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与犬戎镐京之战：发生于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晋襄公七年，卫武公四十二年，秦襄公七年，郑桓公三十六年。镐京在犬戎入侵战斗间，王室“六师”无力抵抗。危急中，司徒郑伯友奋勇力战殉国。诸侯联合部队虽然收复了镐京，王室不得不东迁洛阳，造成了政治上的巨大损失。周朝统治开始发生动摇。
周郑葛之战：发生于周桓王十三年（公元前707年），郑庄公三十七年。周桓王姬林对郑发动进攻，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胜负不分。周桓王虽然争取到体面的撤军，却因此丧失了威信和控制各诸侯国的能力与尊严。
齐鲁长勺之战：发生于周庄王十三年（公元前684年），齐桓公二年，鲁庄公十年。齐鲁两个诸侯国在长勺的战斗，最后以齐国的失败鲁国的胜利而告终。
镐京战役
第一西周政权经过的阶段
武王十三年，牧野之战，周军大败商军，一举灭殷，定都于镐（今陕西西安市西南），建立西周政权。武王和“三公”悉心规划，采取了一些较清明的军政措施，稳定大局。成王初期，虽发生三监叛变，很快便告平息。成王与康王两朝，部分地缓和了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社会安宁，繁荣殷实，以至出现“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的鼎盛局面，成为后人所称颂的“成康之治”。
昭王即位后，为消除南方诸侯的离心倾向，亲率大军远征荆蛮，竟至全军覆殁。当时镐京讳言其事，不发讣告，只略称昭王“卒于江上”，顾虑公布真象会影响周朝在所属诸侯国中的威信。后齐桓公称霸向楚进军，就把“昭王南征不返”列为楚的重要罪行。这是春秋列国对这次南征重大事件所持意见的集中反映。
穆王继昭王王位，热衷于“周行天下”，“车辙马迹无所不到”。他对现今西北甘、新、陕远征五次，共跋涉数万里。最后一次也行程三万五千多里。加上游巡豫、冀、晋、苏、浙、赣、皖、鄂等省，所走的路程就更多。西会王母于昆仑山的瑶池，东会各地诸侯于会稽，中原狩猎，捉猛虎畜养于汜水（在今河南），定其名为虎牢。远征时阵容庞大，乘八骏马，由“七萃之士”护卫，还有祭公谋父率领的六师随行。穆王远征给当时社会带来极大的灾难，至有“北征西王，爱居其野，虎豹为群，鸦鹊与处，嘉命不迁，惟我帝天子”的诗句，表达了国人的愤懑情绪。
周厉王酷爱财货，独操专利，重用荣夷公横征暴敛，引起贵族阶层、百工庶民和各诸侯国的不满与反对，厉王采取残酷镇压政策，由卫国神巫担任监视，卫巫恃势任意抓人杀人，国人走路相遇都不敢轻易交谈。周朝统治阶层中的一些稍有远见的公、侯、伯勋爵也不敢提出大胆的批评建议。后来采用“诗谏”的办法，但未为厉王重视。国人受不了这种无止境的剥削压迫，爆发了有史以来的首次反抗。厉王被迫亡命于黄河东岸霍山脚下一个名叫“彘”的小城避难，太子静躲在召公家内，得免于难，国人推举共伯和为王，建立新政权。
共伯和为首建立的新政权，为时不久，被召公率领的势力所推翻。召公执政十二年，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厉王死后，姬静即位，是为周宣王。宣王内修政治，外攘夷狄，有振兴周朝的雄心。他“喻德教，举遗士”，做到“海内翕然向风，诸侯复向宗周”。接着“不籍千亩”，把王室公田分给奴隶，使“因民之则”的民，变成向奴隶主交租的农民。王室奴隶的解放，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其他奴隶主也不得不解放其私有奴隶，从而缓和了阶级矛盾，提高了劳动者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在国力逐渐充实的基础上，开始对威胁中原的夷、戎势力采取军事行动。北方猃狁威胁最大：“猃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诗·小雅·六月》）。遂由尹吉甫率师北伐猃狁，南仲出征西北伐戎狄，军容雄壮，“出车彭彭，旗旌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薄伐西戎”（《诗·小雅·出车》），方叔南征荆蛮，同时派人经营江汉，“江汉浮浮，武大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江汉荡荡，武大，经营四方，告成于王”（《诗·大雅·江汉》）。宣王也亲率军征讨淮北徐夷，战事均告胜利。经过宣王的经营，西周王朝出现中兴局面。但西北战争累受挫折。尹吉甫北伐猃狁，没有达到预定战略目的，担任进军西戎的秦仲战死于疆场。宣王召见秦仲五个儿子，给予人力物力支援，才击破西戎，解除对京畿威胁，公元前789年，宣王“御驾亲征”。千亩之战，败于姜戎，几被歼灭。后整军“料民”预备再战，但未实现，终未解除来自北方的威胁。
