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勒内·夏尔

    （专栏文章，1944—1948）

    杨荣甲译

    与其仇恨和恐惧毋宁死去；与其让人仇恨和恐惧更毋宁死去；有一天这应是任何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的最高准则。

    ——尼采

    前言

    本卷概括了一位作家投身本国公众生活四年间的体验。从中人们可以看到直至1946年《战斗报》发表过的社论选编和1946年至1948年对当时时事进行评论的一系列文章或见证。因此，可以说这是一个总结。

    这一体验，很自然地以丢掉了某些幻想和更坚定了信心而告终。我仅仅像我应该做的那样，关注所选的文章不至于对那些对我来说已变得陌生了的立场有丝毫的掩饰。例如，这儿选取的有些《战斗报》的社论，不是因其价值，其价值常常是相对而言的，也不是因其内容，有些内容我已不再认同，而是因其所包含的实际意义。实际上，有一两篇社论，我今天读起来已不无苦恼和悲伤，我是再三斟酌之后才决定将它们出版的。而这种见证是不应有任何疏漏的。

    我想这样我已将自己不那么公正的选择解释清了。人们将只会看到，我同时只让至少是始终如一的信念在讲话。而最后，我还注意到了忠诚和希望之类的问题。正是在不回避那个时代人们所想和所经历的任何事情，承认怀疑和坚信共存，承认存在政治上像影子一样追随着信念的错误的情况下，该书才会做到忠实于体验——很多法国人和欧洲人曾有过的那种体验。即使仅剩下了一个人，只要朴实无华的真理原原本本地被接受，那么希望也就同时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同意一位天才作家的原因，他最近被邀参加一次关于欧洲文化的讨论会，却拒绝出席，并说，在两大帝国夹缝中被窒息的欧洲文化已经死亡。确实可能。在这位作家形成这种想法的时候，至少一部分欧洲文化已经死亡。不过，虽然这本集子内是些老文章，但对我来说，它似乎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种悲观主义。真正的失望不会产生于艰难的逆境当中，也不会产生于一场实力不均和斗争的筋疲力尽之时。它产生于人们已不再知道为什么要斗争之时，而反之，人们则会去战斗。下面的文章仅仅说明，如果斗争艰巨，那么至少斗争的理由则一直是明确的。

    巴黎的解放

    自由的鲜血

    （战斗报，1944.8.24）

    八月的夜晚，巴黎到处都是枪林弹雨。在这条涌动着历史沉重脚步形成的潮流的河流两岸，在这巨大的沿岸石块和水流的背景中，自由的街垒再一次构筑起来。又一次，人们需要付出鲜血来换取正义。

    我们非常了解这种战斗，我们已过于以血肉和全部身心去投入，毫不感觉痛苦就接受了这可怕的命运。不过，我们同样十分了解其中的赌注有多大，真情又如何，也不会去接受应该由我们独自承担的艰苦的命运。

    时间将会证明，法国人并不愿意去杀戮，他们是带着一双干净的手参加到一场并非由他们选择的战斗中来的。难道需要有千条理由才会使他们一下子拿起武器，在夜晚不停地朝着两年来一直认为战争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的那些士兵开枪吗？

    是的，他们是有千条理由的。他们的理由源自巨大的希望和对起义的深刻理解。这是关系到一个人们对过去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志愿要维护国家的未来的问题。巴黎今天正在为了明天法兰西的发言权而战斗。人民今晚已拿起了武器，因为人民期盼明天的正义。有的人会说没有这种必要，只要耐心等待，巴黎只需付出不大的代价即将会解放。这是因为他们感到不安，担心起义会威胁到很多文物建筑物的安全，如果不发生起义，这些东西将不会受到影响。

    相反，道理应是很清楚的：任何人都不能设想，在激烈动荡中争得的自由会像一些人所盼望所想象的那样显得十分平和和驯服。这是一场革命的可怕的分娩过程。

    不应期待那些奋斗着的人们，那些四年来一直在沉默中整天听惯了空中的喧嚣和子弹爆裂声的人们，愿意看到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的战败的和非正义的势力又卷土重来。不应期望，那些最优秀的人们，他们又同意做过去二十五年中最优秀的人所做的事情，即沉默地热爱自己的国家，并沉默地蔑视国家的领导人。今晚正在战斗的巴黎，明天要发号施令。不是为了权力，而是为了正义；不是为了政治，而是为了道德；不是为了统治国家，而是为了国家的尊严。

    我们的信念不是对未来所做的信念，而是对我们今天在历经苦难坚忍不拔的战斗中的所作所为的信念。因此，透过人们的苦难，尽管人们在流血、愤怒，尽管有不可避免的伤亡，要发出的不应当是遗憾的语言，而应当是希望的言辞，是同自己的命运在一起的孤独的人们强烈希望的话语。

    这又黑又热的辽阔的巴黎，这天上人间正在经历着两场暴风雨的巴黎，对我们来说，显得比那个全世界都曾羡慕过的不夜城还要明亮。希望和痛苦的火焰在它的上空迸发，清澈无畏的火焰正在该城燃起，这不仅是解放的火焰，而且也是未来自由的火焰。

    真理之夜

    （战斗报，1944.8.25）

    当自由的子弹还在城市上空呼啸飞过的时候，解放的大炮已在欢呼声和鲜花的簇拥之中开进了巴黎城。在这个最美丽最火热的八月的夜晚，巴黎的夜空中除了永恒的星光之外，又增添了曳光弹，燃烧着的残余的战火和人民欢乐，色彩缤纷的烟火的光芒。这个无与伦比的夜晚结束了四年残酷的历史和一场无法描述的斗争，这又是法兰西一直同自己的耻辱和荒诞进行搏斗的四年。

    那些没有对自己，没有对自己的国家失望的人，终于得到了人世间给予的回报。这个夜晚就是整个世界，这是真理之夜。这是武装起来和进行战斗的真理，是在长期赤手空拳袒露胸膛的真理之后充满着力量的真理。在这个人民与大炮同时咆哮的夜里，真理无处不在。真理甚至就是人民和大炮发出的声音，就是街上那些带着伤痕，流着汗水，筋疲力尽的战士们胜利的面孔。是的，这确实是真理之夜，是唯一有价值的真理，敢于战斗和胜利的真理之夜。

    四年前，一些人从废墟和失望中奋起，平静而坚决地表示，我们还没有失败。他们说应当继续战斗，只要付出代价，善的力量总会战胜恶的力量。他们付出了代价。而这代价可能是很沉重的，是鲜血的代价，到处是可怕的监狱。他们中的很多人死去了，还有一些人几年来一直被关在狱中。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不过这些人，如果他们今天还活着，他们是不会责怪我们今天迸发出的像海潮一样无限欢乐的情景的。

    因为，这种欢乐并不是对他们的不忠。恰恰相反，这欢乐证明了他们的正确，他们是有道理的。四年中，共同的苦难把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今天还陶醉在这种友情之中，我们做到了团结友爱。在这令人激动的夜晚，我们惊奇地发现，四年来我们从不孤立。我们经历了兄弟般友爱的岁月。

    艰苦的战斗还在后面。但是，和平已回到了这块饱受创伤的土地，回到了人们因希望和记忆备受折磨的心里。人们不能永远生活在杀戮和暴力之中。幸福和慈爱的时刻已经来临。而我们对和平是不易忘记的。我们中的一些人将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兄弟们被打死后的可怖面容和这些年来铸造的伟大的兄弟情谊。让我们死去的兄弟，为他们自己留住这热烈的夜晚赐予我们的和平吧。我们的战斗也将是他们的战斗。

    人们尚未收到什么成果，而他们为赢得这少许成果，却付出了不公正的死亡的代价。但是，人的伟大并不在这儿，而在于人们做出的决定，要比命运更强大。但如果命运是不公正的，那么人们则只有一种战胜命运的方法，那就是人们自己要公正。我们今晚的真理，这飘荡在八月天空中的真理，正好是给予人们的慰藉。面对这到来的胜利，我们心中的和平像我们死去的兄弟向往的和平一样，会义无反顾无怨无悔地允许我们说：“我们已经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轻蔑的时刻

    （战斗报，1944.8.30）

    有三十四名法国人被拷打之后在万塞讷被暗杀，如果人们不运用自己的想象力，这句话并不说明什么问题。而人们通过想象又能看到什么？两个人面对面站着，其中一人正准备对另一个望着他的人下手。

    这并不是第一次让我们看到这些令人无法忍受的景象。1933年开始了一个我们之中最伟大的一位人物，准确地说，令人轻蔑的时期。十年间，每当有手无寸铁全身被剥光了的人们，被一些长着和我们一样面孔的人缓慢肢解的消息传来，就令我们头晕恶心，而我们不禁会问，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

    而这种事情却可能会发生。在那十年间，这的确曾可能会发生，而今天，正如我们知道的，武装取得的胜利并不会使一切坏事都绝迹，而现在又有些同伴被杀害，四肢被肢解，眼睛被人用鞋跟踹了出来。而那些曾干出这种事的人恰是在地铁里知道给别人让座位的人，就像把酷刑当做科学和职业的希姆莱一样，为了不打扰他心爱的金丝雀，他夜里回家每次都要走后门。

    是的，这种事曾经是可能发生的，我们很清楚。但有那么多可做的事情，为什么他们不做别的事情，偏选择做这种事情？这是因为，他们是要毁灭人的精神，侮辱人的灵魂。谁相信武力，谁就很清楚他的敌人。即使有上千眼枪口对准一个人，也阻挡不住他对正义事业的信仰。一旦他死了，另一些拥护正义事业的人又会对暴力说“不”，直到使暴力屈服。因而，杀死一个拥护正义事业的人是不够的，而应当毁掉他的精神，这样才能用他失去人的尊严的榜样，打击所有拥护正义事业的人和正义事业本身。

