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铁桶”攻陷安庆
安庆位于安徽省西南部，长江下游北岸，有“万里长江此封喉，吴楚分疆第一州”之美称。安庆是长江下游的第一个城市，也是万里长江安徽段的第一个城市。其东与安徽省池州市、铜陵市隔江相望，南以长江与江西省九江市相连，西界湖北省黄梅、蕲春、英山三县，北接安徽省六安市、巢湖市，也是太平天国的首府天京的重要屏障。湘军要进军天京，必须要先把安庆攻下，而一旦安庆被攻下，天京的形势也将非常危急。因此，太平天国一直派重兵对安庆进行防守。咸丰十年（1860年）闰三月，曾国荃带领着一万多名湘军，开始准备进攻安庆。咸丰十一年八月，围困近一年半的安庆城在湘军的猛烈攻击下终于失守了。
对于湘军来说，攻下安庆的意义极其重大，它极大地传播了湘军的名声。
当时，太平军对安庆这个战略重地也非常重视，因为它既保护了东边的天京，又是粮食等物质的供应枢纽，还是与捻军联络的据点。当时，约有八万多人的湘军，正在长江南北两岸分七路指向安庆、芜湖等地，打算上游胜利以后，以高屋建瓴之势攻占下游。他们计划宏大，来势凶猛，给人势在必得的感觉。然而，他们的计划却有很大的弱点，即他们在后方湖北、江西所剩的兵力空虚。这个弱点立即被洪仁玕看破了。洪仁玕最早信拜上帝会，但到咸丰九年三月（1859年4月）才辗转从香港来到天京，被洪秀全封为干王，总理朝政。1860年春，为解除江南大营对天京的包围，他建议太平军实行“围魏救赵”的策略，先攻打湖州和杭州，引诱清军赴援，然后迅速回师，对江南大营进行全力攻击。洪秀全、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对他这一意见非常赞同。果然太平军于5月间一举消灭了江南大营。洪仁玕看破了湘军后方空虚的弱点后，再次建议故伎重演，乘虚直捣江西、湖北，进夺武汉，这样就能把湘军的兵力分散，从而解除对安庆的包围。
于是，陈玉成在北，李秀成在南，两人都顺着长江西行，约定于第二年4月在武昌会师。1860年9月30日，陈玉成率五万大军从天京出发，经庐江、桐城，攻占了湖北蕲水、黄州，于1861年3月17日直接向武昌进犯。此时的武昌城基本上算是一座空城，城内守卫不多，只有官文带领三千人进行防守。太平军攻城的消息一传来，城内大乱，许多有钱人家都逃走了。本在病中的胡林翼慌了手脚，立即带领军队回去救援，但又要顾及安庆前线加重了病情。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初一日卯刻，湘军夺得安庆后，曾国藩在《克复安庆省城片》这一奏折中写得很客观：“楚军围攻安庆，已逾两年，其谋始于胡林翼一人画图决策，商之官文与臣，并遍告各统领。”可惜，胡林翼已经躺在了病床上，无法进入已夺取的安庆。他于八月二十六日亥刻与世长辞，年仅五十岁。曾国藩得知此事，沉痛地写道：“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护诸将，天下宁复有似斯人者哉！”
再说曾国藩住在长江南岸，分析长江北岸的形势，预计彭玉麟、李继宜回师湖北后，大批折回的太平军又将回转来对桐城、怀宁两地的清军大举进攻。他生怕正包围安庆的曾国荃定不下心来，乱了阵脚，故急于咸丰十一年二月初七、初八给曾国荃接连写了几封信，叮嘱他必须先坚守五六天，等待鲍超部渡过长江增援他。二月二十二日又写信给曾国荃，对太平军进攻武昌的战略目的进行了准确的分析：“群贼分路上犯，其意无非援救安庆。无论武汉幸而保全，贼必以全力回扑安庆围师；即不幸而武汉疏失，贼亦必以小支牵缀武昌，而以大支回扑安庆，或竟弃鄂不顾。去年之弃浙江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之笔。今年抄写前文无疑也。”接着，他又对坚守安庆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进行了反复的说明：“无论武汉之或保或否，总以狗逆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安庆之壕墙能守，则武昌虽失，必复为希庵所克，是乾坤有转机也；安庆之壕墙不能守，则武昌虽无恙，贼之气焰复振，是乾坤无转机也。”他向曾国荃指出了应该怎么做：“弟等一军关系天地剥复之机，无以武汉有疏而遽为震摇，须等狗逆回扑，坚守之后再定主意。”能否保住上游武汉的有利形势，对于曾国藩、胡林翼来说，确是他们能否坚持在下游谋略安庆，再图金陵的战略方针的关键所在。所以曾国藩于二月二十六日在给他两个弟弟的信中又说：“贼纵有破鄂之势，断无守鄂之力。江夏纵失，尚可旋得；安庆一弛，不可复围。故余力主不弛围之说。”
太平军守安庆，其策略在于守险不守陴。安庆之险在集贤关，因此太平军便将重兵都投入到了集贤关，以阻止迫近安庆的湘军。曾国荃则采用长壕法对付太平军，即在安庆城的城墙之下挖了两条很深很宽的壕沟，湘军居于两壕的中间，内壕的作用是围攻安庆，外壕的作用是抵抗增援的太平军，曾国荃也因此被人们称作“曾铁桶”。当时，安庆城内的一万多名太平军已被四万湘军围困了一年的时间。湘军在城外挖了三道长壕，使城内太平军很难从包围中突破出去，城外太平军也很难冲到城内增援城内部队。陈玉成虽然在菱湖筑垒十八座，又派了一千多士兵到城内帮助防卫，还向城内送去粮食，一时间把安庆的局势稳定住了。但由于从各地前来增援太平军的部队，包括从天京来援的洪仁、林绍璋部，从芜湖来援的黄文金部和捻军，从庐江来援的吴如孝部，都在挂车河、练潭一带遭到了湘军多隆阿等部的狙击，无法会合陈玉成部。陈玉成在集贤关内孤军奋战，对曾国荃的围军根本无能为力。
湘军从咸丰九年底太湖之役吸取了经验，这次所采取的方法依然是围城打援。曾国藩一而再，再而三地教给曾国荃一个个围城窍诀，教他必须恪守“坚静”二字。他说：“凡军行太速，气太锐，其中必有不整不齐之处，唯有一‘静’字可以胜之，不出队，不喊呐，枪炮不能命中者不许乱放一声。”他嘱咐两兄弟要在拼命坚守上既达成共识，又通力合作。他还对战事进行了一般性的概括总结，说：“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如此次安庆之守，壕深而墙坚，稳静而不懈，此人力也；其是否不致以一蚁溃堤，以一蝇玷圭，则天事也。”就在这个时候，曾、胡既布置多隆阿部在桐城一线对于东面来的林绍璋援军继续狙击，又从长江南岸调来鲍超部对于西面来的陈玉成援军进行狙击，还派胡达轩三营、成大吉七营分别进驻石牌和集贤关外，拖住太平军的后腿。他们的目的是要将安庆夺回来，而行动方向却是对太平军援军的有生力量进行打击和削弱。这个围城打援的战略，最初是胡林翼在太湖之役中提出的。他说：“用兵之道，全军为上，得地次之。今日战功，破贼为大，复城镇为下。古之围者，必四面无敌；又兵法，十则围之。若我兵困于一隅，贼必以弱者居守，而旁轶横扰，乘我于不及之地，此危道也。然不围城，则无以致贼而求战。”这一策略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它不但使湘军在太湖之役中取得了胜利，也使湘军最后在争夺安庆这场战斗中取得了胜利。
当曾国藩听到五月初一日“杀三垒真正悍贼千余人”的消息时，他立即判断说，陈玉成部必会因此而气势大衰，并说：“平日或克一大城、获一大捷，尚不能杀许多真贼，真可喜也。”他特别注意刘林，认为这个人英勇善战，并因为尊敬他的为人，称他为先生，“爱其人，故称翁”。并对曾国荃等人嘱咐说，不要让刘林这人跑掉了。刘林被俘获后，杨岳斌将他肢解，并割下首级送到安庆城下示众。刘林部覆灭后不久，集贤关内的八千多名太平军，也因孤立无援，先后在战场中丧了命。至7月，安庆城外所有的太平军据点都被消灭了。
陈玉成部因为多隆河在挂车河的狙击，无法援助城内的太平军，只得与洪仁玕、林绍璋、吴如孝、黄文金、杨辅清等率领的四万多名太平军，从湖北蕲州绕道过去，经宿松、石牌，于七月十五日再次向集贤关发动进攻。这时，安庆城内很长时间缺少粮食，但太平军战士还是列队西门上，遥遥地呼应着增援部队。陈玉成率部苦战了好几天，抱草填壕，虽血肉横飞，仍然不停止冲锋活动；城内饥惫之卒，几乎连举刀枪的力气都没有了，还奋勇杀出。可惜最终还是无法越过湘军的深沟高垒，不能会师。八月初一湘军轰倒北门城墙，蜂拥而入，城内到处都有人在屠杀、抢劫。
