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生自律的行动实践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把“知”和“行”能否统一看成是一个人做人的根本态度，把知行统一当成检验道德是否完善的标准。作为一种理想的存在方式，“知行合一”为主体道德自律、存养省察、价值自我的实现提供了方向。
1树立信念，去恶行善
“知行合一”是明朝思想家王阳明提出来的。王阳明说：
“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王阳明认为：人的活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是能够“致良知”的，但如何使人的主体与客体联系起来呢？王阳明主张“求理于吾心”，即“知行合一”。他解释“行”时说：“凡谓之行者，只是着实去做这件事。若着实做学问思辨工夫，则学问思辨亦便是行矣。学是学做这件事，问是问做这件事，思辨是思辨做这件事，则行亦便是学问思辨矣。”所以，王阳明的“行”范围很广，包括了学、问、思、辨，这同《中庸》里是“知”的四个侧面是不一样的，王阳明将“知”“行”合为了一体。
王阳明后来更明确地提出了取消真正的“行”的理论，即“一念而发动处即是行”。
他告诫人们要树立一种信念，在刚开始意念活动时就依照“善”的原则去做，将不善和恶消灭在刚刚萌发的时候，这就是他的“知行合一”的真谛。
2心有良知，指导行动
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都收录于他的一部重要著作《传习录》中。在这部书里，王阳明继承了程颢和陆九渊的心学传统，并在陆九渊的基础上进一步批判了朱熹的理学。知行问题是《传习录》中讨论的重要问题，其反映了王阳明对朱熹以来宋明理学关于这个问题讨论的进一步研究。
“知先行后，行重知轻”是朱熹关于“知”“行”的主要论点。王阳明继承了朱子重行的传统，但是批判了朱子割裂知行的论调。王阳明认为，知行合一乃是由心即理立基，批评朱子将心与理一分为二。他说：“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
“知行合一”的含意是说知行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知是心之本体的良知；良知指导客观具体的行动或事物，就是行。从这个认识出发，如果知而不行那只是不知。知是行的主体，行是知的必然。知行本是紧密相联的，因此有知行合一之说。
在当时社会上，在理学发展中的确有知而不行的情况存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对时弊有纠偏的意义。但是他强调知行合一说不是仅仅针对时弊提出的，它首先是要说明“知行之本体”。知行合一说强调道德意识本来就存在于人心中，这是道德的自觉性。它也强调道德的实践性，认为道德方面的知不是关于对象的知识，而是道德的实现。
王阳明强调道德的自觉性和主宰性的主要论据就是“知行合一”以及“心即理”的理论。他说：“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人心能够知晓行为的善恶，就能自觉地去为善，当然也会自觉地去避免做恶。
正因为人心的本质是理，并且人能自觉达到这种道德意识，所以人不需通过外物去认识本心之理，外物之理只是人心的表现。
认识达到了真切感知的程度，便是行动；行动到了明确的感悟和精微察知的程度，便是知。在实践中，知与行本来就是不可分离的。只是因为后来学者把知与行截然分开，分别下工夫，因而才有了“知行合一并进”的观点。“真正认识到了就可因此而称其为行动，没有行动就不能称其为真正认识”。
所以说，事物之理并不在自己的心外。到心外去探求事物之理，根本就不可能找到事物之理；舍弃事物之理而求理于自己的心，自己的心则可以包容一切。心的本体，就是性；性就是理。比如说，有孝敬父母的心，已经存在孝之理了；而没有孝敬父母的心，你又到哪里去找孝之理呢？再比如说有忠君的心，就必然有忠之理；无忠君的心，你到心外也找不来忠之理。理是不可能跑到自己的心外去的。朱熹的论调是“人之所以要学习，原因在于心与理罢了。心虽为一身之主，实际上却管理着天下理；理虽然分散在万事万物之中，实际上不外于一个人的心”，他的说教，使后人产生了“专注于本心的探求，因此而失去了事物之理”，其原因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心就是理啊！到心外去探求事物之理，因而才会有模糊认识和无法通达的地方，这是告子“义在心外”的说教，是孟子批评告子不懂得义的缘由。心就是一切。从它整体上的同情忧惧来说，称做仁；从它处事合宜来说，称作义；从它处理的条理来说，称做理。仁不能到心外去探求，义不能到心外去探求，理同样不能到心外去探求。到心外去探求理，正是人们与行分离为二的原因；到自己的心中去探求理，乃是“知行合一”的真正体现。
知行哲学思想，早在春秋时就有论述。《尚书》中说：“知之匪艰，行之惟艰”。至宋时，儒家的知行观已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知”是人的心知的统称，“行”是人的行为的统称；狭义的“知”主要是指道德知觉，“行”主要指道德实践。两者的关系是分离的。这种“知先行后、知轻行重”的知行观的主要代表人物就是朱熹。
