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举行中央特别会议，确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在各方面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往北发展”，“达到国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5月，由我党领导的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的先遣队，由广东向湖南挺进。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8个军约10万人，正式出师北伐。12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各阶级革命民众团结起来，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推翻国内军阀与打倒帝国主义。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大革命风暴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兴起。
1926年7月，在中国大革命的高潮中，朱德从莫斯科回到上海。踏上祖国的土地，革命之风令人激动和振奋。这时候，虽然上海还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统治下，但是工人阶级已经组织起来，五卅运动周年纪念时，仅上海一地罢工工人就有7万余人。上海总工会领导的有组织的工人达到21万以上，几乎每个工厂中都有了工会的基层组织。街上到处都有拥护北伐、反对北洋军阀和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和传单。外国巡捕和北洋军阀的士兵忙于撕毁和擦洗，但只要他们一离开，又有人来贴上。朱德作为一个职业革命者，看到这么好的革命形势，恨不得马上就投入革命的洪流中。他找到党的秘密机关接上关系，并立即要求党组织分配任务。这时，北伐军正在胜利进军，急需了解北洋军阀在上海的兵力部署情况，党组织考虑到朱德有进行这一秘密工作的特殊条件，就把这光荣艰巨、十分危险的任务交给了他。
朱德以过去护国军旅长、云南宪兵司令、警察厅长等身份开始活动，他在上海访问了许多过去讲武堂的老同学和滇军中的老同事。在社交场合，许多旧相识介绍他：“这一位是从前滇军的旅长！”等等，还把他当成是一个出国游历的将军，是自己的人，因此对他无话不谈。就这样，朱德很快就弄清了北洋军在上海的军事设施、兵力部署以及作战计划等情况，并立即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党对朱德的工作非常满意。
当时，北洋军阀齐燮元、孙传芳的部队密布在南京一带，其中的许多军官是朱德的旧相识。党为了给北伐军收集更多的军事情报，又派他去南京执行同样的秘密使命。南京是北洋军阀号称“五省联军总司令”（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孙传芳的巢穴，到处布满荷枪实弹的军警，一片战争恐怖气氛。朱德到南京后，立即找到了在孙传芳部队里“任职的老相识”。很快地弄清了孙传芳的实力和军事部署，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为了配合北伐战争，争取同盟者，根据北伐军的进展情况，党准备派人到四川军阀杨森处做统战工作。当时的四川仍和过去一样，长期处于大小军阀不断的混战之中。势力最大的军阀刘湘，控制了四川的大部分地盘，把另一个军阀曾任省军务督办的杨森赶出了四川。1926年3月，杨森在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援助下，回到四川万县，重新收集旧部，号称10万之众，实力又恢复起来。吴佩孚见杨森又控制了川东，雄踞长江上游，既能巩固自己的侧翼，又能在阻止北伐军时助一臂之力。因此，特委派杨森为“讨贼”联军川军第一路军总司令，以示笼络。为了争取北伐战争的胜利，彻底击败北洋军阀的主力吴佩孚，争取杨森就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党中央研究，认为朱德与杨森既是同乡、同学，又是护国军时的同事，派他去做杨森的统战工作最合适。朱德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8月上旬，朱德乘船由上海溯江而上，到达武汉。这时，北伐军已占领长沙，正向岳州进军，直逼湖北，迫切需要了解和掌握武汉三镇敌情，以便决定进军部署。但当时的湖北党组织处境十分困难，秘密机关刚被吴佩孚破坏不久，党的负责人也被追缉逮捕。武汉三镇的形势也很严重，吴佩孚惊恐万状，宣布戒严。士兵在街头日夜巡逻，任意检查行人，搜查旅馆、饭店，遇有可疑人员，立即捕杀，一片白色恐怖。因此，当时的湖北党组织在这样的形势下，完成了解武汉三镇敌情的任务确有困难。朱德以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勇敢地承担了这个艰巨任务。他从汉口登岸后，以高度的勇敢和机智，避开敌人的检查，找到了湖北党组织，面交了中央给湖北省委的重要指示信。接着，他又以过去滇军将领的身份，走遍武汉三镇，拜访在吴佩孚部队中任职的同乡、同学和同事。只一个星期就弄清了武汉敌情，向湖北党组织作了汇报。
