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苦累，一生心安。

    ——陈堃銶

    1．“方正”由来

    北大方正，在当今世界不仅是知名品牌，而且还是跨媒体信息传播领域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商，业务范围涉猎全球报业出版、印刷、广播、电视、互联网、图书馆、政府办公等多个行业和领域，提供了先进的信息处理技术、软件产品、综合解决方案和增值服务。而它的由来，颇具几分传奇色彩。

    时间回溯到1984年，北京大学刚上任的丁石孙校长对“748”工程很关心。有一次在路上他碰到王选，问起工作的进展情况。王选告诉他比较顺利，同时提议北大应该建立自己的开发公司。

    出乎王选意料的是，丁校长对建立开发公司的事很重视。1984年6月13日，丁校长主持召开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此事。这是北大在新时期讨论校办产业的第一个会议。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大家都对这件新鲜事物表现出极大的关注。王选作为计算机所的副所长，在会上作了发言。建议北大在发展基础研究的同时，也要发展计算机等新技术；重视应用，支持搞应用的项目，建议成立科技开发公司。这大概是北大“产学研结合”的先声。1985年春天，北京大学科技开发公司正式成立。

    1985年的一天，科技开发部副主任陆永基找到王选。一见面便开门见山地说：“我是代表校方来找你的。学校的科技开发公司成立大半年了，看看能为你们的科研做点什么。”

    王选很清楚他此行的目的。开发公司虽然已经成立，却一直为没有启动资金处于举步维艰的困境。王选说：“开发公司给我们做繁体字字模设计吧，我在科研经费中拿出10万元做研发经费。”这样，北大科技开发公司便有了第一笔经费。

    1988年元月的一天，国家经委印刷技术装备协调小组副组长沈忠康和照排系统的销售代理昆仑公司的一行人来到北大。

    沈忠康开诚布公地说：“仅有一家企业生产照排控制器，存在着许多不利因素。不仅技术和质量方面满足不了需要，合作中若出现什么问题，会严重影响科研项目的发展。”

    王选不失时机地说，“若想两家生产，可以让北大参与进来。北大的技术力量毋庸置疑，有能力承担起这个重任。”

    沈忠康觉得王选的主意不错，当即同意了王选的建议。王选与校领导汇报后，得到了大力支持。其后，一批精兵强将充实到北大新技术公司，开始了华光IV型照排系统的生产和销售。

    综观世界上的大公司，他们的产品一般都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为了区别潍坊计算机公司生产的华光系统，王选和同事们都为给自己的产品起个好名字颇费了一些脑筋。

    众所周知，产品的名称对消费者的选购有直接影响。命名恰当，可以扩大影响，增加销售；命名不当，则可能减少销量。具有高度概括力和强烈吸引力的企业及产品名称，不仅会对大众有视觉刺激，在心理等各方面都会产生影响。一个设计独特、易读易记，并富有艺术性和形象性的产品名称，可迅速抓住大众的视觉，诱发其浓厚的兴趣和丰富的想象，能使之留下深刻的印象。

    有的同事说：“没有王选老师，就没有我们的激光照排系统，我看干脆叫‘王选激光照排系统’吧！”

    王选一听连连摇头说：“我坚决不同意。激光照排系统是集体力量的结晶！我看咱们还是群策群力，采用征名的方式，为咱们的‘新嫁娘’取个好名字！”

    大家踊跃参与，时间不长便有上百个名字汇集上来。大家对北大党委宣传部赵为民老师起的“方正”一名很感兴趣。

    它是出自《汉书》中的名句：“察身而不敢诬，奉法令不容私，尽心力不敢矜，遭患难不避死，见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以亡能居尊显之位，自行若此，可谓方正之士矣。”在征求吴树青校长的意见时，吴校长说，我看还是让王选来决定吧。

    1991年3月8日下午，公司召开会议，专门商榷产品的命名问题。王选非常慎重，因为产品的名字一旦确定下来，发现不好再改名就不那么容易了。

    时间已经到了下午5点多钟，同事把一张做好的报纸广告样张拿到了王选面前，当用琥珀体斜排的“北大方正”四个字赫然映入王选眼帘时，他的眼前一亮，笔画不但现代、简单、明快，而且又厚重、大气，有极强的文化韵味。

    “就是它了！”王选不禁脱口而出，当即拍板说，“好，它就叫‘北大方正’！”