    十年来，一个民族专注于毁灭灵魂的活动。他们对自己的武力相当自信，认为从今以后灵魂成了唯一的障碍，应当关心灵魂问题。他们关注了灵魂，不幸的是，他们有时获得了成功。他们知道，在白天和夜晚总有某个时刻连最勇敢的人也会感到怯懦。

    他们一直知道要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到了这个时刻，他们会利用你身体的伤口抓住你的灵魂，使你的灵魂变得惶恐不安，变得疯狂起来，有时甚至会说谎和背叛。

    谁这时还敢说对不起呢？既然精神最后已明白，精神只能用利剑才能战胜利剑，既然精神已拿起武器并已取得了胜利，谁还会让精神去忘记过去呢？明天不是仇恨，而是建立在记忆之上的正义本身才有发言权。我们中所有那些未曾讲话、怀着从未背叛的平静的心态的人，经历最英勇的战斗而死去。而对于由于受到侵害而变得怯懦的人们来说，对于内心一直被蹂躏，带着对其他人的怨恨和对自己的轻视在绝望中死去的人们来说，可能只有永恒和神圣的正义才会使他们感到慰藉。

    批评的报业

    对新报业的批评

    （战斗报，1944.8.31）

    既然今天在起义和战争之间我们有了一段间歇时间，我想谈论一件我很熟悉又一直牵挂着的事情，那就是报业。而既然这是刚刚从巴黎的战斗中诞生的新的报业，我愿同时以战友的兄弟情谊和洞察力来谈谈这新的报业。

    当我们在地下撰写报纸文章的时候，很自然，不会有多余的故事，也无须发表原则声明。但我知道，我们所有的报业同志都抱着秘密的巨大希望。我们曾希望，这些为了某种宝贵的思想而冒着生命危险的人，能给他们的国家带来一种无愧于国家的前所未有的报业。我们的经历告诉我们，战前的报业已在其原则和道德之中迷失了方向。追逐金钱和对伟大的事物视而不见同时并存，使法国的报业（除了很少的例外），除了增强某些人的权势外别无目的，除了使大众的道德堕落外别无效果。因此，这样的报业变成了后来1940年到1944年的那种报业，即成了这个国家的耻辱，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们的愿望——这种因其强烈而常常会沉默不语的愿望，是把报纸从金钱中解放出来，使它们有自己的声音，真理的声音，这声音能配得上公众，能达到公众身上最优秀的品德的高度。我们那时认为，一个国家报业的价值常常就是这个国家价值的写照。而如果说报纸是一个民族的声音此话不假，我们会决心尽我们的微薄之力用加强自己的声音的办法来提高我们国家的地位。不管是否有道理，我们中的很多人正是为此在难以想象的情况下死去，还有另一些人经受了狱中的孤独，受到过牢狱的威胁。

    事实上，我们只占据一片地方，在那里我们编排报纸，并在战斗中得以发行。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同样可以看到，抵抗运动的新闻工作者们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值得所有人尊敬。但是，在大家仍沉浸在热情之中的时候，我不得不说，这些算不得什么，因为一切正等待着我们去做。我们掌握了我们想要的进行这场深刻革命的手段。还需要我们真的去从事这场革命。总之一句话，目前在巴黎已出版了十来期解放了的报业的表现，还不太令人满意。

    我希望，我在这篇文章和以后的文章中所要说的话，能得到人们正确的理解。我是凭着战斗中结成的友谊在讲话，而并不特别针对什么人。可能提出的批评意见毫无例外地是说给整体报业的，在这点上我们是会相互理解的。人们会说这样做为时尚早：在对人们的意识进行测试之前，是否应给我们的报业留下进行筹划的足够的时间？回答是否定的。

    我们所处的地位使我们很清楚，我们的报纸是在怎样难以置信的条件下印制出来的。但问题并不在那里。问题在从一开始可能确定而没有确定的主调上。相反，报业在已开始运作、将确定自己的最终形象的时候，才知道应该自查自省。报业将更加了解它愿成为怎样的报业，而它将会成为怎样的报业。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报业呢？我们需要明确、有魄力和使用令人尊重的语言的报业。过去一些年，对那些撰写文章，知道文章可能会给自己招来牢狱之灾、甚至会付出生命代价的人来说，很明显，他们写的每个字都字字千钧，他们对每个字都必须仔细斟酌。他们想要恢复的正是新闻工作者这种对公众所应有的高度责任感。

    然而，在我们紧张、满腔怒火或狂热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报业却因迟钝而犯错误。这些天，由于身体过多地劳作，以至使精神丧失了警觉。在这里，我只将下面会详细谈及的情况概括提一下：我们很多报纸又拾起了被认为是过时的言辞，不害怕滥用辞藻或具有宣战前后我们报业那种“轻佻女郎”言辞的特点。

    对第一种情况，我们必须得承认，我们仅仅是把占领时期的报业又移接到今天。对第二种情况，是由于便利，我们重又拾起了甚至会破坏新闻业和国家道德的言辞和思想。要么不让这些可能成为现实，要么放弃我们的工作，对其不抱任何希望。

    既然从今以后我们已争取并获得了发表言论的途径，那我们对自己和对国家必须负起完全的责任。最基本的，也即是本文的主要意思，是我们必须严阵以待。我们每个人的任务是必须对我们所写的内容认真思考，逐渐理清自己的也是报纸的思路使之成形，仔细写作，永远不要脱离国家向我们提出的巨大要求：对一切事物进行深刻的分析。如果我们能做到使我们的声音成为富有活力的声音而不是仇恨的声音，是客观现实的声音而不是玩弄辞藻的声音，是人道的声音而不是平庸的声音，那么，很多事情将会得到拯救，而我们也将不会犯下大的过失。

    批评的报业

    （战斗报，1944.9.8）

    我们也应当关照一下新闻业的思想状况。我们已经说过了，“法国的报业由新闻构成”之类的看法更正确。人们希望尽快看到消息，而不是消息的准确。人们并不能从这样的新闻业中获取真理。

    对于让实质性的文章占据一点儿新闻所占的不多的位置，人们不能因此而感到不快。至少有一件事很明显，对于今天提供给报纸的消息和报纸刊登的消息，不应缺少批判性的评论。这是整个报业向前发展的一种方式。

    首先，对于那些来源和意图不明的消息，记者可以通过对其确切的意思所作的一系列的说明来帮助读者理解这些消息。例如，他可以在编排时将那些内容相互矛盾的电讯进行对照及提出疑问。由于知道消息出自哪个通讯社或国外哪个办事处，他可以就某条消息可能的准确性向公众作出说明。为了精确地举例说明，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战前各通讯社在国外设立的众多办事处中，只有四家或五家作出过一个负责任的新闻社应当作出的那种真实报道的保证。作为记者，他比公众更知情，他十分了解消息的不可靠性，是他在向报社提供消息，却对其可靠性没有任何保证。

    除了这一直接的批评之外，记者在文章中和在消息来源上，还应写出尽可能明确和详细的报告，将获取消息的办法告知公众。既然读者对佩蒂奥大夫的故事和首饰诈骗案感兴趣，也就没有直接的理由不让一家国际新闻社不对此感兴趣。这类报道的好处是可以保存其批评的含义，而不是去求助于其吸引人的便利。问题仅仅是需要知道，这一批评性的新闻在技术上是否可行。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积极的。

    对公众来说，记者还有另一种资本。这种资本就存在于对时事所作的政治的和道德的评论之中。新闻在其所写的历史的杂乱无章的各种势力面前，日复一日地将一个人或几个人共同观察的结果记录下来是有益的。但是，这是不可能在毫无顾忌、毫无距离感和没有某种相对观点的情况下做到的。当然，对真理的热爱不会阻止人们做出决定。而且，如果人们已经开始了解我们在这份报纸中试图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和读者双方之中缺了任何一方，另一方也不会被人理解。不过，这和别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需要定下一个主调，否则一切将变得没有什么价值。

    以今天的报业作为例子，可以肯定的是，盟军惊人的推进和国际新闻的迅速跟进，突然取代了人们对解放望眼欲穿的企盼的胜利，及最后和平的来临迫使有的报纸必须毫不迟疑地对国家的意愿和国家的含义作出解释。因此，各报在其文章中均对法兰西的问题作了大量评论。不过，很显然，这是一个人们必须小心谨慎，必须字斟句酌讨论的主题。要是重新使用“祖国”这种曾使法国人愤怒的某个时代的爱国主义的陈词滥调的话，那就不会对作出考究的解释有任何帮助。但是人们会从考究的解释中获益良多。应该给予新的时期即使不是新的词汇，至少是词汇的新的寓意。这新的寓意，只有人们的心灵可以领会，只有人们真挚的爱才会使其受到尊重。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会以微薄的力量在使这个国家能发出一种令世人倾听的声音方面作出我们的贡献。

    可以看到，我们重又开始要求，有分量的文章必须有实质性的内容，并要求假消息和有疑问的消息不应被当做真实的消息报道出来。正是这一系列的做法，我把它们称之为批评的报业。再说一遍，报业必须有自己的主调，还必须为此而舍弃很多东西。的确，如果人们已开始思考报业的问题，这也许就足够了。

