁绍讨伐曹操所写的檄文以及唐朝骆宾王的《讨武檄文》。虽然文章中没有“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等赫赫警句，但“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等句子，也称得上恢宏大气、铿锵有力。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篇阕强有力、惊天动地的檄文，比任何有关的描写更鲜明更刺眼地把曾国藩一向隐遁于昏暗之中的性格彰显了出来，曾国藩内心激荡的浑圆之气喷薄欲出：
为传檄事。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于今五年矣。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虏入贼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浚壕。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犹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惨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唯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父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又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涤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殁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于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
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tiǎn）此凶逆，救我被虏之船只，拔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是用传檄远近，咸使闻知。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折奏请优叙。倘有久陷贼中，自拔来归，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资遣回籍。
在昔汉、唐、元、明之末，群盗如毛，皆由主昏政乱，莫能削平。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讨暴虐无赖之贼，无论迟速，终归灭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尔被胁之人，甘心从逆，抗拒天诛，大兵一压，玉石俱焚，亦不能更为分别也。
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实鉴吾心。咸听吾言！檄到如律令，无忽！
文章宣读后，曾国藩又命令手下人大量誊抄，四处张贴。显然，他对于这篇檄文是很满意的。然后，潇潇雨雪之中，曾国藩带着他的17000名子弟兵，浩浩荡荡地由水陆两路北上了。骑在战马上的曾国藩壮怀激越，熟读历史的他深深地知道，自己正在做的，是一件前无古人的事业，这一拯救数千年道统的使命甚至具有某种神性的意味。一切，都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壮。
曾“夜郎”自大失岳州
1854年的春节到了，曾国藩行色匆匆，特意抽出几天时间于二十七日从衡阳回了趟湘乡。他在家中受到妻儿家人的簇拥。在热闹纷杂之中，曾国藩与他的父亲做了一次密谈。他告诉父亲曾麟书，正月底，他将率领湘军正式从湖南出发，与太平军打仗去了。其父听到这个情况，便告诫他，现在为朝廷办事很不容易，打仗的事更是急不得，要一步一步地来。又说了许多体贴他的话，并叮嘱他一定要注意爱惜自己的身体。