陈玉成等遥见城内火光冲天，又带领部下进行了两次冲锋，却都失败了，方引军西去。多隆河则挥军追击，一路攻杀，使陈玉成的军队多数溃散，不复成军，太平天国的一支主力部队就此覆灭。湘军水陆配合，趁势攻占了安徽大部地区，迅速向东推进，直指天京城。
血洗天京城
安徽的战事的结束，是以安庆的失陷为标志的。安徽战事结束后，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主战场逐渐转移到江苏和浙江。太平军在与湘军争夺安庆一役中，死伤惨重，共有三万多名太平军在此次战役中丧生。城内叶芸莱、吴定彩等一万多人都被清军所杀害。后来，洪仁玕写道：“我军最大之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此城实为天京之锁钥而保障其安全者，一落在妖手，即可为攻我之基础。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不可复守矣！”
湘军安庆之战中大显身手，使其名声大振，然而他们在安庆之战中的杀戮却是极其残忍的。
早在咸丰十一年五月，太平军刘林部在安庆城外赤岗岭的战斗中败于湘军，其中有三个垒、千余名的太平军投降了清军。曾国藩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非常兴奋，便写信给曾国荃，问他有没有把这些人都杀了：“不知刘林一垒究竟如何，其已降之三垒，已杀之否？”当他听说已经杀死了全部投降的太平军的时候，感到非常高兴：“此次杀三垒真正悍贼千余人，使狗党为之大衰，平日或克一大城，获一大捷尚不能杀许多真贼，真可喜也。”
历朝历代的战争中，优待俘虏、缴枪不杀都是大家遵守的规则，也是一支仁义之师所应该做到的。而在曾国藩的心目中，他宁愿斩草除根，也不愿意优待俘虏，因为这种方法省事又实用。这对曾国藩来说是一条反动逻辑。他让别人也接受他的反动逻辑。据唐浩明撰写的《曾国藩》文中记载，在曾国荃带兵打仗之初，曾国藩即教他对于所有的太平军俘虏，都要格杀勿论。
因此，当安庆城被攻陷后，曾国荃就杀光了守卫安庆城的太平军。曾国藩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了朝廷，并且在奏折中多次提到了“无一人得脱”、“围杀净尽”、“实无一名漏网”等词。
从1862年到1864年，曾国藩三路出兵，除曾国荃围住了天京以外，其他两路李鸿章、左宗棠，也都很快占领了天京周围的重要城镇。这样，天京遂变为一座被湘军严密包围的孤城。
由于天京局势危急，1863年12月20日，忠王李秀成应洪秀全之命到天京负责守城，由于他经验丰富，恪守职责，率领太平军在粮食、弹药供应不足的艰难条件下，粉碎了曾国荃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曾国荃久攻不下，心急如焚，好像一只饿猫眼见一块肥肉却吃不到口一样着急。
见到这种情况，曾国藩也是忧心忡忡。他既想让自己这个心高气傲的弟弟单独攻下天京，抢占头功，能受到皇上重赏，曾家脸上也有光彩。但又怕弟弟一人兵力单薄，围城什么闪失，假如久攻不下，反被城中的洪秀全、李秀成击退。自己十几年的心血岂不白费？功亏一篑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所以，曾国藩很想派兵增援弟弟，早日将天京拿下，以酬夙愿。
曾国藩深知九弟的脾气，从安庆出兵的那时候起，曾国荃就想独占头功，不愿有任何人插手围攻天京一事。多隆阿率部远征陕西就是这个原因。还有后来鲍超、杨载福等部都曾参与过围城，但终于又都先后离去，也是这个原因。其间还有几支奉命前来协攻的部队，也都被曾国荃拒绝。其实，曾国藩也不想外人来分一杯羹，也想自己兄弟独吞天京这块肥肉。早就听说天京城内金银堆积如山，天王府都是用金子造的。但天京已围了一年多了，仍不见丝毫进展，曾国藩心里很着急。最后，他终于决定让李鸿章前去相助。
曾国荃由于在攻破安庆时尝到了甜头，这次他是铁了心的要独占攻陷天京的头功和天京的巨富。当他获知李鸿章的淮军就要来助攻天京时，立即将这一消息转告给手下的将士们，为了煽动起他们攻城的积极性，曾国荃厉声问其部下：“有人要来抢功了，你们答应吗？”曾国荃手下的那帮将领、士兵，对天京城内的财富也是垂涎已久，现在听曾国荃这么一说，立即大骂李鸿章，表示要齐心协力，在李鸿章到来之前攻破天京。
曾国荃见状大喜，立即组织人马攻陷天京城外的地堡城，扯下了天京城的最后一道屏障，接着又组织人力，在天京城下猛挖地道，日夜兼工，轮班开挖。1864年7月18日，地道挖成。
曾国荃摆出破釜沉舟的架势，亲自坐镇天城堡指挥，决定第二天通过地道炸城，下令退者即斩，最先入城者记头功。
1864年7月19日，曾国荃下令点火。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靠近太平门一带的城墙出现了一个二十多丈宽的缺口，一时烟焰冲天，抢先冲向缺口的四百多名湘军全部死于烟尘之中。缺口两边聚集着数千名太平军将士，一时间炮弹、枪子、石块、刀箭都向缺口处飞来，湘军此时早已杀红了眼，呼啸一声，不顾前面危险，踏尸而过，乘机涌入城中。
湘军入城后，对天京实行了“烧”、“杀”、“抢”的政策，血洗天京城。首先对天京城进行焚烧。太平军大多依靠巷战，一幢幢房子就成了他们的据点，湘军为对付太平军，干脆把房子也烧掉了，并且把城中财宝劫掠一空。大火在天京城一共烧了八天，如若没有6月24日的大雨，大火不知道到何时得以平息。经过这番大火，天京城几乎成了一片废墟。
湘军入城后大肆屠杀生灵百姓。曾国藩在奏折中这样写道：“三日之内，毙贼十余万人，秦淮河尸首如麻。凡伪王、伪王将、天将及大小酋目约有三千余名，死于敌军之中者居其半，死于城河沟渠及自焚者居其半。”
当然，这里面包含有曾国藩为邀军功而虚报数字的可能性，但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湘军确实杀人如麻。湘军在把天京城攻下五天后，即6月21日，整个金陵城中，“尸骸塞路，臭不可闻”。在23日时，“精壮长毛除抗拒时被斩杀外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后即行纵放”。“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担又无窑可挖者，尽情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一人俱无。老者无不受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
可见，湘军在天京城杀戮的很多都是平民百姓，并且其中的大部分是老、幼、病、残、孕者，极其惨无人道。
经过一个多月的大烧、大杀、大抢，参加攻城的每个湘军军官和士兵，上至曾国荃，下至无名小卒，全都发了大财。他们不仅将城内的金银财物洗劫一空，甚至连建筑物上的木料也拆下来，从城墙上吊出，用船运回湖南。顿时，整个长江中，千船百舸，联樯而上，满载从天京抢来的财物、妇女，日夜不停地向湖南行驶。曾国荃更是“老饕”之名满天下。
湘军在天京城还大肆强掳和奸淫妇女，使妇女的身心受到极大破害。赵烈文曾说：“妇女四十岁以下一人俱无”，可见湘军对待妇女之残忍。许多湘军将领都是好色之徒，总兵李臣典把天京城攻下一个月便一命呜呼，原因是“恃气壮气盛，不谨疾之由”。
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自己一手训练的湘军，是鼓励他们纵火杀人的。那么对于抢劫呢？他则是默许的。
经过一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天京不复存在了。太平天国也在这场炮火中作了历史性的永诀。六朝金粉，秦淮名胜，在这场血与火的洗礼中加进了更为沉重的历史内涵。不以成败论英雄，天京陷落了，太平天国灭亡了。