宣王中兴仅在东南方取得军事上胜利，西北尤其北方不但受挫，而且财力、物力的消耗也相当大。幽王继位，根本没有考虑这些情况，加上他自己的“暴戾”和“暗昧”，任用一批阿谀奉承、掩盖社会真象的臣僚，政治日趋腐朽，关中腹地泾、渭、洛三川干竭，岐山崩裂。虽然史官伯阳父提出“山崩川竭，亡国之徵”的警告，卫武公姬和等也作出“诗谏”，但丝毫无法改变幽王的昏庸态度。为博取宠妃褒姒的一笑，在烽燧台无故举烽戏弄诸侯，使各路诸侯从此对周天子信心动摇。周天子由此失去调动军队的威信，造成无法弥补的灾难性损失。周朝政权的没落，这也是一大关键。如果没有这场“烽火戏诸侯”的恶作剧，当戎狄入侵时，可能不至使镐京孤立无援而沦陷。
第二戎狄环伺入侵路线
周的北方和西北方，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游牧部族。他们长于乘骑，流动性大。在殷商时代，他们就不断向东南发展，其中以鬼方和猃狁部最为强大。文王时，曾于击破西戎后建国。武王灭商，定都镐京，接近戎狄。
犬戎：根据地在今青海的一些地区，大部渗进陕西凤翔府所属各县境内，势力最大。
大戎：分布于今陕西延安地区。
小戎：根据地原在今甘肃敦煌，大部移居今陕西洛川县境内。
骊戎：分布于今陕西临潼县东南。
康王二十五年，周为清除鬼方部族的侵扰，曾与鬼方发生一次大规模战争。鬼方大败，被俘去酋长四人，兵马一万三千多人，穆王时犬戎日益强大。懿王为着避免犬戎威胁，曾一度迁居槐里，宣王指定秦仲专讨西戎。周朝历代统治者，都密切注视戎狄对京畿的威胁，防御戎狄侵扰，成为周朝国防上的大事。
犬戎盘据凤翔以北山地，占有乘骑快速突击的优势。岐山之起伏山峦，陇之丘陵地带，渭河之水深流速，都限制不了戎骑驰突。镐京西北，周朝没有建立强有力的防御屏障，这就形成了犬戎以陇地区为基地，通过易于徒涉的渭河，作为侵入镐京的进军路线，向镐京进行突然袭击。
第三申侯与犬戎勾结侵镐
幽王继位后，政治上倒行逆施，引起王室内部两种势力的斗争。
郑伯友等人用诗的形式进谏，并未使幽王改变作法，政治上愈加混乱。郑伯友感到这样下去，有亡国丧身的危险，说“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史记·郑世家》）。他接受太史伯的建议，请求把封地改封于“独洛之东，河济之南”，积蓄力量，以备大局有变，能够继续为周政权作支柱。
申侯善于奉迎、专嗜私利、又与握有重权的虢石父等相勾结，狼狈为奸。申侯原为宣王中兴时代的重臣，当幽王在虢石父等包围下做了许多坏事，弄得上下交怨、危机四伏时，申侯未曾进一言。可是当太子宜臼被废黜，自己由侯爵降为伯爵，私人利害受到损失时，他竟丧心病狂，勾引犬戎入侵，犯下滔天罪行。
犬戎盘踞陇地区，经常得到树墩域方面西戎人畜等的补充，势力比其他戎狄部落强大。它虽然也不断向外扩张掠夺，但其目的仅在于抢劫财物。同时，它慑于周朝的强大，对周朝统治中心镐京，本不敢贸然进攻。但在申侯勾引下，犬戎立即发动对镐京的进攻。申侯还出动申国部队，协同犬戎作战。
第四镐京沦陷经过
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申侯与缯侯招引犬戎大举入侵，镐京西北方向，竟无阻止敌军前进的任何设施，王室直接统率的主力“六军”，也未力战，致使戎兵长驱直达京郊地区，镐京被围。幽王把解围的希望寄托于诸侯的勤王部队，但因曾举烽火戏诸侯，而引起诸侯愤慨。因此，在镐京被围急需救兵勤王之时，诸侯认为又是王后的娱乐消遣，没有一路勤王之师来解救镐京。
镐京被围日久，勤王援军到达无期，幽王派负责军政全责的虢石父，指挥六军中百余辆战车出城，作试探性的攻击，希望获得胜利，振奋军民士气。虢石父率兵出城，与犬戎一经接战，戎将满也速等指挥戎兵，杀声震天，发动潮涌似的猛攻，很快就冲散周军的阵势，虢石父本非能战之将，被乱兵杀死。犬戎和申兵见周军溃散，又无人指挥，乘胜紧追猛打，蜂拥而进，翻越城墙，冲进城内。戎兵进城后，大肆野蛮屠杀无辜人民，老弱妇孺无一幸免，并放火烧毁宫殿和民宅。武王时期开始兴建的周朝政权中心镐京，历二百五十余年后，被犬戎野蛮破坏，化为一片焦土。后人凭吊这个被毁于战火的一代名城，不禁感慨地说：“瞻彼黍于故宫，而离离可叹，鞠茂草于周道，而堪嗟”。
犬戎冲进城内，幽王惊慌失措，司徒郑伯友于危急中，指挥所属将士奋勇力战，多次击退戎兵对宫廷的攻击，终因戎兵愈聚愈众，郑伯友感到再无力退敌挽回危局，乃于宫前点起火炬，吸引戎兵，另于宫后冲开一条出路，乘夜保护幽王、王后由北门突围而出。原拟到骊山行宫稍事休整，东奔郑国以图再举。到达骊山后令举骊山烽火，烽火台虽烟冲云霄，仍然没有一路诸侯之师前来援救，遂整队继续东进。终以老弱妇孺等非战斗人员过多，行动迟缓，被犬戎兵追及，层层包围。郑伯友率部左冲右突，刺死古里赤等戎将戎兵多人。郑伯友的英勇善战，连犬戎主也敬佩畏惧，不敢轻易接战，下令戎兵发箭射击。最后郑伯友在乱箭猛射之下中箭阵亡，幽王等被犬戎捕杀于戏水之上，王后褒姒被俘。
