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罗河畔的黯淡明珠
埃及曾经是举世闻名的文化古国，在人类历史上有着光辉灿烂的过去。但是，近代以来由于种种因素，这颗曾经璀璨的明珠黯淡了。
1517年埃及被土耳其人占领，沦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随着奥斯曼帝国的日趋衰落，过去的封建主马木鲁克集团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1769年集团的首领阿里贝伊赶走了土耳其总督。1773年阿里贝伊被暗杀后，土耳其总督的统治虽然恢复，但他被软禁于撒拉丁堡垒中，有名无实。马木鲁克封建主集团的首领们在埃及掌握着实权。
当时，埃及是一个拥有400万人口的封建制国家。土地名义上归国家所有，实际上控制在各个封建地主集团手里。其占有形式有三种：奥斯曼素丹占有的土地；专供宗教团体和寺院使用的土地；马木鲁克封建主占有的土地，第三种是主要的。马木鲁克封建主既是军人，又是包税人。他们各霸一方（一村或数村），独揽包税权。他们向政府预缴全部或部分“国税”（米里），代表政府向农民征收“国税”。为酬谢他们负责征税，他们被分到一块个人使用的土地（乌西叶）。这块土地归他们终生享用，可以出租。他们还向农民征收“包税余额税”（法伊德），中饱私囊。这些包税人实际成了自己包税领地内所有土地的绝对控制者。
马木鲁克军团是埃及的主要军事力量，到17世纪，其力量已经超过土耳其驻扎在埃及的奥斯曼近卫军。他们的头目充任开罗和各地的地方长官，包揽了24个郡守的职务。马木鲁克军团分裂成许多派系，各自为政，割据一方。为争夺开罗和各郡长官的职位，常常互相攻伐，结果造成埃及内战连连，动荡不已。
这种军事封建土地制度是国家主要兵源和财源的保证，它一开始就遭到了蚕食和破坏。首先，王室不断侵吞军封地，将其攫为己有。据估计，14世纪末，王室土地面积为518万费丹，一个世纪之后，则扩大为815万费丹，这些扩大的土地都来自各种没收的马木鲁克军封地。与此同时，马木鲁克军事封建主们也千方百计设法将自己的军封土地转化为世袭的私有土地，因为按规定，他们占有的份地，只能终生享用，死后仍需交还国家。到了15世纪，份地的世袭继承已成了不可更改的定制。王室和军事封建主对国有土地的侵夺，一方面使国家财税地区锐减，直接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中央对分封领地的控制力的减弱。封地由终身制演变为世袭制，封地拥有者在不断扩大自己权力的同时时时想摆脱中央权力而独立，造成了连续不断的王朝战争和封建混战。
埃及农民依附于封建地主，他们不能擅自离开土地，否则包税人可以强行把他们抓回。他们除交纳“国税”和“余额税”外，还要替包税人服徭役，交“郡县税”和“过路捐”等。所谓“过路捐”，就是近卫军和马木鲁克长官的侍从路过某村时，不论人数多少，逗留多久，村民必须摊钱供给他们美餐佳肴。在马木鲁克封建主的压榨下，埃及农民一贫如洗，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十分落后。
埃及本来有比较发达的工商业，但奥斯曼帝国占领埃及以后，实行闭关政策，严禁欧洲商船往来于吉大港和苏伊士城，造成外贸萧条，工商业衰落。手工业者都被组织在各类行会之中，如皮箱匠行会、珠宝匠行会、铜匠行会等。行会有严密的组织和行规，行东叫谢赫，学徒必须满师才能正式入会，入会仪式叫做“拽孩子”。
到了18世纪，埃及的闭关自守局面有所改变。177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埃及缔结条约，规定苏伊士港向英国商人开放。1785年，埃及又与法国签订了类似的条约。可是，当埃及对外开放时，它已比欧洲落后了几个世纪。这颗历史上曾经璀璨无比的明珠已经黯淡，谁能知道它的未来又将遭遇些什么呢？
被蹂躏的岁月
如同晚清时期的中国一样，埃及这颗黯淡的明珠也无法逃脱被侵略的悲惨命运。