过了大年初二，他就打点行装赶往衡阳。临行前又到母亲的坟头去叩了一次头，烧了几柱香，希望其母能在阴间保佑他出师大捷。正月初五，曾国藩抵达衡阳。此时湘军水师已基本成型，只是没有经过操练。一周以后，曾国藩接到了军机处廷寄的上谕，命他“着即遵旨，迅速由长江驶往安徽”。此时，曾国藩派出的探卒不断传来他不愿听到的消息，先是庐州失守，江忠源死难，随后又说吴文镕出战黄州堵城大败，曾国藩已没有等待的时间。
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自衡州起程，顺水而下，至湘潭与待命在此的水军四营会师。师行至长沙时又装载军械几千件，子药二十余万。尽管长沙离衡阳并不十分遥远，但自从半年前曾国藩率部离开长沙以来，他一次也没有来过这里。其间也有人向他提出，应该回长沙，他却始终认为没有这个必要。现在，他的湘军已经编练完成了。这支部队虽然还未经过战斗，但它已是湘、鄂、皖、赣四省境内规模最大的一支清军。他的手中有一支湖南任何一位文武大臣都不敢轻视的部队，有了与长沙官场进行对话的资本。同时，他马上就要率部与太平军作战，这决不是儿戏，更不是一件可以斗气的事，他有大量的事情需要与长沙官场中人进行磋商。所以，他的心里虽然仍在咒骂长沙官场中的一些人，但他还是主动与他们协调关系来了。
二月初二，曾国藩在衡山上奏清廷，称自己“才智浅薄，素乏阅历”，“本不足统此大众。然当此时事艰难，人心涣散之秋，若非广为号召，大振声威，则未与贼遇之先，而士卒已消沮不前矣。是以与抚臣往返函商，竭力经营，图此一举。事之成败，不暇深思，饷之有无，亦不暇熟计，但期稍振人心而作士气，即臣区区效命之微诚也。此次“东征”，虽师行仓促，但从船舰装备上看还是作了精心准备。计有拖罟一号、快蟹十号、长龙五十号、三板艇一百五十号，皆仿照广东战舰之式，又改造钓钩船一百二十号雇载辎重船一百余号。所配之炮，共有五百余位。所募之勇，陆路五千余人，水师五千人。陆路各军编列字号，五百人为大营，不满五百者为小营。水路分为十营，前、后、左、右、中为五正营。正营之外，又分五副营。正营旗用纯色，副营旗用镶边。所备之粮台，带米一万二千石，煤一万七千石，盐四万斤，油三万斤，军中应需之器物，应用之工匠，一概携带随行。合以陆路之长夫、随丁，水路之雇船、水手，粮台之兵员、丁役，统计全军约一万七千人。”
曾国藩率领约两万人马的水陆两师，从衡阳启程，开始着手准备东征的事情。途经长沙，当年的官场对手们看到此时的曾国藩如此风光，个个都来巴结奉迎，握手言欢，说了不少旗开得胜之类的恭维话。曾国藩此行的目的地是岳州，所以他在长沙城只停驻了两天，就再次出发向岳州去了。
当时，守卫岳州的是石达开的堂弟石祥祯，他手下有三万人马。曾国藩率领军队行进，当走到离岳州城还有三十里远的时候，探马来报，说岳州城里太平军已经消失了踪影。曾国藩心里十分高兴，以为太平军一定是对湘军的声势感到害怕，所以就望风而逃了。这样，曾国藩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岳州城。初战告捷后，曾国藩立即就将功劳报给了咸丰帝。
当时的曾国藩，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没有仔细推敲就认为胜利得来如此之易，领兵打仗不过如此。统帅既然如此，部下也随之放松警惕，全体湘军中滋生了一种骄傲情绪，由此而招致了紧接下来的失败。
曾国藩占领岳州后，王、李续宾带领一共有一千名湘军的两个营向武昌进发。一路上风平浪静，众士兵连一个太平军也没有看到。其实，到这个时候，将官们应该感到事情的蹊跷了，但是他们没有往更深处想，只认为自己骁勇善战，威名远扬，早把那些太平军吓跑了。湘勇们因此便放松了警惕。这天夜里，他们宿营在羊楼司。夜间也没有派兵巡逻。
谁知到了半夜，罗大纲亲自率领五千名太平军士兵，从周围的山里冲出，呐喊着向羊楼司冲杀。湘勇们从梦中惊醒，还没有做抵抗就丢掉了几百条性命。王、李续宾于忙乱之中只好仓皇南逃。
