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最重要的15次改革-农奴制改革:呼吸自由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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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8年4月17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圣母升天大教堂的洪亮钟声打破了黎明的寂静,莫斯科各教堂和修道院的几百口大钟应声而响,彼此呼应,交相轰鸣。莫斯科市民从睡梦中醒来,听到了街道上宫廷传令官由远而近的锣声和喊声:“尼古拉大公添丁进口了。”这位孩子就是后来著名的亚历山大二世。

    历史的发展总是复杂的,而历史人物的命运则是多变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俄国历史上曾被称为“农奴的伟大解放者”、“解放者——沙皇”,但最终他还是走向了另一极,死在了革命者的炸弹之下。

    从屠格涅夫说起

    大家都知道,俄国有个著名的作家叫屠格涅夫。可是大家或许不知道,他就出身于一个大奴隶主家庭。屠格涅夫的母亲叫瓦尔瓦拉,是一个拥有五千个农奴的地主。在屠格涅夫的家里女人说了算,虽然他的父亲谢尔盖依·尼古拉耶维奇是个军人,但这位老兄可能对军队的那种组织纪律性极强的生活过于习惯,以至于他从1821年退休以后就无法应付平常的生活了。过问家事的大权就落到了屠格涅夫的身上。不知道是不是处于更年期的原因,瓦尔瓦拉脾气极其暴躁,她像一头狂暴的母老虎,整天拿着一根棍子不停地发号施令。她在家里配了三百多个仆役,仆役们穿着都很讲究,但只要稍不遂她的意,就要遭到严惩。她甚至可以借口桌子没有擦干净,就将打扫房间的女仆弄得抛夫弃子,赶到遥远的农村去养牲口;要是她偶尔发现花园里少了一朵花,就会下令把全体园丁抓到马厩鞭打。

    说起俄国的农奴制,可是有些历史的。实际上,一直到15世纪下半期以前,俄国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农奴,当时在地里劳作的农民是可以自由迁徙的,因为那时候俄国还没有实现高度的中央集权,农民创收多少跟中央没有多大关系。所以农民问题也不被沙皇重视。但随着国家集权的加强,沙皇逐渐认识到加强对农民控制的重要性。可以想一下:如果不准农民自由活动,那他们就得老老实实地待在田里干活,自然可以创造更大的物质财富。沙皇一旦想通这个道理,俄国农民农奴化的进程就开始了。

    伊凡四世颁布法典规定:农民在交清住宿费后,才可在特定的时期离开封建主两周的时间。但是这个所谓的住宿费对当时的许多农民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所以许多农民因交不起住宿费而不能离开封建主。到了16世纪70年代,俄国出现了全国性的经济恐慌,税收大大减少,沙皇的日子捉襟见肘,这下伊凡四世坐不住了,他于1581年开始进行人口、土地调查登记,首次实行“禁年”,禁止农民迁徙。到了1593年,人口土地调查登记工作基本完成,沙皇政府颁布法令规定凡是登记在某个封建主名下的农民,就成为该封建主的农奴,不得迁徙换主。4年后,伊凡四世的继任者费多尔颁布追捕逃亡农民的法令,作出了一个更离谱的规定:凡农民逃亡在5年之内的均可由原主人带回。

    这个口子一开,下面的沙皇就开始肆无忌惮了。1607年,沙皇叔伊斯基颁布法令,规定追捕逃亡农奴期限从5年延长到15年。一年一年地往上涨沙皇也嫌麻烦,于是终结者出现了:1649年,沙皇阿历克谢·米哈依洛维奇最终推出《法律大全》,彻底取消了农民的一切出走权,并且规定农奴主对逃亡农奴拥有永久追捕权,确立了农奴及家属在人身、土地和司法上对农奴主的依附关系,这标志着农奴制在全国范围最终确立。