    自我批评

    （战斗报，1944.11.22）

    让我们来作一点儿自我批评。这一每天面对眼前的事件，都必须对人的良知和诚实正直的考验做出回答的职业并非毫无危险。想做得最好，却评判得最差，而有时则仅仅是做得不那么好而已。总之，人们可以一贯地像法官、小学教员或道德课老师那样行事。从这一职业到自命不凡或到愚蠢之间，仅有一步之遥。

    我们希望我们尚未迈出这一步。但我们并不能保证：我们总能避开这种危险，总能显出自信有远见的天赋，具有从不会犯错误的人的优势。然而，这算不得什么。我们真诚地希望通过定期实行的某些规定为共同的事业努力工作，虽然对我们来说似乎直到现在这些规定在政治上并未起到什么作用。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奢望，当然，我们说出了某些思想的局限性或政治行动，我们同时也知道自己的局限性，并试图通过我们的某种审慎态度能对这种不足而有所补救。但是，时事对我们是苛求的，划分道德和道德主义的界限是不明确的。人们可能会因为劳累和遗忘而越过这条界限。

    怎样才能躲过这种危险？通过讽刺。但可惜的是我们并不处于讽刺的时代。我们还处在愤怒的时代。我们仅仅知道，不管发生什么，让我们保留住相对的意识，那么一切就会有救。

    当然，在麦茨城被攻占的第二天并了解了这一占领的代价之后，我们会不无义愤地读到一篇关于马来纳·迪特里希的部队开进麦茨的报道。而我们也有理由一直对此感到义愤。但是应当懂得，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味着同时我们的报纸也一定要对此表示恼怒。道理很简单，我们并不认为战争期间，一位明星的爱情故事会比人民的痛苦、军队的浴血奋战或一个在寻求真理的民族所作出的执著的努力更值得关注。

    要做到这一切是困难的。正义是一种思想，同时又是发自灵魂深处的一种炽热的情感。让我们得到包含着人道主义内容的正义，而不要把正义变为毁掉了众多人生命的那种可怕的、抽象的狂热。讽刺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而需要认真予以对待的也不只是我们。只有这个国家面临的难以言状的考验和巨大的冒险才应去体验去认真对待。这样的区分，会使我们每天所作的努力恰如其分并具有相对性的特点。

    今天我们认为有必要讲出这些内容并同时将其告诉我们的读者，以便让他们知道，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写作之中，我们并没有忘记进行思考的责任，并没有忘记所有新闻工作者应有的那种顾忌。总而言之，在此刻进行对我们来说不可缺少的批评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忘记了我们自己。

    道德与政治

    一

    （战斗报，1944.9.8）

    在昨天的《费加罗报》上，道默森先生对教皇的演说作了评论。这篇演说已经引起了很多注意。但是，道默森先生的评论至少值得人们十分明确地将欧洲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提出来。

    “需要，”他写道，“将比以往更有必要更神圣的个人自由与因现代生活条件而变得不可避免的社会集体组织协调一致起来。”

    这句话说得很好。我们仅想建议道默森先生用更简洁的言辞来说出他说过的话：需要我们所有的人能将正义与自由协调一致起来。让每个人都享有自由和公正的生活，这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法国，在那些对此已付出努力、已不同程度取得成功，要么强调自由胜于正义、要么强调正义胜于自由的国家之中，应为在两者之间寻求更高级的平衡而作出努力。

    不应当对此进行隐瞒，要做到协调一致是很困难的。如果看看历史人们就会知道，这种协调一致在过去曾是不可能实现的，就像这两个概念本身就是互相对立那样。怎样才能使这种情况不继续下去呢？如果给每个人以自由，同样也得给银行家或野心家以自由：这使不义又产生了。如果对所有人的正义，同时又需要个人对集体利益的服从，又怎能谈得上绝对的自由呢？

    而道默森先生的看法是，基督教已为此提出了答案。那么，还是让在该教之外，且尊重别人信仰的人告诉他在这一问题上所持的怀疑看法吧。基督教的教义基本上（这也正是它相互矛盾的伟大的地方）是一种不公正的理论。它是建立在无罪之人作出牺牲并接受这种牺牲的基础之上的。而正义则恰恰相反，正如巴黎在火光冲天的夜晚举行的起义所证实的那样，是不会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从天而降的。

    应当放弃这种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意义的努力吗？不，不应当放弃，而仅仅应当衡量一下这样做的巨大困难，并将这一点告诉那些善良的看法过于简单的人。

    至于别的，我们应当知道，这是今天这个世界上唯一值得我们去作的努力，唯一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的事情。要同十分令人失望的命运抗争，本世纪最艰巨、最神奇的任务，就是要在这个已变得最不正义的世界上建立正义和拯救那些从一开始就注定受奴役的灵魂并给它们以自由。如果我们失败了，那么人类将会回到漫漫的长夜之中。但是，至少我们将会努力地去尝试。

    最后，这种努力应是明智的有远见的努力，而这种敏锐的警觉性使我们在处理社会事务时就会提醒我们要考虑到个人利益，每当个人的事务吸引了我们的注意时就又会提醒我们要考虑所有人的利益。要想保持稳定不变是十分困难的，道默森先生有理由认为，基督徒可以通过对邻人的友爱而做到这一点。但其他不信教的人通过单纯地对真理的追求同样也可以达到这种境界，忘掉他们自身并具有人类伟大的品格。

    二

    （战斗报，1944.10.7）

    1944年3月26日，在阿尔及尔召开的《战斗报》大会申明，《战斗报》运动将下列观点当做自己的观点：“反共论是独裁的开始。”我们认为重申这一看法是有益的并要加以补充。在我们需要就人们已看到的出现的误会与我们的共产党人同志进行解释的时候，对上述观点就更是不能作丝毫的改动。事实上我们认为，没有光明磊落就不可能作出什么好事来。而我们今天愿意对我们的一个困难问题持一种理智而又人道的观点。

    我们一开始提出的原则并非是未加思考的结论——是最近二十五年来的经验让我们作出了这种毫不含糊的结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共产党人。基督教的信徒们也不是共产党人，然而他们也同意了可以和共产党人一致行动。而我们的立场和基督徒的立场一样，即意味着：尽管我们不同意共产主义的哲学，也不同意其实际的道德观念，但我们也断然拒绝政治上的反共主义，因为我们了解那意味着什么和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一种坚定的立场不应使人产生任何误会。然而情况却并非如此。因此，只有我们使用笨拙的用语或隐晦的言辞才行。于是，我们的任务就是不得不去弄明白这些误会并分析这些误会。对于本世纪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们将永远看不到人们会抱着足够的真诚和明确的态度。

    因此，应当明确承认，可能出现的误会产生于方法的差异。我们那些同志大部分的集体主义思想和社会纲领，他们对正义的理想、对金钱和特权主宰一切的厌恶，所有这一切均与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只是，我们那些同志公开承认这一点，他们从十分规律的历史哲学中找到了论证政治实在论的结论，并以此作为实现很多法国人抱有的共同理想的方法。很明显，正是在这点上，我们与他们是不同的。我们已经说过多次，我们不同意政治实在论观点。我们的方法与其是不相同的。

    我们的共产党同志们会明白，那些不像他们曾对某种理论十分坚信的人，在这四年期间却思考着很多问题。他们是冒着巨大的危险在诚心诚意地做着这件事的。他们在废墟之上，看到了多少纷乱的思想飘逝而去，多少纯洁的面孔已不复存在。这时他们感到迫切需要一种理论，一种新的生活。对他们来说，随着1940年6月而死去的是整整一个世界。

    今天，他们仍然在以同样的诚意、毫无独断排他的态度寻求这新的真理。同样，人们也会明白，同样是这些人，他们对失败中最凄楚的失败进行过反思，也同样了解他们自身的弱点。他们认为，他们的国家是由于混乱而犯错误，而今后只有在目光远大和更新变革方面作出巨大的努力才会有光明的未来。

    这就是今天我们正试图运用的方法。这就是我们希望人们承认我们有权利诚心诚意地进行试验的那种方法。这一方法并不奢望去重塑一个国家的政治。它只想将一种十分有限的经验引入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去，即通过简单客观的批评手段，而将道德纳入到实施政治的过程之中。这就等于在同时说是和不是，等于以同样严肃的口吻和同样客观的态度说是和不是。

    只要认真，并带着人们对任何诚心诚意事业所抱的善意阅读我们的文章，人们就会发现，我们经常会用一只手更多地、似乎又将我们用另一只手收回的东西送了出去。如果只看见我们所持的不同意见，那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误解。但如果公平地既看到我们的歧见，又看到我们多次重申要团结一致的言论，那么人们也就不难承认，我们一直在努力不向那些对人类无益的狂热让步，并一直在为政治史上最重要的运动之一讨回公道。

    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一困难的方法的意义并不总是很明显的。报业并不是培养完美学生的学校。需要有一百期报纸才能明确一种见解。而对这一见解，只要人们用提出它时采用的同样客观的态度去审议，就能有助于明确其他的见解，也有可能我们错了，我们的方法是乌托邦式的或是行不通的。但我们认为在未做任何尝试之前我们尚不能这么说。这正是我们现在所做的实验，以一种尽可能的诚实态度所做的实验，因为我们关心的唯有诚实和正直。

    我们仅仅希望我们的共产党同志们也能像我们努力思索他们的不同观点那样思考这些问题。我们至少已从中获益匪浅，每个人都能明确陈述我们的立场。至少对我们来说，能更清楚地看出我们事业存在的困难或机遇；至少正是因此而使我们坚持使用这种语言与他们对话。而如果我们之间互不信任支吾其词，把我们引入连最优秀的法国人都认为无视生存崇尚孤独是比争论和不和还要好的政治环境之中，我们同样担心法国会被引向失败。

