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永无止境地探寻世理
世界是广博无垠的，知识是没有止境的。人生在世，只有永不懈怠地探究事物之理，了解自然，认识自然，才能与自然和睦相处，才能创造人类自己的幸福家园，也才能创造自己的幸福快乐生活。
1由表及里，穷究得尽
“格物致知”最早出于《礼记·大学》，原是作为诚意﹑正心﹑修身等道德修养方法的命题，从宋代理学家程颐开始，把格物致知作为认识论的重要问题对待。原文是：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程颐认为，“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这里的“物”指一切事物。他认为“格物”就是就物而穷其理，“格物”的途径主要是读书讨论，应事接物之类。做法“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这个从逐渐积习到豁然贯通的过程，包含了关于人类认识的一些合理观点。程颐还认为：“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则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他认为“知”是自然存在，但不学习就不能知道，而学习则要讲究一定的方法，即“致知在格物”。
朱熹则用《大学》里“致知在格物”的命题，探讨认识领域中的理论问题。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即“物”才能穷其理。“物”的理穷得愈多，我之知也愈广。由“格物”到“致知”，有一个从逐步积累到豁然贯通的过程。朱熹认为，要贯通，必须花工夫，格一物﹑理一事都要穷尽，由近及远，由浅而深，由粗到精。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重重而入，层层而进。他告诫人们，要想达到对理的深刻认识，浅尝辄止是不行的，必须由表及里，“穷究得尽”。
明代学者罗钦顺对“格物致知”的注解与程朱一脉相承。他说，“格物”就是人们对于外界事物的认识，是以“学问为主，而思辨辅之”；“致知”就是人们进行思辨的理性活动，以“思辨为主，而学问辅之”。学问所得的资料，是思辨活动所依循的基础。如果没有“格物”，不接触外界事物，就会使认识陷入空想，没有“致知”，就会被各种事物的现象所迷惑，因而两者必须相济。所谓“致知在格物”，就是“以耳目资心之用而使有所循也，非耳目全操心之权而心可废也”。即只有以“格物”为先，才能对事物的规律有所了解，才能启发心思。如离开“格物”去冥思苦想，便不可能“致知”。这是对认识过程的辩证说明。他讨论“理”和“物”的关系，认为“有此物即有此理”、“无此物即无此理”，但他认为整个宇宙是不生不灭的，“天地之运，万古如一，又何死生存亡之有！”则反应了他的时代局限性和唯心主义世界观。
2昭明世事，王道大业
《大学》中为什么会提出“格物致知”的思想呢？它有什么必要性呢？它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这要从它所处的时代背景说起。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战乱频仍，人民生活颠沛流离。格物致知的理论来自儒家学派对整个社会组织结构由王道型向霸道型转变这一历史事实的否定性价值评价。儒家并不反对统一：“天下乌乎定？定乎一。”但是，孟子认为，唯有“不嗜杀一人者能一之”。《大学》为曾子所作，“曾子、子思同道”，故其与孟子应亦相去不远。孟子明言：“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其实这也是孔子的立场：“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信而好古”的后面实际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情，对社会根本利益的关切，以及对重建秩序之和谐与正义的期盼。
古先王的礼乐为治是与人类文明特定的时代及时代条件关联在一起的。儒家秉承主流的观念意识，在天人合一和内圣外王的架构中将其表述为“圣人天德”。所谓天德，最好的诠释就是《孟子·尽心上》“尧、舜，性之也”的“性之”二字，及《孟子·离娄下》的“由仁义行，非行仁义”。如果说一般人还有一个“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的选择问题的话，“性之”、“由仁义行”的圣人则“含德之厚，比若赤子”，是人人景仰的典范。
郭店简《尊德义》说：“善取，人能从之，上也。”也可以用来解释“格物”。当“哲人其萎”，“性之”的圣王不再，王道的大业只能由凡人承担，而“人心有伪”，“性弗取弗出”，于是，修身就成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起点与支撑。格物，也就因而成为修身的当务之急。因此，完全可以把格物所致之“知”与“万邦协和”的“至善”视为道、性、理的“隐”与“显”的关系。这种内在的贯通在《中庸》及其它许多的儒家尤其是所谓思孟学派的著作中有充分地阐释。
