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的青少年时代-远涉重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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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年9月初的一天,上海外滩,秋风送爽,天高云淡,海鸟翔集,锦鳞戏水。朱德、孙炳文健步登上法国“阿尔及利亚”号轮船,他们手扶船栏,向送行的人群挥手致意,依依惜别。乘船从吴淞口波浪粼粼的海面上缓缓驶出,开始了远涉重洋去欧洲的航行。

    朱德站在甲板上,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他问身边的孙炳文:“你头一回出洋去日本时,心里有啥感觉?”

    孙炳文想了想,回答道:“那天,我好像觉得忘记带了什么,可细细想来,什么也没忘带。”

    “这,大概是离开了故土的缘故吧!”朱德俯视着浑黄的江水,缓缓地说,“我好像也有你那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是呵,一个人可以忘我,忘家,却不能忘怀自己的祖国,尽管她伤痕累累,满目疮痍。”

    孙炳文望着朱德熠熠闪亮的眼睛,安慰说:“我们还要回来的!”

    “当然要回来,”朱德举目凝视远方,毫不迟疑地说道,“我们正是为了回来改造她才暂时离开她呀!”

    轮船驶入大海了,祖国大陆从眼帘中消失,朱德依然久久肃立。他默默地立下誓言:为了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决心远涉重洋,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到列宁的故乡苏俄去探索中国革命的新路。

    “阿尔及利亚”号轮船从上海起锚,沿东海、南海航行,途经香港、海防、西贡、新加坡,穿过马六甲海峡绕过槟榔屿,向西航行进入印度洋,经科伦坡、孟买,到达吉布提,驶入红海。再经苏伊士运河到达塞得港,然后进入地中海,抵达法国马赛。全部航程约40天左右。

    在五四运动以来兴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成批成批的中国先进分子已沿着这条航线到达法国和西欧,他们中间有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年高54岁,举家赴法,已传为美谈。其次是著名的教育家徐特立,出国时已是43岁,还有40岁的黄齐生等。先行者的榜样给了朱德极大的安慰和鼓励。朱德把希望寄托于这次远航,他满腔热情地渴望这次航程的终点能够成为他走上新的革命道路的起点。因此,他盼望航船全速行驶,早日抵达目的地。在“阿尔及利亚”号轮船上,同行赴欧洲的留学生还有章伯钧、房师亮、史逸、史尚宽、李景泌、夏秀锋、李毓九等。当他们得知朱德、孙炳文两位长者的革命经历时,对他们这种顽强地追求革命真理的精神,不由得深为敬佩。

    朱德和内地一般人一样,从幼小时候起,就听到许多有关大海的美丽神奇的传说。他站在甲板上尽情地欣赏着大海的壮丽景色,让轻微的有些潮湿的海风吹拂,他感到心旷神怡。在翻滚的浪头中,不断可以看到黑色的大鲨鱼一起一伏。灰白色的海鸥自由自在掠过航船,在水面掠食。阿尔及利亚号轮船每到一个城市,总要停泊一至两天,有一批人离船登岸,同时又有一批人上来。朱德利用这个机会,以极大的兴趣和同伴们一起上岸游览观光。

    “阿尔及利亚”号轮船经过南洋的几个港口——海防、西贡和新加坡。朱德和他的同伴们从小就听说过南洋,似乎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在国内宣传这里是发财致富的天堂,是幸福的“伊甸园”。因此,他们急于上岸,想多了解一些关于华侨生活的情况和周围的环境。通过他们走马观花似的参观和访问,才知道散居在南洋的华侨有五百万人左右。他们为了寻找生活出路到了南洋,在矿山、工厂、种植园里拼命地劳作,甚至干着白人和当地人不愿意做的苦工,他们受白人、日本人和当地人的歧视和欺凌。比如在西贡的华侨约20万人,广东、福建最多,法国殖民当局对华侨甚苛,每人每年交人头税18元,当地人只交5元。朱德敏锐地认识到,这都是因为华侨没有独立、强盛的祖国作为后盾。朱德和他的同伴们深深感到自己的肩上责任重大,千万不能虚度此行,一定要学成归国,为拯救中华民族而献出全部的智慧和力量。

    在新加坡,朱德先在甲板上眺望这个有名的海港。港内停泊着英国的军舰和英、美、法、荷、日等国的商船。码头上许多衣衫褴褛、形容憔悴的工人在工头监视下,忙碌地装卸货物。工人大部分是华侨,也有马来人和印度人。在沿海大街一幢幢直插蓝天的高楼大厦上,飘扬着各式各样的国旗,这就是控制着马来亚大部分橡胶种植园和锡矿,操纵着马来亚经济命脉的英、美大银行、大公司。平坦的街道上行人熙熙攘攘。豪华的旅馆饭馆和咖啡馆,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光彩夺目,装潢漂亮的商店里十分热闹。但到贫民区,又是一个天地,肮脏狭窄的街道,一排排矮小破烂的小棚子,多是用烂木头和旧铁皮搭成的,潮湿的地面上躺着一群群衣不蔽体的活人,疾病、饥饿折磨着他们。街上到处是发出臭味的垃圾堆和脏水坑,成群的苍蝇爬在小食品摊上,像蒙上了一层黑布。

    朱德亲眼目睹了殖民地人民的苦难和亡国灭种的悲惨情景。他憧憬中的美丽、富饶的南洋实际上是残酷、贫困的南洋。原来这里“贫富的悬殊更厉害,阶级的划分更明显”。再看看自己的祖国也日益陷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朱德心中翻滚沸腾,感到深沉的哀痛。

