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楚城濮之战：发生于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晋文公五年，楚成王四十年，齐昭公元年，秦穆公二十八年，陈穆公十六年，蔡庄侯十四年，郑文公四十一年。战争结果，晋战胜楚，取得霸权，盛极一时。
晋楚邲战役：发生于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年），晋景公三年，楚庄王十七年，郑襄公八年。双方以争夺郑国做为争霸中原的焦点，战争结果，楚胜晋败，楚成为霸主。
晋齐鞍战役：发生于周定王十八年（公元前589年），晋景公十一年，齐顷公十年，楚共王二年，鲁成公二年，卫穆公十一年。战争结果，晋战胜齐，使齐站到晋方，增强了晋与楚对抗的力量。
晋楚三驾战役：发生于周灵王九年（公元前563年），晋悼公十年，楚共王二十八年，鲁襄公十年，宋平公十三年，曹成公十五年，卫献公十四年，齐灵公十九年。战争结果，楚被迫放弃争夺中原霸主，晋复为霸主。
吴楚柏举战役：发生于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九年，楚昭王十年，秦哀公三十一年。这是吴楚之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吴军长驱直入，攻克楚都郢，为楚立国以来遭受的最大失败。
吴齐艾陵战役：发生于周敬王三十六年（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十二年，齐简公元年，晋定公二十八年，鲁哀公十一年。战争以吴胜齐败告终，吴成为中原一时之霸主。
吴越笠泽战役：发生于周敬王四十二年（公元前478年），吴王夫差十八年，越王勾践十八年。越伐吴，前后历经六年时间，越国彻底灭亡了吴国。
春秋列国兼并战争概述
周平王东迁后，王纲不振，周王朝的统治势力江河日下，各诸侯国在互相攻杀的兼并战争中，为了免被兼并，必须奋发图强，对内整修军备，对外“兼昧攻弱”，吞并弱国、小国。诸侯的兼并战，加在老百姓头上的是深重的灾难和痛苦。随着时间的推移，弱小诸侯国被兼并殆尽。春秋初期的一百六十多个诸侯，到春秋后期，只剩晋、楚、齐、秦、中山、吴、越、鲁、曹、卫，宋、郑、陈、蔡等十四个主要国家。这十四国中晋、楚、齐、秦、吴、越等国均是兼并战争中的强者，它们靠兼并扩张而强大，所谓“无兼并则无霸权”就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写照。诸侯兼并以楚为最多，晋、齐等国次之。
楚兼并六十余国；
晋兼并二十五国；
齐兼并十四国；
秦兼并十四国；
吴兼并六国；
越兼并三国
鲁兼并十三国；
宋兼并十国；
卫兼并九国；
郑兼并六国。
春秋期间，虽然兼并战争如此众多，但最主要的却是所谓春秋“五霸”之间的争夺战和南方地区吴、越、楚之间的战争。所谓五霸即为齐桓公时期的齐国，晋文公时期的晋国，宋襄公时期的宋国，秦穆公时期的秦国，楚庄公时期的楚国。齐由于偏居东方，争霸时间较短，秦远在西方，宋夹在晋，楚两霸之间，都对争霸中原起不到关键作用。秦、晋、齐三国所以成为一时之霸主，除了三国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强盛之外，这三国的地理形势也占了很大的优势。“晋阻山河，齐负东海，秦因雍州之固，迭次为霸主”。这就形成了春秋前期齐、楚对抗，晋、楚争霸的局面。五霸中争霸中原为时最久、关系最大的则为晋、楚两霸之间的争夺战，时间长，联合的诸侯国多，波及的地区也比较广大。
楚在春秋为蛮夷之国，在兼并战争中逐渐扩大了疆土，增强了实力，不断向中原进逼，给中原各诸侯国以很大的威胁。它迫使陈、蔡成为附庸，又向郑、宋进攻。楚的锋芒接着指向曹、卫，有席卷整个中原之势。这不仅使当事国感到危亡迫于眉睫，而且使北方的晋、西方的秦和东方的齐、鲁也感到如芒刺背。到了春秋后期，我国南方出现吴楚、吴越、吴齐间的战争，中原地区的争霸战争反而退居次要地位。
春秋初期的军制，大体仍延续西周的编制，各级编制的大致情况如下：
军为一万二千五百人左右，兵车一百二十五乘。每军编为五个师；
师为二千五百人左右，兵车二十五乘。每师编五个旅；
旅为五百人左右，兵车五乘。每旅编五卒；
卒为一百人，兵车一乘。每卒编四两；
两为二十五人左右。每两编五伍；
伍为五人。
军的指挥官称“将”，师、旅的指挥官称“帅”，卒称“卒长”，两称“两司马”，伍称“伍长”。
春秋时期战争的规模是逐渐加大的。初期双方投入交战的兵力不过三万人左右，兵车也最多不超过三百乘。晋文公起初建立三军，城濮之战若干年后扩大到六军。城濮之战中楚出兵十余万。春秋中期各国武装力量进一步扩大，一次作战可出动兵车两三千乘。这时虽然战争规模增大，但战术运用仍然是呆板的兵车列阵。到接近战国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进一步增大，战略、战术的运用才出现较多的变化。
晋楚城濮战役
第一城濮战前晋楚两国的概况
一、楚国概况
楚国本是南方小国，春秋时期才逐渐发展起来。它乘王室衰弱，诸侯互相兼并之机，不断地设法向外扩张。当时几个比较大的诸侯，莫不以楚国扩张涉及到本身的安危为忧。齐国政治家管仲辅佐桓公联合诸侯，组成联合阵线，目的是制止楚的扩张企图。周惠王二十一年（公元前656年）桓公统率宋、鲁、陈、卫、郑、许、曹、齐八国声势浩大的联合军队伐蔡，蔡军溃败，联军乘胜越过蔡境伐楚，军次于陉。楚成王因诸侯联军入境也发兵北进，并派遣使臣质问诸侯入侵原因，桓公接见了楚代表，进行了一番对话之后，进而夸耀联军威力说：“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楚国代表屈完的答复也很强硬：
“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齐、楚两方阵前针锋相对，势均力敌，楚国顾虑诸侯联军军容的完整，不敢轻起战端，齐桓公也感到劳师远征，进入土地广大的楚国境内，难于很快获得胜利，于是停止进攻，与楚会盟于召陵。召陵之会，齐国取得了制止楚国向中原扩张的暂时性的胜利，楚则毫无损失。会后不久，楚国仍继续攻略小国，积极扩张。
周襄王九年（公元前643年），称霸诸侯的齐桓公死后，诸子争位，发生政变，霸业衰落。宋襄公则急于充当盟主，争夺霸权，不顾宋是二等国，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都很脆弱，无法与齐楚相比的现实情况，而犯了“小国争盟祸也”的大忌，而穷兵黩武使齐伐曹，邀约楚、齐参与所召集的鹿上盟会，被楚成王当场逮捕。楚于是执襄公以伐宋，经过周旋，才被释放。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宋以郑伯往楚修好，而出兵伐郑，楚则伐宋以救郑。宋、楚两军遇于泓水。战前宋军已在泓水沿岸布好了阵势，在战略上处于有利地位，并握有对楚军“半渡而击”的良好战机。于是司马公孙固建议说：敌众我寡，应乘敌人尚未全部渡过河时，进行攻击。襄公说：不可。楚军刚渡过河，正在混乱之时，公孙固又建议立即攻击，再次被襄公拒绝说：“既陈而后击之”。就是说，等敌人列好了阵再攻击。结果，宋军因两次失去战机而战败。宋襄公腿部被刺伤，护卫“门官”被歼。楚军泓上的胜利，中原已经没有敌手，大有排山倒海之势，引起所有诸侯国的严重不安。
二、晋国概况
泓水战役后，中原地区诸侯国几乎完全被楚国所控制。其势力尚未达到的地方仅为东齐，西秦和北方的晋国。晋自武公以来奋发图强，先后兼并邻近小国和戎狄部族。拥有现今山西太原以南、陕西东部、河南陕州和豫北西部，横跨晋、陕、豫三省，“表里河山”，俨然北方大国。南有析城王屋，及崤函为屏障，西有姚林之险为支柱，战守咸宜，且有优越的战略形势。晋献公死后，里克发动政变，住在屈城的晋公子夷吾，返国为君，称为晋惠公。住于蒲的公子重耳则到翟暂住。秦、晋两国矛盾重重，发生韩原之战，晋惠公竟至被俘，经秦释放回国，仙顾虑驻翟多年的公子重耳在列国间的声望，怕其回国夺权，欲密谋把重耳暗地杀掉。重耳闻讯，带着从人，奔往齐国。经过卫、曹、宋、郑，最后到楚。重耳这次周游列国，遭到卫、曹和郑的冷遇，而齐、宋、楚则热情接待。随着重耳周游列国的赵衰、狐偃、先轸、胥臣等都属于当时具有远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们在各国周游期间，非常重视观察各国的形势。尤其到宋国，受到特别隆重的礼遇，自然而然地了解到泓水之战后宋国与楚国的动向和意图。他们到楚国后，也受到极为隆重的接待。当楚成王问重耳返回晋国，当了国君后，何以报楚的恩惠时，重耳毫不犹豫地说：“若以君主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右属橐鞬，以与君周旋”。这就是说，如果将来我被迫与君作战时，我首先要退让三舍，以报答在楚受到的礼遇。重耳不卑不亢的答复，立即引起楚大夫成得臣（子玉）的不满，向楚王提出杀掉重耳和他的随行人员的建议。楚成王顾虑杀掉另一大国政治逃难的王孙公子，会在各国政治上引起不良影响，便拒绝了成得臣的建议，仍然待之如上宾之仪礼，并送往秦国。
秦、晋相邻，秦穆公派兵护送重耳返晋，就任晋君，即历史上的晋文公。文公在国外十九年（公元前655～636年），周游列国，经历丰富，对各国的动向有所了解，特别是一些国家发生的政变给他教育很深。他主持政权后，考虑到反对阶层不会甘心失败，机警地平息以吕省、郤芮为首发动的政变，缓和了国内矛盾，并从富国强兵，争夺霸权的需要出发，开始着手军政改革。
文公以过去晋国多次事变均由于公族分权，树党相争，于是采取削弱公族权限，改为君主专政的卿（相）负责制。卿平时为行政首长，战时为三军元帅，卿的人选由国君择贤任用。
晋非常重视发展农业经济，自献公以来，就大力开发汾河流域，兴修农田水利，文公获得太行山南之河内沃壤，即以胥臣为司空，主持平治水土，农产品大增，粮食充足。其次为减轻赋税，通商宽农，鼓励人民从事农业生产，积累财富。同时提倡节俭之风，晋文公自己穿衣、吃饭都很注意简朴。因而，晋国不久便政治安定，国家富强，为晋文公争夺霸业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二晋楚争霸双方的战略
一、晋国采取的战略
晋文公周游列国十九年后，返国即位。他以继承齐桓霸业，领导中原诸侯，抗击荆楚向北扩张为目的。因而采取下列的策略战略：
（一）继齐“尊王攘夷”
齐桓公称霸“九合诸侯”，“尊王攘夷”为得力的号召口号。晋文公当政后，中原诸侯大部已被楚控制，周襄王又避难于外地。于是采取“求诸侯莫如勤王”的策略，并与秦协议兵临河上，由晋就近出兵，平定太叔带之乱。晋军进军神速，一路包围温（今河南温县），擒杀了自立为王的王子带，一路迎救周襄王返回京都洛邑复位。周襄王感念晋勤王之功，重赏了晋文公一些土地。晋文公勤王之举，在王室和诸侯国之间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声誉。
（二）控制战略要地
晋国地处太行山之西，南有黄河阻隔，进出中原，行动不便。周襄王以晋文公勤王有功，赐给阳樊、原、攒茅之田。尤其河内阳樊为控制太行与黄河战略要地，晋得南阳黄河北岸一带地区后，就使郑、卫两国处于晋的直接威胁之下，从而在客观上起了制止郑、卫两国完全依靠楚的局面，对晋文公争霸中原构成了很有利的战略态势。
（三）联秦增加声势
秦穆公支持晋文公取得政权，文公表示与秦友好，于周襄王十七年秋，派兵支援秦军进攻楚国西部小国都（河南内乡县西），攻克都国后，进而袭取商密。晋文公这一行动，既协助秦打通荆紫，武关道路，导秦南向楚国。又借秦的南进，牵制楚对中原诸侯压力，实为一箭双雕的战略。
二、楚国采取的战略
楚成王进攻中原诸侯的战略为亲善与镇压同时并举，以政治手段争取弱小国，用军事力量击破强国。进攻强国，先采取外交攻势孤立对方，然后采用武力。楚为控制中原诸国，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楚成王娶卫文公女为夫人，同时嫁妹于郑文公。从而与卫、郑联婚，紧接着联合曹国以兵支持鲁国，外交上孤立宋国。
由于陈国与宋通好，楚派兵讨伐陈国，解除后顾之忧，以保障全力攻宋，从而取得了泓水之战的胜利。泓水之战以后，中原已没有楚国的敌对力量，楚国实际已成为称霸南方控制中原的霸主。不与楚通盟友好的只有齐、晋、秦三国，楚对这三国依然是采取软硬兼施，政治军事并重的战略。
