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这样一个落后的民族得到了如此高的评价呢？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因为鲜卑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改革——魏孝文帝改革。
落后的征服者
北魏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重要政权，由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鲜卑族拓跋氏于公元386年建立，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影响较大的政权。拓跋鲜卑是一个远远落后于中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游牧民族，其祖先最初生活在大兴安岭北部，从事游牧射猎。
拓跋部在道武帝时进入中原，宣布实行分土定居、给耕牛、计口授田的农业经济政策，但其过程在太武帝统一北方以前进行得较为曲折，缓慢。当时，北魏北部边境地区氏族经济成分还占很大比重，不少相继归附北魏的部族，仍保持着血缘群体组织，过着游牧生活，在农业和畜牧业中，仍大量役使奴隶劳动。但至太武帝末年，大规模战争基本结束，社会经济渐渐恢复，奴隶来源枯竭而日趋消亡，封建农业比重越来越大，并逐渐居于支配地位，改变了北魏初期农牧并存的现象，这时拓跋部的封建化步伐才比过去更快。不过，北魏社会经济封建化的过程并未完成，先进的经济激流正冲刷着落后的经济沙碛，直到孝文帝改革前，北魏国家仍然是几种经济制度的糅合体。但封建的经济制度已占主导地位，它不可能和落后的经济制度平等相处，它们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这一斗争体现为北魏前期复杂而紧张的阶级矛盾。由于北魏统治者是落后的拓跋部上层集团，他们以征服者的姿态压迫和剥削其他各族人民，因而又存在着尖锐的民族矛盾，阶级和民族这两大矛盾交织成北魏统治的复杂形势。
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鲜卑拓跋族为了巩固和发展在汉族地区的统治，不得不吸纳汉族士人参政，进行一些汉化改革。这些改革使太武帝拓跋焘统一了黄河流域的北方地区。但由于民族不同，文化、习俗、生活方式颇为悬殊，胡汉之间彼此都存有戒心。汉族官员虽被重用，但皆“顾问”而已，军政大权仍为鲜卑贵族所把持。汉族地主官僚当然不满，再则他们轻视胡俗，骄言傲行，因此常与鲜卑族发生矛盾。鲜卑族基于后进民族的野蛮性和疑惧心理，他们对汉族人士的任用是以不损害鲜卑拓跋贵族的利益为前提的，稍有违背，就废而戮之。
如太武帝的主要汉族谋士崔浩，尽管为北魏政权出谋划策，功勋卓著，但因修撰国史时，实书了拓跋氏祖先的事，便引起了拓跋贵族的不满，被太武帝下令一次诛杀了崔浩及参与修史的128人，连崔浩的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也未幸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采用汉族士人提议的一些汉化改革，范围、程度极其有限，并没有把汉化改革当成一项国家的基本政策加以全面推行。因此，鲜卑拓跋族野蛮的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仍持续不断。文成帝拓跋浚即位后，虽然大规模的军事时代基本结束，北魏政权进入了政治为主的文治时期，但国内固有的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突现出来，北魏政权处在动荡不安的飘摇之中。
北魏拓跋部，这个处于落后状态的征服者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成功背后的传奇女人
