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瞿秋白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这使他对党的发展及其经验教训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并有责任进行总结。1928年7月到1930年8月，瞿秋白在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共产国际收藏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资料，同时也可以有一定的时间来进行理论研究，包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教训。所以，1928～1930年，瞿秋白的中共党史研究成果相对较多一些。1930年回国以后，最初几个月从事党的领导工作，1931年1月到1933年12月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打击迫害，政治理论方面的研究少了，一度从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的研究宣传。1934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至1935年6月牺牲，主要从事中央苏区文化教育的领导工作。从1931年到他牺牲的这一段时间里，他的中共党史研究成果相对少一些。

    这一时期，瞿秋白有关中共党史研究的成果主要有：

    1928年2月10日《给国际的报告》记述了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国革命的发展及党的发展情况，其中第七节《党内问题》，是专论当时党的发展状况及经验教训的，其中谈道：

    虽然，我们在八七会议之后，竭力求改良党的情形，但是至今没有多大的成绩，尤其是广州暴动失败之后——我们最好的党部受着很大的摧残。现在：（1）白色恐怖到处摧毁我们的干部。江苏已经很弱，江西，安徽，湖北，湖南简直丧失极大部分的干部，书记被杀，北方顺直也是如此；（2）城市中组织有削弱的趋势，有流动“过门”的现象，尤其是上海；（3）乡村中没有支部组织，只有个人领袖；（4）群众，尤其是上海，觉得党是他们之外的组织，希望党完全解决失业问题，救济问题。这些现象自然各是不好的现象……

    再则党内还有许多问题：（1）马哈衣主义。便是反知识分子的倾向，例如广东省委李（立三）将广州失败原因，完全归到知识分子的成分上，主张改组党部为第一任务……（2）原始的民主主义。民主主义化是很重要的任务。但是有一种特殊的倾向，就是反对集权，主张“下级群众”不满意的政策便要改，下级不满的人，上级要立刻撤换。主张机关要对群众公开说以前的党是知识分子的，现在工人群众应当夺回来（北方）。（3）先锋主义。C.Y.的先锋主义仍旧存在，中央虽然尚好，但各地C.Y.反党的空气，还是存在着。（4）盲动主义。最早上海有以暴动影响无锡的倾向，而方法便是以硬打手段逼迫工厂罢工。后来湖北C.Y.又主张在唐倒时立即暴动。湖南十二月十日暴动又是只有军事准备——军事阴谋。其他各省，往往C.Y. 地方报告已决定暴动（江西，河南等）——然而C.Y.地方来信并没有提及。这种不要群众的以暴动为目的的倾向，至今还没有完全去尽。（5）广州暴动失败之后，同时有些同志怀疑革命之高涨，重新从造党再说。或者主张简直要提出革命低落时代的口号——就是把现在的口号降低。（6）革命性质问题的疑问。有许多同志以为现在既然提出苏维埃革命，那当然是社会主义，不会是民权主义独裁制而是无产独裁。（7）因此关于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也有许多意见。一种是说当初不应该加入国民政府。一种是说一切错误来源都是由于些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虽然还没有讲到不应加入国民党）。一种是早就应当实行苏维埃革命（有人公开说反对派是胜利了）。一种是说国民党背叛三民主义与国民革命是不对的，因为国民党根本是反革命的，他的主义也是反革命的。一种是说国际也有许多错误，因为他尽许多力去帮助国民党。一种是说八七会议，不举起苏维埃旗及没有一切他的口号是“机会主义”。[557]

    这里披露了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真实情况，也是提供了研究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珍贵史料。这里谈到的当时就有人认为大革命时期的机会主义错误与“国际也有许多错误”有关，八七会议不举起苏维埃旗是“机会主义”，足见当时中共党内的思想是很活跃的，争论是很激烈的。

    《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关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报告》（1928年4月[558]），全书（包括附录）十万余字，这是为中共六大准备的书面报告，油印发给了中共六大的全体代表。在此书的基础上，瞿秋白于1928年6月20日又在中共六大上作了口头的政治报告（记录稿三万余字[559]）。以后又将此书改写成五万字左右的通俗政治读物《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由中央出版局印行[560]。此书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及经验教训有较系统的论述，以下详论。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1928年7月9日通过），这是瞿秋白起草的，其中第六节为“中国革命失败底客观原因”，第七节为“机会主义的错误”，第八节为“八七会议与十一月扩大会议”，第九节为“南昌、秋收及广州武装起义的意义”。这些节里对中国共产党大革命以来的历史及经验教训也有较深入的总结。

    《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补充报告》（1928年8月），是瞿秋白在共产国际六大第三十一次会议上所作的介绍中国革命历史及经验教训的报告。报告的一开头就谈道：“我们把中国革命称作伟大的革命，但是，你们都知道，领导这场革命的是一个还很年青的共产党。如果我们回顾过去，便可以看到，我们犯了多少机会主义的错误，尤其是在武汉时期。中国革命的经验不仅对殖民地国家，而且对各国共产党都可以引为借鉴。”[561]报告谈到了中山舰事件以后，“共产党人轻信了蒋介石宣言的真实性和他把世界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蒋介石高叫，必须像过去国民党人服从孙中山那样服从共产国际，共产党人就幼稚地信以为真了”。[562]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妥协退让及改良主义，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指出：“民族改良主义——它有时也意味着法西斯主义——这一问题，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应该最尖锐、最全面地在这次大会上提出来。”[563]报告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是深入的。

    《广州暴动与中国革命——广州暴动周年纪念》（1928年10月），对广州起义爆发的原因、意义及经验教训有深入的分析研究。

    《中国共产党的状况》（1929年7月）是为共产国际执委第十次全体会议准备的材料，叙述了大革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状况，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其中谈道：八七会议以后，“巩固党的工作，一直到最近都是在极困难的条件之下进行的。据今年一月二月的情形看来，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可以说有了些进步……中国共产党新的引力，不仅在工人和贫农之中可以见到，并且在一部分有反抗情绪的学生之中也可以见到。倘若在武汉时代之后，特别是在广州暴动之后，许许多多知识分子脱离党，那末，一面有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失望灰心而脱党的情形，一面却有少数新的知识分子党员增加（当然是极少数）……领导机关工人化的问题，在六次大会之前，中国共产党便提出来了，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三十二个正式和候补委员之中有十九个工人同志。现在，经过许多省代表会议之后，省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人员（最主要省份和工业中心的书记、组织部长）都是工人同志。下级党部机关比较差些。乡村的党部机关和领导的干部那是更差了”。[564]这里披露了1929年初的真实情况，也提供了研究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珍贵史料。

    《中国的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1929年11月），主要对陈独秀的错误思想理论进行了分析研究，可从中看到陈独秀错误思想理论的发展脉络。

    《中国的苏维埃革命》（1930年1月），主要叙述了广州起义以后的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1929年11月～1930年6月），是1929年11月至1930年6月，瞿秋白在莫斯科列宁学院作的中共党史报告（共十二讲）的大纲，可惜的是现在只留下了这个大纲，而没有报告的记录稿，但仍能从中看到瞿秋白研究中共党史的理论方法及取得的成就，以下详论。

    这一时期，瞿秋白撰写的中共党史人物传记有《悼张太雷同志》（1928年1月）、《纪念彭湃同志》（1929年9月下旬）等，这也是他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成果。以下详论。

    《中国大革命史应当这样写的么？——对于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的批评》（1932年5月），是一篇史论，是以当时“左”倾路线的观点来批评华岗《中国大革命史》。以下详论。

    以下对这一时期瞿秋白有代表性的中共党史研究成果进行重点的研究、分析。

    一《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瞿秋白1928年10月完成的宣传中共六大精神的小册子，全书五万字左右，对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历史特别是中国大革命史及经验教训有较系统的论述。

    （一）版本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前身是瞿秋白1928年4月完成的为中共六大准备的书面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关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报告》，[565]全书（包括附录）十万余字，书的目录如下：

    第一节 中国革命领导权之争

    第一节 中国革命的性质与阶段

    第二节 国民党问题与革命斗争方法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之过去与前途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与机会主义

    第二节 八七会议

    第三节 十一月中央会议

    第四节 广州十二月暴动

    第三节 中国革命当前的问题

    第一节 谁得着革命的领导权

    第二节 武汉反动与广州暴动

    第三节 五大矛盾

    第四节 共产党的任务

    附录

    （一）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新策略

    （二）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

    从以上的目录中可以看到，该书重点研究的是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也论述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事件在第二章有系统的记述。以此书面报告为基础，瞿秋白于1928年6月20日又在中共六大上作了口头的政治报告（记录稿三万余字）。这个记录稿的内容节目如下：

    一、中国革命问题

    1.革命的性质

    2.革命的阶段

    3.中国革命之失败

    4.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

    二、机会主义

    1.机会主义之理论

    2.党的历史上之几个问题

    3.中国式的机会主义

    三、盲动主义与暴动政策

    1.八七会议

    2.军阀混战与十一月会议

    3.广州暴动之后

    四、革命形势五、党的任务从以上的目录中可以看到，重点阐述的是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也论述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重大事件在第二、第三章有系统的记述。在书面报告、口头报告的基础上形成的瞿秋白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1928年7月9日通过，一万八千字左右），主要内容包括：

    1.中国与世界革命

    一、世界革命发展底阶段

    二、中国革命底国际意义

    2.中国革命底性质与动力

    三、中国革命底性质和任务

    四、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口号

    五、中国革命底动力及其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

    3.过去斗争底经验

    六、中国革命失败底客观原因

    七、机会主义的错误

    八、八七会议与十一月扩大会议

    九、南昌、秋收及广州武装起义的意义

    4.革命运动底现时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底总路线

    十、革命高潮过去后之形势

    十一、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

    十二、争取群众的任务

    十三、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之危险5.党的任务

    十四、在党内工作方面的任务

    十五、在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及职工运动方面的任务十六、党在农民运动中的主要任务

    十七、党在苏区底任务

    十八、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反军阀的斗争

    十九、对于其他政党的关系问题

    二十、军事问题与士兵运动

    二十一、中国共产党与各国共产党联络的问题

    二十二、（无标题。谈：接受共产国际九次扩大会议的决议。国际决议与本决议是这一时期决定一切政策底方针）

    从以上的目录中可以看到，重点在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阐述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规定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论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及重大事件的篇幅稍少些，主要在第三章中。

    为了宣传中共六大的精神，在以上三个文件的基础上，瞿秋白写了五万字左右的通俗政治读物《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由中央出版局印行。这个小册子的主要内容是：

    一、帝国主义压迫中国

    二、军阀统治着中国工农平民

    三、地主豪绅的剥削

    四、中国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的发生

    五、中国革命的历史

    六、辛亥革命之后

    七、中国工人阶级开始参加革命

    八、世界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生

    九、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

    十、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之大革命

    1.五卅运动

    2.一九二六年的北伐

    3.上海暴动和武汉时代

    4.蒋介石李济深的反动屠杀

    5.武汉国民党的反革命

    6.南昌暴动

    7.南方各省秋收暴动

    8.广州的苏维埃暴动

    9.中国革命之前途

    10.今后革命的任务

    十一、中国共产党

    从以上的目录中可以看到，第一至第四节主要论述中国革命的社会背景、阶级基础，第五至十节主要论述中国革命的历史及经验教训，第十一节主要论述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此小册子关于史的篇幅明显增多，述史论史占了绝大部分篇幅。此小册子的重点在论述中国革命的社会背景、中国革命的发展历史，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实际上主要就是论述中国革命发展史、中国共产党发展史，因为论述发展史，首先需要论述背景，然后论述发展过程，最后总结经验教训。如果说以上三个文件是以政论为主，那么此小册子是以史论为主。史论以论述史事、史实为基础，更易于被社会、被大众所接受。此小册子与以上三个文件的结构有所不同，但完全是在以上三个文件的基础上改写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对此小册子的研究是可以与以上三个文件进行比较研究的。这是研究此小册子的版本时应注意的。

    至于此小册子的最早印刷本，如《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6）的编者注所说：“这是作者根据他在中共六大所作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内容所写的通俗政治读物，由中央出版局印行。”[566]这里没说中央出版局印行的时间，估计是在1928年底，因此书的完成是在1928年10月（详下）。中央出版局印行的版本，现在已很难得见。现在能见到的只有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的此书。以下即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本进行研究分析。

    （二）写作时间、背景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在此书的书名下标“一九二八年”， [567]没有月份日期。姚守中等《瞿秋白年谱长编》说：1928年“夏秋在‘六大’后，把政治报告《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改写为六万字的通俗读物，并在莫斯科出版”。[568]这里说“夏秋”改写，不知何据？（这里的政治报告书名应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党》。这里的“在莫斯科出版”也不知何据？）是夏还是秋，抑或夏秋间，也不明确。中共六大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举行，由瞿秋白主持。接着共产国际六大于1928年7月17日至9月1日举行，瞿秋白也参加了。瞿秋白大概要到共产国际六大结束以后才能有空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改写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改写时间应在1928年9月1日以后。9月上半月（9月5日开始），瞿秋白又偕夫人杨之华随出席共产国际“六大”的各国代表到苏联南方地区参观。因筹备和主持召开中共“六大”，紧接着又出席共产国际“六大”，工作劳累过度，旧疾复发，在苏联南方参观后，被迫留在巴库疗养。[569]在巴库疗养期间，9月14日瞿秋白给当时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其中谈道：“至于国内则此次决议（按：中共六大的决议）的通俗宣传宜速进行（和森、仁静可以做，超林也可以做，立三亦可以开始这种工作）。我个人最近三礼拜内将（一）准备一本集子（或两本），重编中国革命问题之小册子。”[570]这里说的“重编中国革命问题之小册子”，就是指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说明，瞿秋白计划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改写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应在1928年9月14日以后的三个星期内。如果瞿秋白的计划顺利，大概应在10月上旬或中旬完成了改写。因此可以将此书改写完成定在1928年10月。

    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宣传中共六大的精神，其重要背景就是中共六大召开。中共六大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1927年中共五大没有能从政治上、组织上根本纠正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中国共产党对来自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依然是妥协退让，加之不重视农民运动，不开展土地革命，不重视武装斗争，于是当国民党右派用武力向共产党进攻、镇压革命时，共产党无可奈何，只得眼睁睁地看着革命形势逆转，看着一些共产党人被捕被杀。1927年7月15日，共产党人还寄予希望的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宣布“分共”，大革命无可挽回地失败了。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开始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开始走武装斗争的道路。1927年8月1日共产党组织了南昌起义，打响了反抗反革命武装的第一枪。接着八七会议举行，从政治上组织上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各地武装起义相继爆发，其中较有影响的是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工农红军队伍、革命根据地开始发展起来。但在纠正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后，在革命形势从低谷走出来后，党内也产生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就是第一次“左”倾错误的代表性文件。“左”倾错误也给革命造成了损失，使共产党人，也使瞿秋白又得着了教训，1928年初即停止执行“左”倾盲动方针。为了进一步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纠正中共党内的右倾、“左”倾错误，中共六大召开了。中共六大对中共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批判，对“左”倾错误也进行了批判，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中共六大制定的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存在着局限性，主要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这自然就使中共六大以后，宣传中共六大的精神有积极的意义，同时也不免存在一些局限性。

    （三）史学思想

    1.批判中共党内的右倾、“左”倾错误

    这是中共六大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会议精神之一，自然也成为瞿秋白撰写此小册子的指导思想之一。书中有不少篇幅批判了中共党内的右倾、“左”倾错误，如谈道：

    中国共产党的发生到现在还不到十年功夫，经验、阅历非常之少，在斗争之中常常不懂得如何去对付一切的事情，因此做了两件极大的错误事情。第一件是在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时候犯的错误。就是党的指导机关不明白指示群众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根性，要中国的革命能得到胜利只有无产阶级能握得领导权。而反以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既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就不要和资产阶级决裂，使他害怕退出革命，所以在每个紧要关头都向资产阶级让步，而求巩固革命的力量。于是在工农利益与资产阶级冲突得厉害的时候，便拉住群众，不使群众的力量发展，去镇服资产阶级的反动，却向资产阶级让步，以致群众失掉进行斗争的方针。在武汉政府叛变之前也是同样的不明了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向他们让步，结果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失败，工农群众大被摧残。这种不明白工人阶级利益，向工人的仇敌让步政策，叫做机会主义。第二个是执行暴动政策的时候，有些地方没有估计好，没有发动群众，使群众明白暴动的意思，坚决的团结起来动作，却以为可以用少数人的力量去冒险。这种乱干冒险的拼命政策，叫做盲动主义。[571]

    这里既批判了中共党内的右倾、“左”倾错误，同时又总结了经验教训。又如谈道：

    在革命的失败当中，群众的力量是受极大损失，这种情形是很明显的……实际上呢，革命的要求并未得到一丝一毫的解决，所以革命仍是要爆发的，但是不能立刻就爆发起来，因为革命的力量（工人、农民群众组织、工农群众的领袖、共产党的党员）损失得太厉害，要准备到新的革命高潮，必定要经过艰难的工作将群众团聚起来。有一部分人是没有看清这一点，只要有几个人在一处，他们便要去打大批的敌人，不要群众，拼着性命瞎干，于是就常常失败，使革命力量更加损失得厉害。一般工人农民只见到失败，心里也就着慌起来，慢慢的不敢动作，与革命的领导者共产党脱离关系。这样一来，革命的力量更加损失得厉害，群众又脱离党的领导，中国的革命更加困难了。中国共产党，看出革命力量方面有这种错误，很快的纠正过来，不再随便的暴动，与敌人对敌开仗等等，而注意于团结工人群众，并且在乡下团结农民的力量，准备作新的革命的基础。[572]这里批判了盲动主义的错误，分析了其危害性。中共六大前后，盲动主义是中共党内的主要错误倾向，书中对盲动主义有多处批判。

    以上这些对中共党内错误倾向的批判，对中国革命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体现了此书的重要的思想价值、政治理论价值。

    2.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这也是中共六大的重要内容之一、会议精神之一，自然也成为瞿秋白撰写此小册子的指导思想之一。而且历史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也就是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书中有不少篇幅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关于书中总结中国近代农民革命的经验教训、总结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以下会有详细的分析，这里先举一二例。如书中谈道：

    中国以前有许多次革命，总是不能成功，就是因为中国没有一个阶级，真正能领导革命。现在有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是不要革命，只是有了资本家，便有工厂、铁路等等，不论这些工厂是外国人开的，还是中国人开的，既有了工厂、铁路、轮船等便有工人，这个中国工人阶级却能真正领导革命起来。因为工人容易团结而不散漫，而且每个工人的利益是相同的，都是要反对中外资本家的。工人阶级是真正要革命，真正能领导许许多多的农民去革命，去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地主豪绅的政府。[573]

    这里是总结了中国近代的农民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后得出的结论：没有一个真正革命的阶级领导，革命便不能成功。而中国工人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

    书中不仅从宏观上来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也从一些具体运动、事件的微观层面来总结中国革命的具体的经验教训。如总结省港罢工的经验谈道：

    沙面的和香港的罢工工人合在一起有一二十万人。他们组织了一个省港罢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组织，非常严密、整齐，管理工人的一切事情，执行反帝国主义的工作非常彻底，组织了武装纠察队。罢工工人对于帝国主义非常坚决。（一）封锁香港，就是和香港断绝一切关系，香港食粮全靠广东供给的，这时省港罢工工人的纠察队，在沿海口岸把守，不准任何人运送粮食入香港。（二）不准英国船只、英国货物入广州市，纠察队在珠江口岸看守着，英国船入口，便开枪轰回去。（三）严厉的审判反革命者，罢工委员会有公堂及看守所，审判勾结帝国主义者的人，替英帝国主义者做侦探的奸细及革命的叛徒。（四）时常开会做各种问题之演讲，训练工人，办工人学校等。[574]

    这是揭示了省港罢工所以能极大推动广东革命形势的重要经验。又如谈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指出：第一次失败的原因是：“因准备不够，没有武器，组织不完善，时日没有选择好而失败了”。[575]而第三次上海工人起义的成功，“是告诉中国的工农及一切被压迫的人民，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里最伟大的、最先进的力量”。[576]在谈汉口的租界为什么能够收回时，也指出，就是因为工人运动高涨，群众都组织起来了：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后，“工人运动更加高涨：（一）反对资本家的压迫剥削，将反革命的资本家赶走或者捆起来。他们要求改善自己的生活。举行了很多的罢工，前后共计差不多有三百余件，结果大多数得到了胜利，增加了工资，减少了工作时间。（二）组织工会。在吴佩孚的时期，只有很少的工会，并且都是不能露面的，秘密存在的。到北伐军打下武汉后，工会像雨后春笋一样，统统组织起来了，各行各业，各个工厂，各个商店的学徒店员，差不多没有一个工人不加入工会。组织在工会里的工人，武汉三镇有三十几万，湖北全省有五十几万。有几百个小工会，几十个大工会。各个纱厂工会联合起来组织纱厂总工会。各个铁厂工会联合起来组织了五金总工会。各个店员工会联合起来也组织了店员总工会。各个码头工会联合起来组织码头总工会……并且组织了湖北全省总工会。（三）各个工会组织了纠察队，教工人使用枪炮，这样武装训练工人，是要使工人能自己拿着枪炮去打反革命者，是要使革命的力量更充实起来。（四）组织了劳动童子团。这时候革命的高潮，不但激起了全中国的大人知道要解决自己的痛苦要革命，就是七八岁、十一二岁的小孩子都知道要革命了。武汉三镇及北伐军胜利的地方都组织了童子团，加入的都是工人农民的子弟。他们也帮着做各种事情”。所以当英国人在租界挑衅时，“全体工人起来反抗，工人纠察队便占领租界，全体工人为国民党政府的帮助，与英国人办外交，结果英国租界被中国人收回，归中国人管理”。[577]这里指出了，工人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就可以战胜任何敌人，这就是汉口租界收回的最重要经验。

    在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指出，中国工农要消灭资产阶级、地主、豪绅、军阀的政权，打倒南京政府，自己组织苏维埃政府，“要能举行这种新的革命，达到这个目的，怎样才能做得到呢？一定要有广大的群众团结在一起，同心一致，武装暴动起来，将国民党的政府，豪绅、地主、军阀、资产阶级的政府，就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的政府推倒。现在革命已经失败了好几次，群众已经失败，工会破坏了，农民协会破坏了，工农的领袖死了很多，逃难亡命的很多，共产党员也被杀掉不知多少，一时还没有革命的高潮，所以现在第一步工作是要团聚群众。怎样去团聚群众呢？要去领导组织群众的斗争，在他们的斗争中，告诉群众必定要团结起来，认清武装暴动推翻现在政府的必要”。这里强调了要团结群众，要武装暴动，强调了工农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工农的力量越大，越能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转变。

    以上这些经验教训的总结，对中国革命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这也体现了此书的重要的思想价值、政治理论价值。关于此书在经验教训总结方面的成绩，以下还会涉及。

    3.宣传中共六大的精神

    宣传中共六大的精神，是瞿秋白写作此书的最重要的目的和任务，书中不仅通过叙述中国革命及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及其经验教训来阐述中共六大的精神，还在第十一节《中国共产党》中专门介绍了中共六大的精神。如谈到中共六大对革命形势的认识是：

    一、革命已经失败，现在还没有群众的力量能起来作第二个大革命。农民呢，虽然还时常暴动，但是力量很弱，非常散漫。工人呢，受极大的挫折（资产阶级到处大屠杀）之后，还没有恢复……

    二、革命虽不能立刻兴起，但是中国人民的痛苦是没有解决，一切问题都没有解决，军阀、资产阶级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因此革命必定要重新再来，不过是迟早间的问题罢了。

    三、怎样能够准备到这新的革命呢，第一要有群众的力量，领导群众作各种各样的斗争，在斗争中去聚集群众，告诉群众为什么要革命，要打倒反动政府，建立自己的政府。

    四、妨害群众斗争的机会主义，与损失群众力量的盲动主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第248～249页。义的错误一定要改正。要党员群众人人都注意研究革命形势及一般政治情形，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讨论组织及工作，积极参加党的工作，使党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群众的党。[578]

    以上介绍了中共六大对当时形势及对策的看法。又如谈到中共六大提出的中国革命现时最切实的要求，也即纲领是：

    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

    三、统一中国（将帝国主义的力量驱逐出去，消灭军阀），承认民族自决权……

    四、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

    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

    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

    七、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耕地归农。

    八、改善兵士生活，发给兵士土地和工作。

    九、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税捐，实行统一累进税……十、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579]

    再如谈到中共六大提出的党的工作的任务是：

    一、在共产党自己的党内，要使党巩固起来，力量增强。在群众之中巩固并发展党的支部。

    二、在工人群众里要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做革命工会的工作，告诉工人群众国民党的欺骗政策，把工人群众团结起来，和用公开的种种团体，例如加入有群众的公开工会作一切的斗争。

    三、在农民群众中，领导农民去反对地主阶级，提出没收土地的口号，团聚农民的力量，使他们很有组织去斗争，知进知退。组织农民的群众（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等），他们所有的斗争都要去领导。

    四、在中国许多乡村或小城市里已经成立苏维埃，那就要扩大这个地方，发展革命军队（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的政府，将反革命消灭，维持当地的生活品的供给，与大城市的工人运动联合起来，扩大到了大城市中，便要使无产阶级、大工厂的工人来领导苏维埃的工作。

