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1925年4月）分析了五四运动的意义：“社会上对于五四有两种认识；或认他只是一个学生运动的纪念，或认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所谓‘思想革命’的高潮时期。诚然不错，民国七八年来的思想革命运动，经过五四运动之后，得到一时期的充分发展：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以及‘恋爱自由’、‘劳工神圣’的口号，都是五四之后才普遍于社会（尤其是学生群众之中）的。然而单认五四是学生爱国运动及思想革命的纪念，未免减少了五四之政治上的意义……五四运动爆发，在世界史上实在是分划中国之政治经济思想等为前后两时期的运动……第一、是积极的群众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第二、五四运动时所发生的种种群众的组织，如检查日贷、抵制日货等行动机关，往往真能直接以革命手段行使平民的政权……第三、这种巨大的民族革命的潮流，居然开始冲动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从此发现真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工会的组织。这种巨大的运动显而易见是辛亥以后第二次的民族革命。”[368]这里对五四运动的分析评价与今天有所不同，但体现了瞿秋白这个当事人的思考，也反映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五四运动的认识。这里所说的“分划中国之政治经济思想等为前后两时期”，实际上就是有五四运动是划分中国革命两个阶段的意思，即五四运动前是一个革命阶段，五四运动后是一个新的革命阶段。这里也涉及了五四运动与中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涉及了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关系。
如《中国革命史之新篇》（1924年1月16日），主要论述国民党一大的意义，指出，以前的革命运动大多是自发的，现在开始有意识的组织了，“于是中国革命史的新篇开始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大会便是这新篇的第一页”。[369]国民党一大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的标志，肯定国民党一大，也就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政策。研究国民党一大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如《一九二三年之“二七”与一九二五年之“二七”》（1925年2月2日），论述了“二七”大罢工以后，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指出：“两年前的‘二七’是职工运动失败而退守的纪念日；两年后的‘二七’是职工运动复兴而再进攻的纪念日了！”[370]如《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九二五年》（1926年1月22日），论述了五卅运动。“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对这些工人运动进行研究总结，实际上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进行研究和总结。
如《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1926年8月7日），论述了北伐战争。这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有密切联系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北伐战争的参与者、支持者。
《中国革命运动年表》 （1926年6月）是《世界革命运动年表》的第八章，记述了中国古代农民革命至1926年5月的革命运动，其中1921年以后的记事中，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记述较多，直接对中共党史进行了研究。
1926年9月15日瞿秋白从广东返回上海后向中央写报告——《秋白由粤回来报告》，对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工作进行了研究、总结，其中谈到“鲍（罗廷）伍（廷康）两同志在对于国民党问题有不同意见”；谈到“叶团（叶挺独立团）扩充补充师问题，因二补充团离叶防地甚远，尚未决定，如果叶团能成补充师，则就便在鄂亦可招募”； [371]谈到“有许多同志都觉区委政策有点神秘，希望了解我们主张，上部组织应该集中而下级应该民主化一点”。[372]这里涉及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史事、重要问题，这是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现实问题，也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
《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1927年3月），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及其发展的政论性的著作，其中也涉及和研究了中国共产党的很多史事。研究了中国共产党的现实问题，也是研究了中国共产党历史。
以下对这一时期瞿秋白有代表性的、与中共党史研究关系较密切的论著进行重点研究、分析。
一《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九二五年》
《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九二五年》（以下简称《五卅运动》），是瞿秋白1926年1月22日完成的长篇论文，全文约17000字，着重研究五卅运动史，是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同时也研究了中共党史。
（一）版本
《五卅运动》最初刊载于1926年3月25日《新青年》月刊第3号，现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89）。《新青年》本为直排繁体字，用专名号。《文集》本为横排简体字，不用专名号。《新青年》本每一节的序号用“（一）”、“（二）”、“（三）”。《文集》本每一节的序号为“一”、“二”、“三”。《新青年》本标题下不署年月日，而在文尾署“一九二六·一·二二”。《文集》本文尾无“一九二六·一·二二”，而在标题下署“（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两本的文字基本相同，只有个别地方有异，如第一节末尾，《新青年》本为：“继之以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追悼宣传——国民会议重建民国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解放中国民族的口号，正在此时普及全国。”[373]而《文集》本作：“继之以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追悼宣传——以国民会议重建民国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解放中国民族的口号……”[374]多了“以”字。《文集》本的《“政治理论编”说明》说：“收入政治理论编的著作，一般按写作或发表时间顺序编排，少数篇根据内容作了调整。凡公开发表过的或有手稿的著作，都保持原貌。只做了个别文字订正。”[375]《文集》本加“以”字，语意更明确、文字更通顺，当属“个别文字订正”。
两本的最大不同是，《新青年》本有一些字下加了黑点（重点号），凡是《新青年》本字下加了黑点的，《文集》本全加了黑点，而且《文集》本在更多的字下加了黑点，即《文集》本加了黑点的字较《新青年》本多，《文集》本有些加了黑点的字，《新青年》本并没有加。如《文集》本第一节中：“国民军表示赞成孙中山先生的北伐宣言和北上宣言，赞成国民会议的召集和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即使不是民众武力的形成，至少也是军阀武力的崩溃；即使不是民众方面增加一部分武力，至少也是军阀方面减少一部分武力。这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较重要的关键……（国民党主张的）国民会议预备会，要求各种人民团体，商会、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等等，大家都应派代表参加；这是辛亥革命之后第一次觉悟到国会制度、法统问题、护法口号的不足引导民众向革命的道途上去走。”[376]以上文字除括号中以外，都是下面加了黑点的。而《新青年》本并没有在这些文字下加黑点。又如《文集》本第二节内容：“革命运动内部的阶级分化自然而然格外暴露的急速……大部分小商人之中，反对把持包办商会、总商会的少数买办分子之对抗派，也在逐渐发生”。[377]都是下面加了黑点的。而《新青年》本并没有在这些文字下加黑点。又如《文集》本第三节内容：“五卅运动所开始的国民革命，不会受帝国主义军阀的压迫和资产阶级的破坏就停顿的……郭松龄的倒戈，显然是受民众的国民运动的影响……主张以人民代表和国民军、国民政府立刻组织临时政府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然而胜利始终是劳动平民的！五卅所开始的革命不能停止的了！”[378]这些文字也是下面加了黑点的。而《新青年》本并没有在这些文字下加黑点。就加黑点而论，似乎《文集》本没有保持《新青年》本的原貌。
因《文集》本与《新青年》本文字基本相同，且现在较为通行，以下即以《文集》本为主，参校《新青年》本进行研究。
（二）写作背景
1925年1月中共四大上，瞿秋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组成五人中央局，从此，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担负起了更大责任。
1925年5月，五卅运动爆发，瞿秋白是领导人之一。在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创办了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瞿秋白担任主编。《热血日报》1925年6月4日创刊，6月27日被查封，其中的社论、短评、报道等大多都是他写的。在五卅运动中，他对运动的各个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在五卅运动的革命实践及理论研究中，瞿秋白总结了革命的经验教训，对中国革命及其理论问题的认识更深入了，对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对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等的认识更深入了。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右派势力有所抬头。戴季陶等人大肆宣扬国家主义、宣扬取消阶级斗争。1925年11月，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戴季陶亦是参加会议者之一），史称“西山会议”。会议通过了开除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党籍，取消共产党在国民党内之中央部长职务，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等案，并于12月2日发出通电，这实际上就是要取消国共合作，要剥夺共产党的领导权。1926年1月1日至19日，国民党二大在广州举行，尽管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在会上是占优势的，但因为陈独秀等人的妥协退让，受到处分的戴季陶等右派分子，仍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为国民党右派的新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共产党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尖锐起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尖锐起来，共产党内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也尖锐起来。巩固左派领导权、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任务越来越重，而瞿秋白主动承担起了这一责任。1925年瞿秋白已写了一系列文章批判国民党右派，宣传共产党必须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开展与中共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如《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1925年8月13日）、《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1925年8月）、《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1925年9月8日）、《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 （1925年）。1926年1月，瞿秋白又写了几篇这方面的文章，如《国民会议运动与联合战线》（1926年1月28日）、《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1926年1月29日）等，也包括《五卅运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与《五卅运动》都有史论的色彩，而《五卅运动》与中共党史的关系更密切。
（三）史学思想
《五卅运动》的史学思想或主题思想至少有以下几点：
1.宣传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推动作用
《五卅运动》谈到共产党的纲领策略对国民党的影响时指出：
中国共产党的最小限度政纲，如废除不平等条约，大产业国有，平民政权的确立，劳工保护等等——开始提议于一九二一年冬天的远东革命团体代表会议（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也曾出席），最终决定于一九二三年夏天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以及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及策略都在国民党改组之后（一九二四年一月），成为国民革命政党的政纲和策略。国民党的政治威信，因此在全中国范围内得着了极大的发展。所以一方面社会里革命力量的集中，别方面革命政纲的明确规定，这两方面的原因，才使中国国民党的革命宣传重新遍及民众而影响北方的政治，一扫以前国民党内部官僚化、军阀化的耻辱及北方军阀政客（如研究系之类）的诬蔑。因此，一九二四年的直奉战争中，军阀内部受了国民革命运动潮流的影响，不能不开始分化和崩溃——北方国民三军的形成（北京政变），正在这个时候，不能不说是中国军阀战争史中最重要的现象。国民军表示赞成孙中山先生的北伐宣言和北上宣言，赞成国民会议的召集和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不论他们的衷心如何，始终是国民革命运动和国民党政治势力发展的明证。向来中国的军阀总是受某一帝国主义的驱使和雇用，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帝国主义者这种间接统治中国的制度才开始崩溃……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的政治势力，于是在辛亥革命之后，第一次重新发展到北方。[379]
强调了国民党的进步，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纲领策略被国民党接受是密切相关的，这就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谈反军阀的斗争时也指出：国民二军在北方的胜利，“大得力于京汉工人的帮助”。段祺瑞企图支持陈炯明进攻广东，也被打败，因为“广东自从国民党改组，工农运动勃兴，黄埔的革命军成立以来，政治军事势力大非昔比：以前反动的军阀，如杨希闵之类，对于东江战争故意怠工；如今国民革命军在东江农民群众赞助之下，从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边（日）起，到三月初，不满四十天，便肃清东江的反革命军”。[380]强调国民革命军的胜利得力于工农群众，实际上就是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发动工农群众的作用。在谈到广东国民政府时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工人阶级开始“赞助并领导中国的国民革命”，使中国南部的农民觉醒起来，支持广州政府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广州政府从护法以来，历受南方军阀、买办、土豪的破坏内哄，到此才第一步得着平民群众的赞助，而后他的政治势力才对于全国有革命的意义”。[381]这肯定了广东国民政府的巩固发展，离不开工农群众，离不开共产党。这些都在宣传：得到共产党的支持，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巩固，有利于国民革命、国民政府的发展，反之就不利于国民革命、国民政府的发展。这在当时是给全国人民的一个提醒，也是给国民党包括国民党右派的一个提醒，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
2.宣传广泛发动群众，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五卅运动》谈道：五卅运动是中国的政治运动第一次群众化，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第一次实现于实际行动上。[382]“五卅运动的发展，开始于中国工业中心的上海，波及全中国的穷乡僻壤；开始于中国的无产阶级，震荡到了大资产阶级，甚至于官僚军阀。不但全国城市里的小资产阶级一开始便站在革命派势力的一方面，直接参加这一斗争，甚至于河南、陕西、湖南、湖北、直隶、江苏……等处的农民，也都渐渐的开始活动，成立农民协会，反对苛税杂捐及预征漕粮，反抗地主；有些地方农民的运动往往是工会或学生会引起的，这亦是五卅运动间接的影响。总之五卅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是极重大的关键，他引起了一般下层的民众的积极斗争。”[383]指出了五卅运动所以揭开了大革命的序幕，所以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就是因为它与以前的革命有了不同——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革命统一战线实现了。同时也指出了五卅运动存在不足，如“农民的运动还在刚刚开始，不能和五卅的总斗争合流并进”；“各地的小商人，真正能为民族利益争斗的资产阶级分子，还在买办或士绅包办的商会势力之下，不能脱离妥协政策的影响和卖国政策的蒙蔽，以致不能诚意的彻底的和无产阶级合作”；“各地工商学各界的联合斗争，还只是所谓纯粹对外的反抗宣传，没有能力推翻当地的军阀政府，处处受军阀政府的压迫而零零碎碎的摧败”；还没有和世界革命运动结合起来。所以，只有巩固和发展国内统一战线、国际统一战线，特别是要把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更好地结合起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384]瞿秋白所以要宣传发动群众、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就是看到了五卅运动中统一战线被破坏后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看到了整个国民革命的统一战线有被国民党右派破坏的危险。这在当时是给全国人民的一个提醒，也是给国民党左派的一个提醒，这在当时显然是有积极意义的。宣传发动群众、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在分析、总结五卅运动的特点、经验教训时也有体现，详下。
3.宣传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
《五卅运动》宣传了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同时也宣传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第二节的标题就是“‘五卅’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互争领袖权”。其中谈道：无产阶级在五卅运动“领袖着爆发的国民革命中之各阶级而前进，震荡了全社会的一切活力。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里无产阶级的领袖地位和政治指导，不但实现于实际行动，而且在这一斗争里证实了无产阶级是能解放中国民族的主要力量”。[385]指出：“国民革命有巩固的联合战线，并且在无产阶级的指导之下的时候，革命潮流高涨到顶点。”[386]即统一战线有无产阶级的领导，革命有无产阶级的领导，革命才能高涨起来。而且，五卅运动证明国民革命中资产阶级有妥协性只能导致革命失败，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革命胜利。强调：“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革命里的领袖地位之必要，是何等的明显呀！”[387]体现了瞿秋白强烈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
1923年9月，瞿秋白在所写的《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中就专节论述了“民权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问题”，明确提出了“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却须无产阶级领导才能胜利”。[388]在五卅运动中他更清楚地看到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是激烈的，在国民革命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更加激烈，所以他时时提醒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务必争夺领导权、掌握领导权，而不能放弃领导权，否则国民革命是不能取得胜利的。《五卅运动》还指出，五卅运动中为什么资产阶级“没有敢来争这一运动的指导权”，就是因为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口号“实际上为一般平民所接受”， [389]共产党的主张已深入人心。就是强调了共产党的主张要进一步深入人心，要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宣传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主要是提醒无产阶级，提醒中国共产党。这在当时显然有重大现实意义。宣传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在分析、总结五卅运动的特点、经验教训时也有体现（详下）。