祸不单行，三月初七日，岳州一带狂风大作，掀起了洞庭湖汹涌的波涛。泊在水面上的湘勇水师根本无法对付如此的大风大浪，因此溺死了许多人，同时也严重损坏了许多船只，战船、辎重船漂沉二十四艘，撞伤数十艘。军心不免动摇。接着，就在太平军于临湘羊楼司大败王部后，三月初十日（4月7日），太平军就把岳州攻占了。
曾国藩在太平军的浩大声势面前，不敢进行长时间的战斗，只好带着随从自岳州城中仓皇出逃。幸好水师船只前来接应，跑到船上的曾国藩才逃过了此劫。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命令部队暂时退回长沙，恢复军心，以再做打算。
面对败绩，曾国藩已经感到没有颜面面对皇上，因为上次的奏折中自己已夸下了海口。在长时间的充分考虑之后，曾国藩向咸丰帝上了两份奏折，第一份奏折就是《岳州复失水勇退回长沙防剿折》。
这份奏折的主笔人是当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身在长沙的骆秉章对于当时接战的实际情形并不了解，是曾国藩给他提供了具体情况。从这份奏折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已经彻底掩盖了兵败的狼狈情形，而只是具体描绘了湘勇奋勇杀贼的情形。这样，退出岳州城的原因是因为粮草和枪弹不够，已无法再守城；败回长沙，是因为要保卫长沙的安全。反正咸丰帝自己并没有到过前线，也只好听任曾国藩说了。
第二份奏折名为《岳州战败自请治罪折》。对于曾国藩的两份奏折，咸丰帝显得十分宽宏大量。虽然他严厉指斥了曾国藩，同时又给了他将功赎罪的机会：“曾国藩奏水陆各军接仗情形，并自请治罪一折，此次岳州水军虽获小胜，唯因陆路失利，以致贼匪复行上窜。曾国藩统领水陆诸军，调度无方，实难辞咎，着交部严加议处。仍着督带师船迅速进剿，克复岳州，即行赴援武昌，毋得再有迟误。曾国藩所统各勇为数过多，既须剿办粤匪，又须搜捕土匪，即如所奏，有拔赴平江、通城者，有拔赴临湘、蒲圻者，又有不能依限前进者，散布各处，照料既不能周，剿捕自难得力。一有败衄，人无固志，似此何能力图进取？此时肃清江面专恃此军。曾国藩初次接仗即有挫失，且战船被风沉损多只，何事机不顺若是？现在湖北待援孔亟，曾国藩以在籍绅士专顾湖南，不为通筹大局之计，平日所以自许者何在？”
虽然咸丰皇帝没有怪罪曾国藩的意思，但是曾国藩在接到咸丰皇帝的圣裁后，自己反倒觉得非常惭愧。他自感没有脸面再和城内的官绅打交道，因此，他没有进城，而是驻扎在长沙城外。这时，曾国藩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如何抓住时机，将所有的太平军全部消灭，一来洗雪心中的愤懑，二来也可以让自己不再在皇帝和湖南官绅面前丢颜面。
靖港一带，汉港纷歧，水陆两路而旁通湘江西岸之宁乡、益阳、湘潭等县，于是太平军决定一面以水军进逼长沙；一面以陆军取道宁乡攻占湘潭，对长沙采取包围的形势。有人说，“陆营现已失败，当趁军心未散时率水军进攻，水陆交攻，或可转败为胜。”曾国藩认为颇有道理。
曾国藩召集诸将议战。当时，太平军攻占岳州、湘潭后，兵锋正直指省城长沙。曾国藩若进入长沙无疑是自困城中。于是有人认为应先攻靖港，夺取太平军屯驻地；但也有人反对说，“若靖港失败，退还城下，即入死地”，应该攻湘潭，如果不胜，保复广州，即使长沙被攻陷，也可再夺回来。曾国藩见众人你一句，我一语地争论不休，也没了主意。这时水师十营官将，公推彭玉麟决定攻守战略，彭取上策，定先攻湘潭并亲率五营先期出发，约定次日曾国藩率五营殿后。
湘潭失陷
太平军岳州一役的胜利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它大大鼓舞了太平军的士气，同时对湖南境内的各股反清势力也是很大的鼓舞。在这大好形势下，太平军做出了向长沙进军的决定。为了给夺取长沙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太平军决定先将离长沙九十里的湘潭和离长沙五十里的靖港这两个地方攻克。在太平军的凌厉攻势下，清廷绿营军纷纷逃窜。湖南的清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投奔曾国藩的湘军。而在岳州之战中惨败的湘军，死伤七八百人，又被曾国藩淘汰掉了一千余人，因此，只剩下七八千人可以供曾国藩调动。所以当时太平军的作战方略是：首先将曾国藩的湘军歼灭，再攻取长沙城。