对齐：派兵进驻谷邑，拥立公子雍为齐君，伺隙而动，乘机进取。同时任用桓公子七人为大夫，以拢络齐人之心。
对晋：用隆重礼仪，接待晋公子重耳（即晋文公）的过境，使晋文公一直怀有感激之情。甚至城濮战事发生前夕，晋文公尚怀有“楚君之惠，未之敢忘”的感情。
对秦：则采取介于齐、晋两国之间的措施，派遣楚大夫斗克、屈御寇率兵戍守商密，阻止秦军东出，以巩固楚国西部。
第三晋楚整军与晋方的决策
一、楚国整顿军备
楚国自泓水交战获得胜利后，又采取联鲁对齐、交好曹卫、孤立宋国的战略。这一东方联盟的形成，压迫宋国不得不听从楚国的指挥。及晋文公复国，晋秦和好，宋为摆脱楚的羁绊，转换方向与晋接近。宋国态度的变化，使楚国感到不安，担忧东方联盟，会因为宋国转变而有全部瓦解的可能。因而，进攻宋国，压宋就范，成为楚国称霸的重大措施。进攻宋国需要充分准备，全力以赴。这个任务由负责政治军事责任的令尹子文来执行。子文是楚国负有盛名的大政治家，曾三次担任令尹要职。他虽然看出扩张政策会带来严重后果，但在成王的那种错误的扩张意图驱使下，也只有勉强从事。他校阅全军只用了半日时间，没有什么赏罚，“不戮一人”。子文消极和草率从事，为楚成王所不满。子文也看出了这个问题，就以年迈为理由，自动辞职引退，并推荐成王所信任而又是他家族中最得力的将领成得臣为令尹，出任楚军统帅。成得臣校阅全军，严格整顿，用了一整天的时间，还“鞭七人，贯三人耳”，显得威风凛凛不可一世。成得臣的积极表现，受到楚国统治集团中力主扩张的所谓“国老”们的喝彩。他们纷纷向子文道贺，感谢他为楚荐举了“贤才”。在欢声笑语的气氛中，有一位少年贾表示出不同看法。他说子文推荐子玉不值得庆贺，子玉“刚而无礼，不可治民”，带兵不能超过三百乘，多了就只能失败，还说“胜而后贺，犹为未晚”。但是，对这些意见，楚国统治者认为是“孺子之见”而漠然置之。依然由成得臣推行预定的扩张政策。
二、晋国图霸的选将练兵
晋献公曾建立两军，兼并邻近小国，扩地千里成为大国。文公继位，图强称霸，决定扩建为三个军。三军统帅将领的人选，是关键性的大事，赵衰提出很多正确的建议。他向文公推荐郤谷任元帅，说郤谷知礼义，明诗书，有德性，是人才，请加以使用。文公接受他的意见，以郤谷担任元帅，并打算任命赵衰为六卿的卿统率下军。赵衰则不考虑个人地位，而是从长远着想，向文公提出“栾枝贞慎，先轸有谋，胥臣多闻”，推荐他们担任要职，狐偃也以有兄在前，让位于长兄狐毛，自己担任军佐，经过商量，正式确定：
郤谷将中军，郤溱佐之。
狐毛将上军，狐偃佐之。
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
赵衰退居其次，担任司马（执军法）。晋方将领互相谦让的优良风气和楚方有显著的区别。将领决定之后，接着大规模练兵于披卢，元帅郤谷号令严明，先教后罚，宽严得体，上下悦服。晋文公选拔将领从全局着眼，不侧重于追随自己多年的人，以才干能力为主，原来不完全站在自己这方面的人如郤谷、栾枝也加以重用。而始终追随左右的胥臣等将领并未放到六卿之列。这就避免了国内大臣和国外随侍大臣间争宠的矛盾，全军团结一致，共御强敌。
三、楚军攻宋与晋方的决策
东方各国矛盾重重，齐、鲁相争，宋背楚亲晋。周襄王十八年（公元前634年），楚成王三十八年，宋成公三年，楚军进攻宋南要地缗邑。鲁则引导楚军攻占齐属地谷邑，由楚派兵驻守，建立政权。一年以后（公元前633年），楚又联合郑、许、陈、蔡等国大举对宋进攻。宋国首邑被围，形势危急。宋成公派公孙固向晋告急求援。晋国君臣早对楚在东方的扩张十分关注。所以宋国求援代表公孙固一到晋国，上下即表示大力支持，分别提出具体的建议和对策。重要的是先轸、狐偃的意见，先轸说：“报施救惠，取威定霸”，正是时机。狐偃说：“楚新得曹，初婚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狐偃认为晋无须直接派兵援宋。楚和曹友好，新近与卫联婚，我派兵进攻曹、卫，楚必然往救，则齐、宋的军事压力就可以解除。晋文公同意先轸和狐偃的说法，决定了援宋抗楚的策略。自此，晋楚两大国之间的胜负较量，成为春秋列国时期的大事。
第四城濮战前双方的作战活动
一、晋假道于卫以伐曹
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晋文公五年，宋成公五年，卫成公三年，曹共公二十一年，正月，晋军出兵援宋，采取假道于卫以伐曹的战略。预定由卫的白马渡（滑县北）渡河。“假道”遭到卫国拒绝，晋军乃改由南河（河南淇县南）渡河东进。袭占了卫重地五鹿，留军驻守，大军向东推进，集中于敛孟这个卫、齐、曹、鲁四国边界战略要地，晋军很快占据该地，严重威胁卫国首都楚邱（河南滑县附近），晋军更加接近齐国，进一步方便了与齐交通来往。晋派遣使臣往齐修复与桓公时代的旧好。这时卫成公表示屈服，愿意与晋议和，但为晋所拒绝。卫转向楚告急求援，国人反对，进而驱逐卫侯到襄牛。同年二月齐昭公来会，齐、晋两国国君订立友好同盟于敛孟。更加增大了晋军的声威。鲁僖公见晋军兵力强大，齐、晋又举行联盟，形势对鲁很不利，鲁既想缓和与齐、晋的矛盾，又想不得罪楚国，于是鲁先派兵杀了担任戍守卫地的楚大夫公子贾以讨好于晋，同时又通知楚说守将公子贾是因为完不成任务，擅自撤退，所以被杀，以讨好楚方。
晋军由敛孟进入曹境，围曹都陶丘（山东定陶县西南），曹军奋起应战。晋军攻城，死于城门前者众多。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三月十二日，曹军终因势孤力单，陶丘城失陷、曹共公被俘。晋军进城，晋文公立即公布曹侯罪状，和保护僖负羁家族安全以表示“报施”。晋军颠颉等将领反对这种措施，不满地说：对将士尚未进行论功行赏，报私人恩惠，有何用处。乘夜放火烧了僖负羁家。这把火使晋军的名誉扫地。晋文公为着平息民愤和诸侯间议论，决定对主犯给以惩罚，但另一将领胸部负伤尚能距跃、曲踊，不忍杀害伤者，只杀颠颉以整肃军令。实际曹人已饱尝晋军所给予的苦难。整顿纪律只不过是一种事后骗人的伎俩，对一些将领仅革职了事，不久就又恢复原官职。
二、宋再告急和晋的机动策略
晋军进攻卫、曹，原来计划是引诱楚军解宋围，北上与晋决战，但楚军不为所动，继续围攻宋国首邑。宋派遣大夫门尹般再度往晋告急。晋文公感到宋国告急，若置之不救，不但无以报宋襄公昔日恩惠，而且“舍之则绝”，失去宋国将对全局形势更加不利。救宋战楚，又违背引楚军于曹卫之野决战的战略。加上联合齐、秦还未成功，战胜楚国把握不大，有些犹豫不决。元帅郤谷又于此时死于敛孟军中，更使文公难下救宋战楚的决心。这时，新任元帅先轸向文公提出对楚战略的建议。（一）让齐、秦出面斡旋战事。“宋厚赂我，受赂而救，有何义焉！”“使宋舍我而赂齐、秦”，通过宋向齐、秦献厚礼求救，使之干预宋楚战事，调解楚宋战争，对我更为有利。（二）将曹、卫土地分给宋。我军占据曹、卫，“执曹君（共公），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弥补宋都被围所受损失，藉以鼓励宋国军民斗志。（三）促使楚国陷入孤立。进行前两步骤就会出现下列情况：曹、卫两国是楚国的势力范围，楚国决不会同意齐、秦两国的干预。这样就会激怒齐、秦，加之宋对齐、秦贡献了厚礼，齐、秦必然会对楚恼怒，对宋友好，从而促使齐、秦很快与晋结成反对楚国的军事联盟，使楚国陷于更加孤立的境地。文公接受了先轸的意见，事态发展的结果恰如先轸分析的那样，从而对中原大局起了重要作用。
三、楚方和战的矛盾
楚军围攻宋首邑，战事相持日久。晋军侵曹伐卫进展迅速，卫降曹破，中原形势突变，楚失去救援之机，战事延续下去，楚军必与晋军发生直接冲突。楚国还没有与晋国作战的准备，秦兵有出兵救晋之讯，楚成王顾虑申邑商密遭受，攻击其侧背堪虞，决定立即停止进攻，进行战略退却，等待时机有利时，再转为战略进攻，对晋作战。于是由驻地申，发出全军转移撤退的命令。驻齐国谷地由申叔侯指挥的楚军，把谷地交还于齐，与齐议和，撤兵返楚。命成得臣指挥围攻宋都的楚军和各路诸侯军，撤出围攻，各自返国。成王对成得臣刚愎自用的性格很不放心，特别指出：不要进逼晋军，晋侯在外十九年，备尝艰难险阻，尽知民情真伪“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并引述《军志》的话：“允当则归，知难而退”，“有德者不可敌”。意思是当敌我力量相等，有适当收获，就应满意而归。敌强于我，明知不能取胜，就应知难而退。有德的人不可敌。又说：“此三志者、晋之谓矣”。告诫成得臣对政治修明、团结一致的国家不可与之为敌，同时也不要在不利的形势下作战。但成得臣对楚成王的训令没有正确认识，而是为着国内政治压力，从军事观点出发，认为旦夕可以攻克宋都，不应半途而废，因而拒绝执行撤军训令。同时派遣伯棼返申，向楚成王申述理由：“非敢必有攻，愿以间执谗慝之口”。意思是说，他保证乘即将胜利的时机，可以一举攻下宋都，以堵住曾经当场讥讽他不能指挥大军作战的芜页等人之口。并请增派部队，以便必要时与晋作战。成王对成得臣拒不执行命令表示不满，同时又存在侥幸取胜心理。因而，既没有再坚持让成得臣撤军，也没有完全按照成得臣请求的人数派遣兵力，而是“少与之师”，只派出西广、东宫、若敖之六卒等，由成得臣指挥。后来的事实说明，楚国在战与和的政策上产生的主要分歧，楚成王根本没有采取坚决措施，而是把矛盾下交，把责任完全推给成得臣。这是城濮战前，楚国内部勾心斗角的重要一幕，它对战争所起的影响和付出的代价是沉重而深远的。
四、晋军战略退却
楚军代表宛春到晋军驻地，向晋军通知说：“请复卫侯而封曹，楚亦释宋之围。”狐偃斥之其无礼。先轸看出楚方阴谋，向文公提出对策说：“楚一言而定三国”。如果，我们仅仅以楚无理一句话而拒绝楚的建议，我们就失了礼；如果我们同意楚的建议，又等于抛弃宋国，这样楚有三施，我受三怨，怨仇已多将何以战？不如暗中允许曹、卫复国以离间其关系，同时把楚方代表宛春扣压在卫国的五鹿，以激怒楚国。采取既战而后图之的策略。先轸的意见，得到晋文公的同意，于是立即派人通知曹、卫，“恢复其国”。曹、卫以国能恢复，当即派人通告成得臣，声明与楚断绝关系。晋国的两项措施给楚以沉重的打击。成得臣既愤恨宛春的被拘禁，又恼怒曹、卫的绝交，断然违背楚成王撤军回国的命令，他撤出围攻宋都的军队后，集结兵力转向曹国境内，准备直接向晋军进攻。
楚国撤出围攻宋国的军队，正符合晋方救援宋的战略目的，楚军全力转到晋军面前，声势赫赫，杀气腾腾。这时，晋军未作正面抵抗，而是举行战略退却。但是，晋军一些将领，反对敌前撤退。认为楚军长期转战，兵马疲困，楚师老矣，我不应退却。而应立即应战。同时，认为晋之国君躲避楚国一个臣子的进攻，是一种耻辱。但经狐偃解释说明了晋军退避三舍的意义后，晋军将领思想才得以统一，于是退却三舍。晋军退避三舍，所起的作用在于：取信于诸侯各国，实践晋文公在楚避难时提出的诺言；激励晋军和联合的诸侯军的士气，楚再进逼，则更加无理，说明晋军别无它路可走，只有被迫与楚交战；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便于争取民心，取得道义上的胜利；避开楚军锋锐，选择有利时机，有利地形，再来决战；接近自己国土，缩短补给路线，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因素。
五、晋、齐、秦、宋会师
晋楚争霸出现晋、齐、秦三国联合阵营与楚、陈、蔡、郑、许五国联合阵营，后来，随着楚军解除宋都之围，使宋宰部分兵力和齐秦两军于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四月初三，与晋军在城濮会师，更加强了晋齐秦联军的力量。
晋方与楚方相比，虽然在总兵力上并不占据优势，但在许多方面却占有有利条件，但晋文公仍然顾虑楚军占领着城濮附近的险要地形，缺乏战胜楚国的信心。同时又听到士兵的歌咏“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意思是说：田里好庄稼密密层层，旧的丢开，新的经营。误认为指他忘记楚过去的恩惠，更加犹豫。狐偃、栾枝分别进谏文公放弃消极情绪。狐偃说：“战而捷必得诸侯”拥戴，“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意思说就是打不胜，晋国靠险要的地势，也不怕敌人来犯。栾枝说：“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思小惠而忘大耻”是不适当的，所以，“不如战”。晋军其他将领也同意狐偃、栾枝的意见，文公见大家斗志昂扬，战胜楚军的信念遂为之加强。