    “阿尔及利亚”号轮船经过孟买、科伦坡,在印度洋上航行。轮船一驶进印度洋就很少看到中国人了。在码头上只见一群群非洲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在白人的皮鞭下淌着汗水做着苦力,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在炎热的阳光下,他们赤身裸体只围一个裙裙,住的房子更是说不上了。朱德深有感触地说:“黑人的世界那真不是人的世界”。“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苦难的黑暗世界。中国并不是世界上唯一最悲惨的国家,而是许多国家中的一个。人民的穷困和被压迫到处都是一样。”

    航船行驶至吉布提,这里是法属索马里的港口,船长却下令不许中国人上岸。面对这种蔑视我民族尊严,公然违反国际法的粗暴行径,朱德和同伴们无不怒形于色,义愤填膺。他们便推举年长的朱德和孙炳文去向船长提出抗议。由于语言不通,朱德和同伴们还找了一位住头等舱的中国同胞去当翻译,据理陈词,痛斥其违反国际法。船长见中国人团结一致,有理有节,自知理亏,只好收回成命,允许中国人上岸了。

    “阿尔及利亚”号轮船经过吉布堤,便进入红海。这里的水,这里的天,还有水天之间的山峦都是红的,每当晚霞映射的时候,更是红光万道,鲜艳至极。红海是名副其实的红色海洋。再向前进就到了沟通红海和地中海,缩短欧亚海路航线的著名的苏伊士运河。这条长175公里,宽100米至175米的运河是阿拉伯人民在19世纪中叶经过14年的辛勤劳动,战胜重重困难开凿出来的。朱德站在甲板上远眺纵览,为阿拉伯人民的这种智慧和创造力所深深感动。

    航船沿苏伊士运河到达塞得港,遥望河口两条长堤伸向地中海,雷绥铜像直立西面堤上,面向东,左手拿着地图,右手斜指运河,蔚为壮观。航船过了塞得港便进入地中海,这里气候温和,日霁风清,海水平静如一大圆镜。夜间,依稀看得见天上的星月在水面上的倒影。航船平稳经过意大利,再向北行,于10月中旬达到法国马赛,朱德和孙炳文一行未加停留,旋即乘车去巴黎。

    抵达巴黎后,由于旅途劳顿,朱德和同伴们稍事休息,借此机会游览法国首都的名胜古迹。巴黎是世界的“花都”,是法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有整洁的街道,秀丽的园林,有博物馆、图书馆、歌剧院、音乐厅、舞厅、画廊以及许多具有特殊风格的建筑物,到处都是咖啡馆和大商店。夕阳西下,华灯初上的时候,男男女女熙来攘往,热闹异常。那些头戴大礼帽,身着夜礼服大腹便便悠闲自在的绅士们在这花花世界里寻欢作乐;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在浪漫之都寻找他们的创作灵感;远涉重洋的莘莘学子在学术圣地完成他们的学业。

    朱德和孙炳文纵情游览了巴黎市容。他们首先参观位于塞纳河南岸的埃菲尔铁塔,该塔于1889年建成,塔高300米,重9000吨,是巴黎最高的建筑,也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参观者可乘水压升降梯上下,至塔顶时,遥望巴黎全城,视行人如蚂蚁,视舟船如草芥,其结构之精巧,工程之浩大,令人叹为观止。他们为了留念,还特地在铁塔前合影。此后,他们又去参观反映法兰西文明史和法国大革命史的罗浮官、协和广场、共和国广场、拿破仑墓、拉雪兹神父墓地的巴黎公社社员墙。

    他们在参观位于巴黎的中国博物馆时,看到了博物馆陈列的法国侵略军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掠夺的珍贵文物,有古铜器、古陶瓷、古钱币以及各种雕刻品。在博物馆大门前陈列的一对大石狮也是从中国掠夺去的。陈列品中还有反映旧中国落后面貌的鸦片烟具和绣花小脚鞋。这极大地伤害了朱德和同伴们的民族自尊心,也坚定了他们洗雪国耻的决心。

    朱德希望更多地去了解巴黎工人、农民和一般市民的生活处境。他漫步在车站、码头和贫民窟。他亲眼目睹了在这繁华作乐的世界里,却随处可见贫富的悬殊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痕迹。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乞丐,断手断足的伤兵比比皆是,他们不断地发出凄痛的喊声,希望过路人给他几个“生丁”(一个法郎等于一百个生丁);战争遗留下来的孤儿、寡妇在繁华极乐的景象下,更显得孑然无靠;还有不少的失业工人,胳膊下面夹着一个大枕头,这是他们仅有的财产,由于无家可归,往往就在路旁以蓝天做被,大地当床,高枕而卧。遇着警察,还要受到干涉和处罚。为了躲避警察,只能悄悄地提心吊胆地跑来跑去。原来在繁华的表面下,内里早已发霉发臭了。

    朱德回忆他在法国的观感时说:“在法国上岸以后,我发现欧洲并不是我所想象的近代科学的天堂。法国工人固然比中国人穿得好、吃得好,却也喘不过气来。而法国政府不过是官僚们做交易的市场。”

    巴黎是堕落的,但巴黎又是庄严的。这里留存着巴黎公社的血痕,旋转着法国大革命的怒涛。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就设置在巴黎。朱德远涉重洋,天涯寻正道,这时,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再次近在咫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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