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天浩淼的江面，航船搏击直前，出三峡，经武汉、南京到达上海。上海是近代以来中国沿海最大的城市。朱德对上海的了解和认识只是从报纸杂志和与人们的交谈中获取的信息，再加上自己的某些猜想。他知道，上海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甚至是远东的基地，情况一定令人痛心。但他又觉得上海是建筑在近代科学基础上的新型大都市，一定会很繁荣，无异一棵摇钱树。
朱德到上海后，住在长滨路一个同盟会员陆佛眼家里。接着，他因治疗失眠症住进了上海一家法国医院，前后共一星期。住院期间，朱德的朋友给他送来了许多书报杂志。他躺在病床上，一篇一篇地仔细地阅读着，思考着。当时的中国开始充满了新的气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中国革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的根本标志就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已蓬蓬勃勃地在全国各地展开。从1922年1月开始，在中国历史上掀起了第一个工人运动高潮。为了统一全国工人运动和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于1922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进一步推动全国的工人运动。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反帝反封建的先锋队和最坚决的力量，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历史使命。
来到上海，朱德就是要了解一年前在这个城市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当他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力量，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正在迅速成长壮大的情况时候，他非常高兴。他决定要加入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这时，虽然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主义到底是什么还没有完全的了解。但是，有一点他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外国帝国主义者曾用最恶毒的字眼来攻击这个党。如果这个党被帝国主义攻击，那正好证明这个党是反帝国主义的，从而也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走狗——封建军阀的。对于这样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党，也就是他当时所需要的党。
失眠症的治疗效果日益显著，思想又有新收获，刚一出院，朱德就带着强烈的求知欲观光游览上海这座大都市，亲自了解工人阶级的劳动和生活情况。他从东走到西，从外走到里，其足迹到达了他所能去的一切地方。他游览了外国在上海的商业区和住宅区，参观了工人居住区，还参观了一些中国人开办的小工厂，他看到了外国商业区和住宅区那高大漂亮的楼房，那宽阔平坦的马路，那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的商店，确实显得很繁荣。他也看到了那些男工、女工以及那些从灾区和战区用低价买来的童工都像奴隶一样，为了糊口求生而辛苦地工作，直到倒在机器旁边断气为止。夜间，他还看见一群群无家可归的工人，睡在便道上，躺在摩天大楼的阴影里。他边参观边得出结论说：为资本主义服务的近代科学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好处，贫穷、疾病和悲惨结局严重威胁着上海工人阶级。总之，他觉得上海这座城市是少数人穷奢极欲、贪污腐化的天堂，是多数人昼夜工作、受苦受难的地狱。上海外滩，十里洋场，一派奴气，中国人比早已沦为殖民地的印度人还低人一等。黄浦江上停泊的全是外国轮船，各色各样的外国旗子飘飘扬扬。朱德十分忧郁，觉得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惨，“上海太烂，不成样子！”他住不下去了，他决定北上，去会合已先期去北京的孙炳文，通过他去拜访孙中山和陈独秀，然后出国留学。同时，也想趁此机会观光一下南京、北京这些有名的大都市以及祖国的北国风光。
朱德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上海，沿津浦路乘车北上。车厢外面一片凄凉景象，连年内战，田地抛荒，人烟稀少，面对此情此景，朱德忧心如焚，痛苦不堪。不久，他到了南京，观光了南京市容，还特地游览了明太祖陵。
朱德很快就到了北京，并找到孙炳文。故人重逢，分外高兴，两位挚友畅叙离别后的情况。朱德就住在孙炳文家中，热情的女主人为他们安排了舒适的生活。在北京期间，朱德和孙炳文朝夕相处，促膝倾谈。在孙炳文的陪同下，朱德差不多参观游览了这座历史名城的所有名胜古迹。他对北京的印象是：印象很深，但是很不好——到处封建味道很浓厚，充斥着王公大臣，宣统还深居在皇宫里头。在北京，掌握政权的是一群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旧式官僚，北京就是一个臭气熏天的大粪坑！
为了更多地了解祖国的北方，朱德又和孙炳文一起，经宣化、张家口到绥远（国民政府设置的省名，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参观考察。在归绥城（今呼和浩特市）外，朱德观看了昭君墓，还特地到鸡鸣山煤矿参观，并坐吊车到矿井去了解工人的生产、生活情况，亲眼看到了旧中国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在返回北京途中，他又特地到山西大同参观了我国古代伟大的艺术宝库之一的云冈石窟，那些奇瑰的艺术创造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朱德的北方之行时间虽然不长，但使他的眼界更加开阔，更加感到祖国处处山河破碎，民不聊生。