第五晋楚双方作战序列
一、晋方联合军
联合军统帅：晋文公（姬重耳）
幕僚：司马赵衰
护卫：车右舟之侨
御戎荀林父
掌旗祁瞒
晋军：中军元帅先轸
副帅郤溱
上军将领狐毛
副将狐偃
下军将领栾枝
副将胥臣
齐军：大将国归父
副将崔夭
秦军：大将小子
副将白乙丙
晋方联合军总兵力：约八至九万人。
二、楚方
联合军统帅：楚令尹成得臣
幕僚：大夫伯棼
楚军：中军元帅成得臣
将领斗越椒
小将成大心
左军将领斗宜申
右军将领斗勃
各国军：陈军大将陈越迭
蔡军大将公子印
郑军、许军均由大将统率
总兵力：约十一万人。
第六晋楚双方作战策划
一、晋军
晋军列阵于莘墟以北，全军兵车、甲士、及驷马皆披坚执锐，按照予定的作战任务需要准备完毕，整备齐全，阵容严整。晋文公登上有莘北墟，检阅军容壮威的晋军，兴奋地说：“少长有礼，其可用也”。当即与先轸决定进攻楚军的作战计划：晋上军附属齐军，向楚左军进攻；晋下军附属秦军，向楚右军进攻；晋中军以一部固守本营与楚军保持接触，控制一些机动兵力，策应各方面作战。
二、楚军
楚军追击晋军，到达城濮以南，依托丘陵地带，背城为营，列成横阵居高临下，直压晋军阵地。楚军元帅成得臣骄傲轻敌，认为这是楚宋泓水之战的重演，进而决定三军并列，齐头并进，正面进攻：左、右两军先展开攻击前进，左军进攻晋上军，右军进攻晋下军；中军则依左、右两军进展情况向前推进。
晋军每遇新情况，出现新问题，先轸总是先分析研究，提出方案，通过文公付之实施，做到谋定而战。楚军则不然，统帅成得臣凡是遇到和主观想象相反的情况时，往往固执己见，拒绝接受其他方面和部属的意见。进军和进攻从未就双方军队的全面情况作客观研究，决定适当对策，把以陈、蔡兵为主编成的右军独当一面，这样自然存在着漏洞，为这次楚军作战埋下了无可补救的致命伤。
第七城濮附近作战经过
楚军到达城濮附近的地区占据有利地形，立营扎寨。成得臣派斗勃往晋军营地送战书。极度轻视晋军说：“请与君之士戏（角力），君凭轼（车前横木）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战书措词虽然简短，却充分显示出楚军傲慢轻敌的态度。晋方栾枝代表晋文公答复楚方说：楚君的恩惠，晋不敢忘，晋军现退避三舍，不敢与楚为敌，既然楚不停战，那只好明日战场上相见了。栾枝的答词不卑不亢、义正词严，压倒了楚方虚骄的气焰，表达了晋军严阵以待，以决胜负的气慨。
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晋文公五年，楚成王四十年，四月四日晨，楚军在元帅成得臣“今日必无晋”的号令下，左右两军分别向晋军展开进攻，晋、楚双方城濮之战揭开了战幕。晋下军将领栾枝认为城濮附近为黄河冲积的淤沙区，土质松疏，春季干旱季节风起，沙尘扑面，有利作为蒙蔽敌人掩盖自己虚实的沙幕。胥臣则把驾车辕马，蒙着虎皮以壮大军威。楚右军进攻，先由秦军应战，两军一经战斗，秦军即向后撤退，栾枝则将树木拖于兵车后，车驰刮地，尘沙飞扬，使楚军看不清晋方后面有无军队，加之陈、蔡兵逞强，紧迫秦军。晋副帅胥臣指挥的大队兵车于鼓声中突然出现在楚军面前，驾车乘马都蒙着虎皮冲来。陈、蔡军兵车辕马看见，以为是真虎，都惊慌回窜，驾车驭手，控制不住，阵容混乱，反转而冲乱了楚军斗勃指挥的右军。晋、秦两军乘机猛攻猛打，击杀蔡将公子印等，斗勃也中箭负伤，带箭逃奔。楚右军死者伤者更多，进攻完全失败，把中军的侧面暴露在晋军面前。晋下军将领栾枝曳柴于车后，向北奔驰，掀起沙土飞扬遮天，楚元帅成得臣和左军将领斗宜申都以为晋军真败，力催左军前进攻击，晋上军应战，旋即向后撤退。楚军向高举大旗的兵车追击前进。先轸发现上军后退出现的危机，立即采取紧急措施，重新改变部署：祁瞒虚举元帅军旗，坚守中军阵地，中军主力，向右旋回，攻楚左军侧翼。
先珍亲自指挥中军主力，从侧面突然攻击，把楚左军斩成南北两部分。晋军上军同时停止退却，返身复战。中、上两军互相呼应，协同进攻，经过战斗，郑、许之兵首先溃败，楚军支持不住，陷于重围，斗宜申率部突围，又遭到齐军堵击，车马器械，损失殆尽，楚左军陷于全军覆灭之境。
楚中军于左右军发起进攻后，紧接着向晋中军进攻，晋将祁瞒掌旗，惊慌失措，几乎波动阵势。司马赵衰立即斩祁瞒于阵前，并命大夫茅取代其职，才稳住阵脚。击破楚左军的晋之中军，回师立即参加战斗，楚左右军失败，中军两翼暴露突出。晋方上下两宰战斗胜利之后，也分别参加主力会战，对楚军形成合围。狂妄自大的成得臣见大势已去，在晋军合围态势未形成前，收兵撤退，脱出包围卷，未被全部歼灭，晋军获得整个战役的胜利。
第八战后双方的动态
一、晋国方面
献俘获于周王。齐桓公曾提出“尊周”“攘夷”的口号，而“尊王”成为诸侯图强称霸的重要政策。晋文公城濮之战战胜楚国，即献楚俘于周王。战俘有驷介（披甲之马）百乘，徒兵千各，以示对周王室的尊敬。当即获得王室的隆重赏赐和“以绥四国”“纠逖王慝”的权力。
盟诸侯于践土。晋方胜利后，郑、卫脱离楚和晋盟好，大会诸侯于践土。参加大会的诸侯各国有宋、齐、陈、蔡、郑、许、朱、莒等国。秦虽与晋联盟，由于地处西方，从未参加过中原地区的诸侯盟会，没有到场。曹、卫国君被囚禁，也没有参加。
癸亥（五月二十八日）诸侯会盟于践土，由王子虎卿士代周襄王主持，给晋文公加上了盟主的政治地位，超过过去齐桓公称霸时的盛况。城濮之战给楚军以歼灭性沉重打击，城濮战后，晋取得诸侯领导权，当上“盟主”，对制止楚的扩张，稳定中原大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晋军全军凯旋，对将领论功行赏。文公决定以狐偃为首功，以先轸为次功。在城濮战前，狐偃提出“必避楚勿失信”的主张，使晋获得了道义上的胜利；先轸则侧重军事范围内出谋定策，指挥作战，获得战役战术上的重大战果。对战前派到河岸负责征集船只、管理运输的舟之侨，以放弃职责、自行弃职返同的大罪立即斩首，并昭示全国。在城濮战役全过程中杀了颠颉、祁瞒、舟之侨三个失职犯罪将领，做到赏罚严明，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二、楚国方面
楚军攻宋，联合陈、蔡、郑、许，鲁亦前来会师，声势浩荡。城濮战争失败，郑首先脱离楚，单独与晋会盟。鲁则早已倾向于晋。陈、蔡亦前往参加践土会盟。楚国原来打着联合军的旗帜，但扩张战争的本质，难以真正调动各国的作战积极性，连被楚国兼并不久的申息也出现离心离德的状态。楚成王申斥成得臣说：“其若申息父老何？”就是担心楚所兼并的诸侯国有可能步陈、蔡后尘发生更大的动荡与背离楚的危险。
对晋作战，楚国的文武大臣中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战争失败后，当成得臣派人向楚成王报告自己的行动时，成王态度极其严峻地说：你要回国，何以对申息父老？因为申息子弟兵随军征战，死亡甚众。性格刚强的成得臣了解到成王的态度后，当走到连谷时，羞愤自杀。斗宜申被贬为商邑令。斗勃也受到相同的处分。城濮战役的失败，楚方联盟的解体，楚对一些败将的处理，使楚国扩张中原的势头受到很大的挫折，被迫不得不暂时收敛起扩张政策。
城濮战役评述
城濮之战，是我国春秋时代晋、楚争夺中原霸主地位的一次带有决定意义的大规模战役。
楚国在泓水战后，基本上征服了中原地区的诸弱小国家。中原地区除晋、齐、秦三国外，实际已成楚国的势力范围。因此，为进一步向中原扩张，楚一方面派兵防守商密，阻止秦国南下楚地，一方面派重兵驻守谷邑，虎视齐国。但是，正在楚国力图巩固霸业之时，宋国却背叛楚国，倒向晋国，既沉重地打击了楚国的霸业，又鼓励了晋文公赶走楚国，图霸中原的政治抱负。这就不能不使城濮之战成为牵动北方的晋、东方的齐、西方的秦对楚和中原诸国的一次多国大战。
城濮之战前，中原各国将楚国视为蛮夷，轻蔑敌视，所以，楚国的北进中原，普遍引起中原各国的不满，在民心向背方面居于劣势。而晋联合齐、秦、宋抗楚，则由此而带有一定的反抗外来势力、维护社会安定的性质，这是晋方之所以能够以相对劣势之军战胜强大楚军的基本因素。
战略决战关乎战争的全局，维系战争双方之命运。晋国对与楚决战进行了极为慎重的研究，权衡了双方的利弊条件，甚至对战败后晋国可能遭到的下场，也做了全面的估计，得出了可以靠“表里河山”之固，保全晋国的结论，这才定下与楚决战的决心。
决战前夕，晋国又确定恰当的战略与策略。诸如进攻曹，以牵动楚军，暗中允许曹、卫复国，促使曹、卫两国与楚国绝交，针对楚军统帅子玉的易怒骄狂的性格，扣压楚方使节宛春，以激怒楚军，使之急躁冒进，主动退避三舍，诱使楚军进入自己的伏兵阵地，然后集中力量先打楚方脆弱的左右两军，再集中攻击楚中军，指挥有方，调度分明，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终于战胜了优势的楚军。
晋文公流亡国外十九年，备尝险阻艰难。他深知各诸侯国和中原地区的形势，这对他改革政治，奋发图强，争夺中原霸业，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回国掌握政权后，首先平定吕、郤的一次未遂政变。他非常重视“教化”人民，争取人民的维护。对外利用齐桓公提倡“尊王攘夷”的口号，抓住周天子这张政治王牌，加强对诸侯的号召力。他善于利用齐、楚、秦、楚间的矛盾，争取齐、秦的合作，壮大自己，孤立敌人。对内晋文公重视选贤任能，所以在他周围聚集了一些将相之才。因而，担负实际战役战术指挥的中军元帅先轸和一般将士大都表现了高度的积极性，以不到四年时间，国富兵强，战胜楚国，一跃而为中原霸主。晋文公打败强楚，建立霸业的进程说明：在剥削阶级专政的社会里，英明之君，同样对促进历史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楚国在城濮之战前，已兼并江、汉流域许多国家，乘胜向淮河、黄河流域扩张，连续征服了陈、蔡、郑、许诸国，处于东方的鲁国也望风而降，楚进而威逼齐国，而对席卷中原的胜利局面，楚国统治阶层，甚至连向来有知人之明的楚成王也丧失了清醒的头脑。
楚成王一方面认为晋国强大，不象宋国，战胜晋国把握不大；一方面又怀着侥幸心理，没有坚决制止这次行动，但又不肯拿出全部兵力投入战争，把战争的胜利寄托在一厢情愿的主观愿望上。楚军统帅成得臣做为楚方诸国的战略最高决策人，缺乏应有的战略和策略头脑，他过低地估计晋军力量，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骄傲轻敌，战前没有对战争作充分准备，战时竟主观地说出“今日必先晋”的妄语，这些矛盾和错误，成为楚军失败的重要原因。
楚军在战役指挥上也有严重的缺陷。楚军战斗序列编组，右军以陈、蔡两国军队编成；左军可能以“东宫”部队和申息两地兵编成；中军主力则以“西广”和若敖六卒编成。成得臣采取这样的战斗编组，根本没有打算使用楚军主力，而是要这批附属国军队打头阵。打的好，中军续进，大功属楚；打不好，与楚无损。这样勾心斗角的联军，根本不会有真正的战斗力。成得臣身为统帅，战场指挥极其被动，没有采取适应战况发展的积极措施。当时战场范围并不大，右军被击溃，不能说统帅完全不知，左军前进被围也不可能一点不知道，而成得臣却毫无积极支援的行动。
楚军战斗力的中坚是中军，当左、右军进攻时，中军按兵不动，胜败快要成定局时才向晋中军发起进攻，进展也极为有限。当楚右军溃败，左军被歼，晋军分道合围而来，楚帅成得臣才发现中军孤立，有陷于重围被歼的危险，但已经为时过晚，难以扭转败局了。楚军在整个战争中呈现的这种呆板迟钝、互不协调状态，完全丧失了战场的主动权，导致了必然失败的结局。
晋楚战役
第一晋国霸业出现中衰
晋国自晋文公称霸以来国势盛强，统治阶级中出现强大的异姓大夫贵族。其中尤以狐、赵、先、栾、胥等家族势力最大，他们都对晋国建立过功勋，因而多受国君赏赐田地，政治、经济均有雄厚基础。这些贵族控制着国家很大的统治权力，决定国家重要政策。赵氏本晋大族，赵衰时期政治地位并不高，赵盾经阳处父援引，当上正卿（中军元帅），掌握政权。赵盾在政治上有一定的革新，重要的措施有：
（一）建立规章制度：“创制常典，规定刑法”；（二）加强执行法律：“治理罪狱，逮捕逃亡”；（三）整理财政经济：“信用券契，消除旧污”；（四）重视选才用人：“选才任能，修复旧官”。
赵盾的政治改革，推动了晋国的巩固和繁荣，同时晋国的政治也随之完全落入赵氏之手，这就不能不引起政敌的不满，多次发生政变。
狐、赵两大家的夺权斗争，起因于赵盾为正卿，把狐射姑压了下去。嗣君继位问题，狐、赵主张对立，各行其是，狐射姑又告失败，于是把仇恨集中在阳处父身上，采取暗杀手段，结果被问罪。狐射姑不得已达到狄国去政治避难，狐氏的势力被一扫而尽，狐射姑因此对赵盾有夏之日令人可畏的感叹。