    五、城市的贫民，共产党要领导他们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军阀的苛捐杂税等的压迫，团结他们的力量。

    六、对于国民党一切欺骗工人农民的说话，都要揭开来给工人农民看，使他们不要去上当。

    七、要使兵士明白自己的痛苦和责任，组织他们反对军阀帮助工农。建立工农自己武装力量。在开到中国的外国兵士中间宣传，使他们起来反对自己的帝国主义。

    八、与各国的共产党密切合作，互相讨论如何工作，使革命更加快的发展。[580]

    以上是瞿秋白将中共六大的决议案极为扼要地通俗地进行了介绍。尽管中共六大决议案中的某些内容没有介绍，如第十九条“对于其他政党的关系问题”、第二十二条谈接受共产国际九次扩大会议的决议等没有介绍，但对其主要的内容和精神都进行了介绍，有的地方就是完全照搬决议，再作一些解释。如中共六大决议案第四条“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口号”的文字是：

    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主义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底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七、没收地主阶级底一切土地，耕地归农；八、改善兵士生活，发给兵士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税捐，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这十大要求，就是中国共产党现在争取群众，准备武装起义，以推翻地主、豪绅、资产阶级政权的主要口号。[581]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谈到的中共六大提出的“中国革命现时最切实的要求”，与这里决议案的十大要求的文字基本相同，只是多了一些解释性的文字（详前）。可以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介绍宣传中共六大的精神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使此书既具有了重大的思想价值，也具有重大的政治价值。对中共六大精神的介绍，既是对中共六大的宣传，也是对中共六大的一种研究、记述。

    从瞿秋白研究中共史的思想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研究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重要目的和任务是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服务，是为革命的政治任务服务，这在当时是有积极的政治意义、社会意义的。这也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研究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基本特色。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张闻天、华岗等，这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研究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有重要贡献的人，都有这样的特色。

    （四）史学价值

    1.以中国近代社会、中国革命的发展变化为背景论述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发展

    《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已经展开地、深入地研究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变化、社会阶级的变化、社会矛盾的变化、革命运动的发展变化，但偏重于社会阶级的变化和分析（详前），而对于社会变化的历史的叙述则是极简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以论述历史为主，对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发展的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有了系统的论述。书的前四节就是这方面内容的反映，从前四节的排列顺序（详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先述史后论阶级变化的特点。

    在书的第一节中，系统地论述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论述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用了三种方法。第一种是武力侵略，用武力打败中国后，强迫中国割地赔款：

    一千八百四十年（道光二十年）英国和中国为着鸦片烟的事打仗，就是所谓鸦片战争，结果，中国失败，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大起来，割香港归英国人管，开福州、厦门、宁波、广州、上海五个口岸做商场，赔款二千一百万两银子（这个条约在南京订立的，因此叫做南京条约）。到了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咸丰七年），英、法两国藉端兴兵，联军攻入北京城，结果订立和平条约，允许外人在中国可以自由传教，又开了许多商埠：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五个地方，赔英、法两国一千二百万两（这条约在天津订立，叫做天津条约）。中法战争（中国与法国）在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光绪十年）发生，结果中国也是失败了，安南（在云南之南）被法国夺去，并开了云南省二个地方（老山、谅山）为商埠。这时候各帝国主义的势力在中国一天一天扩大，于是传教师在各处横行霸道，欺压中国人民，激起了很多反抗、杀教士、打教堂等等事情，于是帝国主义又借作藉口要中国赔款，割地。德国占胶州湾（到了民国年代，被日本夺去），法国占领广州湾，英国占威海卫。到了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光绪二十一年）又发生中日战争，结果中国的海军差不多完全消灭，大败一场，朝鲜、琉球、台湾，都割与日本，并赔款二万万两等。帝国主义不断压迫中国，逼得中国更加穷困，到了一千九百零一年（光绪二十七年庚子年）发生了义和团（红灯照）事件，大杀外国人，于是八国联军（英、法、日、美、意、德、比、奥）攻进北京城。到事平议和，订下了最可恨的亡国条约，叫做“辛丑条约”（因为那时是光绪二十八年辛丑年）。辛丑条约规定，向外国人赔礼道歉，赔款四万五千万两，要三十九年还清，与利息合计差不多要十万万两银子，用关税盐税作保，各国军队可以开到北京一带驻扎……等等。这些是帝国主义侵掠中国的第一种方法。到了现在更加厉害，在北京、上海、汉口、广州等地都有外国军队炮舰等驻扎着，时常压迫中国革命，杀中国人。[582]

    又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第二种方法是经济侵略，用商品、用资本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宰：

    中国的铁路，十分之九是外国人管的。中国还有许多铁矿、煤矿等，都被帝国主义占据去了。中国欠了许多赔款，又借了许多外债，帝国主义要求将关税与盐税做担保，英国人的势力最大，他便攫取了这两种管理权。邮政电报也在外国人手里。而且中国的关税不但管理权在外国人手里，并且什么货物，纳多少税的规则，也不能自己决定，于是外国货输进来更加容易，成本更轻，更加能挤倒中国货的地位。如此说来，中国的工商业、铁路、矿山、关税等等，都被帝国主义霸占住了。[583]

    又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第三种方法是政治文化侵略，如租界、治外法权、传教、开学校、贩卖鸦片等都是。[584]指出：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下，中国表面上是独立的，实际上是“半殖民地的国家”。[585]以上的论述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是个别地方不够准确。如所说的“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咸丰七年），英、法两国藉端兴兵”，订立天津条约，实际上英法两国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从1856年（咸丰六年）开始，订立天津条约在1858年。又如所说“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光绪二十一年）又发生中日战争”，实际上中日战争是1894年爆发的。总的来说，极为概要地把中国近代社会变化的历史、帝国主义侵华历史说得较为清楚，是难能可贵的，是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中国历史修养的反映。正是历史的变化发展、社会的变化发展，促发了阶级的变化发展，促发了社会矛盾的变化，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变化发展。

    在说清楚中国社会变化的历史、帝国主义侵华历史后，便开始论述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第五、六、七节就是论述中国革命发展史的。首先论述了太平天国运动：

    到咸丰年间（一八五一年），便爆发很大的革命运动。这个革命叫做太平天国。这个革命的领袖是洪秀全、杨秀清等。革命运动开始从广东、广西发展，最后打到了南京。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参加这个革命的大多数是农民，他们要夺回地主的土地，杀死压迫他们的贪官污吏。他们组织了革命的军队，叫做太平军。组织了自己的政府，叫做太平天国。他们打仗非常勇敢，清朝的军队，遇着他们就失败……太平军虽然革命，但是太平天国的首领，没有革命的正确方针，那时革命的主要力量纯粹是农民，他们也不明白革命之后要怎样，只知道清朝皇帝不好，要一个汉人的好皇帝。所以虽然初起时势力很大，到后来太平天国的内部便分散起来，许多领袖自己冲突起来，一般多数民众在太平军胜利的地方自己仍旧不能掌权，不能分到土地，也不起劲了。结果，到同治三年（一八六五年）（按：应为1864年）被地主军队（湘军）及外国帝国主义的军队消灭。[586]

    这里不仅论述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而且总结了其中的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了纯粹的农民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农民的思想有很大的局限性，没有正确的革命方针，不知道怎么革命，不知道起义以后的路怎么走，所以农民革命的结局总是失败。接着论述了义和团运动：

    这时北方农民的土地非常之少，无以为生。他们特别感觉到外国人的可恶。在民间组织很多团体，谋反抗帝国主义。但是看见帝国主义枪炮非常厉害，无法抵御，以为天上有神，会保护他们。于是他们以奉神、练拳为事，团结了很大的群众，许多农民，和城里的小手工业者（纺纱的，织布的，铁匠、木匠、裁缝，靠手艺吃饭的等），这叫做义和团。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按：应为1900年）在山东、直隶一带爆发起来，杀外国传教者，打北京公使馆。那时候的农民是不知道怎样组织起来，怎样去反对帝国主义。并且，他们也不明白，满清政府也是他们的敌人，所以开始，他们的行动与满清政府一致，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后来这些农民在运动中，觉得不但要反对外国的压迫者，并要反对中国的压迫者、教徒、官僚、军官等等，他们便在北京大杀起来，这时候满清政府又讨厌他们了。帝国主义看见中国农民起来反抗，八个国家便联合派军队打进北京，把这个革命压迫下去。帝国主义把义和团压迫下去以后，便在北京大抢大掠，逼迫满清政府要中国连利带息赔款十万万两银子。义和团的运动是反对外国压迫，但是他们非常迷信神道，又只知道扶清灭洋，所以始终是失败了。[587]

    这里论述了义和团运动的历史，也总结了其中的历史经验教训，也说明了农民思想有局限性，农民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接着论述了辛亥革命。书中指出：中国的皇帝“不愿工业商业的发展”，引起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不满：

    第一，满清政府将很多权利交给了外国帝国主义（铁路、矿山、通商、关税、盐税等特权）。第二，政府不能帮助他们的发展，政府的租税繁重，弄得人民很穷，只有一小部人能购买工厂制造的东西，可是这一部分生意又被外国来的货物夺去，弄得中国人自己的货物很少销路，无从发展，赶不上外国人。这种原因，满清政府便成了他们的目中钉了。可是那个时候有钱的自己势力很小，还没有如此的胆量，敢起来立刻推翻满清政府，并且有许多自己还做着政府的大官，如张之洞等。有一班代表这些有钱人的读书人，也不明白如何能使中国发展。他们只有一个方法，请求满清政府改变为立宪国家，就是给人民有说话的机会，使有钱的人能有机会提出于自己有利的意见，叫国家设施一点事业，促进自己的工业商业发达。这种要求，当时全国一致，都是这样，满清政府倒也无可如何，不敢完全不答应。满清政府虽然答应了立宪，但是迁延不决，始终不做，于是全国骚动起来。这时候便有一派最勇敢的激进的人组织了一个“兴中会”，后来改为“同盟会”，他们的领袖便是孙中山（孙文）。到了宣统三年（一千九百十一年），便发生革命，那年是辛亥年，因此叫做辛亥革命。

    这个辛亥革命在湖北武昌、汉口发动的，所以又叫做武汉起义……成立了中华民国。孙文做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这时候袁世凯拥着大兵在北方，南方有些军队，但是没有他的势力大。袁世凯自己是一个大地主，现在又带许多兵，所以他的主张与孙文等是不同的，他还想维持旧的封建制度，还要维持那剥削农民，依赖帝国主义的帮助的形势。这时孙文虽然想反对他，可是没有办法，军队力量不够，又不知道应该组织群众。有一部分人如宋教仁等便主张与袁世凯妥协。经过一年，袁世凯的力量更加巩固了，选举正式总统时，孙文只好退让，让袁世凯做了总统。一切中国革命要做的事情仍旧都未达到。地主还是拥有很多土地，农民没有地耕，非常穷困，帝国主义仍然管束着中国，海关没有收回，赔款仍旧要付，铁路矿山还是在外国人手里，政权仍旧在旧官僚军阀的手里，人民仍旧没有自由……所以辛亥革命，在实际上，是拿满清政府的皇帝专制，换成大军阀的专制，还是一个换汤不换药，仍旧是原样子。辛亥革命仍旧是失败了的。[588]

    这里对辛亥革命的论述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是有个别说法不太妥当，如似乎兴中会的成立在立宪运动开始后，实际上应在之前。这里对辛亥革命的评价是正确的，所说辛亥革命“是拿满清政府的皇帝专制，换成大军阀的专制”，真是一针见血。指出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了，实际上就是指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领导革命取得成功的，因为资产阶级最终会退让，“不知道应该组织群众”。这也是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同时也说明了，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有更先进的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

    在论述中国近代三次革命高潮以后，书中论述了五四运动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谈到，五四运动中，中国的工人阶级开始参加革命运动，五四运动以后，“一部分最明白的学生，便研究中国怎样才能弄得好。提倡要改换中国的一切东西，人的思想也要改变，就是将从前对于人生活上的事情的解释要变换……这样做的时候，便有一部分最进步的学生、教员、工人接近起来。同时，工人之中罢工运动也开始了，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也开始组织了。有了工人阶级，这种新的力量，中国革命运动，立刻带了新的神气，新的光彩，与前不同了”。[589]并指出：“国民党实行了辛亥革命，但是他不能完成革命的工作。如今共产党发生了，他代表新兴的工人阶级，提出工人阶级的政治主张，中国革命从此开了新的局面。”[590]从农民革命运动的失败、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失败，到中国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到此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国革命出现新神气、新光彩、新局面，正说明了中国革命必须要由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才能出现新局面，才能取得胜利。这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必然性及产生的意义，即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近代社会矛盾运动、阶级斗争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是近代中国民族革命、民主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必然产物，同时是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催生的。在后面又指出：“中国的共产党是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长大起来的”。“斗争越激烈，革命越发展，工人觉悟的越多，这个共产党便一天一天发达起来”。[591]这进一步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关系，与中国工人阶级革命斗争、革命运动的关系，没有中国工人阶级、没有工人阶级革命斗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发展。这给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发展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明。

    书中对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主线的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作了较扼要系统的论述（但没有论述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中国共产党的产生，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进行这样的论述，进行历史逻辑的探讨。历史逻辑是基本逻辑，合乎历史逻辑才能有基础合乎政治逻辑。以上的这些论述，为在历史逻辑上、政治逻辑上、理论逻辑上说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样的研究，应该说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已经开始了，但蔡书论述中国近代三次革命高潮只用了一千五百字左右的篇幅，较为简略，而瞿书论述中国近代三次革命高潮的篇幅几乎是蔡书的三倍。可以说，瞿书推动了以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及中国革命发展为背景论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体系的形成。

    2.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为背景论述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发展书中论述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发展，不仅注意到了中国国内的因素，也注意到了中国国外的国际因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生、发展。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背景论述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发展，应该说在《世界革命运动年表》中已有了。《世界革命运动年表》共八个表，其中第五表是《世界各国革命及其无产阶级运动》，第六表是《国际无产阶级之社会革命运动》，第七表是《二十世纪之世界社会革命》，此三表就是记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生、发展的，既然已设三个表论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生、发展，这样在第八表《中国革命运动》中就不可能重复记述了。孤立起来看《中国革命运动年表》，似乎中国革命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关系，全书联系起来看，实际上就可以看到中国革命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势推动下发展的。《世界革命运动年表》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记述，也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述中国共产党产生发展的国际背景奠定了扎实基础。《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八节《世界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生》系统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国际背景，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产生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其中谈道：

    世界各国的工人和中国工人是一个整个的工人阶级。世界各国工人和中国工人的阶级利益是相同的。俄、德、英、法等国几十年前，便有了工人，便有了大工业，也就有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各国工人已经做了很久的革命运动。马克思和昂格思在一千八百六十多年便领导各国工人组织国际工人联合（第一国际）。后来，俄、德、英、法等国的工人都组织了社会党。各国社会党联合便是国际（就是第二国际）。社会党的宗旨，是要领导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实行革命，建立无产阶级的独裁，建设社会主义，一直到共产主义。但是，社会党的有些首领，极不彻底，要讲妥协……便变成了改良主义……完全背叛了社会主义……所以他们的第二国际完全破产，实际上早已不是社会主义的了，却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俄国社会党中最彻底的一派，就是列宁的布尔塞维克一派，便起来领导工人群众实行反对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战争，领导工人群众武装起来，和士兵联合，反抗军官的命令，自己组织代表会议（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真正革命起来。这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而实行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战争。这就是要工人不听资产阶级政府的命令去杀别国的工人，而要各国工人自己团结起来去各自打国内的资产阶级。这种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社会主义的革命，只有如此，才是真正革命，才能创造新社会……列宁在俄国领导起这种革命，德、法、英、意等国的社会党之下也有许多群众起来响应，他们的革命虽然受了失败，却都像俄国一样组织起共产党来。各国的共产党在列宁指导之下联合起来，便组织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自从共产国际组织成功之后，世界革命便有了领导。中国革命之中的工人阶级也在他领导之下组织起来。中国革命也成了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一九一七年俄罗斯帝国的工人便首先起来，打倒了皇帝，接着又打倒了资产阶级。打倒皇帝的革命，是在三月十二日胜利，照老俄日历算是二月里，所以叫做二月革命。打倒资产阶级的革命是在十一月七号，照老俄日历是十月二十五，所以叫做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第一个胜利，建立了工人阶级的国家……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帮助全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同样也帮助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十月革命告诉中国的革命者，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并且用俄国的事实证明了这个力量是伟大的。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一九一七年），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便有五四运动，一九二〇年以后中国工人运动：罢工、组织工会的事情，非常发展。一千九百二十一年便也发生了共产党。共产党是工人自己的政党，领导工人做斗争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便是中国发生了工人阶级，有了工人斗争，加上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教训，而组织起来的。俄国的十月革命，是俄国的共产党领导俄国工人阶级造成的，各国的工人运动中又可看到只有共产党真能代表工人利益。于是中国工人阶级中，便总结这许多经验，也组织起共产党，领导中国的革命、中国的工人运动、罢工、组织工会等。[592]

    这里概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史，突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必然产物，这里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便是中国发生了工人阶级，有了工人斗争，加上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教训，而组织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中，便总结这许多经验，也组织起共产党”，实际上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经验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工人运动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及其经验相结合的产物。没有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建立，没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他们的经验，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可能产生中国共产党。而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最基本的经验是列宁主义的指导，所以，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经验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工人运动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及其经验相结合的产物，实际上也就是在说中国共产党是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相结合的产物。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说：“总拘一话，吾党是一个什么产物呢？这小孩为什么会产生的呢？这个青年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十月革命后与中国工人阶级发展的一个产物。”[593]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比瞿秋白《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早二年，所以蔡和森的“十月革命后与中国工人阶级发展的一个产物”，与瞿秋白的“是中国发生了工人阶级，有了工人斗争，加上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教训，而组织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中，便总结这许多经验，也组织起共产党”，相比较，两种提法的意思差不多，而实际上瞿秋白的说法包含的内容更多一些，瞿秋白提到了“工人斗争”，提到了“十月革命胜利的教训”，提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经验”，而这些蔡和森没有提到，瞿秋白的说法无疑是有进步的。此外，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没有展开地论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瞿秋白《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则展开地论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这也是一个进步。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为背景论述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发展，是符合历史逻辑的，是实事求是的，是必要的。而这样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应该说是从瞿秋白开始的。这样的论述是《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没有的，这样论述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又可以说是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开始的。今天的很多中共党史书都会把某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产生的背景来论述，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第一章《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和国际环境》，其中第五节《二十世纪初的国际环境》，此节又有两小节“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俄国十月革命和欧亚革命浪潮的兴起”。这里论述了俄国十月革命。但这里还没有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产生的背景来论述，似乎较瞿秋白还欠缺些。

    3.将中共党史与国民党史结合起来研究

    国民党成立较中国共产党早，但在国民党屡屡失败、一筹莫展、中国革命进入低谷时，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以科学的理论、革命的纲领、群众路线指导中国革命，使中国革命开辟了新局面。当国共合作形成后，中国革命掀起了高潮，大革命浪潮汹涌澎湃一浪高过一浪，同时也使国民党旧貌换新颜。而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失误，国民党的右派逐渐占据了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其历史就与国民党的历史密切相关，一部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史，把中共党史与国民党史结合起来研究，是符合历史逻辑的，也是有意义的：一、可以在两个政党的比较研究中，进一步说明中国共产党产生发展对中国革命的意义。二、大革命期间，国共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工作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内容。把两个政党的历史结合起来研究，可以进一步说明中国共产党工作的成绩，也可以说明中国共产党工作的失误。三、把两个政党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也有利于更深入地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在全书中有不少地方都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都进行了两党的比较研究，而第九节《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是两党比较研究、两党关系史研究的专节。其中谈道：

    国民党实行了辛亥革命，但是他不能完成革命的工作……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失败之后，还想继续革命，但是他不明了中国究竟谁是革命的，谁最革命的，工人呢，农民呢，资产阶级呢？他是不明白的。在辛亥革命之前，他组织了兴中会，后改为同盟会。辛亥革命成功，他又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及辛亥革命失败，袁世凯得着胜利，他逃到外国后，又将中国国民党改为中华革命党。这是民国三四年间的事情。后来又改为中国国民党。他们怎样作革命运动呢？一直抱着一个老方法，就是利用军队。辛亥革命之后便采用这个军阀打倒别一个军阀的办法。开始孙中山联络到了广西、广东的几个小军阀，陆荣廷、陈炯明等，这些小军阀，一等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地盘扩大了，势力长大了，便变了卦，不听他的话了。在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最后一次孙中山被陈炯明从广东赶跑，跑到上海。这时候孙中山一点出路也没有，不知道怎样办法好，那时他看见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运动兴起来，便表示愿意联合共产党，并且联合苏联（俄国），来继续革命运动。

    那时一般人只知道生活的艰苦，却不懂得是什么原因。共产党成立之后，便提出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口号，可是大家还不懂得这个口号的意义。共产党人就竭力的向人民宣讲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恶，解释这些口号，经过了不久的时候，人民渐渐的明白了。共产党人在上海、汉口、天津、广州、香港等许多地方，组织和领导工人的罢工争斗，及革命的学生运动，在广东、湖南等省，领导农民组织农会，抗捐抗税，反军阀和地主的农民运动。在这些运动中，团结了许多的人民，做了很多的斗争，民众力量的伟大，已表示出来了……孙中山那时遭了许多失败，又见到世界革命的高涨，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中国海员罢工、二七罢工情形，很有些赞同共产党的主张。当时共产党便决定一面发展共产党的组织，一面要改组国民党，成立一个极大的团体，包含一股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分子，排除国民党里的买办反动分子，改造国民党的军队，使他成为真正革命的军队；要发动农民运动，打倒军阀豪绅的政权……[594]

    这里的论述，就是说明了在国民党屡屡失败中国革命进入低谷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开辟了新局面，使孙中山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决定进行国共合作。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不久，就在群众运动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强调了，对中国社会及其各阶级没有科学的认识是不能领导中国革命的，只依靠军阀、不依靠人民群众是无法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这是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又谈道：

    当时国民党之中早就有许多反动分子只想用国民党做招牌，拉拢军阀，以达到他们的目的，并不想革命。所以这些分子，一开始便反对国民党的改组，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但是，孙中山当时回到广东之后，实际政权仍受杨希闵、刘震寰等军阀操纵，他更加觉得没有办法，因而赞成共产党的主张。到一九二四年初便在广东开国民党改组大会，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宣言，指出中国革命的目标，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发展群众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等等）。

    国民党改组之后，内部就分成右派左派，互相斗争。中国革命发展，阶级斗争一天天剧烈起来，国民党内的分化，也就一天天厉害起来。国民党之中原本包含着许多不同的成份：第一种是代表地主、豪绅、买办的军官，第二种是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右派（蒋介石等等），第三种是代表中国小资产阶级的左派（汪精卫等），第四种是农民工人成份，此外还有共产党员。每一件革命斗争的事情发生，这四种人在国民党之中所表示的态度总是不同的，自然要争论的，所以国民党内这些斗争之中如果共产党领导着小资产阶级的分子，能够战胜军阀及资产阶级的分子，造成真正革命的国民党，将政权军权夺到革命群众的手里，那么，国民党就会有革命作用。不然呢，国民党就一定要变成反革命的。[595]

    这里记述了国共合作过程中的激烈的斗争。同时反映出中国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提出反帝反军阀、发展群众运动的革命目标（这里概括的国民党一大精神，虽然没有提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但基本反映了国民党一大的最主要精神），就是共产党的主张在国民党内得到了赞成。这突出了共产党的影响，共产党工作的成绩。而指出怎么样国民党就会有革命作用，怎么样国民党会变成反革命，其中突出的是共产党掌握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总结了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

    在其他一些节中，也有很多篇幅谈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如谈道：“国民党改组之后，中国革命运动正在日益发展。工人的罢工运动和工会组织日益扩大，农民运动也是如此。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和宣传也一天天的普遍起来。”[596]谈道：“广东自从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孙中山政权便在广东站立起来。在广东虽然是小军阀的势力，但革命运动比较自由一些，工人农民都能组织团体，举行罢工，抗租抗税等运动。”[597]这里谈的是国民党的发展、革命运动的发展，而实际上是突出了共产党的作用，国民党的发展、革命运动的发展都是国共合作的结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这样的好形势。又谈到在上海五卅运动的影响下，广东爆发了省港大罢工，这对国民党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这一个大罢工，对于国民党有很大的作用，开始国民党内更清楚的阶级分化，国民党开始群众化，一部分国民党领袖左倾起来，他们见着群众的力量，有些胆量出来与帝国主义对抗，与军阀对抗……得到了罢工工人的帮助，以及农民的帮助，便克服了反革命的军阀，陈炯明、熊克武、刘震寰、杨希闵等。工人群众力量的强大，使广州政府有了很坚固的基础……广州政府在城市里得到了工人力量的帮助，在乡村里得到了农民力量的帮助，省港罢工又给他以直接打击英国帝国主义的力量，所以他的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斗争都得到了很充分的实力。这时候的国民党也大大的发展起来，在省港罢工时间，便成立广州国民政府。[598]