    就这样，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联合推出了新一代电子出版系统——北大方正电子出版系统。“北大方正”这一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品牌，由此诞生。1993年2月18日，北大方正集团正式成立。从此，“方正”不仅是著名的商标品牌，还是一家著名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名字。

    从1984年夏，王选在路上遇到丁石孙校长提出建立北大科技开发公司的想法，至10年后的今天，大家在一个优秀的团队中共创产、学、研有机结合的道路，王选当初的设想得到了实现。

    2．惜别“一线”

    1993年，王选作出了一个让许多人都难以接受的重大决定，也是他人生中的第六个重要抉择：退出科学研究的第一线，全力扶持年轻人！

    王选是视科学研究事业为生命的人，把自己的大半辈子都交给了科研一线，即使在十年浩劫的日子里，即使在他忘我工作而累得命悬一线时，在逆境中骨干人员纷纷出国或他就的时刻，他与妻子所坚守的科学梦想没有退出，在决战市场的过程中九死一生、松一口气就会前功尽弃的艰难岁月都没有退出，现在北大方正可谓既有名，又有利，他怎么说退就退了？这让许多人都难以理解。

    作出这一决定，还要从1993年春节期间发生的一件事说起。春节在别人是串亲访友、叙旧休息的好日子，王选却会利用这个难得的假期关在家里搞研究，这次也不例外。窗外的火树银花、不时爆响的爆竹并没有干扰他，他全神贯注地搞出了一项科学研究。

    节后刚上班，王选就兴奋地把研究成果拿给自己的学生刘志红看。不想，年仅25年刘志红语出惊人：“王老师，您设计的这些都没有用，IBM的PC机总线上有一条线，您可以检测这个信号。”

    “你这个主意非常好，可为什么我想不出来，非要我用一个馊主意给逼出来呢？”这件事对王选的震动太大了，因为刘志红的话意味着他两个星期废寝忘食的研究成果被否定，成了废品。

    王选想起两年前的一件事，那时方正的一项设计即将上市，他突然发现自己设计的芯片有漏洞。时间紧迫，他一时又想不出解决的好办法，便把这一问题告诉了3个年轻人。当时他也没指望他们能想出对策，因为他们并没有参加这一芯片的设计工作。出乎王选意料的是，几天后也是刘志红想出了一个妙招，避免了可能会出现的失误。

    王选的心一直不能平静，不断地反省自己。他想：“从事计算机研究开发的最佳年龄是从20岁至40岁之间。综观自己的两次创造高峰，一次是1964年从事软硬件研究，一次是1975年研制激光照排项目，年龄分别是27岁和38岁。那时自己还是位无名小卒，常常会受到一些表面上比自己更‘权威’、却对实际技术细节了解甚少的人的干扰。幸运的是自己总能说服别人，有时也不得不采取所谓的‘阳奉阴违’的办法绕过种种干扰，取得了众多科研成果和奖项。由于各种事务性工作及社会活动增加，挤占了大量的宝贵时间，看技术资料和文献已不如年轻人多，在第一线实践的时间也不如年轻人多。在计算机这种新兴领域，如果不掌握、不熟悉重要的技术细节是容易犯瞎指挥错误的。自己的创造高峰已过，现在能够做的事，是帮助那些有才华、有潜力、尚未成名的‘小人物’，他们需要我的支持。”

    他想起了3个真实的例子：华裔电脑巨头王安、美国“巨型计算机之父”克雷、世界第二大计算机公司DEC的总裁奥尔森，都是叱咤计算机界的风云人物，却也都是因为晚年跟不上技术发展的潮流，从而导致下台甚至公司破产的不堪局面。

    于是，王选作出决定：退出一线，全力扶持年轻人，为他们创造良好的氛围，使之产生更多的新思想、新方案、新成果。曹操在《龟虽寿》中说，烈士暮年，仍要壮心不已，王选则认为伏枥的老骥最好用扶植新秀、甘做人梯的精神，实现自己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

    其实，在扶植并让青年人出彩方面，王选早就那么做了。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妻子陈堃銶也这样做。陈堃銶理解丈夫，他是想把更多机会留给那些年轻人，为他们能成为这个时代的“知识英雄”创造更好的条件。