4.批判戴季陶主义
对国民党右派及戴季陶主义的批判，瞿秋白已写了一些文章（详前）。《五卅运动》结合五卅运动的实际也批判了戴季陶主义。指出：是资产阶级、国民党右派破坏了五卅运动的统一战线，国民党右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西山会议的领袖就是戴季陶。文章谈道：
“站起的”国民党右派（案：国民党右派发起了“站起来运动”，争夺领导权），如戴季陶先生等，在浙江国民党临时省党部通过反对阶级斗争的议案之后，立刻公布他们单独对英的主张，希望日本“回东方来”（见戴季陶之《中国独立运动之基点》）。五卅运动的发展到七月中便完全陷于“单独对英”的对日妥协运动之宣传里；理论上既有戴季陶先生的高论，以及北京一般反动的大学教授和国民党的种种右派的宣传；事实上便有上海总商会方面的买办分子竭力压迫上海总工会和日厂谈判。如此四方八面——戴季陶、大学教授、反动的右派、买办资产阶级、交涉员等，强迫恐吓欺诈种种的手段对付上海总工会，结果竟使日本厂的罢工工人不得不屈服而上工（八月十二日）。这种现象，显然是中国资产阶级想在国民革命中争得指导权以停止革命的解放运动，而用妥协策略取得自己的阶级利益……威慑劳动平民、利诱高等华人以一致进攻而破坏革命联合战线的帝国主义政策，便在总商会、国民党右派的妥协之后完全实现了。[390]
指出了戴季陶等的目的就是要中国工人阶级妥协，就是要让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五卅运动的统一战线就是在他们的妥协下破裂了。他们就是要把国民革命引向妥协和失败。
《五卅运动》又指出：“赞成国民革命而反对阶级斗争这种‘学说’，假使对于资产阶级的学者是天经地义，那就对于无产阶级是极端的荒谬。”[391]为什么是“极端的荒谬”？因为取消阶级斗争，就是放弃斗争，无产阶级的解放、自由就不可能实现。这从另一方面批判了戴季陶主义。
《五卅运动》还谈道：谁要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政府？“唯一的回答是：帝国主义者，军阀，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392]实即指出了，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戴季陶等人和帝国主义者、军阀是一路货，他们都是要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政府、反对国民革命运动的。要发展国民革命，就必须与国民党右派、戴季陶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与国民党右派及其思想进行斗争，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战线上的重要任务，瞿秋白是这一斗争的领导者和冲锋在前的英勇战士，所以写各方面的文章都不忘记这一任务。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五卅运动》在思想理论上有着重要的价值。
（四）史学价值
《五卅运动》是政论，同时是史论，以研究总结五卅运动的经验教训为主，同时涉及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及经验教训。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价值，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
1.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社会条件、时代背景
《五卅运动》不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专论，但也涉及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社会条件、时代背景。文章指出：
中国辛亥革命之后，不满一年，满清遗孽的北洋军阀，便重新恢复其统治地位，从此以后，所谓中央政府便一直在军阀手里……可是经过了五四以来中国民众的社会力伸张的一个长时期的过程，中国无产阶级觉醒起来，他们的阶级斗争一开始便迅速的从经济斗争进于政治斗争，上了政治舞台；中国的国民革命得着了新的生命，绝大的生力军，自然开辟出新的发展道路……中国社会里，新的革命力量正在这一时期渐渐的形成；知识阶级里，社会主义的思想自然地随着笼统的新文化运动，德谟克拉西的要求，和反宗法社会的斗争而普通的广泛的发展。一切社会阶级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巴黎和会、青岛问题等等的斗争里得着民族意识的自觉，尤其是工人阶级——他们切身所受的帝国主义和军网统治，宗法社会，资本制度的侵略压迫束缚剥削，比任何阶级都要厉害。所以只有无产阶级能在新文化运动爱国运动解放运动的总口号里，本着他们善于组织，善于一致的阶级性，首先表现实际的行动和力量。这种社会力的伸张，当然趋于团结扩大革命的势力——工人阶级已经在这一时期组成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393]
这里说明了，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在中国的工人阶级成长、觉醒起来以后，在社会主义思想广泛传播、发展以后，工人阶级便组织了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还指出：“中国的工人阶级处在自己国内资本主义初期发展，同时却是世界社会革命开始的历史时代中。”[394]这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产生的。这里谈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产生的，是粗略的。因为不是专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所以并非全面准确，与差不多同时的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谈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时指出：“吾党是一个什么产物呢？这小孩为什么会产生的呢？这个青年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十月革命后与中国工人阶级发展的一个产物。”[395]这里说的“十月革命后”，是指十月革命的影响，也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即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阶级发展相结合的产物的意思。显然这样的论述比瞿秋白的论述更准确、更深刻些。
瞿秋白1921年的中共党史研究成果里没有涉及中国共产党产生的社会条件、时代背景，没有涉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理论问题，只是就事论事叙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因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在创建过程中，中共党史研究还不是自觉的，还在萌芽状态。而到1925年底、1926年初，中国共产党已有了一定的发展，已开始成为群众性的在中国有影响的党，中共党史的研究开始向自觉发展，所以中国共产党产生的一些理论问题的研究也就开始了。这是中共党史研究进步的体现。
2.对五卅运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五卅运动》着重研究的是五卅运动史，而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研究五卅运动史也是研究中共党史。《五卅运动》对五卅运动的研究是比较全面的。
（1）分析了五卅运动爆发的原因，指出是帝国主义长期的压迫、屠杀政策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激：
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近年来国民革命运动的奋起时期中，看着他们向来利用军阀的间接统治制度逐渐动摇，便想以直接屠杀威慑的政策来扑灭“废除不平等条约”、“国民会议”等的“过激派运动”，并且想在上海直接统治地的租界上，钳制中国人的舆论，进一步的压迫中国人（如印刷附律、码头捐等）。然而现时的中国——从五四、二七以来的中国，决不是义和团时代的中国，可以用屠杀政策、“惩罚战争”征服的了！五卅的屠杀，立刻激起上海二十余万工人的大罢工，学生的罢课，商人的罢市。虽然帝国主义在六月初旬继续的施行屠杀，海军陆战队上岸，武装商团出防，军舰云集的来威慑，然而镇江、九江、汉口、南京、重庆、青岛、安东、广州等处的民众，都还是更加勇猛的一致起来和帝国主义者奋斗，尤其是国民政府之下的香港、广州工人。五卅运动实际上是开始中国从古未有的群众革命运动，而且处处都是工人阶级当先锋，以最勇敢牺牲的革命精神，以实际的群众团结的力量，来争平民的权利，争自己阶级的利益和民族的解放。[396]
这里对帝国主义为什么直接出马来屠杀中国人民的分析，是客观深刻的，是一般研究者所没有注意的。这里强调五卅运动与义和团已根本不同，因为是有工人阶级当先锋，是全体民众起来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理论，体现了瞿秋白研究五卅运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2）指出了五卅运动的意义：
五卅运动的意义，正在于中国工人开始执行他的历史使命——领袖国民革命以解放中国民族和自己。中国的国民革命从五卅开始了！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跃登历史舞台，使国民革命中充实了群众的革命力，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统治根本动摇。[397]
这里肯定了五卅运动是中国工人阶级执行领导权的开始，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开始，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统治开始动摇，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五四运动中，中国的工人阶级应该说已登上历史舞台，但那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诞生，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还难以执行。而五卅运动的领导者就是中国共产党，五卅运动确实标志着中国的工人阶级开始在中国革命中行使领导权。这样的分析对五卅运动的评价是比较高的，也是客观的。又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在这次总的民族斗争里锻炼自己的阶级意识，扩大自己的组织，集中自己的力量，以备后来更伟大的斗争里，整个儿的负起解放民族解放自己的历史使命。”[398]肯定了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即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已在这次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已扩大了自己的组织，已有能力担负起中国革命的重任。这指出的是五卅运动对于中国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意义，即国内意义。《五卅运动》还指出：1925年的世界史，“要以中国革命运动占第一等重要的位置”。[399]1925年的中国革命“在世界的社会革命史上，实在占着和欧洲一八四八年及俄国一九〇五年同等的重要地位呵！”[400]即指出，以五卅运动为序幕的中国革命已产生了世界影响，已具有世界意义。这指出了五卅运动的世界意义，使五卅运动的意义有了更全面的说明。而这一点，当时很多人是没有认识到的，今天仍然有人没有认识到。
（3）总结了五卅运动的特点和经验教训。这方面的研究用了较大的篇幅。
文章首先指出：
五卅运动的第一点特性，便是使中国的政治运动第一次群众化……五卅以前，北京政变、孙中山北上以前，尤其是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前，所谓“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等运动，只有共产党努力去做，差不多连国民党右派——张继、谢持、邹鲁等，都认为是过激派的赤化宣传，是离间国民党与“友邦”、“友军”的奸计。可是，到了五卅之后，一般民众以至大资产阶级的总商会，都觉国民革命的实力已经实现，或者存心利用以达自己的阶级利益（如大资产阶级），或者受着列强侵略的激刺和平民力量兴起的兴奋，都一致的趋于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五卅后民众运动的发展，一直波及于穷乡僻壤，山西太原等处都有工会的成立，江浙则甚至于小小村镇如双林、义乌等处，都起来响应。上海的街头巷口，普通的小商人，十三四岁的儿童，争着写贴“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标语，争着唱五卅流血的时调山歌。这岂不是革命运动深入普遍的群众之明灯！[401]
这里实际上强调了，没有广泛群众运动，没有群众的奋起，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又指出：
全国各阶级各自奋起而汇合成一空前的革命的群众运动。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第一次实现于实际行动上，这是五卅运动的第二点特性……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成立，他所提出去的条件，就足以证明联合战线的实现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口号实际上为一般平民所接受。五卅运动初起的十几天内，不但上海小资产阶级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积极的参加这一斗争，全国各地的平民商人，没有不赞成这些条件，同情这一斗争，就是半买办半资产阶级的上海总商会，至少也以消极的态度参加这一战线……上海而外，汉口有工学联合会的组织，北京、天津、河南等处也有类似的组织；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正在找寻他的政治的组织形式……其他各地，虽然组织上没有确定的形式，然而商会、教育会、教职员，甚至于省议会等官僚机关，无不随着五卅运动的总潮流而随波上下；可以说，这一开始于日厂工人的运动，开始于无产阶级全国大罢工的实际斗争，领袖着爆发的国民革命中之各阶级而前进，震荡了全社会的一切活力……再则，中国国民革命和世界的社会革命之联合战线，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联合战线也在这一次实现出来，苏联、英、法、德、日等无产阶级及其革命的政党，共产党都奋起援助。全国各阶级，如果能持久继续这国民革命的联合成线，坚持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无产阶级政党的要求，诚意的参加革命，承认劳动平民的一切罢工、结社的自由权，赞助上海、香港以至全国的工人阶级艰苦战斗，并且有国外无产阶级的援助，当然不难根本推翻帝国主义者的统治和他们的代理人——军阀……五卅运动的第三点特性便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足以使帝国主义不敢一致进攻使军阀统治根本动摇。[402]
这里所说的五卅运动的第二、第三两个特点，都是强调了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只要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就可以“推翻帝国主义者的统治和他们的代理人——军阀”，这无疑是正确的。而且瞿秋白也指出了，如果上海五卅运动中的统一战线不分化，资产阶级不与帝国主义者妥协，上海五卅运动是不至于失败的。由此也可以联想到，如果大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不破裂，大革命的大好形势确实不至于很快就逆转，就结束了。这里也强调了，统一战线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即宣传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统一战线如何才能巩固、发展呢？瞿秋白认为：“打倒代表买办土豪阶级的右派，肃清反动军阀，然后劳动平民工农小商的联合战线才能巩固，政府的武力才变成平民的武力，然后对外的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侵略的运动才能充分的发展，而得着胜利的形势。”[403]就是说，要坚决和资产阶级右派作斗争，要肃清右派、反动军阀，统一战线才能巩固、发展。瞿秋白强调了，在联合战线基础上建立的广东国民政府所以能不断取得胜利，正是与右派、反动军阀作了坚决的斗争，肃清反动军阀，所以“广州一隅给了一个民族解放运动里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会流并进的联合战线而后能胜利成功之缩影”。[404]这个经验教训的总结，在当时是深刻的、有重大意义的。
又指出：
五卅运动的第四点特性，是在经验上证明国民革命中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小资产阶级的犹豫畏怯，足以破坏联合战线而使革命运动失败。同时，也就证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取得指导权之必要。[405]
瞿秋白较早就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这里进一步作了肯定。瞿秋白对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一直念念不忘，一直都在宣传，三令五申，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在中国革命中只有无产阶级领导才能与帝国主义、军阀作最坚决的斗争，才能战胜之。而大革命的失败，正是与中国共产党没有重视领导权密切相关。最终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也确实是中国共产党掌握了领导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使统一战线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又指出：
五卅运动的第五点特性，是在经验上证明：国民革命的过程里，阶级斗争和阶级分化的必然性；并且只有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巩固扩大，阶级意识明确坚决之后，才能引导一般平民达到打倒帝国主义的目的：“工人阶级的自由是要用自己的力量去争来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是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革命斗争去夺来的。”[406]这里又一次强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且指出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的基础是无产阶级政治力量巩固扩大、阶级意识提高，这一切是要在阶级斗争中实现的，在国民革命中，在统一战线中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企图取消阶级斗争是不现实的，而且取消阶级斗争就是取消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就是放弃斗争，无产阶级的解放、自由就不可能实现。这个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对国民党右派、戴季陶主义的批判。在五卅运动时期，广东没有放弃阶级斗争，联合战线也在发展，国民革命的形势也不断发展，这应该是全国借鉴的，是以后的革命运动借鉴的。
又指出：
五卅运动的第六点特性便是在实际行动上证明：无产阶级的全国指导要更加集中统一，无产阶级与农民运动虽开始联合，还要有百倍于现在的深切关系及领袖地位；五卅运动实际的具体的提出革命平民的政权问题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各国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互相联合的问题；只有工农小商等革命势力巩固的团结，和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作战，在各地直接的组织武装势力，推翻军阀政府，才能使民族解放运动胜利。[407]
这里强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还要加强，无产阶级还要和农民进一步联合，中国革命运动要和世界革命运动进一步结合，而且要进行武装斗争，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五卅运动中的血的教训，广东国民政府因为有革命武装——国民革命军的支持，不断取得胜利，而没有被帝国主义、军阀打垮，特别是“五卅失败之后又加以帝国主义者公然的帮助奉张作战，只有使我们更深切的感觉武装自己实行打倒军阀统治之必要”。[408]这些都使瞿秋白深刻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他在运动一开始就宣传了武装斗争思想，在总结五卅运动的经验教训时也多次强调要重视武装斗争（详《序论》）。他对于五卅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是深入的。他的武装斗争思想，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遗憾的是，他三令五申强调武装斗争的重要，却没有引起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重视。农民运动也是瞿秋白很早就重视的（详《序论》），这里再一次强调了工人运动要和农民运动结合进来，也说明他对于五卅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多方面的、深入的，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
分析史事产生发展的特点，探讨其发展的规律，总结其经验教训，是历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任务，瞿秋白《五卅运动》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对五卅运动的研究，迄今为止已有不少成果，目前可以看到的较有分量的五卅运动的研究论著有傅道慧《五卅运动》、任建树等《五卅运动简史》。傅道慧在《五卅运动》第六章第四节《五卅运动的启示》中谈了以下几点启示：