第五诸侯勤王会师
犬戎入侵，京都危急，再举烽火，诸侯仍认为幽王在行乐消遣，谁也不出师勤王。及至镐京陷落、司徒郑伯友战死、幽王被杀，诸侯们才知道烽火不再是游戏，乃起而积极地组织勤王之师。而郑伯友封地的郑国，举国上下义愤填膺，行动最快，大军很快开到镐京地区。
郑军在世子掘突指挥下，推进到镐京近郊。掘突激于君父战死的仇恨，不待其他诸侯到达，即向盘踞于镐京的犬戎进攻。由于兵力悬殊，战斗失利，不得不撤退。正在这时，卫军到达镐京以东地区，晋秦两军也分别到达。此时，镐京地区各诸侯国军队和统率军队的诸侯如下：
卫军：卫武公姬和。
晋军：晋文侯姬仇。
秦军：秦襄公嬴父。
郑军：郑世子掘突。
诸侯勤王部队虽云集镐京周围，但由于周王室瘫痪，没有统一指挥各路诸侯的统帅，不但无法协同一致地对犬戎作战，且有被犬戎各个击破的危险。在此情况下，后经掘突的建议并得到晋、秦同意，一致推举资深望重的卫武公充当统帅，指挥收复镐京的战争。
第六收复镐京的作战
诸侯联军统帅卫武公姬和以及秦、晋、郑等国侯伯，鉴于犬戎历次侵扰的目的都在掠夺子女金帛，他们攻陷镐京抢到大量金银财宝，必得意忘形。决定利用夜间，分兵进攻镐京东、南、北三门，独留西门不攻，开放一条道路，另派兵埋伏于犬戎西窜必经道路的两侧，以期彻底歼灭犬戎于逃窜的路上。联军的兵力部署是：由卫、晋、秦军担任对镐京东南北三门攻击；郑军担任伏击西窜犬戎的任务。
诸侯军利用日暮，分别进入攻击发起位置，乘黑夜攻进城内与犬戎兵交战。卫、晋两军奋勇作战，但比较秦军则有逊色。秦襄公指挥的秦军，习惯于对戎战斗，因而给犬戎兵杀伤最大。最后犬戎兵在城内被诸侯军击败，乃由西门出城逃窜。但因掘突指挥的郑军兵力有限，加上兵车行动笨拙，缺乏机动灵活性，以致没能堵住西窜的犬戎。犬戎主和他的几个将领漏网，逃回陇，略事休整后，继续窜扰丰镐，危害王畿。镐京遭受两次战火，已残破不堪，失去了中兴时期都城盛景。这一仗虽取得了收复镐京的胜利，但由于没有歼灭犬戎的基本兵力，所以并未全部达到战略目的。
第七战后的重大措施
镐京收复，城垣残破，陇犬戎仍经常骚扰。面临这样的现实，周朝统治阶层对是否迁都洛阳的问题发生了争议。以新任王室司徒卫武公姬和为首的一批大臣和诸侯反对东迁洛阳。姬和指责申侯的借兵犬戎为“开门揖盗”。认为在京都残破之际，应当励志自强，节约爱民，练兵训民，俘彼戎主，湔雪前仇。“若隐忍避仇，弃此适彼，我退一尺，敌进一丈，恐蚕食之忧，不止岐丰”。姬和还强调说：“镐京左崤函、右陇蜀，披山带河，沃野千里，天下形胜，莫过于此。洛阳虽居天下之中，其地平坦，四面受敌。弃镐京迁洛阳，恐王室自是衰弱”。以王室大臣太宰周公喧为首的一批官僚赞成东迁洛阳。周公喧批驳姬和的说法“乃安常之论，非变通之见”。他说“宫阙焚毁，营建不易，劳民伤财，西戎乘隙，何以御之”。强调：“犬戎长驱，民心瓦解，误国之罪，谁能任之”。
被废黜的王子宜臼，于王室内部矛盾冲突斗争和镐京两次战争期间，都在申国避难，对申侯招引犬戎入侵的险恶场面没有丝毫感受，及幽王和太子伯服被杀与镐京收复后，被迎接即位，是为平王。他由申国回到战后的镐京，看见残破首都已非事变前豪华壮丽盛景，根本没有在艰苦环境中恢复创伤、重整王业的雄心壮志。而是畏难苟安，贪图享受，同意周公喧等人迁都洛阳的建议，姬和的有政治远见的意见竟被否决。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周室决定放弃镐京，把统治中心东迁洛阳。这是在周朝统治时期内形成前后两个完全不同阶段的重大事变，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镐京战役评述
由周武王十三年（公元前122年）至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共历三百五十一年的西周政权，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声势赫赫的王朝。它的战争主要为武王伐纣之战，周公成王东征之战，宣王中兴时期对诸戎狄的作战。这些战争均取得了程度不同的战绩。但最后却在镐京之战中大败于犬戎。
西周镐京之战的失败，在军事上的主要原因：一是没有对北方和西北方分封得力重臣，作为京师的屏障，加之有申侯和缯侯的部队做为内应，致使犬戎长驱直入；二是作为周天子的基本武装力量的所谓“西六师”，由于多年朝政的混乱，军无斗志，经犬戎一击，迅即溃散；三是周幽王把调兵遣将的烽火，作为取悦于宠妃的儿戏，失去了在紧急情况下作为调集军事力量的基本手段，这就使得犬戎轻易取得了夺占镐京的胜利。
在诸侯勤王反攻收复镐京阶段，各国诸侯虽也推举了卫武公姬和为联军统帅，但实际上姬和并未直接统率各路诸侯军队，因而诸军也只是一个松散的联军。更为失策的是担任伏击歼敌任务的郑国军队，兵力单薄，反应迟钝，既没有歼灭犬戎的主力，也没有擒杀犬戎的主要将领，使其基本上保全了有生力量，留下了无穷的后患。
