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殿忠译
前言
本文集收入的一部分文章（论文、序言、访问记及论战性文字）写于1948年至1953年，系报纸的专栏文章，均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触及当时的时事。几乎皆因当时的事件而发，并随事态的发展而有所发挥，这些文章，后来以《时事评论》为名结集发表，并未作丝毫改动，当时的立场一仍如旧。
在此，我仅能对那一集的前言作某些修改。然而，必须对某些事实加以确认：第一，就是我们已开始走出虚无主义。毫无疑问，我必须防止把某种个人经验上升为普遍的意义，再说，这本书既没提出什么教条，也没提出什么道德标准。它只不过反复申明道德标准的建立是必要的，那是难能可贵的。但我却觉得，能够迈出这一步，尽管没有把握，却足以使我们走出顽固的否定和因循守旧的状态。尽管表面上尚不明显，但我们今天是更加富有了，装备也更加精良了，而这，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不行的。现在我们是看清了，而当时我们却不甚了了。真正的解放绝非明天之事，而虚无主义确已成为过去，尽管它最后的嘶叫仍然在我们的报纸和杂志上响个不停。
创新的可能始终存在，然而当时却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历史上和艺术上的冲突矛盾，无法以纯逻辑的概括加以解释，然而它们却存在于活生生的创新之中。工人们以及艺术家们的劳动，将会在丰硕的土地上展开，唯独虚无主义将寿终正寝，大地将获得新生。我们没有把握就能达到这种前景，然而，这却是我们所追求和为之努力的唯一目标。尽管我们的未来受到很大的威胁，但凶险的灾难却也不见得会降临。总之我们大家似乎共同走在一条路上，朝着这个唯一的抉择奔去，即打碎这个世界，建立一个有价值有道德的世界，那将会使所有头脑中仍然保留着我们屈辱形象的人感到震惊。到那时，我们众人的第一个任务，便是培养对希望的价值，而摧毁旧的倒还在其次。那首先要做的乃是杜绝侥幸的和平，同时也要拒绝以某种色彩为掩护的、以战争为手段的帮助。和平一旦确立，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各种历史矛盾将被超越，矛盾的双方将会互相滋润，正如今天的人们，这一方会帮助另一方一样。等到那一天，我们的努力将会结出硕果。如果不幸出现了另一个极端，战争爆发了，那么我们这些人以及另外一些人，也至少可以结束无所作为的状态。
这种反抗在今天是必要的，但还不够，为了不至于被引向后退，那就必须勇往直前。仅只批判那个时代还不够，还应该赋予它一种形式，并指出它的未来。倘若捍卫这些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劳动和艺术活动中的创造性价值是件好事的话，那么还应该努力赋予它具体的内容。在这里，随着保卫它们的决心而来的，至少我们将会产生规定其性质的意愿。因此，就这本书而论，我自信尚能够在最低限度的水平上赋予艺术以应有的位置，并且为了反对它的敌人而为它辩护，而这种辩护也并非是特权。
正义与仇恨
受迫害者—迫害者[5]
（1948）
我们应该对这个社会有一个正确的评价，即它特别能够容忍迫害者的存在。因为它已经习惯于迫害者们那些对它有利的思想方式。在某一个早晨或某一个晚上，以这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你就应该料想到，在你眼前会出现某一个人，他会对你说，他已受命于那些迫害者，将要剥夺你的自由或你的生命，将要夺去你的妻子，更有甚者，还要剥夺你的钱财。而且你还必须服从，因为这一切决不取决于你的意志，相反，你要服从的是迫害者们的意志。如果你睁着眼回头看他一下，你脸上立刻就会挨一记老拳，以让你永远闭上眼睛。也可以这样说，此种人乃是这种社会的一种景观。再说，如果阁下您也想做这样的害人者的话，也绝没有人来阻挡您。我们这个社会是通情达理的。
值得庆幸的是，如果不想看到受害者的出现，那主动权却在我们。我们这个社会也的确有相当多的受害者存在，如果不想看到他们，这个社会也只能按照它应该做的去做。它认为那些受害者说话有些言过其词，认为这种人数量也确实相当之大。而且就在这种状态下苟延残喘，那由来也已是很久了。因之，它最终认为，世界并没有绝对无辜的受害者。真正的无辜者就如最终要爆裂的一件东西，那么这件东西就应该得到维修。就这样，很久以来，大家都等待着这种维修。但这却要受害者亲自参与其事。
自这时起，人们便纷纷转向，纷纷左顾而言它。大家彼此都不负责任，如果有那么一个人能负责任，那肯定是讲别人的事。确实不错，大家都把自己的手打在从德国集中营里出来的那些犹太人的头上了。然而这却是英国人的错，或者是阿拉伯人的错，法国人也有份儿，德国人可能也跑不掉，但可以肯定的是，犹太人更有错，这样一来，大家也就都没有错了。还是让我们安静地睡大觉吧。法国人睡得像法利赛人[6]一样，很高兴地看着英国人把这件神圣的事业揽在自己怀里；美国人感到愤慨（纽约的大旅馆里不接待犹太人，但这是两回事）；阿拉伯人在观望等待；俄国人则予以揭露（请想一下那集中营里的情形吧）。至于英国人则显得十分谦虚，一言不发，只一心一意地把手向犹太人头上打去。
被纳粹德国的党卫军做了绝育手术的女人，被迫同一丝不挂的亲妹妹交媾的男人，孩子被打碎脑壳尚紧紧抱在怀中的母亲，被强制亲手杀死自己丈夫的妻子，以及幸免于难、死里逃生的人们，这些人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胆战心惊地活过来了，但已完全失去了家园。人们曾经对他们说过，战后会有自己种满橘树及到处都是湖光山色的土地，在那里没有人会向他们脸上吐唾沫。然而他们却全部遭到了迫害。因为我们天才政治家的事业已被调整得完美无缺，以至竟没有办法不对他们实施迫害。而这一切又都是在绝对无声无息中实施，或者在伪善者们喋喋不休的饶舌中进行。
总之，他们把基督拿在手上肆意折磨。此乃世界史的一个缩影，难道不是吗？但这一切也将在这些受害者和世界各民族受害者们的手中结束。除非这些人不公正地被绞杀，被流放，或被枪决。世界被这些大量的尸体震慑了，这些尸体将全部腐烂。如果这个世界上气味不太好的话，其错自然在它们。
这就是为什么《请让我的人民过去》这本书看后使人感到不舒服的原因。这本书并没有讲到全部受害者，仅只谈到这个民族，但正如人们带着善意所说，他们却是被迫害者的象征。在经过了许多年难以表述的折磨后，人们看到，法国人的仇恨已经形之于外了。这个民族想的是，找回他们的橘林和往昔的湖光山色。然而橘林中却竖起了战旗。湖面上渔场仍在，但捕鱼者西蒙[7]却不知去向。正如您所见，任何事情都不那么简单。
然而，却有一位记者想探悉一下这个《奥德赛》[8]的秘密。在那里，伊达克岛[9]四周已被铁蒺藜围住，于利斯遭到大棒的拷打。夜间，在一片最美丽的海面上，记者听到了受迫害者的歌声。该记者所报道的，并非艺术作品，亦非政治教条，乃是一份鲜血淋漓的资料。然而同样有血腥味的是，他投稿的那份报纸坚持该报道不经删剪则拒绝发表。就这样，人们所想的，当然也是一个新闻机构应该想的，只是出版发行，竟想不到那些无辜的受害者。然而有时候，一个记者也可以为这种不光彩的做法带来体面的解决：他拒绝删剪。当他再碰到一个正直的、良心不太坏的编辑时，他能做的就是把这本书拿出来，公之于众。其结果便是使读者们都感到不舒服，以至没有心思再去跳圆舞曲。从而也便唤醒了那些全力以赴睡大觉的人。这实在是必要的。如果不是他顽固地把原书公之于众，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正面回答那些顽固地坚持可怕罪行的人呢？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提醒读者诸君放心，这些受害者的情况并非没有希望，我们这个社会决不会丢弃他们的。“犹太人和其他人一样，都是人，”书中的一个人物这样说，“他们也有一条命。”年老的沙拉赫说：“我甚至连一个坟墓都找不到。”可以肯定地说受害者们头脑里这些具体想法相当之多。这会使他们变得更使人感兴趣，并使他们得以交上某些朋友。但他们现在已不再想要一块具体的墓地了，他们要求的是，别人能承认他们同其他人一样，有得到墓地的权利，因为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有一个生命。这是个很好的起点，我们没有理由不听他们的呼声，试想，如果他们吸取了往日的教训，如果在某一天早上，他们也变成了迫害人的人，那该怎么办？因为，如果局势普遍宽松了，在一个团体内，他们会变的。一切秩序都会建立起来的。那将是我们一次奇迹般的盛宴，也便是举国欢腾之时，那时我们将宰杀肥牛来下酒……
“又在开杀戒！”爱挑毛病的人们说。
正义的伪善者[10]
（1950）
正如您所说，为了自己逃出监狱，问题不在于可不可以杀死那个家里养着孩子的狱卒。问题在于，如果能使所有的被关押者获得自由，就是把狱卒的孩子都杀了也值得。这其间的差别还算不小。
对此，我们这个时代既不回答是也不回答否，尽管在实际上，它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却好像这个问题没被提出来似的，这种做法实在得体。我自己就没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我选择了使人们能够重新活下来的办法，他们可能提出这个问题。我为这些我所尊敬的人效了力，然后在他们身后隐去。
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答案并非是：“要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而是：
1.这里有个界限，孩子们就是界限；
2.为了正义，可以破例把狱卒杀掉；
3.但必须同意牺牲自己。
我们的时代的答案（无声的答案）却相反：
1.没有界限，至于孩子们，当然啦，但总之……
2.为了给所有的人以正义，可以把大家都杀了；
3.同时我们还要申请荣誉勋章。那是有用的。
……
1905年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并不是神甫的侍童，他们对正义的要求比今天在所有作品和所有报纸上带着某种诲淫诲盗的玩意儿所表现出来的更为严肃。这是因为他们对正义的热爱十分强烈以至无法使自己变成令人厌恶的刽子手。他们选择了行动和恐怖为正义服务，但同时他们也选择了死亡，选择了以一条生命换取另一条生命的办法，以使正义永存。
“当代的推理，正如人们所说，是绝对的。”既然您不愿意当刽子手，那您就是神甫的侍童，反之亦然。这种推理所表现的，除了卑鄙以外，没有别的。卡利亚耶夫、多拉、布里昂以及他们的同志们在五十年代以前不愿意卑鄙如此，便对我们说，有一个死去的正义和一个活着的正义。还说，在正义变得舒服起来的那一刻，它便已死去，这时它已不再炙手可热了。
但这一切，我们今天是再也看不到了，因为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社会充满了正义，而在1905年，却如凤毛麟角。因为那个时候可以为它牺牲，也需要它的宣传者和捍卫者，那是因为物以稀为贵的关系。如今不同了，如今只需要信徒和勋章。但是当我们读着当时被强迫读的那些书时，当我们看到这最后一批正义主义者那些唯利是图的面孔和他们那些卑鄙的罪行时，不管他们是左派还是右派，我们便禁不住要想，正义和慈善一样，它们都有一批伪善者。
……
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同神甫的侍童和刽子手们是两种人，甚至同那些比较“现代化”的刽子手—侍童都不一样。那些在最黑暗的时代里，努力举起智慧和公正的火炬，而且在战后和从集中营里出来以后仍保留着传统的人，他们没有一个活到现在。
但有这种形象的人无疑将取得胜利，尽管这种形象并不漂亮。但在那些什么都不想干的蠢人和那些什么都想干的荒唐者中间，那些确实想干些事情，并决心为此付出代价的人，乃是唯一具有这种形象的人。
抵抗派[11]
（1951.6）
夫人：
读了您的叙述后，我非常感动，我想我不需要告诉您，真理不幸被弄成这个样子时，如果没有最大的同情心的话，人们就会对它采取一种不即不离的态度。如果我拒绝您向我提出的为您写序的要求，那原因并非仅仅因为我不爱写序的缘故。一个人如果有难言之隐，那实在是一种痛苦，因为向一个没有和你一起经历过这种痛苦的人讲，那是很难说清楚的。
但我仍然乐于回答您关于承蒙您抬爱向我透露的那段心曲。您说，面对着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社会，很有一些事情使您感到费解。比如，某一个被杀害者却竟是无辜的。这是为什么？您的这种怀疑，不管怎么说，却反映了您的如下想法，即牺牲是盲目的。然而，有些人却非常懂得自己生命的价值。这些人，也只有这些人，他们一开始就明白，以生命去冒险，甚或理智地献出自己的生命是高尚的。因此我觉得，您向我讲述的那位牺牲者，就属于这一类人。假如有那么一天，正如您所忧虑的，他的孩子们大声疾呼，他们宁愿有一个活着的父亲，不愿有一位死去的英雄。那就请您对他们说，像他们父亲这样的人，也正是像他这样的人，更愿意为他们而活下去，为自己而活下去，因此就必须有人承受肉体的痛苦甚至献出生命。这实在是一种令人感到害怕的道理。而这种道理却也正是出于对亲人们的爱。倘使他所爱的人们在逆境中免受灭顶之灾，那就只有牺牲自己的这种爱。还应该说明，既然事情就是如此真实地摆在面前，那么，你不首先正确认识自己，便无法真正地爱别人。这种对自己的认识并非基于更高的层次，乃是基于正确的价值。那么，那些塞起自己耳朵对受害者的呼声充耳不闻的人，其价值何在？而又是哪些人在非正义面前俯首帖耳？
当然，在所有的牺牲中，亦有其偶然性。人们在选择行动之前，并非总是能很清楚地料到这一行动的结果会如何。即使如此，如果在众人中一些人选择了甘冒风险去干，和一些人选择了不闻不问的态度，这其间的差别也已然非常之大了。在那些愿意冒风险去干的人之中，有一种人义无反顾，坚持到底，有一种人却半途而废；在那些坚持到底的人中，有一些人已没有生的愿望和可能，而另一些人却有着十分充足的理由和道理要活下去，他们却怀着悲愤的心情，放弃了个人的幸福和生的权利，把自己交了出去。这些人，也只有这些人，他们才懂得如何洗刷苟且偷生的耻辱。
我自认尚懂得，存在于那些参加今天被称之为抵抗运动的人周围的冷笑的含义。这种冷笑，在您也同样感觉到了他们的嘲讽味道。但他们却已在那个人的记忆中积存了好久。而那个人今天却离您而去了。至于您本人，乃是属于那种人中的一员，即他们从未想过自己被困在占领时期的活动，而为自己或某一阶层的人捞取荣誉或获得好处，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某些人却终于使您对从前的那些行动产生了怀疑，我对这种言论是不能容忍的。我知道应该对那些作家作何种评价，对那些政治家作何种评价。他们今天勇敢地攻击我们，乃是为了在自己的面孔贴上一个思想自由的金纸，也是为了表示一下何以他们在那个年代会肆意践踏那些死难者，何以会同刽子手们高谈阔论。在自己国家的领土上，取得胜利的另一些人，而不是他们，但他们却在为这个胜利歌唱，并把这个胜利的果实据为己有。而另外一些人，比如像您这样的人，他们不能享受由各国人民共同取得的胜利而换得的特权。在这两种人之间取合并非难事，且也无需说明谁是忠诚的，谁应该受到蔑视。
不错，您在沉默着。而他们却在讲话，并且滔滔不绝地大讲特讲自己的正义和公正。这些言论充斥在报纸上和沙龙里。如果人们思考一下的话，就不难发现谁表现得更正常。我可以对您说，他们最大的隐私就是他们心里总是发虚。对于在某种场合下，至少是在某种场合下，对前来唤起他们原先所没有的勇气和正义的人们，不管是远方的还是近处的，他们都恨之入骨。因此，以后你们每次匆忙地或者精疲力竭地见面时，或者在这种悲剧面前由于单纯的忘却而不能见面时，应该说您是不会忘却的，因为这种悲剧已在您的血肉中打下深刻的烙印，到那时，您将会明白，您至少有一次向他讲述往昔历史的那个人，他刚刚得到了远比那些可怜的官方家伙更为深厚的敬意。
以上就是我想对您说的一切。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放进您的书中去，以便使此人不致被别人说，我们的一位兄弟，不错，就是那位曾在我们身边的兄弟，已然死去，从而被尚活在世上的人们把他永远忘却。夫人，请接受我的敬意。
仇恨的强制性[12]
（1951.圣诞节）
问：您认为把“仇恨”和“谎言”这两个词联系起来，是合乎逻辑的吗？
答：仇恨，其本身就带有谎言的成分。它本能地会使一部分人沉默不语，拒绝对任何人的同情，在本质上颠倒了事物的顺序。至于谎言，则更加微妙一些。有时，如没有仇恨却也可以说谎，那是出于一种单纯的过分自爱。任何心怀仇恨的人，相反地也对自己本身怀有某种方式的憎恨。因此，谎言和仇恨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联系，但从仇恨到谎言，却几乎有一种生物学上的血缘关系。
问：在目前的世界上，人们正为国际上互相仇恨所烦恼时，仇恨不正是常常戴上谎言的面具吗？而谎言，它不恰恰又是仇恨的最恶毒、可能还是最危险的一种最好武器吗？
答：仇恨不可能戴上其他面具，因此它也不可能丢弃这种武器。世人不可能心怀仇恨而不说谎。相反，如果理解不能取代仇恨，便不可能讲实话。[13]在当今世界上，十分之九的报纸都或多或少地讲着谎话。心怀仇恨和偏见的代言人，其谎言只有程度之分而无本质之别。其仇恨愈深，谎言也就愈大。今日之世界，新闻机构，除少数几个例外者外，都属此列。因为找不到较为理想的舆论工具，我便不得已而求其次，那实在是很少的，它们谎言少一些，因为它们的仇恨不那么强烈。
问：请您谈谈当今世界上互相仇恨的情况。有什么新发展吗？比如说在政见理论方面或形势方面。
答：当然，二十世纪并没有创造仇恨，但它却孕育出一种特别的品种，它就是所谓“冷仇恨”，它同数学和大量的其他门类嫁接起来。在屠杀无辜者和我们的计算之间，其差别是巨大的。您知道吗，在二十五年内，即从1922年到1947年之间，有七千万欧洲人，有男人、女人和儿童，他们有的被灭种，有的被流放，有的被杀害。这就是人道主义这片园地的变种，其间尽管有各种抗议也无济于事。今天，仍应继续把欧洲称为卑鄙的欧洲。
问：谎言有与众不同的特殊性吗？