    三

    （战斗报，1944.10.12）

    现在人们正在大谈秩序问题。这是因为秩序是一件好事，而我们过去是太缺乏秩序了。说实在的，我们这一代人从未经历过什么秩序，倒是对其有一种思念之情，而如果我们同时不能肯定秩序应与真理同时存在的话，这种怀念可能会使我们做出许多冒失的举动来。这使得我们这一代人对于人们提出的秩序的样板会有几分不信任，并感到有点儿棘手。

    因为秩序还是一个晦涩的概念。有好几种不同的秩序。有仍在华沙占统治地位的秩序，有隐藏着的混乱的秩序，以及对歌德来说十分宝贵的，却与正义针锋相对的秩序。还有那种心灵的、觉醒了的叫做爱的高级秩序，和那种人们否定自己并在仇恨中大行其道的血淋淋的秩序。我们非常希望能从中分辨出好的秩序来。

    很清楚，我们今天谈论的秩序是指社会秩序。但社会秩序仅仅指的是大街上的安宁吗？这是不确切的。因为毕竟我们所有人的印象是，在这令人心肺欲裂的八月的日子里，秩序恰恰是与起义最初的枪炮声一齐开始的。革命常常会带着杂乱无章的内容将秩序的原则带给人们。当革命是完全的革命时，这一原则将统治下去。但当革命流产或者半途而废时，那么一种重要而又单调的无秩序状态就会建立起来并会延续多年。

    秩序，至少意味着与政府一致吗？当然，秩序不能离开与政府一致这个前提。德国政府做到了一致，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说这种一致使德国有了真正的秩序。

    也许单纯对个人行为进行的考察能帮助我们解决这一问题。什么时候人们会说某人生活安排得很有秩序呢？为此，此人必须会协调地生活并使自己的行为与其真实的感知相一致。为了自己信奉的思想满怀豪情死去的起义者，事实上正是一位有条理、守秩序的人，因为他已使自己的任何行动都服从于他认为应当遵守的原则。但是我们却永远不能将一位享有特权，一生中每日都定时吃三餐，有稳定的收入，街上一有动静就缩回家中的人，看做是一位有条理守秩序的人。他只不过是个胆小和节俭的人而已。而如果法国的秩序是谨小慎微心灵干涸的人的秩序，那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出现最混乱的局面，因为大家都漠不关心，这种秩序很快会产生许多不公正的事情。

    通过以上事实，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没有平衡和协调一致就没有秩序。就社会秩序而言，需要在政府和被统治的人们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应当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原则使这种协调一致得以实现。这个原则对我们而言就是正义。没有正义就不会有秩序，而人民理想的秩序就是人民幸福的本身。

    结论是，不应当为了强调秩序而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样做就把问题弄颠倒了。不能仅仅为了好好地统治而要求有秩序，而应为了实现唯一有价值的秩序必须好好地统治。不是秩序能使正义得到加强，而是只有正义才能使秩序得到保证。

    没有人像我们一样希望能有这样好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下，在一个和平，自己掌握着自己命运的国家里，每个人都有工作，都有闲暇娱乐的时间；在没有痛苦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工作；艺术家在不会受到人间不幸折磨的情况下自由地创作；每个人都能以平静的心态思考着自己的命运。

    我们对这个充满暴力和噪音的世界并无什么不可告人的特殊兴趣。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中的优秀者正陷入精疲力竭毫无希望的争斗之中。不过，既然已经开局了，我们认为就应该一直坚持到看到结局时为止。我们因此而认为应当建立一种我们并不喜欢的秩序，因为这种秩序会使我们远离自己的目标和给人们的希望画上句号。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如此坚决协助建立一种最终是公正的秩序的同时，还应知道，我们同样永远坚决反对那位假伟人那句著名的话，并声明我们将永远宁愿要无秩序而胜于不义。

    四

    （战斗报，1944.10.29）

    新闻部长于前天发表了一篇演说，我们对此表示完全同意。不过有一点需要我们探讨一下，因为一位部长对其国家操着一种强有力的道德语言并强调人们对国家应尽的义务，这却是很不寻常的事情。

    泰特让先生分析了致使很多怯懦的法国人走上背叛道路的妥协退让的机制。对敌人和对八面玲珑作风的每次让步都会引来下一次让步。第二次让步不比第一次让步更大，但两次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卑怯可耻的行为，而两次卑怯可耻的行为就会使人脸面丧尽。

    这正是这个国家的悲剧。这一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是因为它涉及人类所有的良知。因为这是一个必须斩钉截铁回答是与不是的问题。

    法国过去在靠一种过时的智慧生活着，总是在告诉年轻的一代，生活就是这样，必须得学会让步，单靠热情是难以持久的，在一个狡诈的人总是有理的世界上，必须得小心谨慎不能犯错误。我们确曾是这种情况。而当我们这一代人突然惊异地面对不义的现实时，人们又劝说我们，这种情况很快会过去。就这样，八面玲珑和看破红尘的道德渐渐传播开来。人们对要求法国委曲求全的这种消极失望可怜巴巴的声音会产生什么结果，怎样评价也不为过。你只要对人谈最容易的事，即喜欢安宁就总会胜出。而热爱荣誉则对自己对别人都会有极高的要求——这当然会让人厌烦。而在1940年，已有一些法国人早就对此表示厌倦了。

    但表示厌倦的并不是所有的人。人们惊奇地发现，很多参加抵抗运动的人并不是那些专职的爱国者。这首先是因为爱国主义并不是一种职业。爱国主义是一种热爱国家，不愿看到国家不义，不愿只是把它放在嘴上说说而已的一种方式。而且还因为，爱国主义并不总是以使人们奋起投入到一场奇怪的斗争中去，还需要有内心厌恶任何妥协的这种微妙的感觉，那种有产者缺乏的自豪感，一句话，需要有说不的勇气。

    这个时代的伟大之处，另外又是其十分悲惨之处，就是要作的选择已变得十分简单，那就是对已成了最不可推卸的责任决不推卸，而妥协退让的道德最后要受到惩罚。如果狡诈的人总是有理，那就必须允许人们犯错误。而如果耻辱、欺诈和暴政成了家常便饭，那就无异于去接受死亡。

    我们今天在全法国和各个级别上所应建立的正是这样一个不妥协的、有尊严的政权。必须了解，任何平庸、任何自暴自弃和每次忍让都无异于敌人刺向我们的刀枪。在经受了四年可怕的考验之后，精疲力竭的法国已看清了这场悲剧的严重性，她再也没有感到厌倦的权利了。这是我们重新站起来的首要条件，国家的希望就在于，这些过去敢于说不的人，明天会以同样坚定的意志和无私的精神说是，他们最终也会懂得要积极发扬荣誉感的美德就像他们过去为了荣誉而敢于说不那样。

    五

    （战斗报，1944.11.4）

    两天前，让·盖埃诺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一篇好文章。他的文章对所有关注人类前途的人颇有启发，使我们不能不对此表示同情和尊敬。他谈到了纯洁问题：此专题是颇具难度的。

    的确是，假如那位年轻的记者不在一篇聪明但却不公正的文章中就道德的纯洁性对他进行了指责，担心他将道德的纯洁与知识分子的冷漠搅在了一起，他很可能就不会谈论这个问题了。让·盖埃诺十分正确地作了回答，为在行动中维持纯洁性作了辩护。而当然，这使现实主义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即是否所有的方法都是好的。

    我们大家对目的的看法都一致，而对方法的看法则不同。请不要怀疑，我们大家对难以实现的所有人的幸福都抱有一种无私的热情。但只是，我们中有些人认为为了得到这种幸福，人们可以借助一切方法，而另一些人则不这样认为。我们属于后者。我们知道为达目的会怎样迅速地采用各种方法，我们并不是什么正义都接受的。这可能会引来现实主义者的讥讽，让·盖埃诺刚刚证实了这一点。不过，他是有道理的，我们确信他表面的疯狂是今天唯一明智的做法。因为这事实上是在拯救人的灵魂。不是置身人间之外，而是要通过历史本身去达到目的。重要的是应通过无愧于历史的方法来提高人的尊严。人们需要对类似事业的困难和矛盾进行一番衡量。

    我们知道，事实上要拯救人的灵魂可能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要说这并不是停止进行这种试验的一个理由，而我们更要说在还未曾好好做过一次、证明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之前，就不应当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今天，我们已有了机会。这个国家贫穷，而我们也和国家一样的贫穷。欧洲贫困不堪，它的贫困也是我们的贫困。没有财富，也没有物质遗产，这反倒可能将我们置身一种自由的境界，使我们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这个叫做真理的狂热的追求之中去。

    就这样，我们已曾讲过我们的信念：最后一次机会已降临到我们面前。我们的确认为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欺诈、暴力和人类盲目的牺牲，这些方法已经受了多少世纪的考验。而考验的结果则是痛苦的。现在只剩下一件事情可以尝试了，那就是走不抱幻想的诚实坦率而又简便的中间道路和坚持不懈地维护人的尊严。我们认为，理想主义是毫无意义的。不过，最终我们的意思是，如果有一天那些愿意行善的人能像那些作恶的人一样的执著一样的不知疲倦，那么善的力量就一定会胜利——也许只是很短的时间，但毕竟会有一段时间，而这个胜利将具有无穷的含义。

