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以下简称“《大革命史》”）是华岗参加了中共六大以后按照中共六大的精神写的，对于中国大革命的历史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分析，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也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总结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当然也有局限性，中共六大的局限性，如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等，在书中也有所体现，又如对共产国际的路线、政策是全盘肯定的，还未能认识到国际路线也有一个与中国实际合不合的问题等[825]。再如对知识分子作用、地位的认识是受当时政治形势局限的[826]。但总的来说是宣传了正确的中国革命思想理论，是一本好书，而不是一本坏书。以后毛泽东曾称赞《大革命史》:“这是一部好书，收集了许多宝贵的材料”[827]。
1932年7月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五卷第一期上发表了瞿秋白（署名“范亢”）写的文章《中国大革命史应当这样写的么？——对于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的批评》 （以下简称“《批评》”），全文一万五千字左右，是一篇对中国大革命史研究、对中共党史研究进行评论、批评的文章（这是一篇较早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很少见的对中共党史研究进行批评的文章），对华岗《大革命史》进行了全盘否定的批判，认为《大革命史》“是非布尔塞维克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史》”[828]，同时还对瞿秋白自己以前的大革命史研究也全盘否定。这是怎么回事？
一《批评》背景分析
知人论世，先分析一下这事发生的背景。1930年8月瞿秋白在苏联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国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9月24 ～28日，瞿秋白和周恩来一起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错误。但很快，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被共产国际否定。1930年10月1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把李立三的错误性质升级了，认为他不仅仅是个别的错误，而是形成了系统的错误观点，定下了一条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方针，是“敌视布尔什维克主义、敌视共产国际的行为”。这就意味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没有认清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性质，三中全会犯了错误。共产国际的信于11月传到中国，11月23日在上海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在书记米夫的主持下就国际的来信作出了一个决议，决议表示：远东局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李立三路线的来信。强调要采取一切措施，彻底消除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也于11月25日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按照国际来信的精神，否定了三中全会，指出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随着对三中全会的否定，对瞿秋白的批判也不断升级。12月9日，共产国际东方部在《关于中国党三中全会与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中说：“关于国际的方针秋白同志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清楚，秋白同志在动身到中国去之前曾经声明完全同意国际的路线而责备中央的一部分尤其是立三的错误。可是秋白同志到了中国之后，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领导者，不但不去执行国际指示，反而对于立三托洛茨基盲动主义的路线采取调和态度（政治决议案是他起草的），这是对于国际的指示，运用两面派的手段……他在三中全会上的演说，不去揭发立三同志敌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而只批评立三有个别的错误，就是不承认立三路线是和国际路线对立的。很明显的秋白同志的出发点，不是国际原则上路线的利益，而是小团体的利益”。批判瞿秋白是“两面派”，不执行国际指示，不顾共产国际的利益而只维护“小团体的利益”。实际上就是指责瞿秋白对抗共产国际。12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米夫在上海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强调要批判三中全会表现出来的不能容忍的不老实态度，要批判调和主义[829]。不晚于12月22日，共产国际的库丘莫夫整理了一份《关于瞿秋白和周恩来错误的记录》的文件，其中写道：
我们有瞿秋白同志在中共三中全会上发言的速记记录。如果我们不知道三中全会有名的政治决议还是他本人起草的，那么仅是他在三中全会上的发言的分析，就足以确定他对全会所犯的错误负有多大责任了……瞿秋白同志也分析了李立三同志的错误：“这些错误是由于过高估计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速度才发生的”。还说：“中央政治局近三个月作出的估计是不慎重的，因此在分配工作方面和在策略方面出现某些偏差……”这就是瞿秋白同志在发言中关于政治局和李立三同志的错误所说的话。很自然，从他们“不慎重”和“出现某些偏差”的角度对他们作出的评价，与共产国际的评价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在对目前党所有面临的基本任务的分析上，瞿秋白同志也是在两个互相排斥的路线之间左右逢迎，试图通过作出一些口头声明来把两者合在一起……在发展土地革命问题上，瞿秋白同志既没有把党的农民运动中的路线同李立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同富农联合）分开，也没有将其同李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主义方针分开……在工人运动问题上也是一样，瞿秋白不能回避共产国际关于开展工人阶级局部斗争的建议，但他在口头上承认这个指示的同时，却用李立三路线的精神对其加以解释……瞿秋白同志未谴责李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主义方针，同时也未动员党去反对农民运动中和工人运动中的现实的右的危险、右的做法……所有上述引文，明显说明了瞿秋白同志对三中全会对李立三半托洛茨基主义路线所采取的调和主义立场应负的责任，以及对未揭示在组织方面所采取的右倾机会主义做法应负的责任。这些文件也说明了瞿秋白同志在不忠实于共产国际指示（对共产国际指示耍两面派手腕）问题上的个人责任，而瞿秋白同志是比任何其他人都更了解共产国际指示的。[830]
这里把瞿秋白作为不忠实者、背叛者进行了极端化的全盘否定式的批判。从文件的引文中可以看到，瞿秋白批评李立三“过高估计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速度”，“作出的估计是不慎重的”，“在策略方面出现某些偏差”，这样的批评是同志式的适当的，没有把李立三作为敌人（作为在苏联被视为敌人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来批判，来打倒。但共产国际方面却认为这是调和主义，是与共产国际的立场、方针对立的。于是不仅李立三要被作为半托洛茨基主义者打倒，瞿秋白也要被作为李立三的掩护者、拥护者打倒。显然共产国际要把自己的意志、观点强加给中国共产党，要把共产国际的政治斗争方式、联共党内的政治斗争、路线斗争方式被强行输入到中共党内。共产国际的做法是太上皇式的专横的极端的。当时共产国际就是太上皇，说了算，中国共产党无可奈何，瞿秋白更无可奈何，只有俯首听命，任其摆布。而米夫及其亲信王明与瞿秋白积怨很深[831]，他们乘机对瞿秋白进行打击。在米夫操纵的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瞿秋白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并遭到了猛烈的批判。米夫在给四中全会做结论时说：“三中全会将国际路线隐藏在立三路线后面，使党的力量涣散削弱，这是政治局同志应当负责的，尤其是秋白同志”。