（一）五卅运动的历史告诉我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他们对弱小民族施尽了奴役压迫的手段，既残暴又阴险……只有把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和帝国主义勾结的国内反动派的斗争同时进行到底，中国人民才能获得解放。（二）革命的行程证明了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就不会有蓬勃发展的五卅运动。（三）反帝统一战线是战胜帝国主义的强大武器。（四）帝国主义者在五卅运动中所采取的屠杀手段和它指使中国军阀血腥镇压的事实告诉我们：单靠城市群众运动决不能使帝国主义者退出中国，也决不能终止帝国主义的侵略。必须创造中国式的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409]这也是对五卅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但看上去似乎没有超越瞿秋白的研究，没有瞿秋白总结得深刻、具体、实在。如这里所说的第一条就有点空。瞿秋白是五卅运动的领导者，站在当时中国革命的全局高度，以指导中国革命为目的，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研究五卅运动、总结经验教训，其深刻、具体、实在，自然是今天的学者无法匹敌的。
从原因研究、意义研究到特点、经验教训研究，足见瞿秋白《五卅运动》对五卅运动的研究是较为全面的。
3.观点价值
瞿秋白《五卅运动》研究五卅运动，从原因、意义研究到特点、经验教训研究，提出的一些观点是有思想价值、理论价值、学术价值的。此外还有些观点也是很有价值的。如谈道：
一九二〇年后，各地的社会运动从学生运动的性质转入工人运动的性质，象湖南的纱厂罢工（黄、庞的被杀），安源的矿山罢工，香港的海员罢工，京汉及其他各铁路的罢工，唐山等北部工人的罢工，上海香烟厂及江浙一带手工业的罢工，一直到“二七”京汉大罢工的流血，这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黎明时期，也就是中国国民革命新时期的开始。中国社会里，新的革命力量正在这一时期渐渐的形成……工人阶级已经在这一时期组成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410]
这里提出了对中国国民革命新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何时开始的看法，认为是1920年以后开始的。而所述的中国工人罢工运动——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基本上是1922 ～1923年的事，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实际上是认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国民革命新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当时就已经有不同的看法。与瞿秋白《五卅运动》差不多同时的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认为：“五四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在政治的意义上是很重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自有此运动以后，中国的革命的政治争斗遂开新纪元。”[411]基本上认为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今天的学术界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也是众说纷纭，有五四运动开始说，有1920年共产党小组成立开始说，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说，有1922年中共二大开始说，有1924年国共合作开始说……（详见黄爱军《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研究概述及思考》，《党史研究及教学》2002年2期）。而不说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1920年以后开始，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开始，当是瞿秋白首先提出的。这一观点的提出，至今仍有学术价值。
又如谈道：
国民党、共产党所领导的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此一大会于三月一日在北京开会），俨然与善后会议对抗（二月一日开会至四月二十日闭会）；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全国代表大会，组织集中中国最觉悟的农工平民以及妇女的革命分子，决定对外对内的革命政纲；继之以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追悼宣传——以国民会议重建民国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解放中国民族的口号，正在此时普及全国。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次明了的切实的共同的革命目标之规定，并且是将来中国平民共和国的新建设——国民会议制度之第一次确定的关键。[412]
这里提到的“国民会议促成会”，是1925年2月由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和其他进步力量，为推进国民会议运动，反对段祺瑞御用的善后会议，在上海、南京、广州、北京、天津等全国各地成立的联合战线团体。1925年3月1日至4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这里对这次会议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在民主（平民）共和国的建设史上有重要地位。但今天的中共党史书，大多不提国民会议促成会及其全国代表大会，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就没有提。国民会议促成会及其全国代表大会，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经验教训也值得认真研究，不研究或回避之，是不妥当的。瞿秋白的研究及评价，不论是高是低，总是有学术价值的，总比不研究好，况且他的评价基本上还是实事求是的。
4.史料价值
瞿秋白作为当事人，在《五卅运动》中谈五卅运动的史事，谈广东国民政府的史事，应都是第一手资料，都有史料价值。此外，还有些叙述也是有史料价值的，如提到“中国共产党的最小限度政纲，如废除不平等条约，大产业国有，平民政权的确立，劳工保护等等——开始提议于一九二一年冬天的远东革命团体代表会议（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也曾出席），最终决定于一九二三年夏天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413]这里说的“最小限度政纲”即最低纲领、民主革命纲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最低纲领是何时提出的？现在的学术界一般都说是1922年7月中共二大提出的。这里瞿秋白提到了在中共二大之前的“远东革命团体代表会议”已提出了民主革命最低纲领（瞿秋白说远东革命团体代表会议是1921年冬天开的，大概是记忆有误，应是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开的），这就为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发展史、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史提供了新的研究线索。瞿秋白是当事人，参加了这次会议。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中国代表团由数十人组成，中共代表是张国焘、国民党代表是张秋白。高君宇、王烬美、邓恩铭、瞿秋白、林育南、任弼时、罗亦农、俞秀松、柯庆施、肖劲光、邓培、贺衷寒、卜士奇、王象千等也分别以各地区，各团体代表的资格出席了大会。张太雷以大会筹备者的身份参加了大会。远东大会开会时，瞿秋白仍在高山疗养院治病，他出于责任感，抱病参加了大会，并任中国代表团的翻译。[414]瞿秋白作为当事人提供的史料，自然是很珍贵的。
二《中国革命运动年表》
《中国革命运动年表》（以下简称《年表》）是《世界革命运动年表》的一部分。《世界革命运动年表》共分八个部分：
一、古代各国奴隶平民之暴动
二、中世纪之农奴暴动及农民战争
三、十七世纪之英国革命
四、十八世纪之法国大革命
五、世界各国革命及其无产阶级运动
六、国际无产阶级之社会革命运动
七、二十世纪之世界社会革命
八、中国革命运动
《世界革命运动年表》全文35000字左右，其中《中国革命运动年表》7000字左右，约占五分之一篇幅。
年表，是一种编年体，是史学研究中一种比较严谨的体裁。编纂年表需要全面搜集资料，对资料进行时间定位的研究考证，是需要治史功底、功力的。瞿秋白完成《世界革命运动年表》的编纂，表明他对历史研究有浓厚兴趣，有广博的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知识及扎实的历史研究功底，表明他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不仅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也有深厚的历史知识、历史研究基本功的基础。《世界革命运动年表》的第五、第六、第七部分，是研究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从19世纪写到1926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召开。其中不仅有记述，也有一些注。如关于苏俄“十月革命”，就加了一条500字的注：“十月革命可分四期：第一期，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一八年二月……第二期自一九一八年二月至五月……第三期自一九一八年五月至九月……第四期自一九一八秋至一九二一年春……”[415]论述了四个时期的各自特点。足见研究的深入和历史研究的功底了。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实与中共党史的研究是有密切关系的，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发展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下主要将《中国革命运动年表》作一分析。
《中国革命运动年表》的副标题是——“农民战争和民族解放运动至无产阶级的斗争”。分为以下六节：
上古
中国的中世纪
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
辛亥革命
五四运动
五卅运动即记述中国古代的农民革命运动、中国近现代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国现当代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其中“上古”一节，只写了“？ ？ （待考）”。[416]即待写，没有写。大概因为中国上古社会是不是封建社会，是不是有农民战争，还有待研究。中国学者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中国上古社会，始于郭沫若，而且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事，郭沫若最初认为中国上古的殷朝、周朝都是奴隶社会（详见郭沫若1929年辑成、1930年上海联合书店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瞿秋白1926年要写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自然无法从上古社会着手了。“中国的中世纪”一节，从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开始记，到1845年回民起义，时间跨度虽较长，但记述较简要，只用了不到2000字的篇幅。“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一节，记1847年“广州平英团起事，逐英国人”，至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篇幅也较小，1000余字。“辛亥革命”一节，记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至1918年西南诸省建立军政府，仅500余字。“五四运动”一节，记1919年五四运动，至1924年11月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1000余字。“五卅运动”一节，记1925年1月中共四大，至1926年5月30日“五卅屠杀周年大纪念”，记一年半事，篇幅最多，2400字。“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两节，占了《年表》一半篇幅，可见其重点在记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历史。以下就其记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部分，作一研究。
（一）版本
《年表》最初发表在《新青年》月刊1926年7月25日第5号——“世界革命号”（《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在《年表》末尾注：“原载《新青年》月刊1926年5月25日第4号”[417]，误）。1927年2月瞿秋白自编《瞿秋白论文集》，将《年表》辑入。瞿秋白自编《瞿秋白论文集》的方法大多是将报刊、书籍中的篇章抽出（拆出），汇编起来，然后作一些校订。[418]这就是说，瞿秋白自编《瞿秋白论文集》的原本中的《年表》，即《新青年》本。《瞿秋白论文集》编定后交商务印书馆，但因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未能出版。直到1995年《瞿秋白论文集》才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重庆本”）。《瞿秋白论文集》重庆本，已与瞿秋白自编的原本，在字体、版式等方面有所不同。重庆本《瞿秋白论文集》的《整理出版说明》说：
……书稿的细节作者仍未最后统定……加之，事隔多年原稿采用的竖排和繁体字已不通行，某些旧式标点也不再使用等等，这都需要进一步略作整理。为使全书更为严整统一又确保其历史文献的本来面目，整理工作尽力本着以下原则进行：
一、本着既相互区别又确凿有据的原则，统一目录和全书的各级序号。
二、在目录和书稿中同一篇文章的标题有所不同时——采用文章原标题，不注；采用目录中所改之标题，则于该文标题右上角标以∗号，注明该文之原标题。
三、根据书稿实际收入的文章，补齐目录遗漏之篇目或副标题。
四、根据目录中各文提供的写作时间和每篇文章原署或改定的写作时间，统一目录和全书各文的写作时间……
五、原稿大多集自当年报刊、书籍，其中：明显误排字，径直改之；明显漏字，以［ ］补之；明显错字，以［疑为“×”］注之；原稿中残缺或难予辨认的字，以□留之。
六、原稿表格内多种写法的数字，一律统一为阿拉伯数字。明显有误的统计数字，仍原稿照排，不作改动。
七、原稿中或引或注的多种外文，除少数明显误排者酌改或无法辨认者从略外，一概原文照排。
八、原稿行间作者自注的多种形式，如古旧书中常用的双行小字注，（ ）号注等，一律统一为（ ）号注。
九、除人名号、地名号等少数废止的旧标点外，尽量保留原文的标点符号。
十、繁体字改为简化字。竖排改为横排。全书的体例、排法，尽量保持作者原稿的设计与风格。
……[419]
可见重庆本，已对瞿秋白自编的原本作了些整理修订。
此外，《年表》亦被收入了《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3）。这样，《年表》主要有三种版本：《新青年》本，重庆本，《文集》本。将这三个版本作一校勘，可以看到，除版式、字体外，内容文字基本相同，只是个别地方有所不同。
《新青年》本“世界革命运动年表”有副标题“——战壕断语（三）——”。《文集》本、重庆本均无。
《新青年》本文尾署“一九二六年，五月。”重庆本文尾署“1926年5月”。[420]《文集》本文尾未署年月。《文集》本在标题下署“（一九二六年五月）”。[421]《新青年》本、重庆本标题下均未署年月。
《新青年》本《世界革命运动年表》八个部分的序号是不加括号的，如“八、中国革命运动”。《文集》本的序号也不加括号。而重庆本的八个部分的序号是加括号的，如“（八）中国革命运动年表”。说明重庆本中的各级序号是按照编者自定的体例被“统一”过了。
《新青年》本《世界革命运动年表》开头有一个目录，八个部分都没有“年表”字样，如前所列，第八部分就是“八、中国革命运动”。正文的标题也没有“年表”字样，第八部分也是“八、中国革命运动”。《文集》本《世界革命运动年表》开头的目录，八个部分都没有“年表”字样，即“八、中国革命运动”。[422]但第八部分的正文的标题是“八、中国革命运动年表”， [423]有“年表”字样。重庆本《世界革命运动年表》开头的目录，八个部分中七个部分都没有“年表”字样，而第八部分有“年表”字样，即“（八）中国革命运动年表”。[424]正文的标题也是七个部分都没有“年表”字样，而第八部分有“年表”字样，即“（八）中国革命运动年表”。[425]应该说，《新青年》本《世界革命运动年表》开头的目录和正文八个部分的标题都没有“年表”字样，是合理的，因为总标题是“世界革命运动年表”，以下八个部分自然都是“年表”，没有必要画蛇添足再加“年表”两字。《文集》本第八部分的目录无“年表”两字，而在正文标题加“年表”两字，目录与正文不统一，又与其他七个部分正文标题没有“年表”两字不统一，是不合理的。重庆本在第八部分的目录、正文标题均加“年表”两字，目录与正文统一，但第八部分与其他七个部分没有“年表”两字不统一，就是体例的不统一，也是不合理的。重庆本1995年出版，《文集》本1993年出版，大概重庆本的编者见《文集》本的《年表》，正文标题有“年表”字样，目录标题无，遂按照自定的体例“在目录和书稿中同一篇文章的标题有所不同时——采用文章原标题”，在目录的标题中也加了“年表”两字。大概重庆本的编者没有注意《新青年》本的目录和正文标题都没有“年表”两字。
本书此节主要研究《世界革命运动年表》中的“中国革命运动”部分，即研究“中国革命运动年表”，且如果“中国革命运动”部分独立出来，标题也应加“年表”两字，所以此节的标题用“《中国革命运动年表》”。
《新青年》本记事，一般一年一段，如：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五月五日陈炯明逐去陆荣廷，孙文返广州，非常国会选为大总统。中国共产党开第一次大会，正式成立。[426]
这里记了两条，两条之间空一格，但不另起一行，即两条为一段，而并非两段。这里并非将中共一大系于1921年5月5日，而是没有写中共一大开会的时间，因为不清楚，回避了。如果清楚开会日期，应该会写的。如1919年的两条都标明了时间：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学生群众殴章宗祥，焚曹汝霖宅，六月三日上海总同盟罢市罢工援助学生，钱能训之安福系内阁遂不得不改组。[427]
这里两条都标明了时间。
《文集》本记事，一般一事一段，1921年两条分成了两段：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五月五日陈炯明逐去陆荣廷，孙文返广州，非常国会选为大总统。
？月？日中国共产党开第一次大会，正式成立。[428]
大概因为分为两段，中共一大开会前便加出了“？月？日”，而“？月？日”是《年表》原文没有的。其实即便分为两段，不加“？月？日”，让其时间空缺也是可以的，空着就是表示不清楚。重庆本与《文集》本相同，记事也是一事一段，1921年两条分成了两段，也加了“？月？日”[429]。
此外，还有些文字，《文集》本、重庆本有而《新青年》本无。如，1915年记事中，《文集》本有：“（五月七日，受日本二十一条之通牒，九日即签字；）”[430]重庆本为：“五月七日，受日本二十一条之通牒，九日即签字；”[431]没有括号。而这样的文字，《新青年》本无。又如，1920年记事中，《文集》本有：“《新青年》杂志出五一特刊。”[432]重庆本为：“《新青年》杂志出‘五一’特号。”[433]这样的文字，《新青年》本也无。
《新青年》本1922年第三条记：“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大会，发布政纲——打倒帝国和军阀。”[434]此条《文集》本为：“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大会，发布政纲——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435]“帝国”后加“主义”二字。重庆本与《文集》本相同，也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436]这里加“主义”二字是合理的，可以使文义更清楚些。
《新青年》本1923年记事有：“中国工人运动自一九二〇年年起日益发展，至此为一段落。”[437]《文集》本为：“中国工人运动自一九二〇年起日益发展，至此为一段落。”[438]删一“年”字。重庆本与《文集》本相同。[439]《新青年》本当衍一“年”字。
《新青年》本1926年记事有：“五月二十六日——吴孚佩起程入京……”[440]人名颠倒了。《文集》本为：“五月二十六日——吴佩孚起程入京……”[441]重庆本与《文集》本相同。[442]
《新青年》本中“二十日”都作“廿日”，“三十日”都作“卅日”。重庆本与《新青年》本同。而《文集》本为“二十日”、“三十日”。
《新青年》本《年表》的各节标题，都不是黑体字，但竖排的字右（横排的字下）都加了黑点。如“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等都非黑体字，字右都加了黑点。《文集》本则标题都用黑体字，字下都不加黑点。即“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等都是黑体字，字下都没有黑点。重庆本与《新青年》本相同，标题都不是黑体字，但字下都加了黑点。
《新青年》本1912年记：“孙文就临时大总统之职于南京未几让位于袁世凯……”[443]而《文集》本为：“孙文就临时大总统之职于南京未几，让位于袁世凯……”[444]“几”后之逗号不应有，是误加的。如作“孙文就临时大总统之职于南京，未几让位于袁世凯……”则是可以的。重庆本与《新青年》本相同。
《新青年》本1925年记：“九月七日——上海民众反对辛丑条约的大示威，帝国主义者又开枪屠杀。”[445]这里的“辛丑条约”没有加书名号。而《文集》本加了书名号，作：“九月七日——上海民众反对《辛丑条约》的大示威……”[446]重庆本与《新青年》本相同。
因《文集》本现在较为通行，以下即以《文集》本为主，参校重庆本与《新青年》本进行研究。
（二）写作时间、背景
《年表》发表在《新青年》月刊1926年7月25日第5号时，文尾署“一九二六年，五月”。一般说来应是1926年5月写成的。但《年表》的最后一条是：“五月三十日——五卅屠杀周年大纪念。”[447]这说明《年表》应是1926年5月30日以后写成的，最早是1926年5月31日写成的，也可能是1926年6月初或更晚一些写成的。《新青年》月刊1926年7月25日第5号上还有1926年5月的《革命日志》，最后记的是：“五月卅日 今日为五卅惨案周年纪念日，上海全埠工人停工，学生停课，商界休业。上午十时起，各界市民在公共体育场举行五卅周年纪念大会……”以下还记述了南京、北京、杭州、厦门、九江、天津等地纪念五卅的活动，计1100字。很有可能《年表》最后一条“五月三十日——五卅屠杀周年大纪念”一句话，就是《革命日志》最后一条所记众多内容的提炼、概括。如果是这样，《年表》应成于《革命日志》之后。1926年5月的《革命日志》将5月的所有事都作了整理，绝非5月份即可完成，最早应在6月初，或更晚一些。现将《年表》的写作时间暂定在1926年6月，俟考。
《年表》比《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九二五年》晚写了五个月，考察《年表》的写作背景可以参考《五卅运动》的写作背景，同时也要考察1926年2月以后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