曾国藩听说了太平军水陆并进，将要逼进省城的消息后，大惊。这时太平军的陆军已散落地分布到岳州、湘阴各地，他们的战船也密集在了临资口、樟树港、乔口、靖港等处。由于连续多日北风凛冽，大雨不断，水军不能去剿灭太平军。曾国藩把各陆水军布置在靖港港外，建好坚固的炮台，以等待时机攻打。
有人说：“陆营现已失败，当趁军心未散时率水军进攻，水陆交攻，或可转败为胜。”曾国藩认为颇有道理。三月二十四日，大风刚刚有所平息，曾国藩便命令各营水师驶入靖港，如此反复，共击中了船中以及岸上的太平军共二百多人，击沉了三只船，另外还有一只火药船。太平军知道省城水陆两边都防守甚严，不敢公然闯入，便想由陆路绕过宁乡，直接向湘潭进攻。曾国藩先派湘军营官伍宏鉴、魏崇德、郭鸿翥率领湘军近千人建立营房，以防止太平军的进攻，并嘱咐这些营官，因为太平军的气势极为嚣张，所以一定要防守谨慎，但不要主动出击，待到塔齐布率兵到达时，再筹划进攻追剿的事。
三月二十五日，太平军分三股力向魏崇德所在的营进攻，湘军在营内向太平军施放枪炮，击毙了几十名太平军。接着太平军分十几路，形成四面围逼之势。湘军奋力拼杀，杀了百余名太平军。但太平军愈来愈多，愈来愈勇，湘军死亡至数百人，败退下来。
三月二十六日，塔齐布率领一千三百余名士兵前去增援，太平军闻讯后连忙撤退，直奔湘潭而去。塔齐布、周凤山听说了这一消息，也绕道直奔湘潭。但就在三月二十七日，塔齐布还未到达湘潭时，太平军就发动了攻打湘潭的战役。
湘潭，作为湖南省一个重要城市的物产丰富，城内粮草充足，但守城将士却只有五百人。因此，只要太平军一攻湘潭，湖南巡抚骆秉章就必定会从曾国藩那里搬救兵，这样，就可以在湘潭城下将湘军一举全部歼灭了。咸丰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下午，率领着七千人马的太平军将领林绍璋赶到了湘潭城下。当时守卫湘潭的长沙协石营守备崔宗光在此之前根本没有得到半点消息，当他得知兵临城下后，仓皇之中率领五百守兵匆匆赶上城头。但这些守兵根本没有任何斗志，一见拥有如此浩大声势的太平军将士，全部都不战而降。于是，太平军没有多久便攻克了湘潭城。
湘潭失陷后，曾国藩与骆秉章的想法便出现了分歧：湘潭的失陷让骆秉章很着急，他赶忙亲自找曾国藩，希望他能够把湘潭夺回来。但是，当时曾国藩因为求功心切，并不急于收复湘潭。他的想法是：朝廷给他下达的命令是要他到武昌去，岳州之败，他忍辱退回长沙，已经感到非常没有面子。此次如倾巢对付湘潭的太平军，胜利了倒还可以，但是如果失败了，还有何脸面再活在世上？况且太平军分兵攻打湘潭，就必然会在岳州一带造成军事上的弱势，若能趁虚越过岳州，前往武昌，在皇上面前岂不是可以挣回面子？而且，若先攻湘潭，不免会让人感到曾国藩这一招是退避之举。但是曾国藩手下的幕友陈士杰、王运等人却大多和曾国藩持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湘潭是大商埠，军需所资，先把湘潭夺下是理所应当的；若是先北上攻克武昌，失败了再退到省城去，便是置自己于死地。陈士杰持此主张最力。他告诉王錱：“今独可悉兵援湘潭，即不利，犹得保衡、永，图再举；若不顾根本，但图进取，一败俱死矣。”王錱向曾国藩转达了这一意见，曾国藩才恍然大悟。陈士杰不但自己对曾国藩力加劝说，而且约请杨载福、彭玉麟一同向曾国藩上书攻湘潭的好处所在。恰恰这时，十营水师的营官都来见曾国藩，他们一致力谏曾国藩攻取湘潭。
在强大的压力下，曾国藩不得不做出一举攻克湘潭的决定，于是派补用副将塔齐布、蓝翎守备周凤山率领一千三百多人进军湘潭，又派候补知府褚汝航等五营水师前往。同时决定第二天自己亲自领两千多人
增援。
靖港惨败
当曾国藩一心一意将心思放在攻克湘潭上时，当天晚上，突然接到了长沙县乡团士绅的报告：说是在靖港的太平军的一个头目将过生日，准备在镇上大摆太平宴。乡团称靖港的太平军人数不过数百人，而横在江上的敌船也不过几十艘。船虽不多，但影响了湘江水上商运，请曾大人能够派湘军过去将此伙蟊贼一网打尽。并称靖港的团丁已经暗中预先架设好了浮桥，机不可失。