    省港大罢工正是共产党领导的，强调省港大罢工对国民党、对广州国民政府的影响，就是强调了共产党对国民党、对广州国民政府的影响，就是反映了国共合作中共产党做出的成绩。

    对于蒋介石的右派势力如何发展起来，共产党对右派势力发展的失策，最终造成大革命形势的逆转，也有较详尽的记述。谈道：对于省港大罢工的大好形势，“国民党内的民族资产阶级一派（蒋介石），看见工人农民势力之增长非常担心，在一千九百二十六年初的时候，已经想尽种种方法，扩充自己的力量（军队和黄埔军官学校），一方面便要求限制工农运动，和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领导农民作斗争的中国共产党的势力”。并且制造了“三月二十日事变”。“在三月二十日事变中，蒋介石既见到自己力量的薄弱，便想扩充自己的势力……使自己的力量比任何人都大，最主要的比工农力量大，这种趋向便是在革命运动中的一种斗争，这个斗争叫做争领导权的斗争”。“他便在五月十五号，召集国民党的中央临时会议，议决了几件限制共产党的事情，实际上便是限制工人农民的斗争”。“五月十五日以后，蒋介石引进了许多地主封建分子参加了国民政府，不但压迫共产党，并且压迫左派”。[599]这里点明了，国民党右派已在与共产党争夺大革命的领导权，已在千方百计地压迫共产党。这里记述蒋介石势力的扩充，就是突出国共两党的斗争，特别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尖锐起来，就是为了进一步记述共产党的反映及对策。书中指出，在与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斗争中，因为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形势的发展，共产党曾占上风。谈道：一方面，蒋介石还利用北伐“发展其自己的军事财政势力”，“做了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一切事情都是他大权独揽”。另一方面，“在北伐中间，各地民众斗争日益发动起来，尤其是湖南、江西、湖北等省及上海。工人的罢工运动有几万几十万人参加，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几百万。各地民众直接起来打倒当时的土豪、劣绅。这些工农群众在共产党指导之下，一面发展工农组织，一面联合起来成为地方上的国民党党部。这种民众团体有些地方直接变成当地的革命政府，发布命令逮捕反革命派，枪毙豪绅，组织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这种革命形势的发展，使国民党内的左派兴奋起来，反对蒋介石的专政。十月十五号，国民党中央因为北伐军已打下了很多地方，要讨论如何工作的方针，便召集了全国各省党部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到会的人有左派，有右派，左派比较有势力，这个大会便有些反对蒋介石独揽军权，随意处置事情，不照国民党大多数人的同意，主张提高党权，以抑制蒋介石”。[600]这里记述国民党会议上左派略占上风，而其原因是在共产党的努力下，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北伐战争节节胜利，这就给国民党左派鼓了气鼓了劲，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的合力下，使国民党右派势力得到了一点抑制。这突出了共产党的积极斗争及其成效。但是共产党并没有能依靠工农的力量最终战胜国民党右派，在国民党右派使用反革命武力时显得无能为力。书中谈到：在国民党中央迁至武汉后，在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国民党中央是左派占了上风，蒋介石“便不得不另设办法，扩充自己的势力，与武汉政府对抗。他没有别的路可走，只好向反革命路上去，革命的道路他再也不敢走了。扩充势力的方法只有两个，第一与帝国主义勾结，第二扩充地盘添招军队，压迫工农”。[601]蒋介石在南昌“便开始杀工人（杀江西赣县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到九江又杀工人。到了芜湖，派他的爪牙杨虎等，将工会、左派国民党党部大打大杀。到了南京，第一步便调开二、六军，因为二、六军接近武汉，反对蒋介石的。第二，便封闭工会，及左派国民党省党部”。到上海后便搞了“四一二”屠杀。[602]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李济深也在广东响应蒋介石，这造成了大革命形势的逆转。“李济深一变，广东的收入不供给武汉政府了。蒋介石一叛变，长江的交通断绝。于是武汉在反革命势力包围之中，南方是李济深，北方有张作霖的军队，东面是蒋介石。蒋介石这时勾结帝国主义，轮船不在长江里来往，银行里汇款也不汇去，货物也不输入武汉，弄得武汉非常恐慌。还有四川的杨森也正要进攻武汉。在这种状况之下，武汉、两湖的反革命势力便慢慢抬起头来了”。湖北夏斗寅、湖南许克祥相继叛变。“湖南农民是很有力量，听见许克祥反动，屠杀工农，立刻纠合起来，包围长沙，传闻有几万农军聚集到长沙城周围。当时共产党的指导机关不知道如何实行指导革命，却要他们静待解决，阻止农民攻城，农民便四散回乡。在农民退走时，许克祥便乘机袭击，农军大败。自此之后，反动的地主豪绅便不断的向工农进攻了”。[603]“这时期领导中国工农的共产党，做了一件很错的事情。共产党看见反动势力大起来，不知道如何对付（上面已经说到湖南五月廿一日许克祥叛变时候情形了）。总之，当时共产党领导机关看见小资产阶级（国民党左派）动摇，要限制工农运动等，共产党也就同意这种主张，限制群众运动。对湖南农民的农民运动也取了很不好的策略，致许克祥很快便得到胜利。在湖北也同样的做了错误，将纠察队枪械自动缴给国民政府，解散纠察队。当时对于如何应对，如何进行革命等事，都无主见。因此种种，革命的群众一天一天瓦解，团结不起来，不能形成势力，来进行革命。这时汪精卫公开的反革命起来，在国民党里提议要限制共产党活动。共产党到这时候，已明白自己的错误，立刻宣言与反革命的武汉政府脱离关系。七月十五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开会，更明白决定反革命的行为，要清除共产党。中国大革命到此受了第二次大失败”。[604]因为共产党在国民党右派的武力面前不知道怎么领导工农运动，怎么对付国民党右派武力，自然就无法战胜国民党右派，也无法挽救大革命的失败。这里写了国民党右派的步步进攻，同时也反映了共产党的无能为力，实即指出了共产党领导的失误。这是在记述蒋介石势力的发展历史、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历史，也是在记述共产党领导失误的历史，在国共两党的比较研究中总结了革命的经验教训。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某些节中有很多篇幅记述、研究了国民党及其历史，除了第九节《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外，第十节《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之大革命》也有不少篇幅记述、研究了国民党及其历史，如《蒋介石李济深的反动屠杀》、《武汉国民党的反革命》等小节，这并非偏离了题目、偏离了主题，实际上仍是围绕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记述、研究的，实际上是在比较研究中更深入地记述、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把中共党史与国民党史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也有这样一个特色，[605]这是早期中共党史研究的特色，并为以后的中共党史研究继承、发展。

    4.对中国大革命史作了较系统的研究

    在《争论问题》中已对中国大革命的发展阶段作了初步的研究，那时是1927年初，大革命还没有结束。而1928年时，大革命已结束，进行较为系统的“盖棺”式的研究已有了条件。《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第十节《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之大革命》，就是论述大革命史的专节，这一节又分十个小节，是全书中篇幅最大的，可以说这一节是全书的重心。从全书的结构可以看出，前九节谈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化发展，谈中国革命的发展，谈世界革命形势，谈中国共产党的兴起，谈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实际上是为中国大革命铺垫的，即都是中国大革命发展的基础和背景。1925～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发展阶段，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革命有过辉煌，也有过失误，中国共产党也有过辉煌和失误；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有了集中的反映，中国共产党的经验教训也有了集中的反映。在这一阶段中，瞿秋白身处革命斗争的中心、国共两党斗争的中心、中共党内斗争的中心，对这一段历史有深刻的了解，对其中的经验教训有痛切的体会，加之1928年以后的中国革命运动发展非常需要吸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所以瞿秋白极其重视研究大革命历史，并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在此前，瞿秋白对五卅运动至广州起义的每一次革命运动都有过研究，写过文章，如《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1925年9月）、《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1926年1月）、《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1926年8月）、《上海二月二十二日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1927年2月）、《江南农民大暴动之开始》（1927年11月）、《伟大的广州工农兵暴动》（1927年12月）、《广州暴动与中国革命》（1928年10月1日）等，到了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就有条件将以前的研究集大成，进一步系统化，成为较早的中国共产党人研究中国大革命史的代表作之一。

    从瞿秋白的论述来看，中国大革命包括了1925～1927年的全部革命运动，先是五卅运动，然后是北伐战争，然后是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接着是南昌起义、各地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他认为中国大革命是从五卅运动开始的，书中记述五卅运动时就谈道：“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风潮。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大罢工和抵制外货运动，广大的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便开始了中国的大革命。最初一期的群众革命运动，因五月三十日的屠杀事件起的，所以叫做五卅运动。”[606]他又认为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后，大革命并没有结束：只是“大革命的武汉时期便完结了，但是革命势力尚未完全扑灭，接着还发生了三件大事”， [607]即南昌起义、各地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直到广州起义失败，“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便完完全全结束”。[608]从这样的中国大革命观念出发，他把中国大革命分为三个时期：

    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经过了各种时期（阶段）。第一个时期，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合在一起，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到了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事变之后，民族资产阶级慢慢的想脱离革命。到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大杀工人，民族资产阶级便完全背叛革命而成反革命的力量。第二个时期，是武汉政府成立，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在一起，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更进一步农民要求土地了。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长沙许克祥叛变之后，上层小资产阶级见到革命的艰难，有些地方难免要侵害到他，他就动摇起来了。到了七月里，国民党国民政府在汪精卫投降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领导之下，随着唐生智、谭延闿、孙科（地主买办的代表）的主持，主张反共产党，反工农，于是上层的小资产阶级也叛变革命了。从南昌暴动到广州暴动，这是中国大革命的第三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领导着农民及城市中最贫苦的平民，找寻新的出路。在广州暴动中。中国无产阶级便找到了他的出路——工农兵的苏维埃革命。[609]

    这里从统一战线的变化进行了历史分期。第一个时期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时期，即广州国民政府时期。第二个时期是民族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后，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时期，即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第三个时期是上层小资产阶级也叛变革命后，工农武装起义时期。广州国民政府时期——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工农武装起义时期，这样三个时期的划分，是否完全准确可以进一步研究，但从历史现象来看有一定的合理性，从历史本质来看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不同的时期确实有一些质的变化。在《争论问题》中，瞿秋白曾设想把大革命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宣传阶段；第二阶段是组织阶段；第三阶段是武装暴动（指北伐战争）；第四阶段是劳农平民的革命民权独裁制（这一个阶段当时还没有出现）（详前）。这样的分期是从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的变化出发的，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应该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三个时期的划分深入到了革命的质的变化，统一战线的质的变化，是更有深度的。这说明了瞿秋白对大革命史的研究有所发展。但也应指出，这三个时期的划分基本上是照搬了斯大林的观点（详后），还不能算是瞿秋白的创造。

    瞿秋白对大革命发展阶段的看法与今天学术界的看法不同。今天一般认为，1923年6月中共三大决定国共合作是大革命时期的开始，或认为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实现国共合作是大革命时期的开始，而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宣布清共反共，是大革命时期的结束，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第二编的标题是“党在大革命时期（1923年6月～1927年7月）”，就是把1923年6月中共三大至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宣布清共反共作为大革命时期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则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三编的标题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就是把三大起义归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从大革命运动的兴起与国共合作分不开来看，把大革命的起点放在中共三大或国民党一大，这是合理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新阶段——土地革命阶段，这无疑也是符合历史事实与历史本质的。瞿秋白把中共三大、国民党一大放在大革命前论述，而将大革命的起点放在1925年五卅运动，这是从革命运动的具体事件出发，也有一定的道理。至于把三大起义仍作为大革命的组成部分，把广州起义失败视为大革命的结束，首先，大概是因为，他当时认为革命尚未结束，大革命尚未结束，还没有新的革命阶段——土地革命阶段已开始的认识。其次，1928年时研究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史，还不可能把只有数月历史的三大起义设立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当时也没有产生“土地革命阶段”的概念。在当时，把五卅运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等与三大起义联系起来研究论述是很自然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越近的历史，越会产生认识的局限性，瞿秋白对大革命历史阶段的认识大概也是如此，这是不必去苛求的。今天的学术界对大革命历史阶段的认识较瞿秋白有了进步，是理所应当的。

    发展阶段的研究是一种宏观的理论的研究，是一种规律性的研究，是高层次的研究。但瞿秋白对大革命史的研究没有停留在宏观上，在微观研究方面也是有成绩的，即对大革命期间每一次革命运动，每一个事件都作了深入的研究。第十节的第一小节对五卅运动作了专节的研究。在这一节中，不仅详尽记述了上海五卅运动的经过，而且把广东的省港大罢工作为受五卅运动的影响的事件进行记述，同时还记述了受革命形势的影响，农民运动发展起来，这样就进一步突出了上海五卅运动的影响及意义。

    第十节的第二小节对北伐战争进行了专节研究。其中一开始就指出：

    当时的北伐，在工农群众方面是要推翻北方军阀，以及一切军阀的政权，建立全国的劳动平民的政权，扩大工农群众的自由，并且把国民党完全变成工农群众的党。在资产阶级方面，却是要想利用北伐扩充自己的地盘，将北方军阀的政府取消，设立自己的政府，也要用国民党的招牌，一方面可以得着中央政府的地位，去和帝国主义各国做买卖，要些让步，别方面用全国民族利益的名义，禁止工农的阶级斗争。[610]

    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工农群众北伐与资产阶级北伐的不同目的，实际上对北伐作了大手笔的本质分析，体现出了对北伐研究的深度。在记述北伐的过程中，特别突出了工农群众的作用。谈到了农民到处“都起来响应北伐军，帮助北伐军打北方吴佩孚的军队。北伐军到一处便胜利一处”。[611]谈道：“在北伐军还没有到武汉的时候，湖北的工人便不断的罢工，宣传推翻吴佩孚等等的斗争。到打下了汉口、汉阳，包围武昌城的时候便帮助北伐军打武昌城，很多工人在城下牺牲了。”[612]在北伐的大好形势下，汉口的租界被中国人收回，而“在这件事情里汉口工人阶级的力量，使英国帝国主义屈服，这件事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更表明工人阶级力量的重大，工人阶级反帝国主义之勇敢和坚决。促进中国的大革命更向前发展”。[613]这实际上指出了，北伐所以节节胜利的根本原因是工农群众的支持，这也是对北伐战争胜利本质的一种深入的分析。这是较早的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北伐战争史的成果，是与国民党人的观点、资产阶级的观点完全不同的。

    第十节的第三小节对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进行了专节论述。其中写道：

    上海工人阶级在第一、第二次暴动失败后，更加紧准备新的暴动……三月廿日即发生罢工，廿一日上海全体工人总罢工。罢工工人组织了纠察队在上海的闸北、南市两个地方起来暴动，围攻北方军队。在闸北一带打得最激烈，一连打了两日一夜，缴了奉军二三千枝枪。在上海工人暴动的时候，北伐军白崇禧部队已到了龙华，离上海只有几里路，可是白崇禧按兵不动，想由北方军阀消灭工人势力，然后自己安然入上海。到后来激动了下级军官，才有一部分军队开入上海帮助工人。等到这部分军队开到，上海工人已经得到了胜利。暴动一胜利，上海工人阶级的力量大大发展，有组织的工人有八十余万，差不多全体工人都组织起来了。工人的工会也公开起来，上海总工会、各工厂工会都积极的工作。纠察队的组织也大大扩张，从敌人那里夺来的武器，将全体纠察队都武装起来。上海的工人、学生、商人共同的组织市民会议，选举了上海市政府，都是由工会、学生会、商会公举的代表组织的。上海市政府是一个新的事实，以前中国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政府。上海暴动是告诉中国的工农及一切被压迫的人民，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里最伟大的、最先进的力量。上海暴动表示中国大革命的潮流，到了最高的地步。表示中国革命的发展，中国革命彻底的完成，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压制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农民痛苦的解放，一定要工人阶级领导的稳固。[614]

    这里十分扼要地记述了上海工人取得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的经过，突出了胜利的取得、新政府的建立，是完全依靠了工人的力量，突出了武装起义、建立工农自己的政权是中国革命的方向，而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这里在论述历史中，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入的总结，体现了历史研究的理论深度。

    第十节的第四小节对四一二大屠杀进行了专节论述，记述了四一二屠杀的前后经过，并进行了分析，指出：“‘四月十二’屠杀是表示中国革命正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胜利，建立真正劳动工农民众的政权时候，民族资产阶级便背叛国民革命，不愿工农贫苦人民得到解放，拿着政权，立即起来打击工农的势力。上海工人阶级受蒋介石的压迫，表示中国大革命受了极大的挫折。”[615]这里对四一二屠杀的性质的分析是一针见血的，对这一事件影响的分析是实事求是的。这样的分析深度是此后不少研究者所不及的。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对此事件的评价是：“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它使中国政治风云突变，造成革命联合战线内部的巨大变动与分化。”[616]这个评价没有说明这次事件的深层次原因，与瞿秋白的评价相比是有所欠缺的。

    第十节的第六小节对南昌起义进行了专节论述，指出：“南昌暴动虽然是反对国民党的，但是还举着国民党的旗子。一般民众见国民党已腐败不堪，对国民党已没有信仰。国民党经过蒋介石叛变，又经过汪精卫叛变，实际上已没有革命作用。”[617]这实际上就是强调了，南昌起义举国民党的旗子是不对的。接着指出：

    南昌暴动后，叶、贺军队便向广东东江（潮汕、海陆丰）一带退走。预备与广东的农民联合起来，重新建立革命基础。从南昌到广东的一路上，叶、贺军队第一，没有明确的政纲（表明革命的要求）；第二，没有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夺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耕种；第三，军队没有与农民联络起来，也没有帮助农民武装，以打反革命的地主、豪绅、军阀；第四，没有将旧有的政府机关（县公署、乡董会）取消，使劳动的工人农民自己来治理，等等。这些都是错误的。因为有这许多错误，一般农民群众便以为叶、贺军队好像和普通的一样，没有很多群众起来响应，没有扩大这个革命运动。军队达到了汕头，谭平山更要阻止工人运动，就想收编军阀的军队，更失了群众信仰，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很少农民群众力量的帮助，叶、贺军队便失败了。[618]

    这里对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初步的总结，提到的失败原因中没有把武装起义与土地革命结合起来，没有与农民联络，没有依靠农民的力量，都是正确的。但按照今天的看法，南昌起义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向农村发展，到农村去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城市中心主义在作怪。[619]这一点，瞿秋白当时还没有很清醒的认识，所以也不可能总结出这样的经验教训。这表明瞿秋白思想在当时是有局限性的，所以对南昌起义的研究也就难免有局限性了。但总的来说，强调了武装起义要与土地革命结合起来，在当时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十节的第七小节的标题是“南方各省秋收暴动”，对南方各省的秋收起义作了专节论述。这里所说的秋收起义不是特指湖南的秋收起义，而是指南方各省的秋收起义，这是当时客观形势的真实反映，是实事求是的（关于“秋收起义”概念的认识问题下面详论）。瞿秋白指出：“秋收暴动是很有意义的，是要使当时的革命继续发展，形成新的革命力量。”[620]

    第十节的第八小节对广州起义进行了专节论述，扼要记述了广州起义的经过，指出：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中国无产阶级便找到了他的出路——工农兵的苏维埃革命”。并高度肯定了其意义：

    广州暴动虽然失败，但是他有很伟大的意义：第一，他使中国工人、农民、兵士及城市的贫民知道要解放中国已只有他们自己起来，在工人（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达到。第二，他们只有用暴动，用工农兵自己的武装力量，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买办、地主、豪绅的压迫，得到解放。第三，告诉中国工农兵及贫民，中国的革命到了新的阶段，在这时的革命，已经更清楚的分别出来，谁是反革命，谁是革命。因此革命所要创造的政权，只能是被压迫阶级的政权，要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才能真正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就是要创造苏维埃政权，由工人、农民、兵士及城市贫民自己的代表会议来组织政府。革命的新阶段便是苏维埃革命。第四，广州暴动不但对中国革命是重要的事情，并在全世界上也是件重要的事情。广州苏维埃，是全世界殖民地上第一个苏维埃政府。中国革命发展到苏维埃阶段，发展到广州暴动，是给了全世界殖民地革命的出路，告诉一切殖民地的被压迫人民，只有工人阶级领导着革命到最后的胜利，才能完全解放压迫。资产阶级是完全靠不住的，一定要背叛革命，小资产阶级是没有坚决心的。[621]

    这里谈广州起义的意义，不仅谈了国内意义，也谈了国际意义，对国际意义的认识，大概只有在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中对世界革命的形势十分明白的人才会有，大概只有类似瞿秋白这样的高层领导人才会有，将广州起义提高到世界革命运动的高度来认识、评价，这是一般学者做不到的，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论述广州起义就没有谈它的国际意义。[622]这无疑体现了瞿秋白研究广州起义的深度。瞿秋白在肯定广州起义的意义时，也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即：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工人农民才能自己解放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靠不住的；要推翻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买办、地主、豪绅的压迫，只有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建立工农自己的政权，别无他路。当然，这里的经验教训总结也是有局限性的。这里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出路是“工农兵的苏维埃革命”，是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是应在城市发展，还是应在农村发展，这里没有说，这表明瞿秋白还没有认识到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还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论的影响。这也表明，瞿秋白对中国革命理论问题的认识，对他的中国革命史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是有影响的。

    总的来说，此书对大革命史的主要发展阶段、主要事件的研究是深入的有特色的，而且形成了一定的体系。从瞿秋白此书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大革命史的研究，在当时是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也有较高的学术水平的。

    5.史料价值

    此书是一本通俗读物，记述大革命各次事件都较为扼要，且是为公开宣传准备的，所以不可能有详尽的内幕资料披露，只是某些记述仍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如谈到上海四一二事变、长沙五二一事变后他说：“湖南农民是很有力量，听见许克祥反动，屠杀工农，立刻纠合起来，包围长沙，传闻有几万农军聚集到长沙城周围。当时共产党的指导机关不知道如何实行指导革命，却要他们静待解决，阻止农民攻城，农民便四散回乡。在农民退走时，许克祥便乘机袭击，农军大败。”[623]谈到“共产党看见反动势力大起来，不知道如何对付……当时对于如何应对，如何进行革命等事，都无主见”。[624]以上记述是其他文献中难以见到的，这也应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动态的真实的扼要的反映，这对于研究当时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问题是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的。当然，“不知道如何对付”、“都无主见”，具体情况怎么样，记述不多。而这在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中就有稍详的记述：

    当时对于蒋介石叛变后武汉之新形势问题，党内没有一致的意见。当时的意见有：

    （甲）鲍罗廷的——（一）对帝国主义用应付政策， （二）对“小资产阶级”（所谓工商业者）让步，（三）对地主、豪绅也让步，（四）驱使将军去北伐——联冯以倒蒋；以此种政策领导左派领袖反对武汉、南京之右派反动势力。

    （乙）鲁易的——（一）对帝国主义亦用应付政策， （二）对“中等阶级”（所谓工商业者）相当的让步，（三）对于地主、豪绅阶级不让步，仅对小地主、革命军人让些步， （四）对“将军”则主张改组其军队，故不可北伐；以此种政策领导左派去进攻，“深入革命”。

    （丙）中央的——（一）对帝国主义赞成用应付政策， （二）对“小资产阶级”（所谓工商业者）完完全全让步， （三）对地主、豪绅也完全让步，认为土地革命尚须经相当宣传时期，不能立刻实现，对“革命军人”则联甲倒乙，——结果还是北伐最好；最好是让左派去领导，自己让开些，使革命不至于“超过时代”。

    ……

    当然，这三种倾向只是大概来说，当时政治局委员之中，个个都是动摇无主的，即使有若干不同的倾向，也无什么作用，对各人自己都无作用，不能说对群众及“大政方针”了。上述在三种倾向之中，鲁易的显然还不是机会主义的，鲁易的政策有一根本缺点，便是要进攻但是不知道如何进攻的方法，他的“深入论”是与国际议案的“同时北伐说”不同的，他客观上是回忆着孙中山时代的广东政府，可以扶持汪精卫（孙中山）以改组将军们的军队（至黄埔军官学校初办的时期）……鲁易对于汪精卫的幻想，也就基于此点。最后，他还将国际电令（说：（一）土地革命可不要国民政府下令，而先努力领导自发的没收土地运动，（二）“革命军人”的土地不没收，（三）改造国民党中央，（四）武装工农及同志共七万人，（五）严厉惩办反革命派，使国民党左派自己来做裁判官），送给汪精卫去看。他是想“开诚布公不外交的”与左派领导联合战线，而不是像国际所指示的要求召集国民党第三次大会之与群众联合战线，不是实行各县以至各省民众团体政权（如农协政权等）之群众联合战线。“领袖联合”并非原则上绝不可以，然而是当时的具体客观形势已经要求“向着群众”了！鲁易的政策，实际上是并未实行，可以不必多说他。