由于中共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妥协退让，国民党右派势力及其活动不断发展，最典型的是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 1926年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了《整理党务案》，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国民党的领导权很快被国民党右派掌握，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右派的新代表人物，并很快掌握了党政军大权。这使国民革命形势发生逆转的可能性增大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日趋激烈。大革命形势的变化，瞿秋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1926年4月7日，瞿秋白写了《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指出：已“更紧切的迫得民众不得不力求武装——军队和工农军——准备直接革命”。[448]1926年4月12日，他又写了《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也指出：“中国革命的过去经验和现时形势，正从示威抵制的斗争之中，要再造成总罢业的革命高潮，各方面准备武装暴动，以实行革命战争。”[449]形势的变化及瞿秋白对形势的看法，在《年表》中自然会反映出来。
（三）史学思想
孔子作《春秋》，记什么不记什么，遣词用字往往寓褒贬，有所谓“微言大义”。瞿秋白作《年表》，文字精练，记什么不记什么，遣词用字也寓褒贬，有深刻含义。《年表》文字不多，瞿秋白的一些用意还是可以看出来的。
1.宣传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推动作用
“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两节占了《年表》一半篇幅，这两节中记述共产党的活动又占了主要篇幅。
“五四运动”一节计25条，而记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就有17条。如1920年只记一条：“中国第一次庆祝五一劳动节，各地有罢工运动。（《新青年》杂志出五一特刊）。”[450]这一条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活动的反映，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反映。这一年其他事都不记，如11月孙中山回广州重新组织军政府再次揭起护法旗帜等都没有记，可见瞿秋白记述的重点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即宣传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1922年记：“广州陈炯明反革命，孙文又离粤。中华革命党改名中国国民党，申明三民主义。香港海员大罢工，胜利。六月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一次对时局主张——民主主义联合战线，要求普选，废除‘列强在华各种特权’（中国始有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湖南纱厂罢工，资本家令赵恒惕杀黄爱、庞人铨。中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开会于广州。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成立大会。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大会，发布政纲——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451]这里记孙中山两条，其他都是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湖南纱厂罢工、中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开会，都是与共产党有关的。显然，1922年的记述重点也是共产党的活动，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所以要在中国革命中着重记述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就是意在突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其中强调了在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一次对时局主张提出废除列强在华各种特权以后，“中国始有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这就更鲜明地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推动作用。
2.提醒共产党的领导人要警惕国民党右派逆转革命形势
《年表》因为是公开发表的文章，所以还不可能直截了当地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批评，只能暗示式地提醒。《年表》记述了国民党右派的一些活动，如1925年记：8月20日“广州反革命派刺杀廖仲恺”。11月（？ ）“国民党反动派开西山会议，议决开除汪精卫，排斥共产派（赤化派）”。[452]1926年记：3月20日“广州国民政府下有反动派阴谋反赤，未告全功，然汪精卫离粤”。5月1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全体会议，汪精卫已不能出席，议决‘整理党务’，禁止党员加入共产党，然仍宣言‘团结一切革命分子与反动派战斗’”。[453]作为《中国革命运动年表》而把国民党右派最主要的四件倒行逆施大事记下来，刺杀廖仲恺、西山会议、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目的就是要提醒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国民党右派的活动已日益猖獗，务必对国民党右派的倒行逆施提高警惕，进行坚决斗争。
3.提醒共产党的领导人要重视武装斗争
《年表》中多次记述帝国主义者、反动军队的屠杀，如1923年记：“二月七日——京汉铁路大罢工，吴佩孚在汉口施行对于工人的大屠杀。”[454]1925年记：“五月三十日上海帝国主义政府（工部局）屠杀援助日厂罢工之中国人民于南京路。”“六月十一日——汉口帝国主义者又屠杀。”“六月二十三日——沙面帝国主义者大施屠杀。”“七月初——天津纱厂工人罢工，李景林奉帝国主义者命令大施屠杀。”“九月七日——上海民众反对《辛丑条约》的大示威，帝国主义者又开枪屠杀。”[455]1926年记：“三月十八日——直奉英日联合的哀的美敦书，威吓国民军，并令段祺瑞屠杀请愿的民众。反赤的阴谋和鼓惑益甚。”二月至五月“宁阳、杞县等处张吴军队在农村中大施屠杀焚毁，村镇毁灭者在一百以上，农民死者不下七八万人”。“五月（？ ）日——北京政府下令缉捕共产党，不分首从，一律处死。”[456]在《中国革命运动年表》中所以要记述帝国主义、反动军队的屠杀，就是提醒人民，提醒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付屠杀的最好办法是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
另一方面《年表》中记述了革命的武装斗争。如1926年记：“一月（？ ）——河南、山东农民组织之红枪会开始反抗军阀，至五月中，此运动已蔓延六省。”“二月至五月——河南、山东农民暴动——红枪会等农民组织武装自卫。”[457]两次提河南、山东农民的红枪会，意在称颂农民的武装斗争，亦即称颂武装斗争。这也是提醒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要重视农民运动，要重视武装斗争。这比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称颂农民的武装斗争早了半年多。
（四）史学价值
《年表》虽然较为简要，其中记述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文字也不算多，但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的价值仍然是不可忽视的。
1.第一篇记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年表
“年表”的编纂开始于司马迁，他写的《史记》中有《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十表，创立了史书编纂的表体。其后《汉书》及《宋史》以下正史都有表，没有表的正史，如《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隋书》、《旧唐书》、《旧五代史》等，也被后人一一补作了表，如宋熊方《补后汉书年表》十卷等，清万斯同《历代史表》五十九卷专补东汉至五代各史所缺，计补64表。现《二十五史补编》所收东汉至明的补表有137种。除各正史的年表以外，又有前后贯通的各种年表，如宋李焘《历代宰相年表》，清齐召南撰、阮福续补《历代帝王年表》，清吴廷燮《历代方镇年表》等[458]。从司马迁到民国，年表类的成果已很多，但基本上都是记述中国封建社会帝王将相、朝代更替。从目前看到的资料来说，为中国革命运动作年表，瞿秋白是第一人，《年表》也是中国革命运动的第一表，中国共产党的大事记入年表也是中国史学研究中的第一次。《年表》尽管较简要，但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的开创之功不可没。
2.比较系统地记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历史
《年表》中“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两节总共3500余字，但还是比较系统地记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历史。
如1921年记：“中国共产党开第一次大会，正式成立”（详前）。
1922年记：“六月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一次对时局主张……中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开会于广州”。“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成立大会”。“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大会，发布政纲——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详前）。
1923年记：“二月七日——京汉铁路大罢工……六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案：应‘三’）次大会，通过党纲草案，决定联合战线的策略，共产主义者可以加入国民革命的政党”。“七月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二次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实行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459]
1924年记：“一月——中国国民党改组，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始定‘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联络苏俄赞助农工’等之新政纲，决定新章程，容纳一切革命派别，而申明纪律制裁反革命派”。“二月七日——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七月——广州沙面华工罢工”。“九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时局宣言，反对军阀战争”。“十一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时局宣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460]
1925年记：“一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更加确定民族解放运动及国民革命中之联合战线政策”。“二月——上海内外棉等日商纱厂四万余人大罢工，得相当的胜利”。“三月一日——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开会于北京，与段政府之善后会议对抗”。“三月——青岛日商纱厂大罢工”。“四月——北京印刷工人罢工，福州学生抵制日货”。“五月一日——中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开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农工商学兵联合大示威于广州，广州农民协会第一次大会开会”。“五月——汉口英美烟公司罢工”。“五月十五日——上海日厂悔约，并打死罢工索薪工人顾正红等”。“五月二十九日——青岛日纱厂悔约，工人又罢工，张宗昌受日资本家令，杀工人二名”。“五月三十日上海帝国主义政府（工部局）屠杀援助日厂罢工之中国人民于南京路”。“六月一日——上海总同盟罢工罢市罢课，上海总工会成立”。“六月十二日（？ ）——上海各马路商联会、学生会及总工会之联合会成立”。“六月二十一日——香港、沙面华工宣布总同盟罢工。省港罢工委员会成立”。“七月初——天津纱厂工人罢工……”“七月二十二日——国民政府提议急速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讨论五卅交涉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国是”。“八月初——南京英商和记工厂罢工”。“八月六日——北京英使馆工人罢工”。“八月十一日——天津第二次罢工”。“八月十一日（？ ）——唐山罢工”。“十一月二十九日——北京市民大示威，欲驱逐段祺瑞”。[461]
1926年记：“一月（？ ）——河南、山东农民组织之红枪会因开始反抗军阀，至五月中，此运动已蔓延六省”。“二月——奉直联合攻国民军。民众反奉直联合战线，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五月一日——中国第三次劳动大会开会，广东农民协会全省第二次大会”。“五月十二日——广州农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成立”。“五月三十日——五卅屠杀周年大纪念”。[462]
以上把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主要活动、主要工作都作了记述，中共一大、二大、三大、四大，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对时局的宣言，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政策都作了记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等都作了记述。用极精练的文字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五年间的基本历史、基本面貌。这应是1926年公开发表的较有系统地叙述中国共产党历史、宣传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的一个难得的、可喜的成果。
而且“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辛亥革命”两节，记述了中国社会的变化、社会矛盾的变化、革命运动的发展变化，实际上正是记述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社会背景，也可以视为系统地记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有点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的历史，比如瞿秋白在《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中曾记述过的共产党小组的活动没有直接记述，1920年只记了“中国第一次庆祝五一劳动节，各地有罢工运动”（详前）。这就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记述不够完整，缺了一个“头”。如果再记一下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就较完整了。
3.观点价值
《年表》虽然简要，但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
如《年表》1922年记：“六月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一次对时局主张——民主主义联合战线，要求普选，废除‘列强在华各种特权’（中国始有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详前）。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瞿秋白提出是从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一次对时局主张后开始的，这是实事求是的，既有政治价值，也有学术价值。提出这样的观点在中国现代史研究中是较早的。
又如《年表》1923年记：“二月七日——京汉铁路大罢工，吴佩孚在汉口施行对于工人的大屠杀。（中国工人运动自一九二〇年起日益发展，至此为一段落。）”[463]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二七屠杀”以后，工人运动转入低潮。这样的看法也是实事求是的，无论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判断还是从历史研究的学术方面来看，这样的看法都是站得住的，而且在中国工人运动史的研究中、在中共党史的研究中提出得是较早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91）在“二七屠杀”以后这样写：“从一九二二年一月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高潮开始兴起，到一九二三年二月，持续了十三个月之久。在此期间，爆发罢工斗争一百多次，参加罢工的人数达三十万人以上。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极大地锻炼了无产阶级队伍，巩固了党的阶级基础。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以后，各地工会大部分被反动军营捣毁或封闭，许多工人领袖被逮捕或杀害。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464]从记述方法来说，《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与《年表》一样，都是先写“二七屠杀”，然后再写评述，从观点来说也都是认为“二七屠杀”后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不同的是，《年表》文字少记述简要，《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文字多一些记述详尽些。《年表》的方法、观点六十多年以后仍被搬用，足见其学术价值。
又如《年表》1924年记国民党一大：“中国国民党改组，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始定‘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联络苏俄赞助农工’等之新政纲，决定新章程，容纳一切革命派别，而申明纪律制裁反革命派。”（详前）只用七十字，概括和评价了国民党一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91）同样记国民党一大，则用了五百字：“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大会选举有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十名共产党员为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接着又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共产党人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农民部的部长，工人部实际上也由共产党员领导。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这样，国民党就由资产阶级性的政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大会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时，国民党右派分子方瑞麟等反对共产党员‘跨党’，主张《章程》中增加一条‘本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李大钊当即发言驳斥，严正指出：‘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李大创的声明举起孙中山联共政策的旗帜，严正地表明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原则立场。他的发言得到廖仲恺等大多数代表的支持，大会否决了右派的提案。”[465]这里记述的内容更多，然对会议的概括和评价，仍不出瞿秋白的范围。《年表》中的“联络苏俄赞助农工”、“容纳一切革命派别”，即《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而实际上《年表》的概括更接近于国民党一大的实际。《年表》还有“而申明纪律制裁反革命派”一句，也是国民党一大的重要内容，而《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没有这方面的概括。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在记述、评价国民党一大方面还逊《年表》一筹。原因很简单，瞿秋白是国民党一大的参加者，自然对其了解深切。
又如《年表》1925年记：“二月——上海内外棉等日商纱厂四万余人大罢工，得相当的胜利。”（详前）而《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记：“二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日资纱厂四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466]《年表》多“得相当的胜利”一句，这一句是对罢工的评价，实际上也就是肯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罢工的成绩。《年表》的记述加一句评价，显然更突出了政治意义、思想意义，也是有学术价值的。这体现了瞿秋白高超的记述历史的水平、能力，同时也说明他是历史的见证人。
4.资料价值
《年表》没有引经据典式地引用资料，也没有像记述“十月革命”似的作了很长的注释，那么就没有资料价值了吗？还是有资料价值的，其资料价值在于当事人、当时人记当时事，就有第一手资料的价值。《年表》中“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两节所记之事都是瞿秋白亲为亲历亲闻之事，《年表》的记述自然就有资料价值、史料价值。
将《年表》与《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相校，可以发现《年表》中记述的某些事，《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没有记述。