岳州之败和宁乡的失利，使曾国藩脸上无光，他太需要一个胜利来鼓舞军心了。再加上，需要搞一次胜利来影响正在湘潭奋战中的湘军。
他估计太平军的西征军主力驻扎在湘潭、岳州、武昌。像靖港这样的小地方绝不可能有数量很多的太平军。长沙城中可供使用的湘军水陆勇加起来有五千人左右，当然不能全部都拖出去。曾国藩认为如果只有一千多人的小股太平军，去一千湘勇足矣，消灭长毛应该是小菜一碟。于是他亲点水师一千多人，选陆勇八百人准备出发。
曾国藩亲率湘军战船四十艘顺江而下。
是日，刮南风，水流湍急，几十里水路须臾即到。但有一个麻烦，进则疾驶如飞，退回则寸步难挽。曾国藩的指挥船驻在靖港上游一点的白沙洲，大队湘军水师战船则直扑靖港。当他们到达太平军营垒时，才发现是一个空城计。
只听得一声炮响，太平军从铜官山上杀出。芦苇荡中数百条渔船冲出来。
湘勇忙叫：“开炮！开炮！”
但是，湘军水师大战船的炮口都是朝着远处，对于近距离的渔船却没有办法，一通乱轰，不得要领。而太平军则发挥他们近距离的优势，用抬枪鸟铳朝湘军水师战船射击。湘勇纷纷毙命。水师气馁，乱成一团。
“撤！”
但是，进则易，退却难。湘军水师战船只好朝对面的铜官渡口撤退。
只听得又是一声炮响，铜官山上又有太平军杀出。
李续宾骂道：“他娘的，到底有多少长毛呀？情报出了问题？”
这个一向以打硬仗恶战著称的湘军陆师名将也没了底。
曾国藩在上游闻警，急开船下来指挥。这时水师早已失去了战斗能力。李续宾命令陆师从岸上冲锋，抵挡铜官山上杀下来的太平军。但是陆师见水师溃败，也心慌，但见漫山遍野是黄巾红巾，个个胆颤心惊，未及交手，即已气馁，纷纷朝江边溃退。那里有一浮桥，可退向另一个方向。
看到湘军如此训练缺素，多年的努力付之流水，曾国藩大愤，亲自冲过浮桥，来到岸上，督师进击。他想，湘军人数也不在少数。他令执旗官插起一面令旗，于岸边浮桥附近划一道线，鼓起三角眼大喝：
“有过此旗者，斩！”
但是溃退的湘勇如潮水，他们绕过令旗，朝浮桥上奔。浮桥是乡团临时用旧门板和床板铺的，这么多溃勇冲上来，桥也垮了，死伤数百人。
此次靖港之战，曾国藩的失利完全是因为不小心掉入了太平军设置的圈套。太平军算知曾国藩自岳州败后，一心只想求得战争的胜利，所以故意在靖港设下埋伏。靖港位于沩水流入湘江的入口，水流很急，船只有靠很大力气才能逆流而上。河的对岸是铜官山，山上茂盛的树林对设埋伏非常有利。因此太平军乘岳州之胜后一举拿下了靖港。当曾国藩准备进攻靖港时，他们在表面上只看到了几百太平军，而两万人马的太平军大部队则正隐藏在铜官山中，等着好好打一个大胜仗呢。
曾国藩见战事已经无法再继续进行下去，便混在侍卫群中匆匆上了拖罟（gǔ），盲目地随着溃船退回到来时的地方。不料，天公不作美，西南风突然刮了起来，本来水流就十分湍急的江面，这会儿要想逆流行舟更是不可能。曾国藩眼见兵败如山倒的惨状，耳边又听到有人到处在喊活捉“曾剃头”，心中想着此次败绩真是有生以来的奇耻大辱，觉得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了，便步出船舱，两眼一闭，就向湘江跳去。身边侍卫根本就来不及进行阻拦。
正当曾国藩行将一命呜呼之际，一个人从船尾座舱中跳了下来，一把抓住了曾国藩，并将他拖上船去。此人名叫章寿麟，字价人，虽然做的是曾国藩的幕僚，但却有着出众的武艺。原来，李元度等人见曾国藩执意攻打靖港，又将遗疏和遗嘱都交给他，料定曾国藩在靖港获胜则已，如果不胜则只有死路一条。但曾国藩一死事小，他一手操练的湘勇及手下的幕僚又要去投奔谁呢？于是便悄悄地嘱咐章寿麟注意曾国藩的一举一动。
曾国藩被救上船后，心里感到非常恼火，便指着章寿麟骂道：“你来干什么！”为欺骗曾国藩，章寿麟只好说：“我是来报信的，刚刚接到战报，说湘潭那边的战争已取得胜利。”曾国藩明明知道他说的不是真的，但此时的他既然有台阶可下，也便不再说什么了。
此时，太平军在湘军炮火的阻拦下，已无法对曾国藩的逃军进行追击。曾国藩就借此时机，狼狈万分地逃回了长沙市郊南湖港。
靖港之战是太平军给湘军戴的一个笼子。指挥太平军靖港之战的是石祥祯。