    事实上，鲍罗廷与中央两种倾向混合进行，便形成总的革命形势溃败的形势。当时事实上的政策是：（一）为战胜蒋介石叛变后的困难，必须让步；（二）土地革命停止进行——甚至自己承认农运“幼稚”、“过火”，命令新闻记者党团在武汉《民国日报》作文批评农运，农政部出布告，中央宣传部出宣传大纲，纠正自由行动的没收土地等的过火，赞成解散黄冈农民协会……（三）工人、店员运动则制止过火，禁止汉阳工人没收工厂之行动，第四次劳动大会只以“巩固工农、小资产阶级联合”口号为中心口号……（四）决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党部及报馆须听国民党命令，不得有独立主张，须服从国民党之指导……赞成解散“过左倾”的（共产党员主持的）国民党下级党部（如黄冈县党部）； （五）共产党员退出省政府（湖北），主张各地地方政权须尊重国民政府之最高权；（六）讨论到是否共产党应退出国民党，其实在此之前，已经赞成国民党中央组织特别委员会查办，已经绝对与发动群众以改造国民党指导机关的意思相反，所以，退出国民党便成后来自然的结论；（七）应当自动退出国民政府，使左派容易对付些，谭部长请病假，要限制工、农会及其纠察队、童子团等之行使政权；（八）对帝国主义则在武汉应用应付政策，在沪、粤应挑起民族斗争以掩护阶级斗争；（九）北伐或东征以移转武人之视线，使不专注意于阶级斗争之剧烈——对蒋介石则希望东征或南伐去推翻他，至于广东铁路工人与各县如海陆丰农民的暴动，则绝无丝毫指导，反而对上海决定工人加入工统会；（十）对小资产阶级，则事事听从之，像他们听资产阶级一样，以“巩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这和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全会决议，是完完全全相反的。当时，中央反对国际的电令，是当然的事，因为全个方针是相左的……[625]

    这里把鲁易、鲍罗廷与中共中央的一些政策主张，作了稍为详细的记述，可以更具体地了解当时中共中央的领导是怎么在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面前，不断妥协退让的，其中有不少史事是其他文献中很少涉及、披露的，如“当时政治局委员之中，个个都是动摇无主的……”；如“命令新闻记者党团在武汉《民国日报》作文批评农运，农政部出布告，中央宣传部出宣传大纲，纠正自由行动的没收土地等的过火，赞成解散黄冈农民协会”；如“决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党部及报馆须听国民党命令，不得有独立主张，须服从国民党之指导……赞成解散‘过左倾’的（共产党员主持的）国民党下级党部（如黄冈县党部）”；等等，都是其他文献中未曾披露过的。这里提到的鲁易给汪精卫看的共产国际电令的具体内容，也是很多文献中未曾披露的。这里披露的内容确实有很多是内幕，是珍贵的资料。《中国革命与共产党》所包含的史料价值比《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高得多，这是不奇怪的，前者是提交给中共六大的书面报告，是党的内部文件，涉及一些党的内幕甚至机密，是自然的。而后者，是向党的基层及党外群众作宣传的通俗读物，是不能涉及党的内幕、机密的，自然史料价值就低一些了。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记述广州起义谈到谭平山：“军队达到了汕头，谭平山更要阻止工人运动，就想收编军阀的军队，更失了群众信仰，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很少农民群众力量的帮助，叶、贺军队便失败了。谭平山的行动完全违反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不足为共产党员，共产党中央便将他开除出党。”[626]这里披露了谭平山与叶、贺军队失败的关系，是其他文献中很少涉及的，这应该说是有史料价值的。

    此外，《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介绍了中共六大的精神，可以与中共六大的一些文件作比较研究，这也是有史料价值的。

    6.观点价值

    书中提出的一些观点，也有不少在今天看来仍是有价值的。如谈到“五四运动”说：

    因为一点组织也没有，就慢慢涣散，无影无踪的失败了。五四运动虽然失败，但是他的影响可不少，从此之后，一部分最明白的学生，便研究中国怎样才能弄得好。提倡要改换中国的一切东西，人的思想也要改变，就是将从前对于人生活上的事情的解释要变换，因为从前的解释不通……这样做的时候，便有一部分最进步的学生、教员、工人接近起来。同时，工人之中罢工运动也开始了，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也开始组织了。有了工人阶级，这种新的力量，中国革命运动，立刻带了新的神气，新的光彩，与前不同了。[627]

    这里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与今天不同。这里先认为“五四运动”失败了，然后再肯定“五四运动”的影响不小，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神气”、“新光彩”，也即肯定开始了新的民主革命。今天大陆的绝大多数书都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而且说“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说“由于各界群众的联合行动，这场运动获得了胜利。而从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到拒签和约的成功，无一不是群众运动作用的结果”。[628]“五四运动”究竟是胜利还是失败？从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拒签和约来看，是胜利的，但为什么瞿秋白说“五四运动”失败了呢？大概瞿秋白认为“五四运动”类似辛亥革命，有胜利的一面也有失败的一面。辛亥革命把皇帝赶下台，建立中华民国，这是胜利的一面。但封建专制制度仍然存在，封建土地制度仍然没变，帝国主义压迫仍然存在，民主革命、民族革命并没有成功，而是失败了。“五四运动”有点类似，有胜利的一面，但与辛亥革命一样，运动过后封建专制制度仍然存在，封建土地制度仍然没变，帝国主义压迫仍然存在，所以“五四运动”谈不上胜利。而且辛亥革命的口号是“三民主义”，而“五四运动”的口号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五四运动”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不反对其他帝国主义，还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寄予希望，“五四运动”并没有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和纲领，并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口号和纲领，也就不可能触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自然也就谈不上革命的胜利。强调“五四运动”失败了，就是强调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民族革命尚未成功，仍需努力。瞿秋白的评价是有道理的，也是有积极意义的。瞿秋白说“五四运动”失败，是“因为一点组织也没有，就慢慢涣散”，他是当事人，应该有切身的体验，大概是实事求是的。尽管“五四运动”中产生了一些群众性组织，但基本上是各自为战，居于这些组织之上的领导者并没有，所以可以说还没有全国统一的领导和组织。工人阶级开始参加革命运动，但工人阶级的政党还没有诞生，领导中国革命运动最先进的政党还没有诞生，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革命还没有胜利的基础，应该是合理的。

    又如书中第十节的第七小节《南方各省秋收暴动》论述秋收起义，是把秋收起义定义为南方各省的起义，而不只是指湖南的起义，谈道：

    ……农民受了压迫，便起来反抗。中国共产党就指导这些农民做抗租的运动，组织农民游击队，与压迫农民的军队打仗。秋天是农民收获的时候，也是地主豪绅催租的时候，共产党便领导农民在这个时候起来暴动，杀地主豪绅，一粒米都不缴给地主豪绅——这个运动叫做秋收暴动……秋收暴动在一九二七年的九、十、十一，三个月中，非常发展。湖南的醴陵、衡州、郴州（湖南南部）一带，江西的萍乡、安源、赣州、莲花、宁冈（江西之西南部），广东东江（海陆丰、五华）、北江（英德、花县）、海南岛，湖北的通城、咸宁、黄安等地，都有农民暴动，反抗地主豪绅，驱逐国民党军队，建立乡村苏维埃（农民代表会议），农民自己的政府……农民在秋收暴动里，看得很清楚，谁是他们的敌人，谁是帮助他的。他们更加明白，国民党、资产阶级、豪绅、地主都是他们的敌人，都是压迫他们的，只有共产党是帮助他们的。一九二七年这种农民暴动的潮流在广东有最大发展，接下去便有广州暴动之发生。[629]

    这里所说的秋收起义不只是指湖南，也指江西、湖北、广东、海南岛等，实际上是把八七会议以后九、十、十一三个月中各地的起义都称之为秋收暴动——秋收起义。这就与今天有些人观念中的秋收起义不同，似乎一谈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三大起义，就把秋收起义特指为毛泽东领导的湖南秋收起义。虽然有些书较客观些，把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称为“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但记述大革命失败以后的起义，总是先记述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三大起义，然后再记述其他起义，其他秋收起义都称为“其他武装起义”。[630]即没有把其他各地的秋收起义也称为秋收起义，大概这是为了突出毛泽东领导的武装起义。应该说瞿秋白所说的包含南方各地的秋收起义的概念是实事求是的，是当时客观事实的反映，九、十、十一三个月中中国共产党在各地领导的农民起义都是秋收起义，也都可以称为秋收起义，而不能只是湖南的农民起义才可以称秋收起义。只把湖南的农民起义称之为秋收起义，而他省他地的农民起义，不称为秋收起义，只称其他起义，这似乎有点不够实事求是。在瞿秋白的记述中，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与其他各地的秋收起义是相同的，没有什么可以突出的，这是当时整个起义形势的客观反映，是事实。毛泽东领导的湖南秋收起义所走的道路，在以后才于比较中看出是比较正确的，在当时可能还看不到它的深远影响和意义。应该说瞿秋白的记述是无可非议的。

    （五）史学方法

    1.实事求是

    以上论述此书的史料价值、观点价值，已可看到实事求是的特色。前面在《将中共党史与国民党史结合起来研究》一节中，也指出了此书一方面肯定了共产党的兴起对中国革命及国民党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也不否认在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面前共产党领导出现的失误，这些一分为二的论述都是实事求是的。

    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行实事求是的论述、评价，有成绩就肯定，有错误就否定，这在书中有很多体现。如在第十一节《中国共产党》中，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绩和错误也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论述。书中谈道：

    中国共产党发生之后，便非常努力的做革命工作。在中国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之前，资产阶级还没有反革命，还反对帝国主义、军阀，有革命作用，中国共产党认清楚要团结所有革命力量以扩大中国的革命，便决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共同一致作反对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这是非常之对的。因为这个策略的正确，便在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间，中国革命很快的向前发展，工农的力量大大的扩张，共产党有极大的发展。[631]

    这里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绩。接着又指出了共产党“做了两件极大的错误事情”，第一件是机会主义，第二件是盲动主义（详前）。然后指出：

    中国共产党自己明白自己是有错误的，所以努力改正他的错误，得到对的方针，去领导中国革命。尤其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之后，更加努力。他们为改正自己的错误，开了好几次会议：

    第一次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号开的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指示出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土地革命之重要，工农应推翻反动的国民党中央的政权，定出武装暴动的总方针等等。

    第二次是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间开的，更加确实详尽的指出土地革命的意义，最有意义的便是提出苏维埃工农独裁（专政）的口号，并且改造党的组织，使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更加密切，党的政策更加巩固，并且详细指出武装暴动的政策及发动群众的意义。

    最后，到了一九二八年开全国第六次代表大会，更加详细的指出：（一）中国革命在世界上地位的重要。（二）中国革命所要做的事情（他的性质、任务和动力）。（三）中国过去革命中所得到的经验，革命中共产党做了些什么错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四）特别详细的指出现在革命的形势，及（五）共产党应有的责任。[632]

    这里不回避中国共产党犯错误，同时又强调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错误并努力改正错误。这些是实事求是的。只是对于八七会议、1927年十一月会议、中共六大没有指出其局限性，特别是没有指出1927年十一月会议提出了盲动主义的方针，这在今天看来就显得不够实事求是，不过这是与瞿秋白对中国革命理论问题的认识有关的。

    2.通俗化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写作的目的和任务之一是通俗地宣传中共六大精神，通俗地介绍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即要面向普通的共产党员，面向工农大众作宣传，必须越通俗越好。如何通俗化？瞿秋白不仅用口语化的语言，而且尽可能采取问答式的叙述方法，尽可能对一些概念作一些解释，这是他以往简明浅显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一贯方法。

    如第四节中写道：

    中国虽然落后，但是也发生了资产阶级了，有了新的工业了。什么是资产阶级呢？就是有一些人，他们有许多金钱，开设工厂，收买原料，雇用工人替他做工，靠着剥削工人过活，他们便是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那里来的钱呢？第一种，是官僚军阀变成的。官僚军阀，他们到处刮地皮，刮来的钱，有的讨小老婆、嫖赌吃着化费了，有的便用来开工厂，盘剥工人，增加利息，便成为资本家。第二种，是买办变来的。前面不是说过吗，帝国主义要和中国做买卖，情形不熟，言语不通，便要用中间人，就是买办。这些买办在和外国做生意时，从中取利，积蓄多了便自己开厂可以得更多的利益，便也将自己的积蓄用来开工厂，成为资产阶级了。第三种，便是大地主、大商业资本家，他们也有很多金钱，开工厂营利。帝国主义的资本金钱比中国资本家的要雄厚得多，他们比中国发展得早，机器又比中国的精巧，所以造出来的东西比中国自己造的好而且便宜，买来用的人也多，因此中国的工业很难发展。在一千九百十四年到一千九百十八年（民国三年到民国七年）英、美、德、法在欧洲，为了分割殖民地，大打起来，没有余力来顾到中国，到中国去的货物，也因打仗而减少了，于是中国的工业，中国的资产阶级便乘机发展了一下。到了一千九百二十一年以后，帝国主义不打仗了，又抢着运货到中国去，中国的工业仍旧是受着压制，并且受帝国主义的支配。有许多不能与帝国主义的力量竞争的，便蚀了本，只好转卖给外国人。[633]

    这里非常通俗地把什么是资产阶级及其怎么产生的、现状怎样，说得很清楚，很容易懂，而且在通俗的叙述中实际上也点明了中国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特点，这就为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路线、方针、政策奠定了基础。在谈到中国工人时，写道：

    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工厂，中国自己的资本家也开工厂，便发生很多工人。这些工人在工厂里、码头上、铁路上、轮船上做工，靠着卖自己力气混饭吃，一天不做工，一天便没有饭吃。这种靠做工吃饭的人叫做无产阶级。中国现在有多少工人呢？大概说来，约有三百万人……中国工人的生活如何呢？他们的生活是非常之苦。（一）做工的时间非常长久，普通一天要做十二个钟头以上的工。（二）工钱非常之少，大部分的工人普通只有四五角钱一天。少的只有一两角，最多的只有一块钱一天。（三）日常吃用的东西非常之贵。房租也很高，得的工钱不够用。只得吃非常不好的食物，住破漏的房屋，穿单薄破烂的衣裳。（四）在工厂里面要受工头、中外资本家的压迫，打骂，罚工钱等等的痛苦。（五）在社会上没有自由，官厅军阀都要压迫他们。中国工人受了这许多痛苦，他们受不了，便要起来反抗……军阀、帝国主义、资本家又如何对付工人呢？他们禁止工人的罢工，如其罢工便要捉去坐牢、枪毙等等。不许他们组织自己的工会，如其要组织工会也要捉去坐牢、枪毙等等……[634]

    这里非常通俗地把什么是无产阶级及其怎么产生的、现状怎样，说得很清楚，很容易懂，而且在通俗的叙述中实际上也点明了中国无产阶级受苦最深，是最革命的阶级。又把工人与农民进行了比较：

    农民呢？最大多数贫穷的农民是能很坚决的革命。有些稍微富有的农民就不然了。他们到了解决大多数人的问题，要侵犯到他的土地时，他便要不安起来。只有卖力气吃饭的雇农，和卖力气吃饭的工人，他们除了自己一双手、一付骨头之外什么也没有。他们的性命，是没有什么宝贵不宝贵，不革命是得不到翻身的日子，只有死路一条，他们要得到自己的目的，改好自己的生活，只有革命。所以工人是中国革命中最坚决的最彻底的人。而且他们人数众多，又团聚在一起，不容易打散，也就最有力量。只是农民比工人不同，农民是很散漫的。农民需要土地是革命当前的重要问题，但是要了土地，就再也不要别的了。工人就不然，工人要斗争起来，他们可以懂得一直要使工厂归公，造成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只有工人阶级的团结力量最大，最有前进的精神。[635]

    这里也非常通俗地把农民与工人进行了比较，把工人阶级为什么比农民阶级先进作了通俗的说明，本来深奥的理论，现在很容易懂。这些通俗的论述也为了解中国共产党是怎样的党，为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路线、方针、政策奠定了基础。在论述革命时，书中又写道：

    所以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豪绅、资产阶级都是剥削阶级，压迫阶级。工人农民都是被剥削阶级，被压迫阶级。中国有四万万人口，工人农民有三万万数千万，剩下的豪绅资产阶级地主的数目是很少的。很少数的人非常舒服，吃得饱，穿得暖，一些事情也不做，安逸度日。大多数人非常苦，终年忙碌，却得不到暖体的衣服，充饥的食粮，还要受无限刀枪牢狱之苦。中国的工农如此痛苦，怎样才能解决呢？难道听天由命，等着帝国主义、地主、豪绅、资产阶级来消灭我们穷苦的人吗？从前大多数的人都以为这是前世注定，所以过这样苦的生活。现在不同，都觉得要想一个办法才好。怎样办呢？便是革命。把不适合大多数人生活的制度，改换成适合大多数人生活的制度；这就要把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资本家打倒，工农平民群众自己起来掌权，这便是革命。[636]

    “革命”是当时最时髦的词，但什么是革命呢，并非是人人都明白的，而这里，瞿秋白作了非常通俗的解释，工农大众都很容易懂，也很容易接受。而工农大众能懂得、接受这样的宣传，实际上就是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就会跟中国共产党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群众开展了土地革命，什么叫土地革命？书中进行了通俗的解释：

    中国现时的革命呢，是要做两件最根本的事情：（一）驱逐帝国主义者，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二）完全取消地主阶级的权利，将土地交给耕田的农民，将乡村里封建制度完全消灭，就是将一部分靠剥削农民以生活的制度根本铲除，这叫做土地革命（因为这个革命是要将谁应有土地，谁不应该有土地的关系，改变一个做样子，所以叫做土地革命）。[637]

    这里把什么叫“土地革命”，作了通俗的解释，这样的解释显然可以使普通的共产党员、广大的农民群众都能懂。这样通俗的解释、通俗的叙述，在书中是很多的。又如谈到广州起义，写道：工人们“认清楚国民党已经完全没有用处了，他们说：青天白日旗（国民党的旗帜）是反革命的旗帜，是白色恐怖旗帜（凡是压迫工农，压迫革命，残杀工人、农民、革命者，叫做白色恐怖），我们的旗帜是镰刀斧头的红色旗”。[638]解释了青天白日旗是国民党的旗帜，解释了什么叫白色恐怖，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是镰刀斧头的红色旗。这样的解释，对于知识分子、对于文化程度高一点的有革命经历的人来说，可能是多余的，但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共产党员、工农大众来说，显然是十分需要的、必不可少的。

    通俗的叙述方法，是此书的特色，是此书的优点。可以说，此书是瞿秋白最通俗的著作之一。在中共建党初期，瞿秋白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方面进行了简明浅显的翻译、介绍，如《俄国无产阶级之社会观》等，但那些翻译书的文字还没有完全口语化，而此书的文字已完全口语化了，更通俗了。从传播学来说，通俗易懂，容易被接受，容易被传播。将深奥的理论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宣传，容易收到宣传的实效，容易实现研究的政治价值、社会价值及学术价值。中共党史研究的通俗化是十分必要的，这方面瞿秋白做出了榜样。

    二《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

    1928年7月到1930年8月瞿秋白在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共产国际收藏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档案资料，同时也有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有一定的时间来进行理论研究、进行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进行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他是早期中国共产党活动、斗争的参与者、领导者，对中国共产党历史有较多的了解、认识，但为了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他当时在莫斯科成立了自任主任的中共党史研究室，并发布了征集党史资料的启事。[639] 1931年莫斯科出版了瞿秋白编的《中国职工运动资料集》，这无疑是他稍有规模研究中共党史的资料工作、资料基础的反映。正是有这些条件和基础，他完成了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成果——《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现在保留下来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是他在莫斯科列宁学院作中共党史报告（共十二讲）时用的大纲，并且是一份残缺的大纲（仍有四万字左右），尽管并没有留下记录稿，并非是一部专著的形式，但却是瞿秋白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最重要成果，是他集自己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成果之大成的成果，是瞿秋白研究中共党史全面化、体系化的反映。这一成果也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人中共党史研究的极其重要的成果。尽管大纲是残缺的，但其中第三讲至第八讲的大纲正文较详细，以至观点、资料都列了出来，所以还是能从这个大纲中，看到瞿秋白当时研究中共党史的特点、体系、贡献。

    （一）版本

    《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以下简称《概论》），目前可以见到的主要有两个版本，一是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收入的《概论》，二是《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6）收入的《概论》。而这两个版本实际上是相同的，因《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收入的《概论》，在末尾注明：“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640]。校勘一下这两个版本，不同的只是《中共党史报告选编》本没有题注，标题下也没有标年月，而《文集》本加了题注：“1929年冬至1930年春，瞿秋白在莫斯科列宁学院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的报告。《概论》手稿是一个大纲”。[641]又在标题下标了“（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一九三〇年六月）”。[642]至于正文部分，大体上相同，只是个别地方略有不同，如《中共党史报告选编》本“第一次大会时有50余人”， [643]《文集》本作“第一次大会时有五十余人”。[644]这是数字的写法不同，还无关紧要。《中共党史报告选编》本“一九二二年六月时：上海50，长沙30，广州32，湖北20……”[645]《文集》本作“一九二二年六月时：上海50，长沙30，湖北20……”[646]《文集》本漏了“广州32”，大概是抄录、校勘等方面疏忽所致。第五讲谈“罢工潮流”，列出1918 ～1924年历年的工人罢工次数和参加人数，《中共党史报告选编》本有画出的指数图表。[647]《文集》本没有画出的指数图表，开了天窗。[648]这是《文集》本没有将指数图表复制或影印，是编辑、制版工作的失误。《中共党史报告选编》本“22年中91次罢工有50次的加资要求”。[649]《文集》本作“二十二年中六十一次罢工有五十次的加资要求”。[650]这里的“91次”与“六十一次”的不同，需要校手稿才能定孰是孰非。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收入的《概论》，在正文前后没有来源的说明，只是在《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的《出版说明》中谈道：“《中共党史资料》丛书，是由中央档案馆编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史工作者研究和教学工作使用。选材多是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请注意保存，不要翻印。为了保持文件、材料的原貌，编辑过程中，一般未作文字改动。对明显的错别字，在〔 〕内标出正字；原件字迹不清的，以□暂代；个别需要说明的，另加注释。”[651]这大概表明《概论》是根据档案资料——手稿印行的，而且基本保持了原貌。

    《概论》保留下来的是一个大纲，其中包括一些标题，一些简要的资料，大概瞿秋白就是拿着这个大纲作报告的，以后也没有记录稿。但有几篇保留下来的文章（按手稿印行），已被认为是《概论》讲稿的组成部分。如《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阶级》（一万二千字左右），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文集》加了题注：“1929年冬至次年春，瞿秋白曾在莫斯科列宁学院作了关于中共党史和中国问题的讲演，这是第三讲（上）。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作者手稿刊印”。[652]《文集》在标题下还标注了“（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八、二十八日）”[653]。这里标注的日期与《概论》目录上标注的日期是吻合的（详下），只是不知这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阶级》手稿上原有的，还是照《概论》目录上标注的日期抄的。这一篇文章被认为是《概论》第三讲的一部分，是可信的。一是这篇文章的标题与《概论》第三讲的标题“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社会阶级”（详下）是吻合的。二是这篇文章开头说：“我们上面已经讲过孙文主义和五四运动时期，各种各样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所谓‘新思潮’。这一讲，我们要讲到中国的社会经济和中国社会的阶级及各阶级的相互关系。”[654]显然这篇文章是一篇讲稿，而且与《概论》目录上第二讲的内容（中国共产党以前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及国民党——五四运动和“新文化党”，详下）是衔接的，可以认定是接着第二讲所作的报告。三是这篇文章中引用的一些资料，如一些统计数字，与《概论》第三讲引用的一些统计数字是相同的，如文章中引用谷租增加的资料：江宁民国十一年每亩0.94石，民国十六年1.40石。[655]《概论》第三讲中也引用了相同的资料。[656]从以上三点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阶级》应该是《概论》第三讲的讲稿。

    又如《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二万余字），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文集》加了题注：“这是瞿秋白在莫斯科列宁学院所作中共党史和中国问题讲演的第三讲（下）。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作者手稿刊印。”[657]《文集》在标题下还标注了“（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658]这一篇文章被认为是《概论》第三讲的一部分，大概也是可信的。《概论》第三讲的目录中没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字样（详下），但《概论》第三讲的正文大纲中有这样的标题：“中国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军阀制度、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659]，即有“资本主义”问题的内容。所以这篇文章的内容与《概论》第三讲的内容是符合的。从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来看，文章一开头说：“我们明了了中国的土地关系和他的状况，以及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形，我们就可以研究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之后发生了什么结果……我们接着中国的乡村土地关系和地方市场，讲到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660]这表明，这篇文章确实是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阶级》相衔接的，即是接着往下讲。而且实际上也在讲“中国问题与帝国主义时代”，这与《概论》第三讲目录中的标题“中国问题与帝国主义时代”就符合了。再从这篇文章引用的资料来看，有些资料与《概论》第三讲中引用的资料是相同的。如这篇文章中谈到中国无产阶级说：“工业无产阶级的本身有二百万，依苏兆征同志一九二七年的统计有二百七十五万人……苏兆征同志的统计有一千二百万手工工人，实际的数目是只会比这个多，不会比这个少的，因为那个统计是只以有工会组织的来计算的。”[661]《概论》第三讲中则有这样的文字：

    〔苏兆征报告〕：

    工业工人二百七十五万

    非工业工人（大城市）一千二百一十六万[662]

    可见引用的资料是相同的。以上可以说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是《概论》第三讲的讲稿的一部分。《文集》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标题下标注的日期，不知是不是手稿中原有的，如是原有的，那就说明1929年12月28日先把1929年12月18日没讲完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阶级》讲完，然后接着讲《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

    以上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阶级》、《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是《概论》第三讲的讲稿的一部分，但不一定是全部。而其他几讲是否也有讲稿保留下来就不得而知了，至少现在还未发现。

    《概论》第三讲，不仅有大纲正文保留下来，有一部分讲稿保留下来，还有一份单行文件，这一文件是在《文集》本《概论》第三讲的一个注释中披露的。《概论》第三讲大纲正文的主要标题是：