答：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任何一种高尚的品德只要一同它嫁接便立即消亡。其特殊性便是，凡喜欢听谎言的人，都会被它击倒。这就是为什么笃信上帝的人和热爱世人的人一旦相信了谎言时，从那一刻起他们便背叛了上帝，也背弃了世人。是的，任何一个伟人都不是靠谎言起家的。有时谎言可以生效，但却从未成过大事。真正的杰出人物，他首先不是靠决斗成功，乃是以不说谎话取胜。而正义的事业也不是靠用这种道理来压倒另一种道理取胜。它既不是号召人们仅仅维持一个只能糊口的小家，也不是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彻底取消工人阶级百年来的斗争所取得的成果。自由，并不意味着信口开河，想说什么便说什么，也不是任那些专事制造耸人听闻消息的报纸肆意泛滥，更不是借口为了未来的解放而建立专制政权。自由，首先便是不讲谎话。哪个地方谎言泛滥，哪个地方便有暴政，并且永存下去。
问：我们今天，爱和真理正在衰退吗？
答：从表面上看，大家都在爱人类（正像爱鲜血淋漓的牛肋骨一样），而且每个人手中都握有真理。但这正是极端堕落的表现。真理在他们被杀害的儿子们尸体上繁殖。
问：当前，“正义”存在何处？
答：绝大部分存在监狱中和集中营里。但那里也有自由人，他们在向人们发号施令，真正的奴隶在别的地方。
问：在当前形势下，圣诞节休假不正是休战的借口吗？
答：为什么要等圣诞节？每天都有死者和复活者。每天都有非正义和真正的反抗者。
问：您认为有休战的可能性吗？是什么性质的休战？
答：我们要坚持抵抗到底，决不休战。
问：您在《斯基夫的神话》一书第一六六页上曾写道：“只有一种有用的行动，那就是彻底改造人和世界。我永远不去改造人，但必须做出改造人的样子。”您能否在这次访谈中讲一下您今天的看法？
答：那时我比现在悲观。的确我们不能彻底改造人，但我们却也不能任其堕落。相反的，我们要以自身的和他人的顽强力量，以自身的和他人的同非正义作斗争的力量，使他们振作起来。正如路易·纪约所说，真理的曙光并没有向我们承诺什么，因为我们并没有订契约。但真理却需要培植，正如爱和智慧需要培植一样。不错，既没有人向我们赐予，也没有人向我们承诺。但是，只要大家努力去做，不怕牺牲，便什么都有希望。要么，我们便被谎言所扼杀，要么我们就走入死胡同，在这关键时刻，我们要不失时机，孤注一掷。但须冷静，大门会敞开的。
关于反抗问题的通信[14]
反抗和循规蹈矩[15]
（1951.10.19）
主编先生：
为安德烈·布雷东着想，也为了使我本人不致站在通常攻击他的那些人一边（因为我厌恶那样做），对那些人我也不想加以评论。因此，我这封信实际上并不是对他那篇使人惊奇的文章做出的回答。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他没有真正读懂我的文章，那是很明显的，也不仅是因为他那篇纯感情用事的文章并没有修正我任何一个关于对洛特雷阿蒙的实际观点。同样，也不是因为布雷东向我做出一副教导我如何桀骜不驯的教师面孔。据我所知，不论在我这方面还是在他那方面，没有任何东西足以使他对我做出这样一副面孔。特别是他那篇文章的口气，使任何人看了都感到不舒服。那么他也应得到相应的回报，但我尚未决定那样做。
但在布雷东的文章中，他那专横的论断和对问题的曲解，可能会导致对我的立场有错误的认识。因此，我希望您能帮我澄清一下。不错，在我那本《反抗者》书中，有一部分，我认为反抗者们在某些方面显得有些虚无主义。这在那时的一些大作品中，例如从萨特到超现实主义者的作品中都可以找到。但那是为了把他们这一方面的表现同他们的创造性加以区别的缘故。他们这种创造性，同样在上述某些作品中有所反映。但这远非是对循规蹈矩者们和逆来顺受者们的赞扬，我的重要思想乃是力图证明，这种虚无主义是造成循规蹈矩或甘为奴隶的媒介，并且同现在尚在世的反抗者们那些活生生的榜样相反。
这些意思已经可以在我那篇关于洛特雷阿蒙的文章的字里行间中看得出来。当然，那先决条件就是你一定要读它。因此，置其他内容于不顾，匆匆忙忙地指责我是循规蹈矩者，那是毫无意义的。（至少在这方面是如此，确实，我承认，从纯文学的角度看，我对《战争与和平》的评价大大高于《马多罗尔之歌》）因此，指责本身没有任何值得我害怕的东西，我只不过为澄清真理进行讨论而已。如果说，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有什么东西可以保留下去的话，那么，所有那些不光彩的东西都不值得保留。不幸得很，确实一点儿也没有。我们的政治的和哲学的信念已把我们引入绝境，在那里，一切都应该另起炉灶，从所有制的形式到正统的革命观念。我们怎样才能使某些起而反抗的因循守旧者摆脱这种思维模式和事物模式呢？
因为他们同真正的反抗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即使我们大家都感到遗憾，这个问题的解决也绝非易事，它对我们的信念和崇拜的偶像都会有所损害，对这一点，布雷东是十分清楚的，最近他已开始研究某种伦理学了。他那种前后矛盾的强烈反应只不过证明我们已触及了他问题的实质。站在我的立场上，我仅愿意进行必要的澄清，作必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布雷东本人，最终应该对此表示欢迎。我那本书没有别的目的，只不过想把反抗者的概念恢复到它原有的价值上，因为它经常受到别人的损害，包括那些本人就打着反抗者旗帜的人。不管怎么说，这对布雷东来说是很宝贵的，因为他可以因之辨清是非，走上和大家团结之路。
先生，请接受我真诚的敬意。
反抗和循规蹈矩（续[16]）
（1951.11.18巴黎）
主编先生：
首先，我没被邀请便介入这次谈话，我对此表示歉意。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介入这次谈话，但这次谈话的矛头直指我本人，并非针对我的作品，于是我不得不站出来讲话，因为你们的编辑部和帕特里先生已经站出来了。我也不得不作一较长的回答。还要请您原谅的是，你们公开的这一场纠纷并不算短，我同时要回答两个人，对布雷东先生便恕不再另行作复了。
……
……我们还是提一下这场超乎那些微不足道的讨论之上的论战吧。我曾对那些超现实主义者采用夸张手法，并以一个年轻而正直的反抗者在世界各地的大声疾呼为例。一个正义的愤慨所表现出来的过激和狂热能够席卷各个角落。
我当时理解这些过激行动，也并未曾用当前超现实主义的观点加以评论，包括他们的反驳文章在内，而研究他们的反驳文章对我是有用的。超现实主义的起因，我觉得对我一直是有用的，特别是在研究他们的走向方面。因此，它一直是我们大家思考的一个内容。但布雷东先生却拒绝研究，他否认矛盾，并希望看到的是我们的一致性并没有终止。同样，他还重申他最初的原则。于是我们对此不得不认真对待，并对他的原则做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这一次我们没有妥协。但当我们考虑到布雷东先生乃是同我们处于同一矛盾体中时，我们对他的辩护未曾过分重视，就是在他顽固地坚持时，我们也并不相信，这也是正常的。
如果我曾说过，至今我仍然这样认为，自1933年以来，布雷东先生应该对他的某些声明有所怀念的话，那也决非因为他的行为同希特勒式的冒险有些混淆的缘故，尽管以他长期以来易怒的性格，他并不在乎此，而是为了向他那时所表现出来的震怒和愤慨表示敬意，因为自那时起，欧洲已被投入血腥的屠杀之中，他在那种暴行面前表示了自己的震怒和愤慨，对此应该有所怀念。我们大家都知道，某些虚无主义的表现（对此我们大家都或多或少负有共同责任）已使我们在全力以赴反对我们所厌恶的事业的斗争中丧失了具有理性逻辑的自卫。布雷东所要求的那些东西，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巨大的消极影响。但这种冒险仅是个别行动。萨德、洛特雷阿蒙，以及其他一些和他们志同道合的人，也仅只单独行动。我们这些人，历史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能够动员别人，但却没有固定的章程。在我自己，我曾经试过，并且现在仍在试图使自己纳入某种规则之中，并且逐步深入，取得这种可怕的经验之后，便可有望越过某种不可避免会出现的灾难。自战争开始和被占领以来，我便不停地从这种苦痛中吸取有益的东西。我也曾相信，布雷东也体验过这种滋味。尽管他今天否认，坦白地说，我很难相信他的话。
我只相信布雷东顽固地做出一副傲慢而天真无邪的样子，因为这是我亲眼所见。例如，在人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日渐衰落的社会中，他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是有罪的。因此他从我的书中看出了资本的特权，那原因便是书中有对马克思主义的评论。这实在是太妙不过了。虚无主义没有好的也没有坏的，只有一个漫长的和带着蛮性的冒险，而我们大家又都应该对此负责。勇气便表现在明白无误地把它说出来，并且表现在处于这个死胡同里能为自己找出一条出路的思考中。在他顽固地死不认错和坚持真理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中时，布雷东便宣判了自己把反抗者给资本化了。他想把一切都据为己有，从否认一切的好处到精神的特权，把一切都兼收并蓄：无辜者有道理，破坏者也有道理。但这是不可能的，反抗者，他们并非没有伟大的热情，但也不会把这一切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因此布雷东想要做的，他自以为勇气百倍，结果却泄了气。两军已经对圆，世界上已愈来愈快地扎满了恐怖的军营，思想和道德每天都在变换着面孔，只有我们依然保留着苍白的面孔。于是便以一个过分美化了的反抗者的名义，我们这个时代悲剧中一个品德最高尚的人，开始散发诗歌合格证书，否认他知道的一切，不去研究他为何战斗，对他人的尊严视而不见，并且疯狂地攻击他人。您的两位对话者，一位拒绝在《反抗者》一书中提出的反抗者应有的明智形式，另一个则特别热衷于概念的分寸，教导我要向希腊哲学家那样做，把荒谬减到最小的地步（如果他们能读我那本书的话，他们自己也会笑的）。唉，“把荒谬减到最小的地步”这一做法已执行了好久了，我们将在绝对的极端中走向绝路。改造我们的经验，而不是顺应它，此其时也。对此我想作出自己的努力，却决不否定我们自己的真理，然而也并非没有内部斗争。但对此人们对我做出的唯一回答乃是，不要像尼茨什[17]那样跌得那么深而得了地中海热病，并且很开心地读读纪普的作品。鉴于此，站在帕特里先生的立场上，我很谦虚地提到了尼茨什。
对这次论战，我想就此打住。无论如何，这一切都不及生活和创造的力量来得深厚。也许我在行进中感觉到它时，我已经出了错，我想，它和我们同时在向前跋涉，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所有这一切噪音都会自行消亡，包括安德烈·布雷东本人。但我却对真正的反抗者充满信心，他们将热情奔放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而决不是像布雷东现时用青铜铸就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那种形象，虽然神经质，但却不会动。
关于反抗的谈话[18]
（1952.1.15）
问：自大百科全书派以来（也是自夏多布里昂以来），一位知识者第一次完成了一本关于反抗者的全面论集，这是一个不朽的神话。但似乎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明白这本书的内涵。读过这本书的大多数艺术家表现出的迷惑不解，也使人难以置信。在这种情况尚未进一步发展之前，您是否愿意在这里讲一讲，哪些文章给您留下的印象最深？
答：没有。
问：毫无疑问，这些新闻媒体的反映并非全部，您当然还收到许多个人来信，您是否觉得这些信件比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更公正？
答：是的。
问：就我本人来说，自《反抗者》出版以后，我经常有机会谈到它。我很高兴地告诉您，和我谈话的大部分人并没有忽略它的重要性。在这些谈话中，我同样也注意到，只要一提到那些公开的批评，许多人都表示很难过。我并不想在此谈论您同布雷东和帕特里的论战，但我应该告诉您，由于非斯大林主义左派的分裂，我的那些朋友心中都很苦涩，那是大有原因的。我们有很大一批人，对于由民主革命代表大会为保卫艺术于1948年在普雷耶尔组织的那次晚会尚留有非常鲜明的记忆。在主席台上，我们大家决心追随的人物都到了，甚至连布雷东也在内，从鲁塞到萨特，从理查德·威廉特到其他一些人。面对某些我们在精神上向往的人，这样一次集会，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和希望。至今，四个年头已经过去了。对那次讲话的大多数人，我们依然保持着敬意，但我们却发现，他们分手了，更坏的是，他们分道扬镳了。萨特反对鲁塞，您本人同布雷东意见不合，而且布雷东不止一次地和大家争吵。对此，您不担忧这种分裂会把您的朋友局限在危险的小圈子里吗？在许多人中间出现了巨大的混乱。对此应该加以解决。我确信，在一种公认的危险面前，保持沉默是不可能的。
答：我对事物的看法和您不一样。恰恰相反，我认为混乱的时刻已然过去。愈来愈多的人是那些不再相信世纪骗局的人，愈来愈多的人是那些默默工作和埋头创作的人。他们咬紧牙关，决心完善自己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以反对破坏者。表面上看，斗争是不平衡的。你可以摧毁这些人，但你却不可以侮辱他们。自这时起，事情便颠倒了，过去，谋杀依靠谎言，如今不行了，它必须赤膊上阵。虚无主义已然山穷水尽，将在其自己的矛盾中死于非命。我们必须站在这一点上，越过这一点，不是死亡便是再生。我对我认识的或不认识的朋友都抱有信心，对他们的抵抗力量抱有信心。我肯定我们会再生的。此外恐怕我们作家之间的纠纷没有您说的那么严重。在普雷耶尔的集会上，您说的那些作家并没有掩饰他们的分歧，这些分歧常常由他们口中自己说出。这些也并不影响他们的团结。当一个具体的时机到来时，他们会强迫自己团结起来。这样即使有分歧又怕什么呢？我们不要求他们相爱，他们通常是不那么可爱的，人们要求他们有韧性。再说，只有“不同”，才能创造世界。自然，这个时机并非作家自己能创造出来。不管怎样，请不要怀疑我的书能对此作出贡献。
问：我迫切希望有这些人参加的一次新会议的召开能成为可能，如果不能全部参加的话，至少大部分人能够参加。不管怎么说，对普雷耶尔会议那一段美好时光的记忆，促使我提出这样一个永久性的问题：“知识阶层能做些什么？”我想应该向您说明，我不是说想了解例如今天他们能为革命做些什么，只是想了解一下，他们为帮助本世纪的人走出困境能做些什么。
答：是的，他们能做些什么呢？当然，首先就是自我克制，知识分子在今天之所以有其非常重要的地位，那是因为在一百五十年之中，他们鼓吹并且参加了一个伟大的革命。西方传统梦寐以求的，由哲学家对政权的管理，如今已在数亿人中盛行。然而哲学家却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种头脑，要管理就必须通过警察机关，但他们在这方面的客观性和仁慈心已经有所减弱。当代虚无主义的两种形式，资产阶级和革命者，已被知识分子抛了出去。于是您的问题便又回到这方面来，即“知识分子（请注意，我说的是知识分子，而不是艺术家）给他们制造的痛苦，他们能够消除吗？”我的回答是：能够，但要有条件，那便是：第一，他们必须承认这种痛苦，并且要予以公开；第二，不能说谎，并且要坦率地承认自己的无知之处；第三，不实施统治；第四，不准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准有任何借口建立专制政权，即便是临时性的也不行。在这些基础之上，你们可以团结你们想要团结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我本人也愿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
问：自你发表了那封答复布雷东的信件以后，路易·鲍威尔先生在一篇关于《反抗者》的文章中提出，您的那本书给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一个美好的信念。对这种离奇说法，您作何感想？
答：对，我看过了。没有评价，也不想谈它。该文的作者就桀骜不驯讲，至少在理论上表现得很傲慢。他吊销了我革命的合格证书。对此我感到害怕。当然，他同时也撒了点儿谎。正是由于他撒谎，所以他才不提我那本书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批判只讲形式的伦理道德，而这已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基础。也正是由于他撒谎，所以他也像其他一些人一样，对我明显地倾向于自由工会主义一事只字不提，保持沉默。幸运的是，除了我的这位评论者所认可的传统外，还有另一种革命的传统，这种革命战争的传统启发了我的论述，而且它还没有消亡，因为它始终都在不息地战斗。其佐证可以在一本名叫“无产阶级革命”的杂志里随时见到。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您也曾提到过，我也知道他们很喜欢读巴黎的报纸，如果他们知道有这么一份颇有胆量的工人阶级的杂志的话，他们会重新提高一些信心的。
问：您从前作了一些报告，引起了一些纠纷，在您同那些人结束这些纠纷之前，我们发现，共产党人的新闻机构对您的《反抗者》也保持沉默。既没有半点儿攻击性的言论，也没有半点儿微词。
答：是否这是因为共产党人的报纸对这一方面不感兴趣的缘故呢？
问：我曾经同某些活动分子或者说准活动分子作过几次简短的交谈，他们大多数都不愿读您这本书。其他人则给这本书冠以这样的名目：那是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对此他们一窍不通。当然，也许是他们不同意您的意见，而又不愿意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的缘故吧。