    为什么我们最后又回过头来辩论这个问题，既然有那么多更紧迫的实际问题？不过，我们从未退缩过不去谈论那些实际问题，证据是，每当我们谈论那些实际问题时，总是不能令所有的人都满意。而从另一方面来看，确实应该回过头来谈谈这个问题，因为事实上，这并不是什么更为紧迫的问题。是的，为什么要回过头来辩论这个问题呢？为了有一天在一个已变得现实而又明智的世界上，当人类重又回到疯狂和黑暗时，那些像盖埃诺的人还会想起他们并不孤立，他们那时会知道，不管人们怎么想，纯洁将永远不会是一片荒漠。

    六

    （战斗报，1944.11.24）

    人们越是深入思考，就越是相信，社会主义的理论正在大部分政治舆论中逐渐成形并占据了重要位置。我们仅在昨天才指出了这一点。因为，所有这一切均不属于原来就有的事物。那些对此抱有恶感的人可能会感到惊奇，参加过抵抗运动的人们，还有许多法国人和他们一起为了达此目的，已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不过首先，政治理论并不绝对是新的理论。政治（我们这里不是说的行动）只是要做事而已。人类的事情就其详情来说很复杂，但就其原则来说则很简单。

    没有精妙的哲学照样能很好地实现社会正义。社会正义只要求有真正的良知和这些单纯的东西，即远见卓识、坚毅的品格和无私的精神。有了这些条件，希望不惜一切代价去创新，就是在为2000年而努力。而如果可能的话，很快在明天，我们社会的各种事情就应走上正轨，秩序井然。

    其次，理论并不因其新颖而有效，而只有通过理论使人们产生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信奉理论的人们无私奉献的精神，才会使之发挥作用。很难知道，社会主义的理论对第三共和国的社会党人是否具有某种深刻含义的理论。而今天，这一理论对很多人来说却像是某种灼伤而令人痛苦。因为这种理论只是让人们渴求正义的焦急心情和对正义的火热追求变得明显起来。

    最后，也许凭借着一种弱化了的社会主义思想使人们会相信，到达那里的目标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对某种形式的这一理论，我们可能会比对专制政治更感到厌恶。这是那种建立在乐观主义之上的理论，它假借热爱人类却不去服务于人类，假借不可避免的进步却不提工资问题，假借世界和平却回避作必要的牺牲问题。这种社会主义是特别以别人的牺牲为代价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从未能使宣传它的人信服。总之，这种社会主义惧怕一切，并惧怕革命。

    我们了解这一点。确实，如果仅仅要回到那种社会主义理论可能并不算什么事情，但还存在另一种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决心付出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还拒绝谎言和怯懦。这种社会主义对关于进步的问题不感兴趣，却坚信人的命运一直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它不相信绝对的、永远正确的理论，而只相信人的命运的坚持不懈、充满艰险曲折的进步。对它来说，正义不亚于一场革命。而如果实现正义对这种社会主义来说比对其他的社会主义更困难，那是由于这种社会主义重视人，且只要求作出必要的牺牲。如果了解这种心态是否能在实际中得到反映，这将是以后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我们今天要澄清几个模棱两可的问题。很明显，第三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未能回答我们刚才提出的要求。这种社会主义现在有了进行改革的机会。这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我们还希望参加抵抗运动的人们和那些与他们有共同语言的法国人，不要触及这些基本要求。理由是，假如传统的社会主义要自我改造，它不会在从事这项事业时仅向已逐渐熟悉这一新理论的新型的人们发出呼吁的。它将从事这项事业，相信这一理论，并会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去。没有所有人的承诺和忠诚就不会有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领悟的道理，也正是这点才具有新意。

    七

    （战斗报，1944.12.26）

    教皇刚刚发出了一封致世界的信函，公开站在了民主的立场上。我们应当对此表示祝贺。不过我们认为，对这封颇具某种色彩的信函也应进行一番颇具色彩的评论。我们不能肯定这篇评论是否能代表我们《战斗报》所有同仁的意见，因为我们之中有些人是基督徒。但是我们敢肯定，本文反映了我们中大多数人的思想感情。

    既然天赐良机，我们就要说，我们虽然对信函表示满意，但却不无遗憾。很多年前，我们就期待本时代最高的宗教界权威，能以明确的语言谴责独裁统治。我说话用的是明确的语言。因为这种谴责会导致教皇发出若干通谕，然后只需解释清楚这些通谕。然而，谴责用的是惯常的语言，这是一种对广大群众来说永远不明确的语言。

    而正是这大多数人，这些年来一直在等待着能听到一种声音，一种像今天一样明确说出恶来自何处的声音。我们内心深处是希望，这种声音早应在恶战胜善和善的力量正受到压制的时候就发出来。尽管在今天正当独裁思想在世界上已处于风雨飘摇之势时，我们才听到了这种声音，我们仍明确认为，应当为此而感到高兴。但我们并不仅希望对此感到高兴，我们还希望能表示信赖和赞赏。我们希望，在物质力量支持精神，支持精神的理由之前，精神就能经受住各种考验。

    这封谴责佛朗哥的信函，我们早就希望它在1936年发出了，以使乔治·贝尔纳诺无话可说，也无须诅咒。这一指示天主教徒们应采取什么立场的声音，是唯一在磨难和呼喊之中发出的声音，是唯一能平静勇敢地反对耀武扬威的装甲部队的声音。

    让我们明确说吧，我们早就希望教皇能在这些耻辱的年代中立场分明，谴责一切应该谴责的事情。很难想象，教廷不做此事，却让默默无闻，没有它那样威望的人来做这件事，而这些人中的一些人常常对前途已丧失了希望。因为教廷不曾必须考虑自己要存在下去或保全自己的问题。即使在受奴役时，教廷也没有中止自己的存在。而相反，它还在受奴役中找到了一种我们今天根本不想承认的力量。

    至少现在有了这封信函。而现在，那些在共同的斗争中献出了自己最美好的东西的天主教徒知道，他们是有道理的，他们曾站在善的一边。民主的优越性得到了教皇的承认。而正是在这里出现了细微的差别。因为这种民主是指广义的民主。而教皇说民主可以同时包括共和国和君主国。这种民主不相信大众，教皇庇护十二世巧妙地将民主与人民区别开来。这种民主还承认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可能可以通过博爱的思想来减少这种不平等。

    在本文中所确认的民主，阴差阳错地带有某种激进社会主义的色彩，这并不使我们感到吃惊。此外，既然教皇已表达了他对建立一种温和制度的愿望，那么这已经是把话说到底了。

    当然，我们懂得这种愿望。稳妥的思想应有助于提高处理社会事务的能力，甚至有利于人类的幸福。但是，过多的细微差别，过多的谨小慎微，则会使温和稳妥成了最令人厌恶的放肆下流的同义词，即心灵的堕落。正是这种温和稳妥才会接受社会的不平等地位，并让不义一直延续下去。这种温和的建议是一把双刃剑。今天，它很可能会服务于那些想保住自己一切利益的人，这些人却不懂得，有些事情必须要改变了。我们这个世界是不会给那些温文尔雅的人留下位置的。这个世界只属于那些有着滚烫心肠的人，只有他们才会给温和派们设置应有的位置。不，最初几个世纪的基督徒们都不属于温和派。而教廷在今天不应努力把自己同保守势力混同在一起。

    这些，至少就是我们想要说的，因为我们希望，在这个世界上一切有名有姓和有荣誉感的人们，都应当服务于自由和正义的事业。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永远不会是多余的人。这是我们有保留意见的唯一理由。我们究竟是些什么人，竟敢批评本世纪宗教界的最高权威呢？什么人也不是，我们仅仅是思想的捍卫者，但我们感到必须对那些承担着重要思想使命的人提出极高的要求。

    八

    （战斗报，1945.1.11）

    莫里亚克先生刚刚在《蔑视仁慈》上发表了一篇我认为是既不公正又不仁慈的文章。他第一次在使我们产生意见分歧的问题上采用了我不愿坚持，且至少我现在也不会采用的语气。假如形势不迫使我远离这些我们中的最优秀者和最卑劣者整日整月谈论，却对重要的问题得不出任何结果的日常讨论的话，我是不会做出回答的。假如我不认为这种甚至涉及我们生命的讨论正在变得越来越混乱时，我也不会做出回答的。而既然我个人已成了议论的对象，那么为了结束这种讨论，我愿以个人的名义谈论一下这个问题，并最后尝试一次，对我过去想说的话作一些澄清。

    每当涉及清洗问题时，我都谈到了正义，而莫里亚克先生却会谈到仁慈。仁慈的美德是如此奇特，以至我在要求正义的时候却好像是在为仇恨辩护似的。人们确实会认为，听莫里亚克先生讲话，我们在处理日常事物时，非得在两方面作出选择不可，要么爱基督，要么就仇恨人类。而我们则回答：不！我们是这样一些人，既不接受来自某一方面发出的憎恨的吼声，也不接受来自另一方面的令人同情的恳求。我们只在这二者之间寻求能给我们指明毫无耻辱的正确真理的声音。为此我们亦不需要做到明察秋毫，而仅仅需要有明晰的目光，外加理智的热情和心灵的机智，没有这种目光，无论是莫里亚克先生还是我们都不可能做出什么好事来。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要说，仁慈在这儿毫无用处。在这方面，我似乎感到，莫里亚克先生根本就没有认真阅读他所反驳的文章。我倒觉得，他更像是个富有幽默感的作家，而不是一个善于说理的作家。不过，我希望，当我们谈论这类问题时还是不要掺进诙谐的调子为好。因为，假如他以为面对今天这样一个世界我竟会笑得出来，那就表明他根本没有读懂我的文章。当我说仁慈只不过是给渴望正义的二十个国家的人民一钱不值的安慰时，我请我的反驳者相信，我是绝对不会微笑着讲这句话的。