    I.引言——共产党以前的革命组织的结论（按：这与目录相同）

    1.孙中山主义——同盟会主义与国民党主义。大贫小贫论

    2.陈独秀主义。战争发展论

    II.中国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军阀制度、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按：这与目录略异）

    3.中国的封建关系问题

    （一）租田制度——佃农的耕地等于地主所有的土地。

    （二）田赋制度——小农的耕地类似军阀的封地。

    （三）官田、祠田、学田、庙田的制度。……

    （四）中国土地所有制的特点及土地使用制的特点。……

    （五）原料生产的农业及土地关系……

    （八）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

    （九）中国的无产阶级

    ……[663]

    从以上的标题中可以看到：有（一）、（二）、（三）、（四）、（五）、（八）、（九），而没有（六）、（七）。《文集》编者便在“（八）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标题后加了一个注：

    据瞿秋白《中国共产党史第三讲大纲》另一单行文件，本题应为II.4.（八）项，以前还应有：II.3.（六）中国乡村的高利贷和所谓钱庄当铺资本；（七）帝国主义的银行和农民；（八）绅士和平民阶级——地主阶级的商业化和农民的贫困化；（九）地方商业市场的开展——从半自给经济到货币经济；（十）中国的所谓“自由竞争”——乡绅和商会的混合生长（地方商业资本的独占性）； （十一）以通商口岸为中心的地方市场之离心化的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十二）军阀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所谓“绅商阶级”的统治。II.4.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II.4.（一）“洋场”商业和华侨商业的发展——外货的输入后原料的吸取；（二）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商人和苦力，军官和兵士的离开本乡和到外省以至外洋；（三）中国手工工场的发展过程；（四）中国工业的发展过程；（a）军事工业，（b）官僚资本，（c）官商合办时代，（d）欧战前后的私人资本；（五）中国的轻工业和外国资本；（六）中国重工业里外国资本的独占；（七）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664]

    这里所说的“《中国共产党史第三讲大纲》另一单行文件”，应是第三讲大纲的另一个版本，遗憾的是：一、这里没有披露这份资料的全部内容，无法进行进一步的比较研究；二、这份资料没有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只是现在放在档案馆里，一般人看不到。好在第三讲的讲稿有一部分保留下来，即《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阶级》、《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既可补《概论》残缺的不足，也可补《中国共产党史第三讲大纲》不详的不足。这样，研究《概论》还是应把《概论》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阶级》、《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结合起来研究为主。《概论》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阶级》、《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较流行的都是《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本，以下即以《文集》本收入的《概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阶级》、《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为据，参校《中共党史报告选编》本进行研究。

    （二）写作时间、背景

    《概论》是一个报告大纲，可能是瞿秋白一边写一边作报告，写一部分作一次或两次报告，并非是先把大纲全部写完再一次又一次作报告。报告可能分二十次左右半年多时间作完，大纲可能也是写了半年多的时间。《概论》有一个目录，其中标注了日期：

    第一讲

    中国共产党历史之意义——绪言

    辛亥革命的略论

    第二讲

    中国共产党以前的革命组织

    中国同盟会及国民党

    五四运动和“新文化党”

    第三讲

    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社会阶级

    一、中国共产党以前的革命组织的结论

    （十二月十八日）

    二、中国问题与帝国主义时代 （十二月二十八日）

    第四讲

    中国共产党的形成

    （一九二〇到一九二二年底）

    一、一九二〇年的五一运动和初期社会主义运动

    （一月八日）

    二、国民革命问题及国民党问题

    ——中国党第一、二次大会；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

    远东革命会议

    第五讲

    国民革命联合战线

    （二月二十八）

    （一九二三年初至一九二四年初）

    一、“二七”前后的工人运动

    二、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

    ——杭州会议，第三次大会；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第六讲

    革命高潮之前夜

    （三月八日）

    （一九二四年初至一九二五年初）

    一、工人运动和反帝国主义运动

    二、国民党的改组和北京政变

    ——上海会议，第四次大会，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

    第七讲

    “五卅”时期——广州时期

    （三月十八）

    （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政变）

    一、“五卅”总同盟罢工和初期的农民运动

    （三月二十八）

    二、民族改良主义问题和共产党

    ——北京九月会议，北京二月会议；国际执委第六次会议

    第八讲

    革命的战争和工人阶级

    （四月八日）

    （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初）

    一、工人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权 （四月十八日）

    二、北伐和武装暴动的问题

    ——中国的汉口会议；国际执委第七次会议

    第九讲

    武汉时期和上海暴动

    （四月二十八日）

    （一九二七，一月到八月）

    一、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和南方的土地革命

    （五月八日）

    二、三个营垒的问题

    ——第五次大会；国际执委第八次会议

    第十讲

    “八七”会议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

    （五月十三）

    （一九二七年八月到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一、武汉反动和游击战争

    （五月十八）

    二、南昌至广州暴动

    ——八七会议，十一月会议；国际第九次会议

    第十一讲

    广州暴动之后

    （五月二十三）

    （一九二八年初到一九二八年六月）

    一、革命失败后的工人运动

    （五月二十八）

    二、农民战争和军阀战争的问题（盲动主义）

    ——第六次大会，国际第六次大会

    第十二讲

    （一九二八年七月到一九二九年底）

    一、革命新高潮的问题与取消主义 （六月三日）

    二、国民党的军阀统治

    （六月八日）

    ——第二次中央全会；国际的四封信[665]

    以上目录，是报告前拟定的计划还是报告完再写下的？以上目录中标注的日期，是1929～1930年的日期，这样的日期标注是事前就标注的还是事后标注的？周永祥《瞿秋白年谱新编》记：1929年12月18日“开始到列宁学院讲授《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共12讲，每月去该院二三次，课程表排到1930年6月。中共‘六大’之后，瞿秋白经常到列宁学院讲解中共六大所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介绍中国苏区和白区的斗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他把国内外革命斗争的经验提高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高度进行总结，使大家受到很大的教育”。[666]姚守中等《瞿秋白年谱长编》也记：1929年12月18日“不顾米夫与王明宗派集团对其政治迫害及病魔缠身，开始在列宁主义学院与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由中山大学改称）中讲授《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讲到年底止（按：此句有误，《概论》报告在1929年底并没有结束，只是讲完了第三讲。瞿秋白1930年1月的信中还谈到讲党史[667]）。共十二讲，每月二、三次，原订课程排到1930年6月”。[668]按照周永祥、姚守中等人的理解，标注了日期的目录似乎是一个报告前拟定的课程表，或者说是一个讲课计划，这或许是有道理的。比如，1930年1月第四讲讲完后，停了一段时间，至2月28日才讲第五讲，可能因为（考虑到）学校放假。再如《概论》大纲的正文与目录并不完全相同，有些讲的内容有所调整。又如《概论》大纲的正文到第九讲就结束了，而且第九讲的大纲正文很简单，只有几个字：

    5.党的北伐政策[669]（按：目录的第八讲中有“北伐和武装暴动的问题”、“中国的汉口会议”，这里放到第九讲中）《概论》大纲的正文没有第十、十一、十二讲的内容了。从以上，特别是《概论》大纲的正文与目录有差异、变化来看，《概论》的目录大概是一个报告的计划，也可以说是在开课前拟定的课程表、进度表。

    如果说目录中标注的日期是作报告的日期，那么先研究一下报告作到什么时候结束。计划要讲十二讲到1930年6月8日结束，计划完成了吗？《概论》的目录中有第十、十一、十二讲，而《概论》大纲的正文没有第十、十一、十二讲的内容，这三讲是不是讲了，就成了一个问题。而且第九讲的大纲就这么几个字，是不是已讲了，也是一个问题。其中“1”、“2”、“3”、“4”的内容也没有，或许说明还没有准备好，也许就没有讲。当然，瞿秋白没有大纲也可以讲，“1”、“2”、“3”、“4”或许已胸有成竹，第九讲也可能讲了。按照《概论》目录中标注的日期，第九讲是1930年4月28日和5月8日讲，如果第九讲讲了，第十、十一、十二讲没有讲，那么报告到5月8日就结束，计划没有完成。然尽管《概论》大纲的正文没有第十、十一、十二讲的内容，但《概论》目录中已列出内容，大概没有大纲正文也可以讲。而且从《概论》目录中标注的日期来看，第十讲以前都是十天讲一次（逢八讲），从第十讲开始到第十二讲为五天讲一次（逢三、逢八讲）。这样的变化应该不是事先就能计划的，或许是因为瞿秋白要准备回国了，[670]不加快进度不行了，后几讲的进度便临时加快了。或许原先的计划是《概论》报告到学校的学期结束时讲完，即到6月底或7月初讲完，因为要回国，不得不提前结束，也就把原先拟定的计划修改了。如果这个推测是合理的话，那么瞿秋白是设法把《概论》报告在回国前作完的。所以姑且暂时认为第十、十一、十二讲都讲了，《概论》报告暂定为1930年6月8日结束。

    再来看《概论》报告何时开始？《概论》目录中没有标注第一、第二讲日期，第三讲标注了12月18日、12月28日，把第三讲的12月18日作为整个报告的起始日期，恐怕是不合理的，因为报告总是从第一讲开始讲的。第一、第二讲何时进行？只有从第三讲的1929年12月18日往前推。如果按十天一讲（逢八讲）推算， 1929年12月8日，可能讲的是第二讲，至于第二讲是一次讲完还是两次讲完，不得而知。第一讲显然应在1929年11月。11月何日开始讲第一讲？瞿秋白1929年11月14日致黄平信谈道：“我现在演讲党史。”[671] 11月14日信已说在讲党史，那么很有可能是11月8日已开始讲党史，即开始讲第一讲，然后11月18日、28日、12月8日，第一讲、第二讲都讲完，第一、第二讲用四次讲完是有可能的。从11月14日信已说在讲党史也可以断定，第一讲、第二讲都讲了。因为第三讲是1929年12月18日开始讲，那么11月讲的必然是第一、第二讲。尽管《概论》的目录中有第一、第二讲的内容，而《概论》大纲的正文没有第一、第二讲的内容，这并不说明第一、第二讲没有讲，只能说明瞿秋白没有大纲正文也可以按目录讲。第一、第二讲没有大纲正文也可以按目录讲，那么也可以说明第十、十一、十二讲没有大纲正文也可以按目录讲。综上所述，可以肯定，瞿秋白的《概论》报告是1929年11月开始作的，而并非是1929年12月才开始作的，《概论》的写作起始时间也是在1929年11月。《文集》本在《概论》标题下标“（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一九三〇年六月）”，实际上标的是第三讲至第十二讲的日期，而不是标第一讲至第十二讲的日期，显然是标错了。正确的标注应是：“（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一九三〇年六月）。”周永祥《瞿秋白年谱新编》、姚守中等《瞿秋白年谱长编》都说1929年12月18日“开始”作《概论》报告，显然也是错误的。

    关于《概论》的背景，特别应注意的是，1929年7月陈独秀发表了三封公开信，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表明他已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取消主义者，并成立托派组织，攻击中国共产党。1929年11月14日，瞿秋白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谈道：“至于独秀，则必须采取‘组织上的决定’，提出开除的问题。因为他是完全的取消主义，已不成其为党内派别。”[672]大概他的信还未到达中共中央政治局，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并通报全党。共产国际亦于1930年2月8日作出相应的决定。1929年开始，与托陈取消派的斗争成为重要任务。如瞿秋白在1929年11月写的文章中指出的，“中国革命的失败和国民党表面上的‘统一’中国，使中国共产党里的机会主义者，重新暴露更加厉害的动摇和犹豫，‘传达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影响到无产阶级身上来而阻滞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机会主义者之中，有些简直进到公开的取消主义。反对这些取消主义的斗争，尤其是反对外交式的暗藏的机会主义的斗争，是现在中国共产党内非常主要的任务”。[673]瞿秋白研究党史的特点之一就是为政治斗争服务，因此《概论》中对取消主义、机会主义进行研究、批判是必然的。

    （三）史学思想

    《概论》是在与陈独秀取消主义等作斗争时期的产物，因此其很重要的写作目的、其很重要的主题思想就在于批判陈独秀主义、批判取消主义。

    《概论》大纲的正文第三讲有一个小标题“2.陈独秀主义。战争发展论”。[674]《概论》的目录中第十讲的标题是“‘八七’会议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第十二讲第二部分的内容是“革命新高潮的问题与取消主义”。这些部分显然都是批判陈独秀主义、批判取消主义的。至于具体怎么批判，不得其详，但仍可从侧面了解到批判的具体内容。1929年11月6日，瞿秋白开始讲党史的前夕，写了一篇文章《中国的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这篇文章是他为当时政治斗争写的，[675]同时也是他讲党史时可以参用的，即是他在讲党史批判陈独秀主义、批判取消主义时可以参用的，《概论》中怎么批判陈独秀主义、批判取消主义正可以从这篇文章中得其详。

    比如《概论》大纲的正文小标题“2.陈独秀主义。战争发展论”中的“战争发展论”，何意？“战争发展论”即“战争的资产阶级发展过程论”。[676]瞿秋白在《中国的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中指出：陈独秀认为：“现在国民党军阀的混战，都是中国资产阶级复杂的发展过程……至于农民群众的战争，以及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反抗运动，那是违背着资产阶级进化的自然过程的，是没有什么用处的”。[677]在陈独秀看来，“无产阶级呢？因为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错误政策，帮助了资产阶级胜利，所以无产阶级的势力全部消灭。革命是完结了，革命的前途是已经取消了！而资产阶级的前途，却会经过‘复杂的和非和平的过程’，经过战争而发展资本主义”。[678]即中国军阀的战争是中国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过程，不必去阻挠它。这就是《概论》大纲正文中的“战争发展论”的含义和内容。瞿秋白批判道：“这种十足的取消主义的理论，表面上可以带着些清高的空谈，实际上是完完全全投降资产阶级。”[679]

    如果要了解《概论》对陈独秀取消主义批判的大致内容，那就可以看看《中国的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对陈独秀取消主义是怎么批判的。《中国的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首先指出了反对陈独秀取消主义的必要性：

    现在正是中国共产党“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积极的展开并且日益扩大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群众的政治罢工、革命的示威运动、游击战争等等）”。正在现在这种时候，机会主义者的领袖陈独秀，却公开的宣布他的政治主张，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完全走到取消主义的地步；中国的托洛茨基派也积极活动起来，阴谋破坏中国共产党。他们的双方并进和联合行动，都是企图加强党内机会主义者的立场，以阻滞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的进行，帮助资产阶级来扰乱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和革命斗争。如果不打碎右倾的和托洛茨基的取消派，如果不克服调和主义，那么，就没有可能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680]

    接着分三个问题分析批判了取消主义。第一个问题，中国革命失败后的政权性质问题。指出：“对于中国革命失败之后，政权的阶级性质问题，陈独秀的答案里，包含着整个的取消主义的观点，他对于现在的中国阶级力量的相对关系，有一种绝对和中国共产党不相同的观点。他的总意思是：封建阶级已经是只有残余的残余，资产阶级已经握得全部的政权，富农固然因为是资产阶级里的原始发展形式，已经是反革命的成分，就是中农也已经动摇而不革命了……无产阶级的势力全部消灭。革命是完结了，革命的前途是已经取消了。”[681]第二个问题，革命的新高潮和策略问题。指出：“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策略，就是认为革命早已完结，应当适应资产阶级胜利后的新环境，抛弃日益分化的农民——反正已经没有反对封建地主的斗争——而投降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在可能的范围之内，进行合法的运动，不要妄想革命高潮的到来，不要去独立领导工人群众的斗争，不要去实行转变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不要去组织群众的政治示威，不要去领导农民战争。”[682]第三个问题，党内统治问题。指出：“陈独秀因此要求党内现在要实行完满的民权主义，要求‘从支部直到区委，如果可能还要直到省委，都完全要用选举方法’；要求党员都要有‘批评讨论的自由’。他并且要求重新广泛的讨论中国党第六次大会的决议，讨论整个的党的路线问题……陈独秀现在的要求自由讨论和自由批评，要求党内民权主义的广泛，自然，更加是孟雪维克主义的充分表现。他现在‘为着党内民权主义而斗争’，他是为什么？他是要党去服从他的取消主义，要党和无产阶级相信：（一）中国资产阶级政权已经形成，正在稳固发展； （二）军阀战争不过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特殊过程；（三）是反对封建的革命里，必须和资产阶级妥协；（四）现在既然是资产阶级已经战胜封建阶级的局面，那末，无产阶级只有投降，而接受民族主义的口号，帮助中国资产阶级，劝他不要‘误国’； （五）因此，不要准备什么暴动，而要取消革命的高潮的前途，实行合法运动。他是为着要使无产阶级的政党服从资产阶级而斗争呵！”[683]以上的分析批判基本上揭露了陈独秀取消主义的实质，可以让人们认清陈独秀取消主义是什么货色，有什么危害性。《中国的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对取消主义的批判并没有到此为止，又进一步分析批判了与取消主义联合的机会主义、为取消主义作助手的调和主义。指出：“凡是这些观点——机会主义的见解和倾向，都是忽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忽视共产党的独立领导作用，忽视争取群众的总任务，削弱反对改组派的斗争，削弱解放群众于资产阶级豪绅富农工会官僚等反动影响之下的斗争，这亦都是对于群众的自动力量和革命能力的估量不足，而对于反革命势力的估量过分。结果，都是要抛弃领导工农去争取政权的总任务，而走上可能主义的合法运动。”[684]这里主要是对机会主义的批判。又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是这个艰巨斗争的唯一领导者。凡是妨碍这种斗争的，例如右倾的取消派和托洛茨基的取消派都应当完全立刻肃清……一切主张党内无原则的容忍调和的论调，无非是替取消派和机会主义派实行缓兵之计。所以党内机会主义的怀疑派，悲观、失望、颓废以及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和倾向，摇摆于取消派与共产党之间，实在形成现在最主要的危险，中国的共产党必须坚决实行反对这些右倾的斗争，绝无调和的余地。”[685]这里批判了机会主义，也批判了调和主义。

    从《中国的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中对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批判，大致可以了解《概论》是如何批判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的。

    就是在《概论》的正文中，还可以看到“反陈独秀之邓中夏理论”的标题，[686]这个标题下的具体内容虽然不详，但在讲演时显然也是批判陈独秀的一个组成部分。《概论》的正文中还有批判彭述之的内容：

    二次革命论（述之：对国民革命之根本观念）……“彭述之的原则：（一）国民党还须改造；（二）去右联中之新国民党；（三）不应与中派发生根本冲突——中派要明了右派之反革命，而相信我们——”只能与以友谊的批评——不应极端，否认其策略，使之发生反感；（四）去除中派对我怀疑；（五）中我之间有同情分子；（六）竭力做左派宣传组织；（七）即开除右派，也不宜过早发表；（八）预防中派翻脸……（按：省略号原有）[687]

    这里对彭述之的展开批判，就是对陈独秀的批判。《概论》在论述中共四大文献时有一个标题“托洛茨基问题”，并在“托洛茨基”四字下划了波浪线“﹏﹏”，大概是为了表示重要性。在这个标题下有一行字：“（彭述之之反‘反机会主义’）”。[688]这里的“托洛茨基问题”标题，即是在讲演时讲中共四大的《对于同志托洛茨基态度之议决案》。但“彭述之之反‘反机会主义’”的内容是《对于同志托洛茨基态度之议决案》中没有的。这表明瞿秋白要在批判托洛茨基的同时批判彭述之，也即批判陈独秀主义。

    《概论》的第七讲正文中有一句：“机会主义之第一阶段。”[689]第八讲正文中有一句：“机会主义之第二阶段。”[690]这表明，在讲演中瞿秋白对中共党内的机会主义进行了系统的分阶段的分析、批判。

    《概论》批判陈独秀、批判取消主义，是为当时党的政治任务服务的，是有极其重要的政治价值、思想价值的。因此也可以说，《概论》在当时是有极其重要的政治价值和思想价值的。

    （四）史学成就

    1.发展了中共党史研究的体系

    用“概论”这样的名称、标题来研究中共党史，瞿秋白是第一人。从“概论”这个名称就可以看出瞿秋白对中共党史研究已有了体系性、系统性。把《概论》的十二讲大纲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相比较，和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相比较，可以看到《概论》更有系统性了。《概论》第一讲首先谈中共党史研究的意义，接着论中共诞生的背景和客观条件。其中分析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分析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变化及社会阶级的变化发展；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形成，然后再谈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意义。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发展历史，则理出这样的发展线索：

    一、1920～1922年底（“形成”时期）——第四讲

    二、1923年初～1924年初（“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形成时期）——第五讲

    三、1924年初～1925年初（“革命高潮之前夜”）——第六讲

    四、1925～1926年3月20日（五卅运动、省港罢工时期）——第七讲

    五、1926～1927年初（北伐时期）——第八讲

    六、1927年1月至8月（武汉国民政府和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时期）——第九讲

    七、1927年8月至12月（“八七”会议与反机会主义、南昌起义至广州起义）——第十讲

    八、1928年初～1928年6月（广州起义后至中共六大，盲动主义被克服）——第十一讲

    九、1928年7月 ～1929年底（六大以后，反对取消主义）——第十二讲

    把1929年底以前的中共历史分成这样九段，基本上抓住了党在发展过程中每个阶段的特点。如中国初期的社会主义运动、一大、二大为一个阶段，正是党的初建阶段；1923年初至1924年初为一个阶段，正是党的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政策形成、国共合作实现的阶段。又如在1925～1926年3月20日一段中，谈到的是“机会主义之第一阶段”； [691]1926～1927年初一段中，谈到的是“机会主义之第二阶段”， [692]也是阶段的划分，有一定道理。

    《概论》在每一个阶段的论述中，一般是先论述时代背景、革命形势、工农运动，再论述党的会议、方针政策。如第四讲正文的第一部分是“政治、经济的状况”，其中又分三小节：

    一、安福系政府与巴黎和会到直皖战争（一九二〇）和华盛顿会议到直奉战争（一九二二）与新银行团。

    二、五四运动中的学生组织和社会主义运动。

    三、工人运动的发端。[693]

    然后再论述第二部分“党的组成”，其中论述了中共一大、二大。在论述中共一大、二大后，又有一部分论述“工运——一九二二年下半年之工人运动高潮”。[694]这一部分论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的工人运动出现了新高潮，实际上就是在谈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后的意义、作用。第二、第三讲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社会基础、社会原因，第四讲论述中国共产党产生的背景、具体过程、意义作用，这就使中国共产党的产生的现象、本质有了较深入全面的说明。

    如第六讲正文的第一部分是“曹吴之外债”，其中的小标题有“金佛郎案（五月）”、“关税会议的召集不成（五月）”、“中俄会议及协定（五月）”。[695]这些谈的是国内外形势。第二部分是“丝厂女工工会成立”，其中的小标题有“上海织绸厂焚毙女工祥经一百余人”、“胶济罢工胜利（二月）”、“铁总成立”、“上海华电工会”、“上海卷烟税、罢税之失败”、“商界反对外人干政”、“上海租界三大问题：印刷案，码头捐，扩大租界法界越界筑路”、“湘潭路矿罢工失败惨案”、“五月十三日许白昊等被捕（汉口）”、“五月二十一日张国焘等被捕（北京）”、“反对文化侵略及反基运动”、“北京、武昌、上海、广州学生会之复活（五月）”等。[696]这些是谈革命运动的形势。然后是第三部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会议（五月会议）”（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接着是第四部分“北京、上海、广州之右派与革命潮流”，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会议”以后的形势。随后又是第五部分“四次大会之准备”，第六部分“第四次大会”。先论述国内外形势、革命形势、工农运动形势，再论述党的会议，分析党的方针政策，这有利于对党的方针政策作出正确的评价，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又如正文第七讲“五卅运动”，第一部分“五卅的前夜”、第二部分“国民会议运动与国民军”，这两部分是谈五卅运动的背景。第三部分谈五卅运动的经过。第四部分“‘五卅’案之全国政治斗争之群众化”，谈五卅运动的影响、意义、经验教训。先讲背景，再谈经过，然后谈影响、意义、经验教训，这些都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体系。

    无论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分期体系，还是每一个阶段、每一事件的研究体系，《概论》都已趋于成熟，都表明瞿秋白的中共党史研究已更有系统性，体系更加完整了。瞿秋白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以研究中国革命史为主，没有谈、也不可能谈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意义等，《概论》是专题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在研究中共党史方面《概论》更有体系是自然的。《概论》又比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晚出，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更深入更有体系也是自然的。

    2.对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客观条件、历史必然性的研究更全面

    从《概论》的目录和第三、第四讲的正文中，已可以看到瞿秋白论述党的诞生，不仅注意到了近代阶级关系的变化，中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及资产阶级革命失败所提出的中国革命的任务，还特别注意到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发端”、“五四运动中的学生组织和社会主义运动”及“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远东革命会议”等。这表明《概论》已更进一步指出了中国工人阶级、工人运动的发展、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五四运动以后共产主义先进分子的形成等，都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条件，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不是少数几个人的产物，也不是共产国际强加的。在论述中国工人阶级及工人运动的发展时，可以看到《概论》正文中已经引用了很多资料。如第三讲中已指出中国的工业工人为275万，非工业工人（大城市）为1216万。第五讲中专门设一节谈“罢工潮流”，列出1918 ～1924年历年的工人罢工次数和参加人数，并画出了指数图表（按：此表《中共党史报告选编》本有，《文集》本缺。详前）。又谈到1922年中“六十一次（按：《中共党史报告选编》本作“91次”。详前）罢工有五十次的加资要求，组织工会四次。而杨铨之统计：“一九二二年九月至十二月罢工四十一次，工资三七，反对管理规十五，承认工会十一，休假十，养老恤金六，反对同业五，同情罢工五，减时三。”[697]这些罢工的资料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没有引用的，这些资料的引用，是工人运动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产生背景的研究更深入、更全面、更系统的体现。