“调和主义的中央政治局，不仅继续了立三路线，并且扩大了立三路线，给他一保障，涂改了立三路线的错误，特别是秋白的文章，不仅没有揭破立三路线的根源，而且一句不讲，比三中全会的决议还退后……”并强调说：三中全会反对了反对立三路线的陈绍玉（按：王明）等人，是错误的，因为陈绍玉等人“是坚决的与站在国际路线上面来反对立三路线的”[832]。在米夫主持下通过的四中全会决议案，全盘否定了三中全会通过的所有文件，并全盘否定了与三中全会相关的文件，点名批判了瞿秋白。指出：“其余和三中全会有关系的文件，错误的程度更大，更加混淆共产国际对于中共所要求的党的路线上的纠正”。例如“秋白同志的《三中全会的意义》那篇文章，在《实话》第一期上和三中全会决议共同发表了，竟一个字也没有提起错误，更谈不到提起立三的冒险主义的路线了”。还指责在修改三中全会决议时，瞿秋白耍两面派，没有征得共产国际代表的同意，“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不尊重——这里最主要的责任，都应该是秋白同志负的”[833]。四中全会后发布的中央第一号通告再次强调：“党要保障坚定的执行国际路线……就只有对于反共产国际的立三路线给以坚决的反对，并根本肃清三中全会以来对于立三路线之调和主义的错误。”[834]“我们要用全力反对立三路线的假进攻，而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真正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真正进攻路线。”[835]米夫操纵四中全会所做的一切，后来都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肯定。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1931年7月致中国共产党的信中说：“共产国际主席团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三中全会没有揭发李立三同志错误与半托洛茨基路线的实质。三中全会不了解克服李立三的反列宁主义的认识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前提与特殊斗争的形式，在这一阶段中，右倾机会主义是主要的危险。三中全会对于李立三的反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采取了模棱的调和态度，因此使右派，取消派与破坏派，反动的陈独秀，罗章龙的走狗等能容易的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很满意的指出……四中全会严厉的打击了李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和对于这种观点的调和态度。四中全会在党的布尔塞维克化方面有很大的进步，纠正了党的政治路线，改造了党的领导机关，同时在党的整个工作中开始了彻底的转变，实际的彻底的解决党当前的重要任务。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同意党在四中全会时和以后所采取的组织制裁（……）的必要。”“不能放松这一斗争。”“必须进行坚决反对目前主要的危险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836]在共产国际的主导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迅速转向极“左”。1931年6月，名义上的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王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开始了时间更长、危害更大的王明“左”倾路线统治。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越来越“左”（如1932年1月9日，王明中央通过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开展了对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及调和主义的不放松的斗争。毛泽东等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遭到批判，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被解除了红军总政委职务。调和派、中间派则被指责为“最危险的敌人”进行斗争，瞿秋白即是其中之一。王明的名著《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1931年2月初版时名为《两条路线——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1932年3月补充再版时改为此名），其中用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批判了瞿秋白的调和主义，章节的标题就有“三中全会与调和态度”，“维它（按：即瞿秋白）同志等把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变成掩护立三路线的产物”，“维它同志等反国际路线的两件显明事实”，“维它同志等继续立三路线的实际何在？”“三中全会后维它同志继续立三路线的错误”等等，对瞿秋白在所有重大理论问题上的看法都进行了全盘否定的批判。瞿秋白主持的三中全会明明纠正了立三路线，王明却指责瞿秋白：“是自觉地对立三路线调和、投降，是立三路线的拥护者。”“极力企图在接受国际决议的名义下来调和与继续立三路线，这样一来，便使维它同志等领导表示出不能保证国际路线执行底危机，因而使党工作仍陷于混乱境地！”[837]。是“在接受国际决议的名义下来曲解国际决议，在拥护立三错误路线的原则之下来继承立三路线……所以在中国革命各个根本问题上及目前策略问题上，都不能按照国际路线来决定，而且或明或暗地继续了立三路线”[838]。三中全会的决议因为没有在决议的一开始就表明接受国际的决议，只是在决议的第二部分才表明接受国际的决议，王明就指责瞿秋白：“对于国际决议采取了决不容许的不诚恳的态度”[839]。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当时共产国际、米夫、王明的绝对权威、高压政治下，瞿秋白被迫一次又一次作检讨。六届四中全会开会前夕，1930年12月23日瞿秋白起草了《中央紧急通告——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号召全党》，检讨了中央的调和主义错误[840]。1931年1月4日瞿秋白致米夫的信中又检讨调和主义的错误，表示对调和主义的错误负责[841]。现《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1）收入的《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1931年1月）、《致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共中央的信》（1931年1月17日）、《声明书》（1931年1月28日）等，其中的主要内容就是检讨自己调和主义的错误。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瞿秋白被挂起来了。共产国际曾建议瞿秋白去苏区中央局任职，瞿秋白感觉不合适，米夫向共产国际建议让瞿秋白做一些“非独立的”、“政治性工作”，但又没有作出具体的安排。1931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两次开会讨论中国问题，作出决定，同意瞿秋白去莫斯科治病，要求瞿秋白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新任代表。但这些决定被米夫、王明等拒绝了，他们担心瞿秋白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新任代表会东山再起，对自己不利（1931年10月，王明到莫斯科担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的新任代表）。米夫、王明不仅要设法扼制瞿秋白的政治命运，也要扼制瞿秋白的生理命运、生存命运，不让他去治病，还大大降低了瞿秋白夫妇的生活费[842]。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瞿秋白当选为教育人民委员。但中央迟迟没有通知瞿秋白去中央苏区任职，直到1933年12月才通知瞿秋白去中央苏区。可以说从1931年1月到1934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前，瞿秋白不断遭受打击迫害，这使他身心遭受摧残，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大概他的政治状态变了，又遭到极端化的苛厉的批判打击，导致他的思想状态、心态也变了[843]。如他在《多余的话》中说的：“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样说，我就依着怎样说……而且体力的衰弱也不容许我多所思索了”[844]。《批评》就是在这样的“左”的政治背景下，在被王明路线锤打过的或者说被“压变了型”的瞿秋白笔下，在瞿秋白“十足的市侩”的状态、心态下产生了。