凡是入侵，要么是抢钱，要么是占道。拿破仑这次就是占道来了。埃及正处在欧洲、亚洲、非洲的接合部，是沟通中西方的交通要道。既然是要道，自然是兵家必争之地。大家都知道，古代人打仗跟现在不一样，天上没有飞机，地上没有大炮，就是拿人往上堆，所以，但凡这种交通要道，没有一个不是浸透了人类的鲜血的。而埃及的这种地位在近代以来更加突出了：通往东方，就意味着英国对它的重视，因为埃及可以作为桥头堡巩固它在印度的统治和东方的商业优势；既然老对手英国这么依赖埃及，那法国岂可落后，何况它还企图通过埃及发展它与阿拉伯半岛和伊朗的贸易，获得法国原来依靠加勒比海供应的部分原料，开辟更广大的出口市场。特别是在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把进攻埃及当做与英国在全球争霸的一环。拿破仑曾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感到，要真正打垮英国，就必须占领埃及。”他认为，要进攻印度，必须有一个中途阵地作为进攻基地，而埃及正是这样一个基地。这样，拿破仑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了。
拿破仑还是秉承了他闪电般的作战速度。1798年4月12日，法国督政府发布了对埃及作战的命令。5月19日，拿破仑率领350艘战舰和35000人的军队，从法国土伦港出发。法国战舰直接驶抵亚历山大港，经过12天的艰苦战斗，亚历山大失陷。7月21日，法军与马木鲁克军团和开罗平民、农民组成的抗法部队激战于金字塔附近。结果，马木鲁克军团被击败，法军占领了开罗。接着，拿破仑派军消灭了马木鲁克军团的残部，征服了上埃及，也就是埃及的北部地区。
要不说人家拿破仑能当皇帝，这也不是光有武夫之气就能办成的事。他在征服上埃及之后，就耍了一系列手腕，有效地安定了人心。
拿破仑深知老百姓最关注的并非政治问题，而是肚子问题。所以，拿破仑迅速宣布没收所有已死或逃亡在外的马木鲁克的土地，取消他们征收的赋税，把农民担负的各种税额合并为一种单一税。从此，埃及农村中的包税制开始消亡。
这些都是“胡萝卜政策”，是软的。拿破仑当然不会傻到只拿胡萝卜喂人，他的另一只手中还攥着一把大棒，不老实就收拾你。拿破仑把法国革命中的一些改革措施，生搬硬套到历史条件和社会发展水平迥异的埃及来，结果收效甚微，甚至推行不下去。同时，拿破仑是一个侵略者，他遭到了热爱民族独立的埃及人民的仇视。拿破仑为对付埃及人民的反抗，采用屠杀政策。7月30日，他命令部下：“你们必须严厉对付居民，我每天至少杀三个人，将人头挂在开罗大街上，这是让他们服从的唯一办法。”
在拿破仑的授意下，法军强迫各大城市的商人交纳巨款以供军需。按照地方的富裕程度，款额也不等，如开罗50万法郎、亚历山大港30万法郎。法军规定埃及人民供应法军全部军粮，并交纳实物税；行东要领取执照，必须交纳执照税；10月20日又下令“向私人财产、诉讼和诸如浴室、酒店、铺子、咖啡馆、磨坊、油坊、香油坊和住房等一类的建筑物征收新的捐税”。
这下老百姓不干了。连洗个澡都要交税，这日子还怎么过啊。于是，在下层伊斯兰教长老和手工业行会的组织下，英勇的开罗人民于1798年10月21日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法起义。成千上万的市民和学生涌向爱资哈尔清真寺，郊区的农民也赶来参加。起义群众击毙了法军卫戍司令戴布，占领了城门，猛攻法军盘踞的高地。拿破仑闻讯急忙从外地赶回开罗，调集大批军队进行反扑，炮轰爱资哈尔清真寺，并将其占领，大规模屠杀群众，一天之内就杀害了四千多人。最后，起义失败。
听到法国在埃及镇压人民起义的消息，英国人也坐不住了。这万一法国的势力伸向东方，夺取印度，那日不落帝国岂不是彻底完蛋了？不行，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法国人猖狂下去。于是，英国便与土耳其政府协定，于1801年3月派军在埃及登陆，“帮助”土耳其军队反攻埃及。法军受到内外夹攻，节节溃败，先是撤离开罗，困守亚历山大，9月又从亚历山大撤退回国。
拿破仑远征揭开了一出大戏的序幕，从此埃及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好一派热闹景象，法国、土耳其、英国，各色人种，正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些埃及人民的外敌给予马木鲁克封建地主集团以致命的打击，使得一个新的地主商人集团在斗争中兴起，领导人们反对入侵。而这个集团的领袖正是穆罕默德·阿里。
阿里赢得三国纷争
拿破仑的入侵拉开了一出大戏的帷幕，这话从何说起呢？原来，自法军从埃及撤走后，此时的埃及就出现了权力的真空，出现了三国博弈的局面，最强的一股是本地最高行政长官总督及其统领的奥斯曼土耳其部队，其次的一股是残存的马木鲁克，最弱的一股就是穆罕默德·阿里所在的一支以阿尔巴尼亚人为主的奥斯曼土耳其地方部队。