著名的孝文帝改革在历史上又被称为“太和改制”，实际上，在这场汉化改革中，他的祖母冯太后才是真正起着贯彻始终作用的人。正是由她确立了北魏汉化改革的国策，主持了其中最重要的汉化改革并培养了持续改革的接班人孝文帝。冯太后以她不平凡的经历和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和魄力使她成为中国的历史上一位传奇女性。
冯太后本身是一位汉人，她的祖父是北燕的末代国君，父亲降魏后为刺史，其叔伯父均为北魏高官。北燕亡后，小时候的冯太后曾有过一段逃难的生活，对民间的疾苦有所了解，她10岁时被初即位的文成帝选为贵妃，14岁立为皇后。这样的环境熏陶，使她不仅具有较高的汉文化素质，而且练就了非凡的政治胆识和才干并立志使北魏富强起来。文成帝死后，12岁的献文帝拓跋弘即位，太原王乙浑专权，大杀异己，图谋不轨，冯太后密定大策，处死乙浑，临朝称制。她引用汉族官吏高允、高闾、贾秀等共参朝政，汉族士人在朝廷中占了优势。立郡学，严选举，整顿爵位制度，有意识地进行汉化改革，使北魏政权转危为安。临朝称制一年八个月，由于献文帝的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孝文帝拓跋宏出生了，她就罢令不听政事，将大权还给了献文帝，自己专心带孩子。
但是献文帝却与冯太后的做法相反，他竭力遏制汉族士人，一亲政就立即封四位皇叔为王，又封鲜卑族的军事统帅慕容白曜为济南王，使鲜、汉势力趋于平衡。接着，又罗列罪名诛杀了冯太后宠信的汉族大臣李奕、李敷兄弟，连李敷的从弟、妹夫也都被杀。为了对抗冯太后的干预，他又要让位给年长的叔父京兆王拓跋子推，遭群臣和冯太后的反对，被迫传位给太子拓跋宏后，又以太上皇的身份继续操纵朝政，想用父子联合掌权来防范冯太后。延兴五年(475年)十月，公然“大阅于(平城)北郊”，对冯太后制造军事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冯太后在延兴六年六月毒死献文帝，自己再度临朝称制。
值得注意的是，冯太后这次临朝称制后，很快就改年号为“太和”。年号在封建时代一般都寄托着最高统治者的志向。“太”者，大也；“和”者，和谐、协调之意。这里包含着大力推行汉化改革，协调各种社会矛盾的意思。改元“太和”，就标志着汉化改革国策的确立。“太和”年号从冯太后临朝称制延续到孝文帝亲政，先后达23年之久。在这23年的时间里，所有重大的改革措施，都是在这一思想方针的指导下进行的。
冯太后临朝称制后，立即改组中央，强化自己的统治势力。她剪除异己，重用了一批汉族的才能之士，任王睿为尚书令，李冲为内秘书令，使汉族士人在朝廷中再度占了上风。同时，兴建都城，昌明礼乐。整顿基本就绪，冯太后便开始了大规模的汉化改革。太和七年(483年)十二月，她下令禁绝“一族之婚，同姓之娶”，从婚姻制度上改革鲜卑旧俗。太和八年(484年)六月，她废止北魏建立以来导致官吏贪赃枉法，侵剥百姓的班赏陋习，颁行俸禄制。明确规定实行俸禄后，贪赃满一匹者处以死刑。立法执法，敢于从王公大臣头上动真格的。俸禄制的颁行，澄清了吏治，缓和了阶级矛盾，为其他改革奠定了基础。
太和九年(485年)十月，冯太后采纳给事中李世安的建议，颁布均田制。规定：十五岁以上男子授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妇人授露田二十亩。露田不准买卖，身死或年满七十还田于官，桑田可以作为世业。奴婢授田与农民相同。他们可得壮牛一头，授田三十亩，均田制是综合北魏早期的“计口授田”和汉族历史上的“井田制”、“占田制”等，针对当时阶级矛盾尖锐，社会上存在着大量无主荒地和无地流民制定出来的。它用均田的办法协调了国家与豪强、地主与农民、内迁少数民族与汉族在土地问题上的诸多矛盾，使无地农民获得一份土地，有利于开垦荒地，恢复发展生产，同时也照顾了拥有许多奴婢、耕牛的大地主利益。这对我国的封建土地制度是一种补充。它适合上升时期的封建社会，从北魏到盛唐沿用了将近三百年。