如《年表》1926年记：“一月（？ ）——河南、山东农民组织之红枪会因开始反抗军阀，至五月中，此运动已蔓延六省”。“二月至五月——河南、山东农民暴动——红枪会等农民组织武装自卫。宁阳、杞县等处张吴军队在农村中大施屠杀焚毁，村镇毁灭者在一百以上，农民死者不下七八万人”。[467]《年表》记红枪会运动，不仅是因为瞿秋白提倡发展农民运动、提倡进行武装斗争，而且显然红枪会运动在当时看来是重大事件。但《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却没有记述红枪会运动。这么一较，就可以看到《年表》的资料价值、史料价值。
又如《年表》1925年所记：“六月十二日（？ ）——上海各马路商联会、学生会及总工会之联合会成立”（详前）。“九月七日——上海民众反对《辛丑条约》的大示威，帝国主义者又开枪屠杀”（详前）。1926年所记：“二月——奉直联合攻国民军。民众反奉直联合战线，主张召集国民会议”（详前）。“五月十二日——广州农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成立”（详前）。“五月（？ ）日——北京政府下令缉捕共产党，不分首从，一律处死”（详前）。等等。《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都没有记述。而以上《年表》所记之事，都是瞿秋白亲为亲历亲闻，都有资料价值、史料价值。
此外，《年表》中有些记述与现在的说法有些不同，那正是当时认识的反映，可以作为当时认识的资料进行研究。如《年表》中对国民党一大的记述（概括、评价）与现在略有不同，那么《年表》中的记述，可以作为当时瞿秋白、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一大的认识的资料进行研究。
当然《年表》的资料也有局限性。
首先是《年表》中有不少“（？ ）”（详前），这说明当时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没有搞清楚，其中主要是时间问题。如“十一月（？ ）——国民党反动派开西山会议，议决开除汪精卫，排斥共产派（赤化派）”[468]。这里的“十一月（？ ）”，就是表示具体日期不清楚，而实际上是11月23日开的。
其次是《年表》中的记述有错误。如1923年记：“六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大会，通过党纲草案……”《新青年》本[469]、《文集》本[470]等均如此。重庆本作：“六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通过党纲草案……”[471]1923年开的是中共三大，瞿秋白亲自参加并起草了党纲草案，本不应该记误。《新青年》本大概是笔误或印刷误，《文集》本仍之，重庆本则改之。1924年记：“十一月——冯玉祥倒戈，国民军成立，北京政变，军阀崩毁。”[472]实际上，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的时间是1924年10月23日。
年表体裁是以时间为中心，最重要的是把时间搞准确，把事按时间顺序排列。《年表》有些地方就没有做好。如1922年记：“湖南纱厂罢工，资本家令赵恒惕杀黄爱、庞人铨”，没有准确日期，且排在“六月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一次对时局主张”之后（详前）。实际上黄爱、庞人铨领导罢工、被杀，是1922年1月事，应排在前面。1922年记：“中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开会于广州”，没有准确日期，且排在“六月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一次对时局主张”之后（详前）。而实际上第一次劳动大会是1922年5月1日至6日举行，应排在前面。1922年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成立大会”，没有准确日期，且排在“六月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一次对时局主张”之后（详前）。实际上共青团一大是1922年5月5日至10日举行的。以上数事，顺序应是：黄爱、庞人铨事件——第一次劳动大会——共青团一大——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一次对时局主张。
《年表》某些地方记事或许有意把中国共产党的事排在前，大概是为了突出中国共产党。如1924年记：“十一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时局宣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十一月——孙文发表北上宣言，亦提议反直军与人民各界团体开国民会议预备会。”[473]这里把中国共产党第四次时局宣言，把孙中山北上宣言排在后，很显然是突出了中国共产党，突出了孙中山是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而实际上，孙中山北上宣言是11月10日发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时局宣言是11月19日发表。按照时间顺序，应该把孙中山北上宣言排在前。
《年表》某些资料的差错，大概当时查阅资料不方便，瞿秋白也没有宽裕的时间去查阅资料，所以不清楚的地方就先打上“（？ ）”，或者先凭自己的记忆、印象记述了。应该说，在大革命时期，在繁忙紧张的工作中，瞿秋白能搞出这样一份《年表》已很不容易，实属难能可贵。
三《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
《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书名的全称是“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 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雪维克主义”（以下简称《争论问题》）。这是瞿秋白为批评陈独秀、彭述之为代表的中共党内右倾思想写的一本七万字左右的小册子，在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召开的中共五大上散发[474]。此书是批评中共党内右倾的政论著作，但在批评党内右倾的同时，又回顾、记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中共党内的斗争史，也有史论的色彩。此书在开场白中就强调“提出五个根本问题来讨论”。其中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是否革命——还是从辛亥至‘五卅’一直只是军阀强盗混战？借此说明中国的经济及各阶级的状况”。其中第五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过去是否争过革命之领袖权？这就是审查过去策略的正确及错误”。[475]这两个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不仅是政治问题的讨论，也是历史问题的讨论，也涉及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以下就此书中的历史问题讨论，就其史论的部分，作一研究。
（一）版本
此书最早的版本当是1927年4月初由中共中央的出版部门印刷出版的。然后在4月底的中共五大上散发（详下）。这个版本现是否还有保存，不得而知。1928年4月，中共中央又再版了此书并有序说：
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是瞿秋白同志在第五次大会之前（一九二七年二月）做的。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之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是第一次比较涉及各方面的尝试。虽然这书中对于土地问题仍旧没有充分明晰的观点，然而他大致的讨论到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前途，中国革命的党纲策略战术等问题。这就可以表现中国共产党在第五次大会之前，党内对于革命根本问题之讨论。即使这书的论断（对于中国社会政治及阶级关系之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其中关涉太复杂而详细的问题，还有许多未成熟的思想，不能认为定论——这些问题本来还要有更深的学理与有事实材料之研究——那么，至少，他是一本很重要的历史文件，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以前之策略等问题的争辩。因此，我们决定将他再版。
再此书已在莫斯科有俄文译本出版。
中国共产党党报委员会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二日[476]
由此序中也可以了解到，此书还有俄文译本出版。此书中共中央的两个版本及俄文版，现都难以得见。现能见到的是《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收入的。关于各版本中文字等有无变化等，只有待以后见到早期版本一校以后，才能叙述了。以下以《文集》本为据进行研究。
（二）写作时间、背景
《争论问题》的成书时间，丁景唐等编《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记：“1927年2月初版，1928午4月再版。32开本，294页。”[477]《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系于1927年2月，周永祥《瞿秋白年谱新编》、姚守中等《瞿秋白年谱长编》等书也都系于1927年2月。中共中央在再版此书时写的《序》中说：“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是瞿秋白同志在第五次大会之前（一九二七年二月）做的。”（详前）也肯定此书是1927年2月写的，这也许是此书被系于1927年2月的重要依据。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1月至2月）说：“到了（1927年）一月底国际决议全文到了中国，在中央就引起一个严重的讨论，发生秋白同志和彭述之的争论。当时秋白同志的意见是比较正确，他完全接受国际的路线，批评中央过去的路线和国际不合，特别提出土地革命的重要。彭述之的意见，他并不说国际决议不对，但他解释得一塌糊涂。因为独秀赞成他的意见，结果成立了一个接受的决议。这一决议主要的内容……对于国际严重的指示，对于土地革命，对于工人斗争策略，对于反对资产阶级，对于参加政权，一字未提到；这个时候中央完全是机会主义，他对于国际路线毫不了解并且固执着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这一争论秋白同志是失败了。他当时就感觉反机会主义的重要，就在病中花了一个礼拜功夫，写了一本小册子，反对彭述之主义。这一小册子内容对于彭述之主义批评得体无完肤，非常正确。”[478]这里所说的“国际决议”，是指1926年12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决议》， 1927年1月底到中国后，中共中央讨论这一决议时，瞿秋白与彭述之发生了争论。后来中央通过了一个决议，即《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这个《解释》只字未提土地革命等，于是瞿秋白愤起著书批评。《争论问题》还有一个副标题“对于最近共产国际中国革命问题议决案之研究”，说明此书确实是讨论“国际决议”以后针对《解释》而写。按照李立三的说法，是1927年1月底国际决议到后，发生了争论，“花了一个礼拜功夫”写成，也即是说写于1927年2月。关于讨论国际决议的时间，瞿秋白在《争论问题》两次说在二月初：“今年二月初，中央政治局讨论国际之中国革命问题议决案之后，他（彭述之）在我们的江浙区代表大会上作报告”； [479]“他（彭述之）两次说革命前途是比较悲观的（一次在一九二六年二月某某某参加之中央的北京特别会议，一次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初政治局讨论国际议案的会议）。”[480]讨论“国际决议”在2月初，非1月底。瞿秋白的说法应是准确的，因距离所说之事的时间很近，而李立三是3年以后说的。因此，可以确定是2月初开会并发生争论，然后瞿秋白愤起著书。
据郑超麟回忆：瞿秋白的反彭述之的小册子，究竟写于何时何处，这问题有不同说法……我有我的看法，我没有证据，但估计它的初稿是在一九二六年深秋在上海西门路寓所写的，带到武汉去，然后补充以新的材料修改而成定稿，于三月底或四月初在武汉自己的印刷厂出版。一个七八万字的小册子，而且牵涉的问题很广泛，很原则，决非一九二七年二、三月间紧张的斗争中所能于一个星期内写成功的。[481]这里所说“一九二六年深秋”写，大概确实“没有证据”，难以成立，因为瞿、彭争论当在1927年2月初，此书不是在争论前写的。但所说不是“一个星期内写成功的”或许有道理。此书究竟完成于何时？翻阅《争论问题》，可以看到有数处提到了1927年3月的事，如提到“彭述之在《向导》第一九〇期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的《目前革命右倾的危险》一篇文章里，侧重于指出某人某人是买办出身，而并未指出‘右倾’妥协对于革命的危险。”[482]又如提到“一九二七年三月初，中央又发一通告，决定‘向右进攻’，这是非常之大非常之大的进步”。[483]表明此书应完成于1927年3月初以后。如果此书1927年4月初出版，那么此书应完成于1927年3月中、下旬。现将此书系于1927年3月。
此书的写作，是为了批判中共党内的右倾思想。1926年“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的发生，表明国民党新右派势力在发展，而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领导人却一味采取妥协态度，而且在农民运动起来后却千方百计限制农民运动的发展。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特别会议，强调要反对“左”倾，要以退让求团结，标志着以陈独秀为主要代表的中共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完全形成。[484]以至于当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文件、精神（争夺革命领导权、发展土地革命、发展武装斗争，但仍对国民党寄予希望[485]），1927年1月底传达到中共中央时，陈独秀等人采取敷衍态度，《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仍然回避土地革命等，在形势已十分危急之时，瞿秋白实在坐不住了，于是“愤起著书批评”。在写作此书前，瞿秋白写的《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1926年8月）、《秋白由粤回来报告》（1926年9月15日），编定《瞿秋白论文集》并写了序（1927年2月），都批判了中共党内的右倾思想。
（三）史学思想
此书与大革命时期其他论著一样，宣传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主张重视农民运动，重视武装斗争，而最突出的是在党内公开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
1.批评彭述之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争论问题》指出：“今年二月初，中央政治局讨论国际之中国革命问题议决案之后，他（彭述之）在我们的江浙区代表大会上作报告，还是说‘无产阶级客观上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听者都说照他的报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几等于零，因此认为用不着和他争领袖权，只须和买办阶级争领袖权好了。这一理论上的错误不纠正，一切彭述之式的政策，都自然要违背国际的议决案，而倾向于机会主义。”瞿秋白指出：认为无产阶级是天然的领导者，就是在理论上强调不必去争领导权，就是放弃领导权。[486]彭述之虽然口头上高叫“革命领导权天然是工人阶级的”，“实际上却是双手拱送领导权于资产阶级”。[487]指出：在领导权的问题上，无产阶级政党有策略上的错误，如认为“破坏联合战线”是万恶不赦之罪，这“涵着很多的小资产阶级性，甚至于客观上形成以小资产阶级利益为中心的现象”。[488]批评彭述之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的错误理论，就是呼吁无产阶级应加紧争夺革命的领导权，掌握革命领导权。时不我待，形势已十分危急了。
2.批评彭述之放弃武装斗争
《争论问题》谈道：“一九二四年光景，正是农民之中阶级分化日益清晰的时候，一方面佃农开始乡村间的阶级斗争，别方面小农开始征取军队的力量（冯玉样、唐生智军队的小农化），而且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员正要开始到各种军队中去做政治工作（不仅限于黄埔）。这正是土匪式的农民军队之转变为革命的农民军队，并且开始与城市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接触的关键。在这种时候，居然述之、和森会劝孙中山‘绝对停止军事运动’！”[489]彭述之还写了谁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的文章，成为他主张“绝对抛弃军事行动”之理论根据。[490]瞿秋白强调：“军队是民族资产阶级手中最有力的工具，劳农平民决不能放任他永久的握住这些武力；劳农平民应当取得这些武力，然后能真正建立革命的独裁制。至于工人自己的武装，也已经非常之需要，这些武装不但应当是工会的纠察队，而且应当是保护各城市中革命的胜利（所谓“革命的治安”）之民警署，直隶于市政府的。这当然是常备的组织。”[491]批评彭述之放弃武装斗争的错误理论，就是呼吁无产阶级应加紧组织自己的武装，否则是难以掌握革命的领导权、难以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
3.批判彭述之等放弃对国民党的领导及组织工作
《争论问题》指出：“彭述之主义又表现出来了：在组织上主张宽容非左派的思想留在国民党内，这就是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而且主张共产党员无形退出，不赞助国民党之发展，实即容留戴季陶主义，并使之独占国民党的发展工作，这就是将国民党送给新右派去领导。这种组织上的策略，实际上是对戴季陶主义投降的机会主义……然而我们的职任是不论姓甚名谁，凡有戴季陶主义倾向者，便须攻之使去其‘主义’，使国民党政策（思想）日益单纯的左倾。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组织上发展国民党的左派，使群众的工人农民加入；而且有时必需我们自己担负国民党机关的工作。”强调：“共产党员绝对应当加入国民党，努力发展国民党，使成为中国平民的真正代表民族的党——包含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不应当退出国民党，不应当将工人农民放在国民党之外，放任国民党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放任他‘独立’起来和共产党分庭抗礼的‘党外合作’。这种对于国民革命的组织策略，在现时国民革命的领袖权万分必要的属于无产阶级之时，尤其非切实实行不可，容不得丝毫怠工。”[492]批判彭述之等放弃对国民党的领导及组织工作，就是呼吁无产阶级应加紧在国民党内的工作，发展国民党左派，与右派进行坚决的斗争，而绝不能把国民党拱手送给新右派。
4.批判彭述之歪曲马克思主义
《争论问题》指出：
无产阶级要独立的斗争，不能受资产阶级的恶化，要有独立的政党，独立的阶级意识。这自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然而彭述之主义机械的了解这些真理。最初只要做劳动运动，不要国民革命；进而要做国民革命，可是不要加入国民党，进而自己可以加入国民党，而工人不要加入，南方可以加入国民党，北方不可以加入；进而产业工人不要加入；进而加入了不要做军事行动，还要教中山停止这种运动；进而自己只要独立政治主张，给别人看看我们比国民党好些，只要批评国民党，只要分辩我们不是只做国民革命，还在准备第二次革命；进而主张戴季陶有些理由，小资产阶级可以独立，我们也可以独立，两相方便最好；进而主张让国民党左派右派多做些事，我们不要引起他们共同的嫉妒，落得来做自己的事；最后进而竭力劝告忠告新右派领袖左倾些，我们自己右倾些，大家将就将就。
这是一条路：从“本能的自我保存”走起，不知怎么样越走越不对，走到几乎要将革命的命运交给右派资产阶级！总之，是唯恐自己堕落在“民族陷阱”里忘了阶级，目光只注在怎样保存“阶级”，而没有注到怎样使这阶级领导得起民族。[493]
所以：
中国的彭述之主义，比俄国的杜洛茨基主义更坏，更明显的是孟塞维克主义的幻化……[494]
批判彭述之歪曲马克思主义，指出彭述之主义比托洛茨基主义更坏，是更明显的孟塞维克主义，就是呼吁中国共产党人要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要被彭述之等人的马克思主义词句所迷惑，要起来与彭述之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
5.指出彭述之主义不只是一个人
《争论问题》指出：“我们党是有病，病的名词叫做彭述之主义，随便称呼也不要紧，他的实质是从我们实际工作和策略，零零碎碎汇合起来，不自觉的形成一个隐隐约约的系统。可以说并非彭述之一人的独创，亦许彭述之自己将要反对彭述之主义了。然而彭述之主义者还是很多；我们必须指出这彭述之主义，实在是孟塞维克主义在中国的化身，因为群众和革命如此教训我们：如果再不明白的公开的揭发出来，群众和革命要抛弃我们了。”[495]这里指出了批判彭述之主义的必要性、紧迫性，同时也指出了彭述之主义并非彭述之一个人。
瞿秋白批判彭述之主义，不只是批判彭述之一个人，而是批判中共党内领导层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其中包括陈独秀，包括一些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党委如北方区委等，也包括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对陈独秀的点名批判，如指出了他用右倾的观点修改了中共三大的党纲草案（详下）。对维经斯基（伍廷康）的点名批判，略举几例，如“我们至今还在错误的策略中：对帝国主义的政策，我们几乎是跟着资产阶级的尾巴；对北伐，我们曾经消极的抵制；对于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我们不注意；对左派运动我们不坚决的去领导（伍廷康）；对民权政府运动，我们只去接洽首领，各团体领袖，甚至于不到工人群众中去实行选举运动”。[496]又如“伍廷康同志则说：‘现在应在无党农民中让出一大部分给国民党左派。’让给谁？让给顾孟馀吗？他说农会是土匪。让给甘乃光吗？他说不要叫耕地农有！总之，结果是我们‘赔了夫人又折兵’，让给资产阶级安然指导革命，而资产阶级对于我们却并不领情，仍旧是要实行反赤的。这种彭述之主义的农民政策，亦许是弱点的根源罢？”[497]又如“伍廷康同志也反对北伐”。[498]
瞿秋白所以指出彭述之主义不只是一个人，就是要提醒中国共产党人，这种机会主义已在党内泛滥，已在党内有一定的势力、一定的影响，不发动全党来与之斗争，不战胜它，“群众和革命要抛弃我们了”。瞿秋白疾呼：
所以我们的党，必须毅然决然和这彭述之主义奋斗。如今病还浅，革命时机紧迫赶快医治，还可以治好！为医治起见，必须赶快施手术，暴露其病根！我们党已经是群众的了。我们党一定能克服并消灭彭述之主义。[499]
6.再次呼吁无产阶级要掌握革命领导权