这样，改革的主人公终于出场了，他就是穆罕默德·阿里。他是何许人也呢？很多人都知道，开罗市的城标是一座清真寺，它就是以穆罕默德·阿里命名的清真寺，那半球形的穹顶和铅笔状消瘦矗立的礼拜塔不但是开罗这座古城的标志，而且也出现在了埃及的纸币和钢镚儿上面。
由此可见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人心中崇高的地位，可实际上，他并不是埃及人，而是阿尔巴尼亚人，也有学者考证他是库尔德人。为什么这样一个外族人，却得到了埃及人如此的热爱和崇敬呢？就是因为在当时混乱的局势中，他能够一统埃及，结束分裂的局面，捍卫埃及的主权，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埃及在近代化的进程中逐步觉醒过来。
由于英国人的注意力还放在欧洲，抗法援埃是不想让法国人在中东做大，威胁到自己的利益。因此，英军在协助埃军攻克法国人在埃及的最后一个据点亚历山大港以后，于1803年便撤离了埃及。而昔日叱咤欧、亚、非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虽然赶走了法国人，可是国库空虚，无力支付埃及驻军的军饷，在“一小撮别有用心”人的蛊惑之下，阿尔巴尼亚兵团最先起事，包围了财政部长的官邸，要求发还军饷。但是总督不但不想法子安抚，反而从自己的官邸处，用大炮向闹饷官兵开火，随后派兵镇压。
阿尔巴尼亚兵团当然不能甘心被欺负，当时兵团的指挥官带领人马先是占据了战略要地——萨拉丁城堡，然后击败了前来镇压的部队，总督只好带着家人和金银财宝溜了，跑到了亚历山大港。于是这位指挥官便暂时成了埃及的最高军事长官，可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到手的那点钱不够支付全部军饷，怎么办？还是先救济家乡人。可是土耳其部队不满，决定要杀他，在这位指挥官上任仅仅23天后，就被人刺杀了。于是，阿尔巴尼亚人和土耳其部队就成了死对头，年轻的穆罕默德·阿里被同乡们推举为阿尔巴尼亚兵团的指挥官，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由于自己实力太弱，穆罕默德·阿里主动与埃及的地方实力派——马木鲁克首领联络，结成“统一战线”。
这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委派了一位新任驻埃长官——同为阿尔巴尼亚人的帕夏（即总督），可他到了埃及却两边不讨好，既不被自己的老乡们认同，又不被其他土耳其部队信任，最后居然被自己的手下软禁起来。奥斯曼帝国不愿意失去对埃及的控制，先后又派来了好几位帕夏，结果都待不长，运气好的被轰下台沦为阶下囚，差的就做了冤死鬼，陪葬的还有忠于他们的土耳其部队，而穆罕默德·阿里对每次新来的长官都曲意逢迎，背地捣鬼，同时注意保存自己的实力，几次三番之后，除阿尔巴尼亚兵团之外的所有土耳其部队全被他的部队“吃”掉了。
于是，最后只剩下马木鲁克和穆罕默德·阿里的阿尔巴尼亚兵团了。如今，三国纷争就变成了双雄争斗，更何况雄心勃勃的穆罕默德·阿里一心想独占埃及，由于自身实力不够，只是还不敢轻举妄动。而马木鲁克本身又分为两派——亲英派和亲法派，内部不团结。由此，双方势均力敌。
穆罕默德·阿里把宝压在亲法派身上，支持亲法派打败了亲英派，并清除了对方的亲信。在这场马木鲁克的内部争斗中，双方两败俱伤，阿尔巴尼亚人却渔翁得利。亲法派当上了埃及的帕夏，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同时为兑现当初结盟时支付阿尔巴尼亚人钱财的承诺，他们向埃及百姓以各种名目征收额外的苛捐杂税，结果引起百姓的强烈不满。这时，穆罕默德·阿里主动出面，声明放弃“收入”。由于平时阿尔巴尼亚兵团士兵公买公卖很少欺压普通百姓，从而赢得了普通百姓的好感。阿里与亲法派的声望因此一升一降，卸磨杀驴的时机逐渐成熟了。