李秀成之死
曾国藩的湘军攻下天京城后，烧、杀、抢、掠，对天京城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对太平军的俘虏尽数杀戮，这在历朝历代的战争中都是罕见的。这其中，曾国藩擅作主张杀害太平天国将领忠王李秀成一事，尤其值得单独列出来记述。
封号为忠王的李秀成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幼年和父母一起“寻食度日”，生活十分艰难。1849年，二十六岁的李秀成加入了拜上帝教。1851年9月参加太平军。由于李秀成作战机智勇敢，他从一名普通的士兵很快晋升为青年将领。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杨秀清亲自提拔他为右四军帅。不久，又升为后四监军。同年10月，李秀成随石达开赴安庆抚民，因其“逢轻重苦难不辞”，“修营作寨，无不尽心”。所以，在1854年春，再提拔为二十指挥，派往庐州镇守。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军事将领。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6日，十六岁的幼主洪天贵即位。7月19日，湘军挖地道用火药炸塌城墙，冲入城内。太平军一万多人与湘军展开肉搏战，一部分战死，其余在混乱中突围。李秀成保着幼天王出逃，因幼主坐骑有疾，他便将自己的战马让予幼主，并掩护其突围，结果他自己因“马不能行”，在天京城外东南的方山被清军擒获。
李秀成同陈玉成一样是广西滕县人，因为他非常重信义而远近闻名，并擅长用兵，军中无人不佩服他。李秀成被捕后，被曾国荃审问，李秀成回答说：“别再白费力气了，给我纸笔，我写出来就是。”他坐在囚笼中，每天写七千多字，一共写了十天的时间。据说，曾国藩曾承诺，若李秀成投降就不杀他，而且，李秀成在他的供状中也已经表示愿意投降，答应只要饶他不死，他可让太平军停止战斗：“蒙九帅（曾国荃）恩给饭食，中堂驾由皖来，当承讯问，我心悔已迟，是以将国中一切供呈。我为姓洪之将，外众将兵俱是我辖，我愿将部下两岸陆续收全投降，而酬高厚，以对大清皇上，以赎旧日之罪。在我主在邦，我为此事，是我不忠，今主死国亡，我兵数十万众在外，我不能卫天国，又听我兵害民，皆我之罪也。若我有此本事，收降我之部将，再有反复变心，仍正国法，如办不成，亦正国法。若中堂不信我有此本事，仍镇在禁，容我写信劝去。我在皖省居中，好办两岸之事，请示中堂，意下如何。”虽然李秀成写下了这样的悔过书，但曾国藩并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也没有兑现当初的承诺。最终，李秀成被凌迟处死。
李秀成为什么没有逃过劫难，曾国藩为什么出尔反尔？归结起来，大概有以下理由：
李秀成的名望是首因。洪秀全死后，李秀成实际上已经代替了洪秀全的地位。如果不把他杀了，一旦让他脱逃掉，他依然会领导几十万仍在各地战斗的太平军，这对朝廷是不利的。而且，对于这位太平天国的重要领袖，曾国藩也不可能掌握对他生杀予夺的大权，而只有朝廷才有做出决定的权力。
其次，是由于太平军将士对李秀成的拥戴。《太平天国战纪》中曾经有这样的记载：“松王陈得风已降国荃，见秀成在虏，向之拜。国荃叱之，得风曰：‘吾为母而降，事泄当死，蒙王不杀，今无以为报，故拜耳。’秀成被杀，年四十。”李秀成虽然已经落入了湘军手中，其手下将士仍然非常敬重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李秀成对将士的影响力。
第三个原因，就是李秀成对天京之战的一切都了解得很详细，而曾国藩的奏折大都偏离事实，在诸如天京城守兵、财富、湘军的烧杀掳掠等问题上，李秀成都了解得非常清楚。一旦他将这些事实泄露给朝廷，曾国藩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灾难。这是曾国藩杀李秀成最重要的原因。虽然李秀成写了十天的供词，每天写七千多字，但是最终保留下来的才有两万多字。那么，另外那部分供词到哪里去了呢？很明显，那些内容被曾国藩删节了。
清军在抓到了李秀成后，曾国藩在《奏报攻克金陵尽歼全股悍贼并生俘逆酋李秀成洪仁达折》中这样写道：“至伪忠王李秀成一犯，城破受伤，匿于山内民房。十五夜，提折萧孚泗亲自搜出，并搜擒王次兄洪仁达。7月20日，曾国荃亲讯，供认不讳。应否槛送京师，抑或即在金陵正法，咨请定夺。”29日，朝廷在给曾国藩的上谕中说：“其逆首李秀成、洪仁达等，均系内地乱民，不必献俘；第该逆等罪恶贯盈，自应槛送京师，审明后尽法惩治，以泄神人之愤。著曾国藩遴派妥员，将李秀成、洪仁达押解来京，并咨明沿途督抚，饬地方文武多派兵役小心护送，毋稍大意。”
从朝廷给曾国藩的回复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清廷要求曾国藩将李秀成、洪仁达押送京师，沿途要小心护送。然而，曾国藩为了掩饰自己在天京城的事情，却给朝廷玩了一个小小的把戏，即在朝廷的谕旨下达前就处死了李秀成。
不做第二个赵匡胤
攻克天京，曾国藩兄弟功勋盖世，为了显示天恩浩荡，天京城内余烬未熄，尸骸尚存，清政府就对这班功臣们颁发了赏赐。曾国藩官封太子太保，授爵一等侯，世袭罔替。曾国荃官封太子少保，一等伯。其他攻城的将领也都有爵尉封赏不等。汉人封侯，清朝仅此一例，兄弟同日封伯侯，可以说是旷古无有的殊荣，曾国藩对清廷感激涕零。
然而就在殊荣背后，清醒冷静，目光深邃的曾国藩还是看到了自己危机四伏。
曾国藩出身贫寒，只是汉族的一个中小地主身份。这在重满轻汉的清朝，其地位是相当低下的。他之所以后来能平步青云，跻身六曹，除了有自身的努力外，主要是靠穆彰阿的举荐和提携。道光皇帝死后，穆彰阿被罢，曾国藩也就失去了靠山，所以在整个咸丰年间，他一直都很不得意。创建湘军之初，就不断受到某些大臣的攻击，在攻克武昌之时，又失巡抚一职，后来一直没有得到他梦想的封疆大权，致使处处碰壁，心灰意冷，几乎愤然不问世事。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之后，清朝绿营武装基本瓦解，不得不转而依靠湘军，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慈禧掌权以后采取了更灵活的政策，让他督办四省军务，身负昔日五位钦差大臣的职权。其目的不外是为了调动他的积极性，事权归一，易于成功。但是自从进军雨花台以来，曾国藩迅速扩军，其嫡系部队由二万速增至五万。各路湘军总数三十万人，曾国藩能够直接指挥的就有十二万之多。三千里长江无一船不挂曾字旗。这就不能不使清政府心生疑惧。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历代君王都是如此。
其实如今贵为甲侯，权绾两江，声动四海，名重五岳的曾国藩也不是没有想过做中国历史上第二个赵匡胤。但就条件来说，无论是政治条件还是军事条件，他当时都不具备：首先是政治上，他虽然因为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而获得地主阶级人士的一致赞扬。但其威望远没有达到能与清政府分庭抗礼的程度。其次在军事上，虽然眼下湘军兵力在苏、浙、赣、皖南等地，占绝对优势。但官文、冯子材、都兴阿都环伺四周。尤其是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虎视眈眈，只要湘军稍有反叛端倪，他们便会四面包围。还有湘军内部的左宗棠、沈葆桢等人，位列督抚，战功显赫，对曾国藩的不满情绪早已暴露，而朝廷又竭力笼络，有意扩大内部裂缝，从而达到分化湘军的目的。李鸿章虽然与曾国藩的关系亲密，但他对曾国藩并非一片愚忠，他只会与其共荣，不能与其同辱。一旦曾国藩起兵，李鸿章只会按兵不动，坐观战局，一有不利，立刻便会倒戈。