    在我对莫里亚克先生表示尊敬的同时，我也有权拒绝接受他的观点。为此，对他慷慨给予我的仁慈无须抱轻视的态度。相反，对我来说，大家各自的立场都是清楚的。莫里亚克先生并不想在仇恨上再添油加醋，而我在这方面很同意他的看法。不过，我不希望有人在谎言之上还要做文章，而正是在这方面我期待着他能对我表明态度。总之，我期待着他能公开说出今天正义是必要的这句话。

    事实上，我不相信他会这样做：这是一种责任，他不会承担。曾说过我们的共和国可能是冷酷的莫里亚克先生，打算马上要写出两个尚未说过的字：宽恕。我只想对他说，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有两条通往死亡的道路（而有些生存的方式比死亡也好不了多少）。这两条道路一条是仇恨之路，一条是宽恕之路。两条道路依我看都是灾难性的。我对仇恨毫无兴趣。头脑中只装着敌人的想法，对我来说也似乎是世上最令人讨厌的事，而我们，我的同事们和我必须作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忍受这种思想。但宽恕，我也不认为这会好多少，今天，这倒更像是对人的一种侮辱。不管怎样，我认为宽恕不属于我们。如果说我对判刑感到厌恶，那只关我的事。如果韦兰的父母、莱诺的妻子对我说我能，我将会和莫里亚克先生一起公开表示宽恕——但在这之前不能，在这之前永远不能——为了不至于仅因感情的流露使我背叛我一直热爱和尊敬的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即使人高尚的东西：忠诚。

    这话可能不那么顺耳。我只希望莫里亚克先生会感觉到，这话并非那么轻而易举就能说出来。我已经在文章中明确说过，贝罗罪不当死，但我承认我缺乏想象力，不知道镣铐是什么样子，而据莫里亚克先生说，因叛变而被判刑的人脚踝上都戴着镣铐。但我们却应有足够的想象力去认识到，在四年期间曾有成千上万的法国人，被那些人们想把他们当成烈士的记者每天指认出来去受各种酷刑。作为一个人，我也许会欣赏莫里亚克知道爱叛徒的做法，但作为公民，我会对此表示痛惜，因为这种爱恰恰会把我们变成一个充满叛徒和庸人的国家，会把我们带入一个要不得的社会之中去。

    最后，莫里亚克先生又把基督摆到了我的面前。我只想以相当严肃的口吻对他说：我相信我对基督教的伟大作用有正确的认识，但我们是这个受尽迫害的人群中间的这样一些人，我们觉得，即使基督对某些人来说已经死了，但他对我们来说却并没有死去。就在这同一时期，我们并没有对人表示绝望。虽无不切实际想拯救人的雄心壮志，但我们至少一直在服务于人。虽然我们不信上帝、不信希望，但我们却不能轻易地不相信人。在这点上，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对莫里亚克先生说，我们将不会气馁，直到最后一分钟，我们也不会接受剥夺人们对正义要求的上帝的仁慈。

    九

    （战斗报，1945.6.27）

    埃里奥先生刚刚发表了不恰当的言论。所谓不恰当是指这种言论发表得不是时候。埃里奥先生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讲话，而谈论的又是一个可能会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问题。即使他说得有理，他也不是可以指责国家不道德和宣称现今时代不能教训战前时代的人。

    他的谴责之所以不正确，首先是因为这种指责过于泛泛而谈了。诚然，每当涉及自己的问题时，法国人总喜欢把宝押在最坏的情况之上。而如果换了那些为自己的国家进行了顽强战斗并经受过很多痛苦的人，他们对一位富有政治经验，又有思想而应持谦虚态度的精英就不会有同样的宽容。

    没有任何理由允许人们可以去泛泛地进行指责，特别是指责整个国家。埃里奥先生应当知道，本时代并不想给上个时代上道德课。但经历了可怕的动乱，它有权彻头彻尾地抛弃曾把它引入灾难的那种道德。可能并不是埃里奥先生及其激进的同事们的政治理念把我们引向了失败。但是他们的这种没有义务也没有惩罚的道德，他们赏赐给我们的店主、烟草商和议会宴席上政客们的法兰西，比大规模的腐败现象对腐蚀我们的灵魂、瓦解我们的斗志所起的恶劣作用更为甚之。总之，这样的道德使埃里奥先生根本无权去指责1945年的法国人。

    人民正在寻求一种道德，这就是今天的现实。现在尚处在一个临时时期。不过，人民表现出的忠诚和牺牲精神已有目共睹，有权要求曾代表他们的政治人物们不应以轻蔑的言辞谈论他们。我们很清楚埃里奥先生看到人们抛弃战前那种政治道德所感到的气恼。不过，他必须顺应潮流。法国人对中庸的道德已感到厌倦，他们现在知道，一场遍及全国的关于道德问题的争论会带来不幸和痛苦。大众会脱离那些假精英，这不会令人惊奇，因为他们首先都是些平庸之辈。

    不论埃里奥先生多么聪明、富有经验，我们很多人都认为我们已不希望他教导我们什么了。如果说他对我们还有用的话，那是因为考虑到他和他的党的情况，并看到为了法国能获得新生还将要冒惊人的风险，我们必须得说不可能存在一致的评论尺度，而法国的革新除了不愠不火的心情之外还要求有更多的东西。

    埃里奥身边的人有可能宁愿要黑市上的两小时，也不愿为正常的工作干一个星期。而我们会向他保证，有几百万法国人正在工作并保持着沉默。你必须考虑他们的意见才能对整个国家发表评论。因此，我们认为比起政治改革，法国更需要道德改革；但不进行政治改革的观点是同样愚蠢的。

    法国两种改革都需要，这样才不至于使整个国家，受累于几个无耻之徒获得的丑恶的利益。在这里我们一直在强调对道德的要求。但要是这些要求会服务于改变我们所需要的政治和机构改革，这将会是一场骗局。若想有好的臣民，就必须制定好的法律。我们唯一的希望是这些好的法律能在一个适当的时期内防止让道德教师重新上台掌权，他们曾竭尽全力使议员们和政府发表的言辞在很长时间成了人们嘲讽的对象。

    十

    （战斗报，1945.8.8）

    世界就是这样，微不足道。这是自昨天开始已家喻户晓的事情，因为所有的广播、报纸和通讯社都参与了这个大合唱，报道了原子弹爆炸的新闻。通过大量热情的评论，实际上我们已知道，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不论怎样都会被一枚如足球大小的炸弹彻底夷为平地。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各报用了大量华丽的辞藻，就原子弹的未来、历史、发明者、价值、和平使命及对战争的影响、政治后果及其独特的性能作了连篇累牍的评论。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一句话：机械文明刚刚达到了其野蛮程度的顶点。在一个不那么长远的未来，人们必须在要么集体自杀、要么理智地利用科学成果之间进行抉择。

    在此期间，有人还胆敢认为，如此欢庆服务于人们许多世纪、一直从事的最可怕的毁灭活动的这种发明并不那么恰当。在一个充满暴力、无力进行任何控制、对正义和人类幸福漠不关心的世界上，让科学服务于有组织的屠杀，可能除了不知悔改的理想主义者之外，任何人都将不会对此表示震惊。

    对这些发明应当据实进行记录、评论并告知世界，以使人们能对自己的命运有一个正确的看法。而若将这些可怕的发明创造罩上美丽的或诙谐的文学语言，则是令人无法忍受的。

    在一个备受折磨的世界上，人们已感到难以自由地呼吸了。现在，一种新的苦恼又降临到人们头上，这很可能将是人们所感受的最后的苦恼了。这也可能是人类最后的机遇了。总之，这也许就是出此特刊的借口，而本来这应是更能引起人们思索并使人们更会保持沉默的一个问题。

    其次，对各报向我们推荐的这种幻想小说，我们还有对此持其他保留态度的理由。当人们听到路透社的外交编辑声称这种发明已使过去的条约失效，甚至连波茨坦的决议均已过时，并认为俄国人在科尼斯堡和土耳其人在达达尼尔海峡已无关紧要时，人们不得不对这一宣扬科学发明、慷慨奉献的美丽大合唱的明显意图提出疑问。

    请注意我们的看法：如果在广岛被毁之后，由于此事所产生的威慑效果致使日本人投降，我们将为此而庆幸。但对这一如此重要的新闻，我们除了继续坚定地为一个真正公正的国际社会辩护之外不会有另外的选择。在这样的国际社会中，大国没有高出小国和中等国家的权利，而因人类智慧的作用成了最后祸害的战争，将再也不会由某个国家的野心或理论来决定了。

    在人类可怕的前景面前，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和平成了唯一值得我们为之奋斗的事业。这不再是一种祈求，而成了一道必须使政府与人民协调一致的命令，一种最终必须在地狱和理智之间作出抉择的命令。

    十一

    （战斗报，1945.8.30）

    人们将谅解我们今天以尽人皆知的事作为开场白：可以肯定，今后法国的肃奸运动不仅会失败，而且会威信扫地。清洗这个词已相当难以启口了。事情已变得令人厌恶。若不这样，只有一种可能，即必须不带复仇心理和不抱轻率的态度去认真处理此事。必须看到，在一方面是仇恨的喧嚣声、另一方面是昧着良心的辩护声之中，要找到一条伸张正义的道路是不容易的。总之，这将是彻底的失败。

    还有，政治也以极其轻率的态度介入其中。那么多人在呼喊着死刑，就好像判处苦役成了一种无足轻重的刑罚。而相反，当告密和耻辱使几年来牢狱遍地时，又有多少人曾狂吼着要恐怖。不论什么情况，我们都无能为力。而今天也许最能肯定的就是去做应做的事，以使那些过于不义之事，不至于更多毒化这让法国人已经感到有些呼吸困难的空气。