    在这个法令的规定中,农奴的一切财产、人身、子女都属农奴主所有,他们必须无怨无悔地任凭农奴主打骂,心甘情愿地被当做物品买卖,被当做礼品转赠。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中,还保留着19世纪上半期的报纸上登出的一则出售和交换农奴的广告:出售家奴两名,一名为照看猎犬者,并会做鞋,现年三十,已婚。其妻为洗衣妇,并会放养家畜,现年二十五。如有意者请与阿列克西联系。

    这种农奴制愚昧得一塌糊涂。可以想象,在农奴制下,农奴被看做牛羊一般的牲畜,人格和自尊心被无情摧残,或者更准确地说,根本没有自尊心,机械、麻木地活着,一个个成为愚昧的文盲、愚钝的苦力。他们必须整天无偿地为封建地主劳动,甚至被作为物品抵押债务;大量农奴被束缚在农业庄园里,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必需的劳动力由此缺乏来源,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也大大落后于西欧诸国。当然有压迫就有反抗,当时俄国各地的农民起义、暴动此起彼伏,社会动荡不安,连戒备森严的皇宫也感受到了局势的动荡。

    “是谁给这可怕的权力,让一些人奴役另一些与他同样生活的人的意志,剥夺了他们的自由?主人为了排解愁闷,随意将他当做一头牛卖出,换进来一匹马,或者一条狗,而他却从此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爹娘、兄弟姐妹……”著名作家、评论家别林斯基愤怒谴责当时还在俄国盛行的农奴制。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一大批俄国进步思想家、作家那时也纷纷撰文,抨击俄国农奴制的惨无人道和残忍。这是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的事。

    到了19世纪中叶,基本上世界上已经到了文明社会。而且俄国的主要工业、农业基地都在西欧,按理说应该早就呼吸到英、法那自由的空气了,可事实却是农奴制依然很稳健地坚挺在俄国大地上。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种惨无人道的农奴制在俄国兴旺呢?熟悉俄国历史的人马上会脱口而出:因为东正教的束缚。

    东正教的精神力量

    说起东正教,很多人可能不了解它的真面目。其实,东正教是人们常说的基督教的一个组成部分。东正教是与天主教、新教并立的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亦称正教。同时,由于它是在罗马帝国的东部希腊语地区发展而来,所以又称为希腊正教。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后,俄国等一些斯拉夫语系国家相继脱离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的直接管辖,建立自主教会,逐渐形成用斯拉夫语的俄国正教,希腊正教目前则主要指使用拜占庭礼仪的东正教会。

    俄国接受东正教是从公元988年“罗斯受洗”开始的。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978~1015年在位)娶拜占庭皇族公主安娜为妃,公元988年接受东正教,史称“罗斯受洗”。几百年过去了,等到16世纪的时候,东正教作为一种信仰早已融入到俄国人的血液中,成为构成俄国民族性格不可或缺的因素。

    相比于天主教、新教,东正教被认为是三派中最保守和最墨守成规的教派,它的清规戒律多得简直让人无法忍受,就像少林寺的戒律院一样。东正教会认为,只有它才是最正统的基督教派。它的教规教义是绝对真理,绝对不会发生错误,而且绝对不会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改变。

    由于对自己的正统性深信不疑,所以东正教没有发生宗教改革,对对古代的教规教义从未进行过革新运动。在西方宗教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东正教却依然如故地保守旧有的一切,这对之后俄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东正教信仰对于俄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国家制度及国家道路的选择均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从信仰这个层面上讲,沙皇政府得以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农奴制及广大农民基本顺从地接受农奴制,并承受农奴制长期残酷的剥削,东正教的影响绝对是不可忽略的。由于俄国社会各阶层基本上都信奉东正教,所以他们的思想中普遍具有一神论的倾向,并且坚定不移地相信圣徒等级制和来世报应的思想,这种“今世受苦,来世享福”的思想给农奴制提供了思想基础,使得人们对于统治完全服从,而且绝对不以暴力对抗。

    同时,这种宗教信仰使得人们普遍具有一种博爱的思想,也就是说服从上帝就是服从沙皇,因为沙皇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沙皇就很容易把东正教的许多宗教思想当成维护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有力思想武器。由于坚信“今世受苦,来世享福”,广大劳动人民就陶醉在宗教的麻痹之中,久而久之便养成了忠君、忍耐、顺从的性格。