对于这些情况，曾国藩看得比谁都清楚。尤其是他也看清了自己的九弟曾国荃，即使起兵能侥幸成功，黄袍加身也难保这个心高气傲，倔强狠恶的曾老九，不会做烛光斧影千古之谜的赵光义。
因此，考虑再三，权衡得失，曾国藩只能走自剪羽翼的道路，以清除清政府的戒心，保住自己功臣之名，侯爵之位，成为一代中兴名臣。
为此，曾国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他裁撤了一部分湘军。其次，又奏请朝廷停解厘金。接着又陈请曾国荃因病开缺，回籍调养。这三项围绕兵权问题，而采取的措施大大消除了清政府的戒备，缓解了他与清政府的矛盾。
这样，曾国藩在占领天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将自己嫡系五万人裁撤一半，仅留下二万人驻金陵（天京，今南京）、芜湖、金柱关等地。为了重振封建教化，笼络江南士子，曾国藩又下令修复江南贡院，并于当年举行乡试，得到了江南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拥护。
太平军成就曾国藩
德国著名剧作家、诗人歌德曾经说，曾国藩是时代的产儿，如果他早生二十年或晚生二十年，他都将是另一种类型。其实，这话从历史的角度说明了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成就了他。常言道：时势造英雄。其实，英雄也好凡人也罢，都离不开他所生存的社会环境。三国时期善于相人的许子将曾预言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同样是这一个曹操，生逢太平治世或者乱离之世，就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人。英雄固然也造就着时势，以他们不同于平凡人的所作所为影响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这种影响力的大小与强弱，以及能否发挥其影响力，都要首先取决于他们所处的客观环境。
曾国藩如果早生二十年或者晚生二十年将会是一种怎样的类型？这已经不容许也没有必要去假设了。历史将他推到了不早不晚的这样一个时代，使他的中晚年（也就是最有作为的时期）碰上了大清王朝最动荡不安、内忧外患最为严重的时代，更重要的是——把他推到了与太平天国殊死斗争的前台。
毫无疑问，从咸丰二年（1852年）墨绖（dié）出山，以一介书生练兵征战是曾国藩一生当中最为重要的转折点。是风起云涌的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了他，造就了湘军，不然他的人生真的会是“另一种类型”。
曾国藩是时势造就的英雄，湘军是时代的产物。团练虽然早就已经存在了，但真正走向前台，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战略力量，却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曾国藩和湘军之前的团练武装，仅限于在各个地区清查户口、维系治安，不过是保甲制度在功能上的延伸，从来没有大规模招募和正规化训练的先例，更不用说独当一面、出省作战（哪怕是越出本府本县的防区）了。传统的团练对付以前的农民起义甚至川楚白莲教起义，都是小菜一碟，他们可以有效地协助绿营兵作战，但对太平军则无能为力。曾国藩早就指出，传统的团练是对付“流寇”的，而太平军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流寇”，而是“窃号之贼”，它具有组织严密、作战勇敢的庞大军事力量；有牢固的固定的控制区域；有可以和北京清廷政权相抗衡的天国政权，这些都是以前的“流寇”所不能相比的。在太平军面前，清政府的经制兵——八旗和绿营已经不堪使用也不敷使用，旗绿诸将畏敌如虎，或者望风而逃，或者临敌即溃。太平军从永安突围一路打到南京，都没有遇到像模像样的攻击。倒是江忠源率领为数不多的楚勇在蓑衣渡一战让太平军吃了一个大亏，并迫其改道而进。
太平天国是一面镜子，它在照出清军的腐朽无能的同时，也照出了勇营的大有可为。但凡有识之士，都可以看出，只凭改造八旗和绿营已经不可能、也来不及扑灭太平天国点燃的熊熊烈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团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勇营武装，既有虎虎朝气，又有着许多经制兵所不具备的优势。特别是曾国藩一手训练出来的湘军，竟然抵挡住了风头正劲的太平军西征军，并一举杀出两湖，俨然形成了“踞上游之势”直下南京的局面。
如果说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以及它不同于以往农民起义的特点促成了湘军的产生，那么太平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对绿营主力部队的毁灭性打击，同样在客观上帮了曾国藩和湘军的大忙，使他们从战略助攻部队变成了战略主攻部队。
从金田起义开始，一直到江南江北大营第二次被打破，绿营始终是追击和围困太平军的主力，也是与太平军精锐交战的急先锋。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名为天京）后，江南大营、江北大营一直集中了绿营最为精锐的部队。太平天国在北征、西征时，都不得不对插在两肋的这两把利剑有所忌惮。直到1860年，这股威胁才被彻底清除。这年春，天国的领袖们为了彻底解除清军对天京的包围，组织了第二次攻破江南大营之役。洪秀全亲自召开了军事会议，与干王洪仁玕、陈玉成、李秀成等共同商定破敌之策。会后，李秀成依据干王制定的“围魏救赵”之计，千里奔袭杭州，攻敌必救，诱使江南大营分兵救援。清军果然中计，派兵往救杭州。不料李秀成已经星夜间道返回天京，与陈玉成等部太平军乘敌之虚发起猛烈进攻，一举攻破江南大营，使这把插在天京近边的利剑灰飞烟灭。一时间，数万绿营官兵或死或降，清政府寄予厚望的绿营主力一夜之间损失殆尽。
此前，湘军在长江中游取得一系列胜利后，虽然受到清廷的重用，但它作为“体制外的军队”，始终没有被清政府纳入最可依赖的范围。清政府的如意算盘是，由湘军在长江中游与太平军鏖战，而让绿营在南京地区集结，这样硬仗由湘军来打，胜利果实由绿营来摘取。不料，湘军虽然中游的战事几经曲折，但能打硬仗的湘军终于越打越强，逐渐占了优势；绿营虽然由国家大力供养和扶持，却是扶不起的阿斗、糊不上墙的烂泥，江南、江北大营两次被太平军击破。特别是江南大营惨败后，清政府已经很难迅速组织起有力的反攻力量，只能把镇压太平天国的希望寄托在湘军身上。
曾国藩和左宗棠、胡林翼等人也都敏锐地意识地到了这一点。左宗棠在湖南听说这一消息后，禁不住感叹：“天意其有转机乎！”身边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江南大营将蹇兵罢，万不足以讨贼，得此一彻底洗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这“后来者”自然当仁不让地是指湘军了。果然，朝廷很快发来了上谕，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全权负责长江中下游的“剿匪”战事。由此，曾国藩与湘军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这些只是太平天国对湘军“客观上的帮忙”，此外还有“主观上的帮忙”。
罗尔纲先生指出：湘军“之所以如此重要，不在于与太平天国的对抗，湘军陆军远非太平军对手，曾国藩自己也承认他的陆军‘全不能战’，太平天国的败亡，实洪秀全‘自惹而亡’。”的确，太平天国一次又一次地由于它本身的失策、失和、失误、失政，而为曾国藩和湘军提供了发展、喘息、调整、进攻的绝好时机。这种失误既有军事上的，又有政治上的；既有战术上的，又有战略上的；既有前线的，又有朝中的。