答：不错，我的那本书正是同那桩所谓马克思主义论述公案有关。在把这份功劳据为己有之前，必须对批评我的那些意见予以驳斥，而驳斥它们的合适方式，就是不要对那些东西视而不见，要读它们。我极力想表明的，乃是二十世纪的革命，如果不重新回到它所真正信仰的道路上来的话，那就只能把它的虚无主义推向极端以至造成世界性的破坏，此外，别无出路。这一点相当重要，以至我不得不套用埃皮克代尔[19]的话：“如果你想坚持，那就辱骂吧，但一定要先读一读。”您看，不管怎么说，像我这种情况，他们不读我的书，却肆意辱骂我，这句话不是再合适不过了吗？
问：许多同情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为了更好地为他们的革命态度和革命美学观点辩护。他们纷纷投靠在圣·茹斯特[20]门下，还有一些人投靠在萨德或肖戴罗斯的旗帜下。您不觉得在这种条件下，他们纷纷投向这些明目张胆的暴乱者有点奇怪吗？另外，还是这些人，他们声称自己同时也并入洛特雷阿蒙、兰波甚至波德莱尔一派（这些人都醉心于制造前进的路障）。也许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就存在着这种极有效，又极强有力的辩证法，它可以解释在历史上或在文学上，所有伟大的反叛者，都是革命者吧。
答：波德莱尔思想上的老师约瑟夫·德·麦斯特勒[21]，此人什么都不反对，包括路障在内。圣·茹斯特保卫的是形式上的合法的思想观念，这种观念恰恰受到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批判。至于洛特雷阿蒙和反军国主义分子兰波，共产主义制度便足以使他们受到再教育，那种以这些混乱为借口的人是沙龙里的共产主义者。他们这种手法尚不是关系到人类的自由和流血牺牲，那倒也确实有趣。
问：关于萨德、兰波和洛特雷阿蒙，有些人很早就对我说过，他们曾经有过同您一样的思想观念，只不过他们不敢提出，怕别人说他们是离经叛道。我可以告诉您，他们现在是感到宽慰和满意的。
答：是的，这我知道——我们大家都是如此。一步登天，较之和小鬼较量要容易得多，但必须说明，总有一天国王的衣服要被脱光。可是，到那时候大家却能真正地爱上他。人们对这些创造者所能给予的最大敬意，乃是拒绝他们的封赠。洛特雷阿蒙，特别是兰波，他们从没有表现得像他们孤立无援和手握真理时那么伟大，可惜，他们却被粉饰过的神话所迷惑。
问：在许多文章中，尤其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在我称之为您的“伦理文章”中，您常常反驳逻辑方法，难道您不认为逻辑方法此刻却正好击中人们的病痛所在吗？而且这些病痛被消除的那一天总会到来的，到那时，“逻辑方法”这个词将重新变成一个高贵的字眼。如果不是这样，我认为，大多数的哲学体系将受到绝对的谴责。
答：我反驳的不是逻辑方法，我反对的是那种以理性的逻辑方法来取代活生生的现实的思维逻辑。各种哲学体系一直都试图解释客观世界，而不是给客观世界硬性套上某种规律，那是宗教和意识形态所固有的东西。
问：近几年来，在宗教界，大家对英雄主义议论颇多，可以肯定，以您的道德观念，会从中看出一种新的人道主义精神的。
答：我不是人道主义者，至少我没有听到有人这样说我。至于英雄主义，我认为应予选择。我们不能不问青红皂白一律以英雄主义来辩护，也不能以笼统的爱来辩护。
问：忠诚不同样属于这种英雄主义范畴吗？
答：忠诚也不属于这种范畴。它本身无所谓品德。纳粹的党卫军也是非常忠于他们的主子的。
问：自然是如此。但这也是一个事实，即一个做过好事者，和一个做过坏事者，他们都同样可以心怀忠诚。从绝对意义上讲，假如我们排除任何实例，您不认为忠诚可以使人变得正直吗？
答：是的，只要您一事不做，一言不发。另外，只要这种忠诚为生命服务，为人类的幸福服务，也可以。倘是这种忠诚是以别人的死亡为代价，或以强制手段为代价，那就不可以。不错，关于此类问题，人们为了替自己辩护，可以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那便是：“我曾经是忠诚的吗？”但是，这个问题如果其内涵首先不是自问一下：“我是否没有失去过尊严，也没有使别人失去过尊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没有任何意义。
问：您出生于地中海岸边，您感情色彩的源起，常常被认为有地方色彩，可以肯定，在北方和南方这两种感情色彩之间，思想家们的内心世界常常是摇摆不定的。
答：可我的心并不摇摆。我在结论性的意见中也未曾说过，任何事物的解决，都只能在地中海沿岸完成。我只是说，过去一百五十年来，欧洲的思想体系是建立在反自然概念和反唯美概念上的。而这些概念其起源却恰恰相反，是源自地中海思想体系的中心。我还谈过，与此同时，平衡被打破了，欧洲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处于中午和夜半的斗争之中，而且一种活的文明不可能在这紧张状态之外形成，也就是说，不可能离开长期以来被忽略了的地中海传统。就是这些。我发现，在这一论断中，大家十分谨慎，按我的性格，我认为有些过于小心了。在我诞生之地的地中海的非洲岸边，由于距离的关系，在那里人们对欧洲的面貌看得更清楚些，而且也知道这个面貌并不太漂亮，但至少，不应该现在让我说些与我曾经说过的话背道而驰的内容。
问：你打算将来还要出一部《反抗者》的续集吗？或者，您会对这本书作些修改？
答：可能我要写一本续集，但为什么要修改？我不是一个哲学家，而且也从未以哲学家自诩。《反抗者》一书也并不是专门地和全面地研究反抗者的书。因此也没有必要加以补充和修改。我知道这本书在这方面的不足，即在资料来源方面和深入思考方面都有欠缺。但我的目的仅只在于再现那种经历，我自己的经历。当然，我也知道，那里面也有许多其他人的经历。在某些方面，这本书也可以说是一种发自心底的讲述，一种独一无二的心底的表述，为此，我反复考虑，认真推敲，花了四年时间才写完。对我来说，我不认为这是一本在观点上同我其他著作互相脱节的书。有许多作家，我觉得他们的书是浑然一体的，或者说是彼此照应的，甚或是前后呼应的。
信徒的净化[22]
（1952.5.28）
先生：
我饶有兴趣地读了您对《反抗者》评论的那篇文章，对此表示感谢。
在此，我不想对这篇研究性的文章作详尽的回答。对这篇文章，我有时觉得无须争辩，有时又觉得它在推理上大胆了些。对于您发现了我那本书对形而上学是排斥的这一点，无疑我是有许多话要说的，比如，您对恐怖的分析，对于古希腊文化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的看法等。这些您都在批判那些神秘的怪论中提了出来。但，每当我面对基督教哲学家们全方位地向我进攻时，我都有些尴尬。他们说，我的信仰难以解释，从而否定我对基督教有足够的认识，却无视我在研究基督教的理论及其历史上所花的力气，而您也并非不是如此。我觉得自那时起，便很难用理智的论据来说服您了。因为您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会指出我的局限性，说我已力不从心了，或者说我的理论已变得虚无缥缈了。
鉴于此，我只向您提一个触及您的论据核心的问题。您对我把神秘学派、纯洁派和冉森教派，称之为基督教的至善至美的形式这一观点表示了理解，随后您又强调了有关“净化”的那些神学学说的危险性。您的依据便是，从历史上有据可查的那些净化主义者的“政策”看，其后果足可引为借鉴。我本人在《反抗者》一书中也指出过，这种过分的、纯表象的逻辑，把信徒们推到被净化的位置。不管怎么说，您已经以教会为武器来反对那些怪论了。而教会也将被认为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的中介体，它把慈悲置于净化之上。
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纯洁派，不管从哪方面说都是如此。尽管从前我曾关注过阿尔比人[23]的争吵，但这一插曲对我来说，已成为相当遥远的过去，已无助于说明我自己。然而我依然想就这一话题向您提出如下一个问题：如您的推理一旦被接受的话，那么将怎样解释，在阿尔比人大兴怪论之际，恰恰是教会兴建了所有的宗教裁判所，这一点您也承认，而这种裁判所乃是当代恐怖主义者的警察局；又将怎样解释那些阿尔比人，尽管他们大闹净化闹得使人恼火，但他们却被野蛮地净化和屠杀了；同样又将如何解释，不管神秘学派也好还是冉森教派也好，作为这些派别中最后一批人，并且作为今天的见证人之一，他们在那些净化机中所处的地方也并非是超然世外的一方净土。难道这些简单的事实还不足以证明，“净化”一词可以有多种含义吗？难道还不足以证明，纯洁派的至善至美论，不是同政治上的纯粹主义不同吗？同样，教会不也是被证明，它在其宣言上是一个中介者，而在其行动上，则已远远超出这个限度了吗？最后，您对基督教学说的解释和对历史上基督教的解释，其本身不也带点儿过分的摩尼教味道吗？
先生，请接受我真诚的敬意。
反抗和警察[24]
（1952.6）
先生：
《新批判》经过了六个月的酝酿，终于发表了一篇关于我那本《反抗者》的研究文章。我在您的周刊上读到了它，确实是一篇妙文。你们的评价使我感兴趣，并使我又想到那篇研究文章，尽管它的署名是皮埃尔·埃尔威。我读完以后，觉得不得不加以评论，至少对您使用的那个形容词是如此。
我首先假设，《观察家》并不想说那篇文章妙就妙在其风格上。实际上，那里边有许多妙不可言之处，叫人瞠目结舌无从反驳。至少我们应该为作者消息之广、学问之深而喝彩。我们只举一个例子，您肯定已经发现埃尔威先生把阿尔贝·索莱尔同乔治·索莱尔给弄混了，并且很慷慨地把乔治应得的赐予了阿尔贝。在此之后，还是这同一个人在同一篇文章中，自封为最有资格称爱因斯坦、波赫尔、黑森贝格，还有一些其他人，是“肉体上衰退的理论家”。当然埃尔威先生并没有衰退，还能够勇往直前：他的行囊是太轻了。
至少埃尔威先生这种强有力的辩证法能够征服您的同事吧？坦白地说，我还是第一个惊奇地见到这位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党的最先进的杂志上发表论文讨论马克思的事。我还没有发现一个人，注意，我说的是没有一个人，另外也没有一篇文章来反驳他。马克思之后一百年的今天，辩证法在埃尔威及其朋友们手中已日趋衰败，它已不再是一门辩证的艺术，竟变成了一门任意宣判、任意否定的艺术。就这样，他们便随心所欲地宣判我，说我不关心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受害者，而对我数百页的文字却视而不见，然而这些文字却证明了近二十年来，我除了为此而斗争外，实际上没有进行过其他的政治斗争，这是埃尔威先生及其朋友们尽管出于战术考虑，也是抹杀不了的。此外，也正是这位埃尔威先生，他说我对广岛事件的纵容是有罪的，这又是一件随心所欲的罪状。1945年8月8日，也就是广岛事件的第二天，没等斯德哥尔摩宣言发表，我便在《战斗报》上撰文说：“机器文明现在已然发展到其野蛮程度的最高点。”可是埃尔威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在他们的报纸上是怎样说的呢？他们同他们过去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新闻机构一道共同欢庆这个完美无缺的胜利。对这种表演我要穷追不舍，并且还将追下去，如果他们向那面推我的话。但您已经向我表明，埃尔威先生的推理和他的撒谎一样：信口开河。
因此，我已看不出他这篇文章的妙处能躲藏在什么地方，或许就在他的结论部分吧，不错，说实话他的结论是全篇最重要的部分。他的结论，同那篇发表在《人道报》上由维克多·勒杜克署名的同一主题的下三烂文章能够配合，便足以证明埃尔威先生的全部无聊工作都被他干得马马虎虎。正是基于这一点，我觉得您的合作伙伴应该继续干下去，因为他自己也常这样宣称。
关于哪方面的问题呢？在我的书中，我已说过不止一次对1905年俄国革命者赞扬的话。在提到暴力和谋杀时，我也试图规定一个界限，谋杀不许超出这个界限。卡里亚耶夫和他的同志们的事例使我得出结论说，只有当他自己也面对死亡时，才可以开杀戒，而且任何人都无权侵犯他人的生存，除非他自己也面临着毁灭。最后，任何人及在任何情况下如果被逼到这种极限时，也必须是以一条生命换取另一条生命。但对绝对非暴力行为则属例外，不过我不相信埃尔威先生对此能写出一篇有诚意的文章来，在对生命的尊重方面，不能以毫不妥协的立场去思考。埃尔威先生和他的法庭同事做出一副发现秘密的面孔，说我有系统地颂扬恐怖主义，因而说我同意使用谋杀手段来对付苏维埃几百万共产党人，特别是对他们的领袖们。与此同时，他们还无耻地向我散布必须在苏联国内进行战争的思想。那样子就好像他们已经忘记就在不久以前，即他们受和平思想启示而突发灵感之前，对我的和平主义可并不是那么辱骂和嘲笑的。最后勒杜克还暗示说，我那本书是美国人付的钱。
对这些无聊的议论，我也不想加以讨论，我仅只提一下在我那本书刚以某种方式写出来时，埃尔威们或勒杜克们便宣传活命哲学，并且始终保持着一副骂人的架势，而且互相吹捧。对此，我不可能不明白这对我意味着什么，同时对某些人又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是我的罪状，特别是对我全面谴责的罪状，而这又是埃尔威们和勒杜克们昼思夜想的事，就像有些人向往着要到乡下隐居一样。您认为写得很漂亮的埃尔威先生的那篇批评文章，其所依靠的首先便是警察和法庭的手段。尽管他的恫吓战术对我不起作用，尽管这些知识分子不光彩的烦恼注定还要长久地继续下去，这是意味深长的，而且也是值得重视的，但我却仍然要向《观察家》提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便是：您是否认为一篇文章以警察的讹诈手法和以很少掩饰的威胁手段来结尾，真的就那么“漂亮”吗，如果您不是属于那种医生之流的话？因为有一些医生经常会把皮肤的红肿说成美丽得艳若桃花，待其化脓时又说美若乳酪，并且津津乐道。那么问题就又回到《观察家》上来了，不管怎么说，它如此赞扬那篇文章，那原因岂是一两句话便可说得清楚，或者仅承认它是一篇攻击文章便能了事的吗？我不晓得您将做何种回答，我仅希望您不要把问题缩小。倘若我不把我所想的一切直接告诉您的话，在这种形势下，我不认为您的回答会大大超出我的预料，也不认为它会使所有的自由作家都感兴趣。
您在一般情况下不愿意，比如说把殖民主义同斯大林的独裁加以区别。您这样做是对的。在一般情况下，对重大问题的表态，人们有权迟疑一下，有权在同意与反对之间权衡一下，也应该考虑一下双方的论据。这些事您也没有必要通知我，而且这种事也并非那么悠闲自在，其实是很痛苦的。然而面对当前所有因素都在力图把我们动员起来的形势，您却不能仅只为了保卫自己的价值，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毫无例外地反对一切，而使自己停留在这种批判的立场上裹足不前。否则，您表面上的这种毫不妥协的态度只不过是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表现。不幸的是，事情总有个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您那种立场却遭到了谴责，须要加以保卫。我写这封信的背景，就正是您已处于这种谴责之中，不得不对自己的立场加以辩护。其证明便是，这种情况并不是您拒绝在殖民主义和暴君政治之间加以选择，而最终乃是您拒绝在看家狗和自由人之间作出选择，拒绝在警察左派和自由的左派之间作出选择。这正是使我吃惊和愤慨之处。也并非为了我个人，因为我已经习惯于独自为战了，乃是为了整个的事业，为了有时候你们也曾扬言要保卫的那个事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仅在这样一个严格的范围内，出于对光明的热爱，要求您撤回您用的那个形容词。我肯定您是出于大意才那样写的。我觉得这将会给您一个机会，您可以花很小的力气，也无须改变您的立场，只消明白无误地表明，那些谎言家、骂人者和一辈子都在大喊大叫的人，同那些艰苦卓绝地寻求他们那个时代的真理和大众的解放的人是不一样的也就够了。倘若您不这样做的话，那么那些和我相似的人，今后他们能相信您并跟随您吗？他们同样也不可能把身穿漂亮长袍的检察官同宣布法庭即将开庭、请大家起立的人区分开来的。但我还是不愿怀疑您的回答。[25]
反抗和浪漫主义[26]
（1952.5）
主编先生：
您既然建议我对加斯东·勒瓦尔的文章作一答复，那么我就尽量简单地写一点儿。勒瓦尔文章的开头使我大倒胃口，然而看到结尾处，又把我的胃口吊起来了。但我这个答复却没有丝毫和他笔战的意思。我绝对认为勒瓦尔的出发点是公正的，他讲的许多论点，我认为也是正确的。如果他不抱成见地检查一下我的论据的话，他也将会明白，可以说我对他那些文章的基本内容是赞同的。总之，我从中获益匪浅，尽管这些文章是在反驳我。
首先，您会发现，在我那本近四百页的书中，关于巴枯宁的论述只占了四页半。这足以说明，不能认为我写那本书的动机就是专门研究巴枯宁的，只不过想从他那里找出一些足资我参考的东西，在书中对其他人我也是这么处理的。我写那本《反抗者》的方案始终没变，即从反抗思想中找出并研究它自身的矛盾，同时研究如何超越这种矛盾。关于巴枯宁，我仅只从他身上指出了这种矛盾的一些迹象，在书中我对其他大量的思想家的研究亦是如此。全部问题在于，首先要了解这种矛盾能在巴枯宁身上存在。我坚持认为，他身上是有这种矛盾的。勒瓦尔可能要想，我未能把巴枯宁思想的积极面貌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还应该发现，为了使读者理解，就这么一小部分具体问题，他花了不下五十页的篇幅。）至少，他从未打算要否认巴枯宁的文章中存在着虚无主义和非道德主义的观点。我们从巴枯宁政治生涯的开始和中间都能发现这种虚无主义和非道德主义，这已经能够证明文章的作者的这种倾向是一贯的。我不相信有人会对勒瓦尔说，这种思想只存在于他的文学领域中。我坚持认为，一方面在布尔什维克主义中有着奈特舍耶夫的血缘关系。另一方面巴枯宁同奈特舍耶夫是合作的，对此勒瓦尔也并不否认。但这却绝不说明什么问题，在此我仅对勒瓦尔对此事的解释提出异议，他认为我是把巴枯宁作为俄国共产主义之父来看待的。相反的，在四页纸中，我就曾两次明确地提到，巴枯宁在各种场合下都反对专权的社会主义。我之所以重提我曾说过的事实，乃是为了强调，虚无主义的忧伤感，在反抗者的观念中是存在的。因此，当勒瓦尔详尽地向我列举了巴枯宁大量的积极思想时，我更加证明了如下的看法：巴枯宁是十九世纪在真正的暴动中能够同马克思对抗的两三个人中的一个。我更加认为，勒瓦尔在他大量的叙述中，正在和我向同一方向前进，他使我在巴枯宁和其他人身上所研究的那种矛盾性更加明确了。