    陈堃銶被评为副教授后，按规定有成绩的人5年后可以申请评为教授。1985年，华光Ⅱ型机通过了国家级鉴定，并在新华社实际应用，对陈堃銶软件部分的开发评价很高。按说陈堃銶可以申请提教授了，王选却对她说，“你再等两年，等另一位同事条件够了，和他一起提吧！”所以陈堃銶是7年后才评的。到了评博士生导师的时候，他又对陈堃銶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当博士生导师了！”于是，便上报了比陈堃銶更年轻的同事，后来在讨论中遭到在场人员的一致反对，才又改报了陈堃銶。开发新软件时，他又说：“你年纪大了，就让年轻人干，让他们出彩吧！”

    作为朝夕相处、相濡以沫多年的妻子，陈堃銶觉得王选的意见是正确的，就做一些改进老软件的工作，还因为她熟悉整个系统，正好可以编一些虽不起眼但又需要的程序，虽然其中有的就只用一次。后来她带研究生，开辟新课题，并将软件协调工作交给了其他同志，她自己也彻底退出了第一线。

    不久，王选把几位不同年龄段的年轻人同时推上了重要岗位，成为他实施这一抉择的开端。他分别任命了3个年轻人：36岁的肖建国、28岁的阳振坤、28岁的汤帜担任研究室主任。这3位年轻人不负众望，后来他们分别主持研制出了第一个中文彩色报纸编排系统、第一个中国人研制的基于国际标准页面描述语言PostScript Level2的照排系统，以及采用面向对象技术的新一代的排版软件。率领一批生龙活虎的青年技术骨干作出了可喜成绩。（王选：《王选文集》，438页）。

    望着朝气蓬勃的年轻一代正在茁壮成长，看到自己的正确选择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王选感到由衷的欣慰。

    3．甘为人梯

    1993年，王选虽然离开了第一线，却一直没有离开科研工作，技术方向和技术管理还是由王选来做，1996年开始他把技术管理也交给了肖建国。王选一生头衔很多，众多头衔中，他最喜欢的是老师的头衔。他最常用的名片，写的是“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教授王选”。他不止一次说过：“这张名片是永恒的。”

    王选还说：“今后衡量自己贡献大小的一种重要指标，就是发现了多少年轻才子，是否做到‘爱才如命’、‘人尽其才’和‘才尽其用’，实现‘才’与‘财’之间的良性循环。”

    作为师，王选教授是永恒的。他为计算机科学领域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年轻学术骨干的贡献，与他在科研领域取得的成就相比，一点也不逊色。方正研究院每招收一届员工，王选就让人事部门整理一本花名册，一有空就到这些员工所在的部门去和他们聊天，了解他们的兴趣、爱好和特长，再见到他们时，他就能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他特别关注那些在学生时期当过干部的年轻人，因为按他自己的体会，他们一般都养成了以身作则、为人着想、诚恳谦逊的一些好品质，适合带队伍。

    他还有一个专门的笔记本，是找员工谈话用的，上面密密麻麻记着许多资料，是他的随身携带的“宝贝”。而抽屉里的花名册上，则附有每个员工的照片，他把了解到的他们在校的成绩、得奖情况、个性特长、不足，甚至家庭背景写在旁边，如“某某很聪明、能力强、爱玩”，“某某住附近外婆家”等等。一些刚来方正的年轻人，因为岗位不适合来找他，他会立即找相关部门解决问题。遇到重要骨干想跳槽，他会亲自弄清楚他要走的意图，找出解决的办法或真心实意地挽留他。王选一旦发现谁有某一方面的突出素质，

    他更是牢记在心，想方设法创造条件，让他们的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肖建国，是王选最早的硕士生之一。在王选的鼓励和指导下，主持研制完成了我国第一个交互式报纸组版系统和彩色出版系统。2005年王选在一次讲话中鼓励计算机研究所全体教员刻苦学习、勤奋工作、积极进取时说：“肖建国从1988年获得硕士学位到提升为正教授，速度之快，北大少见！”

    听到这话，肖建国非常感动，他仔细回忆了一下：“我从未和他提出过我该晋升职称了，都是他主动安排的。而且每次提职后，他也从未和我提及他是如何帮助我不断破格提职的，他也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暗示过他的关照。我从获得硕士学位到晋升教授只用了四年半！”

    汤帜，研究生考试时陪同学到王选家咨询考研情况时，王选注意到他的数学和计算机成绩非常优秀，便破格录取了他。王选发现，这个学生非常着迷于技术，一个问题想不出来，会不断地思索，直到找到答案为止。另外，他编的软件测试反映错误很少。王选就让他继续当自己的博士生。后来，汤帜没有辜负恩师的厚望，成为了科技带头人。

