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求学期间，朱德结交了五个好朋友，一个叫敬镕，是成都一个读书人家的子弟，其余四人张四维、李绍杭、刘寿川、田玉如都是仪陇县开明人家的子弟。这四人从成都毕业后，计划接办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他们约朱德也去，教授体育兼庶务主任，年薪120吊铜钱。朱德爽快地答应下来，并约定开学之日到校工作。
开学前的一段时间，朱德回了一趟家。离家两年期间，朱家是越发贫穷了。为了欢迎他回家，家里人衣服都洗净，补好，但到处是补丁，到处是缝头，几年来都没换过。他听说家里负债累累，每个人都是忧心忡忡，焦灼万分。他们希望朱德能够把他们解救出来。全家两房人苦撑了很久，在等待这一天来临。
朱德的家庭仍旧停留在旧时代。虽然家里人觉得他太高贵，很有学问，对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奉为金科玉律，但是当朱德向他们宣传新思想、新改革时，这些中国标准式的老农民对这些新东西却采取了怀疑和漠然的态度。伯父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说道：“改革只对‘贵人’有好处，跟农民毫无关系。”因此，当朱德告诉他们今后要去仪陇县城一所新学校当体育教师的时候，激起了轩然大波。开始是一阵吃惊后的沉默。接着，他父亲问道：“体育是什么意思？”他解释后，显得急躁的父亲立即大叫起来，说全家苦干十多年，为的是要教育出一个子弟免得一家挨饿受气，而结果却是打算教学生怎样伸胳膊迈腿。“苦力也会这个！”说罢，愤怒地冲出了大门就走了。母亲见此情景，也在一旁低声啜泣。
第二天早饭后，朱德告别了母亲和家人，去大湾伯父家，正好父亲也在这儿。他耐心地向他们解释为什么要抛弃科举考试去教体育。是因为科举制度已经过时了，私塾的《四书》《五经》“已经大部分无用”，今后每个学生都要学习近代知识，包括自然科学、历史、地理、体育等科目。朱德还明确告诉家里，自己不能走科举这条道路。他说：我即使连连考中，我一定要拿出一笔钱才能买到官。这样，我一定会成一个贪官污吏，同其他做官人一样，压榨老百姓，才能够本。这样的事，我决不能干。
家庭的阻挠，确切些说是旧思想的阻挠，使朱德非常苦恼，他躺在床上长久不能入睡。他想，这不能责怪我的家庭，这应该由农民生活的无情现实来负责。那是旧制度的辛酸产物。今后到底应怎么办呢？他想，我违背了古代相传的孝道，可是对家庭的忠诚，应该服从于更大的忠诚——对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忠诚。一个人不能把自己局限于家庭的小圈子。虽然我是农民的子弟，但我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旧式农民，而是一个具有一定新思想、新知识的人了。走回头路吗？我不打算回头。我已经选择了自己应走的道路。
第二天早上，朱德不顾家庭的阻挠，毅然离开家去仪陇任教。一向疼爱他的伯父送了他好几里路。分别时，伯父停住脚步转身对他叮嘱说：“我们是知识不多的乡下人，不懂得那么多事情，现在不明白也许将来会明白。你自己照顾身体，多来信吧！”说完，就挥手告别。朱德回过头来，看见他那日渐衰老、穿着一件到处都是补丁的衣服和一双旧草鞋的伯父仍旧站在那里目送自己，他伤心地哭了。
朱德顽强地战胜了旧思想的羁绊，健步地走上了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他来到仪陇县城，在那里，他开始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真正斗争。
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是1906年在“废科举，兴学堂”的改革声中创办的。这个学校的前身是官办的金栗书院，校址坐落在俯视全城的高峰——金城山下。学校周围苍松挺立，翠柏参天，校园内部绿树成阴，景色秀丽，十分幽静，是读书学习的好地方。