现在，我们不妨走得远些。我们从巴枯宁和其他人那里发现的虚无主义，曾经暂时起过作用。但时至今天，我们不可能没有积极的道德观念，这一点，你们这些1950年的绝对自由主义者也是知道的。那么，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呢？资产阶级的思想道德，由于他们的虚伪和不大不小的残暴，已使我们感到气愤。而支配着绝大部分革命运动的政治上的犬儒主义已使我们反感透了。至于那些所谓独立的左派，实际上已被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所慑服，已然依附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派别下，连自己都觉得不够光彩，因此也已然被缴了械。所以我们只能在自己身上去找，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去找，亦即是说，在反抗思想的内部去找，去找那种我们需要的道德观念。如果我们无法找到，那么，世界将会崩溃，这个崩溃的世界可能就是正义，但我们自己也将在它之前先行垮掉，那将是可耻的。因此，除了研究反抗思想内部虚无主义和对未来的向往之间正在挣扎搏斗的矛盾之外，别无出路。我在抵抗这种消极思想方面下的工夫，远比医治它要多。
现在人们明白了，对于巴枯宁，我原来的意图是想在他那些虚无主义的声明上画上一个重音符，而绝非对这样一位非凡的人物缺乏敬意。比如对于第一国际的汝拉山脉地区和西班牙组成的法兰西联盟，在我那本书的结论中就曾以此作参考的依据，而该联盟却正是由巴枯宁分子所组成。又比如我认为他的思想对于革新的绝对自由主义的思想是极有启发作用的，而且从现在起就已经在法国和意大利的自由工会主义的斗士中体现出来了，那证明便是他们所开展的运动持久而富有活力。
然而，正是由于有这样一个前景，这个前景的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也正是因为巴枯宁依然活在我的心中，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中，所以我才毫不犹豫地把他同他那个时代一起所具有的虚无主义的偏见放在第一位。这位不知疲倦的革命者，他自己也知道，真正的思考，是应该不停止地走在时代的前面，一旦停止不前，它便死去了。他也知道，我们也不应该把走在我们前面的那些人中的最优秀者永远留在自己身边。我们对他们表示的最大的敬意，乃是继续他们的事业，而不是把他们供奉起来。正是因为人们把马克思供起来了，所以主义也就消亡了。自由主义的思想，如按我的想法，则不应该走这条路，它确实有着极丰富的内涵，只要它能毫不含糊地改弦易辙，从虚无的主义那里回过头来就能发展，因为这种虚无主义已经没有出路了。对这种浪漫主义我曾经批评过，而且今后还要予以批评，但对那种丰富的内涵，我却愿意为它帮忙。
我仅想加以说明的是，我是在深知其底细的情况下这样做的。勒瓦尔的一句话，那是来自一个自由主义分子的话，仅这一句话就足以使我的心灵感到苦涩了，那便是他所写的，我是以所有人的审判官自居。如果说《反抗者》那本书审判了某个人的话，那首先审判的是作者自己。在这本书中，使那些人感到激动不安的，并非华丽的词句，他们已经明白，我所分析的乃是一种矛盾，而这种矛盾首先就在我身上存在。我所提到的那些思想，曾经给过我养分，我愿意继续这样做，以便使大家继续前进。我并非是一个哲学家，我所能讲的，只是我曾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我曾经历过虚无主义，经历过各种矛盾，经历过暴力，经历过战乱的破坏。但与此同时，我也欢呼过创新，欢呼过生存的伟大。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强制我高高地站在与我休戚相关的这个时代之上来审判它，我只能在这个时代的内部，把自己也放进去加以评价。但我却要保留今后对我自己或对别人讲出我所了解的事物的权利。只有唯一的一个条件，那就是我这种做法不能给人们增加无法忍受的痛苦，但当围在高墙里的我们正摸索着走出去时，却要指出在目力所及之处那个可以打开的大门所在的地方。是的，我要保留对我所知的情况说话的权利，而且我肯定要说。我感兴趣的便是新生。
唯一能够赋予《反抗者》以生命激情的，便是新生。至于您，您有权思考，有权讲话，尽管围绕着我这本书，有许多议论，但它们将会平息下去。我坚信，有一天人们会承认，这本书将会加强人们对未来的信念，会给这最后一批自由的人以幸福。
反抗与强制[27]
（1952.6.30）
社长先生：
承蒙您的杂志专门为我发表了一篇文章，那题目是相当刻薄的，我想借回答这篇文章的机会，向贵杂志的读者提供一些对文人的手段以及对该文章所采取态度的看法。该文所采取的态度，是与您本人有密切关系的，我可以肯定，对此您不会否认。说实话，这种态度比文章本身更使我感兴趣，而那篇文章的苍白无力又颇使我吃惊。既然我被迫要对这篇文章发表意见，那我就只能在确定了我的看法之后再这样做。我的看法便是，就其实质说，该文称不上一篇研究文章，倒不如说是一篇供人研究的文章。在此我要表示我的歉意，本文可能要和您的文章一样，写得比较长，我尽量说得清楚一些。
我努力想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您那位合作者决定对我那本书进行批判时却对那书中的论点进行了删节和篡改，并且给读者造成一种那是一本自传的印象，对此我要把他的真实意图公之于众。一个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次要的问题，便足以把我们引到多方解释的道路上去，它可能会使我那本书受到右翼报刊的欢迎。这件事本身就够使我感到一种不大不小的痛苦了。我们不应对一种思想只看它是属于左派还是属于右派来确定它是否正确，也不应由左派或者右派来做这种决定。如按这种说法，笛卡儿就应该是斯大林分子，而佩吉则应该是比内派了。如果这样，那么对的一方我认为是在右翼那边，那么我就成了右翼分子，亦即是说，在这方面，我同您的忧虑毫无瓜葛。然而，我又觉得您的忧虑有些过早了。那么，到底所谓右派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为援引报纸上选登的一篇文章，该文章绝对处于政治分类界限以下，我曾有幸得到《里瓦罗尔》报的一顿臭骂。属于传统右翼的报纸《圆桌会议》，在一篇署名为克罗德·莫里亚克的文章中，也极有克制地骂了我一通，从我那本书一直骂到我的性格（不错，我从来也没有用我的名字写文章为这位克罗德·莫里亚克领导的报纸《思想自由》发表的那篇下流文章做过辩护，这您可以回忆一下。如果我在无意中做过这种事，那么为维护我的自尊，我将立即作公开的道歉）。《思想自由》这张报纸（它也确实属于右翼，但并非是传统右翼）对我是不公平的，那一次仅同意不影射我被假定呼吸系统有毛病。以上这三件事至少可以使您的那位合作者重提旧事的企图宣告破产。再有，就是我那本书，有时候被所谓资产阶级报纸的文学专栏作家们所称赞。的确，我对此感到羞耻。但是，同样是这些报纸，不也经常称赞《当代》的作者们写的书吗？而且这些报纸却只字不提《当代》的作者们曾和维里埃先生一起吃过饭。在我们大家共同生活的这个社会里，在新闻界目前的状况下，我的任何一部作品都不会得到您的合作者的赞同的。我感到战战兢兢，至少我怕我的作品会得到一阵臭骂，或者受到你们大家一致的谴责。说实在的这种事已经发生了，我真不明白我今天的批评者，那时候何以竟会大唱赞歌。
当他可怜我接受不合时宜的赞扬时，难道我们真的变得浅薄了吗？不是的，因为这种态度本身就很能令人回味。实际上，您的这位合作者情不自禁地会想到，在右翼人士和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之间，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按他的看法，他们至少有些相似之处，其中便发生着不祥的互相混合。如果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便会直截了当地或者羞羞答答地向右翼转向，或者变得适应右派的观点，这便是文人手段的第一个先决条件，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这也是我这封信的主题思想。但这一条原则，却不适用于《反抗者》对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明确立场，然而却正是这一点成了您的那位合作者在我那本书中所瞄准的对象。于是他第一步，就是贬低这种立场，在强调这条原则的同时，并指出这种立场，如果它不是源自反动的深渊的话，起码也是向着反动的深渊走去。他们这样讲是颇有点困难的，尤其是《当代》的编辑们，他们面对着我讲这些话，要考虑到以后怎样和我经常打交道的事，尽管他们不乐于和我交往。如果这种解释是正确的话，那么你们那篇文章就在很大程度上变得好懂了。既然在现实中无法把我划到右派那边去，那么至少，要通过对我文章写法的检查和对我那本书的研究，指出我的态度太过现实了，是反历史的，是没有意义的。接着，第二步便采取专横手段。这似乎在自由作家之中颇为流行。他宣称，依据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观点，我这种态度在客观上是为反动派服务的。事情很明白，我那本书及其作者，即我本人，是同这种论断背道而驰的，于是您那位合作者便勇敢地改写了我的书和自传。附带说一句，由于今天很难把目标放在他为我制造的将来上，以便有一天他依然会振振有词，并使我无法开口，那么我们不妨试着对这一令人感兴趣的手段的某些细节分析一下。
首先谈文章的写法，在你们的那篇文章中，过于慷慨地使用了“几乎是理想的成功”这种字眼，然而紧接下来的便对这种“成功”表示了担忧，并且相当明确地暗示，《反抗者》以其使用的“幸福”这个字眼吸引了右派的思想。我将不得不提一提那些使进步作家感到不愉快的事，使他们听一听，好的文风乃是出自右翼之手，而左翼人士，却以其革命的美德写出些蹩脚的文字和不规范的语言。我想指出的是，首先，我绝对不赞成您那位合作者的意见。我不敢肯定《反抗者》这本书是否写得很好，但我却希望它是一本写得不错的书。我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我的思想真的是前后不一的话，只要能把这些思想写得很好，也可以使这种不一致得到弥补。你们只不过是假设地在谈一本思维混乱、文笔拙劣的书。但实际上，您的那位合作者，并非真正地关心我的写作文风，也不在乎自己的文风，他那始终如一的意图昭然若揭。他实际上是在利用我本人对形式艺术手段和现实艺术手段的分析成果而已。但他却反过来用以攻击我。然而我必须说明的是，我对形式手段的批判，依据最严格的定义，已然触及了纯艺术形式研究的作品的实质，在这些作品中，所谓主题只不过是个摆设而已。
我觉得，倘若不是极端的厚颜无耻，那么一本书中把我们这个时代的恐怖和反抗排斥在外，是很困难的。然而在当时必须事先定下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即我那本书必须直接置于当前的历史环境之中，以便在这个历史环境中竖起一面对立的旗帜，而且这就是一种行动，尽管这种行动的方式是微不足道的。你们的那篇文章已经事先做了回答，说的确是一面对立的旗帜，只不过这面旗帜是“过于漂亮也过于极端了”，总之，按他的说法我的写作特点有巨大的毛病，那就是没有表现出哪怕是一点点“生存的缺陷”（原文如此）。我们应该明白，写得好（至少您的合作者是这么说的）就会失去生存的权利，即使这种生存是有缺陷的，写得好就会远离生活，而只有错句、病句才是贴近生活的，而这种错句、病句又是真实激情的标志，写得好就会远离世间的痛苦，而把自己置于一个又寒冷又孤独的小岛上。由此可以看出，这种论点实际上是旨在把我赶出现实的世界。通过对我写作风格的研究，便把我赶进象牙塔中，在里面像我这样的沉思默想者，就会毫无作为地凝视着资产阶级无法补赎的罪行。
接着便以同样的手法来对付我那本书，他无视明显的事实，硬把它说成是一部反历史的教材，是一本弃权论者的教理课本。然后再借助经典著作（我这里指的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指出我这本缺乏现实意义的书实际上是为反动思想张目。这种表演的第一个障碍，就是结论先于《反抗者》的那部作品。一部作品不管它是好是坏，如果它是描写距我们极近的历史事实的，就很难给它戴上先验论的帽子。然而你们的文章却论证说，这部作品已然“打算”青云直上了，而《反抗者》只不过是在一群圣使很蹩脚的颂扬声中，为它完成了这种罪恶的，且又不可避免的登龙术而已。自然，在我的作品中找到这种倾向的最好办法，也仍然是把它置于这个位置上。这时，你们的文章便会说，当《外国人》杂志被一种“具体的主观性”（请原谅我引用这种不通的语句）来随便议论时，《瘟疫》杂志发生的事件便被“局外的主观性”所见到了，但这种主观性“自己并没有参与其事，只不过从旁边打量而已”。不管《瘟疫》杂志的读者状态如何，即使是一位漫不经心的读者，只要他愿意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读完，就会明白讲这些话的人是里厄博士，即那本书的主角，他是被收买了来讲那些话的。尽管《瘟疫》杂志以一个客观的专栏作家的名义，用第三者的口吻说这番话，但它仍然表现得很坦率，并且为了使这种坦率表现得更加彻底，他们把一切都已计算好了，以便使讲话显得更加直率。自然，我们可以把这种行为称之为无耻，但这也只不过是一种假设而已，因为只有淫行才是做爱的唯一证据。而《外国人》则相反，它以第一人称的形式讲述，这是一种客观的、超然物外的做法，也正如它的杂志的题目一样。您的合作伙伴对他诊断的合法性是那么没有自信[28]，在同一段落中竟高傲地声称要授予《瘟疫》杂志的人员以他称之为道德的红十字勋章，但他却忽略了向我们解释，这些被他封赏的可怜人，仅凭着远远地那么打量着，就能使“道德的红十字勋章”发生作用吗？人们不难发现，这种令人尊敬的组织工作，其理想的冠冕上缺乏美丽的羽饰（但我们却可以在温暖如春的编辑部客厅里找到它），但一方面却无法拒绝在某些道德标准上装饰上这种羽毛，另一方面又使人对这种极简单的“从旁边打量”的行动方式更加喜爱。但何以竟对这种头脑的极端混乱却锲而不舍呢？如果说《外国人》正在向《瘟疫》过渡的话，除了在您的杂志上外，没有任何一位读者会否认它们之间已经有了千丝万缕的瓜葛了。如果提出相反的意见，那只能是撒谎或者是做梦。除了不顾事实提出证明说我已经背离了历史实际这一论断外，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就这样，从这种对一部作品的背景完全错误的假定出发，当然这种假定最省力，您的合作伙伴终于把矛头对准了《反抗者》一书。他断然拒绝讨论本书的主旨，即从反抗活动中产生出来的局限性加以界定，批判虚无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预言，对辩证矛盾的分析，批判客观犯罪论的观念等等。但相反的，他却对书中根本没有的一些提法大加讨伐。
首先，他从我的写作手段开刀，他宣称，我闭口不谈经济和历史[29]在革命源起时的作用。事实上，我绝不会愚蠢和无知到那种地步。如果我在一部作品中，专门研究希腊喜剧对莫里哀作品的影响，这绝不意味着我否认他作品中有着意大利的渊源。我在《反抗者》中进行的，乃是对革命运动思想面貌的研究。这也并非是我为自己定的一条严格的规定，可能还是在一个时期内的当务之急，因为在这个时期中，经济乃是我们的奶油之塔，并且有成千上万册书籍及出版物在吸引着非常耐心的公众，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历史的经济基础上来，吸引到电气对哲学的影响上来。这正是《当代》每天所做的工作，并且是诚心诚意地去做，那么我又何必侧身其间呢？应该有自己的专业分工。我仅仅指出了，并且我也坚持认为，在二十世纪的革命活动中，以及在其他领域中，有一种十分明显的现象，那就是把人当成神，于是我便把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作为课题。下面便是我的原话：“这种研究的意图，并不是单纯地对其描述，也并非对伟大的革命中出现的这种现象对其历史的和经济的原因做一个一劳永逸的清点工作，乃是通过某种革命的现象寻找出其连贯性的逻辑，并加以阐述，找出形而上学反抗论的确切主题。”您的合作伙伴引用了这句话，但正如他自己说的，对此并没给予重视，但却断言，说我在这些谦虚的语句后面掩藏着最大的野心，并且声明我否认了我自己从未说过的话。并说我为了高高在上的神学利益，对那些忍饥挨饿的人的痛苦特别不放在心上云云。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说法，总有一天我要说话的。我仅在此指出，也是出于对自己良心的安慰，只有基督教的批评可能会从反面指责我，说我忽略了人的“精神需求”，并把这种需求降到“眼前的需求”。我还想指出，这一次却是对自己的彻底安慰，那便是我的这种研究手段得到了权威人士的赞扬，就是亚历山德洛夫和斯大林。前者在他的“Literatournaia Gageta”中曾经指出，后者在批评对上层建筑的解释过于狭窄，并且是很高兴地指出。另外，在提到思想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上起的主要作用时也提出过。