华岗《大革命史》虽有附和王明路线的地方，但对“左”倾盲动主义的批判，与王明路线并不合拍，如在批判立三路线时华岗说：“立三路线的历史根源显然就是六次大会前形成而到现在还没有肃清的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845]。因为此书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出版，所以“到现在还没有肃清的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的话，显然也是指六届四中全会以后，显然也有点批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王明为首的中央。这是王明“左”倾路线不能容忍的，所以《大革命史》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的党刊《布尔塞维克》上受到批判，就是很自然的了。而瞿秋白的《批评》似乎是站在王明路线的立场上、力图用王明路线的观点、语言来批判《大革命史》，他的批判局限性自然很明显。
二《批评》局限性分析
瞿秋白《批评》的局限性，概括起来说就是背离了历史研究求真求信的原则、实事求是的原则。具体表现在：
（一）以政治理念判断历史是非
这首先表现在强调以“国际路线”来判断历史是非。
王明路线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在中国共产党内占领导地位的，打“国际路线”的旗号是王明路线在政治上的一个特色，如王明在《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中强调的“彻底卓绝地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846]。而且当时的政治氛围就是令瞿秋白心有余悸的“谁反对国际路线就打倒谁”。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瞿秋白在《批评》中首先强调以“国际路线”来判断是非是很自然的。《批评》指出：
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正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之后的四中全会的时候写好，并且付印；很自然的——他应当根据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来总结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革命的经验，揭露一切种种错误的机会主义的“理论”，严格的审查和分析中国革命的事实，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的过去的错误……
华岗同志编辑《革命史》的方法，根本就是不对的。它没有根据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一贯的正确路线，来有系统的整理和分析中国革命的事变，阶级力量的变动，共产党的政策和口号的意义……[847]这里就是批评《大革命史》没有按照“国际路线”来写大革命历史，就是强调要按照“国际路线”来写历史。实际上《大革命史》是坚持了“国际路线”的，《大革命史》中写道：
我们只要把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教训，仔细考察一下，马上就可以了解共产国际列宁主义路线的正确与过去中国共产党机会主义错误的内容……[848]
这分明是坚持了“国际路线”，为什么瞿秋白还要批评华岗没有站在“国际路线”的立场上？也就是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的布尔塞维克的阶级立场上”，“暴露他的立场根本也是机会主义的”[849]。大概是由于《大革命史》的“国际路线”不是瞿秋白强调的“国际路线”，或者说《大革命史》坚持的“国际路线”并非是王明路线坚持的“国际路线”。这一点可以从《批评》文中所引的列宁、斯大林的话里了解一二。其中引列宁的话有：
真正相信自己是在推动科学前进的人，并不要求新的观点和旧的观点有并存的自由，而要求用新的观点去代替旧的。（《列宁文集》卷五，一二二页——《怎么办》）[850]
这里是用列宁的话来强调“用新的观点去代替旧的”，就是强调要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左”的新观点去代替以前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观点、代替中共六大的观点。就是批评华岗没有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左”的新观点来写大革命史，批评华岗“根据过去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各种时期的论调，——这些论调之中常常有许多是错误的，有许多是只能够代表当时个别的领导同志的意见的，——他却根据了这些论调，七拼八凑的汇集了许多材料，就算编好了一部《大革命史》”[851]。这也就是批评华岗没有用四中全会以后的王明路线的“国际路线”去代替以前的“个别的领导同志”的“国际路线”。
再看《批评》引斯大林的话：
任务在于“把布尔塞维克主义的历史问题提到应当有的高度，把我们党史的研究放在科学的布尔塞维克的轨道上，使大家着重的注意去反对托洛斯基主义的，以及其他对于我们党史的造谣的人，有系统的去揭穿他们的假面具。”[852]
这里是用斯大林的话来强调写联共党史就应“反对托洛斯基主义”，只有“反对托洛斯基主义”，写联共党史才有“高度”，才能走上“科学的布尔塞维克的轨道”，否则就没有“高度”，就不是“科学的布尔塞维克的”。这就是新“国际路线”的又一层意思。写联共党史要“反对托洛斯基主义”，写中共党史也要“反对托洛斯基主义”。这里就是批评华岗没有站在“反对托洛斯基主义”的“国际路线”立场上来写大革命史。而实际上华岗的《大革命史》正是为着批判托陈派写的，《大革命史》的《自序》中写道：
……因为实际工作关系，始终没有时间写。一直到前年秋间，托洛茨基反对派与中国机会主义结合成取消派，一致攻击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他们——特别是中国机会主义者陈独秀等，不但不愿正确的去了解大革命的教训，而且还想一手推翻历史的事实。因此，真确史实之流传，乃更有必要。便又鼓励了我编著这部革命史的勇气……[853]
《大革命史》在论述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时写道：
陈独秀领导的右倾思想，赞成加入国民党，同时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共产党不应该有甚什独立的工作，甚至说：“中国共产党早生了五年”，这是无疑的取消主义的思想。[854]
这里批判了陈独秀的取消主义。《大革命史》在批判立三路线时，特别强调了立三路线“是用托洛茨基否认中国革命之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阶段的观点，来代替列宁的革命转变的理论……”立三路线“竟不惜师承过去大革命中断送中国革命的机会主义者陈独秀的故智，居然说共产国际不懂得中国实际情形，共产国际不能领导中国革命……”[855]《大革命史》还直接分析批判了托洛茨基关于建立工农兵苏维埃问题上的错误[856]。《大革命史》完全是批判托陈派的，完全是坚持“国际路线”的，为什么瞿秋白还认为华岗没有批判托陈派呢？那就是因为华岗没有按照王明路线的“国际路线”观点来批判托陈派，没有按照斯大林的要求来批判托陈派，没有用“新观点”来代替“旧观点”。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瞿秋白批评华岗没有站在“国际路线”的立场上，主要就是指斥华岗没有站在王明路线的“国际路线”的立场上。也说明，瞿秋白不只是仅仅强调要以“国际路线”来判断历史是非，而且还强调要以王明路线的“国际路线”来判断历史是非。
以“国际路线”来判断是非，一方面是强调共产国际指示的、赞成的都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则强调凡是共产国际反对的就都是错误的。《大革命史》肯定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是“暴动的艺术上伟大的成功”[857]，瞿秋白批评说：“这也是错误的估量。固然，上海暴动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的一页’，然而上海暴动之中错误很多，决不能够说是‘艺术上的成功’。这是机会主义者彼彼尔（现在已经被共产国际开除了的，以前是美国共产党右派洛夫斯敦一派的一个领袖），他企图说广州暴动是盲动，所以故意把上海暴动的‘艺术上的成功’描写出来，去和广州暴动对立起来”。华岗是偷运了“彼彼尔理论”“机会主义的私货”[858]。这里所以批评《大革命史》，是由于《大革命史》观点与彼彼尔观点一样。因为彼彼尔是右派、是机会主义者，已被共产国际开除，是共产国际反对的人，所以彼彼尔的观点就一定是错误的，《大革命史》的观点与彼彼尔观点一样，那就也是错误的[859]。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贴标签”式的研究方法，贴了“共产国际”的“标签”就是正确的，没贴“共产国际”的“标签”就是错误的。