战争的胜败对一个朝代的兴衰和覆亡只是外在的表现，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它政治和经济上的腐败与崩溃。西周也曾经历了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当政的兴盛时期。但好景不长，到了懿王时，西周政权便开始滑向不可逆转的衰败之途。尽管宣王中兴又燃起一点转向强盛的火花，但宣王既没有平定外来的侵袭势力，又因连年用兵，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农奴大批逃亡，土地荒芜，人民苦不堪言，社会的阶级矛盾又趋激化。
周幽王二年，关东发生的强烈大地震，使岐山崩裂，泾、渭、洛三川干竭。《诗·小雅·十月之交》记载说：“百川沸腾，山冢萃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严重的灾害使百姓流离逃亡，冻饿而死，加速了西周政权的崩溃过程。与人民的苦难生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幽王统治集团的荒淫无道、醉生梦死。幽王宠爱褒姒，废除了申皇后和太子宜臼，另立褒姒为后，并立她所生的儿子伯服为新太子。这加深了王族内部激烈的权力之争，加速了统治集团的分裂，成为申皇后之父申侯勾引犬戎入侵镐京的直接原因。
西周的没落，并不能泯灭它的光辉业绩。这个时代是我们中华民族有史记载的古代一个最重要的朝代之一，是中华民族政洽制度、社会经济、文化传统的奠基时期，在我们民族和社会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块永远闪耀着光辉的里程碑。
葛战役
第一东迁洛阳后王畿的屏藩
洛阳地处中原腹地，被称为“居天下之中”，同时又是“四战之地”，被兵家视为宜战忌守。
周武王对周公指出，洛阳形势“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瞻有河，粤瞻伊洛”。周公经营洛阳，战略上专对东方新归附的部族，同时也把它作为诸侯朝贡交往之处，而不作为军政根据地。这和有渭、泾、洛三川和岐、陇、骊等山环抱具有优越战略形势的镐京相比，则又相形见绌。周朝东迁洛阳后，四面受敌，始终无法恢复西周时期的盛景。
周朝政权东迁后，作为王室屏藩的诸侯国有：
黄河以北的晋国；
京城以东的郑国；
新建于函崤险扼地区的西虢；
在南方防备荆蛮的申、吕。
这些屏蔽王室的诸侯国，初期虽然也起了一些作用，但是随着其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周室本身的衰落，作用越来越小。晋昭侯于周平王二十六年（公元前745年），封其叔成师于曲沃（今山西闻喜县东北），从此分裂为两个敌对的势力，内战不休，国力大损。南方申吕，国势不振，需要王室派兵支援才能生存，否则有被荆蛮蚕食的危险。这就使周朝只有东郑和西虢两个诸侯国可以依靠了。
第二郑在东方的扩张
幽王九年（公元前773年），郑伯友申请移封地于溱水等流经地区。后郑伯友死于犬戎入侵的骊山之战，世子掘突参与收复镐京，作战有功。周朝东迁后，掘突继任其父的司徒六卿要职，受到尊重和赞扬。郑国由于政治声望高，社会安定，生产发达，出现兴旺景象。后来郑庄公寤生继位，利用这种有利的形势，凭借王室的政治关系，发动远交近攻战略，结交齐鲁，进攻陈宋等十四个诸侯国，并发动打击北狄的战争，积极扩张，成为周朝东面的强藩。
郑国于周桓王二年（公元前718年）派人向陈国提出结成友好的建议。陈侯因轻视郑国，未予理会。其弟公子佗主张接受郑方建议。认为“亲仁善邻，乃国之宝”。陈侯不听，他既不认真分析郑国建议的真实意图，也没有想到拒绝郑的要求后，可能招至的后果。次年五月，果然郑庄公以陈侯拒绝“友好”为由，派遣大军对陈国发动突然袭击，给以沉重打击。陈侯迫不得已，派主和的公子佗往郑国请和，接受郑方所提停战条件，双方才结束这次战争。
周桓王六年（公元前714年），郑庄公30年，北戎发动对郑的进攻。郑庄公慑于戎骑长于驰突冲击，顾虑重重。郑公子突对戎狄特性和惯用战术素有研究，指出：“戎兵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和“先进见获必务进。进而遇伏必速奔，后者不救，败无继矣，可以逞”。针对戎军的这些弱点，他向庄公提出作战建议：（1）派遣轻装勇士，向敌挑战或接战，接战后，迅速撤退；（2）主力设三面伏兵，等待歼敌。
十一月郑戎两军相遇，郑军前锋部队接战后按计划即向后佯撤，戎军大部逞勇猛进，遭到郑军伏兵攻击，惊慌失措，回头狂奔。郑将祝聃率兵乘势直插戎军纵列核心，与伏兵协同作战，全歼戎兵前锋部队。戎军后续部队也顶不住郑军的攻击，纷纷溃散，郑军大获而胜。