冯太后采纳内秘书令李冲的奏议，于太和十年(486年)初，颁行三长制与均田制相适应的新租调制。三长制就是仿照汉族封建统治的什伍里甲组织的形式，重建地方基层机构。三长制规定：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邻、里、党各设一长，合称三长。任三长者，可免除一至两人的徭役。冯太后用三长制取代宗王督护制，负责清查田地户口，征收租税，调发徭役，维持治安。三长制的施行使北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地方基层机构，便于清查隐瞒的户口，增加国家控制的人口，使国家确定征税的统一准则，削弱了地方豪强的经济实力和武装力量，增加了国家的力量。新租调制规定：受田农民，一夫一妇出帛一匹，粟二石；十五岁以上未婚男女四人，从事耕织的奴婢八人，耕牛二十头，其租调分别与一夫一妇相同。新租调制协调了农民、国家、豪强地主之间的经济利益。对农民来说，一夫一妇的租调负担较过去减轻了；对国家来说，由于大批庇荫户转变成国家编户，总的经济收入增加了；对豪强地主来说，在征及奴婢、耕牛的租调方面虽然得到优待，但由于失去庇荫户，也增加了负担。这些汉化改革都是本着“太和”的精神，即协调各种社会矛盾进行的。
经过冯太后大刀阔斧的改革，北魏政治变得安定，社会经济日益繁荣，人口激增，多达五百万余户，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带动下，手工业和商业也都迅速发展起来，与之相应，社会面貌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冯太后的改革措施对北魏发展的历史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冯太后努力的基础上，孝文帝推行进一步的改革，使北魏富强和先进起来。
天降大任于孝文帝
孝文帝拓跋宏是献文帝拓跋弘的儿子，献文帝被毒死后，拓跋宏便登基称帝，当时他年仅五岁，因此权力一直由他的祖母冯太后代掌。拓跋宏从小就跟着冯太后长大，受到冯太后成功的培养。这种培养从小到大，从思想到能力，言行并举，一贯到底。孝文帝生下来后，临朝称制的冯太后为了抚养皇孙，就罢令不听政事，归政于献文帝。为培养汉化改革接班人，从孝文帝幼年时起，冯太后便抓紧了对他进行汉文化教育。任用一些儒家的“忠信博文之士”，教他读儒家典籍，向他传授封建帝王的统治思想和经验，并且作了《劝诫歌》三百余章教育他。冯太后还要孝文帝身边的内侍十天向她汇报一次孝文帝的表现，否则就要受到责罚。在冯太后的严格管教下，孝文帝“五经之义，览后就讲；史传百家，无不该涉”。这些做法，使孝文帝熟悉了汉族的典章制度。后来，他能诗善文，博通古今，尊崇周公、孔子以及汉族的贤君良臣，即得益于此。受汉文化的熏陶愈深就愈认识到本族的落后与汉族先进文化的差别，因此，在孝文帝亲政后，全面的汉化便成了他改革的主导思想，并最终能够坚持不懈地将汉化改革推进到底。
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思想不仅得到冯太后的大力培养，而且在这期间，他的治国才能和胆识也得到了冯太后的刻意锻炼。在孝文帝少年时期，冯太后常把他带在身边，直接参与汉化改革的廷议和决策，言传身教，让他领悟其中的方略。在生活作风上，由于冯太后的以身作则，注意节俭，对他施加影响，因此孝文帝也培养了宽容简朴的作风。为了锻炼孝文帝的实际才干，冯太后常常放手让他单独去处理一些政务，孝文帝的见识逐渐得到提高，处理政务也英明果断。太和十年以后，冯太后进而让他直接处理国家大事，自此以后，“诏册皆帝文也”。
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24岁的孝文帝拓跋宏亲政，这时的他，已成长为一个才华横溢、有胆有识的青年政治家。在孝文帝亲政时，由于冯太后执政时期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北魏社会正处于一个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速变化的过渡阶段，氏族制和奴隶制经济成分渐渐萎缩，封建制经济则有长足发展，更由于“均田制”的实施，这种封建化的趋势已发展到较高阶段，而与这个过程始终相伴的是各族人民反抗拓跋政权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孝文帝在这时登上了皇帝的宝座，领略了社会大震荡与人民起义的力量，加上胡汉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胡汉杂糅”的不协调现象，而且鲜卑落后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也未改变，与逐步封建化的社会经济也不相适应。孝文帝明白，拓跋政权再也不能按旧例统治下去了，他决定深化冯太后制定的一系列汉化改革，实现鲜卑族的完全汉化。