石祥祯，广西贵县人，石达开的从兄，封国宗。参加西征，攻南昌，占九江，横扫鄂南大片土地，克汉阳、汉口，被任命为征湘军指挥，占岳州、靖港、宁乡。这次他与林绍璋各领一军，一个打湘潭，一个守靖港。待林绍璋湘潭得手后，再上下合击长沙。
自杀未遂
曾国藩战败于靖港，自感没有颜面，想投水自杀，但被章寿麟救起，只能仓皇逃回水陆洲。可以这么说，靖港之战是由曾国藩指挥的湘军的第一次失败。虽然岳州之战中，湘军也失败了，但是那次战役中，双方并没有直接交锋。许多史书却说湘军被“全歼”，这是夸大其辞的。那次曾国藩只带了湘军的大部作战，而中坚力量被彭玉麟、塔齐布率攻湘潭，进攻靖港的湘军也仅被消灭部分而已。那次作战，曾国藩究竟带去多少人马，被歼多少，走失多少，由于湘军对此讳莫如深，至今也没查清楚。就说曾国藩的自杀吧，他活着时谁也没敢实说，直至曾国藩死后，亲自救他的章寿麟作了个《铜官感旧图》，请《湘军志》的作者王闿运作诗配之，李元度和左宗棠分别写了序。章寿麟所“感”就是曾国藩当年在靖港败后，船行至铜官渡投水寻死的情景。此后，世人才知靖港大败，曾氏自杀的事情真相。曾国藩二败返回长沙，城里的官绅对他的攻击比第一次更加猛烈了。以布政使徐有壬为首，幸灾乐祸，煽风点火，齐拥至巡抚衙门，要求起草奏折，状告湘军的惨败，曾国藩的无能，要求解散湘军，惩办曾国藩。湖南提督鲍起豹更是放声大骂曾国藩，说湘军劳民伤财，把“粤匪”引到了湖南，是“引狼入室”，下令关闭长沙城门，不让曾国藩及湘军一人进城。
曾国藩二度返回长沙，情绪极为低落，他不吃不喝，不洗不理，蓬头跌足，万念俱灰，还想寻死。他叫来弟弟曾国葆，让他去做一口棺材，曾国葆不干，苦苦相劝。曾国藩大声命令：“这是军令，不听者斩！”曾国葆只好派人去买来一口黑漆棺材，停放在江边。
曾国藩还给咸丰写了遗折，说明自带湘军进攻靖港，开战不久，全师溃败，难酬当初为国报效之愿，决心一死报主恩，以谢丧师败北之罪。并推荐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等人，让他们继续率部征讨“粤匪”。同时又写了一个遗嘱，让曾国葆立即送其柩回家，不可在外开吊，费用自理，不可花公家的一分钱，湘军所余之资，概交粮台。
正当曾国藩思考该选择什么自杀方法时，左宗棠坐着蓝呢大轿来了。
原来他看见曾国葆带着人抬着一口黑漆棺材向江边走去，心里一惊，还以为曾国藩已经一命呜呼了，于是命令轿夫飞速奔来到曾国藩的大船。左宗棠见事情并不像自己想象得那样，先是松了一口气，但随后心头又升起一股无名业火，大叫：“好哇！你可真是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曾涤生，为什么你不要做大丈夫，却做出愚夫村妇才做的事。你若真的死了，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你，我会劝说伯父大人不让你埋在曾氏的祖坟里。”
曾国藩万万没想到，左宗棠不但不劝慰他反而给他一顿痛骂，他“腾”地站了起来，用手指着左宗棠，哆嗦着说：“你……你为什么说我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左宗棠声色俱厉地说：“二十八岁你就进入了翰林院，三十七岁授礼部侍郎衔，官居二品，诰封三代。你所享受到的皇帝的恩情，如天地之深厚，河海之深长。太平天国犯上作乱，朝廷有难，你接受皇上的命令，开始训练团练。指望你保境安民、平乱兴邦，你却刚刚出师，就因为一点点的挫折而有自杀的想法。置皇上殷殷期望于不顾，视国家安危为身外之事，你的忠又在什么地方呢？”
曾国藩一听，脸色变得很难看。左宗棠继续说：“令祖星冈公多次说过，男儿的奇耻大辱便是懦弱无刚。你将祖训书之于绅，发愤自励，同时也以此勉励自己的弟弟们。京中桑梓，谁不知道你曾涤生自强不息奋斗了这么多年，是曾氏克家兴业的孝子贤孙。现在受了一点点的挫折就不想活了，这不就是懦弱无刚么？上有为你伤心的老父，下有因你而失望的子弟。你死之后，有何颜面见九泉之下的星冈公？令尊大人在你出山前夕，庭训让你将孝转化为忠，实望你为国家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使芳名千古流传，使曾氏门第世代有光。要是你今天自杀了，使父、祖心愿化为泡影，那么你又怎么称得上是孝子呢？”