不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从“国际路线”出发来研究中国大革命史，其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不用说这违反了历史研究必须从历史事实出发的原则，而且一切以“国际路线”来判断是非，本身就是不科学的、不客观的，因为“国际路线”已被实践证明不是完全正确的。一切以王明路线的“国际路线”来判断是非，就更无科学、客观可言，因为王明路线已被实践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批评》以政治理念判断历史是非，其次表现在以列宁、斯大林的论断来判断历史是非。
以列宁、斯大林的论断来判断历史是非，与以“国际路线”判断历史是非是一致的，在当时列宁、斯大林的论断就被认为是“国际路线”的体现。而且在当时，似乎列宁、斯大林比共产国际的权威更高、更大，如果说当时共产国际可以对中国共产党说了算，那么斯大林可以对共产国际说了算，更可以对中国共产党说了算[860]。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必须服从共产国际，更必须服从斯大林。在当时的苏联不服从斯大林就要被打倒，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不服从斯大林也要被打倒。这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决定了要（不得不）以列宁、斯大林的论断来判断政治是非，从而也用来判断历史是非。另一方面，教条主义是王明路线思想路线的特征。王明路线在实践中是错误的，带给中国革命的是挫折、是失败，王明路线标榜自己正确的唯一方法只有把自己打扮成列宁、斯大林理论的忠实执行者，开口列斯，闭口列斯，自己是列斯的代表，谁反对他谁就是反对列斯，只有这样才能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统治秩序。王明路线处处以列宁、斯大林的论断来判断是非，不仅是他们思想方法僵化的反映，实在也是他们政治上的需要。这自然也影响瞿秋白写《批评》。应该说瞿秋白了解的列宁、斯大林的论断比一般人多得多（如比华岗多得多），在以前已常常把列宁、斯大林的论断挂在嘴上、写在纸上，在王明路线的高压政治下，不得不更进一步。
《批评》引用列宁、斯大林的话很多，总篇幅达4700余字，为全文的三分之一。有一处引列宁的话长达1300字，有一处引斯大林的话长达1400字。所以要引用列宁、斯大林的话，就是强调必须按照列宁、斯大林的话来论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论述中国革命历史。列宁、斯大林的话即便是论述某一与中国革命不相干问题的，如列宁说推动科学前进需要用新观点代替旧观点（详前），那么也一定应该用来论述中国革命。列宁、斯大林的话即便是论述联共党史的，那么也一定应该用来论述中国革命，如《批评》说：“列宁对于俄国‘农奴解放’之后直到二月革命的历史分析，可以做我们分析中国历史的最好的模范”。在引了一千余字列宁分析俄国历史的论断后就批评华岗没有按照列宁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861]。如《批评》引斯大林的话，写联共党史要注意反对托洛斯基主义（详前），那么写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也一定应注意反对托洛斯基主义。如果列宁、斯大林的话是论述中国革命的，那就必须按照他们的话来论述中国革命及其历史，如斯大林说：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全民的联合战线；第二阶段是民族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是无产阶级、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的联合战线；第三阶段是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背叛了革命，是无产阶级、农民、城市贫民的联合战线……[862]于是写大革命史就一定要按照斯大林的论述来写。瞿秋白就曾经这样写大革命史，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就把大革命史分成这样三个阶段来写[863]。而华岗没有这样来写，所以就“不能够给读者一个清楚明了的印象”[864]，即没有把大革命史写清楚。又如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第一时期、第二时期都是取得了成绩的，所以共产国际的领导“完全是正确的”[865]。于是瞿秋白批评《大革命史》的叙述中“中国共产党只有消极作用，没有积极作用”，只叙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的错误路线”[866]，即没有按照斯大林的要求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成绩。实际上《大革命史》也是肯定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作用的。于是瞿秋白又批评《大革命史》肯定广东区委是反右的、是执行国际路线的，“这是机会主义者企图把所谓广东路线和上海路线对立起来”[867]。似乎无论事实怎样广东区委也不可以比中央正确。实际上当时广东区委确实比中共中央更坚决地反右，比中央“要正确些”。而且《大革命史》也指出了广东区委的不足之处[868]。
从以上瞿秋白的批评中可以看到，瞿秋白不顾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不顾历史事实怎样，一味强调要完全按照列宁、斯大林的论述来论述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史。
不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从列宁、斯大林的论断出发来研究中国大革命史，其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列宁1924年1月逝世，他无法了解中国大革命历史，他没有研究过中国大革命史，他的论断与中国大革命无直接关系，用他的论断来判断中国大革命历史的是非，显然是不太妥当的。斯大林在万里之外了解中国大革命，是听汇报、看报道、读文件了解中国大革命的，毕竟没有亲历实践，免不了有隔膜。而且实践已证明，解密的档案资料已证明，他对中国大革命的认识是有失误的，如对蒋介石的认识失误等，对中国大革命的某些指导是错误的，而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却要逃避责任，把责任推到服从斯大林指导、服从共产国际指导的陈独秀身上[869]。因此，用他的论断来判断中国大革命历史的是非，显然会造成失误。如果按照斯大林的观点、论断来写中国大革命史，那就只能是斯大林式的中国大革命史，是歪曲中国大革命真实历史的中国大革命史。
不从历史事实、历史资料出发研究历史，只从领袖人物的论断出发研究历史，会出现“以论带史”甚至“以论代史”的现象，这是一种历史研究的教条主义的倾向，是无科学性、客观性可言的。科学研究要发展，就必须追求创造性，有创造才能发展，否则就停滞不前，而追求创造性，就要突破前人的成果，突破前人的观点、论断，突破已有的条条框框、清规戒律，就要反对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是政治创新、理论创新的大敌，也是一切科学研究创新的大敌，是历史研究创新的大敌。中国历史学界在历史研究中引用领袖人物的论断的风气，与政治理论研究中引用领袖人物的论断的风气有关，而其开始大概是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开始的。对这种风气怎么看，涉及的问题很多，这里不再展开，其详可参见拙文《引经据典：史学研究类型分析——以中共党史研究为例》（《河北学刊》2006年第6期）。
以“国际路线”，以列宁、斯大林的论断来判断历史是非，都是以政治理念判断历史是非的体现。《批评》批评《大革命史》“包含着无数的大大小小的错误”，“是非布尔塞维克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史》”[870]。其断定《大革命史》“大大小小的错误”的依据不是历史事实，不是什么地方违反了历史事实，却是依据了政治理念，是认为《大革命史》某些地方违反了某种政治理念。这样的批评、研究，不仅局限性很大，而且会对历史研究造成破坏。这样的批评、研究，就是在把历史研究、学术研究政治化，也就是把科学研究政治化，使历史研究、学术研究、科学研究丧失独立的地位而成为政治的奴仆，最终会使历史研究、学术研究、科学研究丧失科学性，并且发展不起来。
研究历史应从事实、史实、史料出发还是从理论、观点出发，从政治因素出发？当然应从事实、史实、史料出发，否则就无法使研究做到客观可信，无法还历史的本来面貌，也就无历史科学。史学批评，应从史实、史料出发，从史学理论出发，还是从政治因素出发，从政治理论出发？主要应从史实、史料出发，从史学理论出发。史学批评应是学术批评，不是政治批评，扣政治帽子，打政治棍子，会破坏学术批评的秩序，阻碍学术批评的正常发展，也阻碍学术研究的正常发展。邓小平曾强调：“政治和学术一定要分开，混淆在一起是最危险的，会堵塞言路”[871]。这无疑是经验之谈。
（二）片面的走极端的思维方法
以政治理念判断历史是非，是一种指导思想，是一种立场、观点，同时也是一种僵化的思维方法的体现。而《批评》中多处反映出来的片面的走极端的分析、批评方法，则是僵化的、片面的、走极端的思维方法的直接体现。