    受拜占庭东正教的影响,俄国人的思考就是这么一个逻辑:服从上帝就要服从沙皇,服从沙皇就是服从上帝。这样一个逻辑的结果就是教权服从于王权,因为教权是看不见的,王权却是实实在在的。

    东正教大肆宣扬“君权神授”,不断强调沙皇与上帝的血亲关系,它告诉俄国人民,任何人不得强行篡夺王权,同时也要求王公向人民和上帝负责,如果违背上帝的旨意滥用职权就会受到惩罚。俄国人民深受此影响,认为沙皇不但是世俗的最高统治者,而且又是圣者,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在这种思想体系中,沙皇不但要管理国家,还要拯救灵魂。另外,东正教提倡苦练修行,特别鄙视世俗的享乐,认为肉体上的快乐本质上是罪恶的,是与精神上的人对立的。为了拯救灵魂,必须牺牲肉体。

    在东正教这种几近于逆来顺受的思想影响下,俄国人普遍相信,要想死后进天堂,就应该忍受身体的劳累和苦痛。东正教僧侣在日常的传教活动中,注重宣传普遍平民化的社会理想,认为一切世俗的东西,其中包括社会地位和名望、财富和舒适等,都应当彻底地拒绝和否定。这种宣传的实质就是让人们彻底放弃对此世生活的期望,从而给广大穷困的人民一种心理抚慰的作用,使他们面对生活现状会产生些许无奈的满足感。

    东正教还特别强调上帝“道成肉身”拯救人类和“爱上帝、爱邻人”的教义,加之“君权神授”的思想,这一切使广大农奴不仅深深热爱天上的上帝,也热爱地上的上帝——沙皇,形成了爱沙皇就等于爱上帝的思想意识。由于农奴的这种热爱,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俄国农奴都是皇权主义者,他们将其苦难归罪于地主,但从不责怪沙皇。正因为如此,广大农奴对于沙皇下令颁布的关于确立农奴制度的各项法令没有作出激烈的反应。

    俄国人原地踏步

    除了宗教因素外,俄国人本身不思进取的习惯也使得农奴制得以长期存在。

    跟中国多山地丘陵不同,俄国有广阔的大平原,在横跨亚欧的国土中,俄国真的是地广人稀,而且气候条件恶劣,据说西伯利亚的最低温度甚至超过了南极。俄国大部分地方属寒冷而干旱的大陆性气候,霜冻期长。这种不利的气候条件使个体农奴的经济活动十分困难,经常面临破产的危险,所以以集体劳动为表现形式的村社在俄国得以长期存在。

    俄国人的生活非常悠闲、懒散,得过且过是他们的主导思想。俄国不像中国那样,常有水旱灾害,所以中国的农民即使丰收了心里也不会轻松,他想的是明年会不会歉收,有没有饭吃,这种历史的因袭是根深蒂固的。所以中国人喜欢积攒,有较强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总是在为明天、为后代而积攒,背着很重的壳,活得很累。俄国人不一样,他们从不为明天发愁,俄国地大物博,他们讲求现时是享受。一些上岁数的人说,前苏联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就像我们的父母,给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可以没有包袱、无忧无虑地生活。即使解体后的今天,俄国人也一样活得很开心,这和中国人差异很大。

    由于村舍力量远胜于个人,俄国社会中存在很强的集体主义与平均主义传统。这种平均主义的思想意识使广大农民厌恶差距,如果一个人追求勤奋创业、出人头地,那就会成为“出头鸟”,肯定就被扼杀在摇篮之中了。俄国人追求的是一种“小富即安”、“不患贫,只患不公”的低水平封闭保守的村社生活。可以想象,整天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的俄国民众是怎样的性格:缺乏个性、不思进取,并且具有超强的忍耐、服从和顺从的秉性,这一切导致俄国老百姓比任何一个国家的老百姓对国家和集体更加服从,对政府和制度更具有忍耐精神。因此,在俄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那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农奴们的反抗最多也就是以骚动的形式表现出来。