1922年8月，朱德和孙炳文回到北京，他们早就商谈过要拜会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的事宜。但是此时，孙中山和陈独秀都在上海。于是，他们决定立即再去上海，一定要拜见国共两党的领袖人物。
再次到上海，朱德如愿以偿地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这是第一次会见，也是最后一次。孙中山先生在法租界的一间寓所接见了朱德，同去的还有孙炳文和金汉鼎。孙中山先生和他们谈了一个早晨。
孙中山热情地接待了来访者，他向朱德等人讲述了几个月前陈炯明在广州叛变的经过。这是他在革命的道路上所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30年来，他虽屡遭失败，毕竟败于敌手，而这次却败于自己长期信赖的部属。他被迫离开广州来到上海。虽然他一败再败，但他仍坚持斗争，奋斗不息。他在上海正在筹划赶走军阀陈炯明，夺回广州，重建共和政权。为此，他想借助当时在广西的滇军。孙中山虽然没有见过朱德，但他对蔡锷的老部下朱德在护国讨袁战争中的功勋却有所了解。孙中山先生讲完陈炯明叛变始末后，便要求朱德重回滇军，协助讨伐陈炯明，还答应可以先付10万元作为整编经费。
初次见到孙中山，朱德心情十分激动。回想十多年来，自己追随孙中山，奋身军界，戎马连绵，把全部的精力都花费在保卫共和政权的战斗上，花费在民主政治的建立上。可是，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朱德从这些失败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逐步认识到按照孙中山的办法，单纯利用一派军阀打倒另一派军阀，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他决心去寻找新的革命理论、方法和道路，来从头进行革命。因此，当孙中山希望他们重回滇军时，朱德、孙炳文婉言谢绝了。
朱德、孙炳文向孙中山先生详细地说明了拒绝的原因。他们十分诚恳地向孙中山先生说明：他们对于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动辄与军阀搞同盟的策略，已经失掉了信心。因为这种策略实践的结果，都是革命派失败，军阀势力再增强。我们已经在这种一再重复的错误中度过了宝贵的11年。中国革命到现在是失败了，俄国革命却成功了。俄国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们采用了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他们还进一步告诉孙中山先生，他们决定到德国去研究共产主义，研究军事学，亲眼看看欧洲大战的结果。
孙中山先生对共产主义并不陌生。早在1920年秋天，他就在上海会见过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使者维经斯基。1921年4月，他又在广州接见过苏联记者。1922年3月，他曾多次和苏俄政府的全权代表达林谈判。因此，孙中山对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已经有所了解，并不反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但是他说：“既然要留学，为什么不到美国去？美国没有封建背景，又有很多进步制度。”朱德、孙炳文告诉孙中山先生：他们之所以不愿意去美国，是因为美国从来不援助为争取民主共和而进行斗争的人们，而却帮助和承认他们的敌人。西欧各国的统治者虽然和美国的一样，都是一丘之貉，但欧洲已经出现了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这是一种新的社会力量，这对我们也许更有好处。孙中山先生同意了朱德、孙炳文的意见。和孙中山先生的会见，给朱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称赞孙中山先生是个“非常谦虚、诚恳的人”，“是一个非常诚恳、坚毅、精明的领袖”。
在上海期间，朱德还会见过国民党的重要领导人胡汉民、汪精卫等。这些人也给朱德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评价胡汉民是个十足的反动派，买办阶级的典型代表人物。而汪精卫是一个毫无个性、反复无常的渺小人物，他满身都是顽固封建知识分子的女性表情，很像个京戏里面唱小旦的。
在上海期间，另外一件更为重要的大事来临了，朱德找到了共产党。在靠近公共租界的闸北区的一间小屋里，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接见了朱德。这时，朱德对共产党抱着很大的期望，并决定参加共产党。他在会见陈独秀时，满以为和参加国民党一样，只要自己一提出申请，就可以被接收，马上就可以踏上新的革命道路。
然而，朱德的入党申请却遭到了陈独秀的冷冷拒绝。陈独秀十分怀疑朱德的动机和诚意：为什么一个有名的将军要加入中国穷人的党呢？他对朱德说：要参加共产党，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像你这样的人，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诚意的申请。陈独秀甚至劝朱德不要入党，还是回到旧军队里去工作。
陈独秀的谈话好似一盆凉水，让朱德从头顶凉到脚跟，真是大失所望。他敲了未来的门，但这扇门却拒绝为他打开。他想着自己曾经抱着极大的热忱和坚定的信念来寻找中国共产党，可是，党却怀疑自己，甚至不要自己。他心里十分难过。朱德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非常沉痛地说：“那些日子真难过。”“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那时，上海有很多从云南逃来的难民找不到工作，无法生活。他们每天都找我要钱，不相信我没有多少财产。我作了解释，可是他们不信。他们每天都围着我。我真觉得自己像个罪人。”
朱德是一个坚毅的人，陈独秀的谈话反而坚定了他要到国外去找共产党的意志。他和孙炳文商定：按原订计划，远航西欧，到德国去寻求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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