1804年3月12号，穆罕默德·阿里在一部分对亲法派不满的马木鲁克长老的支持下，率兵围攻亲法派总部，将其赶出开罗。但此时，穆罕默德·阿里觉得自己独霸埃及的时机还不成熟，因此表面上继续效忠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帝国。穆罕默德·阿里故技重施，一方面组织闹饷，一方面宣布支持埃及百姓对抗帕夏政权。1805年5月13日，以奥马尔·麦克莱姆为首的马木鲁克长老召开会议，拥立穆罕默德·阿里为埃及帕夏。这时，阿里才表示同意担任这一职务。7月9日，奥斯曼素丹极不情愿，但鞭长莫及，无法控制埃及局面，只好承认阿里的帕夏封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更何况此时的埃及只有开罗城才是穆罕默德·阿里的势力范围，一出城墙，就是敌对的马木鲁克骑兵的游击区。穆罕默德·阿里四处宣扬要去开罗城外，参加尼罗河水坝的落成仪式，届时会带出绝大多数部队作为护卫。马木鲁克骑兵们，在所谓的“内应”接应下，从富土富门进入开罗城，随即沿阿齐兹大街向维兹拉门前进。就在维兹拉门，突然从周边的房屋的窗户里，弹如雨下，各个街巷，伏兵四起。结果，除少数亡命之徒骑马跳下城墙得以逃外，大部分被歼。
“卧榻之畔，岂容他人安卧”，在歼灭了敌对的马木鲁克势力后，穆罕默德·阿里并没有因此放松警惕，因为他明白马木鲁克毕竟统治了埃及七百余年，他那些马木鲁克朋友日后很可能成为他的心腹之患。1811年的一天，穆罕默德·阿里在萨拉丁城堡召开盛大宴会，为他的爱子出征沙特阿拉伯壮行，邀请了所有的马木鲁克长老。等这些长老们一进入萨拉丁堡的大厅，迎接他们的是一排排喷吐子弹的枪口，幸运的当场丧生，不幸的就喂了大刀和利斧。接着，穆罕默德·阿里下令全国，屠杀马木鲁克，财产全部充公，马木鲁克势力从此消亡。穆罕默德·阿里成为埃及唯一的统治者。
擦亮枪杆子
阿里从枪杆子中夺取了政权。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所以阿里开始改革了，首先他就是要把自己的枪杆子擦得更亮，把军队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这项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废除雇佣兵制度。
从古罗马军队中的野蛮人到后殖民主义时期被流放到非洲的欧洲囚犯，雇佣兵一直以来都被看做是一群“要钱不要命”的乌合之众。在很多人的理解中，雇佣兵给其他人带来的只有死亡和痛苦，而促使他们打仗的唯一动机就是钱。
雇佣兵在西方出现也是有道理的。为了弥补本国军队数量上的劣势，那些小国的君主们不得不雇佣那些成群结队的杀手。这些人为了名声、金钱、地位等，用自己的血、他人的肉来交换。雇佣兵是一群“靠战争吃饭”的职业杀手，他们受雇进行各种暗杀、绑架、作战，甚至搞政变。揭开雇佣兵的神秘面纱，其实他们的成分很复杂，各式各样的人皆有，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喜欢战争，战争是他们的生命。谁付钱就为谁卖命，这是雇佣兵所共同遵循的一个基本准则。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是非之分。
这样看来，雇佣兵是一种靠出卖自己战斗力来谋生的职业。可以想象，当战斗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候，一定是生命受到巨大威胁的时候。这个时候雇佣兵就会感到得不偿失，往往把雇主抛在一边而逃跑。
由于充分注意到传统雇佣兵制度的弊端，穆罕默德·阿里废除传统的雇佣兵制度，实行征兵制，将埃及农民作为主要兵源，为新军招来了大批体格健壮、淳厚朴实的农家子弟。这样就成立了以埃及人为主体的新式军队，他们都是埃及的子民，肯定会为埃及奋战到最后一刻。
同时，阿里按照欧洲的方式改组自己的陆军，聘用西方军事专家训练新军，介绍西方先进的战法。另一方面，他看到埃及两面环海，所以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为国家发展保驾护航。于是，他大力发展海军事业，建立地中海舰队和红海舰队，让埃及海军迅速成为世人所瞩目的新兴力量。创办军官学校以及步兵、炮兵等各种学校。又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请来许多军事教官，在埃及办起军官学校、参谋学校、步兵学校、骑兵学校、炮兵学校等各类军事专门学校，培养出一批批新型军官。
到1839年，埃及已拥有23万陆军、2万海军，成为中东地区一支最强大的武装力量。穆罕默德·阿里改编了马木鲁克遗留下来的旧军，建立了一支用新式装备武装起来的新军，一度拥有25万人。他还创建了埃及海军，一度拥有战舰32艘。为了建立一支强大的新军，1813年起派人到法国、意大利学习军事技术；1825年创办军事学校和参谋学校，聘用法国军官为教官。
给农民实惠