曾国藩曾经自比为今世诸葛亮，是因为对自己能够建功立业、流芳千古有充分的信心啊！他叹道：“国藩自尽，实因兵败，我也是不得
已呀！”
左宗棠瞪了一眼曾国藩，对他的辩白根本不予理睬，依然侃侃而谈：“这么多湘籍兄弟投奔你而来，为的就是跟着你一起建功立业，而你竟想撒手不管，让这些人怎么有脸面再回家去？让他们落魄回乡或流离失所，你觉得这算是仁吗？很多朋友放弃闲适的生活，来和你一起征战，而你只为了消除自己的烦恼就对他们不管不顾，试问，你又义在哪里呢？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八个字，要是你今天撒手西去了，便如同铜打铁铸，你曾涤生的大名就永远离不开这个污点了……”
左宗棠说完，转身欲走。
曾国藩满脸愧色：“季高别说了，是我一时糊涂，差点酿成大错。你骂得好，让我像久醉的人幡然醒悟啊。”
左宗棠正色道：“我的话虽然难听点，但都是为你好。偶尔兵败算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如果汉高祖兵败就自杀，那不死上几十回？以我之见，靖港之败只是一次偶然，只要在此基础上吸取教训，打败太平军指日可待！”
左宗棠摸摸口袋，突然有件事浮上心头，说：“昨日朱县令来长沙，说他前些日子见到了伯父大人。伯父大人临时提笔写了两行字，让朱县令带来给你。我今日幸好把它拿了过来，你拿去看吧！”
左宗棠把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条从衣袋里掏了出来。曾国藩看时，果然是父亲的字迹：“儿此出以杀贼报国，非直为桑梓也。兵事时有利钝，出湖南境而战死，是皆死所，若死于湖南，吾不尔哭！”父亲的教诲，更令曾国藩感到无比心酸。今日若真的死了，还有什么颜面去见列祖列宗！他颤抖着重新把父亲的手谕折好，放进贴身衣袋里，心情才感到轻松了一些。
左宗棠所说之辞虽然大大触动了曾国藩的心思，但曾国藩却依然死志未改。因为一是所处的太过惨酷的境地，作为一个奉理学为圭臬的士子，就算是他的脸皮再厚，也觉得没有颜面再在这个世上活下去；二是靖港惨败，朝廷肯定会严加追究，说不定朝廷定的罪会让他生不如死。因此，曾国藩左思右想之下，还是一心一意地想死。
然而，吉人天相，也是曾国藩不该就此而命丧黄泉。正当他准备一死以谢天下时，曾国葆给他带来了湘潭之战大胜的消息：自四月初一日（4月27日）至四月初五日（5月1日），经过六天激战，湘军十战十捷，太平军阵亡万余人，逃溃亦近万人，船只被烧被夺二千余只。这是太平军自广西出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败，自然也是湘军出师了不起的一次胜仗，成为双方军事的一个转折点。太平军的西征军自此由胜转败；湘军的士气、声望则大振而起。湘军所取得的第一个胜利一下子就把曾国藩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并很快将他从失败的阴影中拯救了出来。
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靖港之败，都给曾国藩以后的军事生涯留下了十分深刻的教训。他以后能够带领湘军取得金陵之战的最后胜利，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正好反映了曾国藩此时的状况。
长沙大整军
湘潭之战的胜利消息传到京师，引起咸丰皇帝对曾国藩和湘军的真正重视。清军与太平军作战，几乎每战必败，像湘军在湘潭之战上的胜利，实在太罕见了。自此之后，清政府对湘军刮目相看了。遂后，咸丰发出一系列上谕，嘉奖湘潭大捷。同时下旨严责鲍起豹失城丧土之咎，革职拿办；培齐布被任命为湖南水陆提督。尤让曾国藩感到高兴的是，准他单衔奏事，湖南省文武百官，除巡抚一人之外，曾国藩视军务需要皆有权调遣。