在武汉逗留期间，朱德给杨森写了一封信，待候回音，准备入川。一个星期后，杨森打来一封电报，表示欢迎。当时杨森率部驻扎在万县，8月下旬，朱德从武汉乘船前往川东，几天以后到达万县。在杨森的司令部，他递交了国民党代表的证书。杨森显得十分热情，好像是接待一位最亲密的老朋友一样。善于见风使舵的杨森，虽然刚在本月中宣布就任吴佩孚委任的四川省长一职，现在却又信誓旦旦，一再表示，早就渴望参加民主革命事业，愿为国家统一效劳。接着就是伸手要钱。他对朱德说：部队需要钱发饷，希望国民党能够帮助解决。朱德对杨森这样一个善于朝秦暮楚、投机取巧，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两面派早有领教。谁给的钱多、官大，他就跟着谁干。一句话，有奶就是娘。现在见面先要钱，意思很清楚，给钱就给北伐军干，不给钱就不干。朱德耐心地对杨森大讲革命形势，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并十分清楚地告诉杨森，国民党正在进行北伐战争，不可能有钱，自己身上也没有带钱。但是，朱德说：“我能向你提供的只不过是一个确定不移的事实，即我们这方面必然得胜，你如果不参加过来，坚持要打我们，你就毫无前途。”
杨森还是不为所动，继续在一旁观望究竟哪一方得胜。一天又一天，朱德跟他谈国民革命运动；一天又一天，革命胜利的消息纷至沓来。北伐军进展神速，叶挺独立团在汀泗桥一战，击溃了吴佩孚主力，紧接着北伐军又乘胜攻克了武汉的门户贺胜桥，吴佩孚仓皇爬上火车逃回武汉。北伐军直逼武汉三镇。
北伐军胜利前进，有几十万、几百万揭竿而起的农民和工人为他们开路。工农运动的发展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又进一步推动了工农运动的新发展。在汹涌澎湃的工农运动面前，吴佩孚要求杨森出兵镇压鄂西群众运动，杨森迫于形势，按兵不动。朱德看到杨森还在犹豫观望，举棋不定，就经常把北伐军胜利的消息，工农运动的发展情况告诉杨森，反复指明革命发展的总趋势。杨森虽然还不明确表态，但也在考虑个人何去何从的问题。
正在这时，英帝国主义者制造了万县惨案。8月底，英商太古公司所属万流商轮在长江违章疾驶，我国木船三只被巨浪打沉，溺死乘客46人，其中有杨森部下解饷兵士和所携步枪及饷银8.5万元，尽被江流卷去。杨森一气之下，扣了英国商轮。9月5日，英帝国主义借口此事，派出军舰对万县和平居民和杨森省长公署大肆轰击，击毁、焚毁民房1000余家，官兵死伤数千人，万县城一片火海，财产损失在数千万元以上。当时朱德正在自己的寓所，听到枪炮声后，即冒着炮火赶到杨森军部，对杨森晓以大义，敦促他派兵封锁长江，截击英舰，给英帝国主义点颜色看看。在朱德的鼓励和支持下，杨森下令炮兵开炮还击，击伤英舰一艘。宪兵司令于渊率手枪排与英军展开激战。
英帝国主义在万县恃强逞凶、灭绝人性野蛮屠杀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反对，重庆、武汉、上海等地都举行示威游行。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抗议宣言。广东国民政府也向英帝国主义提出强烈抗议。而北洋政府和吴佩孚却命令杨森立即释放被扣的英国轮船。
朱德抓住这一事件，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说服教育，促进了杨森向北伐军靠拢。同时长江下游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也迫使杨森作出抉择。9月1日，北伐军打到武昌城下，6日占领汉阳，7日占领汉口，吴佩孚逃往河南郑州。这时，杨森才明确表态，愿意“效忠”广东国民政府，拥护北伐军。朱德立刻回到武汉，向国民革命军行营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汇报了杨森愿意归顺广东国民政府的情况。邓演达高度评价和完全赞同朱德的工作。因为杨森的归顺，对于稳定长江上游的形势，从侧翼威胁吴佩孚，使北伐军能集中兵力歼灭吴佩孚和孙传芳的主力具有重要意义。邓演达立即派出一批政工人员，由朱德率领去杨森部开展工作。并颁发委任状和关防，上面写着：“特委派杨森为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二〇军党代表”。
在做争取杨森的工作的同时，为了在四川更好地开展工作，国民党中央决定建立四川省临时省党部，委派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等9人为国民党四川省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下设组织、宣传、农民、工人、妇女等五个部。党部办公地址在重庆莲花池。