嗣君继位的问题，引起秦，晋在令狐附近发生战争，秦兵被赶回国，秦，晋两国战起，楚国乘机于周顷王元年（公元前618年）向北扩张，举兵伐郑，赵盾急忙联合鲁广宋、卫、许救郑，但已来不及，郑被压服，楚移兵伐陈，陈也降服，蔡也迫于形势面附楚。次年楚穆王与郑、陈、蔡君会盟于劂貉（河南项城县），进兵伐宋，宋孤立无援，也背晋降楚，楚势力又逐渐取代晋而进入中原。晋国内则又发生刺杀中军副帅事件，经查主谋是上军将领箕郑太等五大夫。赵盾分别将其镇压，才告平息，内部矛盾暂时缓和。秦为报复令狐失败之仇，又向晋进攻。秦、晋南军交战于河曲，秦军失败。赵盾又邀集鲁、宋，卫、郑，陈、许、曹结盟于新城。蔡拒绝出席，晋派兵进攻，另定城下之盟。这个阶段晋、楚势力时起时落，晋、楚两国力量尚能保持平衡。但周顷王六年（公元前613年）以后，楚国势力蒸蒸日上，晋国势力则日趋衰落。晋与宋、卫，蔡，郑、许、曹七国会盟于扈，两次都是为着解决帮助鲁国讨伐齐目的问题，但两次都由于受齐侯贿赂而罢兵，晋国因此而信誉扫地。诸侯都渐渐产生了轻视晋国的情绪和离心倾向，晋国的霸主形象，实际上已在一些诸侯国心目中不复存在了。郑穆公愤然地说：“晋不可与也！”而与楚结盟。晋国更加孤立，郑和楚结盟后，合兵攻扰接近晋的宋、陈。赵盾率兵伐郑救陈、宋。楚则派贾率兵救郑。两军相遇于郑属的北林（郑县），晋军失利退回。晋虽再次联宋攻郑，仍无收获，这时晋国力量已经劣于楚国而不能与其抗衡，国内又发生政变。赵盾奔往国外，尚未出境。族弟赵穿杀死晋灵公。赵盾由于“亡不越境，返不讨贼”，负了杀君罪名。国内统治阶层频繁的权力之争，使晋的国力进一步削弱。使晋在各诸侯国间的威望更加下降。灵公死后，成公（公子黑肩，文公少子）继立，郤缺为卿。成公建立公族制，赐赵氏为公族大夫，嫡庶子授田，以缓和君卿间矛盾，郤缺则以晋受秦、楚夹攻，又有狄人侵扰，于周定王六年（公元前601年）采取如下的策略：联结处于秦国北方的白狄，以牵制秦；对东部赤狄潞子，结成婚姻关系，给以安抚。
郤缺采取这些策略，目的在于解除内部矛盾和后顾之忧，以便集中力量，进行中原霸权之争。
第二楚国势力再起
晋国内部动荡，楚国内部也不稳定，南北两个争霸的大国，均忙于自身的纠纷，都没有绝对压倒对方的优势力量。只能拼力保住自己原来的依附势力，熊侣继位，即楚庄王。初期在国内平息了令尹子孔、公子的争权斗争和斗越椒的叛变。国外打破庸国统率的群蛮百濮的进攻。起用政治家孙叔敖为令尹，积极加强国内军政建设。晋军将领士会对楚国当时政治军事说的极为具体：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改革规章制度），军行，石辕，左追蓐，前茅（持茅旗为前锋）虑无（搜索敌情有无），中权（主将居中制权谋）后劲（精锐部队为殿后）。百官象物而动（依照各种旗号指挥，而分别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矣。其君之举也（选拔人才），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贵族、世家），举不失德，赏不失旁，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左传·宣公十二年》）。这一系列措施，促进了楚国富兵，夺中原霸主地位的雄心又起。楚为了集中打击晋国的势力，它西联秦国，东盟吴、越，结交鲁、曹，北攻郑、宋、陈、蔡。
周定王元年（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八年，晋成公元年，郑穆公二十二年，楚军在北林战胜晋军，压服郑国，又起兵进攻陆浑之戎，兵力直趋洛水“观兵周疆”，炫耀武力，威胁王畿，周定王不得已派大夫王孙满前往劳军，楚庄王竟雄心勃勃地企图迫周取而代之，问起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看出楚居心叵测，便答复说：“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庄王考虑到时机还未完全成熟，周王室仍凛然不可侵犯，便收兵南返。问鼎王室，虽然没有成为现实，但却将楚急欲称霸、甚至灭亡周天子的企图暴露无遗。
周定王七年（公元前600年），楚起兵伐郑，陈和楚联合，晋派荀林父率兵救郑攻陈，击破楚军。此后楚第三次伐郑，压服郑国。楚军撤退，郑又与晋接近。同年，楚以郑始终站在晋国一边，又起兵伐郑。晋将郤缺率兵救郑，与郑军协同作战，在柳棼击破楚军。第二年（公元前598年）楚庄王亲率大军攻郑，进到栎地，逼郑参加在辰陵召开以楚为盟主的楚、郑、陈联盟大会。楚又一次取得伐郑的胜利。
辰陵会盟后，楚压服了郑、陈，又把锋芒指向宋国，为着侵宋指挥的方便，于沂城重新建城，以便作为前进的基地。正在楚大力准备侵宋之际，陈国内部发生变乱，楚军移兵对陈，郑又离楚，与晋会盟结好。楚平定陈变后，次年（公元前597年）举全力北进攻郑，讨其叛楚通晋之罪。晋为救援盟邦郑国，派荀林父统帅自己的主要兵力救郑。晋、楚两国于是爆发了“邲之战”这是继城濮战役后，晋楚两国间又一次大规模战争。
第三晋军战略上的被动
郑处中原要地，介于晋、楚之间，成为两霸战略上必争之地。楚国城濮战后，基本的战略措施是：主要以兵力压郑就范，进而封锁黄河，阻止晋国南下，以便囊括中原。晋国以郑为进入中原的重要通道是自晋文公以来一惯的战略方针，因而楚每次伐郑，晋必起兵力争。郑夹在其中，楚来则从楚，晋来则从晋。这时郑与楚结盟，又和晋联合。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十七年，郑襄公八年，晋景公三年，楚军围郑，经过十七天的战斗，郑势穷力竭，守城之男女士卒痛哭。楚军以为郑无力再抵抗，略向后撤，郑君襄公趁机修缮城墙，男女一齐登城巡守复共同战斗。楚军又展开进攻。在郑国奋力抗击楚国的战争中，晋国援军没有及时出动援郑抗楚，战事延续到三月间，郑军不支，国都被楚攻破，只得屈服于楚。晋方援军到夏六月，才到达黄河北岸的温县地区。摆在晋军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继续进军渡河，那就要与楚军发生冲突，爆发晋、楚第二次大规模战争；要么停止进军，待机而动。
晋军在这两种选择上发生分歧和剧烈争执。中军元帅荀林父认为郑已降楚，救援失时，战楚无名，徒劳扰民，没有用处，待楚军退走，我再进军，犹为未晚。上军将领士会赞成荀林父的主张说：用师只观畔而动，楚此时无隙可乘，孙叔敖任令尹以来，军政设施，德、刑、政、事、典、礼等方面取得了很重要的成就，做到国富兵强，已是不可征服的国家。又说：“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但士会的正确建议遭到中军副将先谷的反对，认为：晋所以霸，师武（军队勇武）臣力（诸臣尽力）。今失诸侯（郑），不可谓力；有敌而不从（战），不可谓武；由我失霸，不如死。并强调成师以出，闻敌强而退非夫（大丈夫），命为军帅，而卒（终）以非夫（不成丈夫），惟群子（你们）能，我弗为也。先谷这些强烈主战主张没有被荀林父接受，他竟擅自率兵渡河前进。他的自由行动严重破坏晋军指挥系统。先谷渡河事件发生后，晋下军大夫荀首提出“师出以律”，否则，就很危险，司马韩厥提出建议说：“彘子（先谷字）以偏师陷（覆殁），子罪大矣”。“师不用命，谁之罪也？失属亡师，为罪已重，不如进军。事之不捷，恶有所分，与其专罪，六人同之。”士会的正确战略主张被先谷的自由行动破坏。荀林父犹豫不决，毫无主见，最后被迫下令全军在衡雍（河南原阳县西）渡河，晋军由此走上了被动之途。
第四楚军的决策
楚军攻克郑首邑，驻军于郔，封锁晋军南进渡口，向晋军示威，同时战胜郑、宋、陈、卫等国。及晋军由衡雍渡河，楚庄王、孙叔敖怕受晋军渡河的战略奇袭，立即从郔禀转移到荥泽以东地区，打算收兵南返，避免在不利形势下与晋军作战。可是和将领商讨“战”和“走”的问题时，出现嬖人伍参“主战”、令尹孙叔敖“主走”的分歧。令尹孙叔敖认为：郑未降服，应与晋战，郑已降服，何必寻仇于晋？全师而归，万气一失。伍参则极力主战。孙叔敖斥责他说：“昔岁入陈，今兹入郑，战而不捷，参之肉，其足食乎”。意即战事失利，虽食伍参的肉，岂能赎主战之罪。庄王同意孙叔敖的意见，由令尹发布南返的命令。但伍参比较了解晋军内部的实情，荀林父优柔寡断，诸将意见分歧，多不听令。便又向庄王陈述：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荀林父初任执政，难以号令三军。副帅先谷刚愎不仁，未肯用命，三军主帅专行不获，听而无上，众谁适从，此行也，晋师必败。庄王感到收兵回国逃避战争是耻辱。于是断然推翻南返的决策，复转而向北前进，推进于管，以待晋军到达举行决战。
第五晋楚最后的摊牌
晋军进驻敖、鄗地区，楚军推进于管城附近，形成对峙状态，郑襄公看出双方战事不可避免，派出大夫皇戍向晋表示友好亲善，请晋战楚，并告知了楚军的情况和郑的态度，“郑之从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贰心。楚师骤胜而骄，其师老矣，而不设备，子击之，郑师为承（乘其隙而攻击），楚师必败”。晋军将领对郑的劝战，也有两派不同主张：以先谷为首，赵同、赵括一派，力主决战；以栾书为首，赵朔、荀首一派，认为郑的劝战完全是从本身的利益出发，想早点结束战争，以便择强而附，主张不要听信郑的劝战言行。
先谷要求接受郑的劝战。下军副将栾书则提出相反的看法说，“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认为楚、郑都以重要人员为质，关系密切。“来劝我战，我克则来，不克则往”，依我之胜负，决定郑国的依附，对郑的劝战不可接受，下军主将赵朔极力赞成栾书的主张。赵同、赵括则附合先谷说：“率师以来，唯敌是求，克敌得属（国）又何俟，必从彘子”。荀首当即批评赵同，赵括说：“原（赵同）屏（赵括）咎（指即将获罪的先谷）之徒也”。荀林父犹豫于两派意见之间，难以作出决定。
楚庄王伐郑，开始并无对晋作战的企图，但以后改变企图，采取以派人求和探明晋军的真实意图再行交战的策略。如果向晋请和而被拒绝，然后交战，则曲在晋，而不在楚。于是派遣少宰为代表到晋营地，提出请和说：此行“将郑是训，岂敢求罪于晋”？晋士会代表荀林父答复说，晋、郑同受命周天子，辅佐王室，今郑怀有二心，特奉王命质问郑国，并无与楚对阵的意思。这番答复本来是讲和休战的正当理由，但先谷则认为有谄媚敌人之意，改派赵括为代表去拒绝楚国的提议。在些之前楚已派代表到晋议定和约日期，但尚未和谈，战争却爆发于敖、鄗地区。
第六晋楚两军作战序列
统帅：中军元帅荀林父
副帅先谷
将领：司马韩厥
大夫赵括
赵婴齐
上军主将士会
副将郤克
大夫巩朔
韩穿
下军主将赵朔
副将栾书
大夫荀首
赵同
兵力：兵车六百辆，步卒约四万人。
统帅：楚庄王熊侣
幕僚：大夫伍参
将领：令尹孙叔敖
潘党、乐伯。
王属部队：左广御者彭名
车右屈荡
右广御者许偃
车石养由基
中军：主帅沈尹
左军：主帅公子婴齐
右军：主帅公子侧
第七晋楚两军作战策划
晋军渡河推进到敖，鄗地区与楚军遥相对峙。战斗发生前夕，统帅荀林父无具体作战计划，副帅先谷竟妄自尊大，轻视敌人说：“多备何为！”这就影响到下军也无作战计划，上军士会则反对无计划的作战说：“有备不败”。也遭到先谷的拒绝士会乃断然与副师郤克等决定所属上军的作战计划：
（一）于鄗山前沿分别设置七处伏兵；
（二）郤克和巩朔、韩穿担任伏兵指挥。
由于上军战前者准备，有预定作战计划，战斗开始能够有秩序地打击楚军，主动进退，运用自如。
楚军战斗前派人到晋军和谈，谈判失败，决计进攻。
（一）左军向晋上军进攻；
（二）右军向晋下军进攻；
（三）中军和两广向晋中军进攻。
中军为主要进攻兵团，左右两军分向晋军侧翼进攻。
第八邲地附近作战经过
楚庄王根据少宰回报晋军意向和将领间意见的分歧情况，再派使者向晋卑词求和。晋荀林父渡河原非本意，乘楚再遣使求和，也就表示同意议和，晋军等待会盟时机。但楚却另行派遣将军乐伯、由许伯为御，摄叔为车右，突然向晋军进行连续挑战。乐伯所驾兵车与晋巡逻部队相遇，乐伯射中一人，俘获一人，回车而去。晋将鲍癸闻悉楚军挑战，即率兵车分三路追击。乐伯左射马、右射人，晋军左右两翼不能再进。鲍癸中路眼看就要追上，乐伯手上只剩一枝箭。这时，恰巧出现一只麋鹿，乐伯将它射倒，派车右摄叔下车送给鲍癸说：“以岁之非时，献禽之未至，敢膳请从者”。鲍癸感到楚将以礼相待，不应侵犯，仍停止追击，各自回营。