朱德在学校工作期间，抱着要救国，就要有强壮的身体这样一个坚强的信仰，坚持进行体育锻炼。他在卧室的外面亲手栽了一株桂花树，早晚在树下练习拳艺。学校后面的金城山是他练习爬山的地方，每天早晨总要爬一两个来回。接着又到亲手栽的皂角树下的井边进行冷水浴。然后精力充沛地开始一天的工作。他工作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每天除了把分内工作做好外，还抽很多休息时间大力培植学校环境，在校内校外栽培了许多树木花草。今日，仪陇县城关小学（原高等小学堂旧址）矗立着一棵两人合抱那样粗的参天大树，就是朱德当年亲手栽培的。
这个学校虽然是新创办的，但是旧势力仍然占上风，社会上新旧思想的斗争在学校内也有着强烈的反映。原来教师中的那些拔贡、秀才之流，死抱住封建的旧学不放，反对新学，反对任何改革。这帮学究和几位教新学的老师，完全是对立的两派。朱德积极提倡开展体育活动，增强学生体质，强烈反对把学生培养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腐儒。他揭露和抨击腐朽的旧教育制度，向学生灌输新文化，新思想。本来，他曾预料到这会遭受到校内外旧学究和封建势力的反对。但是，却没有想到斗争会来得那样迅猛。开学不久，学校就被卷进了公开、激烈的斗争漩涡中。
那些地主、豪绅、拔贡、秀才封建顽固势力视新学为洪水猛兽，对体育课更是讽刺打击，甚至公开捣乱。朱德上体育课的时候，要求学生脱掉长衫，穿操衣短靴，以洗刷学生的文弱习气。而那帮秀才、举人站在一旁，风言风语地说，这次穿长衫，下次不穿呀！天冷穿长衫，天热不穿呀！支持怂恿落后学生破坏正常的教学秩序。他们还竭尽造谣诬蔑、谩骂诋毁之能事，咒骂“新学问野蛮，有损国粹”。企图把新学扼死在摇篮里。开始学新学的只有12名学生。但就这12名学生也使顽固势力大为恼火。他们煽动说：“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并在街头粘贴讽刺诗：“十二学生五教员，口尽义务心要钱。未知此事如何了，但看朱张刘李田。”围绕新学展开的斗争，就以这样的前哨战开始了。
不久，各种反对新学的流言蜚语都接踵而来。说什么“从成都回来的新学教师都是一些假洋鬼子”，“头戴假辫子”，“专教野蛮思想”。他们把罪恶矛头集中指向朱德。他们造谣说：新教师里有一个姓朱的，出身贫贱，特意教一门体育课。所谓体育课，就是叫孩子脱光衣服，在教师面前走过，让其出丑，这是“下流”课。他们还散布体育锻炼只应该是老百姓和苦力们的事，有钱人家的子弟只应该动动脑筋。
离奇的谣言，恶意的诽谤，竟闹得满城风雨。斗争很快地越出学校，一直传到家庭、街头、商店、茶馆、寺庙……
但谣言毕竟是短命的。不断有家长让自己的子女来学习新学，学生的家长用很大的勇气和精力来保护新学。老乡们经常来看朱德上体育课，回去后，就进行宣传解释。说学生并没有脱光，都穿着短裤。还说学生也应该有个强壮的身体，免得生病，免得被敌人残杀。家长们还告诉外界，这些老师毕业的学校还是总督大人开办的。
朱德受过民主思想的启蒙，待人和气，办事公道，喜欢和下层人接触，因此，地方土豪劣绅和校内守旧势力便勾结起来，对他加以排挤和打压。当时地方官家、士绅和名人请客，照例要请老师赴宴。但是，朱德常常接不到请帖，即便偶尔被邀请，入席时也不在上座。那年孔子诞辰日，学校的师生参加“祭庙”活动后，照例要给老师分点祭祀用的牛肉、猪肉，这叫吃“胙肉”。他们认为朱德是个“非孔教门人”，自然没有分给他。这对于一个老师来说，是一种莫大的侮辱。但是朱德却毫无悔恨，反而更加努力去宣传新学，开展体育活动。
封建顽固势力妄图搞垮新学校，他们罗织罪名，把教新学的老师告到知县衙门。县太爷无理地责骂朱德的体育课“太下贱”。新学老师和家长竭力为他辩护。在这面对面的、短兵相接的斗争中，朱德昂首挺胸，第一次在广大群众面前发表演说，义正辞严地驳斥了县太爷的诬蔑，理直气壮地阐明了开展体育运动的意义。朱德指出，体育课是保持学生健康，加强学生体力的好办法，所有新学校都应采用，我们一定要锻炼好身体才能打败外国侵略者，免得走上印度亡国的道路。