10月间，朱德重返万县，他利用一切时机开展工作。在每天朝会以及纪念周会上，与官兵见面，经常向官兵讲话，勉励大家认清形势，努力学习，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消灭北洋军阀，积极响应北伐军，完成国家统一的大业，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和民主的国家而奋斗。由于朱德的努力，终于在官兵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是一切都顺利。杨森虽然口头上表示效忠国民政府，实际上与北洋军阀藕断丝连，存有许多幻想。当时吴佩孚还在负隅顽抗，北伐军占领汉口、汉阳后，花了一个月时间，于10月10日才占领武昌。盘踞东南五省的孙传芳还策划进攻武汉，以解吴佩孚之危。从湖南、湖北逃出来的官僚、地主、资本家，有的来到杨森司令部，散布北伐军内部斗争尖锐，必将发生分裂；诬蔑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是教唆士兵反对长官，是万恶之源等等。因此，杨森对朱德在他部队中宣传三民主义，开展政治工作，十分惊恐。
在部队改编问题上，杨森虽然接受了委任状和关防印信，却不肯就任国民革命军二十军军长职。相反，一再提出广东国民政府能给多少钱，以解决部队粮饷。朱德反复说明，因全力进行北伐战争，国民政府没有钱，并指出了杨森在川东收的捐税和田赋，可以维持部队的粮饷。杨森对此表示不满。
北伐军要求杨森出兵鄂西宜昌，配合武汉铁军，彻底消灭吴佩孚的部队，解放湖北全省。杨森却按兵不动，坐观成败。在朱德一再催促下，杨森才勉强率部向鄂西进发，到宜昌附近，又裹足不前。反而向朱德诉苦说：吴佩孚是他的老朋友，曾经帮助他在四川站稳了脚，不能打老朋友。在暗地里，杨森已开始秘密和北洋军阀的另一个头子孙传芳相勾结，约为内应，合谋夹击武汉。10月上旬杨森在致孙传芳的密电上说：“拟合力恢复汉阳，夹击长岳，为我帅一臂之助”。不久，孙传芳为了壮自己的声威，把这个电报公布出来。这就戳穿了杨森表面上归顺广东国民政府，暗地里还与吴佩孚、孙传芳勾结的两面派的嘴脸。随后，杨森公开与孙传芳勾结起来，妄图发动对武汉三镇大规模的钳形攻势。从10月底至11月，杨森配合北洋军阀于学忠部占领了公安、石首、监利、沔阳、汉川、洪湖（新堤）等县，对武汉造成严重威胁。但在江西战场上，孙传芳遭受惨败，被迫放弃了与杨森会师武汉的计划，狼狈逃回南京。于学忠部被北伐军击退。
11月上旬，进攻武汉的杨森部由于孤军深入，遭到国民革命军的围歼，最后夹着尾巴退回四川来。杨森这才被迫派代表赴武汉“请罪”，并多次找朱德表示“悔悟”。21日，杨森在宜昌通电就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同时仍致电吴佩孚，表示他对吴的“忠心”。
杨森易帜后，在朱德的建议下，设立中国国民党第20军党部，由朱德任主任委员，并在万县杜家花园建立第20军军事政治学校。朱德曾到校讲话，勉励学员说：“一个军人要有崇高品德的修养，要有坚定的革命方向，要为国家为人民做一些光辉事业。”与此同时，朱德还通过政工人员加强对杨森部队的改造。他虽身为二十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但生活仍然十分俭朴。每天到杨森总部办公、汇报，都是身着布军服，手拿公文包，胸前佩戴着总部出入证，与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一样，徒步来去。他总是和蔼可亲地与人接谈，当面圆满地解决问题，使人心悦诚服地离去。这种作风在旧军队高级官员中是凤毛麟角，因而博得军内广大官兵的尊敬。
大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特别是第20军在政治工作人员的教导下出现的新面貌引起了杨森的疑忌。他担心自己的部队被分化瓦解，派暗探、特务监视朱德和政工人员。这样一来，朱德就决心带领全部政工人员回武汉。但怎么走？朱德想了个办法，建议杨森组织一个军事政治考察团到武汉参观访问。杨森同意了，而且要朱德率团前往。1926年12月下旬，朱德率领由杨森部中下级军官和政工人员80余人组成了军事政治考察团，乘“永丰号”江轮离开万县，脱离了杨森的部队。
朱德率军事政治考察团抵达武汉后，对考察团的军官做了大量工作。政治上帮助，生活上关心。让他们在武汉这个革命熔炉里受到锻炼，学习叶挺师（独立团以后扩大为师）的好作风。考察团在武汉参观学习近一个月。后来朱德向考察团军官宣布，由于杨森坚持反动立场，为虎作伥，不愿革命，因此他不再返回万县。考察团军官愿意留的可以留下，不愿意留的可以回四川。结果其中一部分思想进步的军官自愿留下干革命，后来他们跟着朱德到了南昌军官教育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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