1855年初，在两湖战场大获全胜的湘军在江西遇到了麻烦，石达开主持的西征太平军与曾国藩主持的东征湘军，在九江、湖口一带遭遇了。两强相争，石达开技高一筹，先是在湖口、九江一带连破湘军，还俘获了曾国藩的座船，逼得曾国藩险些自杀；同时派军乘虚西进，第三次占领武昌，使湘军第一次东征的成果完全丧失。曾国藩领着湘军坐困于江西，进退失据。先是大将塔齐布病亡，再是罗泽南战死于武昌城下，马继美死于南昌，周凤山兵败被革职，只有刘于浔率领湘军水师驻守南昌、临江，也是师久无功勉强盘踞而已。太平军中到处传唱着这样一首顺口溜：“破了锣（罗），倒了塔，杀了马，飞了凤，徒留（刘）一个也无用。”一位封建文人也忧虑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破锣倒塔凤飞洲，马丧人空一个留。此语传闻真可叹，斯时寇盗大堪忧。”到1856年4月4日，江西太平军已经控制了江西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四个州县，而曾国藩和他的湘军被困在南昌和南康两府间的狭小地带，难以打开局面，湘军的使命似乎要宣告终结了。
就在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鼎盛局面的时候，一场严重的内讧发生了，这就是天京变乱。自永安建制起，东王杨秀清的地位就远高出其他诸王之上，西王以下各王“俱受东王节制”。随着定都天京以后革命形势的稳定与好转，杨秀清的野心也一天天膨胀起来，他不再满足于做“九千岁”，而想打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局面，取洪秀全而代之，或者把洪秀全完全架空，做真正的天朝领袖。事实上，杨秀清当时已经是天朝真正的当家人了，洪秀全自进入南京城后，便重蹈了历代封建皇帝的覆辙，满足于奢靡享乐，“从此君王不早朝”，把一切军政大权都交给了杨秀清。杨秀清在主政的三年间，充分展现出了他天才的军事、政治才干，天国的建设还算井井有条，特别是攻破了江南、江北大营，西征也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同时他也越来越不知收敛，甚至利用自己“代天父传言”的特权杖责天王洪秀全，逼迫洪秀全封他为“万岁”。
1856年9月2日，北王韦昌辉突然率部从江西前线赶回天京，杀死杨秀清及其众多部属。后来韦昌辉滥杀过多，为洪秀全所杀，石达开被召回天京主持大局。但经此一变的洪秀全已经不再相信异姓兄弟，石达开忠而见疑，负气出走，先是到安庆，最后于1857年10月率十余万太平军远征，脱离了天朝体系。
天朝的变乱直接影响了战局，为湘军“突出重围”创造了机会。死于内讧的数万太平军将士中，既有功勋卓著、能征惯战的大将，更多则是从广西跟出来的“老兄弟们”，是太平军的精锐。石达开的率部出走，使太平天国少了一位智勇双全、德高望重的翼王，也使曾国藩和湘军失去了最为惧怕的对手。石达开率所部十多万人独立行动后，再也没有发挥出他那杰出的军事天才，始终没有打开局面，最后在四川大渡河畔兵败被杀。
就在天京变乱的当年年底，胡林翼率湘军重占了武昌。就在石达开率军出走的当月月底，江西湘军攻陷湖口，内湖水师得以冲出鄱阳湖与外江水师会合。1858年5月19日，李续宾督率湘军攻克九江，林启荣与一万七千余名守城将士全部战死，江西战场的主动权落入湘军手中。
如果把太平军与湘军的争战分为三个时期的话，前期的争夺围绕着九江，中期的争夺围绕着安庆，后期的争夺则是围绕着天京。三座城市，沿着长江自上而下，恰好印证着曾国藩所提出的“踞上游之势”破竹而下的战略设想。曾国藩设计虽妙，太平军斗志更坚，每一次争夺战都让湘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每一次最后的失败又都是由于太平天国的战略性失误帮了湘军的忙。安庆之战尤其如此。
天国后期的战略方向始终未能统一，从而导致了军事决策上的犹豫不定和朝令夕改。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陈玉成是天王军事上的左膀右臂，陈玉成一直主张集中力量解安庆之围，遏制湘军在上游的攻势；李秀成则主张先进攻苏州、杭州、上海，等到东南的战局稳定之后再回师西援。由于洪仁玕的支持，天王采纳了李秀成的意见。苏杭一带的财富虽然填充了天朝的圣库，西线的形势却一天天恶化起来。
直到1860年9月下旬，天国才意识到形势的严峻，组织各路太平军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的西征。如果太平军集中主力在皖北战场决战，以部分兵力在外围进行牵制作战，还有希望打破湘军对安庆的包围，但他们在军事行动上却一误再误。李秀成在皖南攻祁门不下，便转道入浙江，又经江西打往湖北，牵延了时日，也错失了消灭曾国藩总部的绝好机会。
陈玉成先是试图直接救援安庆，与多隆阿部接战不利后又绕道西进，直扑武汉。这本来是湘军，特别是胡林翼最为担心的（胡当时任湖北巡抚，有守土之责），但陈玉成在黄州遇到了英国水师提督何伯和参赞巴夏礼，他们声称进攻武汉会妨碍英国的商业利益，警告陈玉成不要这样做。陈玉成便停止了向武汉的进攻，转向鄂北一带作战。这样并不足以牵动湘军回援，对于安庆战局是徒劳的，陈玉成不得不在转战数月后，于1861年4月底重新回到安庆集贤关内外，开始直接进攻围城的曾国荃部。这时李秀成已经从江南杀入湖北，进逼武昌，使曾国藩和胡林翼惶惶难安，曾的幕僚赵烈文判断：“李秀成既已至鄂省南境，更进则武昌动摇，安庆之围亦当不攻自解。”可惜李秀成只在鄂省逗留了一段时间，并未继续向武昌进攻。当他听说李世贤部在江西乐平打了败仗、陈玉成则在两个月前从湖北撤退时，便移兵东进杭州经营他的苏福省去了。湘军上下虚惊一场，太平天国解救安庆之围的最后机会已经失去。
同年9月，安庆失陷，次年5月，英王陈玉成被俘后牺牲，天国的日子更加艰难了。太平天国失败后，洪仁玕总结说：“如果英王不死，天京之围必大不相同，因为若彼能在江北活动，令我等常得交通之利，便可获得仙女庙及其附近诸地之源源接济也。英王一去，军势军威同时坠落，全部瓦解，清军便容易战胜。”
1860年以后，清军对太平天国的作战逐渐形成了三个主战场：曾国藩直接领导的西线战场，李鸿章部淮军开辟的苏南战场，左宗棠楚军开辟的浙江战场。这样就从战略上形成了对天京的包围态势。太平军各部只有集中兵力，密切配合，才有希望打破包围、争取主动。可是通观这一时期的太平军，一方面内部意见不一致，难以形成统一的战略行动和密切的战役配合；一方面被湘军牵着鼻子走，东征西进，在疲于奔命消耗实力、坐失战机。湘军围攻安庆、打天京，都靠的是一股“极乱时站得定”（罗泽南语）的坚韧，太平军却恰恰缺少这种坚韧。安庆失陷后，太平军已经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军事上的一切努力都将是徒劳的，何况天朝的大厦早就被内部生出的蛀虫腐蚀得岌岌可危，摇摇欲坠了。
太平天国之兴，在于得民心，所以才会在北上东进的征程中，如滚雪球般迅速壮大了队伍。许多生存无计的百姓携家带眷投入到太平天国的怀抱。太平军过境之处，人们莫不怀念，湘军领导人气得大骂“莠民”“兵至为民，贼来从逆”。在江西袁州被湘军围攻时，太平军准备弃城而去，城中绅士竟筹资挽留。