二、穷究不尽地追求知识
“格物”、“穷理”，是儒家对治学和处世的一种态度，也就是说，人们通过“格物”通晓事物之理后，知识完备了，才有能力去干自己想干的事，才能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1理有未穷，知有不尽
朱熹在《大学章句·补格物传》中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
朱熹的意思是说，所谓致知在格物，就是即物穷理以致吾心固有之知，“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他认为人本来有知，天下之物都有一个理，所以说人“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是因为他没有穷尽理。
朱熹强调“格物”在《大学》中的重要性时说：“此一书之间要紧只在格物两字上认得”，“本领全只在这两字上。”“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他在《大学或问》卷一中还说：“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观理以格夫物。格者，极至之谓，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穷而至极也。”
朱熹认为，“格物”的核心意思即是“即物”、“穷理”、“至极”三个方面。他认为，理是先于天地而存在的，是天地万物产生和存在的本源和根据。所以，穷理就是要探求、穷索一切本源，三者的核心在穷理，穷理离不了居奇的事物，穷理就要穷至其极。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这个“格”字训为“至”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朱门后学车若水加了两个字，“量”和“度”。这个“量”和“度”的意思就是使认识达到“适中合宜”，穷极其理，也要“适中合宜”，否则就过犹不及，因为如果真要“极至”，就会使“穷理”意无着落，格至无穷无尽，这也不是圣人的初衷。
朱熹解释“致知”时说：“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就一物上穷尽一物之理，穷得物理尽后我之知识亦无不尽处，若推此知识而致之也。此其文义知识如此，才认得定，便请以此用功，但能格物则知自至，不是别一事也。”他将“致知”定位在“通过考究物理，使认识的知识得到扩充而所得的结果”上了。他还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这样人心莫不有知即是致知之识，既有能觉之知，更有知识之知。朱熹认为人本来是有知的，但是由于受到世间事物蒙蔽而不能达到通明，必须进行后天的学习方能达到。天所赋予人的理是完整无缺的，无论是贤、愚、不肖，他们固有的理都没有变，但是由于人禀受的“气”各有不同，有“昏明清浊之异”，所以理也有通明闭塞的不同。因此，无论聪明愚笨，都应该通过“穷极”、“物理”而达到通明世事的目的。
也就是说，人们通过“格物”，通晓事物之理后，知识也就完备彻底了；致知完全是人们在认识过程中所获得知识的一个自然结果；所以朱熹认为，若没有格物谈致知是无法办到的。用“格物所以致知”来说格物和致知的关系，一方面说格物以致知为目的，另一方面致知是在格物的过程中实现的。
2博学积累，贯通推类
朱熹说：“圣人只说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会。且自一念着急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静若动，凡居出饮食言语，无不是事。”他这里的“物”，是指天地间的一切事物，包括抽象和具体的。他还说：“格物须是到处求，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辩之，皆格物之谓也。若只求诸己，亦恐有见错处，不可执一。”他要求人们通过对外在对象的考究中把握义理，以达到引起内心的共鸣达到致知。朱熹认为天下的事物莫不有理，无论是大小、轻重、贵贱等等，万事万物皆有理，所以格物从理论上讲对这些事物的理也要格，当然在实践中有个轻重缓急的问题。事物的多样性引起格物方法的多样性来，归结到一处，就是要求把一切格物之功合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道德境界上去。但是朱熹把格物学说仅仅归结到道德修养方面，显然太狭隘了，它同样适用于探索其它学科的知识。
朱熹认为，要想真正达到“格物致知”，必须通过如下几个方面的努力。
第一，博学。
朱熹说：“博学，谓天地万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当学，然亦各有次序，当以其大而急者为先，不可杂而无统也。”博学是无所不学，但又要有先后次序，不可杂而无序。博学的目的就是要穷理，他还提出必须先博而后约，博而不能约，就不能穷理，就会流于杂。
第二，积累。