洛阳是个好地方
孝文帝亲政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将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
北魏旧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在当时是鲜卑族的政治中心，也是北方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但北魏定都平城百余年后，平城在这方面显得越来越不适应。平城地处黄土高原东北部，这里气候干寒，土地贫瘠，特别是由于水土流失风沙侵袭，大部分地区十年九旱，农业生产落后，粮食产量不足。而且平城的交通也不方便，这里北部、西部与内蒙接壤，有连绵起伏的阴山；东部与河北相连，有太行山；西面是水流湍急的黄河，东南部有恒山、五台山、太岳山等，在当时条件下，交通运输十分困难。而作为一个都城，周围必须要有较好的自然条件，能够生产或者是运输足够多的粮食、副食品，以供应都城中的大量居民和满足统治者的物质需要。显然，随着北魏社会的发展，此时的平城作为都城已很不适应。
更主要的是孝文帝从战略意义上的考虑，平城偏处中国西北一隅，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幽居偏僻边塞的平城既无法应付黄河流域中原地区错综复杂的民族纠纷，也不便控制整个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当时拓跋统治势力已经扩展到黄河以南的大片地带，仍旧把政治中心设在西北一隅，显然不能适合形势的发展，尤其不能满足进一步向淮河和长江流域扩张领土的欲望。再加上境外有北方柔然族势力的不断侵扰，地处边塞的平城，穷于应付，甚至有失陷之危；境内有警报频传的黄河流域的人民起义，这些都不能不使孝文帝考虑尽快把北魏最高军事政治的决策和指挥机构迁移到黄河流域去，以避开柔然族的锋芒和就近展开镇压起义的行动。
孝文帝决定迁都，还有着更深层的目的和远见，因为从政治氛围上说，平城缺乏传统汉文化生根发芽的土壤。它是北魏游牧文明发展的根据地，却没有封建文明的积淀。平城封建文化的缺乏，无法对整个北方、中原地区进行政治影响和文化辐射。而且平城是守旧鲜卑贵族的阵营，在这里进行汉化改革，阻力重重。为了争取更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必须要迁都。
迁都，洛阳和许昌都成为孝文帝可能选择的地点。洛阳是东汉、曹魏、西晋的故都，自“永嘉之乱”以来，经过战乱的破坏，“自晋宋以来，号为荒土”，十六国政权无一定都洛阳，说明洛阳当时残破已极，不适合建都。许昌在曹魏时曾为“五都”之一，其后，后赵、前燕均曾在此建都。当时河北是比较富庶的地方，一年之中便征到绢三十万匹以上，数目相当可观，元帝时因遭遇自然灾害，曾遣部分贫民到河北就食，反映了这里的农业也比较发达。自东汉末年，曹操经营河北，开凿白沟、利漕、平虏、泉州等渠后，由许昌城可以过利漕渠、白沟，通黄河，转江淮，使许昌城航运通漕也非常便利。尽管许昌在经济、地理形势等方面具有优势，但孝文帝从政治和文化的因素来考虑，仍然选择了洛阳。