不是实事求是、全面地看问题，不是中肯地、客观地分析问题，而是片面地走极端地看问题、分析问题，是王明路线思想方法上的特色。在王明路线看来，“左”比“右”好，越“左”越好，立三路线明明是“左”倾路线，而在王明路线看来不是“左”倾，是“右”倾，要比立三路线更“左”才是正确的。这种政治上的极“左”倾向，或者说极端倾向，是他们看问题、分析问题走极端的体现，也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他们看问题、分析问题越来越走极端，对政治问题的看法是这样，对历史问题的看法也是这样。在王明路线的高压政治氛围中，瞿秋白也受到了影响。瞿秋白在六届三中全会上批评李立三还是比较中肯、实事求是的，但在六届四中全会一年多以后写《批评》批评《大革命史》却没有了中肯、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的是片面的走极端的批评了，可以说这完全是王明路线影响的结果。
如《批评》批评《大革命史》对辛亥革命的论述时说：“华岗同志说什么呢？他说：因为辛亥革命的领袖‘尊重外人在华的条约权利；因此（！），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清帝退位，在政权依旧移入另一个反革命势力——封建军阀袁世凯手里。’固然，放弃反帝国主义的任务，是辛亥革命的领袖的最严重的罪恶，但是，问题还在于为什么这些‘革命领袖’这样妥协和不彻底！这就因为大多数的辛亥革命‘元勋’，本来就不要革命，他们的出现，根本是为着要挽救地主阶级的政权的，根本的为着挽救帝国主义的统治的”[872]。这里引华岗的话“辛亥革命的领袖尊重外人在华的条约权利……”这是华岗的原话。华岗指出：辛亥革命的口号是“排满”而不反帝，领袖们反而示好于帝国主义，与袁世凯妥协，这就使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完成[873]。这样分析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而瞿秋白认为华岗的分析没有抓住根本，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大多数的辛亥革命‘元勋’，本来就不要革命”，“根本是为着要挽救地主阶级的政权的，根本的为着挽救帝国主义的统治的”。这样的说法就有失实事求是，是过分的、走极端的。应该说大多数的辛亥革命元勋，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还是要革命的，还是要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的，而不是要“挽救地主阶级的政权的”，不是要“挽救帝国主义的统治的”。辛亥革命后，又有“二次革命”等，旧“三民主义”被反帝反封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代替，就是辛亥革命元勋们要革命、要反帝反封建的体现。瞿秋白的这种批评，不仅是对《大革命史》很不中肯的批评，也是对辛亥革命史、对辛亥革命领袖们的很不中肯的评价，实在是太片面了。
又如，《批评》批评《大革命史》没有把中国“工人和本国的外国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放在中国大革命的经济基础里面”，这个批评一开始是有道理的。《大革命史》第二章第二节中论述“中国大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时分了以下几小节：
（一）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其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二）封建势力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冲突
（三）农民的贫困及其与封建地主的矛盾
（四）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民权革命
（五）各种社会基础的总结
其中确实没有把中国“工人和本国的外国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设一小节论述，这是《大革命史》理论上的一个缺陷。但《大革命史》还是强调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是非常有限的”，“五卅运动一开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就实行它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政策及出卖无产阶级的策略……”强调了“无产阶级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正可以掘断帝国主义压迫所依据的支柱。中国无产阶级因为客观状况的关系，是力争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最坚决最彻底最革命的阶级，所以中国大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余质，但是革命的主力军却是中国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的参加和领导，中国革命是不能如此蓬勃发展的”[874]。而《批评》却不顾《大革命史》以上的论述，就抓住没有把中国“工人和本国的外国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放在中国大革命的经济基础里面”，然后就说“和当初陈独秀的结论一样：推动资产阶级去领导革命和取得政权……”就说《大革命史》“几十次证明中国革命不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的范围，他事实上忽视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偷运了陈独秀主义的私货”，“陷落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是“帮助了托洛斯基主义”，“替托陈派想出了一种‘理论上的基础’”[875]。这样的批评显然太过分太极端化了，因为《大革命史》并没有忽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批评》也说：“华岗的分析，虽然也提起‘领导权’，也提起‘建设社会主义的前途’，可是，他主要的结论只是：这个革命正在‘争取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条件’！”[876]既然华岗“也提起‘领导权’，也提起‘建设社会主义的前途’”，为什么还要硬说华岗“陷落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替托陈派想出了一种‘理论上的基础’”呢？难道强调中国民主革命“不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的范围”，在“争取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条件”，就一定是“陷落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替托陈派想出了一种‘理论上的基础’”吗？平心而论，华岗强调中国民主革命在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同时并没有忽视中国民主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前途，这不是二次革命论，也不是不断革命论，并没有错，至少没有大错。而瞿秋白如此批评华岗实际上是照搬了王明对李立三的批判。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批判李立三的错误时就指出：李立三“否认了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与革命转变的前途”，“否认了中国现在阶段革命有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与必然”。李立三根本不懂得现在阶段的革命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反资产阶级的斗争。王明强调：“中国现在阶段的革命性质，虽然还未踏进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夜，但却又已跨过了俄国一九〇五到〇七年革命的进程”[877]。在王明路线看来，中国革命是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的范围的，是在为社会主义发展创造条件（这实际上是当时共产国际的观点[878]）。而为社会主义发展创造条件就不是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说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就在说不是为社会主义发展创造条件，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王明路线是脱离实际的极“左”的“不断革命”论，也是走极端的、僵化的“不断革命”论。瞿秋白则基本上是搬用王明路线的观点来批评《大革命史》。所以说瞿秋白搬用了王明路线的观点，是因为瞿秋白起草的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曾明确地反对“不断革命”论，其中指出：“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时革命为‘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879]而瞿秋白在王明路线的高压政治下批评《大革命史》时，已抛弃了“旧”的中共六大的观点，而搬用了“新”的王明路线的观点。
