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朱德思索着新的救国救民道路的时候，他接到了他的朋友敬镕从成都的来信，约他去成都一同投考云南陆军讲武堂。这使朱德受到启发和鼓舞，并燃起了新的希望。他决定投笔从戎，“奋身军界”。
朱德把自己的打算向家里一说，全家人大吃一惊，都以为他的书念得太多了，影响了他的脑筋，劝他留在家里，休养休养。但等朱德说明他的脑子完全清醒，并且决心献身于从清王朝和外国侵略者统治下解放中国这一伟大事业的时候，全家人都以为他疯了，朱德回忆说：“反应是可怕的，太可怕了！”连他的有头脑的伯父都绝望了。
在那“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时代里，家里人有这种想法和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去成都的那天，竟然没有一个人来送别。他离开了家，几乎成为一个流浪者，世界上的一切似乎都在跟他作对。但家庭的阻挠并没有动摇朱德的决心，他坚定地表示：“我已经选择了我的道路，义无反顾了。”后来，朱德说，决心是怎样下的呢？就是非救国不可。
朱德到了成都就和敬镕一起，按照事先的安排从成都乘船顺岷江南下到长江，然后再徒步翻山越岭，直奔云南。
怒涛澎湃的岷江流经雄伟的峨眉山下，两岸峭壁耸立，松柏苍翠，竹林茂密，攀藤附葛。远处的峨眉主脉山峦叠嶂，异峰突起。一路上，朱德一边欣赏着“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自然景观，一边听船夫们讲述沿途的历史故事，心情愉悦地憧憬未来美好的前景。
船到叙府（今宜宾）后，他们弃舟登岸。第二天，把铺盖和衣服一卷，扛在肩头，渡过长江，徒步向云南进发。在通往云南的路上全是崇山峻岭，江河纵横，有名的乌蒙山和大凉山绵亘不断，金沙江、牛栏河咆哮向前，只有一条石板古道盘旋于山水之间。抬眼望，悬崖峭壁，低回首，万丈深渊。一路走来，大多数时间里，山间小路细如丝，一边是陡直的悬崖峭壁，另一边则是像要张口噬人的漆黑深渊。
经叙府（今宜宾）前往云南的这条路是条古道，沿途设有一些驿站。山路旁也有村庄，说不上有房屋，只是些低矮简陋的茅棚，那里面，烟容满面的人患着大脖子症，和许多羊、狗以及不计其数的寄生虫住在一起。茅棚附近，也有几块巴掌大的被开垦的土地，往往就是村民们偷偷种植罂粟，聊以为生的地方。朱德早就听说过“吃尽云南苦”这句话，现在算是真正体会到其中的含义了。
1909年2月底，朱德在险恶崎岖的道路上，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离开成都11个星期之后到达云南省会昆明。暂时寄宿在昆明市龙井街的临阳栈。这是由一位四川同乡开设的一家小旅店，收费低廉，俗称“鸡毛店”。当天，他写了封家书报平安，把自己这次离家远行的真相告诉父母。他在信中说，家里祖、父两辈人都指望自己支撑门户，指望自己当官，挣钱，使全家从贫穷中摆脱出来。老人们的心愿是好的，但是根本无法实现。眼看国家都快要亡了，救国要紧，没有国，哪有家呀！所以，现在无法顾家了。父母的养育之恩，只求来日报答。他还说，现在时代变了，好多热血青年都走上“从戎救国”之路，自己选择的路，这次是走定了，而且义无反顾，绝不后悔。
第二天，敬镕给讲武堂的一位成都老乡写了一封信，托他介绍投考云南讲武堂。因为当时，云南讲武堂只收云南籍学生，外省人若不经过有钱有势人物的介绍，是无法进去的。几天以后，敬镕的那位老乡就来了，把他俩带到了当时新军第19协（相当于旅）的驻防地——巫家坝。在这里，朱德很快地结识了一名四川籍的青年军官。这位青年军官同意做他们进入讲武堂的担保人。但他又提醒说：“你们俩都是四川人，恐怕不能被录取。”不久，朱德和敬镕都参加了入学考试，两人成绩都合格。可是，敬镕被录取了，朱德却榜上无名。这是怎么回事呢？一连几天，朱德非常苦闷，便问敬镕。敬镕带着几分不安的心情告诉他，因怕四川籍不能被录取，最后他用云南省昭通的假籍贯报的名。原来如此！朱德感叹地说，照实办事办不成事。
这时，朱德的盘缠所剩无几，他必须想个办法维持生计，以便再找进入讲武堂的门路。当时，讲武堂曾规定：凡军队中的下级军官或士兵，都可以经过推荐直接进入讲武堂受训。朱德认为这也是一条门路。于是，他便主动提出，志愿到新军四川标（相当于团）中去当兵。那个时候，就是一般的人都不愿意去当兵，更没有听说上过私塾的读书人愿去当一名士兵的。可是，朱德抱着“从戎救国”的决心，毅然地选择了这条可通讲武堂的道路。为了给考进讲武堂创造条件，他吸取了教训，在入营登记表上，把自己的籍贯改为生在云南，长在四川，并改名为朱德。他在这里过着普通士兵的生活，每天接受军事训练，做着凡是当兵的都要做的苦役和杂役。军事训练结束后不久，他就升任队（相当于连）部的司书生（即文书）。在这里，他还和三个士兵交上了朋友。1909年8月，朱德由四川标标统（相当于团长）亲自保荐，再次去投考云南讲武堂。