    李平立，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尖子生，来求职时并不能肯定自己在计算机方面能有所作为。同时，有几家单位都想要他，他还可以选择出国深造。王选一眼就看好了这个数学尖子，立即向李平立发出了要亲自面试的通知。面试时，他像老朋友一样帮助李平立仔细分析他的特点和将来的发展方向，促使李平立明确了目标，愉快地来到计算机研究所，并在日文出版技术开发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当日本一家电视台问李平立，为何没去国外找一份收入更丰厚的工作时，李平立自豪地说：“在这里，更能实现我的理想。”

    王选招收邹维颇具传奇色彩。邹维毕业于南京大学计算机系，被保送到中科院计算所读董韫美院士的硕士，28岁时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邹维来到一家外企工作，高额的薪水却没换来心理的上快感，在那里除了赚钱他找不到自己的梦想。于是，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给王选发出了一封求职信。王选仔细阅读了邹维的简历，觉得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同时，他也看到董韫美院士给了他很高的评价。王选和董韫美院士相识已有30多年，知道他一般很少这么夸奖人，这促使王选决定要下邹维。面试那天，王选对邹维说：“你在外企搞外国产品的汉化工作，你的才能是得不到充分发挥的，到我们这里来，可以搞地理信息系统，也可以搞数字媒体方向的工作，不是让你参与开发，而是让你领导一批人去干。”

    邹维想不到仅是一面之缘，王选竟如此重用自己。回家后，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给王选写了一封信：“今天上午和您的这次面谈，对我来说，很可能将成为人生中的一个TurningPoint（转折点）！因为您给了我一次机会，让我能够去做点事，做点对国家有意义的事。”王选没有看错人，邹维后来在北大方正大有作为。

    王选甘为人梯、招才纳贤的故事不胜枚举。为了把他们吸引来，留住他们且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王选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想法和措施：使年轻人具有创造历史的主人翁感、成就感和荣誉感；创造平等和谐的环境；创造条件不断使年轻人得到成长提高；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正是王选的这些超前的思想，使年轻人朝气蓬勃，勇于探索，锐意创新，完成了一项项重大发明创造，为北大方正快速壮大发展起来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一批年富力强的科技精英与管理者，在这方沃土上茁壮而又快速地成长、成熟起来。

    4．顶天立地

    王选很欣赏日本索尼公司名誉董事长井深大的一句话：“独创，绝不模仿他人，是我的人生哲学。”王选认为，这绝不意味着闭门造车，而应该针对市场需要，结合自身的优势与不足寻求发展，因为需要和已有技术的不足是创造的源泉。

    多年来，王选带领着他的团队正是在锐意创新中，开辟了一个又一个广阔的市场。

    北大方正国产照排系统在1990年取得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之后，开始大举进入港、澳、台中文出版业市场，到1995年占领了海外华文报业（包括东南亚和北美）70%的市场，这年12月，方正在香港以红筹股的形式成功上市。中国报业的技术水平已跃居世界先进行列。

    王选的声誉，使他走到哪儿都是一个著名的活广告。但是王选却说：“我不善于搞经营。”他还认为，他领导下的研究所的骨干也不善搞经营。开拓市场并不比开发技术容易。方正集团有一批精于此道的精英。方正系统拥有广阔的市场，是方正集团内企业家和众多经营能手开拓市场的结果。

    王选曾在1995年5月12日《人民日报》上一篇名为“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文章里表达了自己的想法：“美国华人中流传着一种比喻：用下围棋形容日本人的做事方式，用打桥牌形容美国人的风格，用打麻将形容某些中国人的作风。”进而论及：下围棋是从全局出发，为了最后的胜利可以牺牲局部的棋子；打桥牌是与对方紧密合作去夺取胜利；打麻将则是孤军作战，看住上家，防住下家，盯住对家，自己和不了，也不让别人和。只有两个优秀队伍紧密结合并最终走向一体化，才是正确的选择。

    1995年7月1日，在王选的积极推动下，迈出了北大计算机研究所与北大方正两支优秀队伍合并的重要一步（1995年以前，北大计算机研究所与北大方正是技术转让与合作关系），成立了方正技术研究院，王选任院长。建立起从中远期研究、开发、生产、系统测试、销售、培训和售后服务的一条龙体制，树立了“顶天立地”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模式。“顶天”就是不断追求技术上的新突破，“立地”就是把技术商品化和大量推广、服务，顶天和立地紧密结合、相辅相成。多年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产学研一体化的成功之路。