    如果从《概论》第三讲保存下来的两篇讲稿——《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阶级》、《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来看，就可以更详尽地了解到《概论》论述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客观条件的深入、全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可以把《概论》的论述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论述作一简要的比较。《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也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客观条件，是用四个部分来论述的：一、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二、军阀统治着中国工农平民；三、地主豪绅的剥削；四、中国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的发生。这四个部分的总篇幅是一千二百字左右。这四个部分分别论述，对论述中国革命发展的背景大概是切合的。而《概论》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阶级”来论述中国共产党产生的背景，更有理论提炼的色彩，是更切合的，如果也像《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用四个部分来论述中国共产党产生的背景，似乎不太切合，而且缺乏理论的提炼。“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阶级”是《概论》第三讲的总标题，也是一个部分的标题，作为讲稿保留下来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阶级》有一万二千字左右，加上《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二万余字，《概论》论述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客观条件、背景总篇幅在三万余字，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篇幅的近三十倍，就从篇幅看，《概论》论述的深入全面是无疑的。以下再看一看作为讲稿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阶级》的具体内容。其中有一小节为“中国的封建关系和农民问题”，这一小节又分以下小目进行论述：

    1.半封建的租佃制度

    2.中国自耕农的私有土地，是不是资本主义式的制度呢？——田赋制度的问题

    3.官田、祠田、庙田及学田的制度[698]

    其中又论述了“中国土地所有制的特点，和土地使用制的特点”。[699]论述以上这些问题，又分一些小目，而且还引用大量的统计资料。这样的论述、这样的资料，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没有的。

    再来看一看作为讲稿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其中分以下几节：

    一、洋场商业的发展

    二、华侨商业对于中国的关系

    三、中国的国外贸易

    四、中国农业和手工业破产的状态

    五、中国地方市场的命运

    六、中国大工业发展的过程

    七、买办资产阶级问题

    八、中国无产阶级

    九、中国的统治阶级是谁？

    十、中国的钱庄资本问题

    十一、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经济

    十二、“中国问题”

    以上节中有的还分出一些小节，引用的统计资料及其他资料也很多。这样系统深入的论述，也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没有的。

    关于国际背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已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为背景论述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发展，但比较简要。而《概论》论述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发展，也注意了国际背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背景、共产国际思想理论的背景，而且详尽多了。从《概论》的目录中就可以看到国际背景等已占有一定的篇幅，如：第三讲第二部分是“中国问题与帝国主义时代”。第四讲第二部分有“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远东革命会议”。第五讲第二部分有“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第六讲第二部分有“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第七讲第二部分有“国际执委第六次会议”。第八讲第二部分有“国际执委第七次会议”。第九讲第二部分有“国际执委第八次会议”。第十讲第二部分有“国际第九次会议”。第十一讲第二部分有“国际第六次大会”。以上很多共产国际会议背景的论述，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没有的。从《概论》的正文来看，引述共产国际的思想理论资料真不少。如第四讲引述了1921年12月远东革命会议上萨福洛夫的演说要点，并与中共二大的宣言作了比较。[700]第四讲还引述了（1922年7月）季诺维也夫信的要点，引述了1922年7月马林报告的要点，引述了1922年8月共产国际给马林指令的要点。[701]第五讲引述了1923年5月布哈林训令的要点。[702]目录的第十二讲第二部分有“国际的四封信”。这些思想理论资料，也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没有引用的。

    《概论》对中国共产党产生、发展的客观条件的研究论述已较《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了发展，实际上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产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研究有了发展，表明瞿秋白的中共党史研究的水平有了提高、发展。《概论》是瞿秋白对中共党史进行专题研究，水平的提高、发展是必然的。

    3.注意研究党的组织、生活状况

    从《概论》的正文中可以看到，不仅注意了重大事件、会议、路线、方针、政策的研究，也注意了党的组织状况、生活状况的研究，并且搜集、整理了一些十分具体详细的资料。如建党初期的党员人数，列出“一次大会时有50余人”。到1922年6月时，“上海50，长沙30，广州32，湖北20，北京20，山东9，浙江8，法国2，四川3，俄国8，日本4，德国8，美国1”，共195人，“其中妇女4人，工人21人”。[703]在论述中共三大时，专门谈了“党务状况”，指出：“三次大会时党员总数420（44人在国外，164工人，19妇女，110人在狱中）。一、二次大会至三次大会之间新加入200人，其中130为工人。地域：广东、上海、北京、长沙、安源、长辛店、唐山、济南、浦口、杭州、汉口、莫斯科。”[704]至1924年上半年党员为650 人，40%为工人。[705]中共四大时发展到990人。[706]五卅运动中，发展到3000人。“工人候补期减少至一月，学生三月”。[707]这些记述使早期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数量、结构、分布有了清晰的说明。这样对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展、队伍发展的资料进行整理，大概是第一次。瞿秋白以前的论著中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虽然也谈了党内生活状况，但对于党的组织、队伍的发展的基本情况没有记述，可能还没有搜集到这方面的资料。瞿秋白显然看到了共产国际保存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档案资料（以下详论），便有条件来做这方面资料的整理工作，如其中中共一大至中共三大的党员人数、结构及分布情况的数据，主要就是来自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3年6月《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不看到这两份资料是无法记述党的组织、队伍的发展的。而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进行研究，讲清楚党的组织、队伍的发展是最起码要做的，是必须做的，否则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最基本面貌就不清楚，谈其他的情况未免就有局限性。

    《概论》在谈到中共三大中央委员的选举时，还详细列出了当选的人名及得票数等：独秀（40）、和森（37）、守常（37）、荷波（34）、泽东（34）、朱少连（32）、平山（30）、项英（27）、章龙（25）。候补：邓培、张连光（潜逃）、梅坤、李汉俊、邓中夏。[708]这里对中共三大选举情况的记述，可以透露出当时各个人物在党内的影响，同时把一些已被遗忘的人也保留下来了。这个中共三大选举情况的详细记述，在瞿秋白的论著中是第一次出现，在早期甚至所有的中共党史研究中也是第一次出现，可能也是唯一的一次出现，即这一记述是现存资料中唯一的了，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的宝贵资料，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以下详论）。

    《概论》在论述中共三大的过程中，把会议讨论“国民革命问题”的各种不同发言、观点也一一列举，列举了张国焘、蔡和森、刘仁静、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的意见（详下），反映了党内的思想斗争。

    《概论》论述中共三大时还谈道：“刊物——《向导》（28期）五、六千份，此外，上海、广州、湖北、北京尚有周刊。《新青年》改季刊，已停多时。”[709]这反映了当时党内宣传工作的情况。

    论述1924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会议”（上海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时，也有“党务问题”一小节，谈道：

    （一）国民党内的工作使我们更加要加紧党的组织和宣传。（二）无产阶级不一定先到国民党内去然后再到我党，为国民革命亦要发展我党。（三）为□工人□□□以上都加入党。（四）各省党应有分部。国民党工作应同时担任一秘密工作，建立真正支部。编辑委员会——同党校

    （《文集》加注：“原件一行下半被裁掉，字迹无法辨认”）[710]

    这里涉及了编辑委员会、党校等党务工作的重要内容。

    《概论》还引述了大量的中国共产党历次会议的文件（详下），实际上就是通过讲解这些文件，一方面叙述党的历史，另一方面分析党的方针政策和得失，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概论》对党的组织状况、生活状况的研究、论述，在具体的报告中会有更多的内容，遗憾的是现在只看到了大纲。然大纲中的内容也表明，瞿秋白对中共党史的研究是多侧面、多层次的，而不是只停留于事件、会议，而且很多资料是第一次被引用。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不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进行专题研究，所以没有涉及党内的组织、生活状况，《概论》的涉及，反映了瞿秋白中共党史研究向专题化发展。

    4.注意把共产党史与国民党史结合起来研究

    把国民党史与共产党史结合起来研究的特色，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已明显地体现出来，《概论》虽然只是一个大纲，这方面的特色也有体现。

    从《概论》的目录就可以看到有不少部分研究国民党活动、国民党史。如第一讲第二部分是“辛亥革命的略论”。第二讲第二部分是“中国同盟会及国民党”。第三讲第一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以前的革命组织的结论”。第四讲第二部分是“国民革命问题及国民党问题”。第五讲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第六讲第二部分是“国民党的改组和北京政变”。第七讲为“五卅时期——广州时期”。第八讲第二部分是“北伐和武装暴动的问题”。第九讲第二部分是“三个营垒的问题”。第十讲第一部分是“武汉反动和游击战争”。第十二讲第二部分是“国民党的军阀统治”。从目录中可以看到，《概论》有很大的篇幅涉及了国民党问题、国民党史。

    从《概论》的正文看，涉及国民党问题、国民党活动、国民党史的部分更多更具体。如记述1923年历史时设了一个表（整一页），此表分四栏：“帝国主义”，“军阀与国民党”，“资产阶级”，“工人与革命运动”。[711]这四个部分中，“资产阶级”与“军阀与国民党”是有密切联系的，因此按这个表划分篇幅的比例看，国民党部分占了四分之一至四分之二，而“工人与革命运动”，即与共产党相关的部分只占了四分之一。当然，所以记述国民党、军阀、资产阶级，也是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进行比较研究，总结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

    再看正文的其他部分。如第三讲第一部分有“孙中山主义——同盟会主义与国民党主义”。[712]瞿秋白所以要分析“孙中山主义”，显然是为了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进行比较研究、分析。

    第五讲在引述陈独秀报告时，其中有：

    一九二〇年孙中山以陈炯明之力得广东（然川、桂之岑、陆与滇、黔、湘之唐继尧，反对孙中山之独裁）。北伐声中，一九二二年四月孙免陈职，而七月（北方直去奉）陈遂去孙……

    国民党十万人，百分之七十——八十为学生知识分子，百分之二〔零〕 ——三十工人（多数在南洋）,“中国资产阶级大多数是反对革命的，故亦反对国民党。”C.P.已加入国民党而提出党纲与孙中山讨论。孙联张反直。孙吴主统一而相敌，张与联治派主联治而相联，并与孙发生关系。“吴必归日”，否则应“对日宣战”。“孙不拒奉则必与奉同归于尽”。联治派。

    共产党——现为帮助国民党，如国民党不抛弃联治政策。则不能再助之矣。最后之目的乃反对一切军阀与帝国主义。

    ……孙中山派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广大人民群众受着种种经济压迫，对军阀和中国的现时制度非常不满，但他们无力独立地走上政治斗争的舞台，而国民党又完全无能动员这些人民群众积极支持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迫使国民党求助于各系军阀，因此，旧民党准备向那些哪怕是暂时予以援助的任何军事官僚——督军和任何外国帝国主义列强妥协。[713]

    瞿秋白所以要引述陈独秀报告中有关国民党情况的分析，显然就会评价这些分析是否符合实际，显然是为了进一步分析评价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的方针政策，总结国共合作中的经验教训。

    第五讲引述的1923年5月布哈林训令的要点中有：

    ……五、领导权当归共产党——故须组织群众的党及工会。六、故中国国民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封建势力，对国民党之要求首即为其无条件赞助南北之工人运动。七、赞助中山反北，而要求其用广大宣传。八、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常的推动国民党走向土地革命，要求广东没收地主土地而交给农民。九、国民党内反对勾结军、帝。十、要求开国民党大会……十三、“反帝同盟”（以代民权同盟）——国民党及学生会之引进。[714]

    瞿秋白所以要引述共产国际对国民党问题的指示，也是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的方针政策是否符合共产国际的指示，也会评价其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总结国共合作中的经验教训。

    第五讲引述的中共三大通过的《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其中有：

    国民革命势力之集中的大本营——国民党……

    三、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因此C.P.要加入国民党。

    四、保存中国共产党而在工人团体及国民党左派中吸收党员，渐渐扩大。

    ……

    六、扩大中国国民党于全国——同时组成全国总工会。劳动群众中宣传国民运动，扩大国民党，更加觉悟的加入C.P.；并在群众中普遍宣传在国民运动中拥护劳动阶级利益的必要。[715]

    瞿秋白所以要引述中共三大通过的《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的内容，显然也是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的方针政策是否正确，总结国共合作中的经验教训。

    第五讲引述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会议”（应为中共三届一中全会，1923年11月24～25日）政治报告中有：

    孙中山到沪召集国民会议，一无结果。反帝宣传加强。国民党问题，一因同志有些不信这一决议，二因国民党怠工，三因国民党与吾党意见之分歧，四因经费困难。北方组国民党无成绩——北京已成，哈尔滨、天津、湖南在进行之中，湖北、南京在与国民党谈判中，四川及山东国民党已有其自己的组织。安徽民党则分两派。现在则一派赞成一月十五日之召集大会，一派反对。[716]

    这里涉及一些中共党内关于国民党问题的看法及合作的情况，显然也是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的方针政策是否符合实际，在实际中的效果如何，总结国共合作中的经验教训。

    《概论》第六讲的目录分两个部分，而正文分为六个部分：曹吴之外债，丝厂女工工会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会议，北京、上海、广州之右派与革命潮流，四次大会之准备，第四次大会。这六个部分中涉及国民党的内容不少。如第三部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会议”（应为上海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就引述了会议关于“国民党问题”决议案（原文标题是《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要点：

    国民党问题——（一）两派之形成，一是反对工农妥协帝国主义，二是相反的。孙为左派“已经现在渐为着扩大巩固国民党，而取调和政策是错误的”。但是也不是要用机械式的分裂方法；（二）组织工作不要代替了宣传工作，民党内我们的任务仅是宣传，——南北有别，南为国内战争，北仅为解放运动的〔范围〕； （三）北方组织工会——，助国民党，可为北伐而罢工，同时，反对右派之影响（仅右派？）； （四）反对国民党之专反北京政府，而应“为反帝而反北”，否则加强地方观念。要国民党树宣传军队（南北）之工作；（五）要国民党宣传“土匪”； （六）要求广东武装战线附近的农民以助民党，并应少赋税。[717]

    这里引述的中共关于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要点，显然也是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的方针、政策是否符合实际，总结国共合作中的经验教训。第四部分“北京、上海、广州之右派与革命潮流”，其中有：

    一、反对国民党右派之斗争：工贼（南洋）问题，妥协问题（商团、沙面、印刷），江浙问题。沈泽民、施存统与叶楚伧的关系（新中国党与三K党的关系。英国帝国主义与陈廉伯）。

    二、革命阶段论之下的反对建设革命政府，反对中山北伐，反对中山北上，退出国民党。

    三、和森之立刻停止北伐对陈□□（88）及述之宣传，组织，训练，武装，打倒，政权论原则现时的政策乃是驱逐多数小商人群众倾向买办而变成法西斯蒂。[718]

    以上涉及的一些具体内容或许还不十分清楚，但总的内容无疑就是论述“反对国民党右派之斗争”，并涉及中共党内的一些不同的观点。这样的论述，显然也是为了分析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的方针政策的得失，总结国共合作中的经验教训。第六部分“第四次大会”（中共四大），引述中共四大通过的一些决议案，不少都涉及国民党问题。如引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其中有：

    （五）对各派之关系。

    国民党左派是工农智识

    国民党右派是军人官僚政客资本家

    国民党中派是小资产阶级中之革命分子

    ——阶级相对力量完全不正确

    策略是：

    （一）保存（努力）阶级斗争的成分。

    （二）国民党并非民族运动之全部。

    （三）使中派（反右）离开右派从事不协调的斗争。

    （四）固然要助国民党，然亦不可忘在国民党中的斗争。

    （五）工人组织之独立要国民党明了——必须有工作上的需要才加入国民党。

    （六）宣传国民党的群众使之左倾……[719]

    又如引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其中有：

    由原始自然的农民反抗之可能，引之入自觉组织的经济政治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

    ……

    国民党农民政策之结果，农民已引入民族解放运动。然国民党只是利用而不助农民。

    （右派之摧残）

    共产党之□□：（一）有使农民依赖国民党政府底势力；（二）有时口号过高；（三）主持农会同志包办经济斗争。

    共产党独立宣传，同时宣传国民党——“使农民觉悟国民党及其政治势力是可以利用来保护农民利益的。”“农民对国民党怀疑时，则为解释右中左三派之派别关系。”[720]

    此外，引述的《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等都涉及国民党问题。所以要引述、分析这些决议的内容，显然也是为了分析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的方针政策的得失，总结国共合作中的经验教训。

    《概论》第七讲正文第二部分是“国民会议运动与国民军”；第五部分是“国民政府之成立”；第六部分是“直奉战争”；第七部分是“国民党之分裂”；第八部分是“反段示威及要求国民会议的运动”。这些部分的主要内容是记述国民党的活动。所以要记述国民党的活动，也是为了与共产党的活动、方针、政策作比较。《概论》第七讲正文在记述较多的国民党内容之后，第九部分“北京会议（一九二五年十月）”，记述的就是共产党的会议，即中共四届二中扩大会议，其中首先引述了中共四届二中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时政局与共产党任务议决案》，其中关于任务方面有：

    ……（五）“应当找一个与国民党联盟的好的方式，最好要不但不束缚无产阶级与城市小资产阶级及知识阶级的联盟，而且能扩大这一联盟。”自己公开去领导左派；（六）学生之分化，故须反对其右派而提出统一口号。——对国民军之河北河南幻想。[721]

    在讲解这些内容时，瞿秋白大概是要肯定应探索解决国共关系的好方式，要强调不能存“幻想”。这是讲解国民党活动后应得出的合符逻辑的结论，也是对国共合作经验教训的总结。《概论》接着引述了中共四届二中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决议案》：

    对国民党议决案则谓：1.扩大共产党；2.争取工农；3.非必要时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4.□诚与左派合作，勿使消极旁观，阶级斗争的问题上，不对他们让步——以前自己变成国民党左派，使非中国共产党皆□以中派自居，不肯赞同革命政策（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政策，使真正右派亦中派自居。故应分为左右。）[722]

    在讲解这一决议案的内容时，瞿秋白无疑会分析这些决议是否符合实际，总结国共合作中的经验教训。

    《概论》第八讲正文在记述1926年7月“上海会议”（中共四届三中全会）时，有“国民党问题”一节，其中列出：

    一、三二十事变以来之右派进攻，中派进攻——有客观上革命失败之原因。

    二、指导国民党的方式错误——自己造成国共之争。而非左右之争。

    三、明确规定之策略（十日北京会议特引）。

    四、——具体办法。[723]

    从以上标题式的文字中可以看到，瞿秋白在讲演时，显然总结了大革命失败、国共合作历史的经验教训，这也成为他把国民党史与共产党史结合起来研究的总结之一。

    《概论》中的大量篇幅涉及国民党问题、国民党活动，涉及中国共产党历次会议对国民党问题的看法、政策，这既是在研究国民党史，也是在研究国共合作史，也即是在研究共产党史，研究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发展变化史。《概论》的大部分篇幅是研究论述中国大革命历史，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史即是国共合作史，是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理论发展史。瞿秋白在讲演时，展开讲这些内容，主要目的是在分析评判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的得失，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研究共产党的历史离不开研究国共合作历史。如果扩大看，整个民主革命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看就是国共关系史，研究共产党的历史也离不开研究国共合作历史。把国民党活动与共产党活动结合起来研究，把国民党史与共产党史结合起来研究，是从历史实际出发的，是必然的，是合理的，而且有助于更切实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把中共党史的研究引向深入。《概论》中有大量篇幅涉及国民党问题、国民党活动、国民党历史，这是不必奇怪的，这是当时中共党史研究的特色，也可以说是一个长处。

    5.搜集和保存了很多宝贵的党史资料

    《概论》虽是一份残缺的大纲，但第三至第八讲的大纲正文中列出了大量的资料，其中有不少是很宝贵的党史资料，甚至是内幕资料。所以《概论》的资料价值极高，并成为《概论》史学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第四讲“中国共产党的形成”论述中共一大时，就列出了一大通过的决议和纲领的要点。如“第一次大会”（中共一大）“通过第一决议”：

    1.工人运动——二百人以上则组工会，改组行会，谨防外奸。

    2.宣传——中央监督出版物，党员不准出版违反共产主义的东西。

    3.工人学校——“交通工人准备学校”、“纱厂工人”——管理归工人，教员可出席，应为党的中心。

    4.工人运动研究机关——理论国际及中国工人运动之研究及出版。

    5.对于其他政党之关系——完全独立，不与其他政党发生任何关系。

    6.加入第三国际——每月报告，有必要派人到伊尔库茨克。[724]

    这里概括的第一个决议六条要点，与共产国际档案中保存的俄文本《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的内容基本相同。俄文本《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的主要内容是：

    一、工人组织

    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凡有一个以上产业部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在没有大工业而只有一两个工厂的地方，可成立比较适于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党应警惕，不要使工会成为其他党派的傀儡。为此，党应特别机警地注意，勿使工会执行其他的政治路线……拥有会员二百人以上方能成立工会，而且至少要派我党党员二人到该工会去工作。

    二、宣传

    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

    三、工人学校

    因工人学校是组织产业工会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在一切产业部门均应成立这种学校，例如，应成立“运输工人预备学校”和“纺织工人预备学校”等等……学校管理处和校务委员会应完全由工人组成。党聘请的教员可以出席校务委员会的会议。工人学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否则，这种学校就无需存在，可予以解散或改组……

    四、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

    这种机构应由各个产业部门的领导人、有觉悟的工人和党员组成，应研究产业工会组织的工作方法等问题……这种机构的研究工作应分为以下几类：工人运动史，组织工厂工人的方法，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各国工人运动的现状。研究的成果应定期发表。应特别注意中国本国的工人运动问题。

    五、对现有政党的态度

    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

    六、党与第三国际的联系

    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在必要时，应派一特命全权代表前往设在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此外，应派代表赴远东各国，以便商讨发展和配合今后阶级斗争的进程。[725]

    显然，瞿秋白是看到了俄文本《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并将其要点概括出来，其概括的要点基本上是准确的。再看对于中共一大纲领的概括：

    一九二一年（？ ）之党纲章程

    1.2.宗旨（定名）：A.以革命军及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阶级的政权——到无阶级的社会；B.承认无产独裁；C.消灭私产，没收生产工具、土地、机器等等。

    3.以社会革命为目的。

    4.有一人介绍且承认党纲政策者不论男女国别皆得为党员，但须与其他政党脱离。

    5.候补视察期二月，由地委通过或批准。

    6.严守秘密。

    7.五人以上之地方得举地委。

    8.移居须由书记派出。

    9.十人以下者有一书记，十人以上则四人为委员会（书记、会计、组织、宣传），三十人以上为执委。

    10.人数多数可派往别区作工，但受执委之指挥监督。

    11.条缺。

    12.财政问题。

    13.五百以上或五组以上要开会而组织执委。

    14.不能做官做议员（须得党的许可），兵警职员不在此例。

    15.三分之二以上之大会代表同意得变更此党纲。[726]

    这里概括的中共一大党纲的要点和共产国际档案中保存的一大纲领俄文本原文是基本相同的。俄文本《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的主要内容是：

    一、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二、本党纲领如下：

    （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

    （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

    （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4）联合第三国际。

    三、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

    四、凡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党员的人，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

    五、接收新党员的手续如下：候补党员必须接受其所在地的委员会的考察，考察期限至少为两个月。考察期满后，经多数党员同意，始得被接收入党。如该地区设有执行委员会，应经执行委员会批准。

    六、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

    七、凡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委员会。

    八、委员会的成员经当地委员会书记介绍，可转到另一个地方的委员会。

    九、凡是党员不超过十人的地方委员会，应设书记一人；超过十人的应设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一人；超过三十人的，应从委员会的委员中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

    十、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的地方组织中党员人数多时，可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

    （十一、遗漏——译者）

    十二、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十三、委员会的党员人数超过五百，或同一地方设有五个委员会时，应由全国代表会议委派十人组成执行委员会。如上述要求不能实现，应成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

    十四、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受此限……

    十五、本纲领须经全国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代表同意，始得修改。[727]把瞿秋白概括的要点与以上的原文比较，可以看到其概括的要点基本上是扼要准确的。原文共十五条，瞿秋白概括的也是十五条；原文第十一条缺，瞿秋白概括的也是第十一条缺。由此可以知道瞿秋白无疑看到了俄文本《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并可以知道，瞿秋白为了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为了搜集资料，查阅了共产国际保存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资料，包括中共一大的有关资料。他当时正在莫斯科，又担任过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查阅共产国际保存的中共代表团的档案资料是有方便条件的。为了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查阅共产国际保存的中国共产党的资料，瞿秋白可能是第一人。《概论》引用中共一大的文献资料，是中共党内中共党史研究史上中共一大资料的首次被引用，这些资料在蔡和森、李立三的党史报告中还没有引用过。蔡和森1925年年底至1926年4月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作中共党史报告（即以后的油印本《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没有引用过中共一大的资料，大概他还没有看到共产国际档案中保存的中共一大资料。李立三1930年1月至2月作党史报告，在报告中说：