晋将魏锜于鲍癸追击楚兵之际，要求单车向楚挑战，荀林父不同意，魏锜改称向楚议和，荀林父答应了。魏锜因求公族（任公族大夹之官）没有达到目的，希望晋军失利，以败荀林父之功。他到楚营，不提议和之事，而是进行挑战。楚将潘党亲自率兵车，前来追击，追到荥泽，魏镝发现麋鹿六头，乃射倒一只，派车右送给潘党说：“兽人无乃不给于鲜，敢献于从者”。潘党感到再追击显得无礼，于是停车而还，双方挑战与应战，揭开晋楚邲战役的序幕。
魏锜往楚营挑战时，赵旃也以同样理由前往楚营。魏锜被潘党赶走，赵旃则停车楚营门外，派士卒进楚营挑战。进入楚营的士卒，杀人放火，彻夜骚扰，造成混乱，待至天色黎明，楚庄王亲率左广驱逐赵旃，赵旃车逃奔松林内，屈荡下车与赵旃博斗，抓得赵旃的甲裳，而赵旃轻身逃脱。在荀林父派魏菏、赵旃往楚营请和时，为防止发生意外，另派荀莹率车前往接应。车带起尘埃，潘党以为晋大军到达，立即向楚庄王报告。令尹孙叔敖担心楚王追逐挑战的晋军，有被晋军包围的危险，赶忙饬令大军全部出动。楚庄王遥望北方尘埃高度有限，判断不是晋军主力。于是饬令全军迅速前进，车驰卒奔，蜂拥蚁附直冲晋军。面对楚军的突然进攻，晋军统帅荀林父手足无措，竟发出全军撤退、先渡河者有赏的命令。中军、下军向右移动，上军将领士会，因予有准备，已在敖山设伏，则拒绝元帅敌前撤退命令而巍然不动，楚将工尹齐指挥右军，驱逐晋下军，晋荀莹率卒营救赵旃的车；左参中箭先倒，荀莹遂为楚将熊负羁所俘虏。赵旃登上逢伯的车免得于难。荀林父，先谷混于败兵中逃奔，败将残兵汇集河岸，船少人多，渡河没有指挥，中、下两军争先抢渡，自相砍杀，引起更大的混乱，使军队遭到惨重损失。
楚军一方面以右军进攻晋中，下军，同时派潘党指挥中军的一部支援公子婴齐的左军对晋上军进攻。楚将唐狡，蔡鸠居和唐侯也参加战斗。晋上军预先配备了伏兵，由副将郤克指挥机动掩击（伏击）楚军，给以沉重打击，使公子婴齐等不敢再进。郤克此时决心转取攻势，遗其子郤錡（驹伯）向士会请示。士会根据当时的敌情，说明上军不便单独反攻的道理，士会说：“楚师方壮（士气正盛）若萃于我（集中全力攻上军），吾师必尽（有被消灭危险），不如收而去之（兵无死伤，全师而归），分谤生民（六师同退，借以分罪），不亦善乎”。士会与郤克亲自殿后，指挥上军有秩序地向河北岸撤退，晋上军的井然转移，使楚军不敢进逼。
晋下军大夫荀首已到河岸，登上渡船，得到其子荀莹被楚军俘虏的消息后，立即离船登岸，集合荀氏族兵数百人，决定向楚军反攻，魏锜和荀莹私交很厚，也自动参加，荀首在下军素得兵心，许多上了船的士兵，闻讯也下船相随前进，士气反而比初期旺盛。荀首反攻前进中，适与楚军先头部队相遇，楚军将士正在掠取晋军遗失的车辆、甲仗等物品，混乱当中，不防荀首的兵车突然袭击而来，一个个张皇失措。荀首先射倒楚将连尹襄老，接着在魏锜协助下，活捉了公子谷臣，用战车载着襄老尸体和公子谷臣，急驰而去，荀首奇袭成功。荀首营救其子，奇袭规模虽然有限，给楚军的损害也不大，但实际上，却起到了为中下军渡河作掩护，使楚军不敢继续压迫渡河的晋军，从而保障了晋尚未渡河部队得于夜间渡过了黄河，次日拂晓完全移驻于黄河北岸。
第九战后双方的动态
晋国邲战的失败，并非楚军的特别强大，而是晋军内部将领意见分歧和荀林父统御无方所造成，晋军残部七月间回到绛都，荀林父没有回避责任，向晋景公请死。景公同意他的请求。士贞子则向景公进谏，不要处死荀林父。并以城濮战后楚杀得臣而文公喜的往事为教训，认为今日杀林父是加重楚的胜利，并说荀林父平时能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若之何杀之”。而“失败如日月之食焉，何损于明”。晋景公接受士贞子的意见，免除荀林父的处分，仍使他担任原职，晋国上下不甘心失败，积极整军经武，准备再战。
邲地战后，楚军推进衡雍。三十五年前城濮战后，也是在这个地方晋文公筑周天子行宫于践土，率诸侯朝见、献俘。楚庄王率楚军以战胜者姿态到达，将士中充满胜利后的骄傲气氛。潘党竞向楚庄王建议，收集战死者尸体，以为京观，示后世无忘这次武功。楚庄王拒绝潘党的建议，进入践土王宫，亲自祭河，并筑楚先君宫殿，告捷凯旋，既没有做出强烈的刺激晋人主举动，同时又洗雪过去城濮战败的耻辱，还保持了战胜晋军的胜利姿态。
战役评述
城濮战后，秦、晋发生崤函之战，两国关系破裂，晋陷于对秦对楚两面作战的不利处境。成公时期，郤缺执政，采取东和赤狄，西连白狄策略，晋西顾之忧减轻，腾出力量对楚。好在楚在这一期间，国内外也发生了一系列变故，晋、楚双方没有发生大的战争。楚庄王继位，逐渐解决了内部矛盾，整军备战，势力又趋强大，再次积极推争霸中原的战略意图。晋为着维持盟主地位，虽然在国力日渐衰落的情况下，也不得不起而与楚抗争。于是形成晋、楚两霸的重新竞争对抗，楚争陈攻郑，晋援郑攻陈。短时间内楚向郑发动六次进攻，晋援郑攻陈两次，并和楚发生两次规模不大的战争。此去彼来，大规模战争已经无法避免，邲战役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发生的。
战略上的审时度势，根据敌、我、友的具体战略态势恰当地决定交战的时机和方式，是关系战争胜负最重要的环节。晋军正是在这个要害问题上失算于一时，进而导致了全局的失利。本来，楚军围郑，晋国援军行动迟缓，到达河北岸温邑，郑已降楚，援救失时，荀林父的待楚军退后收复郑以及士会的兼昧攻弱，都不失为制楚服郑的有效战略，但被先谷的自由行动所破坏，战略上已处于不利地位。但晋军渡河选定衡雍，渡河后立即威胁楚军左侧翼，压迫楚军迅速“南辕返旆”，给晋军扭转战略上的被动局面而带来了新的转机。可惜渡河后将领间又意见分歧，统帅荀林父举棋不定，完全失去了战场主动权。请盟变为挑战，敌军进攻迫在眉睫，先谷竟毫无根据地反对准备应战，这些都是促成晋军失败的重要因素。
楚国在邲战中的胜利，虽并非完全出于战前对双方战略全局的详细分析判断，得出了胸有成竹的正确的战略与策略。但它却善于分析和掌握临战情况的发展变化，逐渐坚定了与晋交战的决心，并制定了相应的战略与策略。无疑，这对弥补楚军原先战略上谋划不足的缺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本来在郑降服后，楚并无继续对晋作战的企图，但由于嬖人伍参对敌情的详细分析和判断，才使楚庄王改变了收兵卷旗的决定，并采取了巧妙的策略。战争前夕，两度派人向晋请和订盟，目的并非是真正请和，而是借机窥测晋的虚实。但却给各方诸侯造成了楚要和，晋要战，楚直晋曲的影响，政治上在诸侯国间占了上风。楚又通过挑战应战，由小战变为大战，迅速展开全军猛烈进攻，由于政治、军事配合密切，所以获得了战役的胜利。但楚军在这次作战中，因在指挥上存在不少矛盾和缺陷，结果只获得有限的胜利，未能夺取更大胜利，教训是深刻的：
第一、楚军乘晋军主力渡河时发动进攻，虽然抓住了战机，但指挥不力，投入的力量不大，因而，没有给晋军以歼灭性的打击，使大部晋军渡河走脱。
第二、进攻晋上军，虽然加强了左军力量，但遇到晋军有组织的抗击后，反而不敢逼进，更谈不上进攻。这说明楚军战斗力并不比晋军强。而当击溃敌人的右军，部分楚军即在战地休息，没有参加左军方面协同战斗，这暴露了楚军在指挥上缺乏应有的统一性。
第三，将士都忙于抢掠战利品，没有敌情观念。所以荀首率领部分将士突然反击时，连重要将领王子谷臣都不得不束手就擒，连尹襄老被射死，这都是可以避免的意外损失。
楚军战役上的胜利，并不等于战略上的胜利。楚人说的“犹有晋在，焉得定功”的警语，一方面是教育楚军将士不要把局部胜利当成全局上的胜利，不要骄傲自大；另方面也是鉴于晋还强大、不结更大的仇恨于晋，同时也避免引起各国诸侯的警惕戒备。楚军的这种姿态，无疑是切各当时实际情况的正确策略。
晋齐鞍战役
第一晋齐两国战前形势
晋自灵公以来，国内争权，政局不稳，尤其自邲战失败后，晋国势力江河日下。而楚国在南方与吴、越结盟，并与齐、秦修好，灭掉一些小国，扩地至淮泗地区，北上伐宋伐郑，晋在中原的势力大有被楚全部取代的趋势。就在晋、楚两霸斗争期间，齐也乘机夺取霸主地位，因此，齐顷公连续发动侵莒、伐卫、攻鲁战争，同时与楚结盟。齐国的这些行动，使中原诸侯联盟受到极大震动。晋景公继位后，颇感形势之严重，力图恢复晋国之霸业，景公在士会、郤克、栾书、韩厥等谋臣良将的辅佐之下，励精图强。并灭赤狄、攻驱白狄，消除侧背之患，向东南扩地至黄河北岸。与向东扩张的楚国形成势均力敌。加上国内生产发展比较快，战争创伤逐渐恢复。晋国认为，从全局上看，楚依然是主要敌人，齐虽然与楚联合，战略上还是可能争取的对象，因而联齐对楚，是晋统治者精心策划的战略。所以晋景公于周定王十五年（公元前592年），派出中军副帅郤克为代表，到齐国邀约齐顷公前来参加晋方主持的盟会。在聘问期间，不料发生齐顷公纵容妇女嘲笑来宾的意外事件，郤克认为是对他有意的侮辱，愤怒地宣称：“所不此报，无能涉河”。意思是说此仇不报，就不再渡河而东。于是留下另一代表栾京庐等候齐国的答复，而先行返晋。齐国有识之士感到齐患必然从此开始。郤克回国即申请伐齐，晋景公与士会以崤函之战，秦、晋结仇的失策往事为借鉴不想出兵伐齐。郤克接着又提议用私属伐齐，又由于时机问题暂被搁起。主要是楚在中原南部，威胁着邻接晋境的郑、宋，对齐开战，会给楚造成进展机会，若楚与齐联合，形势就会更加严重。郤克遭受的侮慢毕竟是仪节上的次要问题。晋为着对付楚，就必须团结齐，但要做到团结齐，又必须打垮齐的威风，刹住齐向楚方倒的趋势，因而孕育着晋齐间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
第二齐鲁卫三国战争
晋文公到景公，前后三十六年，晋国号召的诸侯盟会二十余次，齐国均未参加，而是屡次兴师动众侵鲁伐卫，占据鲁、卫边地，扩大自己领土。晋、楚争霸战争频繁，晋为着联齐对楚，派遣郤克聘齐，竟发生意外侮慢使者事件。晋景公于周定王十五年（公元前592年），召开断道盟会，齐只派遣上卿高固大夫晏弱、蔡朝、南郭偃赴会。到了敛孟高固突然逃走，留晏弱等与会。晋与鲁、卫、曹、邾等国会盟于断道，齐侯没有到会，上卿高固又临时擅自逃回，各国诸侯认为齐没有诚意结盟，晋方于是逮捕齐国三大夫。这时士会告老退休，郤克继任，主持国政。次年（公元前591年）春，郤克怂恿晋侯联卫攻齐。晋景公乃会卫世子藏，两国出兵伐齐，联军进驻阳谷借以示威。齐顷公在晋国军事压力下，亲来与晋景公盟于缯，并遣公子强为人质于晋，会盟告成，晋军也由阳谷撤退。
周定王十七年（公元前590年）春，鲁以齐楚联盟，将对鲁不利，派遣臧孙许与晋景公盟于赤棘（在晋南阳附近），同时加强战备。实行丘甲军制以扩充军事力量，加强城郭防御设施。鲁为统一军民认识，向时下达明令说：“齐楚结好，我新与晋盟。晋楚争盟，齐师必至。虽晋人伐齐，楚必救之，是齐楚同（攻）我敢，知难而有备，乃可以逞”等语。次年（公元前589年），齐与楚联合，齐为着占据主动有利地位，出兵对鲁国进攻，围攻鲁北部要地龙邑。由于鲁国在城内预有准备，奋起战斗，齐军虽占有很大优势，经过激战未能攻克。后来，齐顷公亲自击鼓指挥，经过三昼夜战斗，才将龙邑攻克。
齐军侵鲁，卫早已作好充分准备，齐军攻克龙邑，向鲁境内深入推进到巢丘，卫军则向齐军境内进攻。齐顷公不得不停止对鲁境进军，转移兵力，对卫作战。两军相遇，卫军将领意见分歧，斗志消沉，抗不住齐军的攻击，战斗顿挫，统帅孙良夫被围，幸有新筑大夫仲叔于奚率兵车赶到战场，奋力战斗，击退齐兵，救出统帅，回到卫国境内。
第三晋鲁卫三国会师
卫军退回新筑，统帅孙良夫感到战事失利，返回本国不光彩，乃留下石稷等统帅部队，守备新筑沿边要地，自己动身前往晋国请派援兵再战。孙良夫到达晋首邑，鲁国派遣请援的大夫臧宣叔也同时到晋。鲁、卫两位代表，通过晋执政中军元帅郤克，向晋侯提出请求。这时楚因楚庄王死去（公元前591年）不久，正忙于内部事务，无暇对外，南来威胁暂时缓和，晋为着稳定北方诸侯领导权，保持盟主地位，认为有必要抓住楚国无力北顾的机会，打击一下齐国的侵略扩张行为，因而对齐采取军事行动已经势在必行，所以，当鲁、卫派人请求援助时，晋落得做个顺水人情，立即决定出兵支援鲁、卫的抗齐战争。晋景公派出兵车七百乘，恰恰等于城濮战时使用的兵额。但郤克感到兵力不足，难以取胜。郤克向晋景公建议说，城濮之战有先君（文公）之明，与先大夫（先轸等）之肃，所以战胜敌人。郤克认为自己的才能，远远不如先人，于是，接着提出请求增加兵车为八百乘。郤克的建议为晋景公所接受。由郤克统率大军，救援鲁、卫。鲁国的臧宣叔充当向导，进入卫境，鲁上卿季孙行父率鲁军前来会师。于是晋、鲁、卫三国部队于卫地新筑附近会师，并由晋军统帅郤克担任联合军统帅。齐军发现卫国境内有晋、鲁两国军队出现，感到形势严重，乃向国内撤退，预备选定有利地形，再对敌人决战。于是经过莘邑向历城附近转移。晋军发现齐军撤退，乃紧跟齐军，经过莘邑，推进至靡笄山下与齐军在鞍地形成对峙状态。
第四晋齐双方作战序列