对于中国民主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现在已有了较多的实事求是的讨论。如胡绳晚年提出了对社会主义论战要重新评价。胡绳认为：过去我们都简单地说在社会主义论战中梁启超、张东荪被驳到了。现在看，他们讲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梁、张的基本意思是：中国现在还没有条件搞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受帝国主义的压迫，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起来，工人阶级还未真正形成，人数极少。社会主义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没有这个主体，社会主义是搞不成的。这种看法应当说是触及了要害问题，在方法上还有点唯物主义味道。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反驳他们，不外是说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都不行了，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中国是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去实现社会主义。而梁、张认为这不行，必须先实现资本主义，然后才能搞社会主义。怎样跨越资本主义呢？陈独秀等当时当然回答不了。在旧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主张，不能认为凡是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不赞成当时搞社会主义的就都是反动的[880]。而陈独秀、李大钊主张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对的。但认为实现社会主义与物质条件无关，与经济发展无关，认为在中国应当立即消灭资本主义，这无疑是不合中国国情的[881]。胡绳又指出：早期一些人对资本主义的看法都存在着民粹主义的局限性，直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才克服了这种局限性，认识到中国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要发展资本主义。但后来又有了反复[882]。胡绳的看法，是实事求是的，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这不仅是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的局限性的批判，实际上也是对王明路线的资本主义观、瞿秋白《批评》中的资本主义观的否定。应该说，中国的民主革命，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这样的论断是合理的正确的，华岗的看法是对的，瞿秋白的看法、王明路线的看法都是不对的。
再如《批评》中对“客观”问题的看法也是片面的走极端的。《批评》说：华岗在《大革命史》的第二版序言里说：“老实说，历史的记述，是没有所谓‘纯客观的’……但是我们始终以工农阶级的解放利益为前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与革命的教训为立场，能够正确的去把握并理解社会发展的本质，也就始终要比国民党、第三党及取消派更客观些……”[883]这里所引的华岗关于“客观”的议论，平心而论有一定的合理性。而瞿秋白批评华岗：“简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和所谓客观事实对立起来，照他的意思，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学并不是唯一正确的，唯一合于客观事实的历史，而只不过是比较国民党、第三党、托陈派‘更客观些’罢了。这种口气，仿佛是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并存起来……而不要求完全打倒国民党等等造谣诳骗的历史，并不指出国民党等等的历史根本是违反客观事实的，——反而承认他们也有一些‘客观’，只不过比较我们更不客观些罢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学，不是什么‘比国民党、第三党、托陈派更客观些’的问题，而且要完全打倒他们的造谣历史，而建立唯一正确的历史。所谓布尔塞维克的，也就是科学的，反布尔塞维克的，一定也是反科学的，违背客观事实的”[884]。这里的“布尔塞维克的，也就是科学的，反布尔塞维克的，一定也是反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学就是唯一正确的，唯一合于客观事实的，此外就是错误的，违背客观事实的，这样的说法是一种“贴标签”式的分析，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分析，是一种走极端的分析，是有片面性的。华岗并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和客观事实对立起来，也没有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学的正确性，瞿秋白却硬要说华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和客观事实对立起来，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学的正确性，这显然是很不实事求是、很不中肯的。
在当时的年代，在极端重视政治立场、阶级立场、意识形态立场的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和客观事实的关系几乎是不容讨论的，而在今天这些问题已是可以讨论的了。
先来讨论一下正确性的问题。从理论上来讨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开放的，是要发展的，这应是唯物辩证法的常识。瞿秋白是懂得这一常识的，早在他写的《社会哲学概论》中就指出过：“自然界、社会关系以及思想都是连环不断的‘否定’。这是很重要的很广大的公律”[885]。似乎这个时候他有点忘了。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自己的思想理论是绝对正确、完全正确的，而总是说还要在实践中修正、发展。如列宁所指出的，“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886]。马克思的理论既不是一成不变，既要向前推进，要发展，那就说明马克思的理论不是绝对正确的。列宁又说，“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887]。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都是可以由实践来检验、发展的。
从实践上来讨论：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马克思主张共同胜利论，即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能首先从欧洲几个主要的先进国家开始，不可能单独在个别国家内发生。列宁发现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认为一国可以首先胜利，并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列宁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列宁的理论和实践证明马克思的理论有不完善之处。瞿秋白改译的《列宁主义概说》就已具体论述过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也说过：“列宁主义之中有许多成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原来所没有的，或者虽有亦很不详尽还未发展的”[888]。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走的是城市为中心的道路，而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走了农村为中心的道路，并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发展了列宁的理论，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证明了列宁的理论有不完善之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个别论断，有时会不适合于具体国家的具体国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历史学的看法、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看法也是如此。再从另一方面来看，斯大林标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时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学，是完全正确的吗？实践已给予了否定[889]。