这种有分量的意见使我感到，我所选择的写作手段并非孤立。但不管如何，我却相信你们的文章，在实质上没有触及我的写作手段。它只不过想把我排斥在圈子以外，并且指责我由于我的偏见，使我远离了社会现实。不幸的是，恰恰是您的合作者的写作手法被他自己的矛头所刺中了，他离开我那本书的原文，顾左右而言他，而我那本书，不管他怎么说，起码是现实的模式之一。比如我写道：“我们可以认为，经济的决定作用，在人的行动和思维的源起中，起着首要作用。”我所不同意的只有一点，即这种作用是排它的。而您那位伙伴的写作手法，使他马上就反过来说，我不承认经济所起的首要作用，并说“显而易见”（毫无疑问，这种“显而易见”是内部所见）我不相信经济基础的作用。既然你决心否定读一本书有什么意义，那么又何必大肆批判它呢？这种断然的口吻始终贯穿于你们的文章中，从而断绝了任何讨论的余地。天明明是蓝的，你们却硬是让我说成是黑的。在这种情况下，要么我就承认自己是个疯子，要么我就宣布和我对话的是个聋子，此外别无出路。幸亏，天仍然是自己的模样，于是我就只能逐个检验一下您合作伙伴的论据，以便决定到底是我疯了还是他聋了。
一个人如果在我面前表现得充耳不闻，我宁愿认为他实际上是个聋子。他的论点十分简单：我把天说成蓝色的，其实是黑的。他那篇文章的中心思想，依然是要讨论一种立场，这种立场不但没有被采取，而在我的书中却对它进行了批评而且是反对的。尽管我的书对这种立场给予了彻底揭穿，但他还是这样归纳的：所有的罪恶都存在于历史的现实之中，而所有的好事都与它无关。在此，我必须提出严正的抗议，并且心平气和地对你们说，这种手法是卑鄙的。一种批评，假设它是成立的，而且又是以这个国家中重要的杂志之一的名义提出的，应该毫无条件地把一本书中的主张摆出来作为批评的依据，要反对它，就要说明它坏在何处，这应该是当今知识分子最起码的诚实。应该想到有些人虽然看过你的文章却没有看过那本书或者没有想到这些问题，应该让他们充分了解全面情况。现在的情况却远非如此，他们是被欺骗了，因为你们的文章向他们说了谎。不错，《反抗者》的意图在于证明，纯粹的反历史主义，同纯粹的历史主义同样令人遗憾（至少，在今天的社会是如此）。它写道（是为乐于读这本书的人写的）：只相信历史的人会走向恐怖，对历史什么也不相信的人却愿意实施恐怖。它还说，存在着“两种无效的手段，一种是克制，一种是破坏”，存在着“两种软弱的表现，一种是善，一种是恶”。它还特别指出“否认历史，反过来就会否认现实”，同样“你远离现实，就会把历史当成能解决一切的钥匙”，但这些论述又有什么用处呢？您的伙伴对此并不关心。他已经把自己“泡”在历史之中而不去考虑事实了。当他提笔写文章时，他便装腔作势地对我说：“一旦永久的原则和没有体现出来的价值被人所怀疑，一旦理性开始动摇，虚无主义便会立即胜利。”在这里，他向我提供了两种选择，一个是他的无能，一个是他心怀叵测，其实这两种乃是互相依附着的。无论是谁，只要他认真地读过我那本书都会知道，虚无主义在我看来是同脱离物质的价值和形式上的价值相吻合的。对1789年资产阶级形式革命的批判，在我的书中，是同对二十世纪犬儒主义革命的批判并行的，它同时指出，在上面两种情况下，尽管价值观念被置于历史之上，尽管这种价值被视为绝对同历史是等同的，但虚无主义同恐怖仍然被看成是合法的。在系统地取消了这种双重批判中的一个时，您的编辑先生便把他的论点神圣化了，但与此同时却毫不脸红地牺牲了事实。
面对你们的文章，有必要重新写出和重新申明事实的真相，这事实就是我的书并没有否认历史（否认这一点是毫无道理的），只是批判了那种把历史绝对化了的态度。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历史被搁置在一边不予理睬，实际上是反映了一种思想观点，这种观点并不反映现实，而是反映在你们的文章和论点之中。此外，你们的文章也承认，我书中有些地方对这种论点提出反对，但文章的作者所想的仅仅是通过各种魔术手段使我写的这些东西不会改变他的信念。这的确是一个奇迹。从其范围上讲，我们说，并非仅仅书中的两三个地方反对他这种不可动摇的信念，乃是整本书都取反对的立场，就其写作手段、分析内容甚至从它深刻的内涵看，都是如此。一个深刻的、光明正大的批评，无论在何种场合，只要它不是故意嘲弄一个想象出来的论点，就会仔细和我真正的论点相对照，即看看它是否会帮助历史回到虚无主义方面去。这种批评极力试图证明，历史能够赋予自己各种价值而不是单纯的力量价值，或者再进一步证明，人们可以在历史范围内活动而无须求助于任何价值。我不认为这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我将防止自己相信这件事在那些思想武装比我好的人会做不到。说实话，我对您在这方面的期望值是不小的。但我却错了。您的合作伙伴却更愿意在我的推论中取消关于历史问题，以便能更进一步指责我事实上取消了对历史的推论。事情绝非随心所欲便能成功，他采取了把事物扭曲的办法，这同我一贯的思想是不相容的。我要向您概述一下，以期向您提供一个这方面的确切例子。不错，你们的批评使我说出，存在主义（它同斯大林主义一样）是历史的囚犯这样的话。于是存在主义便很轻易地取得了胜利，同时在这块公众耕种的地方给了我沉重的打击，以致我们大家，包括我本人在内，都成了历史的囚犯，也便使我无法逃脱。这毫无疑问，在这方面我可能会比他理解得更好一些。对此我是怎么说的呢？我说存在主义“暂时已屈服于历史主义和它的矛盾”。你们的文章在这里，同在整篇文章里一样，用历史取代了历史主义，这样就把这本书的内容完全反过来了，而它的作者也便成了死不悔改的理想主义者。我只想请您自己评价一下这种手法是否严肃是否高尚。
还有一点次要的要说，就是你们的批评还以一种极其轻浮的，或者说可笑的或轻蔑的方式研究了某些次要的论据，但却不是无意识地用一种想象出来的论点当成我的论点来反对。这样，他的工作完成了，我也被放在了被审判者席上。他可以宣称，我在教导自己脱离历史，教导自己无所事事，教导自己抛弃一切有效的手段。于是便把我放在印度支那人面前、阿尔及利亚人面前、马尔加什人面前，以及乱七八糟的井底矿工面前，这时他就可以宣布说，这种立场（我可从来没取过这种立场）是不可取的。为了击破论据公正的这最后一道障碍，他只需重造我的自传，为他的论点所用也就够了。比如，他可以解释说，我长期生活在地中海海滩上的舒适但却有些阴沉的环境中，而抵抗运动又仅仅在上述那种条件下向我展示了历史的面貌，而这种条件又使我能够理解这种历史，然而现在环境变了，历史对于我那精细的感官则显得过于激烈了，于是我便立即利用我那灵活的方式准备退却，并且美化我的隐退生活，说那种生活乃是艺术和家畜的朋友。我以极大的宽容心原谅了这种天真的愚蠢。您的合作者并非被强制了解这些殖民主义的问题，从这些问题中可以看出，它们使您的伙伴睡不着觉，但它们却在二十年前就使我睡不着了。这些阿尔及利亚人，一直到战争爆发为止，都是我作战中的同志。他们也并非被强制理解抵抗运动（我在其中仅起着次要作用），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历史的一种美好形式，对那些在抵抗运动中受过苦难的人亦复如此，因为他们不是在这一运动中杀人，便是被杀。好像还应该向您说明一下，如果说我在准备一个美好的隐退生活，以便陶冶在艺术之中这种说法不是真实的话，这种态度或某些人想把我推到这方面去倒是真的。如果那样，我会径直地把它讲出来，而无须花力气写四百页的一本书来为它辩护了。这种功利主义对我评价的方式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苟同的，这你们也已了解。你们的文章，我从中既看不出对我的宽厚，也看不出正直，却从中看出了拒绝深入讨论问题的态度，看出了那种背叛某种立场的愿望，而如果不是立即开展一场真正的辩论的话，那么这种立场还是暂时不说也罢。
这已经是再清楚不过了，那么怎样解释，你们的文章竟自认为有权如此歪曲一个论点呢？对这个论点我还在继续思考，觉得尽管它得不到你们的支持，但至少是可以经得起无恶意的检验的。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不得不站在批判者的立场上，稍微反过来看一看。这便是想证明一下，你们的文章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态度，从哲学上讲，乃是建立在矛盾冲突和虚无主义之上，从历史的角度看，乃是无可奈何的思想在作祟。
首先谈矛盾冲突方面。极其粗略地讲，你们的文章好像一切都是在保卫马克思主义，认为那是不言自明的一种教条。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您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毫无疑问这是尽人皆知的事，然而在你们的文章中却发现了以下几点：
1.用一种非直接的方式表示，凡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包括我这种情况），都被推到右翼方面去。
2.以马克思和黑格尔为后盾，以权威的口吻宣布，理想主义乃是一种反动哲学（用这种手段，企图也把我牵扯进去，尽管我的书上写得明明白白）。
3.对非马克思主义的一切革命传统，要么绝口不谈，要么便冷嘲热讽。第一国际和巴枯宁运动至今仍然活在西班牙和法国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广大群众之中，但却对其不理不睬。1905年的那些革命者，他们的革命经验是书中的中心思想，却完全以沉默的方式被搁置不理。革命的工会主义，受到了嘲笑，而我为它辩护的那些依据，比如关于它的调查材料，关于它从反动的专制的社会主义转变过来的材料等却被避开了。您的合作伙伴就好像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开创了革命传统是基于德国的意识形态，从而打开了哲学时代的大门。而《反抗者》在赞扬非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传统时，也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及其成就，而你们的文章竟然古怪到好像除了马克思主义，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你们的文章竟把我的论点歪曲到这种地步，那是意味深长的。他说最终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革命的，因为在当今的世界上只有革命的运动才能使用军队和警察。
以上三个方面，使我不得不说，你们的文章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了千古不变的教条了。因为如果从某种哲学观点来反驳理想主义甚或历史相对主义成为可能，如果不引证马克思的思想和观点，那就很难不把它当成一种反动理论了。而且如果不从马克思及其学生们那里寻求必要的历史资料就承认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有价值的，老实说，那也是不可能了。你们的文章，如果说它能够充实某种理论的话，那就是它仅仅加强了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仅就两个方面谈一谈：
1.拒绝实事求是地讨论关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研究文章，并且公开地占领这块阵地。是真是假，有马克思主义的预见吗？在今天，是否有众多的事实来反驳呢？是真是假，“精神现象学”准许有犬儒主义政治的理论吗？例如，曾经有过左派的黑格尔主义分子吗？如果有的话，他们在这方面对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产生过影响吗？这些论点都是我那本书的中心思想，但在你们的文章中却丝毫不提。例如，关于第一点，我并没有讲过马克思的批判手段是错误的（相反地我倒是赞扬它），但是，他的预言有一大部分却是落空了。在这方面，是很有必要讨论的。但你们的文章却说，我赞扬马克思乃是为了更有力地攻击他。我们姑且不论这种充耳不闻的手法，但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同对我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一样，如出一辙。自您的合作者谈论这件事起，他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便强迫他这样想，即马克思的论断是不能碰的。它们绝对不能碰，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上层建筑。如果我们也像您的杂志那样，信仰经济基础，那就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在我们的经济社会中经过一个世纪的变革，应该是过时了，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如此，而且也应该予以批判，正像我做的那样，对此是无须大喊大叫的。如果不承认这个事实，那就会导致否认经济基础，就会又回到理想主义方面去。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它自身的逻辑，应该不断地超越自己，不断地发现自身的矛盾，不断地自我纠正，或不断地完善自己。凡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它的人，都应该对它有所批判，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首先这样做。因此，如果真是取这样态度的话，就必须对它加以充分论证，但你们的文章却对此不予讨论。由于我不能下结论说您的合作伙伴以轻浮的态度对待一种学说，所以我将仅指出其种种暧昧的表现，似乎这种暧昧态度在它的文章中一涉及政治问题就尤其明显。
2.不错，凡在我书中触及专制社会主义不愉快的事及其政治问题时，他便绝口不提。面对一部作品，在具体研究二十世纪的革命同恐怖手段之间的关系时，尽管它有缺乏现实之处，你们的文章对这个问题便不置一词，或者是表现得羞羞答答。直到最后，只有一句话，它暗示说，反抗的确实性通常都是表现在令人生疑的欺骗之中。这指的是大家和个人，不管怎么说，如果我们同意专制社会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主要的革命经验，那么就很难不把恐怖手段当成一种规律来看，而且将永久存在于现实之中，而且集中营也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在我书中，对这个问题却从来没有置之不理。而不正常的是，在提到我的书时，你们却从来不提这个问题，反而说我没有进入事物的核心。
把以上这两方面的问题一比较，人们便不难发现，我的解释是真实可信的。你们的文章对一种学说好像是在说：对的，但却对牵连到政治方面的问题又保持沉默。必须看到，这种矛盾现象反映了哲学上的二律背反，它是同您合作者的原则直接对立的。
这种有选择地使用论点的做法矛盾很多，那批判的矛头首先对准的，却恰恰是您的那些合作者的大部分作品；其次对准的，是你们的杂志上的某些社论。为了替他对待我那本书的立场辩护，他必须完全违背《当代》的观点，指出历史有一条必由之路，也有其归宿，它表露在我们面前那种可怕和邋遢的面孔只不过是一种假象，相反的，它不可避免地会向前发展，不管它起伏盛衰，它总会向着和解的方面发展，到那时我们便将进入最后的自由境地，即使他宣称只承认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而抛弃另一部分也好，那么他所选择的那一部分，在哲学上不反对你们的公式，即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预言的马克思主义。但他当时承认我论点的依据，这就又否认了他自己的文章。只有预言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以及一种永恒的哲学的原则），才能干净而利落地反对我的论点。但是，你们的杂志能够毫无矛盾地、干净利落地肯定那些原则吗？因为，如果人类没有足资选择的那么一种归宿，历史又何以会有现在就能看得见的那种道路呢？如果它有那么一条道路，又何以人类却找不到自己的归宿？如果人类能找到这种归宿，那么他们在你们所说的那种可怕的永无止息的自由中又会怎样呢？这些目标，它们还将得到发展，在我看来是十分可观的。无疑在你们那位批判者的眼里，它们绝不止此，因为他完全避开了使《当代》感兴趣的唯一的一个讨论题目，即关于历史走向何种归宿的问题。《反抗者》意在指出，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所必要的牺牲，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只有为了历史有一个美好的归宿，才能被认为是正义的，同时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却排斥这种归宿。关于这一点，我在书中详尽地做了阐述，但你们的那位编辑却只字不提。
把人类从一切羁绊下解放出来，以便使他们能够在实际上从事历史所需要的工作，那就应该解除他们斗争的哲学，因为这种哲学可能会把他们抛到任意的地方去。这样，按照虚无主义的逻辑，便从极端自由走向极端需要。这除了坦率地承认自己是在制造奴隶之外，别无其他。当您的合作者，在把别人贬低一通之后，又假装承认反抗在某些方面是对的，他写道：“在革命方案中确认反抗的存在，无疑对我们的事业的健康是有益的。”而这种赞成的态度，只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已，实际上您的合作者所赞成的，乃是对任何事情都可以进行反抗，但就是不能反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政权。
在相对自由和历史需要之间是无法选择的。必须顾忌到，这样一种态度会导致人们只向着自由的方向去想，或者只选择需要的一面，以使人们像一个男人所做的那样，一相情愿地选择自己的意中人。但什么都想得到，却什么也得不到。就像您的那位批判者一样，他不要证据（甚至反对证据）便信口雌黄地批评我，说我什么也不想做，或者说我什么也不懂，他只热衷于另一种做法，即使用一种什么都想得到的手法，却叫人们什么也不去做。他大喊大叫，说别人全在云山雾海中迷失了方向，他却能在天底下地上面四处飞翔，对于他脚下那些正在忙碌着的警察却视而不见。难道他真的不知道那些警察在忙碌吗？我甚至都不想去了解。尽管我已开始感到有些疲劳，疲于审视我自己，也疲于看一眼特别是那些老战士，他们曾经为自己那个时代不顾一切地奋斗过，但我也不认为他取类似我这种态度，假设那么多的客观困难是对的。