周桓王七年（公元前713年），宋、卫、郑等国发生互相攻击的战争，齐国出面调停，郑则借口宋公“不共王聀”，即指责宋公没有和郑庄公同往朝见周天子，自称“奉周天子命，起兵伐宋”（《左传·鲁隐公·十年春》）。这时又恰值鲁国也和宋国发生争执，断绝了关系，郑就乘机与鲁联合，发动对宋的战争。结果鲁军击败宋军于管，尔后又进占宋国属地郜、防等城邑。
郑、鲁战胜宋军后，郑把攻占的宋国城邑，送给鲁国。宋不甘心军事上的失败，联合卫、蔡两国向郑反攻。郑军与宋、蔡、卫联军交战于戴，给宋、蔡、卫联军以歼灭性打击，获得全胜。由于郑军在战争中连续胜利，郑庄公气焰更为嚣张，认为惟郑独强，十分骄傲，甚至不把周王室放在眼里。
周桓王八年（公元前712年），郑庄公三十二年，齐厘公十九年、鲁隐公十一年，郑联合齐、鲁攻许。七月，击破许军，围攻许都。郑将颍考叔挥舞郑伯的“蝥弧”旗，奋勇登城。但郑将公孙阏因曾与颍考叔争夺庄公的荣誉车而结有私愤，眼见颍考叔攻城又占首功，竟施放冷箭，颍考叔中箭倒于城下。郑军另一将领瑕叔盈举旗再度攀登，爬上许城，高呼“郑军登矣”！众将士纷纷登城，攻克许国。郑军虽然获胜，但却暴露了内部互相争功自相残杀的严重问题。
第三周郑矛盾的激化
郑伯友及世子掘突相继担任周室的重要职务。庄公继位，仍充任卿，主持国政。祖孙三代权倾当时，引起平王顾虑，致有权力再分配的想法和措施。“王弍于虢”，由虢公林父和郑庄公同时为卿，以分散其权力。但事机不密，为郑所悉，便向平王提出质问。平王虽力图否认，但不能消除郑庄公的不满情绪，结果发生王室与强藩之间互换人质的离奇现象。周以王子孤质于郑，郑则以公子忽质于周，周郑交换人质助长了诸侯国对王室的离心倾向。
公元前720年平王去世，质于郑的王子孤还来不及承继大统，也随之死去，其子姬林继位，是为周桓王。桓王因其父死于郑，因而对郑深恶痛绝；但仍然顾及郑国势强盛，不敢免去郑庄公的卿士职位。当郑庄公再次获悉桓王欲操平王故伎，任命虢公杯父为卿士以削弱自己权势时，竟采取激烈的反抗行动，他命人强行收割王畿温地的麦与成周之禾。
周郑双方争执，郑国虽强，但仍然属于藩邦诸侯，不敢公然与当时诸侯心目中的最高统治者周王室对抗。桓王三年（公元前717年），郑庄公希望能够改善这种恶化关系，亲到洛阳朝觐。桓王深悉郑的飞扬跋扈，拒绝以礼相待，庄公不悦。此时周公黑肩鉴于郑的强盛和王室的衰弱，向桓王建言：周朝东迁，依靠的是北晋，东郑。若“对郑不礼，郑不来矣”，郑不来朝，别的诸侯国也不会来。周公黑肩的建言没有被桓王接受。
周桓王八年（公元前712年）又与郑发生换田事件。这一年，周王室索取郑国的邬、刘、苏、邪等地的田，以苏忿庄的温原、、樊、阳城、欑矛、向、盟、州、、隤、怀等地的田与之交换。但苏忿生已经叛周，温原等十二邑不属桓王所有。这说明桓王要的是郑田，而给郑的只是一句空话，结果使郑进一步失去对周天子的敬仰。
第四周采取进攻战略
周朝东迁洛阳后，王城属地狭小，国力逐渐衰落，以致不能镇慑诸侯，诸侯有事，也无力支援。南面靠近荆蛮，还得派兵支援。由于申侯曾经勾结戎狄入侵，导致镐京沦陷，将士往申驻守，大都愤愤不平，作诗以表达不满情绪，军心士气自然难以振作。东面的郑国骄傲无比，咄咄逼人。桓王强忍十三年而不敢轻言声讨，顾虑军力不够使用，物资供应困难，事实上都在积蓄自己的力量，战争已经无法避免。
周朝军事制度规定天子拥有“六军”，诸侯国大者拥有三军，小者只有两军或一军。天子六军归王室直接统率指挥，但是，镐京战事发生，证明天子的六军已形同虚设。东迁洛阳后，形势更加不利。周朝不仅无法维持六军兵力，甚至竭尽全力也只有三个军可供使用。如以三个军征讨拥有三军的郑国，力量相当，不占优势。桓王也清楚认识到这一点，但实在无法增加兵力形成优势，只得调动尚能听令的诸侯军组成联合军队。所以当郑庄公擅自攻占许国，并与鲁自行交换许田时，桓王忍无可忍，才撤销郑庄公在中枢的卿士，动员全部兵力，联合卫、陈、蔡三国部队，发动对郑国的进攻。
第五周郑两军作战序列
周军
统帅：周桓王姬林
将领：卿士虢公林父
卿士周公黑肩
大夫伯爰
兵力：兵车三百至四百辆。
郑军
统帅：郑庄公姬寤生
将领：正卿祭仲
大夫公子元
大夫高渠弥
大夫祝聃
大夫原繁
大夫曼伯
兵力：兵车二百五十至三百辆。
第六周郑两军作战策划
周军：周军和配属的诸侯军，到达葛附近，桓王与所属将领决定的作战策划和兵力布署是：
右军：卿士虢公林父指挥，附属蔡卫军；
左军：卿士周公黑肩指挥，附属陈军；
中军：桓王直接指挥。
郑军。郑庄公以周天子御驾亲征，大军逼境，情况紧急，立即召集部将商讨对策。公子元根据对敌情的分析判断，认为“陈乱，民莫有斗志，若先犯之，必奔”。即陈国内部动乱，军心不稳，士无斗志，先攻陈军，它必然很快崩溃。并说：蔡、卫军支持不住，必然首先崩溃。因此，建议郑军应首先击破周左右军，然后集中兵力进攻桓王亲率的中军，“萃于王卒”，必定可以获胜。
高渠弥鉴于诸侯联军与北狄作战时，前锋步卒被击破，后续战车失去掩护，无法出击而失利的教训，提出改变以往车兵、步卒的协同作战方式，编成“鱼丽阵”以应敌。