    19世纪上半期,虽然俄国农奴制已经彻底暴露它的弊端,但即使是这样,面对日益悲惨的处境,农奴只是以不断增加的骚动回应,没有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农奴起义。即使是历史上发生过的拉辛和普加乔夫起义,与中国的陈胜吴广、太平天国起义相比,也只不过是两次农民骚动的小打闹而已。

    同时,这些骚动还几乎都没有提出废除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纲领和口号,甚至有的还是以“好沙皇”的名义发起反抗斗争。那些农奴认为使他们生活窘迫的是农奴主,而不是沙皇和沙皇坚决维护的国家制度。很多农奴在忍无可忍时,大多选择逃亡。因此,俄国农奴制度之所以能在西方现代化潮流中顽固地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制度的被施加方——农奴,几乎没有推翻这种制度的诉求。

    克里米亚悲歌

    农奴制虽然在俄国有深厚的宗教与文化根基,但是它的确阻碍俄国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障碍。这些障碍在1861年的时候,终于让皇帝坐不住了。

    1861年的一天,俄国沙皇皇宫。

    一个中年男子坐在一张颇有气势的椅子上,双眉紧蹙:他牢牢地盯着眼前那份报告。这个中年男子就是俄国最有权势的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但此刻他一点也无法为自己的倾天权势沾沾自喜,面前那份内务部副大臣米留金的报告赫然入目:恳请伟大的沙皇陛下废除农奴制。他心里暗暗叹气:自从1855年3月登基以来,大概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吧,但这一年来底下的大臣们却从来没有什么喜讯,全是些烦心事:农奴闹事,财政赤字,作家批判,烦死了。

    其实亚历山大二世的即位纯属偶然事件。当1853年他还是皇太子时,俄国与土耳其在巴尔干地区狠狠地打了一仗,结果倒是不错:俄国小伙子们把土耳其的海军打得全军覆没。但英国与法国不愿失去土耳其这个战略要道,所以它们马上与土耳其结盟,还拽上了意大利的撒丁王国,凑成一支联军,正式对俄国开战。这下俄国海军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了,跟英法联军用蒸汽做动力的铁甲战舰相比,俄国不久前在对付土耳其海军中大显神威的风帆战船就像玩具一般,连战连败,被逼得退守克里米亚半岛。

    消息传到国内,心力交瘁的沙皇尼古拉一世终于不堪重负而服毒自尽。当年尼古拉一世就是在哥哥亚历山大一世突然去世的情况下继承皇位的,这一场景又在他自己和儿子亚历山大身上再现。亚历山大二世受命于危难之时,成为俄国新沙皇。

    再回到克里米亚战争中。在黑海边的俄军要塞塞瓦斯托波尔,8万俄军面对六万英法联军,苦苦坚守将近一年后,兵败而退。这次失败绝对不是俄国小伙子们不勇敢,他们确实浴血奋战过,但是无奈兵器差距太大:可以想象,当一支部队的火枪能射100米,对手的火枪却能射300米的时候,又有多少胜算可言?就这样,1856年3月,俄国不得不在停战的《巴黎和约》上签字,俄国在黑海的控制权屈辱地丧失殆尽。当年让拿破仑损兵折将、大败而归的俄国的荣耀哪里去了?

    战争使俄国一贫如洗,财政预算赤字猛增。从1853年到1856年间,俄国的财政赤字从五千两百万卢布增长到了三千亿零七百万卢布,增长了6000倍。为了平衡收支,俄国政府一方面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另一方面大举借债,这些都是饮鸩止渴之举。