    王选认识到，若想真正做到“顶天立地”，仅中文出版系统进入海外市场不能看做走向国际的标志，只有非中文领域的产品大量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才算真正的国际化。王选去日本考察时，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喜的现象：日本的彩色印刷业十分发达，不亚于美国，领先于中国5至10年；北大方正在国内中文专业排版的年营业额很难超过15亿元，而日本市场却大得多，大概是中国的10倍！但是，其印刷出版系统的软件并不先进，北大方正完全可以依靠自主技术打进去，在如此庞大的市场占领一席之地。

    王选敏锐的眼睛又看到巨大商机，他不禁心中暗喜：“太可爱了！”不仅如此，王选从中还看到，发达的日本市场带来很多国内碰不到的需求，将刺激北大方正一批优秀年轻人的创造才能，使他们产生去发达国家领导技术新潮流的使命感，这是高额奖金所买不到的。

    于是，王选的第七次选择渐渐明晰：进军日本市场，依靠自主创新技术走向国际。1996年4月，日本方正公司在东京成立，负责市场和销售。总经理管祥红是毕业于北大无线电系的年轻人，公司绝大多数员工是日本人，薪金按日本当地标准，比国内高得多，否则无法吸引日本优秀人才开拓市场。研发的任务则由国内的方正技术研究所来负责。

    1997年5月23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方正集团与日本第二杂志社——日本株式会社利库路特公司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签约仪式，该公司花400万美元购买了方正日文出版系统。气氛隆重而又热烈，各大新闻媒体进行了报道。《北京日报》撰文称，“这是中国企业第一次较大规模地出口和销售拥有自己知识产权和自有产品品牌的高科技应用软件。”

    会上，中国记者曾问日方的工作人员：“你们出版日文杂志，为什么不用日本开发的排版软件，而要选择方正系统？”日方技术人员回答：“方正系统把文字、图形和图像处理功能集成在一起，使用方便，可以大大提高效率。”

    日方使用方正产品后，与此前该杂志使用的美国系统相比，生产效率提高近10倍，被认为是日本同类系统中最先进的。其后，方正日文出版系统以强劲的势头，进入了日本报纸、广告和杂志业。

    对北大方正开拓和占领日本市场的大获成功，王选作出如下总结。现在看来国际化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与国外合资引进技术，占领国内市场，也就是以市场换技术；第二种方式是引进技术，依靠良好的管理、高品质和低成本生产，然后出口海外；第三种方式是依靠自己的创新技术，把性能优异的中国品牌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一个国家在发展初期往往不得不采用第一种方式，以缩短产品和管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人们常称之为“引‘狼’入室，与‘狼’共舞”。日本和韩国一些名牌公司当年还很弱小时，先采取第一种方式合资，后逐步转入第二种，甚至第三种方式，因为他们建立起自己的技术创新体制，慢慢不再依赖外国技术，结果形成“引‘狼’入室，与‘狼’共舞，把‘狼’赶走”的局面。而我国有些企业在合资过程中被外方控股，丢掉了自己的品牌，丧失了进一步技术开发的权力，市场并未换来技术，反而造成“引‘狼’入室，与‘狼’共舞，被‘狼’吃掉”的结局。方正系统之所以能够进入日本市场则是一开始就走了第三条路，依靠自主创新技术打入国际市场。这样做还证明了两点：让优秀的年轻人脱颖而出，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放在最前沿的需求刺激的风口浪尖上；学术上的远大抱负与占领市场这两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是高度一致和相互促进的。

    面对北大方正的产品在海内外市场的繁荣景象，王选并没有停止前进脚步，而是率领北大方正又大举开拓了广电行业采、编、播、互联网发布以及其他多个领域，用成功让世人领略了一个真正顶天立地的北大方正。一批优秀的年轻人，也已经成长为北大方正生龙活虎的主力军。

    随着社会事务的增多，加之年龄的增长，王选觉得应该是从公司的位置上逐步淡出、让年轻人充分施展才华的时候了。1999年，王选辞去了方正技术研究院院长职位；2002年，又辞去方正控股董事局主席的职务。此时，王选已引领北大方正闯出了一条靠科技不断创新来顶天，靠市场占领立地，产学研一体化的成功之路，从最早只靠激光照排技术生存的企业，发展到现在拥有了几十个项目的公司。