    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一件这种不公正的事。同样一个法庭，判处了阿尔贝蒂尼——法国志愿军团的征召人五年苦役的刑罚，判处了和平主义者勒内·热兰去服八年苦役，因为他在战争期间主持了《作品》这一文学专栏。这既不符合逻辑也不公正，这是无法让人接受的。我们并不赞成勒内·热兰。完全的和平主义是站不住脚的，我们知道只要时候一到，它就会不攻自破。我们同样也不同意热兰在《作品》上关于文学专题所发表的观点。

    但是，必须尊重应有的判决尺度，按照每个人的实际情况进行判决。你不能对文学评论文章作出服苦役的判决，即使对占领时期的报刊文章也是同样的道理。此外，热兰的立场是一贯的，没有改变。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他的和平主义思想至少是一个人某种观念的归宿，只能受到尊重。一个社会，如果因其缺乏明确的思想标准而无法惩处真正的罪犯，却把一个偶然与崇拜希特勒、不要和平的假和平主义者站到一起的人投入苦役犯监狱，那就应该对自己进行一番评判。而一个正希望和正要复兴的社会，对这种明确的思想标准连起码的关心都没有，这难道可以允许吗？

    热兰没有告发任何人，他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敌人的活动。如果认为他与《作品》的合作应受到处罚，那么应该做出处罚，但应当列入轻罪去处理。惩处过度会于事无补。这样的处罚只能令人怀疑，这不是国家的审判，而是某个阶级进行的审判。这样的处罚侮辱了一个人，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这样的处罚使政治毫无信誉，对所有的人都有害。

    总之，这一审判应当予以修正。这不仅为了避免使一个人因其错误而将受到过度的处罚，还为了使正义能得到维持并使之至少可以使人们能对之肃然起敬。尽管勒内·热兰曾是与我们对立阵营中的一员，但我们似乎感到，在这一点上，所有抵抗运动方面的舆论都会同意我们的观点，为的是果断地拯救一切还能拯救的东西。

    肉体

    一

    （战斗报，1944.10.28）

    昨天要我们谈论勒内·莱诺是很困难的。那些在报纸的一角刊登的公告说，一位叫上述名字的抵抗运动的记者已被德国人枪杀了。这条消息将不会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而这对我们却是一条十分可怕和残酷的消息。然而，我们必须讲讲他的事迹。我们必须要谈谈他，这是为了使对抵抗运动的记忆如不能被一个健忘的国家保留下来的话，那么至少会保留在那些关心人的品格的人心中。

    他从一开始就加入了抵抗组织。所有构成他精神生活的因素，基督教和遵守承诺使他很快在这场地下斗争中默默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给自己起了一个战斗的名字，很符合他那纯洁的心灵：对于《战斗报》他所有的战友们来说，他叫克莱尔（法语有明亮、光明的意思——译者注）。

    除了腼腆之外，他唯一还保留着的个人爱好是诗歌。他写过一些诗，而我们中只有两三人知道此事。他们也有他那样的品格，即光明磊落。不过由于每天都在战斗，他放弃了写作，仅仅购买各种诗集，准备战后阅读。除此之外，他也和我们一样相信，以某种笔调加上顽强、正直的品格就会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使我们的国家彻底改变面貌。几个月来，他在报社的位置一直是空着的，而对他一直怀着深厚的友爱之情的我们，一直不相信他已死去的消息。今天，这一切已不可能了。

    我们需要的这种笔调，他已不再能坚持下去了。抵抗运动荒谬的悲剧全部体现在这可怕的灾难之中。因为，那些像莱诺一样投身抵抗运动的人深信，任何人如果不全身心地投入其中都不可能有发言权。不幸的是，对于不着军装的战争而言，人们并不简单地按照战争那可怕的规律行事。在战场上，子弹并不长眼睛，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但在这四年期间，最优秀的分子常会牺牲倒下，他们争得了说话的权利，却丧失了说话的能力。

    总之，这位我们所爱的人已不再会说话了。然而，法兰西却需要听到他的声音。这个像所有人一样有着一颗骄傲的心、长期以来一直对自己的信仰和名誉缄默不语的人，本应说出他要说的话。但现在他却永远地沉默了。而另一些并非问心无愧的人们却在谈论着他那已与自身融为一体的荣誉，就像某些人一样，他们虽不忠实，却在以他们所选择的上帝的名义讲话。

    现在已有可能批评参加抵抗运动的人们，指明他们的缺点，并指责他们。而这也许是因为他们中的最优秀者已经牺牲了。我们这样说是因为我们深深地感到，如果说我们还活着，那说明我们做得还很不够。莱诺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今天他回归了这块对我们来说前途仍不明朗，而对他来说却是转瞬即逝的土地，又离开了他为之献出一切的事业，我们至少希望，为了使他的灵魂得到安慰，在我们也参与其中的这场人类可怜的冒险事业上，不应当让人们再听到那些充满苦涩和造谣中伤的言论。

    谁也用不着害怕什么，我们不会利用他来达到某种目的，他也从来没有利用过什么人。他默默无闻地加入到战争的行列，又默默无闻地离去。我们会按照他的意愿，为他留下我们心灵的静默、对他永恒的怀念和那份因他的离去而产生的无限的忧愁。我们一直在努力摆脱痛苦的影响，他会原谅我们再一次提起了这一点并已开始使我们感到，也许这样一个人死去的代价，对那些在行动和作品中已忘却了四年来某些法国人表现出来的勇气和牺牲精神的人来说是过于昂贵了。

    二

    （战斗报，1944.12.22）

    法兰西经历过很多悲剧，而今天这些悲剧已经收场。她还将经历许多悲剧，而那些悲剧还尚未开始。但有一种悲剧五年来一直使这个国家的男人和女人们在遭受着痛苦，这就是分离的悲剧。远离家乡，天各一方，恋人们只有远隔着欧洲的平原和山脉进行着默默的对话，或是每个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对方，在进行着毫无结果的独白，这是时代悲惨的景象。五年了，在他们干涸的心中，他们一直在绝望地与时间进行着抗争，与担心对方变老及白白地丧失了几年爱情和幸福时光的念头进行着抗争。是的，这个时代是分离的时代。在遭受苦难的时期，人们不敢再提“幸福”这个字眼儿。而今天，成千上万的人又在追寻着幸福，过去的几年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个暂时的休眠期而已。从今以后，重又燃起获得幸福的愿望，对他们来说是可能的了。

    谁会因此而责备他们呢？谁会说他们不对呢？如果不能得到幸福，正义又有何用，贫困的自由又有何用？我们这些曾投入到这场战争中的法国人很清楚，我们之所以投入，不是出于对征服的兴趣，而恰恰是为了保卫某种追求幸福的思想。只是，幸福是相当难得、相当纯洁之物，看来值得我们为它去经受那么多年的苦难。因此，我们应当记住什么是幸福，并记住那些失去了幸福的人。这会使我们忘掉斗争的残酷性，却不会使法国的苦难和其分离的孩子们的悲剧得到丝毫的减轻。

    现在尚不是说出下面这些话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对我们来说，分离常常是很正常的，而团聚则是个例外，幸福呢，仅是正在延续中的一个偶然。人们希望从我们这里听到的是希望的词句。的确，我们这代人从未想过的一件事，就是类似绝望这样的事。但这可能倒使我们更有了谈论最迫切的希望的思想准备，即人们在贫困的世界中所追寻的、似是胜利的这种东西。这是唯一值得我们尊重的东西。只有一件事是我们无法战胜的，那就是永远的分离，因为它会葬送掉一切。而其余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勇敢和爱情所不能解决的。坚持了五年的勇敢、五年的爱情，这是对法国男人和女人们的非人道的考验，这一考验成了他们经受的深重苦难的写照。

    这正是人们想在“纪念失踪者周”中要纪念的东西。一周时间，算不上什么大事情。因为巧妙地救济不幸比一直做好事要容易。当我们救济不幸时，我们没有多少办法，我们会拿出钱来。我只希望人人都能慷慨解囊，多出钱。既然我们对解除痛苦已无能为力，那就让我们为了解除贫困做些事情吧。这样，痛苦将会减轻，所有那些不幸的人除了痛苦之外将会有了些闲暇。对很多人来说，这将是一种奢侈，很长时间以来，他们享受闲暇的权利早已被剥夺了。

    不过，任何人都不要以为已尽到了义务，不要以为只要给了钱自己的良知就可以安宁了，义务是永无止境的。那些已躺在那里的男人和女人们，这个由无数人组成的神秘和友爱的群体，他们会以我们曾熟悉的面孔站在我们面前，但他们都已离我们而去了。而我们很清楚，在他们把目光投向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给他们以足够的爱，给他们以足够的支持。没有人给他们足够的爱，他们的祖国也包括在内，因为他们今天正躺在他们所在的地方。至少让这个星期，“我们的”星期使我们不要忘记“他们的”年代。让这个星期提醒我们，不要用一般的爱去爱他们，我们应当纪念他们，想着他们，这是使我们能无愧于他们的唯一方法。除此之外，让这个星期、每当我们将要面对他们的那个困难而又神奇的时刻，会使我们忘掉我们说过的那些最无用的话，并在他们面前保持静默。

    三

    （战斗报，1945.1.2）

    我们读了昨天发表在《大众报》上一位战士的来信，对此我们表示尊敬和赞许。该信的严厉内容是合理的，信中提出的指责也大都论据充足。至于信中表示的不安和苦恼，我们早已给予过相当的注意，我们也曾多次提出过，我们全国都应当按照战争的规则行事，以使我们不会再看到战争。