魏孝文帝舍弃富庶的许昌而选中当时已萧条不堪的洛阳，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的，因为孝文帝迁都是为了实现统一中国、实现文治、改进风俗这三个目的，与许昌相比，洛阳虽然残败但是政治意义极其重要。洛阳是华夏古都，殷商以来，一直汉族文化的中心之一，将都城定在洛阳，可以使北魏王朝以华夏正统王朝的姿态雄踞中原，更好地号召、笼络广大汉族士人效忠于北魏朝廷，以求得北魏王朝的长治久安。汉族的公卿门阀大族们多世居洛阳，孝文帝定都洛阳，能够使鲜卑贵族沾染上魏晋门阀士族的风尚，将鲜卑族的传统从武功改为文治，孝文帝也可以利用洛阳强大的汉族势力对抗鲜卑贵族，使汉化改革的压力极大减轻。与此同时，洛阳具有极大的文化优势，长期的历史积淀，洛阳的文化影响不是一般古城能比及的，底蕴深厚的汉文化有利于北魏的移风易俗，可以使之更好地接受汉族的先进文化，以便从文化、生活方式上消除胡汉差异，缓和民族矛盾。从战略位置上看，洛阳乃四通之地，凭借洛阳的磐石之坚，北可救援柔然的侵扰，保障国家安全，南可进攻萧齐，以期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定都洛阳的种种好处深深地吸引着孝文帝。
善意的谎言
一般情况下，迁都未必是什么壮举，但孝文帝迁都的意义却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只有迁都才能保证孝文帝的改革得以顺利进行。孝文帝要继续贯彻冯太后的改革和实施新的汉化政策，就必须要抛弃平城这个保持着旧有势力和生活习俗的故都，把京城迁到中原地区的洛阳。政治中心的迁移，既可以使孝文帝镇压中原地区各族人民的起义，又能够进一步依靠中原士族地主的支持与合作，迁都能取得一箭双雕的效果。同时，选择定都洛阳，也是经略南方、统一中国的必要举动。
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决定尽管是十分英明的，可是由于鲜卑贵族习惯了北方游牧生活和比较凉爽的气候，又都留恋旧都的田产和奢侈生活，对于迁都洛阳极力反对。于是，魏孝文帝心生一计。他召集群臣，宣称要攻伐南朝，文武百官纷纷反对，他的叔父任城王拓跋澄反对最为强烈。
孝文帝发火说：“国家是我的国家，你想阻挠我用兵吗？”拓跋澄反驳说：“国家虽然是陛下的，但我是国家的大臣，明知用兵危险，哪能不讲？”
孝文帝想了一下，就宣布退朝，回到宫里，再单独召见拓跋澄，跟他说：“老实告诉你，刚才我向你发火，是为了吓唬大家。我们鲜卑人从北方徙居平城，平城是用武的地方，不能当做文治的中心，现在我要移风易俗，非得迁都不行。所以我是以用兵为名，实际上是想借这个机会，带领文武官员迁都中原，你意下如何？”拓跋澄醒悟过来，自此改变了态度。
公元493年七月，南朝齐武帝死。八月，孝文帝率大军正式南伐。孝文帝率军长途跋涉，于九月底抵达洛阳。时值深秋，阴雨连绵，大军就地休息待命。孝文帝冒雨携群臣参观西晋宫殿的殿址，面对那满目荒凉的景象，他触景生情，朗诵起《诗经》中的诗来。朗诵完毕，他身着戎装，打算领兵继续前进。
雨仍然淅淅沥沥地下着，道路泥泞。随行的大臣们想起太武帝拓跋焘南征战败逃回的情景，不由担心这次征伐会重蹈覆辙，劳民伤财，而兵士们也劳苦不堪，都不愿再前进。这时，孝文帝下令立刻进发。群臣忙跪在马前，叩头哭求不要再前进。安定王拓跋休代表大家诉说了南伐的利害。孝文帝就说，这次出动大军，声势浩大，可毫无成就，怎么向后人交代？我们世世代代住在荒远的北方，一直盼望南迁中原。假如你们要我取消南征行动，那就应该把首都迁到洛阳。你们认为如何？同意的就站在左边，不同意的站在右边。许多官员虽说不赞成迁都，但是听说可以停止南伐，也就只好高呼“万岁”，表示拥护了。消息传到全军，大家都高呼“万岁”。
孝文帝让拓跋澄回到平城向留守大臣作解释工作，鲜卑贵族纷纷反对，许多人痛哭流涕，有的甚至表示死也不离开平城。第二年，孝文帝自己返回平城向留守百官解释，这才使得多数人服从了迁都的决定。定都洛阳后，孝文帝派人重新营造宫室，修复都城。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很快就在魏晋都城的旧址上建成了新都。由于魏孝文帝实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洛阳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洛阳的工商业也空前繁荣活跃，洛阳不仅成为国内最大的商业中心，而且还成为沟通中外各国的国际性大都会。