没有枪杆子是万万不行的，但枪杆子也不是万能的。老百姓最关心的，还是生计问题，再具体一些就是土地问题。古今中外每次重大变革、农民起义大多都牵涉到了土地问题。道理很简单，以前的社会主要产业就是农业，而农业的基础就是土地，所以谁能把土地问题解决好，谁就能坐稳江山。这不，英明的阿里已经开始对土地下手了，他要通过给农民实惠来稳定民心。
阿里清醒地认识到，在埃及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经济改革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农业生产。于是，他首先大刀阔斧地改革旧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以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国家的财政收入。重要的措施就是颁布法令，废除了包税人的特权。所谓包税人，就是大地主的意思。这一法令几乎从根本上动摇了地主阶级的存在基础。然后，阿里又勇敢地取消了宗教地产享有的免税权，并没收了一批宗教地产。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要知道在伊斯兰教国家，宗教的地位高于一切，而相应的所有跟宗教挂钩的东西都被蒙上了神圣不可侵犯的面纱。所以，取消宗教地产的免税权就相当于在太岁头上动土。
这只是第一步而已，后面的措施更加厉害。他下令没收马木鲁克封建主的包税土地，使其归国家所有。两年后，他又扛住了伊斯兰教长老们的抗议，将一大批宗教地产收归国有。1814年，阿里宣布彻底废除包税制，没收了全部包税领地。通过这一系列措施，阿里已控制埃及绝大部分耕地。然后，他将约一半土地迅速分配给无地的农民，一般每个农户能分到3～5费丹的土地，1费丹约合63亩，也就是说，每个农民分到了20～30亩的土地，这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啊。对于靠天吃饭的埃及农民来说，阿里就是真主派来解救他们的使者。
阿里又将原来由包税人随意确定的苛捐杂税合并为一种土地税，由国家统一按土地优劣确定税额，简化纳税手续。在阿里统治初期，埃及农民的纳税额要比马木鲁克时期低得多。由于实行了度量衡的标准化，并对全国的土地进行了彻底的丈量，向国家纳税的实际土地面积比包税时期大增，因而在农民负担有所减轻的同时，国家的税收上涨了。
阿里不但把地分给了农民，还索性好人做到底，采取了一系列扶助农业发展的配套措施。他组织力量兴修水利，疏通旧沟渠，开挖新运河，还加固、修筑各类堤坝。他组织人将尼罗河水引至亚历山大及其周围地区，重新开发出数万费丹的耕地。据估计，由于兴修水利，埃及耕地的总面积扩大了约200万费丹。由于阿里注意深挖河床，又从欧洲引进水泵，尼罗河三角洲一带的农田由过去只能在汛期得到灌溉变为可常年灌溉，农作物由每年一熟变为三熟，从而改变了以前土地使用效率极低的状况。
还有一个小的事例可以说明阿里农业改革的成效。阿里改革的时候，欧洲的纺织业对于原材料棉花的需求大大增加。而阿里的另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大力发展经济作物，特别是发展棉花的生产。棉花自古就是埃及的特产，但是阿里不满足于传统的种植，他从西方引进了许多新的棉花品种。他利用迅速扩大的欧洲纺织业急需原料的机会，组织力量培植优质长纤维棉花。这种棉花于1821年进入英国纺织业后颇受欢迎，险些夺取“最受消费者好评”的称号，此后三年埃及的棉花出口便猛增了200倍，而出口给埃及带来的好处就是为动脉带来了大笔外汇，并向一些贫苦农民提供种子、牲畜、农具和贷款。
通过以上这些改革措施，饱受磨难的埃及农民在阿里统治初期获得了一个休养生息的时机，生活状况有一定程度的改善，生产热情有较大提高。埃及农村的生产力因此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农业产量大幅度增长。埃及的人口也随之增加，1847年达到450万左右。
农民得了实惠，自然安分守己地过日子，埃及的国力也逐渐强大起来。
文盲的远见
阿里之所以受到后世人那样高的评价，肯定不只是因为他给了农民实惠，因为但凡有点脑子的君王都明白，一旦老百姓饿肚子，自己的统治就危险了。所以给农民实惠是一个基于常识的判断。但阿里的思想却远不止于此。
所谓“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虽然阿里自己是个文盲，但他清楚地知道教育是国家绝对不能含糊的大事。他知道传统的伊斯兰经院教育已经不能满足国家的需求，那些整天念经的学生不是埃及强大的保证，所以必须改革。