先偏后伍：战车一队分为两偏。兵车五十乘，则二十五乘为偏：兵车三十乘，则十五乘为偏。
伍承弥缝：步卒五人为伍，以步卒弥补偏与偏之间的缝隙。
把战车摆到前边，步卒分散配置于战车的左右和后面，使战车步卒互相掩护，协同战斗，车上甲士一有伤亡，步卒立即填补上去，继续战斗。
郑庄公既同意公子元先打击陈、蔡、卫诸侯军，再集中兵力攻击周军的战略，又赞成高渠弥车步交织，编成鱼丽阵的办法，决定对周军作战计划和兵力部署：
根据高渠弥“鱼丽阵”的建议，采取加强两翼，“翼张其舒”，阵而后战的战法。
右踞：大夫曼伯指挥，进攻周右军，首先攻击所属陈军。
左踞：正卿祭仲指挥，进攻周右军，首先攻击所属蔡、卫军。
中踞：大夫原繁指挥。
进攻信号“旗动而鼓”，击鼓而进。
庄公率祝聃等将领居中军，指挥左右两踞的作战。
第七细葛战役的经过
第一阶段的战斗。周桓王十三年（公元前707年），郑庄公三十七年，周郑两军相遇于葛附近，双方布成阵势。周桓王以郑军阵容严整，不敢先行攻击。郑庄公则首先挥舞旗帜发出攻击信号。郑大夫曼伯指挥右踞，先向配属于周的左军一部陈军进攻，陈军果然兵无斗志，不久即战败退出战场，曼伯乘胜猛攻周左军，双方展开激战。周左军将领周公黑肩震惊于郑军攻势凶猛，指挥混乱，致使左军被击破溃走。郑右踞随即进攻周中军。战斗中，祭仲指挥郑左军，向配属于周右军的蔡、卫军进攻。蔡、卫军击破后，祭仲立即转向周右军猛攻。周右军将领虢公林父沉着指挥，奋勇力战，击退郑军进攻，维护右翼阵容，掩护中军主力，战局才趋于稳定。
第二阶段的战斗。第一阶段战斗中，郑右左两军获得大小不等的胜利。郑庄公立即摇旗指挥原繁的中军向周中军进攻。郑右军击破周左军后，曼伯即向周中军侧面进攻，使周中军阵势出现危急状况。虢公林父不得不以一部对付郑左军，主力则参加中军方面战斗，击退郑军，扭转了危局。周桓王也亲自参加战斗，左肩被郑将祝聃射中一箭。虢公林父虽然暂时稳住了战场形势，但桓王以周公黑肩的右军已败，仅凭中、左两军，难以战胜郑军，遂命令中、右军作有秩序的且退且战，脱离战斗。郑军获得局部胜利，祝聃等建议立即追击。庄公鉴于周军秩序井然，追及未必能够获得更大战果，同时顾及自己在诸侯中的政治影响，认为“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凌天子乎！”因而没有下令追击。周、郑“葛之战”告一段落。
第八战后周郑双方动态
郑于胜中求和。郑军虽然战场上获得胜利，但周天子威望尚大，郑庄公害怕引起其他诸侯的敌视，于战争结束的当夜，派祭仲为代表，到周营向桓王及其左右作礼节性慰问，借以平息周室因战败而产生报复之心，引起第二次战争。
周无力再战。祭仲带礼品到周营道歉陪礼，桓王和所属将士也乐于这样不分胜负地结束这场战争，实际上周政权也没有继续打下去的力量。葛之役对周朝统治政权的影响极大，从此王室更加衰微，益为众诸侯所轻视。
葛战役评述
葛之战，是周朝东迁后征讨诸侯国的第一战，也可以说是东周王室的奠基之战。打好了，会对周室的稳固产生重大的影响，失败了也必将带来无穷的后患。
郑庄公寤生，凭着三世卿士、两代勤王的政治威望，在国内平息了共叔段的政变阴谋，对东方诸侯实行远交近攻，联合齐、鲁打击陈、宋，击破北戎，消灭许国。这是它国势强盛和敢于反抗周天子的基本原因。
周朝东迁后，政治和经济力量已是江河日下，大不如前。它以自己的天子地位对郑这样的强藩作战，本当确有获胜把握时才可发动进攻，但周朝统治阶层缺乏远见卓识，竞轻率地对郑宣战。临到战场，又没有对郑军作细致分析研究，以便采取符合实际的战略战术。战斗开始，左军和配属的陈军受到郑军攻击，很快崩溃，使中军左侧面暴露，桓王不得不亲自参加战斗，以致负伤。天子亲任主帅而又临阵负伤，无疑会对全军的斗志产生巨大的影响。危急中右军回转支援中军，战场形势才得以稳定，最后迫不得已而全军撤出战场。
任何战略战术的改革，和社会其他的变革一样，都不是天才统帅的主观臆造，而是真正从实际出发、认真研究战争情况的必然结果。郑军这次采用的战术，是建立在对周军及其诸侯军做了深入具体的分析研究上，而且还记取了十二年前（公元前710年），对诸侯联军作战“诸侯之师，败郑徒兵，取其禾而还”的教训。那次作战，郑军徒兵在前，战车在后，徒兵被击溃，后面战车失去掩护，无法出击，以致战败，田地里禾谷，被诸侯兵抢走。这次改变战斗队形，把战车摆在前面，步卒分散配备于战车的左右和后而，编成鳞次式“鱼丽阵”，步卒战车互相掩护，协同作战，这在当时确是重大的战术改革。而当周军于战场撤退时，郑军适可而止，未行追击，及时派出代表到周营作慰问式求和，以结束这场战争。郑庄公这种有节制的行动，既维护了郑国的尊严，也赢得了道义上的胜利，不失为有远见的决策。
齐鲁长勺战役
第一齐鲁间曲折复杂的斗争