但这又有什么用？尽管你们的文章不想了解这些，但我们大家确确实实是处于风险和困难之中，正在寻求我们自己的真理。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像你们那样以轻率的态度动辄以审判的口吻讲话，我仅只向你们指出一种矛盾，也不想预断你们将采取的解决办法。至于我自己，当然也没有任何最后的建议要提，只不过有时我似乎觉得已看到了这个古老的世界中应该消亡的东西，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也不论在众多的学说中还是在历史上，同时的确也看到了应该继续保存下来的东西。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唯一的任务，乃是保卫这种脆弱的幸运时期。我的这本书除此之外，可能没有其他方面的意思了。肯定地说，我这封信也是这个意思。如果说你们的文章是没有意义的，作者的语气是不友好的，那我就只能闭口不言。如果是相反，他很严肃地批评了我，而且是光明正大的，那我就会一如既往，很虚心地接受。但为使头脑平静起见，又不因为我得不到公正待遇而心情不安，作者便做出误解了我所写的东西的面孔，似乎是他并没有看见我所描绘的历史面貌一般，不幸的是，他没给以公正待遇的并不是我，而是我们的生活和斗争的道理，是我们要跨越矛盾的正当愿望。自此，沉默便已成为不可能了。因为对我们自己或我们的时代来说，我们没有跨越任何东西。
但是，我们将不会同我们这个时代的那些咄咄逼人的大师对抗，以显示我们并非他们那些奴隶中的一员，这一点请你们相信。那么除了在大师们中间表现出与众不同之外，还有其他方式吗，比如说，一种能让大家公开承认的方式？一种非常漂亮的手段就是我在这里所描述的那种，它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取得那种效果，正像我这封信中所说的，即公开地否定我的写作手段及其成就。但这又是直到目前为止，你们所不愿意做的事。
创作与自由
保卫自由[30]
（1952.12）
最近，应邀在一本小册子上写一篇关于亨利·马尔丹的文章，有人对我说，这件事已做了安排，特别是《当代》杂志的编辑们已做了安排，我拒绝了。理由很简单：由《当代》出面来维护自由的价值，会影响自由的声誉。只有一种情况，即一个生命在发挥作用时，（比如像罗桑贝尔夫妇那种情况，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地都不得不向他们求饶）才会面对各种混乱，表现得无所谓。至于其他，我们需要的是清楚明白。而亨利·马尔丹，则比我们大家更甚，每一件含混不清的事都使他延长了在监狱里的时日。
相反地，如果有人对亨利·马尔丹的事情澄清误解不含糊其辞，给他来个一清二白，他很可能会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在此，我要说清楚的是同时也有人要求我这样做，就是释放亨利·马尔丹。
首先，是新闻界把亨利·马尔丹的破坏活动同他在军事区内散发传单一事给搞混了，而且经常是故意搞混。实际上，他的所谓活动已被撤销起诉，相反地他散发传单一事已被定性，由海军方面自己解决，并通过军纪做了处理，这大家已经意识到了。其处罚比被送上法庭要轻得多了。
依照军事法规，这一违法事件，只需几周或几个月的监禁便足够了，因此亨利·马尔丹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判决，并且已到海军服刑去了。与此相反，官方法庭却宣布了一项非常重的判决，并且指出，它不认可此事仅只违反了军事法律，从更广的范围上讲，这种传单的性质是在搞宣传活动，即反对印度支那战争。
就这样，这件事便陷入了一个很难反驳的反对意见的干预中。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在所有规定军队士兵必读的报纸上发表文章的人都说，依据他们的观察，印度支那战争是一条死胡同，是没有出路的，它付出了鲜血和痛苦的代价，它是国库开支的一个负担，希望至少要找出一个办法来结束这场战争，并且应该动用监禁手段。他们同亨利·马尔丹唯一不同之处，就是他们不是军人。在对亨利·马尔丹的判处不仅仅使用军事法律的同时，有人就把他的情况同那些反对印度支那战争的人的情况等同起来看待了。如果还对他的判决与众不同，大大地加重的话，那就会使人认为，由于共产党人的身份才使得对他判决加重了。
如果坚持要把他投入监狱的话，最好的办法是这样说，可以监禁，因为他是个共产党人。剩下的，就是对这个决定进行美化，然后就是大造监狱，最好是成千上万地造，以便能容下几百万共产党选民，尽管我们目前尚非常缺乏住房。就我本人来说，尽管对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学说和实践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但我却认为对这种做法不能美化。相反地，应该在其他公民能得到民主自由的同时，也让共产党人同样能得到。
当然，我对共产党领导人，对民主自由的兴趣不抱半点幻想，特别是他们对待反对他们的人。我只认为，斯大林统治下的无穷无尽的诉讼案件，和那些无休止的审判，使人不快，因为在这些审判中常常会有一位妻子或一个儿子前来提出要求，要求对她的丈夫或对他的父亲判处重刑，而这些案件和审判，却会对那些所谓的“人民”政权造成最大的危害。
我认为，真正的自由党人，在放弃他们最大的力量，即在个人合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在西方世界中使斯大林主义不得不退却的那种力量，亦即是说，自由的公正和威信的力量，他们把它放弃，将会一无所得。在任何情况下，不自相矛盾的民主，是不能用法庭来削弱一个学说的力量的，只有和这个学说作斗争，以保证民主可以得到表述的自由。
一个警察机构，如果不实施恐怖手段，那么它便永远无法解决反对者制造的问题。而殖民主义统治下的人民或者是陋室政治以及社会的不公正所提出来的问题，也绝非用压迫手段所能回答得了的。民主，如果它是彻底的，是不会从极权政体那里得到好处的。它能尽力所做的一切，乃是反对依靠武力推行的非正义做法，而自己所依靠的乃是建立在正义上的力量。因此，它应该要么接受对方的退让条件，承认其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并进行改革，以便形成自己真正的力量；要么便什么也不做，放弃自己的权利任其变成一个极权的政体。（在这种情况下，它又以什么名义来同极权政体作斗争呢？）
这个原则对亨利·马尔丹适用。他受到指责的那种活动，对他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反对活动，是在特殊环境下做出的。他所受到的不公正的惩罚，并非仅仅针对他这种活动而判决，并且十分明显的不公正。依据民主的公平合理性和道德标准，应该立即予以释放。
有人告诉我说，只要共产主义的宣传攻势继续下去，政府对亨利·马尔丹就不会有所动作，而只要政府没有动作，这种宣传就不会停止。于是，为了不丢面子，双方都下了决心。我们可以看到，当今的世界政治，是无论如何也不丢面子的。然而，据我看，这个“面子”您愈是不惜一切代价来保存它，它愈是不那么漂亮。然而，大家却都在努力保存自己的面子。于是这件争面子的斗争，就围绕着一个关着犯人的牢房发生了。
如今的监狱，在外表上是什么也看不出来的，我们见得多了。但经过进步党派或是反动党派的专政而制造了那么多的残酷刑罚之后，在被引渡到维也纳之前便在布拉格被处决的十一名被定罪者，至今仍然给我们留下了不祥的阴影。尽管有几百万人已然死去或已被判处死刑，但欧洲过去曾以此为荣，现在仍然以此自豪，一个人五年的生命，也会永远保留着这种无法估计的价值。如今，监狱依然是一个最常用的行刑场所，任何人都没有权力仅只因某人的看法不同或人生观不同而把他投入监狱。在这里，并不意味着以释放亨利·马尔丹为借口加以发挥，如果释放他是应该的话。一个非常自信的公道，应该是大度的，它应该从容地接受任何置疑。那些永远也不同意在所有的反犹太主义中从理论上加以辨别，或者永远也不会原谅那些令人厌恶的逼供者，他们并不是自由的敌人，而是自由的真正保卫者。这些人应该以一个自由的保卫者身份，以一个反对极权主义者的身份向法国政府提出释放亨利·马尔丹的请求。
西班牙与文化[31]
（1952.11.30）
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新的、令人鼓舞的民主的胜利。但这一胜利是民主关于自身的胜利，是关于民主自身的原则的胜利。佛朗哥的西班牙，在文化教育搞得热火朝天的时代，就已悄悄地介入法国，而塞万提斯[32]和乌那穆诺[33]的西班牙，则不止一次地被扔在大街上。当我们晓得了，在马德里，目前的新闻大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直接合作者，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曾为纳粹作过宣传时；当我们晓得了，刚刚给基督教诗人保罗·克罗戴尔授勋的这个政府，曾经是给希姆雷[34]那个焚尸灭迹的组织者授过红箭勋章的政府时，我们便有充分的理由说，民主国家的教育工作者们刚刚欢迎的，不是加尔德龙，也不是罗普·维加，而是约瑟夫·戈培尔[35]。战后七年，这个极端的转向，值得我们向比内先生的政府表示祝贺。在制定上层政策方面，我们不能指责他忧心忡忡，举步不前。大家都知道，直到目前为止，历史的命运多少取决于教育工作者们反虐待的斗争进行得如何。但我们也并不认为，对那些虐待人的教育工作者给予正式的任命便算完事。比内政府也想到了这一节。
当然，操作起来，并不那么容易，但应尽快进行。但是，怎么办呢？学校是一回事，市场贸易又是一回事！说实话，在这个历史时期，有点像奴隶市场，大家在用军队的牺牲者来交换移民。谈到文化，那将是以后的事。再说，这也并非政府的事。艺术家造就了文化，随后由政府来加以控制，并在适当的时机，为了更好地控制文化，政府便开始取缔艺术家了。
终究会有那么一天，一小撮军人和工业家，在谈到莫里哀和伏尔泰时，他们会用“我们”这个字眼，或者在把那位诗人先期枪决后，再对他的作品进行歪曲，然后予以取缔。那一天，其实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至少可以使我们想到，那个可怜的希特勒还是值得同情的。他无须浪漫地走向自杀那条过分的道路，只要学一学他的朋友佛朗哥，并且耐心一点儿，也就够了。这样，今天他很可能就会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代表，去到上沃尔特执行教育使命去了。至于墨索里尼，也会前往埃塞俄比亚去执行提高那些埃塞俄比亚孩子的文化水平去了，因为就在不久前他颇把那些孩子的父亲们给杀了一些。于是，在一个终于和好了的欧洲，大家便都一起参加文化取得彻底胜利的庆典，在这个庆典上专为那些将军和元帅举行了盛宴，由有一个班的民主国家的部长们为他们倒酒端菜，这些部长是绝对的现实主义者。
“厌恶”一词，在这儿用就显得太轻了。我觉得今后我们反复地说明我们的愤怒也是没有用的。既然我们的政府也很现实，它可以不要荣誉也可以不要文化，因此我们在感情上丝毫不能让步，相反地也要变得现实一些。既然这是一个历史形势的客观因素使得佛朗哥独裁的政治在柏林的废墟上垮台十年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尚保持这种姿态，那么我们在对待摆在我们面前为维持佛朗哥政权辩护的论据也应持客观的和冷静的态度。
第一个论据触及不干涉原则，可以把它这样归纳：一个国家的内部事物，只同这个国家本身有关，换句话说，一个好的民主主义者，总是在自己国内活动。这个原则是无懈可击的。自然，这也有其缺陷。希特勒上台执政，只与德国有关，关在集中营里的第一批人，不管他们是犹太人也好，是共产党人也好，也的确都是德国人。但八年之后，布上瓦尔德，那个制造痛苦的首府，却是个欧洲城市。原则归原则，它却并不妨碍它的邻人去做他家的主人，那么我们就接受这个现实吧，承认我们的邻居能够很合乎礼仪地打老婆，也能让他的孩子们喝苹果烧酒。在我们这个社会很有那么一点儿起缓和作用的东西。如果邻居太过分了，我们就把他的孩子们带走，把他们托付给一家社会福利单位。佛朗哥，他就是一个能够做得过分的人。我们还可以假设，我们的邻居能够毫无节制地饲养自己的家畜，那你对此就无话可说，这是不言而喻的。他应该得到的惩罚，你可以轻易地办到，但你却把双手插在自己的口袋里，因为这不是你的事。但如果这位邻居同时还是一个商人，你又没被强迫在他家里做事，也没有人强迫你供给他必需的物品，不需借钱给他，也用不着和他共进晚餐，总之，你可以无须干涉他的这一切事物，而对他不闻不问。但如果在这个地区有相当多的人也是如此对待他，他就有必要思考一下了，他就要看一看他的利益在何处，他起码会有一个机会来改变对自己家庭的爱的观念了。但却不能指定这个四十岁的人会对他的太太讲出什么理由来。对此我们不应怀疑，这就是不干涉政策。但是，自从你和他共进晚餐的那一刻起，或者是自你借钱给他的时候起，并且还好心地指望有下一次。自这时起，你便实行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干涉政策了，尽管是为了反对受迫害。当你偷偷摸摸地把写有“维生素”的标签贴在他用来为自己孩子提神的苹果烧酒的瓶子上时，特别是当你决定，当众把你的孩子交给他教育时，你这样做却比他更加残酷，甚至加倍的残酷，因为你是在鼓励犯罪，但你却把它称为美德。
至此，便出现了第二个论据，即要帮助佛朗哥，尽管他有很多毛病，因为他是反对共产主义的。首先他在国内反共，其次他为反共、为下一次的战争提供必要的战略基地。对此，我们姑且不问这种理由是否体面，但只问一声这样做是否聪明。
我们首先看一看，他与上述的做法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这样做，执行的并非不干涉政策，也不能一相情愿地阻止一个政党，不管是什么政党，在自己国家之外取得胜利。但这种矛盾的做法，又不会吓倒任何人。因为任何人都不会真正地相信在对外政策上有不干涉的事。我们现在不妨认真地假设一下，假设我们设想同佛朗哥能够结成一秒钟的联盟，以便保持我们的自由，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他能用什么来帮助大西洋联盟的战略家们反对东方的战略家。在当代的欧洲，维护一个极权政体，不管它能存在多久，都是意味着对共产主义的加强，这是一个贯彻始终的经验。这是指在那些自由已成为国民的实践的国家而言，同时也是指阐明共产主义不能胜利的学说而言。否则把自己的脚步踏在法西斯国家的国土上，那对他来说是再容易不过了，东欧国家的例子便是明证。在西班牙，共产主义的运气最差，这是个事实，因为站在它面前的，是一个真正左派的群众和绝对自由主义者，以及完全具有西班牙个性的人。在1936年举行的最后一次自由选举中，共产党人在议会的四百四十三席中仅获得十五席。为在西班牙建立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上的愚蠢阴谋也同样遭到了失败。我们还可以设想，这虽然有些荒谬，即在共产主义进攻面前，如果佛朗哥政权是唯一的一座桥头堡，而它的政策又旨在从一个方面削弱共产主义，那么这种政策能在其他方面起作用吗？对于欧洲的那几百万人来说，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西班牙事物的发展，就像反犹太主义、集中营等等这些都是一种测验，它可以使我们从中看出一个民主政治的诚意如何。而系统地维护佛朗哥政权，总会妨碍这些人相信民主国家政府的诚意，因为他们自称自己所代表的是自由和正义。这些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保卫自由的，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自由的扼杀者。一种政治，它把那么多的自由人民逼得走投无路，能够称得上是一个现实主义政治吗？它只能是一个罪恶的政治，因为它一方面加强自己的罪行，另一方面它只能使所有的西班牙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失望，因为这些人民是反对制造罪行的。
至于西班牙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我没有资格谈论它，因为在军事方面，我永远是个门外汉。因为在西班牙采用了不适宜的办法来阻止共产主义的活动，这将会给欧洲的共产主义化一个重要的机会，如果欧洲共产主义化能够得逞，那么西班牙将会在市场经济之下被共产主义化。那时，各种论据将会在这个战略纲领中应运而生，并且终将战胜华盛顿的那些思想家。于是那些思想家便会说：“那我们就只好发动战争了。”毫无疑问，他们也可能战胜。但却使我想到了戈雅[36]，想到了他画笔下的那些肢体不全的死尸。各位知道他是怎么说的吗？他说：“Grande bazana， conmuertos.”意思是：“反对死神的伟大壮举。”
就是这些卑鄙论据，今天引起了我们大家的议论纷纷，并为此作辩护。我无意在此做出一副相信“这乃是文化方面的大事”的面孔。此乃是在文化的大旗后面一种讨价还价的交易勾当。即便就讨价还价而论，它也不能自圆其说。它可能最终会使某几个时令商品专卖商发财，但却不利于任何国家和任何事业，只能损害欧洲人民至今仍为之斗争的某些理论。这就是为什么当佛朗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接受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不能采取两种态度的理由。如果对负责这样一种活动的组织，我们仅说不能同它进行任何合作，那还是不够的。今后我们每个人都应在自己的岗位上，同它作正面的坚决的斗争，以便尽快地揭露它，并非它自己所说的那样，并且指出它并不是一个致力于文化事业的知识分子的团体，乃是一个可以为任何政党服务的政府间的联合体。