朱德和他们五位新教师在社会进步力量的支持下，经过多次义正辞严的斗争，终于获得了胜诉，知县衙门不得不允许新学的课程还照样教下去。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封建顽固势力的代表又诬告朱德贪污学校基金，犯了贪污罪。然而，谎言毕竟是谎言，又被铁的事实彻底戳穿了，斗争又告胜利。可是，反动派是不会甘心的，新的状子又递上去了，告发他们剪了辫子，装的是假辫子，犯了反叛朝廷罪，妄图把他们置于死地而后快。但这些诬告都没有成功。
随着反动势力的接连失败和新学的节节胜利，朱德的名声更大了，支持新学的人也多了。学新学的学生猛增到70多人，新学迎着斗争的风浪成长壮大。斗争也随着新学的发展而进入了新的阶段。
这时，封建顽固势力采用了更加卑鄙的手段，雇佣一批流氓打手，故意把粪桶打翻在学校门口，进行挑衅。后来，又组织黑社会上的流氓团伙，在街头袭击新学的师生。朱德为了自卫，便针锋相对，训练学生学习武术，拳棒都有。师生手执棍棒在街头同流氓团伙大打一场，并且抓住几个歹徒，送到县衙。这帮家伙为了保全自己，也只好把幕后指使者供了出来，使封建顽固势力的丑恶嘴脸再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年秋天，学校又发生了轰动全城的所谓“工友打学生”事件。朱德又被卷入这一斗争的漩涡中。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学校有一个专为师生烧茶水的工友，每天早晨还负责给学生舀洗脸水。一天早晨，有一个学生在打洗脸水时，不按先后秩序排队，又不听劝阻，硬使劲地往前挤，嘴里还骂骂咧咧，自己不小心失脚从一米多高的台阶上跌到院坝里。他便乘机栽赃陷害，高声叫喊：“工友打学生”。暂时蒙蔽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全校议论纷纷。
在封建社会里，学生是士大夫阶层，工友是贱民。工友打学生，这是以下犯上，是“奴欺主”，要受到开除甚至法律制裁。平时，朱德出于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友爱，和工友相处十分融洽，他对这位工友横遭不白之冤，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和同情。于是，他积极设法帮助这位工友安全转移，远走他乡。工友脱险了，祸事却落在朱德头上。顽固势力又乘机大做文章，血口喷人，诬陷他事前教唆工友殴打学生，事后又策划工友潜逃，是该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朱德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用铁的事实戳穿了他们的谎言和诬陷。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年轻气盛的朱德无法忍受，他愤然辞职，表示最强烈的抗议。
朱德离校时，新学的师生挥泪惜别，他们为失去这样一位良师益友而痛惜！几个新教师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把他送到城边古塔下。朱德对朋友们说：“送君行千里，终有一别，大家请回吧。为办好这个学校，我们一起吃了不少苦，我走了，希望你们能坚持下去。”他依依不舍地拉着朋友们的手，发誓似地说：“国家不振兴，百姓不翻身，我这辈子绝不求官，不做官。我们要给中国的有志青年做出榜样，使他们明白，怎样才算献身理想。”说完，他迈开大步，沿着城北的山路，朝家乡走去了。
朱德回到家乡，一面种田种地，一面思索着今后的出路。为什么在中国传播科学这么困难？社会的阻力，官府的障碍……不把这些绊脚石扫清，能够堂堂正正地传播科学、运用科学吗？朱德坚定地相信：“教书不是一条出路！”他毅然决定抛弃“教育救国”的思想，出乡关，去远方，继续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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