在文化教育方面，穆罕默德·阿里一上台就面临重要抉择：是严格限制西方思想文化的输入，还是引进、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不少达官显贵和宗教长老视西方的影响为洪水猛兽，力主在文化方面恢复闭关锁国政策。但阿里经过慎重考虑，认识到要推动改革和振兴埃及，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科技。
他奖励学术，创立教育部和教育委员会，创办世俗学校，普及中小学教育；采取建立各种技术专科学校、聘请外国专家讲课、派遣大批留学生去欧洲学习等措施，培养和造就出埃及第一代新型的知识分子。
穆罕默德·阿里还选派留学生去欧洲接受军事培训，最初是单个选送，后来发展到成批派出。1826年，他派出了一个由44名学生组成的庞大的留学生团去法国学习。早在1816年，阿里在开罗的官邸附近曾创办了一所新型学校，校舍由一座城堡改建而成。该校除教授《古兰经》和阿拉伯文课程外，还教授土耳其文、波斯文、意大利文，以及马术、兵器和兵法的运用等实用军事知识。在当时，土耳其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是有教养的穆斯林需要掌握的语言，而意大利语则是地中海东部国家对外贸易通用的语言。还有一所新型学校也开设在阿里官邸附近，该校专门教授几何和数学，这两门学科与军事教育关系最为密切。在这类早期的新型学校中，学生享受免费供给的衣食，每月还发放一定数额的津贴。专业科目的教员大部分是意大利人，有的还兼任阿里的翻译或土地测量员。
阿里重视翻译出版事业，开办外语学校，培养翻译人员，组织力量把大批外国军事和科技书籍译成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创办印刷厂，出版、发行阿拉伯、波斯和土耳其等各种文字的书籍，出版埃及第一份报纸《埃及战役报》。穆罕默德·阿里按欧洲的模式，建立了世俗教育制度，开办了几十所初级学校、中级学校和专科学校，专科学校有医药、农业、技术和外语等。1828年创办了布拉格印刷所和《埃及纪事》报。诠释古籍，修订文法，编纂辞书、字典，出版历史、地理、文学著作。
通过全面改革，穆罕默德·阿里使埃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成为“奥斯曼帝国的唯一有生命力的部分”，他因此被誉为“现代埃及之父”。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阿里的改革从1805年延续到1840年，持续了35年的时间。从整体上来说，改革是成功的，它使埃及在多方面发生了质变，基本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但是，从枪杆子里夺得政权的阿里血液中始终流淌着一种好战的因素，也许这也正是军人的悲哀所在。这种因素为阿里带来了一系列的荣誉，但也最终为他引来了灭顶之灾。在自己的实力逐渐扩大的时候，阿里开始有了野心：他想建立一个包含所有讲阿拉伯语地区在内的新阿拉伯帝国。
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就是出兵入侵阿拉伯半岛。历经17年的艰苦战斗，埃及最终以高昂的代价，换来了第一次对外扩张战争的胜利。阿拉伯半岛处于埃及的统治之下。
然后，阿里开始侵占苏丹。阿里的改革措施在各个领域全面展开，人力、财力的缺乏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阿拉伯半岛的战事又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阿里指望以侵占苏丹来弥补兵员、劳力的损耗和国库的亏空，1820年阿里派兵溯尼罗河而上侵入苏丹。两年之内，埃及军队便灭掉了苏丹两个最大的王国——达尔富尔王国和散纳尔王国，控制了苏丹大部分地区。阿里虽然将埃及的疆域向南大大推进了，但获得的金银财宝、兵源和劳动力却十分稀少，反而使自己的改革又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终于，阿里为他的轻狂付出了代价。他不断扩张引起了英国的警惕，英国开始对埃及作战，战争的结果是1840年11月，穆罕默德·阿里被迫同英国签订《英埃协定》。在这个不平等条约中，埃及承认土耳其宗主权，把本国军队缩减为18000人。同时，关闭造船厂，允许英国商人在埃及进行自由贸易，实行低关税制，只对进口商品征收5％的关税，对出口商品征收12％的关税。《英埃协定》的签订标志着埃及开始沦为欧洲列强的半殖民地。