    2003年12月9日，王选在《人生的抉择》一文中饱含深情地写道：那几年，我努力排除一切干扰，支持改革，建立一个团结、和谐、奋斗、不断学习和进取、充满活力的领导班子，使方正真正上一个台阶，逐步成为国际化公司。同时尽己所能，为知识经济时代的科教兴国战略奉献心力。目前，在新领导班子的努力下，方正发生了值得欣慰的大变化，正以崭新姿态迈向新世纪，我对方正的未来充满信心，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今后我给自己的座右铭是“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在这里，将《后汉书》对“方正之士”的描述录下，与大家共勉：

    察身而不敢诬，奉法令不容私，尽心力不敢矜，遭患难不避死，见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以无能居尊显之位，是方正之士。

    5．方正之士

    错误地把院士看成是当前领域的学术权威，我经常说时态搞错了，没分清楚过去式、现在式和将来式。我38岁的时候，从事电脑照排领域的研究在国内处于最前沿，在国际上也可以称得上十分前沿，创造了我人生的第二个高峰，但是我是无名小卒，说话没有分量；1995年我58岁的时候，当选中国两院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获得两次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虽然没有脱离业务，但1993年我就离开了具体设计第一线，所以我的（创造）巅峰已经过去，我当时就觉得已经不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了；今年我68岁，3年前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但离学科前沿更远了，现在靠虚名过日子！

    这是2005年王选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的话。当记者插话道：“您说得太谦虚了！”王选却摆摆手说：“是这样的，我讲的都是大实话。”

    王选就是这样一个爱讲实话的人。当年，在王选申报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接近尾声时，他在《我取得成就的原因和不足之处》一文中，也对自己作了深刻的剖析。说他能够取得科研成就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1．青少年时代注意培养良好的品德，懂得要为别人考虑，要以身作则。先要做个好人，才能成就事业。

    2．扎实的数学基础。

    3．30岁以前具备了计算机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的知识和具体实践，这在60年代是不多见的。

    4．长期在第一线上拼命干活。

    5．60年代初20多岁时，开始锻炼英语听力（这在当时也是不多见的），从而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大量阅读国外文献，这对选择正确的技术途径和作出正确决策是十分重要的。

    6．对所在领域的发展趋势有较好的洞察力，从而能够正确选题。

    7．选定目标后能锲而不舍地长期拼搏，同时适应飞速发展的软硬件条件，不断求变，不断创新，不断更新换代，做到执著而不僵化。

    8．自信而不自负，认识自己的不足，懂得要依靠团队，尤其是提拔优秀的年轻人，为他们创造条件，而不要不懂装懂地对他们横加干涉。

    不足之处很明显：

    1．缺乏现代化的管理理念。在担任方正研究院院长期间，进度控制和质量保证都有很多不足之处，另外没有建立起技术与市场更紧密结合的体制。

    2．不适合承担日常管理工作。

    3．由于对有些项目的具体技术和实际情况了解不够，使得一些没有特色和竞争力的项目没有及时下马，造成了人力和财力的浪费。

    另外，自己只是一个科学家，即使年轻20岁，也不可能成为企业家和CEO，所以当不了企业领导人，更不可能成为企业领袖，因为自己不懂经营，对财务一窍不通，也不擅长管理，基本素质与企业家差距甚远。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现在最需要的是优秀的CEO、企业家和企业领袖，其次才是技术专家。

    王选认为，一个人只有把自己的事业和前途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才有可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奉献社会。正是这样一种崇高的信念，一直激励着他面对各种困难百折不挠、矢志不渝。也正因为如此，王选，一个登顶科技高峰的人、一个被人们视为精神领袖的人，内心却永远保持着一份常人无法企及的可贵的清醒。

    王选的头衔很多：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众多头衔中，他最喜欢的就是别人叫他王老师。当人们称他为“当代毕昇”，他说自己只不过是实现了人生众多梦想中的一个；当大家奉他为一个企业的精神领袖时，他却说自己不是企业家，只是一个对市场有判断能力的技术专家；当他的名字几乎成为一种象征、一个符号，他始终坚持的却是，一个好的科学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好人！

    尽管王选说，“中国古代有句话，上士忘名，将名利彻底淡忘；中士立名，靠自己的成就把名立起来；下士窃名，自己不行就窃取人家的。我做不到上士，因为我做不到忘名的地步，但是我不会为了立名而去窃名。”事实上，他对名利的态度非常淡漠。因为在他看来，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他最初的动力决不是想要拿个什么奖，或者得到什么样的名和利。他们之所以狂热地去追求，是因为热爱和一心想对未知领域进行探索的缘故。