一、晋方
（一）联合军统帅：中军元帅郤克
车右郑丘缓
御戎解张
（二）晋军：上军将领士燮
下军将领栾书
（三）鲁军：正卿季孙行父
副卿叔孙侨如
（四）卫军：上卿孙良夫
将领石稷
兵力：晋军兵车八百辆。
鲁军，卫军务有兵车若干辆。
二、齐方
统帅：齐顷公（姜无野）
将佐：车右逢丑父
御戎邴夏
左军：上卿高固
右军：上卿国佐
兵力：兵车五百辆。第五晋齐双方作战策划
中军担任主攻。上下两军则为强大两翼，随主力进展钳攻夹击敌人；上军配属鲁军，向敌人侧面进攻；下军配属卫军，向敌人侧面进攻。
齐顷公直接指挥的中军担任主攻晋军左右两军的任务；左军担任对鲁军进攻；右军担任对卫军进攻。左右两军于中军进攻时，即向鲁、卫军进攻。
第六鞍战役的经过
周定王十八年（公元前589年），晋景公十二年，齐顷公十年，鲁成公二年，卫穆公十一年，晋齐两军对峙于靡笄山麓，齐顷公首先派人下战书给晋军。晋统帅郤克代表晋军应战，双方约定在战场上相见，齐晋两军已成箭拔弩张之势。在战斗即将发生时，齐上卿高固凭着个人之勇，乘着兵车，突然冲进晋军营内，桀石（举石块）投击晋军，打伤晋军兵车上甲（战）士。御者逃走。高固跳上这辆兵车，俘获伤兵，亲自驾车，驰回齐营，系于营前桑树上，传呼给齐军将士说：“欲勇者售余余勇”。晋军发现后追击，但已来不及了。高固闪电般袭击，获得兵车一辆，向齐顷公报告说：“晋兵虽众，能战者少，不足惧。”高固的鲁莽行动和对晋军的片面看法，更加助长了齐顷公的轻敌思想，给齐军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高固偶然袭击的成功，使齐顷公更加狂热，盲目自傲地说：“余姑灭此而朝食”。说罢竟马不披甲，向晋军近攻。齐军势如潮涌似的猛烈直冲晋垒，鼓声震地，箭如飞蝗。晋元帅郤克右背受伤，血流及履，未绝鼓声，御者解张左肢和手都被矢射穿，拔箭御车鲜血流到车轮上。郤克伤重逐渐不支，解张反而劝勉他说：
“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若之何以病（伤），败君之人事！环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解张说完，立即用左手挽辔以御马，右手代伤重的合克擂鼓。解张擂鼓，全军响应，鼓声震天。解张左手拉不住缰，马向前直奔，晋军将士认为中军已经获胜，奋勇争先冲杀，形成排山倒海之势。齐军抵抗不住，全线崩溃，将士纷纷奔走。晋军将领郤克负伤力战，御者解张、车右郑丘缓在战斗危急时英勇苦战，激起全军攻击勇气飞，终于战胜了敌军。
晋军摧毁齐军有组织的进攻后，司马韩厥代受伤的元帅郤克指挥晋军，向齐军追击。韩厥率自己部属，紧迫有金舆的兵车。齐项公退到华不注山下，晋军顷刻之间，把华不注山包围三层。齐将邴夏虽然射击紧迫的车上敌人，但并没有阻止晋军的进展。晋军兵车蜂拥而来，形势危急万分，车右逢丑父立即和齐顷公换服装，换坐位，准备代君赴难。车至华泉韩厥乘车超过齐侯兵车，挡在前面，下车拉着马缰，对化装成齐顷公的逢丑父说：晋先派出群臣，为鲁、请求于齐，属当戎，无所逃隐。逢丑父伪装成口渴，饬齐顷公下车往华泉取水。顷公则乘机绕山奔走，遇到齐将郑周父所乘副车，才登上这辆车，由郑周父御车，宛莪为车右，载齐顷公急驰出险，免于被俘。战前骄傲自大、气焰不可一世的齐顷公，当战事遭到挫折时，竟失去保护，狼狈不堪，化装逃走。韩厥俘获冒充齐顷公的逢丑父，送到中军元帅郤克处。郤克认出不是齐侯、决定杀死逢丑父。逢丑父高呼：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将为戮乎？郤克感到逢丑父以死代其君，是一个使人钦佩和值得人们效法的典范、于是决定赦之，以勉事君者。
第七晋齐双方的议和
鞍战失败的齐军，收拾残余向内地退却，战略要地徐关等处动荡不安。晋军向齐内地追击，通过丘舆大道，进攻齐首邑东南险要之地马陉。齐军新败，无力再战，首邑临淄陷于危急状态。齐顷公只得派出上卿国佐以纪国甄和玉磬与汶阳之田，向晋军要求停战议和。郤克以战胜者的姿态，盛气凌人，提出齐必须履行的三项条件：
（一）必以肖同叔子为质于晋。
（二）使齐境内田亩道路，“尽东其亩”，全部改为东西向。
（三）退回侵占鲁、卫地方。
齐代表国佐认为条件太苛刻，无异于亡国。史书对国佐回答晋国提出的条件，有多种记载，大体如下：国佐忍气吞声委婉地回答晋方提出的第一个条件说，肖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能分庭抗礼），则亦晋军之母也，“必质其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先王以孝治天下，质人母，即违先生之命，诗经说“孝子不匮，永锡尔类”。接着批评晋提出的第二个条件说：先王疆理（划分）以物产土质水源等，因地制宜。诗经说：“我疆我理，南东其亩，而曰‘尽东其亩’，惟吾子戎车是利，不顾土宜、其无乃百先王之命也”？国佐进而又说：“四王之王也，树德而济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诸侯，以逞无疆之欲”。诗经说：“布政优优，百禄是道，子实不优，而弃百禄，诸侯何害焉”？最后则说，晋军到齐，齐军应战，“‘畏君之震，师徒桡败’，吾子惠徼齐国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继旧好，唯是先君主敝器，土地不敢爱，子又不许请收合余烬（残部），背城借一战而胜，敝国之幸。战而不胜，再唯命是听”。国俭不卑不亢的态度，也使晋国有所考虑，同时再加上经过鲁、卫两国从中斡旋，晋国终于认识到，战争的目的已基本达到，如果继续打下去，彻底征服齐国，对晋国争霸中原也并非十分有利，同时还会加深齐、晋两国仇恨，使晋国的主要争霸对手楚国坐收渔人之利。因而，郤克权衡了政治和军事上的利害，也就适可而止，与齐议定议和条约：
（一）齐侯向晋进朝（承认晋的盟主地位）；
（二）退回侵占鲁、卫田地。
晋方“以母为人质”“尽东其亩”两项改为齐承认晋的盟主地位；齐侯朝晋，退还侵占鲁、卫田地，都无损于齐的尊严。同时，还增进了晋盟主的声威，这是晋在战略止的重大成就。齐终于站到晋国一边，化敌为友。鞍战对晋关系很大，尤其在邲战失利为时不久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郤克与齐代表国佐，订立盟约，结束了晋、齐双方的战争。
鞍战胜利，和议成功，鲁大夫离郑返国，迎接鲁君，与晋君相会于上鄍。鲁成公感谢晋要齐退还侵占的地方，赠送晋军将帅以车马服饰，以示慰劳。晋军凯旋返国，胜利回到首邑，士变走在最后。其父士会问其原因，变答：师有功，国人肯定相迎，先入必然属耳目，是代帅受名也，故不敢。仅此几句话，足以说明士变居功不争的谦虚态度。郤克见晋公，景公慰问他说：“子之力也夫！”郤克答：“君之训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士变见晋侯，景公同样予以慰问。士变答：“庚所命，克之制（指挥）也，变何力之有焉？”栾书见晋侯，景公还是照样予以慰问，书也推功于人。晋军三将让功，表现了晋军团结谦让的良好作风，对后世有良好的影响。
战事结束，齐顷公往朝于晋，举行诸侯相朝，献玉圭礼。齐、晋两君相会，标志着两国关系发展到新的阶段。
鞍战役评述
东周列国中期的重大政治问题，是晋、楚两霸争夺对诸侯领导权的斗争。晋争夺中原霸主地位的斗争，实质上代表着中原民族与南方荆楚蛮夷部族之间的斗争，是中原各族兴盛衰败的杠杆。城濮之战后，晋执牛耳。邲战之后，楚起称霸，纵横中原地区。这种局面，为晋所不安。晋虽表里山河，能战能守，但晋景公时期，已远非晋文公时期那么强大。且周围被秦、楚、赤狄等所包围，经常处于腹背受敌的威胁之中。然而尽管如此，但晋对退出中原政治舞台又不甘心，晋实力的衰落，威望的下降，从而造成齐顷公争霸的形势。齐联楚侵鲁攻卫，使晋的盟友受到震动，晋就不能袖手旁观。齐，晋双方注定了要爆发战争。但是齐是晋对东方诸侯所能争取的唯一的有政治影响的大国。而晋的主要敌人是楚，所以给齐一个沉重打击后，立即停战议和，既不挫伤齐的威望，又不增加两国的裂痕。晋军出兵标榜的是齐侵鲁、卫，“为鲁、卫请”。说明晋国在有限目的的战争中，政治、军事配合密切，所以获得战略战役的胜利。
齐国在齐桓公时代，曾出兵北伐山戎，救燕、救卫、救邢，吞并邻近小国。也曾联合诸侯大举南征，但并没有与当时比较强的楚军发生战斗，因此无法判断谁胜谁负的问题。桓公以后，也曾侵袭鲁、卫，但这些国家战斗力都很脆弱，所以也不能衡量齐军真正的战斗力。事实上，齐国对这些军备薄弱的小国进攻，只是侵扰式的，忽进忽退。所谓“强大”，只限于表面上和微小的胜利。加上没有与当时的大国晋、楚作正式决战，并不能说明齐国军事力量的强大。鞍战开始前，重要将领高固凭个人突击所取得的小胜（俘获兵车二辆），就认为晋军“不足畏惧”，致使顷公有“余姑灭此而朝食”的妄想和“不介马而驰”的轻敌思想。因此，虽乘一时之勇，给晋军一定的损伤，但两军一旦进行大决战，战略上缺乏深谋远虑的齐军，就远远不是晋军的对手，及战事遭到挫折，顷公竟指挥羌方，而“贾余余勇”的高固，也没有表现出所谓的“勇”，而是和败兵一起逃走。战况危急当中，齐顷公化装逃脱，才免于被俘。
晋军打着“为鲁、卫请”的反侵略旗帜，在政治上师出有名，占了上风。鲁臧宣叔为向导，经卫国境内，直趋莘邑，迅速推进到靡笄山下，压迫齐军被动应战。鞍战事发生，郤克负伤力战，解张则负伤代郤克擂鼓和御马直前，郑丘缓左手执盾掩护受伤的郤克，右手挥戈，奋力冲杀，激起全军攻击勇气，显示了晋军顽强的作战意志，终于击破了强敌。司马韩厥以郤克受伤，立即代行职权，指挥部属，担任战场外的追击，俘获伪装齐君的逢丑父。齐军溃不成军，晋军在追击中未遇抵抗。晋军在作战中以部分兵力绕过沂蒙一带山区，经过丘舆，进攻临淄以东的战略要地马陉，实际上形成一个东西对进，钳击齐国都城临淄的极为有利的战略态势，压迫齐国败中求和，达到联齐以对主要敌人楚国的战略目的。说明晋军鞍战的胜利过程，政略战略配合之密切。凯旋班师回国，郤克、士变，栾书的让功谦逊美德，给后代留下了典型范例，这自然更加提高晋军当时的声威，能够继续称霸中原。
晋楚三驾战役
第一晋悼公图霸的军政措施
晋自文、襄以来，逐渐形成卿大夫权力过重，国君受制于卿的局面。厉公即位，感到诸卿权过重，有削弱臣权，重振君权的设想。麻燧、鄢陵两次战争胜利后，欲“尽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嬖臣胥童、长鱼矫等怂恿厉公杀三郤。于是，厉公于朝会杀三郤，胥童则派甲士于朝中逮捕栾书、中行偃。长鱼娇请杀栾书、中行偃，厉公则以“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而拒绝。长鱼矫争辩说：“乱在外为奸，在内为轨，御奸以德，御轨以刑。不施而杀，不可谓德，臣逼而不讨，不可谓刑；德刑不立奸轨并至”。厉公仍不让杀，并立即释放栾书、中行偃，并饬令继续供职，另以胥童为卿。长鱼矫则出奔狄国，以避免祸及己身。栾书、中行偃获释后，反过手来乘厉公于幸匠丽氏家淫乐之时，击杀胥童，囚禁厉公，不久派遣程滑杀了厉公。
政变发生后，栾书等派遣荀莹，士鲂，往迎住于王畿的襄公曾孙周返国为君，周年仅十四岁，对国内重大事变的“杀君”之事也有所闻。到达清原，对迎接的卿大夫说：羁居他乡，不指望还乡，岂望为君？又说“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面不从，将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从君，神之研福也”。大夫、卿士都表示：“敢不唯命是听”，并结盟誓。周进入国都朝于武官（武公庙），即位于朝。新君晋悼公为表未“君”的权威，首先处分了七个大夫。但对强宗大族的栾、荀等氏族，仍采用温和政策，不敢触动他们的权利。晋悼公以国内政治紊乱，影响争夺霸业，为着复兴晋国，对政治、军事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
一、政治措施
（一）始令百官：改革规章制度，因事设官，量德授爵，使人尽其才，各有专责。
（二）施舍己责（债）：施恩惠于民，除去劳役，除去债务。
（三）济鳏寡：惠及鳏寡孤独之人。
（四）振废滞：起用有德性之士，免除不称职之官员。
（五）匡乏困，救灾患：救济困穷的人，和受灾的地区。
（六）禁淫慝，薄赋敛，禁止铺张浪费，减轻各项赋税。
（七）宥罪戾，节器用卜宽宥犯罪，节用物品。
（八）时用民，无犯时：利用农隙兴工动役，不影响农时。