这样，一项本来成功的改革就葬送在了它的推行者手中。正应了那句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阿里的改革最终失败，不仅是因为军事失利而引发了外国的干涉，其原因其实是多样的。与同时期的明治维新对比一下，就不难看出问题出在哪里了。
从外部原因上讲，西方国家不希望处在交通要道的埃及真正强大起来，所以它们千方百计地阻挠埃及复兴。要知道，埃及虽然依靠改革政策比以前强大了许多，但是跟那些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相比，实力上还是差很多。这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导致了阿里改革在西方的炮声中宣告失败。
众所周知，政策的延续性是一项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证。但是阿里改革却没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阿里死后，他的后两位接班人阿巴斯和赛义德都是坚定的伊斯兰信徒，特别反对西方文化。这里不得不说的就是一个国家学习的能力。实际上，当时的伊斯兰文化已经落后于世界文明发展进程，必须要勇敢地向西方学习。但是阿巴斯坚持传统，极端仇视西方，他辞退了所有的外国顾问，关闭了外国学校，并让一切沾染上西方特征的政府机关消失。这说明，埃及的学习敏锐性是不够的。与之相比，日本的学习能力显然更胜一筹，他们派出使团深入西方工厂企业，快速地吸收外来文化，使日本走上了西化的道路。相比之下，埃及作为四大文明古国，背负了太多的历史沉积，学起人来瞻前顾后，总怕丢了自家的宝，捡了人家的草，这不能不说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改革的深度和力度。
从社会形态上来讲，阿里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旧有的封建观念。传统的帝王观在他的心中还是根深蒂固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虽然将一半土地分给农民，但同时也将另一半留为己有或者赐给亲属、将领，事实上是用新的地主代替了旧的。相比之下，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天皇就更开明一些，他将全国的土地都分给了农民，真正赢得了民心。
虽然阿里的改革失败了，他的晚年也是在神经错乱中度过的，但其历史功绩却是不容抹杀的。它推动了埃及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使几个世纪停滞不前的埃及社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并为埃及资本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它增强了埃及的经济、军事实力，促进了埃及文化的繁荣，使19世纪上半叶的埃及出现了复兴局面，进而成为中东一强。它不但使埃及得以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维护了自身的独立和主权，摆脱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而且大大推迟了欧洲列强侵占埃及的进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赞扬穆罕默德·阿里时期的埃及是“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唯一有生命力的部分”。开罗那金碧辉煌的阿里清真寺就是后世人们对他最高的褒奖。所以，莫以成败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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