在批判彭述之主义的基础上，瞿秋白再次提醒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一定要掌握革命领导权引导革命走向胜利，否则就是“资产阶级取得领袖权，而使中国的革命毁于民族改良主义之手”。瞿秋白强调这后一种可能性已完全存在，因为“第一，中国国内市场日益扩大，商业资本在城乡间的发展，客观上还有上升的趋势，自然能发生并扩大民族资产阶级的倾向。第二，五卅运动以来，劳动平民尤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之巨潮，使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日益形成起来；民族改良主义已经屡次在事实上表现出来，如戴季陶主义的发见，虞和德派的《中国公论报》之‘左倾’，都是企图夺取革命领袖权以达破坏革命之目的，因为他们看得很清楚：如果革命一直如此发展下去，必然危害他们的阶级利益，所以他们要‘左倾’，要‘积极起来’，要号召‘纯粹孙文主义信徒站起来’。第三，帝国主义受革命之攻击，也觉得纯粹凶暴的方法，指使辅助买办地主阶级实行反革命战争的方法，不能消灭中国革命，所以想同时用一种‘民族改良政策’——表面上的让步政策，以协助资产阶级之民族改良主义取得革命领袖权（如五卅以来之关税会议、法权会议、租界华董问题，最近之交还租界‘自动’放弃特权的通牒，赞助国民党稳健派之外国舆论等）。不但如此，帝国主义还想在经济上生造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例如英国看见武汉国民政府有没收外国人大企业的主张，他就提议将开滦煤矿的股票大部分卖给中国人，用这一点小赂，驱使生造出来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之神圣而战。第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之代表——国民党新右派，正在竭力夺取国民革命军之指导权，而且现在已经有一部分在他指导之下……如果国民革命军在民族资产阶级之手，则民族资产阶级至少已经有一半的领导权”。[500]这里对革命形势及潜伏的危机的分析已十分深入，一针见血，这反映了瞿秋白的洞察力、忧患意识，也反映了他竭力挽救革命的焦急、良苦心情。并可见《争论问题》在当时的思想价值、理论价值是积极的、重大的。
当然，瞿秋白当时的思想也是有局限性的。比如，主张绝对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501]比如，有“一次革命”论的思想等。如《争论问题》中说：“世界无产阶级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并非‘友军’，而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扩大，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正在于这一点；如今中国无产阶级要领导最大多数的农民起来革世界资产阶级的命，而且在世界无产阶级已经得胜于邻近的俄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中国的国民革命当然不仅得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辅助’，并且自己也带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了。因此，中国革命既以农地革命为中枢，又系反帝国主义的强有力的军队，自然应当从国民革命生长而成社会革命——就是‘一次革命’直达社会主义，‘从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可见中国现时的革命，既是资产阶级的，又不是资产阶级的，既不是社会主义的，又的确是社会主义的，这‘一次革命’的胜利终竟是社会主义的。”[502]他是以“一次革命”论的思想批判彭述之等的“永续革命”（“二次革命”）论思想，指出：“永续革命”（“二次革命”）论，就是要无产阶级去准备将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放弃国民革命的领导权。[503]这样的批判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同时也是有“左”倾的色彩的，是脱离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实际的。这样的思想，对于他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看法、对当时中共党内斗争的看法，显然是有影响的。
（四）史学价值
1.对中国共产党产生发展的社会背景、阶级基础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
如果说《中国革命运动年表》中“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辛亥革命”两节，只是概要地标题式地记述了中国社会的变化、社会矛盾的变化、革命运动的发展变化，没有展开，《五卅运动》也只是简要地涉及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社会条件、时代背景，那么《争论问题》则展开地、深入地研究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变化、社会阶级的变化、社会矛盾的变化、革命运动的发展变化。
此书的第一章《中国革命么？——中国经济社会阶级略说与中国的国际状况》，主要就是论述了中国社会的变化、社会矛盾的变化、革命运动的发展变化。第一节《帝国主义之侵略中国》论述了帝国主义的入侵及中国社会的变化，指出：“帝国主义者不但以暴力略取中国的矿业（如汉冶萍，如抚顺等），而且攫得铁路的建筑权，并垄断中国的航业（以至于内河）。这样，中国之经济的最高权（银行、交通，煤铁矿业及其大工厂），早已落在帝国主义手里。此外，帝国主义还享有种种特权（租界、军港、治外法权、关税协定等）……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在最近一世纪中是逐渐逼迫中国（外债、赔款等手段亦在其内），而取得指挥组织中国经济的地位。”[504]这里虽没有明确指出在帝国主义入侵以后，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这样的意思已经有了。第二节《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与贵族地主阶级》、第三节《巨商买办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对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分化及本质作了深入论述，指出：帝国主义要组织指挥中国的经济，必须一种“中介”——就是买办阶级。这些买办阶级是由贵族地主阶级转化而来，实际上也就是官僚资产阶级，他们是“帝国主义雇用的洋奴，他们的经济力量简直就等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力量”。官僚买办阶级“就是帝国主义的反革命之化身”；“所谓买办阶级，必须是相当的代理帝国主义掌握中国的经济高权或政权的人”。并强调国民党新右派，并非已经是官僚买办阶级的代表，但有变成官僚买办阶级代表之倾向。[505]这些是对中国社会阶级变化的一部分作了论述。第四节《农民之阶级分化》，论述了帝国主义入侵后，中国农村社会的变化，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使农民之破产失业日益急遽”，阶级分化。又指出：“辛亥革命之后，农民之中小农剧烈的破产而日益革命化。同时还增加两支生力军：（一）半无产阶级的佃农群众之扩大与奋斗；（二）乡村无产阶级的雇农群众之参加革命运动。这种现象，尤其是在欧战（五四）之后表现得最清楚，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得到了相当的发展；更不用说五卅之后，中国无产阶级由参加国民革命而日益倾向于领袖这一革命——领导农民的革命运动了。”[506]这又从一个方面论述了中国社会阶级变化。第六节《工业资本与民族资产阶级》论述了中国民旅工业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并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谈道：“欧战时期给中国自己资产阶级暂时发展的机会，民族的资产阶级更加渗入了轻工业，尤其是棉纱业。于是中国工业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跃登历史的舞台；五四运动时‘国货’的呼声，是最明显的象征。然而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中国工业资本之中，帝国主义的外国资产阶级占着很大的成份；欧战后的列强，尤其日本，开始投资到中国的工业里来。所以中国‘民族的’工业资本，处于极端的受压迫地位，不但因他资力薄弱不能和外国资本竞争，并且他在金融上、原料上、关税上、运输上种种方面都受帝国主义（及其官僚买办阶级）之扼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第一，因为他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不得不反对；第二，因为他的经济发展现时始终还有些上升的倾向；第三，因为帝国主义受革命怒潮的打击时，往往要找做扑灭革命的第二工具（官僚买办阶级是第一工具……）。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发展，也和他在经济上发展的阶段是相应的。经济上他从商业渐进于工业；政治上从革命渐落于妥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二次革命失败起直到五卅运动的革命巨潮止，始终是一脚踏在革命里一脚踏在革命外，屡次想以妥协主义引导民众离开革命。他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但是不要推翻帝国主义；他是要资产阶级性的改革的，但是不要用革命的手段，而要用改良的手段，他的策略是利用某一帝国主义反对别一帝国主义”。他们被五卅运动的昂进吓破了胆，他们同情新右派，他们也想抓革命的领导权，他们的“民族改良主义，对于国民革命运动的危险，的确是很大的”。[507]这又从一个方面论述了中国社会阶级的变化。第七节《中国无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论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分析了中国无产阶级的特点，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数虽少，但在中国革命中发挥的作用并不小，“中国的无产阶级在五四运动时便开始跃登历史的舞台，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三年之间已经有很勇猛的斗争，从此他在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中很早便站在前锋的地位，救了内部分崩的国民党之革命运动”。[508]中国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有“极大极多的同盟军”，有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必定能够力争而取得革命的领袖权”。[509]
瞿秋白研究中国社会、社会阶级、社会矛盾、革命运动的发展变化后，得出的结论是：
中国革命是中国无产所级率领农民的中国“民族”，革那官僚买办地主阶级的命，亦就是世界无产阶级领导着中国无产阶级革那世界资产阶级的命；中国革命只有无产阶级能领导到胜利的道路上去；无产阶级应当首先联合工匠、农民、兵士的小资产阶级，领着一般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反对那妥协卖民的民族资产阶级，以此正确的策略日益组织团结更广泛的群众——这样去领袖中国的革命。而无产阶级需要共产党之领导，所以实际上领袖中国革命的应当是共产党。[510]
这里把以后毛泽东概括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内容基本上都表述了，只是词句略有不同。这样就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社会阶级、社会矛盾、革命运动的关系说得很清楚，实际上也就把中国共产党产生发展的背景、原因说得很清楚，而这是研究中共党史必须首先解决的最基本的理论问题。
以上的这些分析，是他几年来理论研究的总结，此前已发表了不少这方面分析的文章。如书中说的：“以上我将中国经济及各阶级的状况略略说明，固然这种说明我在《前锋》、《新青年》、《向导》杂志上已经屡次做过，但是，这次比较得更有系统些。”[511]这些分析也吸收了其他人对中国社会及阶级的研究成果，同时对一些错误的研究成果，如彭述之对中国社会及阶级的分析，进行了批判。瞿秋白的这些研究分析，在当时还是较有深度的。如谈道：商业资产阶级日渐分化成为三部分： （一）巨商买办阶级， （二）工业的民族资产阶级， （三）革命的小资产阶级。谈到：“商业资产阶级的第三部分——最大的部分，自然是日益破产而变成小资产阶级，这是资本集中的铁律，用不着多所解释。一九二五年五卅之后，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革命化，甚至于国民党的华侨党员大多数左倾（国民党左派），都是现成的例证。这部分破产失业，经济地位由高处下落的小资产阶级，虽然政见很是动摇，而他们革命化的倾向，却要比由低处希冀上升的店东小资产阶级急进些。”[512]这里对商业资产阶级的分化，对小资产阶级的分析，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是有深度的，这些分析是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没有涉及的。瞿秋白对中国社会及阶级的研究分析，记述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社会背景、阶级基础，研究了中国共产党产生发展的重要理论问题，也可以视为系统地记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2.对中国大革命的发展阶段作了初步的研究
瞿秋白的《五卅运动》是他研究中国大革命的开始，但只是研究了大革命的早期阶段，因为大革命还在发展。写作《争论问题》时，大革命又有了发展，可以进一步对大革命进行研究。书中开始对大革命的发展阶段做了研究，指出“中国革命第一步的进展”是宣传，即大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宣传阶段。开始提出的口号是取消不平等条约，后来又提出召集国民会议。这两个口号在五卅运动潮流似的发展之后，深入群众。“中国革命第二步的进展”是组织，即大革命的第二阶段是组织阶段。在五卅运动起来后，各地各种组织、机关成立，“如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广州工农兵商学联合会之类的机关，成立广州第一届的国民政府（甚至于间接的引起北方红枪会，江联——江阴佃农合作社等的运动）”。“中国革命第三步的进展”是武装暴动，即大革命的第三阶段是武装暴动阶段。北伐战争是武装暴动。以武装势力为后盾，收回汉口、九江的租界也是特种形式的武装暴动。[513]这是从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角度，而不是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在当时研究中国大革命的发展，有一定的合理性，应该说抓住了大革命的基本发展线索及各个阶段的特点。这些阶段的划分和特点的提炼，不是当事人、当时人，大概是做不出的。今天研究中国大革命史的学者就没有注意瞿秋白揭示的阶段和特点。瞿秋白是当事人，他当时还设想大革命已在向第四个阶段发展——劳农平民的革命民权独裁制，但这一个阶段没有实现，如他在书中说的：“但是，我恐怕现在党的政策仍旧是动摇，虽然已经提出这两个口号，然而有些运用的方法，客观上是停滞革命运动的。”[514]这样下去，劳农平民的革命民权独裁制自然是无法实现的，其实现只能等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自己的武装、自己的根据地以后了，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了。瞿秋白对大革命史的研究是初步的，因为当时大革命还在发展中，还没有结束，还不知道结局如何。华岗作为大革命的当事人，以后撰写了近30万字的《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自然比瞿秋白的研究更深入了。但瞿秋白研究大革命的开创之功不可没，而且以后他对大革命史又有进一步的研究，并对华岗的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详下）。
3.对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内右倾思想、右倾机会主义的发展作了系统研究
《争论问题》写作的重要任务是批判中共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为了批判有力，瞿秋白对1923年至1927年3月期间特别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内右倾思想、右倾机会主义的发展线索作了系统梳理，将相关的事件按时间顺序进行了排列，共分17个时段：
（1）一九二三年夏决定加入国民党，这是进一步，但是没有根本明了自己的政策，仍旧保存“研究会”时代的小团体心理，不知道加入是为着争领导权。
（2）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改组，共产党员加入工作，这是又进一步；但是，当年五月中央扩大会议，又决定产业工人尽可能的不加入国民党，决定不要在组织上帮助国民党发展，而只要宣传国民革命，这又是退一步。
（3）一九二四年九月广州商团变叛时，正在买办阶级进攻中山政府的当口，中央局决定要猛攻中山一派的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等，不主张对他们稍稍让步，以集中势力攻击买办派（反对国民党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以为是束缚共产党），这又是退一步（那时彭述之虽非中央委员，然而已经“坐”在中央了）。
（4）一九二四年十月中山第一次北伐，随后即北上时，中央反对北伐，认为是逃避陈炯明和商团之斗争，而主张“绝对抛弃军事行动”；同时，反对北上，认为是简单地与段祺瑞妥协，这更是退一步。
（5）一九二五年一月第四次大会时，“规定”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是无产阶级的，并且规定产业工人可以加入国民党——这总算是又进一步；但是，仍旧保留着国民党军力不到之地，我们不替他发展国民党之心理，而且“规定”领导权之议决案上，实际上只有防御国民党吞灭我们的消极方法，是“解释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之不同”，而不是“以阶级斗争领导国民革命”；总之，实际只是竭力斗争想避免国民革命领导工人阶级而已，而并不是积极去力争领导国民革命。于是“规定”领导权，不过多添些小孩子似的虚矫自欺罢了。
（6）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时，党得着极大的发展，在革命中的地位客观上骤然提高，领导权之斗争日益有利于无产阶级了，这是非常之大的进步；但是，同时广州廖案发生，中央反对严厉处置胡汉民和许崇智，恐怕联合战线太破裂了。固然那时同志之中幼稚的研究会主义仍旧很多，一种宗派式的誓死不调和的“气概”处处坏事；但是，地主土豪阶级破裂出联合战线已是必然之事，阶级斗争和分化日益急进起来，我们如果采温和政策是非常危险的——这是一个退步。
（7）一九二五年九月中央扩大会议时，看出党内已经因为高潮渐落，便在工人的斗争里侧重于经济斗争，而隐晦政治斗争的危险；规定努力的发展党——这是一个进步；但是，看见民族资产阶级的戴季陶主义的兴起，不指明积极反对他的职任，而消极的要“找一个与国民党联盟之好的方式”；这好的方式是甚么？是不束缚无产阶级的。并且只规定“力求我们的党公开”，使与国民党并行。而没有讲明白：我们应当怎样在国民党束缚资产阶级。
（8）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上海谈判——那时戴季陶派有几个人偶然不敢出西山会议，故意不出席；就只这一件事，便使中央能和他们妥协谈判，邀他们到广州国民党大会。谈判条件如何，实在无关重要。单是共产党中央为戴季陶派优容，由我们方面“准许”他们回粤，这件事给广州左派政府一个很大的打击，而民族资产阶级最终的抓住广州军队，便有我们的“助力”在内了——这又是退一步。
（9）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我们根本继续让步政策，虽左派已因发慌而暗中分裂，急进派邀请我们多担工作，而我们以因对右派让步，而拒绝左派。
（10）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至五月十五日，此时实际上是民族资产阶级以武力推翻左派政府；左派与共产党立时反攻的形势万不可能，因此采让步政策是对的，但是，此后即认定无须准备与新右派破裂联合战线之政策，同时，又要做在野党领导群众进攻。回答这个矛盾的政策之唯一答案，便是“退出国民党”。彭述之以共产党代表的资格接受这一答复，说要“研究研究”。实际上此时正需左派稍进攻稍坚定，其唯一方法，亦为“退出国民党”之恐吓，使他们在与我们联合战线中不仅仰望我们的援手，而较积极，使他们明了共产党的让步之必要，使他们觉得此让步是我们与他们共同决定的。然而彭述之不肯决定贻误时机。
（11）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央扩大会议时，决定了“和左派结合强大的斗争联盟，以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再造左派指导的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然而当时会中大多数的心理，仍是要“促进资产阶级的革命化”。自然，到了九月彭述之仍回原路说：“粤区同志绝对不可存恢复三月二十日前之状态”的心理。这就是说：不准想建立单独左派政策的国民党中央及政府。中央政策一直动摇到最近二月间——这是一大退步（北伐开始后之全国情势，无疑的是伟大的革命化；这种情势之下，资产阶级愈妥协愈反动，则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也愈容易，而我们的政策却偏重于拉住资产阶级，而且是以让步的政策想去拉住他）。
（12）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夏超倒戈时，仍旧继续已经陈旧的地方自治口号，加以与资产阶级联盟的根本策略，于是，决定要在上海拥护大资产阶级，成立市政府，以抵制已经“是买办的”北伐军右派（此策略继续到二月暴动之前夜）。
（13）一九二七年一月汉口特别会议时，决定了一个杂凑的政策：一方面还要造成左派，别方面又认为现在已有“非理想”的左派（伍廷康），总之，没有决定我们挺身领导。并且认为政府右倾，群众左倾，所以主张同时拉住些群众使之略略右倾，又要推动些政府，使之略略左倾。没有下攻打右派之决心。
（14）一九二七年二月上海暴动。总之，保持与资产阶级联盟的策略，而无领导一般群众革命之决心（此时国际议决案已经讨论过，而上海区代表大会在彭述之报告此议决案后，决议说：“买办阶级亦有革命的，资产阶级亦有绝对反革命的”！就只没有说民族资产阶级是改良妥协的。因此客观上的政策结论是：凡是革命的，不论买办或资产阶级，都要联合，利用他们的冲突“自取其利”。并无怎样对付改良派的民族资产阶级之具体明确的观念。小资产阶级呢？群众呢？这是二月暴动政策错误隐伏的根源。当时我曾正式要求自己担任区代表大会之报告。但是中央秘书处（王若飞）复信讥笑我自告奋勇，说道：你“病”，不准你去了。）
（15）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二日。中央曾有一通告，说明此后政策，应当“自己勇敢的立在主体地位”去和左派合作，我们自己不可躲在背后——这是非常之大的进步，改变了汉口会议之杂凑政策了。但是可惜未曾明显的说以前原则上事实上的错误，使同志警惕而陡改前态。于是二月暴动时彭述之仍回原路要等小资产阶级（左派）罢市，甚至要等钮惕生（右派）运动好军队，有了把握之后，无产阶级才可以准备暴动；同时又不去领导左派群众，而只重在谈判。