历史上，每当压迫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受压迫者都会把希望寄托在新兴的反抗力量身上，满怀热情地讴歌他们，极尽所能地支持他们。可惜事情的发展常常令他们失望，这些新兴的反抗力量往往比旧势力腐败还快、盘剥还烈。洪秀全写下了《原道觉世训》，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却并没有条件也并不想去落实。“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人尽是姊妹之群”，“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些话只是说说而已，岂能真正实现？打进南京城时，洪秀全的后宫里就已经有八十多位“姊妹之群”了，他的天王府富丽堂皇不让于任何一代骄奢的封建帝王，他的专制独断不弱于任何一个昏聩的前朝皇帝。宣扬人人平等的太平天国中，有着比历代封建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森严等级制度。天朝后期，贪污腐化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单是各种大大小小的“王”就封了二千七百多个。李秀成号称“万古忠义”，同治二年（1863年），洪秀全让他拿出十万饷银，他果然“将合家首饰及银两交十万”。忠王尚且家藏如此巨富，可见建国之初的“圣库”政策已经名存实亡，其他庸碌各王腐化敛财的情况不复可问矣！天朝渐失民心的情况不复问矣！太平天国后期的一首民谣唱道：“太平天国万万年，军师旅帅好买田。卒长司马腰多钱，百姓可怜真可怜。”太平天国后期主要领导人洪仁玕在自述中痛心疾首地指出：“今日大局竟致如此……并非丧在妖军之手，却在自己之手！”
真是“何其壮观也哉”！只是我们应该记住，这个“千载一时”的壮观场景是曾国藩和湘军共同创造的，也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全力配合、双手奉上的。历史的教训，正寓于其中。
曾国藩生平大事年表
1811年（嘉庆十六年）11月26日（农历十月十一日）生于湖南省双峰县荷叶乡天平村，乳名宽一。
1815年（嘉庆二十年）五岁。在家识字读书。一年后入家塾“利见斋”。
1826年（道光六年）十六岁春，应长沙府试（童子试），名列第七。
1830年（道光十年）二十岁。就读于衡阳唐氏宗祠，师从汪觉庵。一年后转入湘乡涟滨书院。改号涤生。
1833年（道光十三年）二十三岁秋，参加湘乡县试，考取秀才。
1834年（道光十四年）二十四岁春，入岳麓书院。秋，参加乡试中第三十六名举人。冬，入京准备会试，途径长沙，始与刘蓉相交。
1835年（道光十五年）二十五岁。4月，会试落第，留京寓长沙会馆读书。
1836年（道光十六年）二十六岁春，恩科会试再次不第，出京返家。至长沙，与刘容、郭嵩焘在湘乡会馆相聚两个月。
1838年（道光十八年）二十八岁。会试中第三十八名贡士。试后改名国藩。殿试取在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列第一等第三名，道光帝拔置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年底乞假返家。
1839年（道光十九年，二十九岁。夏，出衡阳，谒杜工部祠、石鼓书院。秋，出邵阳，察访武岗、新化、兰田、永丰。12月，子纪泽生，离家起程赴京。本年起始作日记，持之以恒，至终不辍。
1840年（道光二十年）三十岁。5月，庶吉士散馆，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7月，得病，经欧阳兆熊、吴廷栋治疗、护理，两月始愈，三人遂成好友。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三十一岁。8月，偕倭仁往谒理学大师唐鉴，请教治学之方，检身之要。“考德问业”，“为义理所熏蒸”。11月，任国史馆协修，遍鉴前史，辨具得失。是年，喜读胡林翼赠送的《陶文毅公文集》。写作《里胥》，直道民间疾苦，鞭笞腐败更治。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三十二岁。致力程朱之学，每日必做日课：早起、主敬、静坐、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三十三岁。4月，升任翰林院侍讲。7月，钦命为乡试（四川）正考官。8月，补授翰林院侍讲。12月，充文渊阁校理。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三十四岁。8月，郭嵩焘引江忠源来见，结为师生。派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三十五岁。10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李鸿章入京会试，以年家子投其门下受业。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三十六岁。1月，充文渊阁直阁事。自书其书舍曰：“求阙斋”。夏秋间，养病城南报国寺，与同寓刘传莹就汉学、宋学深入研讨，知学须返本务要，“执两用中”。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三十七岁。7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街。11月，钦派武会试正总裁，殿试读卷大臣。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三十八岁。3月，子纪鸿生。10月，辑录古今名臣大儒言论，按修身、齐家、治国三门分三十二目辑成《曾氏家训》。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三十九岁。2月，升授礼部右侍郎。9月，署兵部右侍郎。
1850年（道光三十年）四十岁。4月，上《应诏陈言疏》，直揭官场“委靡因循”、官吏“畏葸”“柔靡”。“今日所当讲者，唯在用人一端耳”。7月，兼署部左侍郎。
1851年（咸丰元年）四十一岁。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组织起义。5月，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咸丰帝“怒掷其折于地”欲罪之。
1852年（咸丰二年）四十二岁。1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7月，任江西乡试正考官。行抵安徽太湖县小池驿，得母讣闻，回籍奔丧。10月初抵家。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9月攻长沙，10月取决岳州。
1853年（咸丰三年）四十三岁。1月21日，接帮办湖南团练旨。经郭嵩焘力劝出保桑梓。30日，抵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商办团练。3月19日，太平军攻占江宁，定都为天京。9月，奏准移驻衡州练兵。11月，建衡州船厂赶造战船。派人赴广东购买洋炮，筹建水师。
1854年（咸丰四年）四十四岁。2月25日，奉命率师出征太平军。发布《讨粤匪檄》。命褚汝航为水师总统、塔齐布为陆军先锋，统率17000人，挥师北上。5月，兵败靖港，投水自裁获救。
7月25日，重整水陆各军后，出师攻陷岳州。10月14日取武昌。咸丰帝令其部署理湖北巡抚。七天后收回成命。改赏兵部侍郎衔。12月2日攻陷田家镇。
1855年（咸丰五年）四十五岁。2月12日夜，石达开总攻湘军水营，烧毁湘军战船一百余艘。曾国藩座船被俘，“文卷册牍俱失”。“公愤极，欲策马赴敌以死”，罗泽南、刘蓉力劝乃止。
1856年（咸丰六年）四十六岁。7月，坐困南昌。9月2日，杨、洪内讧（天京事变）后，太平军元气大伤。10月，曾国藩在长募勇组建吉字营入援江西。
1857年（咸丰七年）四十七岁。2月27日，其父去世，偕第国华回籍奔丧。7月，两次上疏，请求在家终制，获咸丰帝准许。是年建“思云馆”。
1858年（咸丰八年）四十八岁。5月19日，李续宾、杨岳斌率水陆两军攻陷九江。弟国华入李幕。7月13日，接上谕命其出办浙江军务，17日起程。8月5日，抵武昌。与胡林翼会商进兵、筹饷之策。11月15日，李续宾、曾国华死于三河之役。12月，作《爱民歌》以训湘军。