是的，自佛朗哥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那一瞬间起，该组织便从世界文化领域走了出来，这是我们应该指出的。有人反驳我们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有益处的。关于事务工作同文化活动之间的关系，当然有许多说法，但我们起码应该相信，在我们这个时代，长期维护一种谎言是任何益处都没有的。如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独立存在，那倒不如解体的好。总之，文化团体过时了，但文化尚在，我们至少也应该相信，该组织是不会解体的，因为一个政治上的高级机构，总会显现出它自己的本来面目。真正的文化，靠真理而生存，因谎言而消亡。它总是在各种环境中生存，但却不是生存于宫殿中，不是生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电梯里，也不是生存在马德里的监狱中，而是生存在流放的大路上。它也总会有它的团体，而我所承认的只有一个，即创造者和自由者的团体。这个团体，它反对极权主义的残暴，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卑鄙，反对布拉格的诉讼案件和巴塞罗那的判决，承认任何党派的存在，但却只为一件事服务，即自由。就是在这个团体，我们，我们大家将接纳自由的西班牙。但却不是让它从小酒馆的门口悄悄地进来，不需要辩论，而是公开地、庄严地进来，并且给予它足够的尊敬和抚爱，对它的工作和心灵予以赞扬，并且我们要向它表示感谢，感谢它作为一个大国，它过去曾给过我们，并且现在仍然给我们的最有益的忠告。
希望的时代[37]
（1953）
在这个不要记忆的时代，今天由我出面介绍阿尔弗莱德·罗斯梅尔，是一件反常的事，如果一言不发，那可能倒是合乎时代要求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我只需这样说就够了，即罗斯梅尔，还有一些在1914年反对第二国际出尔反尔的那些人，是极其少见的活动分子之一。他经历了四十年的斗争，仍然对那些在时政的压迫下很快便倒下的人保持着尊敬和友谊，仍然保持着坚强的信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是一位工团主义者，1914年，他对西方工人领袖们的背信弃义感到愤怒，便转而支持1917年的革命，随后他又起而反对斯大林的政策，自那以后便投身于漫长而艰苦的工会主义的复兴工作。罗斯梅尔在那个反复多变的时代，始终径直地向前迈进，并且始终不绝望，不气馁。因此，他也从未背叛过自己的信仰。这些，在读《列宁时代的莫斯科》这本书时便可充分地看出来。“我只这样简单地说就够了：我曾经在那儿待过，当时就是那样。”这就是这位见证人的声音，这很可能会使那些喜欢读传奇性的历史小说的人感到失望。那么，罗斯梅尔在哪儿呢？在俄国，而且主要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和列宁逝世以前的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那是一个了不起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世界似乎在从头走起，历史是在一个帝国的废墟上重新开始的！那个时代，在世界的另一端，芸芸众生一直在高压下生活，至此便相信自己已得到了解放，并且相信自己已到达了李卜克内西所说的天堂之门。但罗斯梅尔却以自己的方式为这个时代作了证明，他日复一日地工作着，没有半点儿浪漫主义色彩。革命的发生同样是借助于集体的力量，比如要通过各种委员会及各种代表大会艰苦的努力。罗斯梅尔就曾参加过一些这种有历史意义的代表会。但他在书中娓娓道来，似乎这些会议的参加者，像某一方面的专家一样，正在安闲地坐在那里把自己的知识向众人讲解。一本小册子出版了，并且引起了纷纷的议论，当时他正在莫斯科，但他却仅只简单地叙述了一下，并指出那是一本论“共产主义幼稚病”的书，并说列宁的这本书包含着另一种病症的病菌，它将会在免疫力较列宁差的战士中造成灾难。同样，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列宁宣布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同时宣布，国家资本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候见厅”，很可能要通过它来改变革命历史和我们历史的航道，等等，这一切由他道来，也如同日常事件一般，平静异常。革命的社会党人的诉讼案，列宁的逝世，及他所留下的谴责性的遗言等等都是耸人听闻的大事，但由罗斯梅尔在书中介绍出来，都是以报道的口气来说的，但对斯大林的称霸，其结论却是谴责性的，有分寸的，但又是肯定的。他的见证不止一次地引起舆论的关注。然而，如果他的信念战胜了那么多的失望而仍然保存下来的话，那就是他的信念中，有着这种始终如一的镇定和自如，不需要放开喉咙大喊以表明自己的力量。一个人能够毫无保留地投身到这样一个伟大的实践中去，他也必然承认这种实践有其不足之处，因此他也从不因事业的失败而反过来谴责它。
困难之处在于，你随着某种革命走入了歧途，而自己又没有失去对这种革命的信任。这个问题也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正因为如此，罗斯梅尔的书就很流行了。一种历史现象，或是革命的产生或蜕变，如今已成为我们思考的中心，他对这些都能直接阐述，毫不掩饰。难道我们不是一个已衰老了的革命的儿子吗？难道我们不是一个已僵化了的、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称霸的革命的见证人吗？正因为如此，为了很好地思考这个问题，就不应当像那种人一样，对革命本身进行辱骂，因为那种人，所希望的是任何革命都要流产。为了在各种已没落了的革命中吸取必要的教训，应该感到痛苦，而不应对此感到高兴。罗斯梅尔在本书中阐述了一个革命的诞生，并使我们和他一样，对这一革命，在三十六年之后，仍然怀有热烈的爱，并在他这本书的最后部分，对这一革命造成的痛苦作了准确的估量。对这种流产的革命，他抱着一种怎样的欢快心情呢？如果他能够表现出来，那也是表现得少，而克制得多。对于人们夸张地称之为欧洲左派的悲剧这件事，我们不能理解。因为我们并没有清楚看到人类的某个阶级集团因为斯大林政权继承了一种革命，在这一革命中资产阶级所有制已被摧毁而反对他，相反地认为是因为他在疯狂地加强这种资产阶级社会而反对他。有那么一天，全世界劳动者的解放将会同那些美好的诉讼一起进行，在这一诉讼中，一名妇女把她的孩子们带到审判席的栏杆前谴责他们的父亲，并呼唤他，使他不要忘记所受的严厉的惩罚。在那一天，利己主义和商人的卑怯将会被忘记，而金钱社会也将不能依靠其失去的效能加以维护，而维护它的乃是革命团体令人惊讶的罪恶。
然而，尽管人们如此的失望，也正是在这里面存在着再生的因素。依我看，这种因素既不是克拉夫什科这个斯大林政权的受益者，也不是法国内阁的那些部长（他们是血洗突尼斯政策的责任人，他们是能够对斯大林的专制提出批评的），而是罗斯梅尔以及和他差不多的那些人。这也是能够向革命提出的唯一问题，这个问题也只有反抗者有理由提出，正如只有革命者有理由向反抗者发问一样，它们是互相制约的。列宁向那些孤僻的恐怖主义者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忠告，这是正确的。但1905年那些反抗者的例子不断地提供在二十世纪革命的面前，提供在国家恐怖主义的面前，这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并不是对这种革命的否定，而是使它成为一种新的革命。因此，这个时代最大的失望，就有可能不会变得毫无价值。
这一点，我们从罗斯梅尔身上和他的书里都看得相当清楚。像他那样的人们，都能够抵御自己对希望的失望，而且都是双重抵御。首先要抵御的是气馁，其次要抵御的是对反抗力量和解放力量的悲观失望。总之，我们能够看到，如果他们面对这些问题一点儿也不让步，并且始终在无产阶级的斗争中锻炼自己，并且能在工人阶级的困苦境遇中磨炼自己，那么革命在我们相当一部分虚无主义者中间就不会是这种形象。它曾经被认为是一种手段，是一条道路，可能这条道路是通向这一片土地的必由之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与死亡并不是双重屈辱。只有那些把革命看成是一种纯而又纯的善举，而且又是神话般的善举，把革命当成绝对的报复行动，看成是可以改变一切罪恶的灵丹妙药，可以化解他们疑虑的万能手段，只有这些人，他们才可能被失败抛进绝望的深渊，从而便使他们放弃一切，万念俱灰。这些人被热月失败搞得勇气尽失，便对波拿巴的加冕欢呼，或者把1789年的遗产抛却，这两种情况都把自由送进了坟墓。但是，还有一些人认为革命是一种手段，但却不认为它是纯粹的善举，这种善举既不可背叛也不可评价。但革命却是可以背叛的，对此必须明白，它所依靠的是人，是人性的最伟大之处也是最低贱之处。革命也可以评价，因为它不是最高的价值。如果它终于使处于它下面的人性受到屈辱的话，那么它应该受到谴责。依本人之见，革命是一个双重行动，这本书就是一个样板。罗斯梅尔在本世纪的不幸中找到了这个双重裁决，热情地颂扬了似乎死去的那种，并且简略地，但却有力地揭露了尚存者。
可能正是为此，我也将在这一点上打住，我感到内疚，因为我不同意罗斯梅尔的观点。例如，由于他附着于他所谈论的那个时代太过紧密，便为它的一切作辩护，甚至对科隆斯塔事件也是如此。我的第一个动作便是对准了为他所低估的、由布尔什维克造成的制宪会议解体事件所造成的巨大反响。不管对这一措施如何辩护，它依然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即一直到那时仍被认为是合法的（因为它是反对旧社会的压迫）那种独断专行，会反过来施之于革命者本身。但在读过罗斯梅尔强调了这个国家年轻的革命所制造的种种危险之后，我的第二个动作便是犹豫不决。当我们读到这些当时的见证时，当我们看到那样的斗争、那样的牺牲是由某些生命换来的时，我们便会想到，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人没有那种幸运，也没经受过那种痛苦去生活在那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但却在这些方面不去听听，也不去好好理解，竟去讲些其他的事。历史的经验也便是我们的经验，可能过于离奇，也过于特殊，以至于竟不能使其推而广之。战争和抵抗运动，除了它们本身之外，我们对它们的外延一无所知。确实，它们只有让我们看清楚极权主义的卑鄙下流是万恶之首也就够了。只需让我们下定决心，哪里有这种极权主义，就在哪里同它斗争也就够了。但是其他方面呢？我们就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前进。我们必须前进，这是毫无疑问的，并且必须由我们自己去寻求真理，此外我们别无他法。然而这样做却又妨碍了我们不断地把自己的经验同别人的经验相比较，而在这方面我们又理所当然地需要指导者和当事人的帮助。从我自己这方面讲，而且也正是我这篇序言的主旨，我认为在诸多不吝赐教的指导者中，我更喜欢像罗斯梅尔这样的人，因为他们不是以指导者自居，也不居功自傲，他们不接受侮辱，也不背叛，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斗争，并坚持数年不懈，在这期间他们始终保留着对新生的信念。是的，这些人是我们战斗的同志，是我们的老大哥。但他们却遭到耻笑，因为他们没有力量并且表面上是孤立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只有强权政治才是孤立的，即使这种政治有一千张嘴来颂扬自己的武力。而罗斯梅尔这些人，却恰恰相反，他们是坚持下来了，并且顶住了压力，所以我们今天仍然能吸收他们的营养，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就一无所得。
面包和自由[38]
（1953.5.10）
如果把刚刚揭露在我们面前的违法者和各种敲诈勒索者加起来，那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整个欧洲，都是一个集中营，而且除了监狱的看守之外，就没有自由的人了，而且他们也应该轮换着坐牢。如果只剩下一个人时，就可以称这个人为看守长，那将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在那个社会中，一切对立的问题，即二十世纪政府间的龌龊事件，都将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
当然，这只不过是一种预卜而已，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尽管各国政府和警察部门以极大的善意试图达到这个美好的境界，但我们仍然处于目前这种状况。例如，在我们西欧这边，自由已受到官方的尊重。但这就很自然地使我想到那些贫穷的远房姊妹，她们散居在一些资产阶级家庭中。有一位表姐，她失去了丈夫，成了寡妇，这就使她失去了当然的保护者，于是她便被收留了，在六楼里给了她一个房间，便当了这家的炊事员。星期日有时主人还带她逛逛大街，以表示自己的善良和宽厚。但在其他情况下，特别是在盛大的节日里她便被关在家里。如果有一位不正经的警察在街头无人处侵犯了她，大家也不把这件事当成大事来看，因为她这种事看得也不少了，特别和主人一起上街时。再说，无论如何也不值得为此事和司法部门闹僵。在东方，可以说这种事更是常见的。这件事在厨房里就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只需把她关在大橱柜里，外面插上两道闩就可万事大吉。什么时候让她出来呢？似乎要等到半个世纪以后，差不多要这么长时间，即待到理想的社会最后出现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大家欢庆她得到解放的盛大节日。但据我的意见，那时候必须小心提防不要让蛀虫给吃了，而且我还颇为担心，别人恐怕就此无法再使唤她了。如果说，这两种自由观，即一个是橱柜里的自由，一个是厨房里的自由，互相轮番使用，而且在这种乱折腾的同时再把厨房的工作内容缩小，那么我们就会很容易地发现，在我们的历史上，强制是多于自由的，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也将会变成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世界。
那么最简单，也是最吸引人的，莫过于谴责政府，或者谴责某些隐约可见的强大势力，谴责他们的狡狯伎俩。此外，他们也确实应该受到谴责，其犯罪的密度既大，时间也长，以至竟使人无法看清楚其渊源。但就责任而言，他们并非唯一的责任者。总之，如果自由从来就只有政府部门监督着他的成长的话，那么很可能他现在仍然还处于儿童阶段，并且最终将会以“上界天使”的头衔被埋葬。在金钱和剥削社会，据我所知，自由和正义从来就没有占过上风，警察政权从来都被认为，他们的法律学校是在地下室里开办的，他们在那里审讯犯人。因此压迫和剥削乃是他们的职业，无论是谁，只要他要求他们实施无监督的自由政策，他就应该清楚地知道，自己立刻会身败名裂，而且是当然之事。如果在当今之世，自由受到了侮辱或束缚，那并非因为它的敌人背叛了它，而是因为它失去了正当的保护者。是的，自由成了一个寡妇，不应该对此加以回避，因为这是事实，它是我们大家的寡妇。
自由是被压迫者的事业，其传统的保护者总是来自被压迫的人民，那便是公社。它在封建时代的欧洲，曾保持着对自由的坚信，市镇或城市的居民在1789年曾在短时间内使它取得过胜利；自二十世纪始，那便是工人运动，它负起了争取自由和正义的双重责任。而对此，这一运动却从来没想到过这两者是不可调和的。是体力和脑力劳动者把自由给具体化了，并使之在世界上变成了一个原则，乃至变成了我们的思想。空气是我们所不可或缺的，但我们在呼吸它时却并不留意，只有在没有了空气时，我们才会感到死亡即将来临。如果今天，在世界上那么大的一部分土地上，自由在退却，那毫无疑问是因为奴化工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犬儒主义和武装得那么齐全，同时也是因为自由的真正保护者由于疲劳，由于绝望，或者由于战略思想的失误和缺乏有效的措施而转了向的缘故。是的，二十世纪最大的事件，就是由于革命运动而抛弃了自由的价值，以致赞成了社会主义在政治独裁和军事专制的社会主义面前步步后退。自那时起，某种希望便消亡了，而自由的人们则普遍地萌发了孤独感。