    淡泊名利并不意味着拒绝名利。王选认为，不该得到的名利千万不要去得，可得可不得的名利尽量不要去得，应该得到的则是可以接受的。对于利，他说：“如果是我的劳动所得，我会欣然接受，然后按自己的方式去处理。”

    王选曾获得了不少奖项，奖金拿回来以后，他却没有存进自己个人账户，而是放到计算机研究所的账户上。他曾将自己多年来获得的30万元奖金捐给北大数学学院，设立周培源数学奖学金，以奖励在教学和科研中作出贡献的青年教师。2002年，他在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时，把国家和北京大学奖励他的共计900万元捐赠出来，设立了王选科技创新基金，奖励有杰出贡献的科研人员。并把给他个人的50万元，交完税后他又放到研究所的账上……

    这就是王选，一生过得非常俭朴。他10多年来，眼镜一直不曾换过。穿的衣服，总是夏天白衬衫、黑裤子，冬天外罩一件夹克，西装只在正式场合穿，领带很长时间只用一条。这就是王选，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永远是祖国未来和科学事业的明天。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方正之士”的真正含义。

    6．大音希声

    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清晨人们总会看到王选和他的妻子陈堃銶打太极拳，这已是他们坚持了几十年的生活习惯。2000年10月初的一天清晨，陈堃銶按照惯例叫王选一起去打太极拳，王选却一反常态地表示今天不出去了。

    陈堃銶从外面回来后，却发现王选正伏在案头写遗嘱。这是王选被确诊为癌症后的第三天，她知道他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之所以安排好以后的事，他是想在生命的最后时期，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再去做些有益的事。

    当跃然纸上的王选炽热而又朴素的情怀被陈堃銶感受到时，陈堃銶拿着遗嘱的手还是颤抖了。

    王选遗嘱如下（《风范长存——怀念王选院士》，9页）：

    1．人总有一死。这次患肺癌，即使有扩散，我将尽我最大努力，像当年攻克科研难关那样，顽强地与疾病斗争，争取恢复到轻度工作的水平，我还能为方正和北大计算机研究所，尤其是为国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2．一旦医生会诊确定已全面转移，并经中医试验治疗无效，医生认为已为不治之症，只是延长寿命而已，则我坚决要求“安乐死”，我的妻子陈堃銶也支持这样做，我们两人都很想得开，我们不愿浪费国家和医生们的财力物力和精力，这点恳请领导予以满足。我要带头推动“安乐死”。

    3．在安乐死或正常脑死亡时，立即捐献我身上所有有用的东西，包括角膜，以挽救更多的生命。

    4．我死之后，在取出有用器官后，请务必于12小时之内送火葬场，家属不要陪同，只需要少数人执行，骨灰不保留。12小时内火化完成，就可以完全避免遗体告别、追悼会等我最最反对的程序。

    5．死了以后不要再麻烦人，不得用公款为我设基金，除非我和陈堃銶自己的捐款，才可考虑设基金，基金也不一定用我的名字命名。

    6．我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21世纪中叶中国必将成为世界强国，我能够在有生之年为此作了一点贡献，已死而无憾了。

    7．我对方正和北大计算机研究所的未来充满信心，年轻一代务必“超越王选，走向世界”，希望方正和北大计算机研究所一代代领导能够以身作则，以德、以才服人，团结奋斗，更要爱才如命，提拔比自己更强的人到重要岗位上。

    8．我死后的财产全部属于妻子陈堃銶，我常说我一生有十个重大选择，其实我最幸运的是与陈堃銶结合。没有她就没有激光照排。由她决定何时捐出多少财产。她对名利看得十分淡薄。

    感谢关心我的领导、同事和同志们，务请按我遗嘱办事。有些未了的心愿，已口头交代给陈堃銶。

    这份遗嘱，彰显了王选坦然面对生命、超越生命的乐观豁达的态度和唯物主义精神。还有多年来，他对祖国、对人民、对科学研究事业的满腔热爱，对年轻人寄予的厚望，及对妻子陈堃銶的一往情深。在这份遗嘱里，他还在叮嘱不要麻烦别人，唯独没有考虑的是自己。