可以说，正是由于孝文帝的这个善意谎言，鲜卑族才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而洛阳城也因此得以复兴。
择偶：胡汉的黏合剂
迁都洛阳后，孝文帝达到了自己的战略目的，即开始着手改革鲜卑的旧风俗，他决定从人们的婚姻观念入手进行改革，通过提倡胡汉通婚来加强鲜卑族和汉族之间的联系。早在迁都洛阳前冯太后就曾下诏明令禁止同姓婚配，此时，孝文帝更是决定大力推行族际婚姻，借此来增强鲜卑与汉族之间的联系，促进鲜卑人生活方式的改变，继而博得汉人的支持与效忠。
古代的民族关系，由于资源的争夺和统治者的唆使，经常会发生争斗，因此各民族之间大多是相互猜忌甚至是仇恨的，取异族女子为妻在当时很难想象。这种情况在北魏这个少数民族统治的国家尤其严重，鲜卑人看不起被他们统治的汉人，汉人也看不起野蛮落后的鲜卑人，双方互相不对眼，彼此之间根本不通婚，民族隔阂越来越大。孝文帝决定改变这种状况，破除民族歧视的观念，他以身作则，率先将作为洛阳汉族四大家族的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荣阳郑羲、太原王琼的女儿都充入后宫作自己的妃子，又特地让几个弟弟也相继聘娶中原汉族地主之女为妻。在皇室的表率下，鲜卑贵族纷纷尝试与汉族地主集团通婚往来，渐渐的双方都尝到了相互通婚的好处，随着姻亲关系的建立，汉族地主与统治者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巩固了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甚至得到了出仕为官的机会；鲜卑贵族可以从汉族地主那里得到财政上的大力支持，在朝中能够借助这种财力优势扩大势力，而且鲜卑族能够从汉族地主那里学习到文明的礼仪和举止，自身也变得士族化。随着这种风气的蔓延，族际婚在北朝变得十分普遍，其中尤以鲜卑与汉族上层之间的通婚占了绝大多数。
孝文帝能够放弃民族偏见，重视与汉族地主的结合，将两族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命运融为一体的做法，显然是有深意的。孝文帝笼络汉族高门，获得汉族大姓支持，通过与汉族地主的联姻来推动鲜卑贵族的门阀化，扩大了统治的基础，这固然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其实，他还有更重要的目的，这就是把鲜卑与汉联姻作为增进两个民族之间的了解、扩大相互交流的一种手段，使鲜卑族的文化取向逐渐趋同于汉族，达到族际文化共享的目的。
因此，孝文帝决定将胡汉间的联姻作为一种黏合剂，起到加固政权和鲜卑汉化的作用，通过民族间的通婚，达到使鲜卑与汉族彼此接受与认同的目的。所以，仅仅是民族上层之间的通婚是远远不够的，为了使族际通婚扩大到民间交往的层面，就必须号召各民族普通百姓之间也能相互通婚。
然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权力的相互利用显然没有什么吸引力，妨碍他们交往的主要原因是风俗习惯的差异太大，双方语言不通，文字不同，穿衣打扮的差异也很大，都不习惯对方的生活方式，相互之间不通婚，并不是民族偏见的问题，而是确实不方便，在实际生活中行不通。因此，孝文帝知道，如果要使族际通婚能够走向民间，从而达到各民族间高度的和谐，就必须对其中一方生活方式进行改变了！
从里到外的汉化
改革到了这个阶段，孝文帝就必须要在胡汉二者的生活方式中作出抉择了，可是，在他的心中，这个选择其实早已有了答案。综观当时情况，只有汉文化才是最能满足社会和政治发展所需要的文化类型，况且北魏国内绝大部分人都是汉族，因此全面汉化被提上了日程，这也可以说是北魏发展的必然需要。孝文帝推行改革鲜卑族生活方式政策的直接目标是要用儒家的礼治与孝治思想来变更鲜卑族的文化，继而确立北魏政权的正统地位。深谙儒家文化的孝文帝了解中原士大夫的心理，懂得他们衡量某一王朝正统与否的标准在于文化和道德，在于大一统和儒家道统，而非种族、血统以及皇帝的族属与政体。因此，孝文帝知道只有进行从里到外全面的汉化改革，才能获取汉族士大夫的认同、巩固其政权，继而完成一统中国的任务。