    到了1856年初,俄国的内外债已达7亿卢布以上。这几近天文数字般的巨额债务和财政预算赤字严重地破坏了国家的财政体系,给经济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俄国在借款的时候,往往以农奴和庄园作为抵押。与此同时,克里米亚战争使俄国业已危机四伏的农奴制度更是雪上加霜。1853~1856年,农村青壮年男子仅充军者就达150万人,1856年,俄国34省播种面积减少35%,谷物的出口下降了1/3还多。政府把战争的费用全部转嫁到人民的头上,从而引起了全国性的农民反抗风潮。农奴杀死地主、赶走官吏、烧毁庄园、夺取土地。此外,农奴为了争取自由,纷纷出走,给沙皇统治造成巨大的威胁。

    克里米亚战争暴露了俄国的腐败和衰弱,把俄国从沉睡中唤醒,兵败的消息,使俄国上下一片哗然。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是落后的农奴制阻碍了俄国的强盛与发展,才有克里米亚的耻辱。

    所以,在看到米留金的这份报告后,可想而知,年轻的沙皇心情是多么复杂。

    签还是不签这个字,沙皇在思考。

    翻身农奴把歌唱

    从整体上来说,亚历山大二世绝对不是隋炀帝那样的昏君,他还是很有进取心的一位皇帝:农民骚乱以及江河日下的国势,让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不废除农奴制的可怕后果:从远了说,俄国就会越来越落后于英法等西方国家,自己对不起列祖列宗;从近了说,最现实的就是自己的沙皇宝座即将不保,因为再温顺的绵羊也会被逼急。所以,废除农奴制是板上钉钉的事。签!沙皇拿起笔就要写了。

    年轻的沙皇突然又想到了一些事情。废除农奴制肯定要对那些靠农奴为生的封建贵族领主造成一定损害,而且这些世袭贵族在宫廷中极有势力,要是得罪了他们,那后果也是很严重的。前朝的沙皇彼得三世和保罗一世就是因为违背贵族利益被他们制造宫廷内乱而丧命。想起这些血腥往事,亚历山大二世不禁打了个寒战,正准备签字的笔也慢慢停了下来。如何妥善解决废除农奴制的问题,如同一个摆脱不了的阴影,缠绕在他心头。

    面对这几乎成了死结的局面,沙皇真的头痛无比。

    但是,难归难,事情还是必须去做的,这是沙皇必须承担的责任。几天后,亚历山大二世在莫斯科向贵族代表发表演说时,第一次公开谈及废除农奴制的问题:“农民和他们的地主之间存在着敌对情绪,不幸的是由于这种敌对情绪,发生了一些不服地主管束的事情。我深信,我们迟早会解决这个问题。我想,诸位是同意我的意见的。因为从上面解决要比由下面解决好得多。”

    1857年1月15日,俄国在冬宫成立了“讨论关于整顿地主、农民生活措施”的秘密委员会,这是准备实施改革的标志。大概8个月后,维连省总督纳季莫夫响应政府倡导,上书沙皇表示该省贵族同意无偿地解放农民。11月22日,亚历山大二世审阅了纳季莫夫的报告,并下诏草案。第二天夜间,沙皇就下令将这份诏书赶印了75份,第二天凌晨便经铁路运走,分发给各省总督和首席贵族。从此时起,政府公开承认将要取消农奴制,秘密委员会的工作由秘密走向公开。

    1857年到1858年这短短的一年时间中,在沙皇政府主持下相继成立了中央和各州的特别委员会,起草农奴制改革草案。这些委员会都是由沙皇官吏和贵族代表组成,领导全部改革的“农民事务总委员会”,由沙皇政府的高级官吏和大农奴主组成,各地区的农奴主都竭力在改革方案中体现自己的利益,各地提出了几十种不同的方案。集中起来可分为两派意见:一派主张解放农奴时应带土地,主要反映了那些土地贫瘠地区地主的利益,他们主张解放农奴时把土地分给农民,但是必须由农民拿出巨款来赎买,以得到更多赎金;另一派主张不带土地,主要代表那些黑土地带地主的利益。那里土地肥沃,地主希望掌握更多的土地,以从事集约式的农场经营,而无地少地的农民便可以成为他们的雇工。由于各地农奴主间利益上的矛盾,使改革起草工作迁延数年之久。