朱熹很欣赏程颐的一句话：“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朱熹认为，积累可以达到贯通，贯通须由逐渐积累。格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不能做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件”则会一事无成，不去积累而想达到格物是不可能的，虚妄的。
第三，贯通。
朱熹认为，学问应该循序渐进。他认为程颐“格一物而万物通”的观点是错误的。“这道理不只是就一件事上理会见得便了，学时无所不学，理会时却是逐件上理会去。”照朱熹的说法，每个事物皆有它自己的理，这个理是十分具体的，但是，这些具体的理又受到一普遍原理所支配，普遍原理存在于一切有差别的具体的理之中，一切有差别的具体的理，都是普遍之理的个别表现。所以说，不可能由只格一物而认识到普遍原理。他强调由个别具体之理贯通而达到普遍原理，达到认识的飞跃，这种贯通诚如《大学章句》中所讲的“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只有“用力之久”，才能达到“豁然贯通”，才能通晓所有道理。
第四，推类。
天地万物林林总总，人的一生是不可能全部弄明白的，这样就需要分个轻重缓急，朱熹说：“物有多少，亦如何穷得尽？但到那贯通处，则才拈来便晓得，是为尽也。”虽然并不是每件事都有精力去“格”，但只要贯通了一些大道理，其他知识是可以触类旁通的。这个过程就是推类。如何推类，朱熹用这八个字“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来概括，从一类事物积累而得到一个普遍原理，再用这个普遍原理去推知其他事物之理。他肯定了人在认识事物上的能动性，认为每一事物都是与它周围的其它事物有内在联系的。
在这里，博学为积累做了准备，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就会贯通而得到一普遍原理，用得到的这个普遍原理推类就可以知道那些未知的事物之理。经过这样一个步骤就可以达到格物致知。
3一物两面，求善求真
程颐认为，“格物”是就物而穷其理，“格物”的途径主要是读书讨论，应事接物之类。格物致知的过程，就是一个体认人所固有理的过程。二程还说“格物致知”主要是“察之于身”、“反求诸身”，其弟子杨时进而提出格物即是“反身”之学。二程认为自我本身已蕴含“天理”，须是通过“格物”而获得。二程云：“学贵于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自得”即反身而求。通过自身的省察反思而明理。这种反思，主要是内在的体验。
朱熹则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并认为，“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是认识的两个方面。他主张多读书，多观察事物，根据经验，加以分析、综合与归纳，然后得出结论。他的格物致知学说在重视人的道德修养的同时，强调外部事物的考察和知识的学习扩展。可以说，朱熹的“格物致知”学说是求真和求善的结合。
另一位理学大师陆九渊从“心即理”出发，认为格物就是体认本心。主张“发明本心”，心明则万事万物的道理自然贯通，不必多读书，也不必忙于考察外界事物，去此心之蔽，就可以通晓事理，所以修德性，养心神胜过穷事理，察万物。陆九渊的论调同后来王阳明的“心学”有相似的地方。王阳明认为，格物是格除物欲，致知是致良知，格物也就是“致良知”。
王阳明认为“格”就是“正”，而“物”就是“意之所在”，就是“心”。所以“格物”就成了“正心”。王阳明认为心外无物，他反对舍心逐物，彻底否定了传统的训诂，而把学问的工夫由对外的求索转向了对内的修炼。明确提出“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这同朱子的论点是背道而驰的。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认为，格物就是人们对于外界事物的认识，是以“学问为主，而思辨辅之”。致知就是人们进行思辨的理性活动，以“思辨为主，而学问辅之”。他认为，如果没有格物，不接触外界事物，就会使人陷入空想；没有致知，就会被各种事物的现象所迷惑，因而两者必须相济。
朱熹强调物的客观对象性，通过“格”作为外在的对象的“物”以“致知”，也就是说朱熹强调知识的客观性。
陆王似乎都以“自得”为治学路径，强调知识的主观性，认为一切知识都来自于内心，通过内心的自悟达到一定的境界后，再来感知世界。
三、依靠实践的科学探索
格物致知过程中包含着归纳、类推、创造性思维的科学方法，体现出怀疑、实践、创新的科学精神。依靠这种科学探索的方法，就能够获得真理。
1科学精神，身体力行