而王阳明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并论证了“知行合一”的问题。在他看来，知行尽管可以分为两个方面说，但不能“分为两截”去做，知不离行，行不离知，两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因此，他批评“外心以求理”的“知行二分”，主张“求理于吾心”的“知行合一”的哲学观点。
3即知即行，知行一体
王阳明在论“知行合一”时，以自然万物的生长运行来阐释“知”与“行”的涵义，他说：“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意思是说，人与万物之所以为一体，并不是在他的外形，而是在他的本性，也就是说，宇宙间的知觉性是一样的。
知觉性不是实物，非要有所表现才能看见。表现就是行为，在人即为“良能”。“良能”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本能，与智性皆属先天。智就是能，便是即知即行，表面上表现出来的技巧善变，必然是内在潜能的作用。譬如明镜照物，照即是行，镜而不明，必不能照。能照之性，即是灵明；这是潜能，也是它的智性。体显用，用表体，这正是“知”、“行”合一的体现。
王阳明进一步说明道：“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是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这是从行为上解释。他还说：“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这是从学问立场的解释，做学问便是这样。王阳明说：“凡谓之‘行’者，只是着实去做这件事。若着实做学、问、思、辨的功夫，则学、问、思、辨亦便是行矣。学是学做这件事，问是问做这件事，思、辨是思、辨这件事，则行亦便是学、问、思、辨矣。若谓学、问、思、辨之，然后去行，却如何悬空先去学问辨得？行时又如何去得做学、问、思、辨的事？”——“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觉，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原来只是一个功夫。”这一席话王阳明把“知行合一”解释得异常透彻清晰。
《中庸》有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又说：“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在这里，《中庸》强调的是学习方法，即在学习时应该“博”、“问”、“思”、“辨”、“行”。《中庸》认为，只有通过这五种方法才能达到“虽愚必明，虽柔必强”的效果。但王阳明简而化之，把其总结为知与行，最终还合二为一。
那么，《中庸》的“博学”是学什么呢？王阳明告诉大家：“博学只是事事学存此天理，笃行只是学之不已之意。《易》曰：‘学以聚之，仁以行之’，也是如此。事事去学存天理，则此心更无放释时。故曰‘学以聚之’。然常常学存此天理，更无私欲间断，此即是此心不息处，故曰‘仁以行之’。”王阳明认为，“博学”其实就是学习为人处世之道。
二、为人处世的行动准则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讨论的是道德知识与道德实践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知是一个标志主观性的范畴，行则是主观见之于客观、标志人的外在行为的范畴，知行本为一体。
1知者始行，行者已知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一念发动处即是行”等思想，是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核心理论。
有人认为，既然意念、动机被看作整个行为过程的初始阶段，意念之动机即是行，那么，如果这个“一念发动”不是恶念，而是善念，能否说“一念发动是善，即是行善”了呢？如果人只停留在意念的善，而并不付诸行动，这正是王阳明所要批判的“知而不行”。可见，一念发动即是行，这个说法只体现了知行合一的一个方面，它只适用于“去恶”，并不适用于“为善”。
这种看法误解了王阳明的观点。王阳明要求人们对“不善”的念头在尚未见诸行动之前就将它“克服”，因为这“不善”实际上是潜在的“为恶”，而“善”的念头必须付诸实施，才算“行善”，否则，就是尚未“知”，因为“知而不行”仍是无“知”，只有“知”而行之，才是真正的“知”。有了善念，却没有行善，就是没有知善，这种善念和没有是一样的。
有人认为，王阳明是从道德意义上讲知行，而不讲认识论意义的知行，他的“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明显地是指道德意义上的行。此“一念”既是道德意义之“念”，则念善便是道德，念恶便是不道德，故一念之初便已是行。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就道德修养、道德实践而言的，他所关心的是一个人如何能成为“圣人”的问题。王阳明有过格行失败的切身体验，所以痛下针砭说：“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却专从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须是将圣人许多知识才能逐一理会始得。故不务去天理上着功夫，徒弊精竭力从册上钻研，名物上考察，形迹上比拟。”这是他对朱子“格物穷理”学的批判，表明二人在成圣方法上的分歧，以及“知”、“行”问题上的不同看法。