    党史对于目前政治路线和革命前途有绝大关系，我们必须有明确的认识，可是党并没有党史的编辑，所以只能凭脑中所记的报告。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现在是找不到了，我虽然是一九二一年就加入，但参加大会仅是从第四次大会起，所以在第四次大会前我不能十分清楚，所以这里的报告仅仅是一个纲要……[728]

    说明在瞿秋白之后研究中共党史、作党史报告的李立三没有看到过共产国际档案中保存的中共一大资料，也没有看到过瞿秋白的《概论》。可以说，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在《概论》前或《概论》后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共党史研究成果，都没有引用过中共一大的文献资料。陈公博192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通过的硕士学位论文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附录了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决议，引用中共一大的文献比瞿秋白早。陈公博曾参加了中共一大会议，曾是中共党员，但他写作这篇论文时，已经不是中共党员，他已经抛弃了共产主义，成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是以资产阶级思想观点来写作这篇论文的，他这篇论文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研究中共党史的成果，而是中国资产阶级学者研究中共党史的成果。[729]所以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研究中共党史最早引用中共一大文献的是瞿秋白。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共党史研究成果，如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1951）、王实等《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人民出版社， 1950）、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下）（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7、1958）等，都没有引用过中共一大的文献资料。这可以表明，《概论》引用中共一大的资料，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共党史研究资料工作的一个突破。从另一方面看，《概论》引用中共一大的资料，也为保存中共一大资料作出了贡献，假设中共一大的文件失传，那么也可以在瞿秋白的《概论》中了解到中共一大文件的基本内容。

    《概论》对中共二大宣言的要点也作了概括。宣言分三大部分，《概论》的概括也为三大部分。宣言末署“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一九二二年五月”。[730]《概论》记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大会宣言（一九二二年五月）”。[731]实际上中共二大是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召开的，所以中共二大宣言的通过应在1922年7月。宣言原文上署的“五月”，可能是起草的时间，即5月起草，7月通过。瞿秋白没有参加中共二大，也没搞清楚中共二大开会的日期，也就按照看到的文件的原文署了日期。现在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已对中共二大宣言所署日期作了修订，为：“一九二二年五〔7〕月”，并注了出处：“根据一九二六年印行的《中国共产党五年来之政治主张》刊印”。[732]这表明1926年印行的《中国共产党五年来之政治主张》收入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所署的日期是“一九二二年五月”。或许瞿秋白正是依据了《中国共产党五年来之政治主张》收入的中共二大宣言作了概括。《概论》叙述中共二大，不仅概括了宣言的要点，而且概括了中共二大的主要内容——通过的主要决议：

    （一）国际状况；

    （二）中国共产党与国际帝国主义；

    （三）联合战线；与民生派的联合战线……无产阶级倘若还不能够单独革命，则应当与国内的民主派联合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在这两个阶级没有联合起来以前，不会有出版、集会、言论的自由，并且其中任何一个阶级也不能发展……

    （四）加入第三国际（承认二十一条）

    （五）国会问题议决案——奇特的议决案，“建立革命的国会，故承认第三国际之决议案。”

    （六）工会问题（19条）——须争劳工立法。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倾向是不对的。认联合战线为机会主义亦不对的……

    （七）中国共产党问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独立的组织，但受党的指导。

    （八）妇女问题——妇女部应当设立。

    （九）章程问题——党员行动，不要进大学等等。

    （十）章程。[733]

    现在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收入的中共二大通过的十一个文件为：

    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

    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

    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

    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

    附：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

    关于议会行动的决案

    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

    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

    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

    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

    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

    大会宣言，《概论》已专门作了概括，其余十个文件，《概论》以上的概括也是基本准确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收入的中共二大通过的十一个文件，除了宣言以外，都是根据1922年7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翻印的，瞿秋白或许即是根据1922年7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进行概括的。

    此外，《概论》对《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1922年12月）（《概论》题为《中国共产党现时之策略》）、中共三大的主要文件《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工会运动、农民运动、党员入政界、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议决案、中央组织法、修正章程、党纲等的要点，都作了概述。对中共第二次时局主张（1923年7月）的要点，中共三届一中全会（瞿秋白作“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会议”）（1923年11月24～25日）的要点，中共四大各项决议案的要点等都作了叙述。还有1924年5月上海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瞿秋白作“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会议”）的主要内容，1925年9月（瞿作十月）北京四届中央执委会第二次扩大会议的主要内容，1926年7月上海中共中央执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的主要内容等，也作了概述。

    《概论》还引述了一些共产国际方面的文献资料（详上）。这方面的资料，《概论》的概括、记述尽管很简要，但也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如记述1922年7月马林报告的要点时有：“国民党的关系——他与太雷入桂林见中山”。（又有“杭州会议……此时与太雷、独秀商量改组国民党事”等语，大概是瞿秋白自己的一个补充说明。）[734]披露了马林与张太雷到桂林与孙中山谈国共合作事，在杭州会议上马林与张太雷、陈独秀商量国共合作事。1922年8月共产国际给马林指令的要点中有：“国际认国民党为革命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当赞助国民党，将来阶级分化愈明，则其党愈大，现在只有萌芽。”[735]说明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令，要求中国共产党实行国共合作。1922年9月22日马林的信的要点有：“独秀的加入国民党（中山在沪）。”[736]说明孙中山离开广州到上海后，陈独秀已与孙中山商谈了国共合作事，陈独秀已准备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从以上这些马林报告、指令、信中，可以看到，马林非常关心国共合作，国共合作的形成，马林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贡献。1922年7月马林报告的要点中还有：“二次会期间，国焘组织小团体，独秀辞职。公博反动。太雷入粤因为不能与海员接头。”[737]这披露了中共党内的一些情况。又如《概论》第八讲引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1926年3月）关于中国问题精神的要点：

    一、五卅之估量为雄壮的全民运动的起点，该运动的口号是国家独立的组织人民政权，工人阶级是民主群众运动的领导力量，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之分化。

    二、国民党与广州政府之估量为中国人民为独立而斗争的先锋队。

    三、军阀的崩溃与分化——建立国民革命民主军队之基础。革命化的工作。

    四、反对右的取消主义和左的情绪……

    五、基本问题——农民问题。[738]

    在这些内容里，可以看到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可以从中研究共产国际的这些认识对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影响。其中对五卅运动的认识是正确的。而对国民党与广州政府的认识显然就有局限性，把国民党捧成“为中国人民为独立而斗争的先锋队”，评价太高了，这大概是共产党不断向国民党让步、妥协的一个理论上的原因，一个共产国际方面的原因。

    《概论》摘要引述的资料最有价值的是那些现在已很难看到的资料。如在叙述中共二大时还列出了一份文件：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二年五月的报告

    党做了四件事：（一）是纪念李、卢，（二）是赞助香港罢工，（三）反基运动，（四）新年运边（拜年帖的运动）。

    ——当时亦有与国民党合作决议。

    ——提议迁中央于广州？[739]

    这里提到的报告，或许是中共二大上的工作报告，但现行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并没有收入，这就更凸显了《概论》的资料价值。

    《概论》第五讲摘录了陈独秀的两个报告，内容主要是国内的形势问题。这两个报告现行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没有收入，这也是《概论》的资料价值的体现。

    《概论》在记述1923年7、8月间的文献时引述了谭平山、阮啸仙报告：

    平山报告和啸仙报告

    党员广州45（9——民党机关，3建筑工会，2机关工会， 3铁路工人，2无业，22妇女，4油业）

    佛山72人……（澳门）13工人，7印刷工人，香港20人（7学生）……3教员……7农民……12人（11农民）……4教员（按：以上省略号代原文中的俄文）

    团员212人，在广州者150（80学生）20工人，12教员，余不详

    工会——203的工会，100000以上的会员。此外有民权大同盟，新学生会，民权会。[740]

    《概论》在记述中共四大的准备时引述了李大钊的报告：

    莫斯科李大钊的报告：——一九二四上半年党员人数为650——40%工人，团员2000，导报8000份……[741]

    这些资料也是现在很难再看到的。以上很多现在很难看到的资料，在《概论》中能看到，足可说明《概论》资料价值之高了。

    《概论》在叙述中共三大时引用了会上讨论国民革命问题的发言、观点：

    国民革命问题（三次大会六月十日至二十九日）（按：中共三大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召开）

    张：工人的群众政党之造成。只在南方有民党之处赞助之，在北方则否（学生加入，工人则否）；已加入者则留，未加入者则不入。资产阶级不能有革命作用，不会反对帝国主义。今虽有反日运动，然反英美运动则无，亦不会有。中国阶级分化虽有清楚，然须竭力引之直接加入共产党。和森则谓资产阶级无革命作用，革命亦非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故应组织独立工党（刘仁静亦然）。

    陈：发展国民党，批评国民党之军事行动与勾结把戏。发动其民主宣传，组织其中之工农为左翼。李大钊、毛泽东亦然……[742]

    这些中共三大上的发言、观点资料，显然是很有价值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瞿秋白摘引的这些内容与蔡和森摘引的内容不完全相同。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也叙述了中共三大上的争论：

    （1）联合战线问题：马林、仲甫、秋白、太雷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故应与资产阶级联合，国焘、和森、仁静以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因阶级性使然，所以我们只应与小资产阶级联合，即是与国民党联合，因为他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

    （2）党的地位与独立工作（亦分两派）：

    一、马林、仲甫、秋白、太雷以为目前应加入国民党作国民革命，故当完全作国民党的工作，将来国民革命成功，这时党的独立是不成问题的了，因为那时共产党自然有〔会〕出现了。

    二、国焘、和森、仁静以为加入国民党后应保存党的独立。

    （3）是否保存产业工人（亦分两派）：

    一、主张不保留产业工人，因为保留就是减少国民革命势力；

    二、以为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基础应留，而不加入国民党内去。[743]

    现在很难再看到中共三大上的会议记录，因此，瞿秋白、蔡和森叙述的中共三大上的发言、观点，是研究中共三大、研究当时主要领导人的思想的极其重要的资料了。

    关于中共三大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情况，《概论》有这样的记述：

    选举 第二届中央为：独秀、和森、国煮、仲夏、君宇

    第三届大会选举：独秀（40）、和森（37）、守常（37）、荷波△（34）、泽东（34）、朱少连△（32）、平山（30）、项英△（27）、章龙（25）。候补：邓培△、张连光△（潜逃）、梅坤△、李汉俊、邓中夏。[744]这里标出了选举的票数，其中标的“△”，应有一定的含义，亦是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价值。这个由中共三大参加者——瞿秋白详细记述中共三大选举情况的资料，可能是现存的记述中共三大选举结果的最详细的资料，大概现存的档案资料中也没有比这份资料更详细的记述中共三大选举结果的资料，因为现在考证中共三大的选举结果就是以《概论》的这个记述为最主要的依据。

    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1983）列出了中共三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与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单是：

    中央委员：陈独秀 蔡和森 李大钊 毛泽东 王荷波朱少莲 谭平山 项英 罗章龙

    候补中央委员：邓培 徐梅坤 邓中夏 瞿秋白 向警予[745]

    并加注说：

    根据一九五七年苏联移交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历史档案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一文的说法，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有张连光、李汉俊。但据许多回忆、传记资料讲，瞿秋白、张太雷是正式委员，向警予亦被选入。查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三届一次执委会”中央局报告提到“驻湘委员未到”，当指朱少连，因毛泽东、蔡和森均属“中央局”委员。张连光是武汉“二七”罢工五人谈判代表之一，迄今尚未发现有关文字或回忆说明材料；李汉俊据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二日李书城“关于李汉俊致觉明的一封信”中说他自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后“与党脱离了关系”。似乎这二人当选可能性不大；据王一知回忆张太雷“四大”才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瞿秋白、向警予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可能性很大，需继续查实。[746]

    这说明：一、到1983年中共三大选举结果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二、王健英那时大概也还没有注意到1982年出版的《中共党史报告选编》已收入了瞿秋白的《概论》，《概论》中有中共三大选举结果的记述。

    1985年出版的《中共“三大”资料》有一份从俄文译出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叙述了中共三大主要情况主要内容，也记述了选举结果：

    中共中央委员：陈独秀、李大钊、章龙、谭深山、毛泽东、王荷波（京浦铁路工人）、韩德龙（译音）（京汉铁路工人）、周沙良（译音）（萍乡煤矿工人）；

    候补委员：李汉俊、徐梅坤、邓中夏、丁培（译音）（京奉铁路工人），张良工（译音）（京汉铁路工人）；

    其中陈独秀是中央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是秘书。[747]

    这份资料的作者不明，时间也不明，与瞿秋白的记述相比，人名的准确性不够，人也不对，中央委员中没有蔡和森、项英，却有韩德龙，而且没有票数，这份资料的可信度不高。这就更显出瞿秋白记述价值之高了。《中共“三大”资料》的编者整理了一份《中共三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名单》：

    中央委员：陈独秀 李大钊 罗章龙 谭平山 毛泽东王荷波 项英 蔡和森 朱少莲

    候补中央委员：李汉俊 徐梅坤 邓中夏 邓培 张连光[748]

    这个名单尽管已与《概论》的名单基本相同，但编者却仍没有信心加以肯定。编者对几个人加了注。如把蔡和森列入中央委员“是编者根据参加中共三大部分代表回忆的判断”。李汉俊、张连光“是否候补中央委员有分歧”。[749]虽然《中共“三大”资料》已收入了瞿秋白《概论》关于中共三大选举结果的记述，但遗憾的是编者并没有把它作为最重要的记述以解决疑问。这说明到1985年中共三大选举结果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实际上根据《概论》的记述，蔡和森以37票当选为中央委员，李汉俊、张连光都当选候补中央委员，这应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因为瞿秋白是中共三大的参加者，而且得票多少都记得清清楚楚，记述应不会有误。

    2000年出版的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在记述中共三大产生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时列出了与瞿秋白《概论》一样的名单：

    中央委员：陈独秀 蔡和森 李大钊 谭平山 王荷波毛泽东 朱少连 项英 罗章龙

    候补中央委员：邓培 张连光 徐梅坤 李汉俊 邓中夏[750]

    编者在列出这个名单时加了注：

    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名单据瞿秋白《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1928年）和中央档案馆俄译文《中共争取建立统一民族解放战线的历史》（中共三大材料）。[751]

    这表明，最终解决中共三大选举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问题，最主要的就是依据瞿秋白《概论》。足见瞿秋白《概论》记述的史料价值之高，其记述之珍贵。

    以上不仅说明瞿秋白研究中共党史时占有了大量的资料，也表明他为中共党史的研究保存、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如果他的讲演有记录稿保存，那么一定是一部资料翔实的中共党史研究的专著。

    《概论》中引用了大量党的历次会议的文献资料，这可以从研究方法上看到瞿秋白资料工作的深入、扎实，看到他治史的严谨，也可以从史学思想上看到他是在全力宣传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如论述中共三大的有关文献精神，就强调：“无产阶级为唯一彻底力量——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农民不参加，革命不能成功——农民不参与，也很难成功。”[752]论述中共四大的有关文献精神，强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指出：“使中派（反右）离开右派从事不协调的斗争”，“固然要助国民党，然亦不可忘在国民党中的斗争”。[753]论述1924年5月上海扩大会议、1925年9月北京扩大会议的精神时，都强调了“扩大共产党”、“争取工农”、“非必要时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754]从这些记述可以看出，瞿秋白在论述党的会议精神时强调了在统一战线中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要和国民党右派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强调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这些都是对中国大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1929年7月，瞿秋白写的《中国共产党的状况》中谈到：“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必定要努力的使广大群众，更深刻的思索和了解，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之丰富的政治教训……在实际生活中去运用。”[755]这大概也透露出《概论》中所以引用了大量党的历次会议的文献资料进行与实践的比较研究的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的原因。

    （五）史学方法

    《概论》是一份残缺的大纲，有标题，有一些资料，有一些观点，但具体的论述大多不得而知。这使得探讨《概论》的研究方法只能在很有限的范围内进行。

    关于实事求是做得如何？有这样几点可以肯定：

    一是从标题来看还是比较客观的，感情色彩较少。如各讲的大标题：第七讲《“五卅”时期——广州时期》、第九讲《武汉时期和上海暴动》、第十一讲《广州暴动之后》等，以时期、时间概念作为标题，没有感情色彩。从各讲内的小标题来看，有些已表明了观点，但还是比较客观。第十讲中：一、武汉反动和游击战争，二、南昌至广州暴动；第十二讲中：一、革命新高潮的问题与取消主义，二、国民党的军阀统治；等等，还都比较客观。

    二是从引述的资料来看，能进行较全面较准确的引述。全面性反映在对一些会议的全部文献资料都进行引述，而不是作一些主观的取舍。中共一大的资料，只保存下来两件，就引述两件。中共二大的资料、中共三大的资料、中共四大的资料，有多少就引述多少，基本没有遗漏（详前）。准确性反映在引述资料时抓住了资料的主要点、关键点，资料的主要点、关键点基本没有遗漏，即概括了资料的基本面貌。

    至于《概论》对中国共产党历次会议的文件的研究分析，对共产国际思想理论资料的研究分析是否实事求是，还难得其详。瞿秋白1928年7月到1930年8月在苏联期间受到了共产国际某些人的打击迫害，甚至他的弟弟失踪，这是否影响他对共产国际的看法，是否影响他讲中国共产党党史时对共产国际所作所为的评价，就不得而知了。

    三是还没有搞清楚的问题存疑。如前所述，瞿秋白1926年编写的《中国革命运动年表》（《世界革命运动年表》的一部分），记述中共一大时《文集》本为：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五月五日陈炯明逐去陆荣廷，孙文返广州，非常国会选为大总统。

    ？月？日中国共产党开第一次大会，正式成立。[756]

    这里的“？月？日”是发表在《新青年》的《年表》原文中没有的，是《文集》本加上去的（详前）。而《概论》中记述中共一大的原文中就加上了“？ ”：“一九二一年六（三）？ （七）月的第一次大会时有五十余人。”[757]这里的“？ ”是表示存疑，即中共一大是1921年哪一个月开的不清楚，可能是6月，也可能是3月、7月。大概瞿秋白一直有1921年3月开中共一大的印象，他在《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就谈到：“为了把无政府主义分子从组织中清除出去，共产党员们认为有必要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召开各组织的代表会议。”[758]在《概论》中也谈到：“一九二一年三月（据秋白的报告）的第一次大会是肃清无政府党的大会。”[759]尽管他一直有1921年3月开中共一大的印象，但是根据是什么，他一直没有说过，大概他也一直吃不准，所以仍然作了“一九二一年六（三）？（七）月”的表述，以6月为主，而以3月、7月为附存疑。还没有搞清楚的问题，就不下肯定的判断而是存疑，这是实事求是的。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概论》尽管是一份大纲，引用资料是概括性的，但也注意了注明资料的来源、出处。如引用了江苏农村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的数据资料，便注明“见《前进》一·九”；又注“再则照英国人布克：《中国的农田所有制和租佃》的指数”；“《前锋》一期（五四页）”； [760]引用中国工人阶级的数量、质量资料，注明“苏兆征报告”； [761]引用1922年罢工情况的统计，注明“杨铨之统计”。[762]这体现了瞿秋白治史的严谨的态度和方法。

    三 两篇共产党人物传

    （一）《悼张太雷同志》

    张太雷是瞿秋白的同乡，是中学的同学，又是瞿秋白的入党介绍人，瞿秋白是1921年5月张太雷到莫斯科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此后两人便成为风雨同舟的战友，两人的情谊异常深厚。[763]1927年12月12日，张太雷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瞿秋白极为悲痛，很快写了一篇追悼文章——《悼张太雷同志》（以下简称“悼文”），全文1500字左右，在《布尔塞维克》上发表。瞿秋白1929年11月14日致黄平信中谈到：“希望你写一篇广州暴动前夜（南方局时期）张太雷同做工作时期的回忆录及广东政府时代你个人所记忆的广东工农运动及国民党工作的回忆。”[764]他希望黄平写有关张太雷的回忆录，足见对张太雷缅怀之情及对张太雷研究的重视。

    1.版本

    悼文最初发表在《布尔塞维克》，后收入《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又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5）。在《布尔塞维克》发表的期次、日期，各书记载有异。《瞿秋白选集》题注：“本文原载一九二八年一月二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十二期。”[765]《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在文尾注：“原载1928年1月9日《布尔塞维克》第12期 署名：秋白。”[766]姚守中等《瞿秋白年谱长编》说：1928年1月2日在《布尔什维克》第11期发表《悼太雷同志》，署名“秋白”。[767]周永祥《瞿秋白年谱新编》说：1928年1月2日在《布尔塞维克》第12期，发表悼文《悼张太雷同志》，评价张太雷革命和战斗的一生。[768]究竟是11期还是12期？是1月2日还是1月9日？查《布尔塞维克》第12期的目录中有：“我们的死者——张太雷”。此期第385页有栏目标题“我们的死者”，标题下是编者按：

    为哀悼我们的死者，本报特辟此一栏。各地在白色恐怖下死难的先烈，不论其为共产党员与否，读者如能记述其传略或哀悼之词寄给本报，本报当尽量登载于此栏中。我们在血淋淋的先烈尸骨之前是不哭的，我们要踏着他们的血路前进。

    接着就是“悼张太雷同志 秋白”。这表明《悼张太雷同志》发表在《布尔塞维克》第12期。而此期出版的日期在封面上署：“一九二八年一月二日出版”。再查第10期的出版日期是1927年12月19日，11期是1927年12月26日，13期是1928年1月9日。足见说悼文发表在《布尔塞维克》第11期是错误的，说《布尔塞维克》第12期是1928年1月9日出版，也是错误的。

    《布尔塞维克》本为直排本，《瞿秋白选集》、《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为横排本，这是不同的，而内容、文字各本基本上是相同的。

    2.写作时间、背景

    悼文的完成大概在1927年12月下旬，然后在1928年1月2日《布尔塞维克》第12期发表，因为《布尔塞维克》印刷总需要几天时间，一般不可能1928年1月1日写出，1月2日就印出来。瞿秋白1927年12月18日写了《广州工农兵暴动的信号！——悼我们五千多白色恐怖之下的死者并继续他们的斗争》，写《悼张太雷同志》应在差不多的时间，或稍晚，即1927年12月下旬。《瞿秋白选集》在标题下标“（一九二七年十二月）”。[769]《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在标题下标“（一九二八年一月）”。[770]《瞿秋白选集》标的应是写作时间，《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标的应是发表时间。标文章的时间，能知道写作时间，就应标写作时间。不知道写作时间才标发表时间。悼文应标写作时间“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背景问题应该提到的是广州起义失败后，共产党内发生了对广州起义评价的分歧，这自然涉及了对起义领导人张太雷的评价。

    广州起义失败后，瞿秋白立即写了《伟大的广州工农兵暴动！》（1927年12月14日，发表在《布尔塞维克》第9期[771]）、《广州工农兵暴动的信号！》（1927年12月18日，发表在《布尔塞维克》第10期[772]），对广州起义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是“中国革命史上破天荒第一遭最伟大最壮烈的被压迫剥削阶级之暴动”。[773]而李立三为书记的广东省委则对广州起义作了不少否定。1928年1月1日，广东省委通过了一个《省委对于广州暴动决议案》，其中谈失败的原因与教训时说：

    （1）此次暴动最高的指导机关完全系智识分子，表现极缺乏指挥的能力，到了紧张的时候，便慌乱恐怖，动摇起来，这是教训我们以后低级至高级的指导机关都须有多数的工人同志参加，方能始终坚决的领导暴动，达到最后的胜利。

    （2）此次暴动省委原订计划必须先发动群众的总罢工，然后举行暴动，就是要以群众为中心的暴动，后来以客观环境的逼迫，不得不提早暴动，而改变原定计划以军队为主力，当然指导机关在发动暴动的计划，只有军事，完全没有发动群众一同参加暴动的计划，甚至觉得赤卫队都不必很多参加，表现当时指导机关动摇不定，不能坚决的执行省委原定以群众为中心的策略，而把此次暴动变成军事投机……[774]

    这个决议案似乎对广州起义有点否定了，而且还追究了一些领导者的责任，张太雷已牺牲，没有追究。

    随即，1928年1月3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瞿秋白起草的《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议决案。[775]议决案首先指出：

    广州苏维埃存在的期间虽然很短，可是对于中国现时革命的整个的发展，有非常之重大的意义。苏维埃的广州之建立与奋斗及其失败，都是中国共产党所应当研究的，应当收集这些历史事实之中许多非常重要的教训，而给一般工农兵士广大群众，解释其意义。[776]

    这个议决案对广州起义是基本肯定的，全文二万五千余字，分为：一、广州暴动前之中国一般状况；二、广东省内的情形；三、广州暴动前阶级力量之团结；四、广州暴动的决定和日期；五、广州暴动的准备和口号；六、十二月十一日的发动；七、苏维埃政权的成立；八、苏维埃政府的政策；九、广州苏维埃政权失败的原因；十、共产党的策略；十一、夺取一省政权的问题；十二、广州暴动之政治结果及其历史意义；十三、广州暴动之国际意义；十四、中国革命之前途；十五、中国共产党的最近任务。可以说确实对广州起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历史研究和政治研究。议决案在分析广州起义失败的客观原因时指出：