    然而,俄国各地农奴反抗暴政的斗争不断增多,农奴反抗暴动的事件激增到九百多次。为了防止爆发农民革命,沙皇政府弃卒保车,拒绝了一些贵族过于贪婪的要求,加快拟定关于农民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总法令的速度。

    1861年1月28日俄国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讨论改革草案,亚历山大二世急不可待地重申:为了维护地主的利益,凡是能做的一切都做了,今后的任何拖延都会有害于国家。1861年2月19日,亚历山大二世正式签署《废除农奴制的特别宣言》,声称:在祈求上帝赐予援助后,朕决定把这一切事业切实地推动起来,农奴在适当的时候将获得自由农村居民的一切权利。接着又批准了一系列法令,包括《关于农民脱离农奴依附的一般法令》、《赎地法令》等十七个文件,规定农奴制被废除。

    这些法令的颁布,使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从此以后农民可以以自己的名字拥有动产和不动产,而且他们可以自由迁徙、择业、婚配,再也不用被人当成牲口一样打骂和买卖。此外,农民还可以缔结任何合同、进行诉讼。社会上的人必须尊重农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权利。

    在俄国存在了三百多年的农奴制终于被废除了,翻身的农奴要把歌来唱。

    贵族变成企业家

    农奴们可是唱歌唱得欢了,得了土地当然高兴了。但是,那些失去土地的贵族的日子可就有些不好过了,失去了土地的他们必须转型。于是他们开始利用自己的地位优势从事商业活动,赚取另一桶金。

    农奴制改革后,上至皇族,下到低级贵族都纷纷下海从事工商业。有的贵族办各类工厂,有的从事包工、包税、经商和高利贷活动,19世纪60~70年代,包括沙皇本人在内的皇族成员都参与了转让铁路承租权、矿山开采权和企业建设承包权的活动。这种传统一直传到了20世纪初,据说那时的沙皇罗曼诺夫家族的资本开始投入国内外的各种企业,甚至大家都传言罗曼诺夫家族是制造军舰、大炮、钢甲等的英国威克斯公司的最大股东之一。

    看看历史记载就知道俄国贵族们的转型有多大了:到20世纪初,俄国各省1894名贵族拥有2092个工厂、企业。除开办工厂外,贵族参与工商业活动的最常用办法是参加各类股份公司,购买股票和各种有价证券。据统计,20世纪初,在1482个开业公司的董事会中,世袭贵族占有800多个诸如主席、长官、理事等职位,非世袭贵族占有390个同样的职位。

    这个过程又可以分成两个层面来看:首先,俄国贵族广泛参与工商业活动,促进了贵族的资产阶级化。那些本来是典型的贵族代表人物,现在却成了典型的资本主义大商人。其次,大批非贵族出身的人挤进贵族行列,也促使贵族社会面貌发生巨大改变。农奴制改革以后,由于贵族阶级逐渐没落,大批非贵族出身的人担任了国家公职,获取高位,跻身于贵族之列,有钱的资本家因其巨额财富而封侯列爵者也屡见不鲜。贵族阶级人数大增,成分却驳杂不纯,贵族阶级日益徒具其名。据统计,在1875~1884年间,确定享有贵族权利的人数为12701人,但到1882~1892年间,贵族人数已增加到26834人。在20年的时间内,涌入贵族阶级的人数达39000余人,比任何时候都多。

    国家荣光,皇帝死亡

    农奴制的改革是卓有成效的,它使得俄国重新赢回往日的荣耀,回到光荣之巅。

    农奴制的废除使俄国的资产阶级获得了必需的劳动力、市场和资金,新兴资本主义工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在主要部门中,机器生产已逐渐排挤手工劳动而占统治地位。俄国地区工厂从1866年的2500家发展到1903年的9000家左右,生铁和石油产量在1861年到1890年间增加了近十倍。这个时期,顿巴斯、巴库等新工业中心也相继形成。