王阳明说：“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在善与恶的终极关怀上，王阳明强调“至善”，他说：“至善者，心之本体。本体上过当，便是恶了。不是有一个善，却又有一个恶来相对也。故善恶只是一物。”他指出，善恶其实是一物，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由此不难看出，王阳明并非像孟夫子一样，是一个纯粹的性善论者，相对而言，他更偏重于性恶论。他对善恶的认识是比较宽泛的。如他说：“予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故知是错。”可见，他的善恶观不是指已成为客观事实的实践后果，而是包含着主观性很强的心理感受在内。正如他所说：“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把知当作行，不是说知就等于行，而是强调在邪念、妄念萌动之际，就要依据良知本体，痛下诚意正心的自省功夫，彻底克倒邪念、妄念及不善之念，从而保证道德活动从动机初始到实践完成全部过程的正确。他强调去“恶”，克服“不善”之念，表明他的恶不光是指恶的行为、结果，还指恶的意念、恶的心思，这也表明他不回避现实生活中经验的是是非非，并对此有深刻的体验，问题的关键是他主张站在超越的立场上，从终极的角度，在“至善”这个心之本体的观照下，消解由经验自我产生的是非对立。
王阳明的至善是与二元论的恶相对的超善恶的生命境界，他说：“至善者性也，性元无一毫之恶，故曰至善”。人性是来源于天道的“天命之性”，所以，它就可以超越经验界的善恶是非对立。而善恶是一物两面，并不是一种对立现象。
2生知安行，心有良知
在王阳明之前就已经有人提出过知与行是不可分离的论点，但是，知与行能“合一”的提法是王阳明的首创，把知行合一的思想推进到了这样的地步：知与行不仅仅是不可分离的两件事，而且还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犹如手心之于手背，从这一方面看是手心，从另一方面看就是手背，犹如上面提到的善与恶的问题，是一物两体。从“明确精察”的方面看是知，从“真切笃实”的方面看是行，从一事之“始”看是知，从一事之“成”看是行。王阳明说：“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冯友兰先生认为“工夫”就是“致良知”。“致良知”的“致”包含有萌动、发生、开启、恢复、扩充、躬行、格物和实现的意思。王阳明的“良知”有以下几层意思：
第一，良知具有普遍性。
“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是发窍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风雨露霜，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是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可以说这是对“天人合一”学说的进一步引伸扩展。王阳明说“心外无物”，有学者这样解释：“这正是因为中国古人认为‘天’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内在关系。……中国古人的‘天命’不是外在于‘人生’，只有在‘人生’的观照下‘天命’才有意义，它的意义才显现出来。……故‘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体证‘天命’；‘人生’的价值就在于成就‘天命’，在‘人生’之外别无‘天命’，……如果强把‘人生’与‘天命’分为两截，那就无法了解中国文化的真精神。”
第二，良知就是我们口中所言的“天”、“天理”。
良知是检验是非善恶的道德准则，因为“良知是造化的精灵”，所以“道既是良知。良知原是完完全全，是的还他是，非的还他非，是非只依著他，更无有不是处，这良知还是你的明师。”“天理即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随事应去，良知便知了”，这些是“知是行的主意”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是从“良知即心之本体”的角度来阐明良知何以成为检验是非善恶的根据的。这是良知的主体。
第三，良知和是非准则，都是天赋的。