这些上谕从根本上转变了曾国藩在湖南的政治地位。上谕先发至巡抚衙门，骆秉章接旨后，立即带着藩、臬两司等一班官员，拥着一抬绿呢空轿，亲自来接一直住在城外船上的曾国藩，对他百般赞誉，硬是把曾国藩请入轿内，住进省抚衙门。曾国藩再三推辞，带着郭嵩焘、刘蓉、陈士杰等一班参谋住进原来的湖南审案局里。骂他最凶的徐有壬当晚单独拜会曾国藩，恳切检讨过去的态度，主动提出湘军在衡州向陆知府借的十万两白银，由省库拨还，还答应湘军以后的粮饷，“鄙人尽力筹措”。
可湘潭之战的胜利并没有冲散靖港失败给曾国藩带来的耻辱。靖港失败后，曾国藩曾七天七夜没跟人说一句话，他陷入深刻的反省与思考中。胜败乃是兵家常事，但此次失败成为曾国藩“咬牙立志”的关键一次。曾国藩后来说，他平生有“四大惭”，即四大耻辱，而靖港之败是其一，他说：“甲寅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但他经历“此一磨折”，后来才有成功。他还说，他一生“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靖港之败亦是“打脱牙之时”。而“打脱牙和血吞”不是目的，“生平咬牙立志，徐图自强”才是目的。
曾国藩善于从失败中总结教训。他认为一年来编练的湘军，到实战之中有的敢战、有的一触即溃，要在湘军中树立“不怕死”的精神，现在正是该严厉整顿的时候。
湘军始建之初，水陆师不仅缺乏实战经验，组织指挥系统上也未能做到层层节制。而临阵作战时，论胆量技勇，兵不如勇，论纪律则勇不如兵。因此曾国藩认识到，必须有得力人员协同管带，加强文武官员的层层节制，才能相互维系。过去，湘军每营仅有一二绅士主持，故纪纲不密，维系不固。靖港之役，就错在“但知轻进之利，不预为退步之地”。而水师之弊，在于没有经战阵之兵勇，全是招募船户水手，编组成军，训练未满一月就拉上前线，故临阵胆怯。因此，曾国藩此后很重视老兵的作用，水陆兵勇编组时，务须新老兵勇互相搭配。
在指挥系统方面，重要的变化是增加统领一级。过去，湘军陆师的编制最高为营一级，由曾国藩直接统辖调遣。营以上设立统领，统率二营或数营。陆师以罗泽南、塔齐布等为统领，水师以杨岳斌、彭玉麟等为统领，由统领指挥营官，曾国藩则指挥统领。这样，在湘军中便出现了旅、团一级的编制，而在实战中，指挥也确实灵便，兵力使用相对集中，比较能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在水师方面，一方面咨札李孟群招募两广水勇一千名，于五月抵达长沙；另外，咨调陈辉龙率广东水师四百名前来参加湘军水师。这支水师配用湖南舵工、水手，以利控制。尤其是在装备上多加洋炮，现在只来六百尊，不足分配。因此，曾国藩又奏请清廷让两广总督购买夷炮数百尊解来长沙。长沙整军后的湘军水陆师，共计一万五千名左右，其战斗力远较衡州出师时强大。曾国藩还认识到，此次靖港之败，也由于赏罚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他感到，古人用兵，都是先明功罪，但今天多是患难之交，投奔大营来并非是为利禄驱使，因此所订法条难以施行，所以“两次致败，盖由于此”。有鉴于此，这次他驻扎在长沙城南门外的妙高峰上整顿营务。规定：凡是临阵脱逃的将领，不再录用。湘乡团练最早的组织者原湘乡知县朱孙诒，因在宁乡、岳州战役中临阵脱逃，被曾国藩断然逐出湘军。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也在被裁之列。
这次整顿，在湘军史上称为“长沙整军”，是极重要的一次事件。湘军以后的能战，同这次整军有极大关系。每天清晨，长沙城外的演武场上，陆师在塔、罗的指挥下认真训练；水陆洲畔的江面上，彭、杨指挥水师演练攻守。曾国藩每天穿戴整齐，亲临检视、训话。他还亲自编写了《得胜歌》，请人谱曲，让官兵每天演唱，鼓舞士气。
经过长沙整军，湘军实力大增。“规模重整，军容复壮矣”。咸丰帝的上谕又称“肃清江面之举，仍借此一军，以资得力”。因此，湘军士气也受到鼓舞。六月，修造战船的工作已经完成，广东总兵陈辉龙也到达长沙，添造浅水拖罟二号，李孟群到广西招募的水手一千余名也回到长沙，与曾国藩所募水勇日夜操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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