东周初期中原地区的形势。西周时为了便于统治黄河下游诸侯国，由召公经营洛阳，号为成周，它与宗周镐京形成强有力的政治轴心线，以统治全部国土。平王东迁，放弃根据地宗周镐京，只剩成周洛阳，形势每况愈下。东方诸侯，郑国独强，纵横中原，东周王室无力过问。葛之战后，各诸侯国对周室的离心倾向也与日俱增。地处中原和边远地区的一些诸侯国，就分别以中原或各自的邻国作为扩张与兼并的对象，展开了连绵不断的兼并战争。其中以郑、齐、鲁，宋等国最为活跃。齐国濒海负山，据有今山东的大部地区，国土宽广，物产富饶，并兼有渔盐之利，势力日渐强大。齐桓公当政以后，不断向周围扩张，怀抱称霸中原的雄心。鲁国据有现今的山东东南部地区。由于它曾是周公旦之子伯禽的封地，在诸侯国中有较高的政治威望，势力虽较齐国为弱，但同样怀有吞并周围小国的雄心。因而，齐与鲁明争暗斗。数世以来，时而联合，时而分裂，矛盾冲突，十分激烈。
齐鲁错综复杂的关系。齐与纪国为仇，纪国与鲁联姻；齐军进攻郑国，鲁又与郑国结成联盟。这就必然导致齐鲁两国的直接冲突。双方各自联合友邦，形成两个敌对阵营：鲁与纪、郑联合；齐与宋、卫、燕联合。
敌对双方曾进行过一次规模较大的战争，齐虽在战争中失败，但并未放弃吞并纪国的企图。以后，齐改变斗争策略，设法与鲁缔约和好，和约成功后，又加紧对纪进攻。纪不得已向鲁求援，结果齐鲁两军再次在奚地兵戎相见，胜负不分。周庄王三年（公元前694年），鲁桓公十八年，齐襄公四年，齐、鲁两国国君握手言和。不料在和解的宴会中，齐竟不择手段，杀死鲁桓公，立其子姬同为鲁君。鲁庄公姬同初立，无暇对外，齐乘机攻占纪属邦、晋、部三个城邑，纪国更陷于危机，鲁虽打算出面联郑救纪，但郑国内部发生政变内乱而无能为力。鲁力量有限，不敢单独对抗齐国。齐国见纪国没有外援，就干脆派兵吞灭了纪国。
第二齐国政变与齐鲁乾时之战
一、齐国内部动荡
齐厘公对侄子公孙无知与王子诸儿同等待遇，早已引起诸儿的不满。后诸儿继位为齐襄公。他以公孙无知待遇过高为由，予以降低，“绌无知秩服”。引起公孙无知的不满，阴谋乘机生事。大夫连称、管至父因为出戍葵丘没有得到及时“瓜代”也怀恨在心，于是勾结公孙无知，密谋杀害襄公，拥立无知为齐君，这件事引起大夫管仲、鲍叔牙等人的不满。他们感到“君使民慢，乱将作矣”，便分别拥戴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出奔鲁国和莒国避难。
周庄王十一年（公元前686年），齐襄公到外地持猎时，被连称、管至父暗杀，立无知为国君，引起全国的反对。接着几位大夫杀死公孙无知，宣布迎接在鲁国避难的公子纠为君，并和鲁庄公会于，商定由鲁出兵护送公子纠返国。而往奔莒国的公子小白闻悉国内变乱，也在鲍叔牙和莒兵护送下急忙返国，争夺政权。管仲闻讯后，于途次邀击，射伤小白，但被鲍叔牙机智营救，抢先赶回国都临淄，就了侯位，即为齐桓公。
二、齐鲁乾时之战
鲁军护送公子纠回齐，主要目的为着索取重大经济报酬。公子纠和管仲见国君位置被小白抢先夺去，只好仍回鲁国栖身。这使齐、鲁两国关系又趋紧张。
新即位的齐桓公小白，因为鲁国支持公子纠，对鲁非常不满。鲁庄公却以公子纠没有当上齐国国君，对齐极为仇视，便亲自率大军强送公子纠返国，进入齐境乾时地区。齐桓公即与鲍叙牙等商讨对策，决定“以兵拒之”。双方各以兵车三百辆投入战斗。齐军一举击破鲁左右军，继而包围鲁庄公所统帅的中军。鲁庄公把大旗改插在将领梁子车上，自己改乘轺车，化装突围，才免于被俘。鲁军惨败后，鲁庄公在齐军压力下，竟改变初衷，杀死公子纠，把管仲押送给齐国。
第三齐政革新与对鲁进攻
齐桓公为着齐国富强，竟能排除个人恩怨，接受鲍叔牙建议，破格任用政敌管仲为太宰，主持军政大事。管仲不负所望，针对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提出了著名的“作内政而寄军令”的一体化军政措施，对政治、军事制度实行改革，规定：春季以“获”振族，秋天则以“弥”治兵，卒整于里，军旅整于郊。禁止迁徙，世代定居，互相团结，同甘共苦。这样编组起来的军队，将知兵，兵知将。同时各级行政官员，也就是战时的各级指挥官，军政、军农一体化，其体制如下：
伍：每五人为一伍，每伍均出自一轨；五家为一轨，长官称为轨长；
小戎：五十人为一小戎，每戎均出自一里，十轨为里，长官称为有司；
卒：二百人为卒，每卒均出自一连；四里为连，长官称为连长；
旅：二千人为旅，每旅均出自一乡。十连为乡，长官称为良人；
军：一万人为军，长官称为帅。
管仲内政寄军令的军事化军政体制，符合桓公扩张势力的需要，加以不遗余力地推行。但桓公称霸心切，未待管仲的革新政策取得显著成效，就急于展开扩张活动。而管仲觉得当时形势尚不具备向外用兵的条件，齐国南有鲁、宋，北有燕、北狄，西有卫、曹等国。齐曾侵占邻国很多土地，他劝桓公退还给邻国，这是提高齐国在诸侯国中的政治威望，增强齐国霸主地位的较好措施，但这完全不符合齐桓公立即征战的意图，齐桓公认为可以首先征伐鲁。他觉得乾时之战，表明鲁军战斗力脆弱，又属邻邦较大之国，再度给以打击，对其它邻国将起很大的镇服作用。于是拒绝管仲“军政未定，未可用兵”的意见，决心发动对鲁的战争。
第四鲁国的备战