朱熹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体系以格物致知论最为重要，且最有影响。分析朱熹的格物致知的思想与科学活动的关系，对研究当时正处于发展高峰的中国古代科技和近代科技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朱熹的“格物致知”理论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理一分殊”，“理一”即是“总天地万物之理”的“太极”，但天地万物又各有本于“理一”且互不相同的理，这即是“分殊”。朱熹较多地强调“分殊”，他说：“圣人未尝言理一，多只言分殊。……不知万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处。”这里先不论他如何能将自然之理与社会伦理道德之理总合为“理一”，就强调“分殊”而言，他实际上承认自然之理的特殊性。就自然之理而言，朱熹不只是抽象地谈论自然界整体的一般的理，更多是把自然界整体划分为部分和个别事物，分门别类地进行讨论。
对待前人的知识，朱熹主张要有疑、见新意。此外，朱熹的格物致知所包含的格自然之物并非仅仅从整体上探讨自然界一般的理，还具有格具体的自然之物，对自然之物进行分门别类研究，把握具体自然事物之理的内涵。
在这里，朱熹实际上把自然科学也纳入了他的研究范围。但是，科学研究在朱熹的格物致知中所占的地位是较为次要的。朱熹认为，格物有“缓急先后之序”，科学研究属缓而后的事。他还说：“历象之学自是一家，若欲穷理亦不可以不讲。然亦须大者先立，然后及之，则不至难晓而无不通矣。”所谓先立的“大者”，即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他又说：“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农圃、医、百工之类，却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了。”在他看来，科学所求索的也是道理，但只是小道理，仅仅去研究科学技术这些小道理，而不“明明德”，“入于圣贤之域”是行不通的。
在理论上虽然这样界定，但他还是身体力行，进行广泛的科学研究。朱熹的科学研究涉及天文学、地学和生物学等诸多领域，英国著名的汉学家李约瑟曾经说过：“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
朱熹在科学研究中还经常运用“以类而推”的方法，用已知的东西对自然现象进行类推解释。
另外，朱熹的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研读前人的科学著作，对其中的科学思想予以阐发而展开的。
在宋之前，科学是被排斥在学术之外的，朱熹通过他的格物致知论为科学争了一席之地，才有后来的有识之士在格物致知的旗号下开展科学研究。
朱熹的格物致知学说，虽然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有一定影响，但我们也应看到他的局限性，在他看来，格自然之物只是“小道”，“须大者先立”；若离开“穷天理”之类，格自然之物就只是“炊沙而欲其成饭”。在他眼里，科学始终处于从属地位。朱熹之后的科学发展受其影响也是在这种背景中进行的。大多数科学家只能在格物致知的框架中，把对科学的研究与对自然之理的把握以及对“天理”的体认结合在一起，否则就会被视作“玩物丧志”；那些与体认“天理”无关的科学发明被视作“奇技淫巧”。在科学研究中，传统的科学研究只能在阴阳五行说的思维模式中进行；科学家的研究方法虽然含有科学的成分，但主要是运用于研究前人的科学知识，研读古典科技文献成为主要的研究内容；实地考察、归纳类推，主要是为了验证、修订前人的科学知识，至多只是稍加发挥。这些认识和做法严重制约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这是其消极的地方。但总体上来说，朱熹的“格物致知”学说，承认科学的合理性，从理论上为科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对后来科学发展的积极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2科学知识，来自实践
“格物致知”告诉我们，要想真正获得一门知识，必须要通过“格物”，才能达到“致知”，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对事物的探讨、考察、实践才能得到知识。用这个名词描述现代社会的其他领域也是恰如其分的。
现代科学知识的获得，大都通过科学实验和科学实践。科学实验对一个研究科学的人而言，是异常重要的。科学进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新的知识只能通过实地实验而得到，不是仅仅苦思冥想或通过清谈就可得到的。
实验的过程是一个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例如，我们要知道石油的化学成分，就必须提取小样，通过各种理化分析，才能达到认识它、了解它的目的。这些凭空想是得不到的。
当然，实验不可没有目的，它需要有详实具体的计划和一个事先拟实的目标来作为整个探索过程的向导。至于这目标怎样选定，就要靠实验者的判断力和灵感。一个成功的实验需要的是实验者超级的眼光、勇气和毅力。
这就是为什么基本知识上的突破常常非常艰难，学术的进展很少有关键性的发现的根本原因。
如今的学生大都偏向于理论而轻视实验，偏向于抽象的思维而不愿动手。这些学生往往学习成绩很好，考试都得近一百分，但是，面临着具体的研究工作时，就常常不知所措了。