良知有能力辨别、辨清、监控、指导意念活动中的善与恶。良知的核心是良知具有知善去恶的先验的内在的能力，它既是道德实践的本体依据，又是道德实践的终极归宿。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行是知的功夫”。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每个人生而有之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他说：“良知原是精精明明的。如欲孝亲生知，安行的只是依此真知落实尽孝而已；学知、利行者只是时时省觉，务要依此真知尽孝而已。”他的意思是“生知安行”才算达到“致良知”。虽然心中有良知，却没有施行，就不能算“致良知”。王阳明认为，要想“致良知”，应借助明镜的作用。他说，吾心天理的合一即是良知，所以，天理本心与人自己和万事万物的关系如同“明镜”一样，“是故良知常觉常照，常觉常照，则如明镜之悬”。
三、知识智慧的行动转换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现代理解即是如何将已知的知识、智慧等转化为实践行动，又如何从实践行动中提升知识和智慧。换句话说，即是如何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到理论的升华，根据“知行合一”理论，只有将二者转换结合起来，才能从实践中获得真知，从真知中获得真理。
1探知学问，继承创新
人类的学问种类繁多，但大致可分为两类，即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追求真理，追求对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正确认识。各门学科的学习方法不同，但也有一些基本方法是彼此相通的。
第一，思与学的统一。
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里学是接受已有的知识，思是独立思考。学而不思，只知接受已有的知识而不进行独立思考，则将迷惘而无所得。思而不学，不接受已有的知识，则将陷于荒谬。研究学问，一方面要继承前人已经达到的成果，另一方面又要从事独立思考，发前人所未发，取得新的成果。学是基础，思是在学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独立思考，以达到前人所未达到的更高境界。时至今日，前人做出的成果已有很多很多。然而知识是没有止境的，人类对真理的追求也不会停止。
第二，知与行的统一。
知是认识，行是实践。知行合一即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又是判断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知行合一”是唯物论的基本观点。研究学问，应该从实际出发，更要以实践加以检验。自然科学以实验室的实验为依据，社会科学的实验则是融合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之中的一种比较复杂的实践。
第三，述与作的统一。
述与作的统一换句话说就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孔子称自己为“述而不作”，墨子则说应该“述而且作”。在这个问题上，墨子是正确的。文化学术的发展离不开创新。对于前人已经发现的真理，必须加以继承。不了解前人已经达到的成就，也是一种盲目性。治学只有在继承前人遗产的基础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称为真学问，才能有所创新。创新即是提出新的观点，具有新的发现。宇宙万象复杂繁衍，变幻无穷，因而常有新的现象涌现出来。研究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观点，这是学术创新之路。创新是学术发展的关键，也是人类认识自然追求真理的必由之路。
2学以致用，智能转换
冯友兰在谈到“知行合一”时说：“在技术方面，我们应当知道‘知难行易’；在道德方面，我们应当知道‘知易行难’。”这话确实说到了问题的实质。道德的好恶，人人都知道，但实行起来，尽如人意的却不多；而技术方面（包括各种科学知识），想要掌握不容易，但一旦学会，运用起来就会得心应手。
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致用”，表现在学习的结果上与学习的过程里。只有当“知识”转化成“能力”和“智慧”的时候，才能真正彰显“知识”的力量或价值！
那么，怎样把知识转化为智能呢？
第一，“知”。
这是学习的开始。它是一个简单、感性的认知基础，如学外语单词，你首先得了解了它的基本词义是什么，读音如何等等。但这远远不够，你还必须进入到下个阶段。
第二，“悟”。
“悟”是对事物的进一步思考和探讨，是由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认识过程。再如学英语，你知道了读音、词义还不行，你还要了解单词的词性、结构、语法等，这样你才能为进行下一步而打下基础。
第三，“行”。
王阳明说，一念发动处就是行了。这与我们的说法并不矛盾，我们通过“知”、“悟”到“行”，虽然多了一个“悟”的过程，但也是一个思维的过程。“行”就是一个实践与体验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你可以通过你的身体、情绪、感觉、理性的互动体验你学到的知识。它将使你收获前所未有的最大的资讯及成果，掌握生命中更多的可能性。