二、任官用人
（一）任用对晋国建有大功的一些家族成员为卿。诸如魏相（魏锜子）、士鲂（士会子）、赵武（赵朔子）、魏颉（魏颗子）。
（二）使（派）荀会、栾黡、韩无忌为公族大夫，使训导卿子弟恭俭孝弟。
（三）以士渥浊为太傅，使修范武子（士会）礼教行政之法。
三、军政制度
卿平时不直接统御军队，另立军尉治军，担任训练，实际在于削减卿的权力，其任务：
（一）栾纠御戎，配属校正（戎为兵战备官，校正乃管马官）使训练诸御知义。
（二）荀宾为右，配属司士（车右在高级军官车上，司士在次级荤官车上），使训练勇力之士时使（随时可用）。
（三）程郑为乘马御（主马政官）。
（四）祁奚为中军尉，羊舌职佐之，魏绛为司马，张老为侯奄（侦察之官），铎遏寇为上军尉，藉偃为司马，使训练卒乘，亲（互相亲近）以听命。
晋悼公主政，弈书、荀偃、韩厥、荀莹等悉心辅佐，完成政治、军事革新，晋国出现复兴局面。这时的晋国“举不失职，官不易方，爵不逾德，师不陵正，旅不逼师，民无谤言，所以复霸。”
楚乘晋国内部革新期间，派兵消灭了舒庸，联郑攻宋，占据宋属要地彭城，安置从宋国逃奔楚国的鱼石等并调给军队，听其调动，严重威胁宋国，同时截断晋、吴间的战略交通路线。楚在中原地区步步逼进，形势日趋紧张，迫使晋国不能永远靠着“表里山河”置身事外而中立，需挺身而出对楚斗争。
第二晋楚争霸的长期战略和争夺的险要地区
一、长期战略
（一）晋国
悼公继承景公霸业后，由栾书、韩厥、荀莹等主持修正景公时代的方针政策，以适应于当前发展，变化的形势，主要的措施：
改变对中原诸侯政策，首先改变以霸主自居的高压政策，借诸侯间聘问、来往礼义以增加感情，凡诸侯朝晋者，晋都以聘礼答拜。
加强对吴联系。根据景公期间缔结的联吴政策，与保持密切关系，确保通吴之路，发挥对楚牵制作用。
对齐对秦策略。对齐采取以卖力为后盾进行联系交往，以免发生反侧。对秦则阻遏于泾水以西，以免引起后顾之忧。
展开对楚斗争。实行以上战略孤立楚国，展开与楚对中原地区宋、郑两国的争夺战。
（二）楚国
从成王、庄王以来图霸逞强，一贯与晋国争夺中原诸侯的控制权而战，所采取的政策：
控制郑、许、陈、蔡、进攻倾向于晋的宋国。
西联秦国，以增大对晋国西部的威胁。
争取齐、鲁，威胁曹、卫，阻碍晋、吴两国的联络。
限制晋国于黄河以北，变中原地区完全成为楚国的势力范围。
二、地理形势
晋国“表里山河”，东部拥有黄河以北的南阳与潞（山西省晋东南地区），邢（河北省邢台县），邺（今河北临漳县），黄河南岸则有齐、曹、宋等友邦。有守则必固，攻则必克的优越形势。
楚国既有荆楚的国防地带，又控制郑、许、江（河南省息县）、舒（安徽省舒城县）、蓼（河南省固始县）、萧（安徽省萧县），西据嵩山山脉，东迄淮泗流域，守由能固，攻则可以囊括中原。
晋、楚争霸有关的战略要地如下：
（一）虎牢（河南省荥阳县汜水镇），南临嵩山北脉，难以逾越。北临黄河，又多悬崖断壁，形成东西必经的隘道。东有敖山与荥泽，山林险阻，芦苇丛生。“虎牢之险”为晋军占据，即可南进郑、许之郊，进逼楚国方城；楚方进占，则能阻止晋军南渡，封锁之于黄河北岸。
（二）宋国（河南省商丘地区），襟带河、济，屏蔽淮泗，地势平坦，四战之地。楚军多次进攻，进占宋国，即可直趋曹卫，进逼齐、鲁，威胁晋国东部。晋每遇宋被攻，都全力支援。晋、宋联结，不仅屏藩齐、鲁、曹、卫，而且易于南临申、息。
（三）彭城（江苏省徐州市），晋推行联吴政策，彭城为晋、吴两国交通联络要道，北则屏藩齐、鲁、滕，南为吴、越羽翼。楚占彭城则可切断晋、吴联系路线，进而威胁齐、鲁等国。晋争得彭城，晋、吴两国就能联结起来，包围楚国侧翼。
（四）逼阳（山东省邹县南），城高而坚，占据其地即切断彭城与邾滕的联络，威胁宋国的侧背。
第三晋国对楚国的三条方针
一、联吴制楚
邲战结束后，晋不甘心军事上的失败，景公接受楚国投奔来的申公巫臣的建议，采取“联吴制楚”战略，扶植吴国新兴力量，进攻楚国侧，形成晋吴对楚钳制战略，并派巫臣使吴，执行这个任务。巫臣带着“两之一卒”适吴，他说服吴主寿梦与晋往来，“通吴与晋”。为着改编吴军，留其子狐庸和“偏两之一”射御武土教练吴军将士射箭、御马和乘兵车作战的新战术。狐庸另一更重要的住务是激发吴对楚的敌对情绪，引导吴把楚当作主要敌人，以配合晋国全局战略。
吴国军队经过革新逐渐强大，到周简王二年（公元前584年），吴主梦寿二年，楚共王七年，吴开始进攻楚属的巢徐，同年八月攻占楚国淮上战畸要地州来。楚令尹公子婴齐闻讯，不得不由郑返国东进，对付从背后进攻的敌人。可是没有击退吴军，这一带属国属地完全失落于吴军之手，楚军一年之内七次疲于奔命，仍无济于事。吴国军事上的胜利，与晋联系更加紧密。晋为着抬高吴在诸侯间的威望，邀约了齐、鲁、宋、卫、郑、陈、曹、莒、滕、薛等国君与吴会盟于戚，巩固联合对楚的阵营。
二、和戎对楚
晋国北部赤狄、白狄曾两次侵齐袭晋，围困晋属怀邑、邢丘与抢割向阴禾苗，并受晋先谷引诱，出兵打到清地。晋先除内奸，杀了先谷，然后派兵进攻赤狄，消灭赤狄酋长潞氏和属于赤狄系统的甲氏、留吁、铎辰等部落，与卫国联合攻灭廧咎如，赤狄几乎全被晋国消灭。当时阳曲以北还存在许多种类狄与戎。北方戎族无终国看见赤狄被消灭，晋国强盛，戎主嘉父派遣代表孟乐带着虎豹皮等礼品，通过晋大夫魏纬表示愿意率诸戎与晋和好。但晋悼公认为：“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则提出建议说：“诸侯新服，陈新来和，将观于我。……芳师于戎，而楚伐陈，必弗能救，是弃陈也；诸华必叛”。“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进而提出和戎五利：
（一）戎狄荐居（随水草而居），以货财为重，以土地为轻，可沟通往来，对晋有利。
（二）边境可无耸动可畏之事，便于农民耕种。
（三）戎狄事晋，四邻震动，诸侯畏威怀德。
（四）以德绥（抚）戎，师徒无须动用，甲兵不顿（损耗）。
（五）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近）安。
魏绛和戎建议，既可促成戎狄事晋，解除后顾之优，使晋免于腹背受敌，同时可使诸侯畏威怀德，巩固联盟关系，以对付称霸的楚国。晋悼公同意魏绛的意见，即由魏绛担任与无终诸戎议定和约的代表。无终戎主约邀山戎所属各部落（国）酋长，和晋代表魏绛歃血为盟，晋国北部边境从此缓和，腾出力量南进与楚争霸中原。
三、疲惫敌人
周灵王七年（公元前565）年郑简公1年，楚共王26年，晋悼公八年，郑国向蔡属进攻，俘获蔡公子燮。郑国为此胜利得意忘形，惟年幼的公孙侨（子产）认为：“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楚来从楚，“晋师必至，晋楚伐郑，自今郑国不四五年，弗得宁矣。”事实的发展，证明了这位年幼者的判断正确。同年冬月，楚以援蔡为名，令尹子囊率兵直逼郑国。这时郑国内部统治阶层权力最大的六位大夫分为亲晋、亲楚两派。
亲晋派：子孔、子娇、子展。
亲楚派：子驷、子国、子耳。
郑在得到楚国进兵的消息后，对从晋或从楚问题，两派展开激烈争辩，亲楚派占上风，与楚作降服式的和盟，于是楚军撤走。次年（公元前564年）十月，晋联合齐、鲁、卫、宋、曹、邾、滕、薛、杞、郳诸侯军伐郑，进入郑郊。郑以楚援不至，形势危急，乃向晋表示降服，晋将上军将领荀偃建议围郑以待楚救，而与之战，不然事必无成。统帅荀莹则不主张与楚军举行决战，认为：兵不可数动，数动则疲；诸侯不可屡勤，屡勤则怒。如允许与郑国结盟，晋军并三分四军，以一军牵制楚之全军，我能常来，楚军则难以常往，这样比举行决战为好。战则死伤大，且达不到战略目的。于是晋军乃接受郑国请和订盟的请求，订立盟约，晋郑议和成功，晋为实行疲敌战略。需要强大的人力物力作基础，回军国内，魏绛提出减轻劳役，改革经济的建议，推行以舌，国内出现了新气象。国无滞积，亦无困人，公无禁利，亦无贪民，殷实富强，有了“三分四军”疲劳楚军战略的经济基础。
第四晋楚双方作战序列
统帅：中军元帅荀莹
将领：中军副帅士匄
司马魏绛
中军尉祁午
中军副尉羊舌赤
上军：将领荀偃，副将韩起
下军：将领栾黡，副将士鲂
新军：将领赵武，副将魏相
兵力：兵车约六百辆。
统帅：楚共王熊审
将领：中军统帅令尹子囊
左军将领无可考
右军将领无可考
兵力：兵车约五百辆。第五晋军作战策划
根据中军统帅荀莹“以逸待劳”疲敌战略，和“三分四军”的主张，以晋军为主体，联合各国军队轮番出动作战，要求速进速退，不以战胜为标准，规定第一次上军出征；第二次下军出征；第三次新军出征。
中军归统帅直接掌握，随时策应出征各军战斗。为着作战统率的便利，晋军与诸侯各国军队配合编组，编成了新的战斗序列。
第一军：晋上军配属鲁、曹、邾三国军队。
统帅：上军将领荀偃，副将韩起。
将领：中军副将士匄，担任支援策应。
第二军：晋下军配属齐，滕、薛三国军队。
统帅：下军将领栾原，副将士鲂。
将领；中军上大夫魏颉，担任支援策应。
第三军：晋新军配属宋、卫、郳三国军队。
统帅：新军将领赵武，副将魏相。
第六逼阳城的围攻战
周灵王九年（公元前563年），晋悼公十年，鲁襄公十年，宋平公十三年，曹成公十五年，卫献公十四年，吴王寿梦二十三年，齐灵公十九年，四月一日晋悼公与鲁、宋、曹、卫、莒、邾、滕、薛、杞、小邾及齐世子光、吴王寿梦，会盟于相。晋将荀偃、士匄向荀莹提出：楚联合郑、陈攻宋，楚伐宋必经东道，我兴兵伐逼阳，一鼓而下，赠封宋向戍，以巩固宋国东部。荀莹不同意进攻逼阳，他说：“逼阳城小而固，胜之不武，弗胜为笑”。意思是打下这样的小国，算不得什么威武，打不下，就要为各方所笑。偃、匄继续坚持请求，荀莹仍然不同意荀偃，士匄的建议。晋悼公随军出征，荀偃、士匄又直接向晋悼公建议，悼公同意。于是指示荀莹出动兵力，由第一军进攻逼阳城，逼阳为夷族小国，当时附楚，国虽不大，国人都不甘愿屈服于晋的军事压力，鼓起勇气，对敌战斗。这是东周列国期间，最生动的小国敢于抵抗大国的战争。
逼阳军民奋起战斗，晋、鲁、曹、邢四国军队虽展开围攻，但城坚难克。担任进攻北门的鲁军孟孙蔑（献子）所属士卒表现出惊人的勇敢，叔梁纥、狄虎弥和秦堇父三人被誉为“有力如虎”，但依然动摇不了逼阳人民坚定的战斗意志。经过二十四天的攻守战，攻者已疲，原来认为逼阳小国，可一鼓而克的荀偃、士匄此时不得不以夏季久雨，水淹将至为理由，向统帅荀莹提请“班师”。荀莹大怒，针对他们私向悼公请战之事，严厉申斥说：伐逼阳、封向戌两事，事成才告余。现在打不下来，又让我下令撤兵，悼公一旦追究打不下逼阳的责任，你们就会推在我下令撤兵的问题上。这样的罪名我受之不起。因此，荀莹命令荀偃、士匄说：七天之内，攻不克逼阳，必依军法从事。偃、匄照例对部属宣布克城日期，不能克城，先斩大家，然后自刎，以申军法。强攻逼阳的战斗又开始了。五月庚寅（四日）荀偃、士匄亲冒失右，鲁、曹等诸侯也参加战斗，经过五日激战，逼阳终于在孤军无援、苦战恶斗的情况下，于甲午（八日）无力继续抵抗，而告沦陷。晋联合鲁，曹等国攻克逼阳，晋军不可能派兵戍守，于是做顺水人情，把逼阳送给宋国。
第七三驾战役的经过
一、一驾之役
周灵王九年（公元前563年），晋悼公十年，鲁襄公十年，宋平公十三年，卫献公十四年，曹成公十五年，齐灵公十九年，九月，晋悼公会鲁、宋、曹、卫、菖、邾、滕、薛、杞、小邾诸侯，及齐世子光军伐郑。会师丰首（河南省通许县西北）。此时郑国发生政变，公子子孔执政。晋悼公令诸侯军增筑虎牢城，留兵戍守。晋军则进占郑属梧；制两城，由士鲂、魏绛担任守备，与虎牢成犄角之势，控制郑国。晋军在黄河南岸占据桥头阵地，形势所趋，楚令尹子囊也率军北上，支援郑国。十一月，晋中军元帅荀莹率上军及诸侯军到阳陵，楚军正在北进，晋军统帅荀莹认为还不是与楚决战的时机，决定按照疲敌战略的作战方案，作战略退却。并说：“今我逃楚，楚必骄，骄则可与战矣”。上军将领栾黡反对敌前退却，他指出：“逃（避）楚，晋之耻也，合诸侯以益（加）耻，不如死，我将独进”。栾黡的行动，导致了晋军全部前进。
己亥，晋军与楚军夹颍水列阵对峙。荀莹不能控制全军。以战略全局而服从和迁就栾黡的局部鲁莽行动，造成了晋军行动的被动。这一现象为郑国大夫公孙迈（子）所看穿，认为晋没有与楚真正作战的决心，晋军必将撤退。晋退，楚必围郑，反正晋要撤退，不如从楚促使晋军北撤。于是郑派出代表渡颍水与楚订盟。晋将领十分愤慨，栾黡主张移兵攻郑。荀莹认为不可。因为晋军只能出动一少部分兵力，难以与楚全军相抗，而且一旦攻郑，楚军一定相救，这样晋不但不能取胜，反而为诸侯所取笑，“不如还也”。于是，晋于丁未（十一月二十四）和诸侯军侵扰郑国北郊后，退出郑境，楚军也收兵返回本国。晋军在一驾战役中始终进退自如，掌握着主动权。
二、二驾之役