再来讨论客观性问题。华岗提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历史研究可以比较客观些，这是实事求是的，比较谨慎的。而瞿秋白说：
其实，一定要有真正布尔塞维克的、真正阶级的、也就是真正科学的、真正客观的立场，方才能够正确的分析革命的历史；这种布尔塞维克的历史的目的，应当是完全打倒国民党、第三党、托陈派的造谣、诳骗、伪造的历史，而用自己去代替地主资产阶级的一切种种主观的历史。[890]
瞿秋白的意思很清楚，布尔塞维克的、无产阶级阶级的立场，也就是真正科学的、真正客观的立场，也就不是主观的立场；而非布尔塞维克的、非无产阶级的立场，也就不是真正科学的、真正客观的立场，也就是主观的立场。这个说法的本身已存在着理论的缺陷。瞿秋白批评华岗“没有根据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一贯的正确路线，来有系统的整理和分析中国革命的事变”（详前），批评华岗没有按照斯大林的理论、观点来研究中国大革命历史，那么以“国际路线”来判断历史是非，用斯大林的理论、观点来研究中国大革命历史，这不正是有主观色彩吗？瞿秋白强调：“必须要根据中国阶级关系的变动和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过程，来做整个许多丰富的事实材料的方针，这样，才能够写出真正布尔塞维克的中国大革命史”[891]。先定出一个处理事实材料的方针，这不正是有主观色彩吗？瞿秋白认为斯大林的话是科学的——“把我们党史的研究放在科学的布尔塞维克的轨道上，使大家着重的注意去反对托洛斯基主义的，以及其他对于我们党史的造谣的人，有系统的去揭穿他们的假面具”（详前）。斯大林认为党史研究要“着重的注意去反对托洛斯基主义”，反对“造谣的人”，这不正是有主观色彩吗？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与历史研究的相对客观与否，不是天然的自然而然的，不是可以直接划等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与历史研究的相对客观与否，第一个问题是看用什么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如果用僵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就会脱离客观，甚至远离客观。第二个问题是用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与用任何科学的理论指导研究一样，都存在运用得如何的问题，机械的教条主义式的运用，也会脱离客观，甚至远离客观。第三个问题是同样都用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研究，不同的人达到的水平是不同的，这与个体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理解、掌握的程度有关，与个体的理论素质、文化素质以至实践经验有关。所以同样都用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研究，有的人的研究成果可能离客观近些，而有的人的研究成果可能离客观远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与历史研究客观与否，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而且客观与否又往往与主观因素有关。客观与主观是辩证的关系，不能机械地、绝对地、片面地看问题。
华岗在当时能提出历史记述的客观性问题是有理论勇气的，是难能可贵的，而且认为纯客观是没有的，而比较客观是可以做到的，这是有实事求是精神的，即使在今天也是值得借鉴的。每一个历史研究者在研究中要做到纯客观是不可能的，追求纯客观是不现实的，但可以做到、应该做到比较客观，追求比较客观是现实的。华岗的治史观是值得肯定的，是一个严谨的历史学家应有的态度。遗憾的是华岗还没有论述什么是客观、怎样做到客观，这样的史学理论问题大概不是他当时的历史研究任务。关于历史研究的立场及客观性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涉及的理论问题很多，这里不可能一一讨论。更多的讨论可以参见拙文《也谈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中立》（《河北学刊》2007年第5期）。而瞿秋白批判华岗的“客观”论，似乎没有什么客观的依据，也没有能站得住脚的理论依据，可以说是以在实践中并不存在的绝对“客观”论批评在实践中存在的、可以做到的相对“客观”论，是走极端的批评，而且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还值得注意的是，片面的走极端的分析方法、批评方法，瞿秋白不仅用来对待别人，也用来对待自己，这样的方法真可谓用得彻底、用“到家”了。瞿秋白不仅对自己以前的政治实践、政治理论研究全盘否定，也把自己以前的中共党史研究、中国大革命史研究全部否定。《批评》说：“华岗同志的这种错误和瞿秋白同志以前的错误是很相像的，他的全部《大革命史》之中有许多地方简直是直抄秋白同志以前的文章，完全没有经过坚决的清楚的批判”[892]。说华岗“说到瞿秋白的《中国革命的争论问题》的错误，但是，他所指出的错误仅仅是瞿秋白同志自己在六次大会之前承认的错误，还没有根本发露秋白的盲动机会主义的根源。因此，他不但没有指出六次大会上秋白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之错误，并且差不多完全继承秋白当时的错误……”[893]瞿秋白的《中国革命的争论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理论研究方面、在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理论研究方面、在总结革命经验教训方面、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是有局限性的，但成绩、贡献是主要的，其功过可以是八二开，甚至九一开（这已有专题论述），瞿秋白却偏偏要把成绩、贡献全部抹掉，要全盘否定，这不只是对自己不实事求是，也是对客观历史不实事求是，这说明了什么？瞿秋白说华岗的错误“差不多完全继承秋白当时的错误”，也就意味着《批评》对《大革命史》的批判，就是对瞿秋白自己的批判，这说明了什么？瞿秋白为什么要如此错化自己、丑化自己？这种过分的极端的现象，是王明路线时期对瞿秋白过分的极端的批判、打击、迫害的产物；是王明路线时期中共党内政治生活极“左”化、极端化，片面的走极端的思维方法、分析方法、批评方法日益发展、盛行的产物；也是瞿秋白心态逆转、恶化的产物。他在《多余的话》中说：“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中央怎样说，我就依着怎样说”，还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894]。瞿秋白在王明路线高压政治下违心地作过多次检讨，多次自我批判，《批评》可以说是又一份检讨，又一次自我批判。《批评》或许也是违心的、迎合式的，所以王明路线并不满意，还是对瞿秋白《批评》又进行了批评。《布尔塞维克》编者在发表《批评》后的编后语中说：
范亢同志这篇批评文章虽是打击了华岗同志在他的《大革命史》中所犯的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提出了如何去研究“中国革命史”的中心问题，但是他对于中国革命史中阶级关系的转变问题，还缺乏清楚的了解，把许多重大的革命事变简单地看做了是地主资产阶级上层领袖们的变动，而不看到在某一时期，某一上层阶级（如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所有的群众基础与他们所领导的运动的革命意义，因此，他不能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加以明确的解释。其次，范亢同志对于中国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教训究竟在那里，可惜没有能够在批评华岗同志的《大革命史》中指点出来。同时范亢同志也没有能够把中国共产党过去陈独秀瞿秋白时代机会主义的根本错误在那里指出来。而这两个基本问题的指出，在批评华岗同志的《大革命史》时是完全必要的。[895]