要想学到真正的本领，仅仅靠书本的理论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通过实践，最终达到认知的目的。
“格物致知”精神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研究者都应该保留一个怀疑求真的态度，要靠实践来发现事物的真相。现在，世界和社会的环境变化得很快，世界上不同文化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我们不能盲目地接受过去认为的真理，也不能等待“学术权威”的指示，寻求真理的惟一途径是对事物客观的探索和实践。
四、现代企业的因势利导
我们说研究学问应该“格物致知”，其实，穷究事物之理不仅仅只局限在学术上，在其他行业同样需要这种精神，比如企业经营者，有了这种穷究事理的精神，就能为企业发展铺平道路。格物者，思考推究之谓也。只有反复思考推究，才能明了“物之本末，事之始终”，才谈得上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能够治国平天下者，自然也能管理好企业。企业管理者需要熟通人性，通明事理。熟通人性，即能够创造一种万众一心的氛围，开辟出使人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发挥的路径。通明事理，则是为理解纷纭复杂的事象提供线索，为解决疑难复杂问题指明道路。
1通明事理，择人任势
孙子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择人任势”，是很精辟的概括。管理者熟通人性是为了在恰当的时候选择恰当的人，通明事理是为了因势利导，掌握全局。擅长于择人任势，正是“格物致知”的一种表现。
第一，辨别市场风险。
一个企业管理者，要在完成具体任务的过程中，强化素质修炼，而不是只仅仅要求员工完成任务就完事。这在管理中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可以用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观点和方法解读自然和人类社会，那么，惟有心血、激情和生命，才能用来修炼不断进取的时代精神。伏尔泰曾警告“谁不具备时代之精神，谁将会经历时代之所有不幸。”失去这种人生精神，你得到的只能是耻辱。作为管理者，把握这种人生精神，就有了干一番事业的责任心；有了这种责任心，就可能发现一条理解人性心理的有效途径。能够理解员工心理，就能有效地调动员工积极性，就能最大限度地发掘他们的潜力。
在企业管理中，“格物致知”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辨别市场风险。现代企业，在市场上会遭遇太多的险风恶浪。只有那些善于把握风险的企业，才能在竞争中胜出。辨别市场风险，依赖于管理者的社会实践及辨别能力，需要经过挫折和反复总结才能被心领神会。这是一个成熟的企业家智力和实践的结晶，它反映出一个企业规避风险的能力，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
第二，提高管理水平。
企业管理者要想发展企业，首先必须要会“择人”。一个企业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岗位，不同的时间，需要不同类型的人才。有的人有治乱的本事，有的人有守成的专长，有的人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有的人有和风细雨的功夫。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时间、适应于哪一个岗位，都需要花费心血筹谋。择人、用人是一个企业能否发展的关键因素。如果某个员工缺乏荣誉感，不再有继续前进的动力，管理者就应该考虑培养有激情的新人了。一个有活力的企业，任职一定是能上能下的。企业应该常新，一些重要岗位不能只等现任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才换人。企业不是温情场所，不能照顾某个人的面子，因为企业面对的是市场上严酷的竞争，企业讲面子，市场不会讲面子。讲面子的后果只能是走向灭亡。话又说回来，换人也是一种爱。一个不称职的人，在那个位子上也不舒服，换下去可能会因此而快乐起来。而且，合理流动有助于保持思维的新鲜和灵动。
企业管理除了“择人”外，还要“任势”。所谓“任势”就是把握企业发展的方向、掌握企业的运行规律。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保证信息的畅通。信息的取得。可以有正式与非正式两种渠道，正式渠道如各种媒体、互联网等公共信息媒介；非正式渠道则是通过商业情报人员反馈信息的渠道。但不管从何种渠道得来的信息，都需反复核实其真实性及准确性，因为信息是企业决策的依据；错误的信息，必将导致错误的决策，那将会使企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其次，要建立人人参与的管理平台。在以客户为本的时代，急需建立以客户为本的工作程序。一线员工处在最前线，他们在接触客户的过程中，最能发现问题。如果说，问题的发现者同时也就是责任的发起者；那么，他的部门主管、各公司总经理、总公司领导班子以及董事长，都转过来成了响应者。责任发起者转换，使一线员工真正变成了管理者，而且企业运作受统一的价值判断左右，均不再听凭长官意志的好恶，而自然形成了人人都是管理者的格局。人人参与的管理是企业成功的基本条件。