（16）一九二七年上海二月暴动失败后的市政府问题——共产党代表在“暗室”中与人家商量政府委员名单（应许之权执在右派手中），而不肯向群众宣传，做公开的选举运动。左派妇女群众赞助杨之华加入委员名单，左派领袖（市党部的）亦然，甚至右派领袖也不反对，而共产党代表主张可以撤消，以保存与国民党之良好关系，并且不主张做反对右派妇女委员郑毓秀加入政府之运动，亦是为了保持“良好关系”。二月暴动失败之教训，并未丝毫见效。仍旧是“对右让步抛弃左派群众”之老策略。上海市政府中有无妇女委员，虽并无十分重要；然而放任右派的不去攻击，又不以自己的去抵制，总之，对于国民党左右的态度，在策略的原则上是很坏的。女同志违背某种手续，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未曾经过区委，确有组织上的错误；而区委对外代表的错误却是政治上的。
（17）一九二七年三月初，中央又发一通告，决定“向右进攻”，这是非常之大非常之大的进步。只是反右的宣传纲要中，缺少一层重要意思：没有指出右派之妥协（和奉联日），对于全国革命，全国民族利益，是如何危险，没有指出这种妥协并不能得到小资产阶级幻想的“保境安民”，并不能得着日本的善意让步（单是指明他们的买办出身或压迫农工或违背中山政策等等，只有左派和我们自己的人容易懂得）。然而如果这一通告，真正将要成功全党党员新的“胜利”，那便是我们党空前的大进步，因为他指明湖南区委的错误：“轻视自己，依赖左派，怕惹起右派反动”，如果全党能针对这个心理改正，那就是革命胜利的第一步保障了。[515]
以上的记述，尽管某些观点、词句在今天看来有不妥当之处，但如此详尽地把1923～1927年3月中共党内右倾思想、右倾机会主义发展的史实逐一记述，这在中共党史研究史上是第一次。瞿秋白是当事人，这些记述是真实的、高层次的。不是当事人，不可能了解这么多情况，记述这么详尽。在瞿秋白看来，1923年中共三大决定加入国民党却不明确“加入是为着争领导权”，这是不重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开始（从书中还可以看到瞿秋白披露了中共三大的党纲草案被陈独秀修改的情况，实即指出了当时陈独秀的右倾思想，指出“当时确有一派同志，无意之中承认资产阶级应当领导革命”。详下）。1925年中共四大提出了领导权问题，但实际上仍未重视之，所以写在文件上的文字是自欺欺人。瞿秋白认为，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以后，主要领导人因为不重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所以也就不注意把国民党改造成真正的革命党，不加紧与国民党内的右派展开坚决的毫不退缩的斗争，没有“以阶级斗争领导国民革命”，而总是“恐怕联合战线太破裂了”，总是“以让步的政策”想去拉住资产阶级，没有清楚地认识到“民族资产阶级是改良妥协的”，以至“对右派让步，而拒绝左派”，抛弃群众，“绝对抛弃军事行动”，让“民族资产阶级最终的抓住广州军队”。从瞿秋白整理的史实中，也可以看到中共党内右倾思想及实践的发展的不同阶段：基本上是以“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上海谈判”为界，此前主要是理论上的右倾、让步，此后是实践上的右倾、让步——对新右派的让步。1925年12月与戴季陶派妥协，予以优容。接着，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对右派让步。然后是“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至五月十五日”（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的让步。“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央扩大会议”基本上是“不准想建立单独左派政策的国民党中央及政府”，只想以让步的政策去拉住资产阶级。到“一九二七年二月上海暴动”，仍然是“保持与资产阶级联盟的策略”。这里的记述，尽管其中只字未提“右倾思想”、“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已可以从中看到右倾思想、右倾机会主义的产生发展的基本脉络。从瞿秋白的记述来看，基本上也是在说1925年12月与戴季陶派妥协后，中共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初步形成了。这与以后蔡和森说的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中共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开始形成（详下），几乎差不多。
以上的记述，以及全书的记述，是瞿秋白的一家之言，有局限性，应该是免不了的。比如书中批判了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但没有批判鲍罗廷，书中只字未提鲍罗廷。这大概与瞿秋白担任过鲍罗廷的助手有关。如果把瞿秋白此书对中共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研究与一年后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8年完成）的研究相比，自然是逊色的。蔡书的完成，是在中共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破产以后，蔡和森看到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发展到极端的全过程，并且经过了“八七”会议，经过了中共六大，全党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认识已经深入了，所以能对中共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发展史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蔡书指出：“秋白以为机会主义是从第三次大会发生的”，“其事实不完全如是”。“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是在（1926年）三月廿号事变前后起来的”。蔡和森对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内机会主义发展过程和阶段的论述、划分，归结起来是这样的：
一、开始形成——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
二、基本形成——1926年“3.20”事变后
三、更体系化——1927年4～5月中共“五大”前后四、开始破产——1927年7月1日中央扩大会议
五、新旧转折——1927年“八七”会议[516]
蔡和森在批判中共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时，也批判了国际代表鲍罗廷、鲁易、维经斯基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而且指出了中共领导人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是受到了国际代表的影响，这就比瞿秋白的认识更全面深入了。当然，蔡和森也有他的局限，如他自己所说：“惟自一九二五年十月至一九二七年四月之一年半的时间，和森未在国内参加工作，故语焉不详。全部报告如有错误之处，望有关系同志予以纠正或辩驳，用供发展党内讨论之一助。”[517]也就是说，蔡和森书记述“一九二五年十月至一九二七年四月”这一段历史是不详尽的。而瞿秋白的研究，正详尽记述了1925年10月至1927年3月这一段，正可补蔡和森之不足。瞿秋白书研究中共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史的价值之一是开创之功不可没，价值之二是在蔡书发表后，其补蔡书不足之价值仍存在。瞿秋白书、蔡和森书都是中共党内早期研究机会主义史的最重要著作，也是今天研究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内机会主义史的极其重要的资料。其中的一些观点，或许与今天有所不同，但其多方面的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4.对中共党内的不正确的思想、作风、工作方法进行了研究批评
《争论问题》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只是研究党的历史发展线索，也研究党的组织的一些基本状况，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把党史和党建史结合起来研究。党的建设史本来就是党的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研究党建及其史的过程中，瞿秋白对中共党内的不正确的思想、作风、工作方法进行了研究批评。
如指出党有讳疾忌医的毛病：“我肯定的说：我们的党是有病。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讳疾忌医’，非死不可。而我们党的第一种病，便是讳疾忌医。”[518]“即使无命令无通告，如果负政治责任的同志有不好的倾向，有不适当的策略，也应当指出，使同志甚至于群众知道，然而这在中国，大半为保存面子起见不宣布不直说的。殊不知道真能保存威信，并且使党前进的，正是自我批评。”[519]自从中国共产党建立至大革命时期，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的建设还没有引起重视，这是事实，瞿秋白披露了，而不重视批评与自我批评影响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给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带来不利影响，对民主集中制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正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瞿秋白提出了党内应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瞿秋白为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作风建设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详前）。
又如指出党内有对正确的政策“怠工”的现象：“就是‘人民团体参加北伐战争’、‘以人民团体专政为目的而北伐’的口号，虽然形式上由中央通告各地，不但各地（尤其是北方区）怠工而不宣传，甚至中央也不继续有系统的执行这一口号，没有组织民众为民权而战的革命情绪。”[520]因为民主集中制建设的不到位，中央已经通过的政策不执行，这在当时是事实，瞿秋白披露了，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对于党的建设及发展是极为有害的。正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瞿秋白提出了要加强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建设（详前）。
记述批评了党内的教条主义，书中谈道：
开始是“先宣传再组织然后暴动”死公式。好像画着图样造房子似的。他们（彭述之主义派）认为不是如此纯粹“特别改良”西洋式的革命，便不算真革命，而只是“畸形混沌”的中国货……自以为是“教师”，可以教一切人以“科学的革命方法”。于是日常工作之中，不论是在何种人之中：国民党、军队、商人、学生、工人……他们都以教师面孔对人。开会有一定公式……睡觉有一定姿势，上毛厕有一定步骤。如果人家不大懂得他们“所教的书”，他们便说，你不懂科学的革命方法，你是反革命……他们觉得中国的事处处不合他们的公式。[521]
一层层，“秩序井然”的公式放好在头脑里。这亦是不可移易的……按公式，讨论某种事务，应经某某手续，如果为革命策略应付起见，忽略了这一手续，那亦不问有利于革命与否，一概推翻，“推出辕门斩首”。总之，不知道活用……[522]
从瞿秋白的记述中可以看到，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内已有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存在，并成为当时右倾机会主义的一个特色。瞿秋白在与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同时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强调了要理论联系实际，要“活用”，这为当时的中共党内的思想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详前）。
记述批评了党内“官僚式的纪律观与流氓式的纪律观”。书中谈道：
于是根源于书生主义而发生官僚式的纪律观。党的“命令”自然是很尊严的。但是何以常常不解释理由，而只是军事式的命令呢？因为下级人员不应当问“为什么”。这仿佛是为秘密起见。下级人员不准讨论政治问题：某种机关只准讨论某种问题，这也是公式的。于是群众同志习惯如此，便缺少建议力，甚至缺少革命意志。他自视如一兵士，要人家一拨一动的，他如何敢积极？何以如此？仿佛我可以找着一个经典：布哈林曰：“国家者阶级的也，故政治者，阶级专政也，阶级者服从党之指导者也，故阶级专政即党的专政也，党者党部指导者也，故即党部专政也，党部者由某委书记负责者也，故即书记专政也。”这亦是死公式。推演这种公式于党外群众，所以会在罢工之后颁布如此之纪律，“工人不准……不准……不准”。这仿佛是流氓团体出布告：“一切游民乞丐人等不准在此滋扰。”这种流氓式的纪律，是除为资产阶级保护神圣的私有财产外，别无他用……总之，没有积极的纪律而只有消极的纪律。没有“不准不做某事，不准不讨论，不准不提议，不准不反问上级命令的理由”；却只有“不准说，不准问，不准讨论……”再则，只有组织手续上的纪律而没有政治上的纪律。区委对地委责备是常有的，但是真正纪律，政治上的纪律差不多没有。区委违背中央命令，违背政治议案而对之怠工，对于这些同志，却无所谓纪律。[523]
这里指出的党内纪律建设的不足，是事实，瞿秋白称之为“官僚式的纪律观与流氓式的纪律观”，实即指出当时党内的纪律还有点封建色彩，此类纪律方面建设的偏差，对于党的建设及发展是极为有害的。这种偏差的出现，一方面是纪律建设的不重视，另一方面也是民主集中制建设的滞后造成的。正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瞿秋白提出了要加强党内的纪律建设，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详前）。
记述批评了党内“童子师式”的宣传教育方法。书中谈道：
我们的对内教育，大半是注入的，而不是启发的，本来“好为人师”的书生，一则喜欢打人家手心，二则喜欢充博学。所以如果有人捉他的白字，他一定要反脸的。小学生问三问四，尤其是他所讨厌的……最后他说，这是列宁说的，“我即列宁，我难道会错吗？”这种教育当然不能使群众迎受下去。至于对外宣传，也是看轻群众……如果我们还是这样看轻群众，我们的鼓动是收效很少的，这不是提高他们阶级意识的办法。再则，中央机关报上的政治鼓动，却也太“复杂”了。其实也不“复杂”。不过总是多“分析”、“研究”，而没有鼓动性。例如“分析”靳云鹏怎样要倒戈，怎样暂时不能倒；研究北洋军阀官僚出身是山东、直隶、安徽人居多，而南方军人、政学系、联省自治派之地主土豪代表，都是湖南人居多，革命党人都是广东人居多等。总之，偏重于多闻多见学博才高之表现居多，而鼓动群众，激刺群众太少！或是忠告右派的口气太多，而激刺一般右派群众的太少。至于理论宣传，简直不必谈起。除译书外，主观上没有真正分析中国实际状况而宣传主义的意志；根本上不愿意适合一般文化程度，而自己用真正中国文来宣传主义于一般能读些书的群众之中。[524]这里指出的党的宣传教育是注入式的，不是通俗易懂的，是没有鼓动性的，脱离群众的，收效很少的，这是事实，瞿秋白称之为“童子师式”的宣传教育方法，实即指出是封建式的宣传教育方法。同时实际上也指出了，中共党内搞宣传教育的大多是书生，这些书生是接受过封建教育的，自然受到了封建教育的影响，以至于在进行宣传教育时还没有摆脱封建教育方式方法的束缚。正是在这批评的基础上，瞿秋白呼吁要根本改变“童子师式”的宣传教育方法，以便宣传教育能被群众接受，能收到实效。
《争论问题》对中共党内的不正确的思想、作风、工作方法进行了研究批评，这有政论的色彩，也有史论的色彩，是党建史的研究，也是党史的研究。重视研究党的建设状况，研究党内生活状况，是早期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特点及优点。在党的建设状况、党内生活状况的研究中，敢于揭露存在的不足和缺点，而不是一味地歌功颂德，这是早期中共党史研究的又一个特点及优点。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党的机会主义史》是这样（详见周一平著作《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者——蔡和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周一平论文《试论蔡和森研究中共党史的特色》，载《上海师大学报》1993年2期），瞿秋白《争论问题》也是这样。这样的研究，一方面体现了研究深度广度，另一方面有助于总结党的多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是很有政治价值，也是很有学术价值的。这样的研究也是实事求是的，记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多方面的真实情况，其中的很多情况，不是瞿秋白这样的当事人披露出来，后来人就无法了解了。这也体现了早期中共党史研究中求真求信的追求。无论从哪方面讲，这样的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值得提倡的。
（五）史料价值
瞿秋白作为当事人，在记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过程中，披露一些党内情况，也可以说是“内幕”，自然就成为珍贵史料。这样的珍贵史料在书中有很多，以上已可略见一二，以下再举一些例子。
1.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路线政策的史料
如《争论问题》谈道：
第三次大会的党纲，是我起草的；但是大会之后，独秀同志又修改了再付印的。除文字的修改外，其中重要之点是：（一）“此革命之中，只有无产阶级是唯一的、最现实的、最先进的，最彻底的力量，因为其余的阶级……”改为“无产阶级却是一种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因为其余的阶级……”之下还加了一句“一时不易免除妥协的倾向”； （二）原文“……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改为“……也很难成功”； （三）原文“无产阶级应竭全力参加促进此民族革命，促醒农民阶级与之联合，督促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为“……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我现在这种声明并非要标明独秀同志的错误，而是要客观的研究过去错误的来源。一、当时确有一派同志，无意之中承认资产阶级应当领导革命，认为资产阶级不过暂时苟且偷安罢了；二、另有一派同志，是现在彭述之派的祖，自认为“正统的专政派”，反对一切民权，所以党纲草案上虽然写着“建立真正平民的民权”，而实际上大多数同志听都不愿意听“民权”两字，他们正在“准备着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呢。关于“合流直达社会主义”的话，他们更是不肯承认，所以“无产阶级应参加国民革命，取得政治的地位，以至于革命领导权”一层意思，完全抹杀，变成废纸；三、我自己的严重错误，正在于没有具体的认识农民问题之解决，所以党纲草案原文上虽有“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一语，然而农民要求中，只有减租，而没有土地问题。当时谭平山同志与国民党谢英伯的“耕地农有”之争，已经过去；我在争论时虽然很赞成“耕地农有”，或广东文法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然而起草党纲时，我屡经思索，始终不敢写上去，而平山同志也没有提起。这可见当时大家都在无意之中恐怕认清了农村中的阶级分化，会使农民的阶级斗争过于激烈，或是根本不承认中国有土地问题。我不过在说明党纲草案的报告时，曾经特别指明农村自治的运动，农民应当力争参政权，反对“包办地方事务的乡董”，然而我这种“民权主义的倾向”，始终受大家的腹诽，也就无足重轻了。总之，第三次大会时的党纲草案，在现在看起来简直是不值一笑，很幼稚的；但是，大家应当知道（不但我起草人自己）：这党纲草案最严重的错误，就是没有切实的、勇敢的解决农地问题。我直到五卅之后的北京十月的扩大会议，才首先坚决赞成“耕地农有”的主张。这是因为我受着实际的革命时势及群众的教训了。[525]
这里披露了中共三大党纲草案出台的前后情况。使人知道，现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收入的中共三大党纲草案是经过陈独秀修改的，不是瞿秋白起草的原本，也可以知道，瞿秋白起草的原本是怎样的，陈独秀作了哪些修改。如果不是当事人瞿秋白披露，关于中共三大党纲草案是修改过的及修改的情况，现在就无法了解了。这里也披露了中共三大前后，中国共产党对土地问题认识的发展变化，披露了瞿秋白自己对土地问题认识的发展，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理论、政策发展史的极为珍贵的史料。此外，以上这些史料，实际上也成为中共三大前后，中国共产党党内斗争的珍贵史料，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党内斗争是很激烈的。叙述中共党内的斗争情况，这是报刊资料不可能有的，也是档案资料很少有的。而不是当事人，不是中共党内高层人物，也是无法知道的。足见以上史料的珍贵了。
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书中还谈道：
第三次大会只说议租和乡村自治（当然没有像现在农民委员会的解释）。一九二四年五月之中央扩大会议仍旧继续乡村自治的口号，加上了武装农民的号召，但是对佃农反而只有反对苛税的要求，没有田租问题，更不用说耕地农有了。一九二五年一月第四次大会，除重复上次扩大会议之口号外，只有责备国民党不实践应诺农民的改良政策的话，没有切实指导农民的奋斗口号，却有“不宜由农会议决实行减租运动”之语。一九二五年五卅后的九月中央扩大会议，方才指出耕地农有的标语。然而一九二六年七月的中央扩大会议，一方面指出广东农民要求政权——而那时河南已经有过红枪会竟有形成事实上的政权者之事实；别方面却有抑制农村阶级斗争，防其分化过早的倾向。再则，还规定农民武装，“不可超出自卫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而耕地农有的标语反而模糊了，农民政权的要求也没明了爽快的指定行动的方针。可见我们以前的农民问题政纲，是很大的弱点。[526]
这里叙述了1923 ～1926年中国共产党农民问题认识的发展变化。因为瞿秋白是当事人，对中国共产党的农民问题认识史了如指掌，所以能提纲挈领作扼要的记述和评价。这样的记述，在报刊资料中、在档案资料中是很难看到的。
又如，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后，关于组建市政府的问题上，书中说：
国民党“应许”民选政府，他们自定国民党提议的候选人名单；我们不去提出自己的名单，与国民党的名单共同到群众中去宣传，亦不与较左倾的国民政府联络，表示反对上海市政府委员中的右倾的候选人，反而去帮着国民党新右派严守秘密，想在市民代表会议开会时，就此使工人市民赞成通过。这名单之中，有右派郑毓秀女律师等。郑毓秀是参加美国女青年会所召集的泛太平洋妇女会议筹备会的一位太太；不但女工在三八纪念会中说：“这就是资本家要选到上海政府里去的郑毓秀，我们工人代表却没有”，并且一般左派的智识阶级妇女都反对她。然而上海区委竟不反对郑毓秀。女同志已经是为妥协起见，提出共产党女党员杨之华加入名单，以为交换条件。但是，上海区委代表和国民党谈判时，并不受国民党方面的反对，而很驯服的自动的撤回杨之华。为着什么？为着（一）要保存和国民党的良好关系，不方便反对郑毓秀；（二）要加入政府必须有些绅士态度，而杨之华太平民了，别的女绅士我们党里又找不出（幸而没有）！总之，与资产阶级破坏一些“良好关系”，至今还被认为万恶不赦之罪。因此，只去找新右派及大商人谈判，自己束缚自己，眼睛不是望着群众，而是望着他们。[527]
