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霉天到来的时候，许多老人都发起老伤来。

    我虽然还不敢想象自己已经老了或者将要老了，但身上的老伤却也发得像个老人似的，竟有一种从头烂到脚的意思。

    许多年来我一直伏案写作，我不知道生活中还有别的快乐和轻松，我几乎将写作视为我的唯一，我在写字台前一坐就是一整天，又一整天。许多人对我说你要进行适当的体育活动，我却把这样的话当作耳边风，并且有些不以为然。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得了颈椎病，我想这很正常也很合理，我并无很多的怨言，一个人付出什么就得到什么，他得到什么同样也就要付出什么，这道理我想得通。

    我的颈椎病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只是我从来没有把它当作是什么病，也不愿意去看看医生，也不曾去接受过什么治疗，我不知道这是惰性还是什么，我在忍无可忍和暗自担心的情况之下，也向人说说我的颈椎病，大家听了，都说，哦，职业病，没办法的，或者说，颈椎病，我也有，谁也有，基本上不把颈椎病当一回事儿。我想，那是，本来我也知道它算不了什么事情。

    在阴雨连绵的天气里，它不客气地发作起来。我时而头晕，时而头痛，时而脚闷透不过气来。在夜晚我的肩和背疼得难以入睡，因为根本不能使用枕头，倒栽葱似的躺法让我觉得天旋地转，常常用安眠药帮助睡眠。并且像神经衰弱病人似的，以为黑夜是世界末日，而早晨又会感觉一片光明。可是颈椎病的早晨一样让人感到沮丧，在早晨起床时感觉到从后脑勺到背部整个就是一大块铁板。我的活跃不止的思维和它的外壳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若想回头看看窗外的景象，我必须带着我的背一起去看。我觉得我开始像个老人似的感到行动不便。

    多年前我在乡下做铁姑娘时，逞英雄，挑起自己本来承担不起的担子，又在寒冬腊月光着脚下河挖泥，努力表现出英雄气概，一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一段岁月把我的腰掏空了。现在我的腰间像两个空虚无底的深渊，我无法重新将它们填满，除非我有本事使时间倒流，倒流的时间也许能填满它们，当然也许不能。因为我好像从来没有为我过去的岁月后悔，即使能够还我一个从前，我想我大概仍然是那样度过。

    一年前我从家里的高高的桌子摔下来。我是为了往樟木箱里收藏毛衣准备过夏才爬上高高的桌子。我在家并不做很多的家务，但是像爬高这样的事情，我不能让年近七十的老保姆去做，我虽然生性懒惰，但自以为良心还是有一点儿的。那一天我爬上了高高的桌子，我收藏了由保姆洗干净的毛衣，我从桌子上摔下来，我毫无防备地让我的尾骨对准了水泥地。事后我丈夫以及许多关心我的人都认为我没有应变的能力，我对此颇为不服，我想我无论如何不可能在八十公分的空间距离内来一个前滚翻或者后滚翻，然后双脚稳德落地，得一个9.95分。正因为我无法做到，所以我的尾骨摔断了。只是在当时我并不知道尾骨已断，我在地上像死狗似的躺了一会，双手不是抱住屁股而是抱住了头，以至于听到沉闷落地声而赶来的保姆老太在一边连连问道，是不是摔着头了，是不是摔着头了。事后老太还常常说起，她大概不明白，我怎么不抱住断了的尾巴，却抱住头。我努力回想当时的情形，我想我抱住头而不抱屁股是有道理的，因为我的全部感觉都在我的头部。

    我在地上躺了一会，我爬起来，摇摇摆摆地走向我的电脑，那几天我正在赶写一篇稿子，我不知道在现代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稿子是需要赶写的，也许赶写的并不是一篇稿子，而是一种习惯，是一种毫无价值的固执。我坐在断了的尾骨上继续写作，五天后，我赶写的稿子写完了，我到医院去拍片子，医生说，你的尾骨摔断了，医生为我作了复位手术，医生没有成功。医生说，你来得太迟了，尾骨只能永远让它断着了。我心里很害怕，医生安慰我，医生说幸好是尾骨，尾骨是人身上最无关紧要的一块骨头，即使割掉了也没有什么大的妨碍。医生最后说，也许，以后到了阴雨天，会酸疼，会有所感觉。医生的话说得不错，在黄霉天的时候，我的尾骨和着我身上的其它骨头一起来凑热闹。

    在折断了尾骨后不久，我的左脚踩扭伤了。大家都对我另眼相看，以为我这一年交了什么“华盖”运，我亦有同样想法，但是我毕竟走过了这一年，到来年的现在，我的左脚深又开始发出嘎巴嘎巴的声响，我的脚筋酸疼，我走路的时候，脚跺软弱无力，经常左拐右扭，像跳秧歌。

    另外我还有许多别的不适，它们在黄霉天里都一起来了。我的自我感觉一败涂地，我像个老人似的老是追忆着什么，我思前想后，觉得自己似乎在生命的路上走得太快了一些，我大概性子太急，预支了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不然的话，我怎么像个老人似的在黄霉天里乱发老伤。

    我终于有了一点危机感，我想到虽然我可能是预支了生命的一部分，但是我即使偿还了预支的部分，我的生命毕竟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为了在以后的日子里好好地走我的路，我想到我应该去治一治我的老伤了。

    我来到医院的伤科门诊。我看到许多和我一样发着老伤的女人，医生告诉我，她们大部分是女工。

    我和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工说说话，我说，你什么病？

    女工说，呀，我的病呀，多着呢，她指指自己的腰，然后是颈，然后是腿，然后是头，说，到处是。

    我说，怎么得的？

    女工笑了，说，他们都说我是做出来的病。

    女工在工厂上班辛辛苦苦，下班以后立即奔到菜市批发部批发了菜到市场上去卖，女工自己拼命挣钱并且省吃俭用，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拣处理品买，女工脚上的皮鞋，女工手里的提包，无一不是削价商品。女工抬起脚让我看她的鞋。

    我不知说什么好。

    大家都笑，说，活该。

    女工也笑，说，是活该。我做了也是白做，我节省了也没有用，我男人讲面子，穿要名牌，吃要高档。

    大家说，你做了给他用？

    女工说，每一对夫妻总是搭死的，你这样，他便那样。

    大家又笑，说，那是，要不然你家不发死了，只做不用，钱往哪儿堆呀。

    女工突然叹息了一声，过了好一会她说，现在我想通了，我再也不做了，我也不节省了。

    大家一片笑，说，不会的，你仍然是要做的，你也仍然是要节省的，这才叫搭死。

    女工笑着默认了大家的话。

    我想，原来，我就是那位女工。

    黄霉天还没有结束，雨还在下着。我从医院回来，又坐到电脑前来了。

    生活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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