    王选的手术做得很成功，但后来病情再度复发，几次转移又引起多处疼痛。他却以超乎常人的毅力，与病魔作顽强的斗争。陈堃銶知道王选一天的24小时没有一刻不痛，却从未听过他呻吟一声。她知道丈夫不愿给别人添太多麻烦，哪怕是与他朝夕相伴了多年的妻子。只有在病情恶化以后，他才轻声对她说过一句：“我实在痛苦！”与同事或朋友在一起时，王选总是谈笑风生，从不把难以忍受的痛苦流露出来。住院期间，他还常跟医生护士聊天甚至开玩笑。有人称他为首长时，他会把手伸出来笑着说：“我是这手掌！”陈堃銶明白，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个普通人。

    治疗间隙，除了参加活动王选主要做两件事，一是写文章，从确诊到去世的1900多天里，有794天在治疗和住院，他却强忍病痛写出了多篇文章和讲话。陈堃銶明白，王选是用最后的力气，把自己多年来自主创新和科学研究的经验留给世人，奉献给国家；再有就是关心和帮助年轻人。他从亲身经历体会到，支持和爱护尚未出名，但有潜力的“小人物”的重要性，所以他非常爱护年轻人，尽量为单位的骨干创造有利的成长环境。他经常找年轻人谈话，病后出门少了，就通电话、发电子邮件，了解情况，尽可能地鼓励和帮助他们。陈堃銶更知道，丈夫是在与时间赛跑，与生命赛跑。他想留下更多的精神财富，给自己、给后人、给他热爱的这个世界……

    王选说过，他这一生最正确的选择就是与陈堃銶结为连理，在生活与事业中比肩而行。他还说过，陈堃銶从不要什么名利，但是他总觉得是自己剥削了她。两人的荣誉加在了他一个人身上。这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2006年2月12日晚上，王选的消化道突然大出血。而白天，他还忍着病痛批复了北大计算机研究所的一个文件，还在考虑研究所的发展方向。王选还像往常一样，吃力地伸出大拇指，向身边的医务人员弯了几下。以往在回答医护人员问候时，王选总是这样。他是用这种方式，对医生表示尊重和感谢，同时也表明“自己行”，让大家放心。

    下午5点多钟，王选去卫生间，大家看他发着高烧，身体极度虚弱，不要他下床，但他还强撑着自己去。他不愿意麻烦别人，就是病重时也不例外。大约两个小时后，王选突然消化道出血不止，病情恶化。

    2月13日上午，王选呼吸越来越衰竭、血压不断下降，输进去的血和流出来的血颜色几乎没有区别。陈堃銶肝肠寸断，她深知丈夫的心愿，脸贴在他耳边轻声地问：“那咱们不输血啦？留给更需要的人吧！”虽然闭着眼睛，王选还是肯定地点点头。早在几个小时前，陈堃銶已向协和医院领导转达了王选的嘱咐：不要再抢救了，血源这么紧张，别输了，留给更需要的病人吧。王选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也是基于他一生都在奉行的原则，做一个好人。王选曾说“考虑别人和自己一样多就是好人”，事实上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是考虑别人比自己多。此情此景，让在场的医务人员，再也无法控制强忍多时的泪水……

    陈堃銶看到丈夫的眼角有些湿润，这是他得病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流泪。陈堃銶紧紧地握着王选的手，心如刀割。她知道丈夫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舍不得离开他所热爱的祖国及科学事业，舍不得离开他的亲人及所有的人们……

    2006年2月13日11时03分，王选安详地走了。以前每次出差，王选总盼着早点回家，早点回到妻子陈堃銶的身边。但是，这一次，他却永远地回不来了……

    人民没有忘记王选，世界没有忘记王选。基于他杰出的学术成就和所开创的汉字印刷技术革命，为我国的科技发展和产业自主创新作出的巨大贡献，国际小行星中心通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4913号小行星，由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正式命名为“王选星”。2008年1月31日上午9时，“王选星”命名仪式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王选的名字和星辰一起，将永远闪耀在浩瀚的宇宙星空，这不仅是王选的光荣，更是傲立于世的每一位炎黄子孙的骄傲。

    王选走了，他却永远活在报纸上，活在书籍中，活在计算机屏幕上闪现的每一个汉字里，活在中国民族文化的传承中，活在每个崇敬和热爱他的人们的心中。王选没有走，他倾尽毕生留给这个世界的宝贵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像星辰一样将永垂中国科技发展的青史，一代代光耀和激励着后来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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