第四，“教”。
有了前面的成功经验，你可以将你的成果与他人分享，使其增长价值。这一过程，还可以进一步提升自己。
通过以上的知行过程，可以帮助我们轻松地进入智能殿堂，为我们成就自己的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3知则必行，行则实践
我们研究“知行合一”，如果只从意识形态去研究，那样就失去了它的真正价值。事实上，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社会实践都与“知行合一”的思想密不可分。王阳明认为，凡人不能成为圣人，主要是由于“知”与“行”分离造成的。“知”离开“行”，便不是“真知”；“行”离开“知”，便是盲目行动。他的知行合一学说的实质就在于不离行以求知，把知行结合起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外无行，行外无知。”知即是行，行即是知。身心是不可分离的，心灵的指向和实践的过程不可分开，思想的力量一定要变成行动的力量。孙中山先生对此有非常深刻的理解，他说：“知之则必能行之，知之则更易行之。”“知”则必能行，“行”则一定要“知”。
孔子说：“学而时习之”，学了就去做，这样就会“不亦说乎”。什么叫“说”呀，就是心里边明白，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在里面。学了不去实践（时习之），虽然知道这个知，实际上还是不知（不明白）。所以必须知行合一。不但要知，而且要行，行而知之、知行合一。
20世纪初，因开创“实验教学”先河而蜚声世界哲学界和教育界的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博士认为，在他的教育著作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思想，这就是颇为抽象的“知”和“行”的关系的学说。他特别强调行动、操作、实践，认为观念、知识都是从行动中获得的。胡适在《实验主义》一文中把它概括为：“处处是行，处处是知，知识从行来，知在行里，行即从知来，又即是知。”这是对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深刻论述。
四、现代企业的知行效能
“知行合一”在企业里的运用应着重一个“知”字，按照王阳明的哲学思想，知行一体，无知就谈不到行。为此，具体到企业管理上，使员工“知”即学技术、学营销、学管理就变得尤为重要。
1认知管理，超越行动
“知行合一”是指一个人的意识从萌芽到付诸实践，乃至全部完成的过程。管理本身作为一种主观的行为自然也就带有意志论的色彩，特别是对人的管理，管理者总是希望通过一种方法来达到自己管理的目的，这种目的可能是自私的、也可能是出于公益的，而这种目的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被管理的人们能够按照方法所要求的去做事。管理的目的就在于使个体化的工作与整体化的发展达成协调的统一。
在一个企业中，每个管理者都希望个人的行为能够关照到整体的利益要求，而作为个人，每个人又都希望最大程度的满足自己的利益要求。作为一个企业的运营者要想管理得以奏效、企业得以维持，他的管理方法必须要得到被管理者的支持和认可，这样才能使社会整体在方法的约束与引导下开展自己的行为，维护整体的均衡与运转。
反之，如果方法脱离实际，或者只以管理者的意志为转移，甚至违反适用的环境就必然造成隔阂和反抗。当然，如果过分迁就于个人意识，则方法也就无法成其为方法了，管理方法关注的对象是整体而不是个人。管理本身是为了构建一种系统运作模式，但为了保持模式的存在也要处理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并且这种对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处理必然成为整个系统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人把人们对管理方法的应对方式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积极追捧，对管理方法极力推崇，认真执行。
第二，理性顺应，努力去适应方法的要求。
第三，茫然跟从，没有自己的主见，只是根据别人的要求办事。
第四，消极抵制，在执行中阳奉阴违，上班不上劲。
第五，暴力反对，罢工等。
那么，人们为什么会产生上述思想，种种意识又是由哪些方面决定的呢？按照一般研究结果，人们的思想意识常常受下列因素影响：
第一，人的主观意志的认可度，不同的主观意志决定了不同的目标和追求，同时也决定了对外部环境不同的要求。
第二，攀比心理。当看到别人风光无限就会因虚荣心而追求成就。
第三，自身条件的限制。
第四，对自我利益的维护。这是对个人行为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
第五，整体环境对个人的影响。
管理者只有彻底了解人们对管理方法的态度和意识行为的取向后，才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来制定切实可行的管理方法。管理的状态要将方法和人的意识相衔接，方法超越于意识或者落后于意识都无法起到应有的效果和作用。