    一、反动军队的数量很多……

    二、赤军的大多数是工农，他们在军事上没有经验……

    三、各派军阀在暴动胜利之后，立刻联合起来，拼死命的用一切方法来扑灭他们所痛恨的苏维埃政权。

    四、帝国主义的列强帮助白色国民党的军阀，他们用尽了种种的方法……[777]

    然后又指出了主观上的六条原因，其中有“敌军围攻广州的时候，赤军突围而退的行动，没有充分的规画”等。[778]并强调：“上述的许多缺点和错误无论是怎样严重，可是广州暴动在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上，实在有极伟大的政治上历史上的意义和成绩”。[779]在“中国共产党的最近任务”一节中谈道：“对于广州暴动之政治意义及经验在一切党部及群众之中作各方面的详尽的广大的宣传”。[780]

    当中央的决议到达广东省委后，1928年1月16日广东省委通过了一个《省委对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之〈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决议案》，不同意中央的决议，认为：

    ……（三）关于失败的原因，多推在客观的方面（并且还有一些不合当时的事实）和以前党的弱点。对于指导机关的错误，说得非常之模糊。尤其是指导者所犯的大的错误，“偏重军事没有注意发动群众的军事投机的观念”及退却的慌乱，全未指出，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缺陷。所以失败的原因，一般几乎是替当时指导机关掩饰错误，没有给我们一点正确的教训。

    （四）我们根据的事实，对于这个决议，要求中央依照《广东省委全体会议对于暴动决议案》修正。因为这个决议案，是从多数参加这次广州暴动的同志所发表的意见和经过事实的报告的结晶。假使我们不将这次宝贵的教训给各地党部作今后工作的方针，我们将仍不断的犯到同样的错误……[781]

    1928年1月16日晚李立三又致信中央政治局：

    政治局通过的“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确与当时事实多不符合，把我们正确的教训完全蒙蔽了。此次广东省委会议对广州暴动的决议案完全是参加此次暴动的一般同志共同认为正确的意见与教训。我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资格坚决的提议要求中央根据广东的决议案重行讨论修改发出。如已发出即须更正。否则对于全党尤其是广东的党不单是得不到教训，并且有极不好的影响……[782]

    1928年1月18日中央致信广东省委，对其决议进行了批评：

    中央看了省委全体会的《广州暴动决议案》和听了□□同志出席报告之后，觉得在伟大的、英勇的广州苏维埃失败的幕前，这个决议案的根本精神和其指示的前途都极不正确，极其摇动，且更暗淡了这一暴动在全世界殖民地反抗运动中，在国际阶级争斗的历史上的伟大创造，以及它给予全中国工农群众直接行动起来，推翻统治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个信号……

    这次省委会的根本错误在没有认识广州暴动的全部意义和其给予全世界全中国工农兵的伟大创造，而仅很狭义地受了广州一部分同志在失败后一时愤激的影响，轻轻地将省委会讨论和注意的中心，寄托在查办当事指导机关和负责同志的这一问题上去。所以三天会场中的讨论、决议案中的文字、□□同志报告的精神都侧重在这一问题，材料的收集也都纯偏重在主观上所认为指导机关和负责同志的错误问题。关于广州暴动在历史上的意义，对全中国工农兵士以至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的伟大贡献，暴动期中及暴动前后所创造的宝贵经验和反动势力的各种压迫和进攻的方法，以至一切一切主观上、客观上使广州暴动失败的原因，遂都不能一齐抓住扼要的把它们列举起来，做成一个可以教育全党，领导全中国工农兵士，激励全世界革命民众的决议案。反之，这个决议案发到各级党部群众中去讨论，假使没有什么争论，没有什么回答，便是他们根本不能了解广州暴动，更无从学习广州暴动，假使遇到一个党部拿这个决议案当做争论的材料，必致愈论愈偏，愈加看重当时指导机关的错误为广州暴动失败的唯一原因，愈加无从认识广州暴动的全部意义了……[783]

    中央的信还对广东省委的决议进行了逐条的批评。1928年1月25日中央又给李立三回信，指出他和广东省委的意见“极其不妥”，决定调他到上海面谈，派邓中夏任广东省委书记。[784]同日中央再致广东省委信，再一次逐条批评了广东省委的意见，并强调：

    因此特决定省委必须服从中央的意见，停止省委决议案在各级党部的讨论，速将中央决议案散布下去。假使省委还有意见，须待二月中省委扩大会议时再行讨论……[785]

    针对广东省委的不同意见，中央政治局又开会做出决议：

    第一，广东省委的两次决议案必须取消。根据省委决议案的根本精神所发出的省委一二两号通告及红旗十二期的论文观点，均应立予纠正。

    第二，广东省委根据中央决议案的根本精神督促同志宣传广州暴动的重要意义，纠正过去同志对于广州暴动的消极观念和偏的见解。[786]

    为了将中央的决定通报全党，中央于1928年2月26日发了《中央通告第三十五号—— 〈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决议案的补充》，重申：

    为使广州暴动的意义与教训在群众宣传中更加正确起见，中央特将上述之原委通告全党，望广东以及各地党部都须根据中央这一类〔补〕充通告和原决议案，继续在党内外作广大而更明确的宣传，终止一切与中央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传播以巩固党的布尔塞维克的指导。[787]

    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到，当时围绕广州起义的评价问题，共产党内是有一些分歧的。而瞿秋白的观点很清楚，是基本肯定广州起义的[788]。如果说瞿秋白主持起草的《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议决案是他研究广州起义的一个成果，那么悼文实际上就是研究广州起义的另一个成果。关于对广州起义失败的不同认识，大概是广州起义失败后就产生了，而1928年1月见诸了文字，并有点白热化。《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议决案是在党内有分歧有斗争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那么悼文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3.史学思想

    第一，肯定广州起义。如肯定广州起义充分发动了群众。悼文写道：暴动“当天晚上，革命的兵士进攻反革命的公安局，革命的工人群众武装暴动起来解除广州反革命的炮兵营的武装，占领反革命政府的机关，十一日天明的时候，差不多全广州市已经完全为工人赤卫队所占领，反革命军队大半解除武装；成批的兵士群众，到工人赤卫队来投效。”11日“极广大的群众都来参加。工农革命军和革命的群众猛力攻击长堤一带的反革命机关，并且极力要打过珠江到河南方面去消灭反革命的李福林的势力。”[789]写出了广大群众及赤卫队的作用，实际上肯定了起义的领导者，肯定了张太雷是“听广州苏维埃政府的命令”去发动和组织工农革命军，也去发动和组织了赤卫队及广大群众。而不是像李立三主持的广东省委所说的，没有注意发动群众、没有重视赤卫队。这也表明，瞿秋白认为广州起义是应该肯定的，决不能否定。

    第二，正确分析广州起义的失败原因。悼文虽然没有对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进行详尽的分析，但也指出了一些失败的原因。瞿秋白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在客观方面，所以着重指出了失败的一些客观原因。其中写道：当要去消灭李福林的势力时，“因为帝国主义军舰及反革命的国民党军舰的阻挡，这屡次的攻击始终没有成功。十二日晨……李福林的军队，已经由帝国主义军舰掩护，在僻远处渡珠江，绕道广州北部来攻击。广州市内的工农革命军及赤卫队大半都开到北部去应战。所以敌人又能乘虚攻袭公安局——暴动后之总指挥机关……虽然当时群众和赤卫队又重新将公安局夺回；但是十二日那天晚上，反革命军队已经战胜，革命的工农军不得不退出广州，到花县一带去”。[790]这里两次提到了“帝国主义军舰”支持李福林的军队，实际上就是指出了帝国主义支持反革命军队是广州起义失败的客观原因。这里提到的敌人乘虚攻袭暴动后之总指挥机关，说明起义的军队和群众没有经验，这实际上也是广州起义失败的一个客观原因并主观原因。这些论述显然与中央《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议决案的精神是一致的，而与李立三主持的广东省委片面强调主观原因而忽视客观原因是不同的。这些论述也表明，瞿秋白在强调对广州起义的失败原因要有正确的分析，不能片面强调失败的主观原因。

    第三，称颂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瞿秋白写悼文，不只是为了哀悼同志和战友，更重要的是在于歌颂烈士的精神，号召继承先烈的遗志，发扬先烈的精神，争取革命的胜利。悼文通过称颂张太雷的革命精神，称颂了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其中写道：“他加入党之后，便抛弃一切而为党工作”。“他在党里历次担任负责的工作，他的坚决与耐苦是一般同志所知道的”。“他受共产党的指挥而组织广州的暴动，能够绝对服从党的命令，极其艰苦的工作。暴动的前后，他尤其是非常的劳瘁”。“张太雷同志死在几百万暴动的广州工农兵与反革命军阀搏战之中，死在领导工农兵暴动的时候。他死时，觉着对于中国工农民众的努力和负责；他死时，还是希望自己的鲜血，将要是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之渊泉”。[791]这里称颂了张太雷抛弃一切为党工作的精神，为工农民众的解放、为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这里对张太雷革命精神的称颂，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称颂，如悼文中又提到：“我们的党在白色恐怖之下已经牺牲不少负责同志：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王荷波……”[792]这些同志都是与张太雷一样，抛弃一切为党工作，为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这些人与张太雷一样都是共产党人的典范。悼文就是希望共产党人、革命群众发扬光大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争取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

    以上可看到，短短的悼文是有思想性的，是有思想价值的。

    4.史学价值

    悼文虽然不长，却是瞿秋白写的第一篇共产党人的人物传，是张太雷的第一篇传记，第一次把张太雷的生平事迹作了整理、记述，这在张太雷的研究中是有开创性的作用的。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回忆张太雷》（人民出版社，1984）即把瞿秋白的这篇悼文放在第一篇，正显出了这篇悼文的开创性作用、地位。这篇悼文也是中共党史研究史上较早的人物传。此前，1927年5月间魏琴写的《悼李大钊同志》（1927年5月8日《向导》周报第195期）、孟冰写的《悼守常同志》（1927年5月7日《红灯》周刊第十二、十三期）、高一涵《李守常事略》（1927年5月24日汉口《民国日报》）、高一涵《李大钊同志略传》（1927年5月23日武汉《中央副刊》）等，是较早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传记，瞿秋白的这篇悼文比这些文字稍晚些，但仍是较早的。

    从研究张太雷来说，悼文提供了一些生平事迹的资料，从张太雷的家世、青少年时期谈到他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谈到他在共产党内做过的一些工作，显示了悼文的资料价值。从研究广州起义来说，也略有资料价值。如悼文中谈道：“张太雷同志在暴动前之三四天，每天晚上亲自到革命兵士的秘密会议，去做报告，去组织他们。”[793]这对于研究广州起义是怎么组织发动的，显然是有价值的。

    因为瞿秋白没有亲自参加广州起义，对起义的了解都是根据汇报，所以对起义的记载有的地方就不够准确。悼文记：

    广州十二月十日晚上的暴动，负主要的指挥责任的是张太雷同志。当天晚上，革命的兵士进攻反革命的公安局，革命的工人群众武装暴动起来解除广州反革命的炮兵营的武装，占领反革命政府的机关，十一日天明的时候，差不多全广州市已经完全为工人赤卫队所占领……于是当天便开革命群众的代表大会，选举苏维埃政府。[794]

    这里说广州起义是12月10日晚上发动的，是不准确的。实际上， 12月10日晚上，张太雷只是先后主持召集教导团、警卫团、工人赤卫队的骨干分子会议，提出起义的行动要求。12月11日凌晨一时许，张太雷主持教导团誓师动员大会并作了动员讲话。三时半，广州起义爆发。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占领了公安局和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地区，并在公安局设立了红军总指挥部。晨六时，张太雷主持召开广州工农民主政府——广州苏维埃政府第一次会议。[795]广州起义是12月11日凌晨发动的。

    从写作方法来看，悼文先写广州起义，先写张太雷如何为革命牺牲，再写他的生平，不落一般悼文的俗套，也是有点新意的。

    （二）《纪念彭湃同志》

    彭湃1922年就开始从事农民运动，是农民运动的实践家、实干家。他白手起家，从1922年“六人农会”开始，至1923年就发展为海丰、陆丰、惠阳的农会会员二十余万人。瞿秋白则是较早就重视农民运动的理论家。1923年6月瞿秋白为中共三大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就指出了“农民当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796]瞿、彭两人较早就心声相通了。彭述之忽视农民运动，彭湃骂他是“死尸”，瞿秋白认为骂得对，“他对于农民的确是死尸”。[797]彭湃《海丰农民运动》1926年10月出版后，就得到瞿秋白的高度重视和评价。1927年4月瞿秋白给毛泽东的《湖南农民革命》作序，其中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798]说明当时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读的人很多，影响很大，瞿秋白这样说，可见评价很高。1927年4月中共五大上彭湃被选为中央委员，在武汉的中央工作。瞿秋白与彭湃有了一段朝夕相处的时光，在工作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28年，瞿秋白到苏联筹备中共六大，以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留在莫斯科工作，彭湃则一直在国内工作。两人相隔万里，瞿秋白一直挂念彭湃。1929年8月24日彭湃被捕，8月30日就义。9月2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第43期刊登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屠杀工农领袖宣言》，缅怀彭湃等烈士，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799]由于当时信息传递并不容易、快捷，瞿秋白得到消息稍晚。1929年9月6日瞿秋白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谈道：

    江苏省委二十八日（八月）遇见军委破获的无妄之灾，并得“彭”“杨”被捕之电，究竟情形怎样？此事宜亟设法，究竟用武力劫狱或贿买狱卒或其他方法救济，你们应能就地决定。如需特费，望速来电声明，同时，即向毛子支用。[800]从这封信中可以了解到，瞿秋白还以为彭湃是8月28日被捕的，这时的瞿秋白仍不知道彭湃已牺牲。9天以后，9月15日，瞿秋白还不知道彭湃已牺牲，在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仍谈到：“杨彭如何，急死人了！！”[801]这两封信充分表明彭湃在瞿秋白的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在瞿秋白看来，中国革命绝不能失去彭湃这样的领导人。大概又过了几天，瞿秋白得到了彭湃牺牲的消息，无比悲痛，如《纪念彭湃同志》中所说的：“上海来的电报，告诉我们，有四位同志被我们的敌人枪毙，而且彭湃同志，也是四个里面的一个。这是使我们非常之痛心的消息呵！”[802]“彭湃同志已经死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极大的损失啊！”[803]即编了《纪念彭湃》一书，此书收入的是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就是将彭湃的遗著重新出版以纪念他，这是纪念逝者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书首是瞿秋白写的《纪念彭湃同志》，全文近三千字，较《悼张太雷同志》的篇幅多了近一倍。

    1.版本

    《纪念彭湃同志》（以下简称《彭湃》），诸书记载最早发表于苏联《真理报》。周永祥《瞿秋白年谱新编》：1929年9月下旬，“在莫斯科获悉彭湃、杨殷等人于8月30日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噩耗，对彭湃、杨殷等同志的牺牲表示无限的悲痛，对敌人的罪行表示无比的愤慨。他抱病于深夜写了《纪念彭湃同志》的悼念文章，发表于苏联《真理报》上，沉痛地追忆彭湃革命的一生”。[804]姚守中等《瞿秋白年谱长编》：1929年9月下旬，“当彭、杨于8月30日遇害的噩耗传到莫斯科，秋白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在深夜写了《纪念彭湃》（按：应是《纪念彭湃同志》）一文，发表在《真理报》上。后来，又在苏联编辑出版《纪念彭湃》一书，收录了彭湃的遗作《海陆丰运动》（按：应是《海丰农民运动》）。在《真理报》上发表的《纪念彭湃》一文成为此书的前言，署名屈维它”。[805]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也有相同的记述。[806]尽管都说发表在《真理报》上，但并没有说明所载《真理报》的具体日期。现在还没有查到发表在哪一天的《真理报》上。《彭湃》后收入《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又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人民出版社， 1996）。《瞿秋白选集》、《瞿秋白文集》的题注都说：“彭湃牺牲以后，瞿秋白在苏联编辑出版了《纪念彭湃》一书，内容主要包括彭湃的遗著《海丰农民运动》。本文是他为该书写的前言，署名屈维它”。[807]两题注都没有提到先发表在《真理报》上。至于冠于《纪念彭湃》一书之首，这是确实的，此书中央档案馆有保存， 1929年在莫斯科出版，[808]书为直排本。现在能见到的《纪念彭湃》本、《瞿秋白选集》本、《瞿秋白文集》本，内容、文字基本上都是相同的。

    2.写作时间、背景

    写作时间，周永祥《瞿秋白年谱新编》等书说的1929年9月下旬（详上），还是可信的。瞿秋白1929年9月6日、15日的信中还不知道彭湃牺牲（详上），大概要到9月下旬才知道噩耗，然后编《纪念彭湃》一书，并写《纪念彭湃同志》。

    从背景来看，1927年8月南昌起义、9月湖南秋收起义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各地相继领导了一系列的起义。工农武装——工农红军不断发展，革命根据地也相继在很多地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事实上已向农村转移，农村、农民的作用日益重要。但对这样的形势怎么看，中国共产党内是存在分歧的。1928年6～7月召开的中共六大，对克服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左倾盲动主义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作用的认识还是很不够的。1928年10月5日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其中第一部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几任务》（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较系统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写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井冈山的斗争》）对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各个基本问题进行探讨、论述。瞿秋白对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的问题，在认识上没有毛泽东深刻，但还是有一定的认识，因为瞿秋白很早就重视了中国的农民问题，这成为他认识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的基础。瞿秋白在1928年4月为中共六大准备的文件《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中就谈道：“农民斗争的一般自发的暴动，都应当去领导，尤其是要努力去联络各个零星区域，使扩大而形成农民割据的局面。”[809]强调了农村的武装斗争是发动群众的武装斗争，是与土地革命、建立工农革命军、实行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相结合的武装斗争（详前）。这与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很接近。但中国共产党内仍有一些人忽视农村、农民问题，没有认识到党的工作重心已向农村转移，如李立三等人。

    彭湃在中共六大以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可以说他的工作重心一直在农村，他不仅很早就重视和从事农民运动，而且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他立即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在农村革命运动日益发展的形势下，失去这样一位农民领袖，自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巨大损失，在这样的形势下继承他的遗志，光大他的思想，无疑意义十分重大。瞿秋白要纪念这位农民领袖的意义也就凸显出来了。

    3.史学思想

    瞿秋白所以要纪念彭湃，要写《彭湃》，首先意在批判忽视农民及农民运动的错误思想，号召向彭湃学习重视农民问题、重视农民运动。《彭湃》中写道：“彭湃同志是中国农民运动第一个战士。当他已经开始在广东做农民运动的时候，那时候做领导工作的同志，还在否认中国革命问题中农民土地问题的存在呢！”“广东党的组织是谭平山在那里指导，他对于农民运动是不会帮助的。所以只有彭湃同志一个人在那里建立党和农民的组织，省委是从来没有什么指示的。”[810]《海丰农民运动》“是中国农民第一本最有价值的著作。”[811]“他是第一个主张没收土地的。”[812]这里实际上批判了谭平山、广东省委及“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忽视农民问题、农民运动，号召全党向彭湃学习，学习他的著作、思想，都做农民运动的战士。

    瞿秋白所以要纪念彭湃，要写《彭湃》，其次意在号召全党向彭湃学习重视武装斗争，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道路。《彭湃》谈道：

    当武汉国民政府叛变的时候，他跑到农民中间去工作，带了队伍屯扎在湖南和广东的边界上。后来又带着队伍回到海丰去。那时候张太雷同志是南方党部的书记，他遵照太雷同志的指导，准备海陆丰的暴动。有一部分南昌暴动军队，在汕头失败了，向海陆丰方面退却。彭湃同志就组织农民自卫队，联合败退的革命兵士，组织海陆丰工农自卫军。这个队伍，在海陆丰实行暴动的时候有很大的作用。海陆丰的暴动是得到了胜利的，所以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就建立海陆丰苏维埃政权。这个政权一直保存到一九二八年的四月里。海陆丰苏维埃的成功，自一九二七年末起，到一九二八年初止，对于湖南、江西和广东北部的农民暴动，是有极大影响的。[813]

    这里赞扬了彭湃在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作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就是号召全党继续走彭湃组织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道路，实际上也在宣传“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瞿秋白所以要纪念彭湃，要写《彭湃》，第三意在号召全党向彭湃学习做好群众工作。《彭湃》谈道：

    他是时常继续不息的在群众之间去做切实的工作。[814]……

    他是做群众运动工作的模范，他是真正能深入到群众里面去的同志。他的勇敢、果决的精神，工作的能耐，在从来未有的中国白色恐怖之下工作，这是党内同志无论那一个都是极端的佩服他的。他是中国劳苦的农民群众顶爱的、顶尊重的领袖，在海陆丰农民的眼中，看得像父母兄弟一样的亲热。恐怕除湖南农民的毛泽东同志以外，再没有别的同志能够和他相比了。[815]

    这里赞扬了彭湃是全党群众工作的模范。当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农村时，就十分需要有彭湃那种深入农民、发动农民、组织农民的精神及工作艺术。所以全党需要向彭湃学习，向毛泽东学习，全党如果都能像他们这样被农民群众尊重、爱戴，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尊重、爱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会成功。

    瞿秋白所以要纪念彭湃，要写《彭湃》，就是号召全党继承彭湃的遗志：“我们的责任，是要完成彭湃等同志开头做了的事业！”要在“自己的斗争中栽培出无数的彭湃”[816]。以争取苏维埃革命的胜利，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以上足见《彭湃》在当时的政治价值、思想价值是重大的，社会价值也是重大的，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

    4.史学价值

    首先应该肯定，《彭湃》是记述彭湃生平事迹的第一篇传记，对于彭湃的家世，对于他如何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对于他在中国革命中做出的贡献，都有很具体的记述。这篇传记的篇幅较《悼张太雷同志》多，政治、思想价值高，史料价值也更大（详下），在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物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彭湃》史料价值很高，主要因为所披露的事有很多瞿秋白亲身经历、接触的，即很多第一手的资料。如《彭湃》谈道：

    我们还记得一九二三年十二月的时候，在广州发生改组国民党的斗争。第一次有没收地主的土地口号提出来。照现在看来是很明白的，孙中山是完全拒绝这个口号的。而且，当时有许多同志也讥笑这种提议，总是这样的说：“算了！让他去吧，这种提议自身就犯着幼稚病，因为我们还在政治革命的时代，还没有到社会革命的时代呢！”当时的主张都是：无论如何要帮着孙中山去打陈炯明，改组国民党……等等的说法，杜撰理论。只有彭湃同志一个人反对。在国民党开第一次大会的时候，他来看我，一开口就叫着：“这样子算什么？……如其说这便是社会革命，我便主张要社会革命好了！”他是很愤怒的。在国民党统治着广东的时候，他一直在那里工作的，一直是非常的愤恨这些妥协的主张。

    他恨当时党的领导工作的同志，在农民土地问题上，取着退守的路线。当然的，那时候大家都还薄弱，还算是他的理论强些，他比别的人懂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多些。[817]

    在国民党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他在党内提出，要在国民党改组运动中规定出农民土地问题的路线。他告诉我们在海丰工作的情形……[818]

    这里说“我们还记得……”、“他来看我……”、“他告诉我们……”表明都是瞿秋白亲身经历的事，都是第一手资料。又如《彭湃》谈道：

    在中国共产党五次大会开会的时候，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设立的土地委员会里，都有同样的一个争论问题。彭湃同志非常之讥笑这种官样的讨论，尤其不赞成去和地主将军们坐在一起去讨论农民的土地问题。专门讨论大地主、小地主的大小分量，他认为都是无意思的。他时常说：“呵！借了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名义，仿佛就一定要顾虑着‘小’地主，难道他们的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吗？可是农民是‘笨虫’，他不会像罗易先生那样会打算，他们只是蠢里蠢气的要求土地和政权”。还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政变的时候，彭湃同志就说，国民党对于农民、工人已经成为腐烂的死尸了，农民是要求自己的政权的。他这样的说，当时的中央还大大骂了他一顿呢！[819]这里的记述显然也是亲身经历的。这些第一手的史料，不仅是研究彭湃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农民思想理论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第一次国共合作史的第一手资料。

    当然有些事可能是听说的。如《彭湃》谈道：“他的家庭是非常反对他的‘过激的’，他哥哥曾经为了他做农民运动要杀掉他。”[820]“一九一九年的时候他就参加革命运动，后来他又参加广州第一次发生的社会主义的小团体。那些小团体虽也‘反对’孙中山主义，可是他们自己也是乌托邦的自由主义的所谓‘学说’，彭湃同志是非常的不满这种倾向的。他反对孙中山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也反对陈公博、谭平山等的‘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821]这些记述虽不是瞿秋白亲身经历的，大概也是在与彭湃的接触中了解到的，也是可信的且有很高史料价值的。

    以上这些《彭湃》中披露的史料，所以有价值，还因为这些资料《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中没有，《彭湃传》（北京出版社，1984）中也没有，自然就成为研究彭湃、研究中国共产党相关历史的珍贵史料。

    《彭湃》中也有些资料还不够准确。如《彭湃》谈道：彭湃“在一九二〇到二一年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也是广东支部的一个发起人”。[822]实际上彭湃1921年加入的是社会主义青年团，一般认为他是192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823]这大概是瞿秋白了解得不够或记忆有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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