在定都洛阳后孝文帝曾有过规定，凡去洛阳落籍的“代迁户”，生称洛阳人，死葬北邝山。也就是说改变了他们原有的籍贯，以洛阳为原籍，死后也不得还葬。迁都之后，鲜卑人与汉人进而杂居相处，社会环境、生活方式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从而为移风易俗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于是，这个时候，孝文帝便完全以华夏文化正统继承者的姿态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开始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推行全盘汉化的政策了。
为了排除各民族间交流的障碍，孝文帝决定首先要消除民族之间语言的隔阂，他以政令的形式规定“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就是说禁止人们说鲜卑话，把汉语作为北魏唯一通用的语言。在具体实行上，对30岁以下官员要求在朝廷上必须用汉语讲话，30岁以上不能改变的，尚不强求；如果这些官员敢于在朝廷上说鲜卑话，就要免官、孝文帝用强制手段把汉语作为全国统一使用的语言推到台前，满足了民族之间交流的需要。语言的改变必然要求鲜卑族复姓单音化，这是一种连锁反应，丢弃拗口的复姓而将其相应改为易懂易读易记的单音姓的做法，自然而然地会拉近鲜卑与汉民族之间的距离，大大降低民族间的陌生感与排斥情绪，有利于增强民族之间的亲和力。
所以，公元496年，孝文帝又进而更改鲜卑姓氏。他在改姓诏令中说：“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孝文帝从姓氏上自封为黄帝之后，认为自己才是华夏正统，宣布改鲜卑复姓为汉姓，下令将拓跋氏改为元姓（即第一姓氏的意思），将丘穆陵氏改为穆姓，步六孤氏改为陆姓，独孤氏改为刘姓等，也许有人认为，改换姓氏算不上什么大事，其实不然。未改汉姓之前，北魏有一位名叫崔鉴的汉族官员，把女儿嫁给鲜卑贵族陆睿时，就不无遗憾地说，陆睿“才度不恶，但恨其姓名殊为重复”。原来陆睿原姓步六孤，名贺六浑，姓名合为六字，很是拗口。可见这种姓氏形式上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民族之间的隔阂。
在语言和姓氏上进行汉化改革后，孝文帝进而下令鲜卑臣民禁穿胡服，改穿汉服，甚至连鲜卑人惯用的度、量、衡也加以禁止，改用汉族的长尺大斗。这些都是鲜卑族由塞外生活转入内地生活的必然举措。孝文帝下令“革衣服之制”，采用中原的传统服饰，详细规定了官吏的朝服和妇女服饰的具体样式。这样做法增进了民族之间的认同，消除彼此的隔阂感。
孝文帝通过采取一系列具体的全盘汉化政策，使汉文化渐渐地主导了鲜卑族社会，并在国家行政力量的支持下改变了鲜卑族社会，儒家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鲜卑族社会中生根发芽，基于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质逐渐形成。鲜卑与汉两个民族的成员在许多方面如语言、文字、风俗、经济、政治等方面达到了高度的一致，反过来民族间一致性与和谐度的增加又促使了族际通婚现象的大量增多，族际通婚不再是政府强求而成了民族间交流的结果。错综复杂的婚姻关系网把鲜卑与汉两个民族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广泛的交往、共同的生活方式又巩固民族之间的联系。“夷夏有别”、“胡汉不同”的观念在两个民族人们的头脑中被逐渐淡化，渐渐地鲜卑族也为汉族所同化，虽然鲜卑族以后将不再以一个单一民族而存在，但正是历史上无数次这样的少数民族的融入，才形成今天中华民族如此众多的人口及广袤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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