2重视文化，提高档次
一个企业有没有企业文化、企业文化的优劣常常会决定该企业的发展走向。一种能够激励员工奋发向上、团结一心、奋力拼搏的企业文化，一定比那些低迷悲观、不思进取、没有目标的企业文化更能激发员工的斗志，也必定更能促进企业的发展。但是，尽管很多企业的理念、价值观部分都非常相似，比如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创新等，但不同的企业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呢？如有的企业发展强劲，生机勃勃；有的企业却荒凉凋蔽，频临破产。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同行业的企业80%都是可以复制的，只有20%的不同，而这20%的不同源于企业中的人。所以，企业文化建设的结果各异是由于企业中的人导致。那么，不同的人为什么会导致迥然相异的结果呢？
第一，企业理念是企业文化的根本要素。
我们知道，人是企业发展的决定因素，当然，这个人是指企业的每个人，不仅仅是企业领导。人的素质高低，就直接导致了他们对企业理念认识的不同。如果我们把企业理念理解为“企业信奉、倡导、决定行为和制度”，那么，企业理念就是企业文化建设中的根本要素。企业理念不仅是企业家、组织对生存、发展的基本认识，也是内部员工在企业中体现自身价值的标准和要求，是员工在企业中生存发展的目标追求。
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理念的口号化是大敌，是对员工的伤害和不负责任，也是企业对企业文化建设投资观念的一种短视行为，口号化的理念就等于只说不做，就是对员工的失信，就会导致员工对企业悲观、失望、不信任等等不良情绪，而且这种情绪由于晕轮效应会产生辐射力，使企业丧失凝聚力、战斗力，导致企业止步不前甚至后退倒闭。而制定看得见，摸得着，奋斗目标明晰的企业理念则会产生巨大的凝聚力，使企业持久地健康发展。
第二，企业品牌是企业文化的组成部分。
企业文化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品牌。随着市场全球化及全球品牌的竞争加剧，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由产品竞争向品牌竞争转变，在这个趋势下，品牌成败关系到企业命运和企业在市场资源整合中的地位。那么，品牌究竟是什么呢？
①品牌是向消费者的承诺：一是向消费者说明有关功能、利益点和服务的标准；二是以持之以恒的方式、态度和个性来兑现这种承诺；
②品牌就是消费者与产品之间的互动关系；
③品牌是一种名称、术语、标记、符号或设计，或是它们的组合运用，其目的是借以辨认某个销售者或某群销售者的产品或服务，并使之同竞争对手的产品和服务区别。
从品牌最基本的内涵看，“品牌是向消费者的承诺”是品牌建设、品牌塑立中的核心因素，品牌应像一个德高望重、品格高尚的长者，使人一看就能产生无限的信赖；如果人们不相信你、不了解你，那么，你何以在市场上立足呢？所以，作为企业文化的组成部分，品牌在企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第三，企业文化的领导魅力。
在企业文化的创建、实施、完善过程中，领导的作用不容忽视。这里所指企业领导不仅仅指企业家，也包括企业的基层领导。企业领导的魅力，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①企业领导的驱动；
②企业领导的文化素质。所谓文化素质不是指狭义的文化程度高低，而是指精神动力、价值观和行为模式。
企业领导的驱动是指以企业家为主要代表的企业领导高度重视并引导、指导企业文化的实施，比如海尔张瑞敏砸掉冰箱、三星李健熙砸掉微波炉等，都属于企业领导驱动的典型例子。企业领导的驱动有利于促进企业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知度、信任度，从而有利于企业文化的形成。各级领导应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因为企业员工对企业的评价往往来自于同企业领导的接触过程，而在员工心目中作为企业形象代表的企业领导如果不能够以身作则，不能够以自己对企业文化的认知和信仰影响员工，势必导致员工不再信任企业的趋向和追求，甚至导致员工流动率的增强，后果不堪设想。
除此之外，各级领导还应分清职责，高层领导的表率示范作用固然重要，但中层干部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因为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来之于他们，而高失业率很大程度上也和他们有关。
第四，企业文化的“体系化”。
在企业文化的建设中，每个企业都应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总结归纳、完善丰富自身的企业理念，使其涉及到企业的方方面面，形成一整套体系，并且在这个体系涉及的各个方面都以制度化的形式规定，在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遵循理念的运动发展的哲学观点，不断的丰富完善，形成自身独特的竞争优势。