1859年（咸丰九年）四十九岁。1月，李鸿章来建昌晋谒、留营襄办军务。是月，曾国葆改名贞干入湘军，为其兄国华报仇。2月，作《圣哲画像记》。11月，拟四路进兵之策，攻取安庆。
1860年（咸丰十年）五十岁。5月，辑录《经史百家杂钞》26卷，“取精用宏”，“尽抡四部精要”。6月，左宗棠来营，留住两旬，商讨东南大局；奉命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7月，委授两江总都，并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10月18日与胡林翼、李续宾商筹北援之策。上疏请求带兵北上扫夷勤王、以“雪敷天之愤”。12月，祁门大营两度被困，太平军距大营仅二十里，“危险万状”。
1861年（咸丰十一年）五十一岁。8月23日，是《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9月5日，湘军攻陷安庆。25日，移住安庆。11月20日，奉旨督办四省（苏、皖、浙、赣）军务，其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12月，在安关刨办内军械所。年底，定三路军进军之策：“以围攻金陵属之国荃，而以浙事属左宗棠，苏事属李鸿章，于是东南肃清之局定矣。”
1862年（同治元年）五十二岁。1月31日，奉旨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曾国荃补授浙江按察使。2月14日，左宗棠率军由江西入浙江。4月，李鸿章率军抵上海。5月，曾国荃率军进驻雨花台，会同彭玉麟的水师围攻天京。7月18日，为借兵助剿事再疏力陈利害：“岛人借助剿为图利之计……而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决不能让洋人以助剿来“蹂躏中国之土地”。9月，为死于战乱而未及安葬的桐城儒生方东树、戴钧衡六人立石修墓，妥为安葬。12月，其弟曾国葆病死于雨花台湘军大营。年底，华衡芳与徐寿父子试制成中国第一台蒸气机，曾国藩见后，于当天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国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1863年（同治二年）五十三岁。1月28日，安庆内军械所造出的我国第一条木壳小火轮，曾国藩登船试航后，喜而命名“黄鹄号”。5月7日，致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谓“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逼处可怯之地”，反对购买要由海军上校指挥控制的船舰。6月13日，石达开兵败大渡河。9月，与容闳见面，商筹建立一个可以灾圃旎器的工厂。12月3日，交容闳六万八千两银赴美购买机器。
1864年（同治三年）五十四岁。1月，派李凤苞测量江浙外海各岛屿沙线。5月，江浙藏书遭兵动多有毁损，定刊书章程，即于安庆设书局，刊刻各种经史。6月3日，洪秀全病世天京，其长子继位。7月19日，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军宣告失败。7月，曾国藩赏加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曾国荃赏太子少保、一等伯爵。8月15日，奏准裁撤湘军二万五千人。10月，行辕移驻安陵。11月，奏准停征厘舍、亩捐。12月，主持修复江南贡院，补行江南乡试，会考江南优贡。
1865年（同治四年）五十五岁。1月，选汉唐以来各臣奏疏17首，编《鸣原堂论文》。3月，主持修葺种山、尊经两书院。收养八百孤寒子弟，并从自己养廉银中捐款课奖。5月26日，接上谕：率军赴山东剿捻。6月，主持整理《王船山遣书》完稿，共三百二十卷，交金陵书局出版。6月18日，北上剿捻之策：重镇设防，划河圈围，清野查圩，马队追踪。9月，经扬州、清江浦抵徐州。一路调兵布防堵围，沿途又张榜招员。10月，将金陵制造局迁往上海虹口，和李鸿章原设的炮局及购自美国人的铁厂合并，再加容闳购回的百多部机器建成江南制造总局。12月，核定长江水师永远章程及营制营规。
1866年（同治五年）五十六岁。3月，由徐州赴济宁，沿途谒孟、孔、曾诸圣墓。9月24日，捻军突破防线，进入山东。连续二次请假，在营调养。10月，奏陈：剿捻无效，病难速痊，请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之缺。12月，回任两江总督。
1867年（同治六年）五十七岁。3月，在江南制造总局下设造船所试制船舰。同时拟设译书馆。5月，会同李鸿章将江南制造总局由虹口迁高昌庙，征地扩迁，规制大增。6月，补授体仁阁大学士。
1868年（同治七年）五十八岁。4月，奉上谕改授为武英殿大学士。5月31日，至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成总局。8月，奉命调任直隶总督。9月，江南造船厂试制的第一艘轮船驶至江宁，曾登船试航，取名“恬吉”。12月，抵京师，陛见那拉氏与同治皇帝。
1869年（同治八年）五十九岁。2月27日，奏陈直隶应办事宜，以练兵、饬吏、治河为至要。6月，奏请按湘军制改造直隶练军。8月，作《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提出儒学有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四科，唯义理为治学根本。12月，奏陈：“直隶清理积狱……计审结并注销之案四万一千余起，多作尘牍，为之一清。”
1870年（同治九年）六十岁。4月，肝病日重，右目完全失明。奏准病假一月。5月续假一月。6月，天津教案发生，奉命前往处理。7月11日，抵津。出令放告，要求津民据实检举揭发。23日，法国公使罗叔亚来见，要求杀天津道员、知府、知县为法领事抵命，并以战争相威胁，曾国藩严词拒绝。24日，奏陈：挖眼剖心，全无实据；津民生愤，事出有因。8月，奏陈：本案凶犯已拿获九名，唯罗叔亚意欲“三员议抵”，断难允求。府、县本无大过送交刑部已属情轻法重。9月，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曾国藩调任两任总督，李鸿章调补直隶总督。10月17日，起程南下。11月3日，六十大寿，御赐“勋高柱石”匾额。24日，作家训日课四条：一曰慎读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说，四曰习劳则神钦。
1871年（同治十年）六十一岁。8月19日，挈李鸿章联衔会奏《拟选子第出洋学艺折》。9月，视察水陆各营防务、训练情况。11月抵上海，23日在沪设宴庆祝六十一岁生日。
1872年（同治十一年）六十二岁。2月27日，领衔上奏：促请对“派遣留学生一事”尽快落实。并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推荐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管理。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荐举刘翰清“总理沪局选送事宜”。3月1日，时发脚麻之症，舌蹇不能语。3月12日，午后散步署西花圃，突发脚麻，曾纪泽扶掖回书房，端坐三刻逝世。是月，清廷闻讣，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文正。6月25日，灵柩运抵长沙。7月19日，葬于长沙南门外之金盆岭。次年12月13日，改葬于善化县（今望城县）湘西平塘伏龙山。与夫人欧阳氏合葬。
曾国藩语录
1.一念之善，吉神随之。一念之恶，厉鬼随之。知此可以役使鬼神。
2.闻人善则疑之，闻人恶则信之，此满腔杀机也。