最后，要形成学习和总结的习惯。作为管理者，要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市场上有什么新动向，竞争对手有什么新招数，等等，都需要我们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形成有效策略。为此就要养成随时随地学习和总结的习惯。只有养成这样的习惯，才能以他人之长补己之短，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2探求规律，搏击股市
“格物致知”的意思是说，我们要不懈地追求事物之本质，关于事物一切存在的信息，我们都应该去了解，去探求。这样的话，你就能够“致知”。
喜欢炒股的朋友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就能减少盲目性，增加胜算的几率。一般来说，任何一只股票上涨都有它背后的原因，任何一只股票下跌也有其潜在的原因。在股市，我们需要格的物，需要致的知，就是要找到股票还没有动作时其将涨（跌）背后的原因。
比如说，有一段时间，资源类的股票大出风头。特别是有色金属类的股票，都是翻了好几翻。大概人们都知道这类股票上扬的原因，这是因为有色金属在那几年中的价格大涨所致。但是有色金属的价格不久就开始下跌了，石油也是，因为价格太高，连欧美富裕国家也承受不了。如果你不加分析盲目地去追高，很容易就被套牢。
炒股和其他行业一样，需要“格物”，也就是要穷究股票涨跌背后的原因，当然它的内在原因很多，比如宏观经济，公司状况等等，这里面每个细小的情节，我们都要“格”清楚。否则一着不慎，就会导致血本无归。再拿上面的例子来说，如果你平时研究和关注各方面的动态，你就会发现其中的机会。其实，行业与行业之间是相关的，早在有色金属、石油大涨的时候，很多以有色金属、石油为原料类的股票，正在深受其害。你去翻开一看，在这样的大行情中，这类股票都表现很差，涨幅不高，有的甚至还在下跌。但是大家仔细想一想，如果有色金属的价格，石油的价格降下来了，那么，最先受益的肯定是这一类的股票。所以，你要买就买这些受害股票，并关注资源类产品价格的变化，并等待其中出现的机会。
只有将股票市场的风云变幻规律都“格”清楚了，你的投资效益才会节节攀升；假若缺少自己的主见，人云亦云，盲目追高，违反“格物致知”的原则，到头来不仅不能取得经济效益，还会赔光老本。
3肩负使命，感知创业
卢永亮是上海福特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其父卢鹤绂是中国物理学界一代宗师。1997年卢老抱憾辞世，临终遗恨未能完成宇宙起源和相对论的研究工作，卢永亮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在公司资金万分紧张的情况下，自筹资金办起了“卢鹤绂格物研究所”，为实现父亲的遗愿，也为兑现自己“格物致知”的经商诺言，在其人生史册上记上了辉煌的一笔。
卢永亮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格物致知”有非常透彻的理解。他认为无论是搞学术，还是经商，都应该坚持“格物致知”的原则，穷追事物的客观规律。1995年，卢永亮敏锐地感知了手机的大好销售前景，并立即与上海航天局新华无线电厂合资，成立了上海福特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由于他的出色经营，短短的几年功夫，福特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已发展成为拥有6个分公司、18间分销店及近百名员工的著名营销公司。全盛时期，该公司一年销售摩托罗拉手机达20万部，创造了商业营销的奇迹。90年代末期，随着手机市场的开放，手机店遍地开花，手机市场竞争加剧，为了巩固市场成果，卢永亮及时调整了公司的发展战略和方向，推动公司从单一销售手机转向手机维修等售后服务并举的多元化经营模式，并加紧传统的化工项目投资，推动公司步入新一轮的快速发展轨道。
无论市场竞争如何激烈，资金怎样紧张，卢永亮始终没有忘记每年按时将专款拔入“卢鹤绂格物研究所”，继续从事格物理论及宇宙物理学的研究。这不仅是他父亲的遗愿，更是他经商的主要目的。他认为，人活着不能没有钱，但人活着更不能只为钱。他除了要在商场一领风骚外，更想在科学领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用实际行动实现父亲“格物致志建殊功，育才育德为国荣”的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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