第五，企业文化的创新。
企业文化与科学技术、企业管理一样，应该适时更新。由于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以前的东西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所以，企业文化也应不断的丰富和完善。而要创新，企业除了在科研投资、鼓励创新政策等方面予以倾斜外，其创建学习型企业是创新的重要活力和源泉。一个具有优秀企业文化的组织必然是一个学习型组织。只有不断学习新知识，获取新信息，才能扩宽视野，提升层次，制定出新的，适合企业发展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只有根植于企业之中，并不断地进行创新、完善，最终才能达到振兴企业，创造辉煌的目的。
3加强培训，挖掘潜能
企业培训的目的是为了让员工成为自己的主人，以“知”支配自己的行动，以“知”实现自己的工作目标。无“知”的人是难以或不能圆满完成工作任务的。人之所以成为万物的主宰，成为改造世界、改变社会的主要动力，就在于人具有知性，并在知性的驱驶下不断做出新的尝试与探索。
企业培训活动的出发点，应从挖掘、发挥人的能力，了解人的潜在能量着手。研究表明，人的能量如一座隐身于海洋中的冰山，其显现出来的能量只占总能量的10%，潜能占了90%。与显能、潜能对应的分别是人的意识、潜意识。在通常情况下，人们有80%以上的行为是在潜意识的作用下发生的。一般说来，某种行为连续持续21天，就形成习惯了。也就是说，21天后，某种行为会自动成为当事人生活的组成部分，成为他内心构造的一部分。当某种习惯一旦形成，其价值就会彻底彰显。
成功企业的企业培训工作都是围绕着“知行”这两个字展开的。其中差别在于理论讲解、情景培训及现场训练的方式与过程，在于对二者阐述的深入程度和训练程度。
优秀的培训应达到这样的效果：知行一体。这就像企业员工的八小时工作时间与业余时间一样，说是下班了，其实对于众多员工来说，他们有很多工作是在八小时外完成的：销售人员在友情聚会中签了单，市场人员在辗转反侧中捕捉促销点子，设计人员在茶余饭后搜索一闪而过的灵感……
这些员工都是“知行合一”的典型，因为已“知”，所以也在不自觉的“行”，不分上班和下班，也不分八小时之内和之外，他们心目中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使自己服务的企业高速发展起来，使自己的能量充分发挥出来。
4变革创新，扬长避短
“知”，不仅要了解自身，了解自己的优势和长处，还要了解自己的劣势和短处。只有对自己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行”时才能扬长避短，“抑恶扬善”，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1985年，靠5000元借款起家的TCL集团，由于深谙“知”“行”的真谛，仅用20余年的时间就成长为初具规模的家电、通信、信息、电工四大产业群的中国一流企业。
李东生是如何演绎“知行合一”的，TCL集团是怎么成长起来的？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认为，市场既简单又深不可测。一个企业要持续稳定地增长盈利，必须要对市场有一种透彻且明晰地“知”，然后才有运筹帷幄，目的明确的“行”。这样，无论市场怎样变幻，都能立于不败之地。
TCL由于涉及彩电、手机、电脑以及平面开关等多种行业，所以李东生的市场嗅觉特别灵敏。多年前，他就看到了国内彩电市场价格战的穷途末路。在2005年夏天，当彩电价格战的主流趋向负面之时，李东生正式推出了他的新竞争策略———研制最好的产品，提供最好的服务，创建最好的品牌。
李东生的先“知”先“觉”，使他在市场上取得了非凡的战果。
TCL在国内市场的拓展似乎是一帆风顺，但其在国际化道路上却经历了一段艰难地发展历程。起初，他们既缺乏国际市场经验又缺少国际经营人才。但他们没有在困难面前止步，而是迎难而上，一方面从内部选拔年轻的精英到国外去学习、锻炼；一方面在国内外招募了一支具有成熟国际经营管理经验的海外精锐部队加盟。除此之外，他们还将海外华人在科技、工程技术界的精英与日本等发达国家制造业的技术精英聚集在旗下，将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开拓海外市场的营销精英与国内优秀人才招揽于一起，共图大业。
经过几年的探索，TCL的海外业务有了长足的发展。
从借款起家到数亿美元的销售，他们是怎样实现零的突破，又是怎样实现其超极目标的呢？李东生在总结TCL集团20年的成功经验时说：“较早地倡导和推行变革创新、知行合一的观念，并将其落到实处，这是TCL保持持续高速成长的重要因素。实践证明：保持危机忧患意识，在企业经营状态基本健康时主动变革是代价最少和最有效的。”
此外，“合纵连横，整合资源”、“有计划的市场推广”、“以速度提升效率”等都是TCL人在“变革创新、知行合一”方面的成功经验。
“变革创新，知行合一”的企业理念，把TCL一次又一次推向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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