周灵王十年（公元前562年），多年来受南北交侵的郑国，深为介于晋、楚两霸之间而忧虑。在权衡各种关系后，饬边境守军向宋国挑衅，激怒宋军对郑进攻，郑军随之向宋反击。郑、宋发生战斗，晋很重视，出动较大规模的兵力向郑进攻，荀莹率领的晋新军和齐、宋、卫军于四月己亥（十九日），到达郑国首邑附近，各军占据的位置：
（一）晋荀莹指挥的新军，进抵郑西郊。
（二）齐太子光和宋向戍军先行侵入郑境，推进到东门外地区。
（三）卫孙林父军推进到郑北郊地区。
各国诸侯相会于北林，兵力集中后，向南扰前许属各地，企图引诱楚军出动，而击破之。旋即右转回军到琐，进围郑首邑，并于南门外举行大检阅以示威，郑以楚没有来援：而向晋屈服，并求和订盟。七月定盟于亳，提出的誓词如下：
（一）凡我同盟，毋蕴年（屯积收获），毋雍利（专山河之利），毋保奸，毋留慝，救灾患，恤祸敌，同好恶，奖王室。
（二）违反盟约，司慎司盟、山川群神、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明神殛（诛）之，失民，丧命，灭族，亡国。
赌咒式的盟词，限制不了形势的发展，很快成为一纸空文。楚军北来进入郑境，郑又反过来否定盟约，迎接楚军。楚军到郑，晋军已离开郑境，楚军又扑了空，长途跋涉行军往返无所收获，战略上被动，将士疲困不堪，国力随之大为损耗。二驾之役，就此结束。
三、三驾之役
楚于第二次进军伐郑，也深知独力难以胜晋，乃遣使臣乞师于秦，秦国派遣右大夫詹率军助楚。楚令尹子囊军，于是年九月与秦会师，北上伐郑，按原来郑大夫公孙子展提出的：“迎接楚军，借楚拒秦，导（引）楚伐宋，引晋前来。晋胜则降晋，楚胜则服楚”的策略，郑公决定请和于楚，又挑衅于宋，这样使大局迅速发生了变化。
（一）楚接受郑求和，谢绝秦国，锋芒指向宋国。
（二）楚、宋战争发生，郑派兵参加，东方兵连祸起。
宋向晋告急，晋军统帅荀莹判断：楚向宋借兵是因楚连年奔驰，疲劳不堪。我一岁之间再度出兵，楚岂能再来？故我应当表示出强大姿态，以坚定郑的向心力，于是采取措施：
（一）大会诸侯。
（二）全军出动，向郑进军。
晋联合各国诸侯军郑推进。郑则采取预定的一方面向楚求援，同时又向晋求和的两面政策。但往楚求援的大夫、太宰竟被楚无理扣留。往晋请和代表大夫王子伯骈，向晋表达了求和的真诚愿望。因为在三驾进军中晋悼公禁止侵掠，宽释郑俘，以示仁德，郑深受感动，表示归服。九月甲戌，晋派下军主将赵武为代表，进城与郑缔结联盟。郑子展代表郑公到晋营地与晋悼公订盟立约，郑完全站到晋方，荀莹三驾进荤获得战略上的全部胜利。楚则以南度被劫进军，疲于奔命，对晋方大会诸侯，出动全部兵力援郑，与郑订盟成功，已自感无力北进竞争。至此，楚之逐鹿中原的战略，因受到晋的抵制而暂时放弃。
第八晋楚双方战后动态
晋、郑和平订盟成功，于十二月戊寅（二日）在郑地萧鱼举行大会，除晋悼公、郑简公外，鲁侯、卫侯、曹伯、齐世子光、和莒、邾、滕、杞、小邾等君主也亲临参加。由晋悼公为盟主的萧鱼大会，成为城濮战后践土之盟以来，以晋为盟主的又一次盛大的盟会。
萧鱼大会后郑不再叛晋达二十余年，郑完全成为晋势力范围内的成员国。但楚仍然不甘心失败，于次年（公元前561年）冬令尹子囊又与秦庶长无地再度进军杨梁伐宋，以报晋争取郑国之仇，但对这时中原已经形成的大局，并未产生影响。此后楚因经受东南吴国之牵制，无力争霸中原，中原地区得以和缓，出现暂时安定局面。同时也是由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所取得的成效。这使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提供牺牲玉帛的郑和其他小国多年遭受的侵略欺侮局面也暂告结束。但由于大国争霸的情况仍然存在，这种局面难以维持长久。
三驾战役评述
晋、楚争霸，占春秋列国大部时间。每次战争都涉及郑、宋两国，其次为曹、卫、陈、蔡和齐、鲁等国，并以郑、宋为焦点。因为谁控制郑、宋，谁就可以称霸中原，执诸侯牛耳。这是晋、楚双方多年来处心积虑以求一逞的大事。晋军统帅荀莹策定的疲敌战略，起了重大作用。历史上称“三驾而楚不能争”，就是对“三驾战役”重大历史作用的充分评价。它不但对当时形势如此，而且对后世的军事战略也有深远意义，不少军事家效法荀莹的疲敌战略而获得成功。
自古以来不战而屈人之兵，一向被兵家视为上策。因而在许多战争中很难产生积极歼敌的作战思想。晋国三驾战役中虽握有战争的主动权，但着眼点只在于屈敌，而不在于歼敌。荀莹的三分四军与诸侯之锐的轮番行动，目的在于消极疲敌，使敌疲于奔命，而没有从歼灭敌人着眼，这虽是晋军战略指导上的不足，但也是很自然的。一驾进军，当栾黡提出与楚作战时，荀莹立即表示“我实不能御楚”，而举行战略退却。二驾进军同样出现消极退避态度，只有三驾进军大会诸侯，才全力以赴，但只在萧鱼开会了事，根本没有歼灭敌人的积极打算和部署。
坚定的战略指导是致胜的重要因素。晋第一军首次行动时，进攻目标并没有指向主要敌人楚军，而是把战略大方向，改为针对一个小国逼阳。荀莹虽指出“逼阳城小而坚，胜之不武，弗胜为笑”。但是毕竟没有扭转和制止这个行动，并在晋悼公压力下被动行事，而至影响战争全局。好在楚军统帅子囊愚钝无能，晋军迈阳攻城期间，楚军没有乘机向晋进攻，否则很可能由此而全局波动。
楚国在初期争取郑、许，以控制中原，对东方则联鲁攻宋截断晋、吴战略交通要道，活动尚属积极。及鲁转变态度站到了晋方，晋联合鲁、曹，进攻逼阳这个战略要地，战事形成了持久战时，楚军竟无所作为。等到逼阳被攻陷，晋、吴交通恢复，楚在战争全局的指导上己显示出十分低能与被动。晋军一驾进军，战斗力薄弱，双方在颍水对峙，楚竟不敢进攻。晋军撤退，楚军也随之撤退，虽采取联秦对晋策略，待晋二驾进军时竟未起任何作用。两度都随着晋军出动而出动，并随晋军撤退而撤退。往返奔波、疲惫不堪。所以当晋在“三驾”进军时，就无力出动大军与晋周旋。萧鱼大会，晋为诸侯盟主，楚只有在江汉地区，望中原而兴叹。这主要是因为战略被动，行动消极，所以难免招至一系列失败。
晋、楚两霸相争，许多小国遭受频繁入侵之苦。逼阳国内上下一致，竟不怕强暴威胁，奋起抗击晋方四国军队的进攻，孤军奋战一个月，多次击退敌人强攻。终因孤立无援，被优势敌人攻陷。逼阳军民的英勇气慨，成为小国敢于对大国、弱国敢于对强国战斗的典型先例。
吴楚柏举战役
第一柏举战前吴楚两国的连续战争
一、州来之战
晋楚邲战后，楚大夫巫臣奔晋，向晋景公提出请“通吴”合力以制楚的建议。经景公同意，派往吴国执行这项战略任务。吴主寿梦同意通吴于上国。巫臣就利用所带兵车教吴人学习车战和阵战。同时激起吴对楚的敌对情绪，并留其子狐庸为行人于吴，执行这个计划，吴国从此开始与诸侯各国一样编车战军队。
周简王二年（公元前584年），吴王寿梦二年，楚共王七年，吴军进攻楚的巢、徐。此际楚军伐郑、晋、齐等国于马陵盟会，共谋援郑抗楚战争。八月吴军首次攻占了楚属淮上战略要地州来，楚侧背受到威胁，令尹公子婴齐不得不动用侵郑重兵，对付东方新起的危险敌人吴。这一年，属于楚的蛮夷部族，完全被吴占有，吴同晋、齐、鲁等国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和加强，使楚陷于两面作战极度不利境地。吴军进占州来，楚军被动转移淮上，双方围绕州来展开反复长期的争夺战。吴楚两军虽互有进退，但吴军终于在周敬王元年（公元前519年）进占州来，州来从此成为吴国的淮上战略要地。楚国在淮水流域的一些地区，由于失去州来，而始终无力收复。
二、鸠兹之战
周灵王二年（公元前570年），楚共王二十一年，吴王寿梦十年，楚令尹子重（公子婴齐），以精兵约两万伐吴，一举进占鸠兹，推进到衡山。当楚军进占吴属江上战略要地鸠兹时，吴世子诸樊认为楚军必然向境内入侵，立即饬令公子夷昧，余祭各率兵分别设伏于太湖以西扼要地区，自率主力迎击楚军。楚令尹子重到衡山后，派遣骁将邓廖指挥体强力大的组甲（漆甲成组文）战士三百，披练（练拖）勇士三千，向吴境内进攻。诸樊率部迎战。两军战斗发生，吴军纷纷向后退却，引诱邓廖进入伏击圈内，夷昧、余祭两部伏兵出击，形成四面包围，邓廖受伤力战，被俘不屈而死。楚军大部被歼，幸免逃回的只有组甲战士八十，披练勇士三百。吴军乘胜攻击楚军主力，子重因邓廖惨败，不敢再战，撤军回国。不仅放弃攻占的鸠兹，而且连大江以北的地方驾，也被吴军进占。楚国人士谈论这次战争说：“子重于是役也，所获不如所亡。”国人因而群加指责，子重感到内咎于心，不久病死。
三、庸浦之战
周灵王十二年（公元前560年），吴王诸樊一年，楚共王三十一年，吴于秋季进军侵楚。楚将养由基急引军奔命应战。司马子庚率兵为后援，养由基与子庚商讨作战计划说：“吴乘我丧（共王病死），谓我不能师也，必易（轻）我而不戒（备），子为三覆（伏）以待我，我请诱之”。子庚同意，养由基诱吴前进，两军交战于庸浦，吴将公子党被俘，吴军败走。当时人士认为吴乘楚丧不吊而伐楚，应当受到惩罚。次年春（公元前559年），吴向晋告急，晋会诸侯于向（郑地），商议为吴谋楚。范宣子数述吴国的不道德行为，拒绝联合诸侯对楚进攻。同年秋楚军进驻于棠以伐吴，吴军固守不战，楚将子囊以为吴军不敢应战，撤退时疏于警戒，吴军由皋舟娄隘伏击，楚军前后不能支援，全军战败，公子宜谷被吴军俘虏而去。
四、舒鸠之战
周灵王二十三年（公元前549年），楚康王十一年，吴王诸樊十二年，楚为舟师（水军）伐吴，无功而还。吴为报复，号召舒鸠人叛楚，楚军推进到荒浦，派遣大夫沈尹寿前往质问，舒鸠主否认有叛楚事，并请受盟。楚令尹子冯；以舒鸩请盟，楚应“姑归息民”以待将来，撒军而返。不久舒鸠终于叛楚，投到吴国方面。于是楚新任令尹屈建率军伐舒鸠，大军进至寓城，吴军来救舒鸠。屈建指挥右军在前，子疆、息桓、子捷、子骈、子盂五将率左军在后，吴军插近楚两军之间七天。子疆提议：久将垫隘（士卒疲困在险隘中），不如速战。请以私属诱敌，另选精锐到阵待我，我克则进，奔则亦视之（看形势而救助），乃可以免。屈建同意后，子疆等五将以私卒先击吴军，吴军奔走金山，以望楚军，见无后援部队，回军驱逐楚军，突然遇到楚军精兵锐卒，击破吴军，进围舒鸠，舒鸠终于被楚所灭。
五、夏汭之战
周景王七年（公元前538年），楚灵王三年，吴王余祭十年，楚会诸侯进攻吴朱方，以讨齐臣庆封，吴则反过来攻楚，取楚边境棘、栎、麻三邑而去。次年（公元前537年），楚率所属诸侯及东夷伐吴，以报吴袭占楚边境三邑之仇。楚将沈尹赤、薳射指挥繁扬之师，到达夏汭，越将常寿过与楚军会师于琐，吴军出动薳启疆部迎击，仓卒之间，被吴军击败于鹊岸。楚军渡罗汭前进，楚将沈尹赤推进到莱山，薳射的繁扬之师先进入南怀，楚军主力跟进到达汝清，由于吴军防守严密，不能再进。
六、乾溪之战
周景王九年（公元前536年），楚灵王五年，吴王余祭十二年，徐国大夫徐仪聘于楚，被楚拘留，徐仪设法逃走。楚担心徐国叛变，派薳泄率军伐徐，吴军救徐。楚令尹子荡率军攻吴军于豫章，军至乾溪，被吴军邀击于房钟，楚将尹弃疾被俘。子荡归罪于薳泄作战不力，杀之以示众，但却不敢对吴进攻，不光彩地收兵罢战。
七、长岸之战
周景王二十年（公元前525年），楚平王四年，吴王僚二年，吴伐楚，两军战于长岸，楚司马子鱼奋勇当先，力战而死。楚军坚持战斗，击破吴军，俘吴王“余皇”号乘船，派随兵与后列部队环堑，列阵而守。吴公子光对部属说：“丧先王之乘舟，岂唯兜乏罪？众亦有焉！请藉取之以救死。”接着派遣长鬣者，潜伏船旁；预为规定信号，夜间吴兵高呼“余皇”，潜伏者纷纷应声，楚军搜杀应声人，造成混乱。吴军则乘机攻击，夺回“余皇”号船，胜利而返。长岸之战，楚军无所获而告一段落。
八、鸡父之战
周敬王元年（公元前前519年），楚平王十年，吴王僚八年，吴军于进占州来后，旋即退出，楚军进驻，筑城戍守。楚大夫沈尹戎认为：“城州来以挑吴”是失策。因为州来为吴必争之地，但楚国看不到这一点，积极加强州来防御措施，吴军果然来攻。楚将薳越率楚宰相诸侯军急行军来救，两军相遇于钟离。此时楚令尹子瑕病灾，薳越以司马代理统帅，士气消沉不振。吴将公子光向吴主建议：“诸侯从于楚者众，而皆小国也，畏楚而不获已，是以前来。”并对诸侯情况加以分析说，胡、枕之君幼而狂，陈大夫壮而顽，顿与许、蔡疾（不满）楚政，对楚军来说：楚令尹新丧，士气不振，“帅贱多宠，政令不一”。接着提出分兵先犯（攻）胡、沈、陈军，三国兵败，诸侯必然军心动摇。
吴、楚两军在鸡父发生战斗，吴方挑战部队或奔或停，参差离奇，沈、胡、陈三国军队出击，立即发生混乱，吴军突然展开声势浩大的攻击，三国军队抵抗不住，胡、沈两国君和陈将夏都被吴军俘获。吴军当场杀死胡沈两君及陈大夫，巧妙地释放胡、陈、沈三国战俘，命他们奔往许、蔡、顿等国君面前高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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