    农奴制使得农民脱离了土地束缚,开始走向城市。于是,大工业迅速取代了手工工场,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19世纪60~90年代,纺织机增加9倍,工业总产量增加7倍。1865~1890年,大工厂和铁路工人数量由70万人增至143万人。再从这期间若干项主要工业产品看,1860~1895年,煤炭产量从1830万普特增加到377亿普特;生铁从2050万普特增加到8870万普特。

    伴随经济的发展,俄国资产阶级在组织生产过程中逐渐建立了银行、辛迪加、托拉斯等机构,实现了经济组织的创新,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工业生产的增长过程看,1860~1910年世界工业年均增长5倍,而在此期间英国仅为15倍,德国为5倍,而俄国竟高达95倍。

    用现在的发展学理论来讲,一个国家的竞争能力或强或弱,一个主要指标就是看这个国家能以怎样的魄力来调整自己的政策和革新现行制度,从而调整自己的步伐来适应世界的发展。在这一点上,俄国农奴制改革是成功的:经过改革后30年的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已接近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撇开轻工业发展不算,光看重工业产量,它事实上已进入强大的先进国家之列。1861年以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异常迅速,只用数十年的工夫就完成了欧洲某些国家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转变。

    不得不说明的一点就是,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是一项极其保守的改革,它并不能从根本上平息各地声势越来越大的农民暴动,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专制制度和地主贵族利益。就像前面所提到的那样,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国务会议上明确宣称:请你们相信,为了保护地主的利益,凡是能做到的一切都做到了。因此,改革后的俄国,农奴制的残余仍严重地阻碍着经济现代化的进程。

    举个简单的例子:改革虽然宣布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并可得到一块份地和宅园地,但丝毫没有触及大地主土地所有制。改革有一条原则,即全部土地所有权仍属于地主。农民为了获取人身自由和份地必须向地主缴纳赎金,而这种赎金是高代价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地主手中。赎地不仅使农民失去五分之一以上的土地,而且还由于缴纳巨额赎金负债累累,濒临破产的境地。

    农民对于上层统治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强烈,俄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虽然亚历山大二世曾经被看做农奴的解放者,但是他并不是真正的慈善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住他的皇位而已。谁要是从根本上威胁到这个宝座,他就对谁不客气了。所以,当国家的政治形势日益紧迫之时,亚历山大二世像他的父亲尼古拉一世一样,重新捡起军队这根救命稻草,妄图以血腥的镇压平息农民的动乱。

    在亚历山大二世逐渐走向反动之后,俄国的激进组织——民意党就宣判了亚历山大的死刑,也就是说他们将前赴后继地刺杀沙皇,直到亚历山大的死刑真正被执行为止。口号容易喊,但付诸行动还真是有些困难:针对沙皇的前5次谋杀均告失败。

    1881年3月1日,亚历山大二世要去军队视察。考虑到当时紧张的政治局势和民意党越来越多的刺杀方式,妻子和儿子都请求他不要去,亚历山大二世自己却开起了玩笑:算命先生曾经算出我有7次危险,而现在即使有危险,也仅仅是第6次,绝对不会有什么事的。

    就这样,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沙皇带着庞大的车队离开了皇宫,他没有想到这竟然是自己的最后一次出行。

    当沙皇乘坐的马车来到彼得堡水道街3号的转角处的时候,早已埋伏在那里的民意党人冲上前来扔出了第一颗炸弹,这颗炸弹把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所乘的马车炸毁了,但亚历山大二世本人安然无事。马车夫一再劝说亚历山大二世不要从马车的车篷里出来,但是沙皇还是坚持走下马车。他坚持去查看卫兵的伤势,还对他们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就在这个时候,革命者扔出了第二颗炸弹,这一次刺杀者的目的达到了,亚历山大二世倒在血泊之中,刺杀者也当场被炸死。

    就这样,经过农奴制改革的俄国开始迈入现代社会,一个大国重新屹立于亚欧之间。但是,历史有自己的逻辑和归属,亲自发起这场改革运动的人,曾经被誉为“沙皇——解放者”的亚历山大二世,却由于自己的倒行逆施丧命于革命党人的炸弹之下,这不能不说是天意使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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