这时，适值滇越铁路通车，云南当局决定多招一些迤南籍学生，以备将来屏障迤南边陲之用。但当时迤南的蒙自却无人报考。朱德探听到了这些消息，在报名册的籍贯栏中填写了“云南临安府蒙自县”，取名“朱德”，字“玉阶”，结果才被录取了。1909年11月，23岁的朱德正式考进了云南陆军讲武堂。几经艰难曲折，最终如愿以偿，朱德感到由衷的喜悦。他后来回忆说：“我的志愿老想做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恐怕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他收学生很严格，我竟被录取，非常高兴。”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同当时的法属印度支那和英属缅甸接壤，正处于法国和英国侵略势力的争夺之中。1909年，清王朝为了维护其在云南的统治地位，任命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堃在昆明市承华圃创办云南陆军讲武堂，为清政府培养军事人才。1909年4月由李根源继任该校总办。李根源是一个积极的民主革命者，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教官有方声涛、赵康时、李烈钧、罗佩金、唐继尧、刘祖武、顾品珍等。他们大多数是同盟会员，或是同情和支持同盟会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曾在日本士官学校学过军事，受到了日本的科学、民主思想的影响。回国后，他们抱着“富国强兵”的愿望，想为祖国干一番事业。当时清政府既因害怕他们而不敢重用他们，又因急需军事人才不得不任用他们。这种矛盾的结果就是派他们去云南陆军讲武堂，各以所长教练军事学术。
讲武堂第一期的学生分甲、乙、丙3个班，又分为步、骑、炮、工4个兵科，计有学生420人。甲班系调选云南陆军19镇的管带（相当于营长），督队官（相当于副营长），队官（相当于连长），排长共120人。乙班系调选巡防营管带、帮带、哨官（相当于连长）、哨长（相当于排长）共100人。丙班系招收普通中学以上学校的青年学生共200人，这些学生许多是不满现状的青年。朱德被编在丙班二队习步兵科。1910年，新军随营学堂200人也并入丙班。这时，全校共有学生620人。
讲武堂的学科和术科都是仿照日本士官学校的模式进行的，功课繁重，要求严格。学校规定，丙班学生必须先学一年的普科学和普通军事学（又称军事学小教程）。计有：国文、伦理、器械画、算术、地理、历史、外文、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令、工作教范。术科有制式教练和野外演习。一年以后，再专门学军事学科，如：地形学、筑城学、兵器学、军制学、卫生学、马学；各兵科还学各科的典、范、令；术科，仍学制式教练、野外演习。
朱德在这里过着紧张的学习生活。每天上课6小时，上操2小时，早晚还有体操、集体跑步，夜间常有紧急集合演习。也没有寒暑假，只有星期日才能休息和自由活动。朱德能过这样的生活，而且似乎适宜过这样的生活。他觉得这一切对于救国，对于中华民族的解放都是很有用处的。他还自信找到了一条可以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的道路。因而，他以饱满的热情努力学习，尤其认真地学习和研究军事学，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课堂上，他认真学习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操场上，他细心体会动作要领，认真对待每一个基本动作。不论寒冬酷暑，都反复练习，坚持不懈，一丝不苟。
朱德由于学习刻苦，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不论学科和术科都名列前茅。尤其是术科更为出众，成了讲武堂的高材生。比如在过天桥、跳木马时勇敢沉着，给人以非常英武的印象。他翻杠子，可以连续转大车轮。而指挥队伍喊口令更是全校之冠，声音洪亮，动作干净，气宇轩昂，博得教官和同学们的一致好评。日本、法国驻昆明的领事到讲武堂参观，李根源总办都指定他和另外一个姓朱的同学出来指挥，时称“模范二朱”。
1910年7月，讲武堂奉命“由丙班学生中挑选普通学科较优之学生一百名酌分兵科，专授军事学，为特别班”。预定1911年8月毕业，毕业后“发镇候差”，充实新军。朱德由于普通学科和军事学科都名列前茅，因而也被选入特别班。这样，他就可以提前毕业带兵，加强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力量，从而实现自己“从戎救国”的理想。
云南讲武堂的学习生活成为朱德人生历程中的又一件大事。30年以后，朱德在接见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时，对自己在讲武堂的学习生活作了很好的总结，他说：“我一心一意地投入了讲武堂的工作和生活，从来没有这样拼命干过。我知道我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满腹热忱，觉得中国青年着实可以使高山低头，河水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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