这里披露了在组建市政府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上海区委的妥协退让态度和政策，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在地方组织的一个反映，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又一个缩影。表明当时从中央到地方，中共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是很流行、很盛行的。这一资料是很多书中没有的。
又如书中谈道：
工人阶级要以自己做主干，集合农民兵士及一般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分子于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而自己努力做这一革命中心的元核——领导者。具体的运用这一原则，就从中国共产党决定加入国民党开始（一九二三年夏：第三次大会的规定固然比较的模糊，但是我在大会上主张这一说法的；当年九月我做的一篇《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便是以“主干和中心”解释国民党问题的）。[528]
这里的披露，至少为研究中共三大，为研究中共的思想理论又提供了史料，也为研究瞿秋白《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提供了背景资料。
《争论问题》主要研究了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路线政策史，当事人研究当时史，自然提供了很多史料，自然就为以后研究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路线政策史，保存了大量难得的史料。
2.彭述之的史料
《争论问题》的重要内容是批判彭述之的右倾机会主义，称之为“彭述之主义”，其中谈到彭述之在党内的一些言论和作为，其中有些彭述之言论，是从已经出版的刊物中摘取的（注明了出处，详下），这是今天还可以在刊物中看到的，有的则是记取了彭述之在会上的讲话、观点或行动，即“内幕”资料，这些资料是今天很难再看到的了。如书中说：
这种形势之下，革命领袖权是否像彭述之所说“天然”在工人阶级之手呢？当然不是的。要工人阶级能争得革命的领袖权，必须工人阶级的政党主观上有正确的战术。然而彭述之的战术是怎样的呢？第一，他力说民族资产阶级“几等于零”，甚至于说民族资产阶级是似有实无的“鬼”。第二，他说现时领导革命的是官僚买办阶级（国民党新右派）。第三，他两次说革命前途是比较悲观的（一次在一九二六年二月某某某参加之中央的北京特别会议，一次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初政治局讨治国际议案的会议），北方区委也认为北伐的革命战争将完成国民革命之主张，是“革命燥进说”，这是因为他们认为“革命军胜利，买办阶级就混入政府，戴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假面具；革命军败退，民族资产阶级的假面具便要消灭。”所以照他们的观点，北伐的胜利仿佛亦天然是戴着民族资产阶级假面具的买办阶级的胜利，国民革命是天然不能胜利的。第四，所以要等北伐军胜利后，再来（如同俄国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一样）实行他的“永续革命”。这四层意思合并起来便成为彭述之式的战术：“能领导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只有无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这已经是彭述之自己口头上的修改，三年前他书面上都公开的说‘领导权天然在工人阶级’）；但是中国并无民族资产阶级，而只有买办阶级，买办阶级是只能霸占国民革命军的军权，而不能领导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因此，革命领导权仍旧客观上已经在工人阶级之手。于是工人阶级的政党现在只要利用一切‘商民’攻击买办阶级的国民党新右派（军政），这就算‘领导国民革命到底’；然而买办阶级的新右派北伐之胜利，不是革命之胜利，所以另一方面要准备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永续革命’。那时，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然而然会服从中国工人之纯粹社会主义的政府。”这是何等模糊混淆的观念！这种战术是翻译杜洛茨基主义到中国环境里来的很坏的译稿……这有一件最切近的事实为证。一九二七年二月中旬，北伐军已近杭州，彭述之的政策是利用上海大商人抵制国民党新右派的军队势力，要在北伐军未到上海之前，使上海工人和大资本家协商定了“民治”主张，去抵制将到上海之北伐军的“军权”，因为他认为国民党新右派军人是代表买办阶级的，而上海某大商人是代表些须民族资产阶级的意识的，所以应当利用他们之间的冲突。关于上海的工人群众尚且没有说到，至于大多数上海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他更没有谈起。这样，可见彭述之主义的实际应用，完全是孟塞维克的战术：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以实行他所谓“引导国民革命到底”，自然是抛弃小资产阶级的同盟军，甚至于抛弃工人群众。这种战术如果完全施行，就等于双手拱送革命领袖权于资产阶级。随后上海革命潮流之中，彭述之虽然形式上已经反对上海中立自治的主张，但是他的战术上之根本原则仍旧存在，仍旧影响党的政策，以至于发生严重的错误。[529]
这里引用了彭述之1926年2月、1927年2月初两次会议上的讲话、观点，引用了彭述之“口头上的修改”，记取了彭述之如何对待北伐军的言论、行动，这些资料是今天很难再从别的地方看到了，大概只能从瞿秋白此书中看到了。又如：
彭述之在一九二六年九月底，国民政府北伐军已经到了汉口，还说，中国革命难道是农民革命？（远东局与政治局联席会议）他那时说：不应当太忽视了资产阶级的力量。他这句话，在当时自然不是指出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的意思，而是指出除农民外尚须联合资产阶级的意思。既如此，他的意思以为中国革命一定要不破坏与资产阶级的联盟，使革命形成“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之广泛联合的革命”。[530]
这里引的是彭述之在远东局与政治局联席会议上的言论。又如：
彭述之到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六日还说：粤区同志不应当责备左派首领如何如何不行，而想自己恢复三月二十日以前的状态（即左派思想占优势，甚至于进了单纯左派的思想）。彭述之主义又表现出来了：在组织上主张宽容非左派的思想留在国民党内……这就是将国民党送给新右派去领导。[531]
这里引彭述之的言论进行分析批判，没有注明出处，大概也是在会上说的。又如：
彭述之曾经说北伐到北京时，甚么交通系等也会进国民党。我说：不会的！[532]
这里引彭述之的言论，没有注明出处，大概也是在会上说的，而且是在会上对话或争论。又如：
我们虽然在未成事实之先，应当反对北伐，主张等三万万中国农民中之大多数受了宣传，组织起来，然后再实行“民众的武装暴动”（参看《向导》一九二六年八月第一七〇期彭述之《我们的北伐观》）；然而北伐既成事实，我们未便再行反对（北方区去年七月论北伐的信）……[533]
这里引用的《向导》中的资料是今天仍然可以找到的，但引用的代表彭述之思想理论的中共北方区委的信，今天则很难找到了。再如：
像彭述之一样，他从反对中山北伐的政见失败之后，不但不能公开认识自己的错误，而且机械的“改正”这种错误，矫枉过正的，只注意政客式的耍弄小军阀；于是二月上海暴动之前夜，他要等待钮惕生接洽好李宝章部下之后，再决定准备武装暴动。[534]
这里记述的是彭述之的实践活动，同时也体现他的思想理论。这样的情况，不是当事人、当时人是无法了解的。可以说，关于大革命时期彭述之的思想理论，瞿秋白此书提供了很多第一手的资料。要研究大革命时期彭述之的思想理论，此书不仅是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资料书，也是极有价值的史料书，是必读的。而要研究中国大革命史，要研究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史，就离不开研究彭述之。所以要研究中国大革命史，要研究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发展，此书也是必读的。
总而言之，《争论问题》的史料价值是极高的。
（六）史学方法
1.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体现，是共产党人思想路线的核心，是共产党人办任何事的基本原则，也是共产党人研究历史的基本原则。瞿秋白办事、研究问题都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如此。
实事求是原则在《争论问题》中的最鲜明的体现是对事对人进行一分为二的研究分析。比如既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成绩，也敢于批评党的缺点、不足。书中谈道：“五卅以来，我们党的胜利，我们党的成绩之巨大，如果用比例法来和俄国革命进展的速度比较一比较，恐怕有过之无不及。中国从陈独秀同志的《新青年》（民国五年）之文学革命算起，到今年的上海的暴动，只有十年。这十年之中的历史阶段，都包含着俄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嘉腊摩晴的文学改革）到一九零五年的类似的过程：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民粹派运动，无产阶级罢工运动，工人阶级政党之组织……学生运动的分化，颓废派的发现，工贼反赤暴行的组织（俄国那时有反犹太的黑白队，中国现在已有国家主义派的圣道会宣传队）……我们的十年抵俄国七十年呢！我们党的成绩和胜利，说不尽的。但是，我想在大会上必定有人说，我不能再麻烦读者了（大概说，那些成绩是群众推着我们去得到的居多，我们自己主观上力争而得的太少）。我来说说‘坏话’，虽然‘不吉利’，然而良药苦口利于病呵！”[535]先肯定了成绩，然后批评缺点。批评缺点，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将我对于党的意见，亦许是大家不能和我一致的，完完全全的说出来。”[536]而且就是杀头也要说：
如果有人说：“党内发生派别了”，那么“大家”一定说：“照列宁主义的规定，共产党是不应当有派别的，因此中国之党既名为共产党，便决不会有派别。你这小子造谣惑众，应当按照列宁主义的纪律第一千零一条，推出辕门斩首：看刀……！”……但是我要做一个布尔塞维克，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中国杜洛茨基主义式的机会主义，实际上是第二国际主义之雏形。[537]
瞿秋白是敢说敢为的，不仅指出中共党内有机会主义，而且指出中共党内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就是彭述之、陈独秀、维经斯基等，而对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争论问题》都进行了批判，主要的是批判了彭述之，这些批判，实际上也是对党的缺点的批评。以上谈到的瞿秋白“对中共党内的不正确的思想、作风、工作方法进行了研究批评”，也是对党的缺点的批评。此外，还可以看到：
《争论问题》批评中共三大通过的党纲草案“最严重的错误，就是没有切实的、勇敢的解决农地问题”[538]。
《争论问题》批评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以前我们策略上的错误，真正是梦想左派小资产阶级的首领能够独立的干，我们只在背后推动，不肯挺身前导，拖着他们往革命方面去。同时，自己存着一种保守的心理，不以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农民民族’利益和中国资产阶级一阶级的利益相对待，却以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去和中国民族的利益相对待，仿佛默认资产阶级是民族代表，资产阶级是应当领导国民党的，仿佛中国无产阶级只可以做国民革命中之“在野党最左派”，不应当去领导国民党工作的。这是孟塞维克的机会主义”[539]。
《争论问题》批评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放弃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我们从五卅之后，一直便暴露他们（案：民族资产阶级）的罪恶，已经使小资产阶级部分的脱离他们的影响。但是，我们似乎被革命吓坏了，重新又去负荆请罪；于是实际上形成这样一种景象（如柳亚子所说）：我们将小资产阶级从大资产阶级手里夺出来之后，放在地下不管了。仿佛是两个奶娘争夺一个小孩子，新奶娘夺到了又不管，反去和旧奶娘讲和了。难怪小资产阶级之中，一部分消沉下去，一部分仍旧回到大资产阶级怀里。这客观上是出卖革命的策略。”[540]
《争论问题》批评党对于工人宣传的不足：“至今我们在工人中的宣传，只有力争政治自由的口号，没有经常不断有系统的宣传工人参加政权的权利。照理这在八年前便应当宣传的了（我们党存在了七年。再则，那时当然只是宣传，而不是鼓动工人攫取政权）。”[541]
《争论问题》批评党在创造纯粹左派的国民政府、进行革命战争方面动摇：“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完成革命战争（和民众暴动相结合），及共产党参加国民政府（各地民众直接选举民权的地方政府），要努力创造纯粹左派政策的国民政府，进行革命战争到底。这两个主要的口号，应当给群众以极大的吸引力，团结群众往前进攻。但是，我恐怕现在党的政策仍旧是动摇，虽然已经提出这两个口号，然而有些运用的方法，客观上是停滞革命运动的。”[542]
《争论问题》批评党轻视妇女运动：“我们党内看轻妇女运动，不分配相当的人力财力给他，不指导他，不想着他（自然，除出说‘笑话’的时候）；而中国妇女问题是很重要的。”[543]
《争论问题》批评党轻视青年运动：“我们党内不注意青年，也和对于妇女一样，不屑和他们讨论政治，不与以真正政治上的指导……青年工人，实际上是我们党内工友同志中最有力的一部分。青年工人利益、童工利益、女工利益都应当加十倍注意；各地职工运动中往往忽视，这是不可讳的事实。”[544]
《争论问题》提醒全党：
总说起来：我们党的主观上的程度，很不能与客观职任相称，现在决不是历数“家珍”以自慰藉的时候，我们应当严格的执行政治纪律，暴一暴“家丑”，以极紧张极积极的努力，迅速的改正我们的错误，至少使个个同志知道“为什么”这是错的，然后能够增高党的斗争力，然后能够保持党在群众的威信，尽我们伟大的使命。[545]
这里的论述可以说明，瞿秋白提倡一分为二地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要看到成绩，更要看到不足，目的就在于增强全党的忧患意识，迅速行动起来，改正错误，提高党的战斗力，担负起革命的重任。
瞿秋白不仅敢于批评党的缺点错误，也敢于批评自己的缺点错误。他在书中就坦诚地说：在起草中共三大的党纲草案中，“我自己的严重错误，正在于没有具体的认识农民问题之解决，所以党纲草案原文上虽有‘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一语，然而农民要求中，只有减租，而没有土地问题”。[546]这反映了瞿秋白彻底的实事求是态度。
实事求是原则在《争论问题》中还体现在记事论人都指名道姓。如对陈独秀、伍廷康（维经斯基）等都是指名道姓进行批评（详前）。又如谈道：“谭平山与谢英伯在广州争执‘耕田农有’的历史，是很有意义的。当时孙中山也同意于‘耕地农有’的口号，这是农民群众之迫切的要求。现在湖南的农民亦已经提起田地问题。向来中国人否认中国有农地问题，这是不对的。如今‘平均地权’不够了，要‘耕地农有’！”[547]这里指名道姓记述了谭平山。又如批评彭述之放弃武装斗争时谈道：“这正是土匪式的农民军队之转变为革命的农民军队，并且开始与城市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接触的关键。在这种时候，居然述之、和森会劝孙中山‘绝对停止军事运动’！”[548]这里指名记述了蔡和森。再如谈道：“当时我曾正式要求自己担任区代表大会之报告。但是中央秘书处（王若飞）复信讥笑我自告奋勇，说道：你‘病’，不准你去了。”[549]这里指名道姓记述了王若飞。《争论问题》所以能指名道姓进行记述，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中共党内同志式的关系，没有尊卑之分，共产党人都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有话直说，不必隐讳。另一方面大概是因为此书是党内流传，内部出版，而非公开出版。
记事论人都指名道姓，是“直笔”，是“实录”，是追求真实的体现。不指名道姓，什么事什么人记得含糊其辞，就失去真实，是“曲笔”，是“隐讳”，是封建史学传统的为贤者讳、为尊者讳、掩恶讳过。记事论人都指名道姓，这是早期中共党史研究的又一个特点及优点，蔡和森的书是这样，瞿秋白的书也是这样，是值得提倡的。
2.引用资料注明出处
在当时十分紧张的政治形势下，从容进行学术研究是很困难的，但《争论问题》仍追求学术性、学术价值，其最显著的就是引用资料尽量注明出处。
如谈辛亥革命以来是否存在革命时说：
十四年中孙中山的西南护法及几次的广州政府是否是一种革命现象？有人回答说：“自然是辛亥革命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遂成了流产：（国民党）不懂得革命步骤即革命政策（按即‘由宣传而组织训练而武装暴动’之步骤），所以国民党从开始起就干所谓军事运动，所以辛亥革命时与辛亥革命后，在国民党面前都是几个土匪头子——军阀滚来滚去。现在还是一样。”（《向导》第八十六期，彭述之）又说：“现在国民党之军事行动，并不是武装群众而是武装强盗——军阀”，所以自然就要认为国民党应当“绝对的抛弃传统的军事行动，重新去找真正革命的群众，走向真正革命的道路。”（《向导》第八十五期，彭述之，一九二四年九月作）既然如此，可见是承认这十四年中的国民党运动，完全是假革命。然而也有别一种意见，就是说：“护法以来的南北战争，客观上确能削弱北洋军阀和凭借这种军阀的各帝国主义之势力……那代表中国民族革命及大多数小资产阶级民众的革命运动，只能利用各派军阀及各国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和互争，做军事上的应付。”（《新青年》月刊第二期，瞿秋白，一九二五年二月作）这两种意见显然是对于“中国革命么？”一个问题的两种不同的答案。第一种是说：中国并无革命；第二种却说：中国确有革命，不过是一种特殊的“非欧洲式的”革命。[550]
这里引用彭述之的两段话，引用瞿秋白自己的一段话，都注明了出处。当然这里出处的注法，与现在相比还不是很规范，即注明了作者、刊名、期数，但没有注明篇名，或没有注明页码。尽管注得不全面，但还是注明了出处，而且是可以查得到的，因为注明了刊名、期数、作者，是可以查到被引之文的。又如：
我们在一九二三年九月曾经说过：“平民之革命民权独裁制是民权革命中最切近的目的……就是以劳工阶级的方法来行国民革命。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领袖权。劳工阶级的最后目标在社会主义，那么，到国民革命的最高度，很可以与世界革命合流而直达社会主义。”（瞿秋白：《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见《新青年》季刊第二期）[551]
这里把作者、篇名、刊名、期数都注明了，当然把刊物的出版年月注出就更好了。又如“彭述之在《向导》第一九〇期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的《目前革命右倾的危险》一篇文章里，侧重于指出某人某人是买办出身，而并未指出‘右倾’妥协对于革命的危险。”[552]这里把作者、篇名、刊名、期数、时间都注明了。又如：
他（彭述之）对中国社会阶级之分析的大意是说：（一）“要资产阶级来参加国民革命，已是难能之事，若望其来作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宁非梦想。”——然而广州之三月二十日却实现于这所谓“梦想”； （二）“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既是“天然”，自然用不着再去力争；（三）“谁能真正打倒军阀，谁能帮助农民反抗地主的压迫，农民就跟谁走。”——这还不错，可惜他没有积极的农民要求：田地与民权；（四）“手工业者（工匠）之辅助工人阶级，受工人阶级的指导，这是绝对没有疑问的。”——也还不错，不过何以定要说“绝对”，事实上勉强将手工业工人组织产业工会，手工业工人也会常常和我们起纠纷；（五）“小商人（店东）是容易受工人阶级的指挥的。”——事实上如今上海二月总罢工时，彭述之却受小资产阶级的“指挥”：小商人静候大商人领袖发命令才肯罢市，而彭述之则静候罢市，才肯武装暴动；粤、湘、鄂的小商人如今都受大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反对工人的罢工，要求强制的劳资仲裁；（六）“游民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的群众里不甚重要。”——这是他蔑视失地的农民和穷困的城市贫民。至于他对于买办阶级的见解之错误，我上面已经说过；他在这篇文章里，更说主张废督裁兵等的，也纯粹只有买办阶级。他这篇文章作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光景，现载入《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读者可以参看。[553]
这里引用彭述之的言论，一是比较全面，不是只引用一两句、一两点，而是全部观点。二是注明了出处，只是所注出处还不规范，还没有注明《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的出版单位和时间。
又如引用马克思的话：“既然这几百万户的人民，有相同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教育程度及经济利益，都和其他阶级不相同，甚至于和其他阶级相敌；那么，这几百万户的人民，自己便组成一个阶级。”然后注“（马克思之语，见其《路易拿破仑之雾月十八》，俄文译本赤新印书馆一九二三年版第一〇八页）”。[554]这里把作者、书名、出版社、出版年代、页码都注明了，是比较规范的。
又如引用列宁的话：“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当这‘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性的革命还没有完结’的时候，听到工人政府的口号，是不会‘天然的’受工人阶级之指导的；这是‘以工人政府攫取政权的儿戏’，这是‘白朗吉主义的政治投机’（《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第一册，《论策略书》）。”[555]这里注明了书名、卷次、册次、篇名，而没有注明出版单位、年代，没有注明页数。
也有些引文没有注明出处，如“列宁论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时，说当时俄国的革命无条件的是资产阶级的革命，然而这一革命必定要以革命民权的独裁制为目的……列宁曾经说这些政策之实行，可以发现美国式的农业资本主义化于俄国”。[556]这里引了列宁的两段话，都没有注明出处。大概是凭记忆写下，或是听列宁作报告时所记。
引用资料尽量注明出处，反映出瞿秋白在研究中的学术意识、学术追求。这也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研究中共党史的一个特点和优点。这在革命战争时期是难能可贵的。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