3.无为名尸，勘破幻妄也。无为谋府，无思也。无为事任，无为也。无为知主，地知也。然须定得性了，方行得四者，不然实行不去。庄子曰：“吾以无为为乐矣，又俗之所大苦也。”大颠曰：“众人而不思不为，则天下之理几乎息矣。”应事接物只是一个情字为累，若无情则无累矣在，故曰圣人无情。
4.君子贵通天下之志，疾恶太严则伤公明之体。
5.凡人言及非人非理事，我虽不与谋，若从旁附和一句，便自有罪。故处此有三道，以至诚感悟之，上也。去其太甚，次也。漠然不置是非于其间，又其次也。
6.事涉刻薄者，即所持甚正，亦不可自我开端。
7.凡处事但自家踏得田地稳，一任间言语。
8.伤化毁俗者，虽亲虽贵，必疏而远之。清公贞修者，虽微虽践，必亲而近之。
9.善人固可亲，未能知，不可急合。恶人固可疏，未能远，不可急去。
10.小人如虎狼蛇蝎，殆又甚焉。虎狼之威，蛇蝎之状，皆知其足以害己，深避而预防之。小人则心如虎狼，其貌驺虞，念如蛇蝎，其言鸾和，人不知其将害己而狎之，鲜弗及矣。
11.称人之善，我有一善，又何妒焉？称人一恶，我有一恶，又何毁焉？
12.闻人之善而掩覆之，或文致以诬其心。闻人之过而播扬之，或枝叶以多其罪，此皆得罪于鬼神者也，吾党戒之。
13.论人情只往薄处求说，人心只往恶边想，此是私而该底念头，自家便是个小人。古人责人，每于有过中求无过。此是长厚心，盛德事。学者熟思，自有滋味。
14.古人爱人之意多，今人恶人之意多。爱人，故人易于改过，而视我也常亲，我之教益易行。恶人，故人甘于自弃，而视我也常仇，我之言必不入。
15.将古人心信今人，真是信不过。若以古人至诚之道感今人，今人未必在豚鱼下也。
16.水激逆流，火激横发，人激乱作，君子慎其所以激之者。愧之则小人可使为君子，激之则君子可使为小人。
17.君子称人之善而非誉也，折人之过而非毁也，毁其劝善而改过也。小人不然，善则忌之，过则扬之。
18.小人专望人恩，恩过不感。君子不轻受人恩，受则难忘。
19.衣冠之族，以清白遗世为本，务要恬穆省事，凡贪戾刻薄之夫，皆不宜与之相接。
20.人若一味见人不是，则到处可憎，终日落嗔。
21.凡权要人声势赫然时，我不可犯其锋，亦不可与之狎，敬而远之，全身全名之道也。
22.将事而能弭，遇事而能捄，既事而能挽，此之谓达权。此之谓才。未事而知其来，始事而要其终，定事而要其变，此之谓长虑，此之谓识。
23.人只是怕当局，当局者之十，不足以旁观者之五。智臣以得失而昏也，胆气以得失而奋也。只没了得失心，则声气舒展，此心与旁观者一般，何事不济？
24.两君子无争，相让故也。一君子一小人无争，有容故也。争者两小人也，有识者奈何自处于小人。
25.君子不可以不忍也，忍欲则不屈于物，忍剧则不扰于事，忍挠则不折于势，忍穷则不苟于进，故曰，必有忍乃有济。
26.君子多思不若养志，多言不若守静，多才不若蓄德。
27.凡遇事须安详和缓以处之，若一慌忙，便恐有错。盖天下何事不从忙中错了。故从容安详，为处事第一法。
28.人生一日或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虚生。遇富贵人，宜劝他宽，见聪明人宜劝他厚。
29.得失有定数，求而不得者多矣，纵求而得，亦是命所应有。安然则受，未必不得，自多营营耳。
30.择友乃人生每一要义。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贤否，不可不慎也。
31.人之所资，须自挣而勿待人予。成大事者须善用时机，借梯而上。
32.予人一分面子，人必予两分面子。伤人一分面子，人必损十分面子。为人处世，面子不可不慎。
33.概天下无无瑕之才、无隙之交。大过改之，微瑕涵之，则可。
34.尝自虑执德不宏，量既隘而不足以采天下之善，矿不敢执一律求之。虽偏长薄善，敬其有裨于吾，示尝不博取焉以自资益；其有以谠言急论陈于前者，既不必有当于吾，未尝不深感其意，以为彼之所以爱我者，异于众人泛然相遇情也。
35.人生在世，个人不可成事也。欲成大事，须营运关系，借他人之力以成自己之事。
36.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情愿人占吾便宜，断不肯吾占人的便宜。
37.雅量由于性生，然亦恃学力以养之唯以圣贤律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度量闳深矣。
38.观古今成大事者，无不有人相助相扶，力单者无以成大业。
39.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规，而日高即明。贤否智愚，所由区也。
40.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心。有志则决不甘心为下流；有识则知道学问没有止境，不敢以一得就自足。如河伯观海，如井蛙看天，都是无识之人。有恒心则决无不成功的事。这三条缺一不可。
41.知己之过失，即自为承认之地，改去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
之事。
42.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至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至败。
参考书目
[1] 马东玉著.曾国藩本传.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
[2] 史林，迟云飞著.曾国藩大传.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3]
张锋，天舒.人镜：曾国藩的人生智慧.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
[3] 司马宽解译.曾国藩的做人艺术.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4.
[4] 史晟解译.曾国藩阴阳谋略.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
[5] 李贺编著.曾国藩成功全集.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6.
[6] 牛贯杰著.原来曾国藩.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7] 成晓军著.曾国藩家族.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8]
刘绪义著.历史给谁来酿酒：湖湘才子品读曾国藩.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
[9] 张云，韩洪泉著.曾国藩与湘军.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
[10] 赵月华编著.左手曾国藩右手胡雪岩.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8.
[11] 赵焰著.晚清有个曾国藩.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2]
施宏哲著.藏露：曾国藩的那套办法.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
[13] http：//tieba.baidu.com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等奏请选子弟留学.
[14] http：//tieba.baidu.com曾国藩如何处置天津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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