瞿秋白批评华岗没有搞清楚“中国革命史中阶级关系的转变问题”[896]，《布尔塞维克》编者又批评瞿秋白没有搞清楚“中国革命史中阶级关系的转变问题”，实际上就是批评瞿秋白还是没有按照王明路线来谈“中国革命史中阶级关系的转变问题”。《布尔塞维克》编者批评瞿秋白没有指出“大革命的教训究竟在那里”，没有指出“陈独秀瞿秋白时代机会主义的根本错误在那里”，实际上也是批评瞿秋白还是没有按照王明路线来谈“大革命的教训”及“陈独秀瞿秋白时代机会主义的根本错误”。瞿秋白已经大谈特谈自己的错误，《布尔塞维克》编者还是认为瞿秋白没有认识根本错误在哪里。这就说，瞿秋白的自我批判不行，还必须进行再批判！瞿秋白为什么总是如此吃力不讨好？对瞿秋白的批判何时可了？瞿秋白的自我批判何时可了？[897]
《批评》在《布尔塞维克》上发表，正是王明路线统治下中共党内理论研究、学术研究之一斑；是学术研究中的走极端的、只从某人论断出发的教条主义的大批判之一斑，是对学术研究进行上纲上线的政治批判之一斑。
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发表的《批评》，表明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的瞿秋白在历史研究的思想方法方面退步了。特别是把政治大批判方式方法引入学术研究，给学术研究带来了不好的影响。作为对中共党史研究作出过贡献的瞿秋白，又给中共党史研究造成有害的影响，这是很遗憾的。这主要是王明“左”倾路线使然，同时瞿秋白本身思想、心态的退步也是一个原因。
如果说《批评》还有可以肯定的地方，就是其中还是强调了引文要注出处，这体现了对学术性的追求。如《批评》中的引文大多是注明出处的。《批评》中引华岗关于“客观”性的议论，注明是《大革命史》的第二版序言，而且说明看的是第二版原稿（详前）。《批评》中引列宁、斯大林的话也大都是注明出处的。如引列宁说推动科学前进需要用新观点代替旧观点的话，就注明“《列宁文集》卷五，一二二页——《怎么干》”[898]。引列宁关于俄国农奴解放之后直到二月革命的历史分析，就注明“以上见《列宁文集》第二版，第十五卷一四二——一四六页”[899]。引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三个阶段的论述，注明：“斯大林：《对于时局问题的杂记》——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真理报》。”[900]
《批评》在批评《大革命史》时说：“与其说是《大革命史》，还不如说是‘中国革命史材料汇录’；假使真是这样的编法，那他也应当在每一段每一篇的材料底下，注明白：某人某年某月的论文，或者某一机关某年某月的决议等。而他不是这样做的……”[901]这个批评是合理的。
以上说明瞿秋白的学术良知，在王明路线高压政治统治时期也没有完全丧失。
三 余论
由此案例，大概也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内一些人学术研究中走极端的、教条主义的思维方法、研究方法、批评方法，对学术研究进行政治大批判的方法从何而来？显然是从政治、政治理论的思维方法、研究方法、批判方法中搬过来的。而这种大批判式的政治、政治理论的思维方法、研究方法、批判方法，是受苏联共产党内政治斗争、路线斗争的影响，学习、搬用了苏联共产党的政治斗争、路线斗争方式方法逐渐形成的，是通过共产国际及苏共的代表、通过苏联培养出来的中国的极“左”分子输入中国共产党内的。
苏联共产党从1921年开始批判托洛茨基反对派，1924年对托洛茨基反对派进行了全面公开的斗争，以后又展开了反对布哈林运动。1921年苏联共产党进行了清党，以后又不断进行清党。在这些运动、斗争中，特别是1924年列宁逝世斯大林成为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后，往往采取较为极端的方法，这使当时在苏联学习的中国人受到影响。1921年夏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开学，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派遣一些同志到“东大”学习。1925年11月莫斯科又创办了中山大学，专门招收中国学生，中国共产党也不断派遣一些同志到“中大”学习。这些各届的“东大”、“中大”学生，就受到了苏联政治形势及各种思想理论的影响，也受到了苏联政治斗争方式方法的影响，并且“东大”、“中大”的中共党员中也进行了类似的政治运动、政治斗争、政治批判。王明就是1925年到“中大”学习的，他就是当时苏联政治运动、政治斗争、政治批判培养出来的极“左”分子。1927年夏开始的中山大学风波，莫中生有批判所谓的“江浙同乡会”，王明就是其中的骨干。“东大”、“中大”中国学生的清党运动，王明也是其中的骨干。正是在极“左”的氛围中，被中国国内的中共党员称之为“东大式的批评”的极“左”批评方法形成了。而随着“东大”、“中大”的中共党员回国，“东大式的批评”也带到中国国内，其中一些极“左”分子成为中国共产党内极端化政治斗争、“东大式的批评”的老手、高手。1927年12月12日《布尔塞维克》第8期发表了志益《布尔塞维克党之民主集权制》，就对“东大式的批评”提出了批评，说：
因为过去党内既不能民主化，再加上机械式纪律，“东大”式的批评，将党内一般同志，束缚得像小媳妇一样。对于执行党的政策及决议时，至多不过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即使同志有了一点意见，或者与党的议案不一致，在党的会议中发表，结果，对于意见还没有得到一个真确的解答，便得了一个“东大”式的批评。什么不虚心啦，左倾啦，右倾啦，幼稚病啦，小资产阶级的表现啦，无政府主义倾向啦，现在又加上一个“机会主义的倾各［向］”啦……如果某同志不服从这个批评，必绳之以纪律。这样一来，吓得那个同志再也不敢发表与党不同的意见（当然只限于对党内发表）。于是一般同志，对于党总是抱一个“党的决议总是对的，服从党的命令去干就是了”这样的观念；自然把党内活泼泼的气象，都限制了，消灭了，布尔塞维克的精神，恐怕也因此而变为机械式的动作了。此种现象如果不能彻底的改变，恐怕再过一个时期，党内的机会主义，也未必能够扫清，布尔塞维克化恐怕终成了一句空话。[902]
这里批评的“东大式的批评”，即教条主义的上纲上线的走极端的打棍子、戴帽子的大批判。这篇文章本是志益写给瞿秋白的一封信，瞿秋白就将其刊登在《布尔塞维克》，同时瞿秋白又写了《就〈布尔塞维克党之民主集权制〉答志益》一起发表。瞿秋白在《答志益》中对党内民主集中制建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志益的某些观点进行了批评，但就批评问题瞿秋白仍表示“批评的时候单说某某有机会主义倾向等而不加以解释是不对的”[903]。从志益的文章、瞿秋白的文章中可以看到，至少在1927年11月前后，极“左”、“东大式的批评”已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了影响，但当时的影响可能还不大，一是因为在党刊上还可以对它进行批评，二是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反对“东大式的批评”的。从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瞿秋白对李立三没有进行极端化的大批判，以致瞿秋白的同志式的、温和的、客观的批评反而被当做调和主义——最危险的敌人，进行了极端化的大批判，可以知道，直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东大式的批评”在中共党内还没有占主导地位。而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开始对瞿秋白等人进行了极端化的批判，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米夫等人又对瞿秋白进行了极端化的批判，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会议开展极端化政治大批判的开始。接着，“东大式的批评”的代表人物王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台，随着王明路线在中共党内占统治地位，“东大式的批评”也在中共党内占了统治地位，盛行起来。可以说，极“左”的“东大式的批评”，是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等人、中共党内极“左”分子王明等人的示范、扶植、推动下在中共党内推行开来、发展起来的，并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流毒中国共产党全党，以致影响了很多共产党人。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不可低估，这不仅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也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作风建设，不仅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论界，也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学术界。瞿秋白对华岗的批判正是这种影响的反映。这种影响即便在王明路线被否定后，也不可能马上就被清除，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仍可看到它的影响存在。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