乾时战后，鲁庄公吸取失败的教训，加强军队训练，赶制各种兵器，疏浚曲阜以北的洙水，以防齐军进攻。与此同时，政治上也作了些取信于民的工作，所以当齐军逼近鲁境，鲁国北部形势紧张时，鲁庄公决定动员全国力量对齐作战。这时一位素不闻名但确有政治远见和军事素养的人曹刿，认为每一个人都应当关心祖国安危存亡，他决心进见鲁庄公，陈述了自己对战胜齐国的策略，对庄公的战争指挥和鲁军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第五齐鲁两军作战序列
齐军
统帅：司寇鲍叔牙
将领：司马王子成父
大夫东郭牙
大夫宾须无
兵力：兵车三百辆。
鲁军
统帅：鲁庄公姬同
将领：曹刿
大夫曹沫
大夫施伯
兵力：兵车二百辆。
第六长勺之战的经过
周庄王十三年（公元前684年），齐桓公二年，鲁庄公十年，齐军仗着兵强马壮，侵入鲁境。鲁庄公暂时避开齐军锋芒，采取战略退却，撤退到有利于反攻的地方长勺。齐国由于乾时战争的胜利，鲍叔牙以下将士都轻视鲁军，认为不堪一击，于是发起声势汹涌的攻击。鲁庄公见齐军攻击鲁军阵地，就要擂鼓下达应战的命令。曹刿立即劝阻说：齐兵势锐，我军出击正合敌人心愿，胜利没有把握，“宜静以待”，不能出击。庄公遂饬令鲁军固守阵地，只令弓箭兵射击，以稳住阵势。齐军没有厮杀的对手，又冲不进鲁军阵地，反而受到鲁军弓弩猛射而无法前进，只得向后撤退。经过稍事休整，鲍叔牙又下令展开第二次攻击，曹刿劝庄公仍然不要出击，继续固守阵地。齐军攻势虽猛，但和第一次一样攻不进阵内，没有和鲁军交锋，士气不免疲惫，再退回到原阵地。
齐军两次进攻，鲁军都没有应战，鲍叔牙和齐军将领都认为鲁军怯于应战，决定再次发动进攻。于是齐军声势浩大的第三次进攻，迅即出现于鲁军面前。曹刿看到这次齐军来势虽猛，但势头没有上两次大，认为出击时机已到，立即向庄公提出反击齐军的建议。庄公亲自擂起战鼓，发出攻击命令。鲁军将士闻令，士气高昂，奋勇出击，争先恐后，锐不可当，把齐军打的七零八落，溃不成军，纷纷败退，鲁军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鲁军战胜，庄公传令追击。曹刿认为齐乃大国，兵力素强，不容易判定是否真正失败，很可能会另有埋伏，阻止庄公下达追击令。他登轼而望，见齐军旗鼓杂乱，兵器倒曳，又下车观察到开车战车的车辙十分混乱，判定齐军是真正溃败，才向庄公提出大胆追击的建议，庄公令下，鲁军猛打猛追，给齐军以沉重打击，俘获大量甲兵和辎重，把齐军赶出国境，洗涤乾时之战所蒙受的耻辱，国势为之一振。
第七长勺战后两国动态
鲁军获胜后，庄公与曹刿论及战争胜负的原因。曹刿说：作战全凭勇气，“一鼓作气”（古代用兵“鸣鼓则进”，鼓声一响，勇气奋发）；“再而衰”，再次击鼓，则勇气衰退；“三而竭”，三次击鼓勇气就没有了。“彼竭我盈”，敌三鼓气竭，而我初鼓气盛，所以能战胜敌人。至于追击问题，曹刿则说：“大国难测，惧有伏焉”，“吾视具辙乱，望其旗靡”，故同意下令追击。
齐军长勺战败，鲍叔牙没有认识到侵略鲁国是非正义行为，而把失败的原因推托为：乾时之战，齐为主所以胜；长勺之战，鲁为主所以齐败。齐国虽然失败，但没有放弃吞并鲁国的企图，进而采取联宋政策，准备继续对鲁作战。
长勺战役评述
齐鲁长勺之战，既没有武王伐纣的气势，也没有宣王南征的规模，是一次诸侯之间规模不大的战争。但它却在政略、战略和策略上体现了古代一些可贵的军事辩证法思想，给人们以有益的启迪。这两次（乾时、长勺）战争，充分说明侵略与反侵略、正义和非正义之战，最后胜利总是属于正义之师。
同样是齐鲁两国交战，同样是鲁庄公、齐桓公，一胜一败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齐鲁第一次交战时，鲁庄公借口护送公子纠返回齐国为君为理由，把大军开到齐国腹地，乾时一战，遭到沉重打击，庄公化装才得脱险。齐国胜利了，保卫了自己国家的尊严和独立，但它却乘乾时战胜之声势，侵略鲁国，直趋长勺，轻视鲁军，骄横自满，结果总逃避不了历史的惩罚。
长勺战前，鲁军由于乾时的失败，庄公既能作复仇雪耻的战争准备，又能破例接待既无官职，又无名望的曹刿。并能开诚布公地和他讨论战胜敌人的战略，这是难能可贵的。战斗中又按照曹刿的意见，掌握有利于反攻和追击的时机，从而获得了胜利。
当代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齐、鲁长勺之战的战法给予过很高的评价，说战争中鲁国“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败了齐军，造成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战例”。曹刿论战所叙述的原则和长勺战例，成为我国后世“后发制人”防御战略思想的宝贵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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