马克思死后，有一种议论开始传播，并且愈传愈烈，即自由是资产阶级的一个跷跷板。这句话，有一个词用得不到位，但在当代的混乱局面中，我们却为这个错位的词付出了代价。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这样：资产阶级的自由是一个跷跷板，而不是所有的自由都是跷跷板。或者更确切地说，资产阶级的自由并非自由，如果说得好听一点儿，那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还没有达到真正自由的地步。但有些自由是要争的，并且永远也不能抛弃。一点儿也不错，对于那种白天被关在家里不能出门，晚上便和全家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的人，是没有自由的。但这应该谴责的是一个阶级、一个社会和那种束缚人的制度，而不是自由本身，也不是我们当中最穷困的人也不应缺少的自由。因为即使社会处于变革之中，而且变得对所有的人都彬彬有礼，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满意，但如果这个社会没有自由，那么这个社会仍然是野蛮的。由于资产阶级奢谈自由，却并不付诸实践，那么工人阶级的社会也就不应该实行自由，而只是以自己并未像资产阶级那样去奢谈自由而沾沾自喜吗？然而混乱局面就出现了，在革命运动中，自由便慢慢地处于被谴责的地位，那原因是资产阶级社会已把它当成了一种欺骗手段来使用了。出于对资产阶级社会这种滥用自由的理所当然的不信任，于是便导致人们对自由本身也产生了不信任感，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把这件事大大地向后推迟，并且声称在这一段时间之内，不谈自由之事。同时还宣布，首先需要的是正义，至于自由，那在以后再说，就好像奴隶们永远都渴望得到正义一般。而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对劳动者们说，劳动者感兴趣的只应该是面包，好像劳动者们并不懂得他们要获得面包，也需依靠本身的自由。不错，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公正面前，这种走向两个极端的倾向是很强烈的。在座的诸位，恐怕不止一人，或者在行动上或者在思想上，都对此做过退让吧，但历史已经迈开自己的脚步，我们所见到的那些，到现在便足以使我们思考。由劳动者自己发动的革命已在1917年取得胜利，那时人们确实已看到真正自由的曙光，以及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希望。但这一革命由于受到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包围和威胁，于是它便加强了军事装备和警察机构，竟至成了一种公式和一个学说的继承者，而不幸的是那种公式和学说给予它的是那种令人极其怀疑的自由，于是这一革命便慢慢地变得衰弱了，然而警察机构却得到了加强，而世界最伟大的希望也便在这个世界上最有效的专政中变得僵化。资产阶级社会的虚假自由，也并不比它更差。在莫斯科和其他地方以及在革命的集中营里被杀害的，那些在匈牙利等地被枪决的，并非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乃是1917年的自由。资产阶级的自由也同样能够做这种欺骗人的勾当。革命社会的诬陷和腐败使资产阶级做起这种事来问心无愧，同时也有了依据。
最后，使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带上自己特色的，恰恰是这种犬儒主义的辩证法，它以屈辱来对抗非正义，而这两者又互相强化。当人们把戈培尔和希姆莱的朋友佛朗哥，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的胜利者请进文化的殿堂时，那些抗议者和声称已写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章程中的人权每天都在佛朗哥的监狱中被嘲弄。对这些人，人们表情严肃地回答道，波兰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员国，至于谈到公众的自由，波兰并不比西班牙做得更好。真是愚蠢的论断，毫无疑问！如果您不幸曾把自己的长女嫁给非洲兵营的一个军士，那么这并非是你一定要把自己的次女嫁给一个市侩的理由。因为在家庭中，有一个害群之马便已足够了。但上面说的那个愚蠢的论断却相当有效，每天都有些事向我们证实这一点。对那些高喊着要求正义并把殖民主义的奴隶指给大家看的人，有人就反其道而行之，把俄国集中营里的犯人指给他们看。如果你提出抗议，反对在布拉格杀害诸如历史学家卡朗特拉等人的事件时，就会有人把两个或三个美国黑人扔到你面前给你看。在这种讨厌的不断加码的互相攻击中，只有一件事没有变，那就是受害者，他们始终是受害者，只有一种价值始终受到侵害或阉割，那就是自由。我们到处可见的正义也同样在贬值。
那么，怎样才可以打破这个可怕的圈子呢？很明显，只能从现在起由我们自己动手，在我们周围重建自由的价值，绝不能再让它廉价出售，即使是暂时性的也不行，同样，这一工作也不能同我们要求正义的行动分割开来。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当前最合适的口号应该是：对正义的要求毫不退让，对自由的要求，毫不放弃。特别是我们还需要的某些民主自由，也并非是微不足道的幻想，也并非是我们不经抗争便能得到的东西。这种民主自由，它确确实实地代表了在最近的两个世纪中我们所取得的伟大革命成果中所仅有的成果。它绝非如相当一批巧舌如簧的政客所说，是对真正自由的否定。一个理想的自由，绝不是在一天早上突然会从天上掉下来，绝不会像一个到了老年就会退休那样那么自然地到来。有些自由是需要争取的，需要一个一个地艰苦地争取。我们尚存的自由，只是阶段性的，肯定是不够的，但却是取得全面解放之路上的某些阶段，如果我们同意取消它，那我们便将无法前进，相反地还会倒退，就会又处于落后状态，而且总会有一天要重走这条道路，而我们如果重新努力，就将会付出我们的汗水和血水。
不，我们今天选择自由，并非如克拉什科那样，从获取苏维埃政权的利益转到获取资产阶级政权的利益，恰恰相反，因为选择自由，并非如人们所说，选择就是反对正义，相反地我们今天选择它乃是站在那些到处都在受苦受难并进行着斗争的人的立场上选择，此外无他。我们在选择自由的同时，也要选择正义，说实话，在今后的选择中，我们不可能只选择这一个而放弃另一个。如果某一个人夺走了你的自由，请你放心，你的面包也已受到了威胁，因为这不取决于你，也不取决于你的斗争，而取决于你那位主人的意愿。在这个世界上，随着自由的步步后退，苦难便节节增长，反之亦然。如果这个无情的时代，曾给过我们某种教益的话，要么就是经济革命将是自由的，要么就不是革命；或者解放将在经济领域出现，要么就没有解放。受压迫者并不仅仅要求取得温饱，他们也同样要求从他们的主子那里解放出来。他们知道得很清楚，只有从他们主人那里获得尊重，才能最终摆脱饥饿。
最后我还想加上一句，把自由与正义分离，将导致文化和工作分离，这是社会的最大罪恶。欧洲革命运动的混乱，一部分原因是它失去了自己真正的祖国，即失去了在它经过各种失败之后重新获取力量的所在，而这正是自由的信念所在。同样，欧洲知识分子中的混乱，其原因是受到了双重欺骗，即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和假革命的欺骗。这双重欺骗把知识分子同他们唯一真实性的来源，即工作和痛苦分离了，而且使他们同其唯一的天然联盟，即劳动者的联系割断了。至于我本人，我从来没承认过有两种不同的贵族，一种是劳动贵族，一种是知识贵族。而且我现在也已明白，有人疯狂地想让这一方面的贵族屈服于另一方面的贵族；我也已明白，这两个范畴都同样高贵，他们的道理，特别是他们的工作效能产生于团结，如果把他们分开，那就会被暴君政治和野蛮力量一个个地削弱。相反地，如果团结起来，他们便会建立世界的法律。因此，任何旨在分裂他们和破坏他们团结的做法，那都是反对人类及其崇高理想的做法。一切独裁势力的第一个努力，就是同时控制劳动和文化，因此必须同暴君和野蛮势力白刃相见。因此，依我所见，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今天有两种叛变的方式，其所以要叛变，因为他接受了一件事，即劳动和文化的分离。第一种方式，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特点，他们接受了自己的特权是由劳动者的屈服所换得这一观点。他们经常保卫自由，但他们首先保卫的乃是自由给予他们的特权，仅仅属于他们自己的那种特权。第二种方式，以这种知识分子为代表，他们以左派自居，由于对自由的不信任，便接受了这种观点，即文化和自由，由那种所谓为未来的正义服务的虚妄说法所左右了。因此不可相信。在这两种情况下，受益的只有非正义方面，要么便背叛自由，默认或者接受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离的观点，认为劳动和文化是软弱的，于是便把自由和正义一笔抹杀！
不错，一旦自由成了特权，它便蔑视劳动，并把劳动同文化分离开来，但实际上自由并不能成为特权，自由乃是由义务构成。当我们每个人试图把自由的义务置于它的特权之上时，自这时起，自由便把劳动和文化汇合在一起了，并且使这成为一种力量，一种唯一有效地为正义服务的力量。我们行动的准则，我们抵抗运动的秘诀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凡侮辱劳动者，必侮辱智慧，反之亦然。革命斗争，解放运动百年的努力，首先应归结为：加倍地并且不懈地反对侮辱。
说实话，我们至今尚未走出这个被侮辱的圈子。但是车轮在转动，历史在变化，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斗争将不是孤立的，那一天已经快到了。对我来说，我们今天的集会便是一个征兆。凡参加工会者要联合起来，为保卫自由，我们要分秒必争。是的，这确实值得我们各有关方面的所有的人都集合起来，表示我们的团结一致和我们的希望。道路还很漫长，如果在这个混乱局面中没有战争的介入，那么我们终将会赋予正义和自由以我们所需要的形式。但为此，今后我们应该明确地、冷静地，但却是坚决地排斥那些灌进我们耳朵里的谎言。不，我们不要在集中营里构筑自由，也不要在殖民主义压迫下的人民中构筑自由，自然也不要在工人阶级的苦难中构筑自由！不，和平的鸽子不能在绞刑架上栖息！不，自由的力量不能把受害者的孩子们同马德里和其他地方的刽子手们放在一起！基于这一点，至少我们今后可以坚信，自由并不是一个或某个元首送给我们的礼品，而是我们从每天的斗争中所夺取来的财富，这种斗争的胜利是每个人努力的结果，是大家团结的结果。
艺术家和他的时代[39]
问：作为一个艺术家，您是否选择了时代见证人的角色？
答：那要有很大的抱负和使命感，这些我都没有。就我个人讲，我不想扮演任何角色，我只有一个愿望，即作为一个人我向往幸福，作为一个艺术家，似乎我还应该让许多人能够活下去，但却不能借助战争和法庭手段。但这些事却主动找到我门上来，就像它们主动找到每个人那里一样。从前的艺术家们，在暴政面前至少可以保持沉默。如今的暴政有了很大的进步，它们不准你沉默，也不准你保持中立，你必须公开表态：是拥护它还是反对它。好吧，既然如此，我就声明反对。
但这却并不意味着我在选择一个合适的见证人的角色。这只表明我接受这个现实的时代，一句话，履行自己的职业。此外，您还忘记了，今天的审判官、被告和见证人，已相互调换了位置，而且其速度之快，足资楷模。我的选择，如果您认为我应该有一个选择的话，那就是至少我不应该坐在审判官的位子上，或者像我们许多哲学家那样，在它之下。除此之外，相对地说，行动的机会还是有的。比如工会主义，在今天是占第一位的，而且十分活跃。
问：有人对您近期的作品称之为堂吉诃德式的。难道这不是一个既理想又浪漫的关于艺术家的角色的定义吗？
答：曲解词义是没有用处的，我说的那些话，暂时还有意义。我很清楚，浪漫派艺术家，选择的是历史的永恒运动，是伟大的史诗，是了不起的奇迹。如果我要选择某些事情，则和他们恰恰相反，乃是历史和人类的共同命运，是每日每天的普通生活，而且让人们都能在最可能获得的光明条件下建设这种生活，是不懈的斗争，是反对自身堕落和别人堕落的不懈斗争，此外没有别的。
同样，理想主义也是最糟糕的，乃是给他们所采取的任何一种行动或他们所相信的任何一个道理赋予历史的意义，但却并没有在各种历史条件中体现出来，然而却一相情愿地设想出一种虚幻的结局。难道把一种前景任意当成历史的规律，就是现实主义吗？更何况这种前景到底如何，我们一无所知。
我则恰恰相反，我要为真正的现实主义辩护，反对神话同时也反对违背逻辑和中立主义的态度，反对浪漫的虚无主义，不管它们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所谓的革命的。总之，这些远非是浪漫主义艺术家。我认为对此制定一个规定或建立一种秩序还是必要的。我说的只是不能随便制定一种规定。当然，由这样一个无规定可言的社会建立这样一种我们所需要的规定是令人意外的，或者相反地，由那些空论派的议论家宣布，不要任何规定，也无需拘泥细节可以任意而为也是不行的。
问：马克思主义者及其追随者们认为自己也是人道主义者。但对这些人来说，人的本性只能存在于未来的无阶级社会中。
答：这首先就证明了从现在起，他们就否定了我们所有的人。因为这些人道主义者正是我们现时人类的谴责者。对于这种自命不凡的人，他们会背离人类普遍的原则，那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他们也否定了代表未来人类的人们。这种狂妄的观点实在是带有宗教性质。但为什么这种观点却比那种宣称将来人们会进入天国的观点更加合法化呢？实际上，历史的发展结果，因受到我们条件的限制没有一件事可以事先确定下来，它只能是一种信仰的目标，或者是一种新的蒙蔽的手段。这种蒙蔽手段，在今天绝不比过去建立在殖民地压迫上的、拯救不忠的灵魂的那种手段更差。
问：是否正是因为如此，才使您同左派知识分子分道扬镳了？
答：您是说因为这样，使得那些知识分子同左派分离了？从传统上说，左派一直是同非正义、同蒙昧主义、同压迫作斗争的。而且他们一直认为这些是互相依存的。那种认为蒙昧主义可以通向正义，政权的理智可以走向自由的思想是新近才滋生的。事实上，某些左派知识分子（幸好，不是全部）今天已被力量和效力给吓呆了，正像右派知识分子在战前或战争时期那样。他们的态度各有不同，但无所作为却是一致的。第一部分人想做一个现实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第二部分人想做一个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而最后他们都背叛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变成了一个空洞的现实主义者。
总之，这是一直可以理解的倾向，但最终不管怎样颠来倒去，这些人的新立场从左翼观点出发就会是这样的：有一些压迫是可以为之辩护的，因为这些压迫是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的。因此，就会有一些享有特权的刽子手。这有点像约瑟夫·麦斯特勒在另一个场合里所说的，他们从来未被当成一个纵火犯。这个论点是我始终所不赞成的。在此请允许我对那些直到现在仍被称做左派的观点提出反对意见，即所有的刽子手都是一丘之貉。
问：在当今世界上，艺术家能做些什么呢？
答：人们既不要求他们写关于合作社的事，但也不要求他们写出来的东西起到使痛苦者麻木不仁的作用。既然您要求我谈谈个人的看法，那么我就尽我所能尽量简单地谈一谈。作为艺术家，可能我们不需要介入当代的事物，但是作为一个人则需要。被剥削或被枪杀的矿工，集中营里的或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奴隶，大批受迫害的人群，这些人在世界各处都有，他们需要所有能够讲话的人打破自己的沉默，并且不要站在他们之外。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写战斗性的文章和作品了，我没有参加那些共同的斗争，因为我希望世界上到处都见到希腊式的雕塑和伟大的杰作。有这种愿望的人不在少数，那原因很简单，即他们希望创造，或希望努力使得伟大的创作在自己的想象中能够生存下去。但是，从我的第一批文章到我最后那本书，我写了很多（甚至可能写得太多了），因为我无法克制自己每时每刻从那些受侮辱受压迫的人那里汲取各种有助于我写作的内容。因为这些人需要有向往。如果大家都缄口不言，如果我们只指给他们一条出路，即在两种被侮辱的境况中任选一种，那么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们就都没有出路。我觉得我们不能接受这种想法，凡不能接受这种想法者，就都不能躲在象牙塔内睡大觉。这也并非是出于高尚的道德情操，实在是出于无法忍受，甚至可以说是出于生理上的无法忍受，不管你是否体验到这一点。我就曾见过许多尚没有体验到这一点的人，但我却不羡慕他们躺在象牙塔里睡大觉。
但这却并不意味着因此而把我们艺术家的本性轻易附着于某种社会上的说教。我曾在另一个场合里说到过为什么艺术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要。但如果我们以一个人的身份介入到那些事件中去，那么我们还算什么艺术家？目前尚不是我们走出虚无主义的时候。因此，我要否认创造的价值而为人道的价值作辩护，那将是愚蠢的，反之亦然。对我来说，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我把衡量一个艺术家的伟大与否（如莫里哀、托斯托依、梅尔维尔等），放在他们是否能在两者之间维持平衡上。今天，在各种事件的压力下，我们不得不把紧张状态带到我们的生活中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艺术家在这一事实面前退缩了，并躲进了象牙之塔，或者皈依宗教的原因。依我看，这同样是一种放弃责任的表现。我们应该同时为痛苦和美服务。持久的韧劲、力量以及私下里的成就，这些都是一种高尚的情操，它是建立在我们所需要的新生上的。
最后要讲的是，这样一种事业，我知道得很清楚，不可能没有风险和苦涩。我们应该顶着风险上。因为艺术家们坐在家里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但我们却不要苦涩。艺术家的一种倾向就是自以为是互相休戚相关的，事实上，有人也带着一种不可告人的欢乐向他们呼吁这种团结一致，但却不起作用。因为他们生活在众人之中，那地位既不高也不低，他们生活在那些工作着和斗争着的人之中。他们的使命，在压迫面前的使命乃是打开所有的监狱大门，使所有的不幸者和幸福者能够讲话。在这里，艺术在反对它的敌人中为自己作了辩护，因为它本身的行动证明了它不是任何人的敌人。只有他们自己可能无法肯定，那种设想中的新生、正义和自由的新生是否会实现。但倘若没有他们，这种新生也将不能成形。没有文化，没有文化中所蕴含的相对自由，那么这个社会尽管是在形式上完美的社会，也只不过是个弱肉强食的社会。因此，任何真正的创造，都是对未来的一份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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