    除此之外，我们却不赞成我们这位同志对后方青年所进行的指责：“像木偶一样枯瘦如柴，可笑却在大声地嘲笑着远远比他们强的、像维克多·雨果这样的人和勇敢之类的品德。”不是不能反驳这种观点，而是他实际上并无道理，他只是指出了我们中一部分可以理解的精神状态而已。但也许应该想一下那些读到这封信的法国年轻人，他们可能会不相信自己，想到原来这就是人们对他们的看法，并会因自己让兄长们留下了如此可笑的形象而感到痛苦和失望。

    因为这一指责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它的缺点是过于泛泛而谈，反映了那些备受痛苦的人合理的意见。任何苦难都会导致人们对这个世界持有某种看法。失望会使人们将一些现象看成是普遍的现象，而当人们仔细关注一些不幸之人的情况时就会谈起所有青年的问题。我们这里并不想为所谈及的那些不幸的人辩护，但我们认为却可能为这些青年作证，他们多年来曾被那些与纳粹合作的人咒骂，而在我们需要青年人的时候却要指责他们则是不正确的。

    法国青年们的任务曾是不容易的。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曾参加过战斗。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在起义那天，在街垒上曾有过像成年人一样多的孩子们的面孔。另一些人曾失去了参加斗争的机会，或者是他们曾不够机智。今天，他们所有的人都是未来的希望。两代人给这代青年留下的是对思想理念的不信任和纯洁的词句。现在众多的任务摆到了他们面前，而却没有教给他们任何办法。他们无事可做，而世界上的任何事都令他们惊讶。谁能说他们应受到谴责呢？我最近看到很多青年在同一个大厅里聚会。我在那里看到的唯有他们那种认真和聚精会神的样子。确实，这是一代专心致志的年轻人。这也意味着他们在期待，而对他们这种沉默的要求远没有人给过他们答案。不是他们，而是我们，是整个国家和国家的政府，才应对他们孤立无援和消极的状态负责。

    轻蔑的语言对他们毫无帮助。只有伸出友爱的手和用强有力的语言才会使他们得到帮助。这个很长时期以来深受年老体衰之苦的国家不能没有年轻人。但青年需要得到人们的信任，人们应以伟大的精神引导他们，而不应把他们引入那种失望和厌恶的环境之中。法兰西经历过那种绝望的勇敢时期。也许正是这种毫无前途、毫无亲情的勇敢，最后拯救了这个国家。但是，这种彻底扭曲了的灵魂所迸发出的力量是不能永远存在下去的。法国人肯定并不需要幻想。他们对于幻象已经是过于敏感了。但法国不能仅生活在不信任和逃避之中。总之，法国的青年需要人们给予他们肯定的回答，这样，他们才会对自己有明确的信心。

    要把那些参加战斗的人和只在一旁期盼的人们团结到一起总是很困难的。只有共同的思想远不够，还需要有共同的经历。而假如永远不能将经受过不同痛苦的人们融合到共同的思想中，那让我们至少也不去做任何使他们相互对立的事情。我们所关注的是，让我们不要在青年们苦恼的时候还要指责他们，因为如果他们感到指责不公正的话，这将会激怒他们；而如果他们认为指责可以接受，这又会使他们产生自卑感。在痛苦面前，有时我们有很多理由不得不作出让步。但是，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还是应当尽可能将痛苦留给我们自己。

    不，事实上，这代青年人并没有讽刺胜过他们的人或事。我们所认识的青年人，至少除了吹牛大话之外从没有嘲笑过什么，而他们有理由这样做。我们看见他们在斗争中或在勇敢的场面面前总是保持着沉默。这正是他们品质的标志和他们苛求的灵魂的体现，他们只求自己能有用，而他们对人们把他们置于孤立无援的状况是不应负有责任的。

    四

    （战斗报，1945.5.17）

    中午，我们的食物是仅有的一碗汤，而晚上则是些许咖啡和三百克面包……我们身上长满了虱子和跳蚤……每天，都有犹太人死去。人一死，就会被堆放到屋子的角落里，而死人一旦够数就会被埋掉……就这样，每天每时，在阳光的作用下，在犹太人居住的营房内和我们营房的周围，都散发着一股恶臭的味道。

    这个充满死人恶臭味的集中营就是达豪集中营。对此我们早已知道，而人们对这种令人发指的残暴现在已开始有点厌倦了。爱挑剔的人们感到这种事单调乏味，而我们对还在谈这种事也会颇有微词。不过，当法国知道了这是在美国军队解放了他们八天之后，达豪几千名政治犯中的一人发出的呼喊时，却产生了新的同情心。因为这些人一边在等待着被遣返回国的行动，一边仍留在集中营内。在令他们已变得绝望的地方，他们今天仍在受着极度痛苦的煎熬，因为这次更动摇了他们的信心。

    我们引用的文字，出自一位被囚禁的人给他家人的信的内容。我们将此段文字摘录下来以备所有的人参考。过去的很多消息都告诉我们，实际上，我们被流放的同志的状况就是那个样子，但我们曾仍然坚持到，在得到更确切的消息之后再谈论此事。今天，已经不可能再这么做了。最先从那里传来的信息是十分重要的，而我们不能不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这是一种耻辱，应当立即制止。

    当德国的乡村到处都是食品和用品的时候，当希特勒的将军们仍像以往一样进餐的时候，而那些政治囚犯却还在饿肚子，这真是莫大的耻辱！当那些“荣誉囚犯”立即，而且是乘着飞机被遣送回国时，我们的同志们却仍在绝望地凝视着他们几年来一直在凝视着的那同一片天空，这真是莫大的耻辱！这些人并无什么大的要求。他们并不想受到优待。他们既不要求得到颁发的奖章，也不要求会听到欢迎的演说。他们只要求能回到家乡。他们会对此感到厌倦。为了解放，他们宁愿忍受痛苦，但他们今天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还要忍受解放的痛苦。是的，他们对此会感到厌倦，因为人们会让他们错过所有的机会，包括感受胜利的机会，这一点是对精神的力量不感兴趣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而这胜利也是他们的胜利。

    人们应该懂得，对法国和整个世界来说，这些人的一根头发也比那被摄影机围得水泄不通微笑着的二十来位政治家更重要。他们，只有他们，才是荣誉的捍卫者和勇敢的见证人。因此，应当使人们知道，当我们知道他们仍在忍受着饥饿和疾病的折磨时已经感到无法忍受了，而要使他们失望就更是无法忍受了。

    在这封每一行字都令我们读者感到义愤的信中，我们的同志对胜利那天的达豪作了这样的描述：“没有一声欢呼，”他写道，“也没有人游行，这一天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变化。”当这些人本可以等着胜利从海洋的彼岸来到他们眼前，而他们为了最希望的这一天的到来却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时，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一天终于到来了！然而却仍会在死人堆中、臭气熏天的地方才能见到他们，他们的豪情仍然被关在铁丝网内，面对着一个他们即使有最阴暗的想法，也想象不出已愚蠢和糊涂到何种程度的世界。

    我们将就此止笔。但是，如果这呼声没有被听见，如果盟军的机构没有立即采取措施，我们将再次发出呼吁，我们将会使用我们拥有的一切手段向全世界呼喊，并告知所有国家，那些胜利的民主国家为那些曾可能会被屠杀的证人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命运，以使这些国家所捍卫的原则至少在表面上还能得到落实。

    五

    （战斗报，1945.5.19）

    前天，我们已就集中营犯人的命运问题进行了抗议，他们至今仍一直待在德国的集中营里。我们《法兰西晚报》的同事，昨天试图就我们的抗议作一番政治解释，对此我们表示断然不能接受。类似这样的尝试不仅是幼稚的，其谈论这样一个极严重问题的口气也是很坏的。我们在这儿不是要保护什么人。我们只想看到一件事情：拯救我们法国人中最宝贵的人的生命。在这个紧迫的问题上，无论是国家政策还是全国的注意力都应关注尽快解决此事。

    总之，这不是要起诉的时候，因为诉讼可能会过于笼统。是应该迅速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是对懒惰的思想和漠不关心的态度敲响警钟的时候了，我们已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应当行动起来，迅速行动起来。只要我们的声音能产生一定的反响，我们将继续传播下去，直到让每个人都听到。

    美国人今天答应我们，每天将使用飞机空运五千名集中营的囚犯回国。这一承诺是在我们发出了呼吁后作出的，我们对此感到高兴和满意。但尚有涉及四十来个集中营的问题。达豪和阿拉克集中营有十分之一的人已死于伤寒病。到5月6日，每天都有一百二十人死去。在那里囚犯中的医生们要求进行隔离，不是把病人隔离在已经人满为患、每寸土地都感染了病菌的营内，而是隔离到一个党卫军的营地中，那个营地仅位于几公里以外的地方，不仅干净而且舒适。至今这一要求尚未得到允许，这件事应当立即就办妥。

    当此事解决之后，应当制定责任制度，将责任制度建立起来。不过，还必须提醒那些消极怠工者，所有的消极怠工者。应当告诉他们，我们被囚禁的同志不能正常地与家人通信联系，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像在最不幸的日子里那样远离祖国的怀抱，这是我们所不能答应的。应当告诉他们，比如，不应当再向这些破烂不堪的机构运送罐头食品了，而应当向那里供应有益健康的食品，这需要一系列的运输设备，因为这样才能使一些宝贵的生命得到挽救。

    不管怎样，我们还要继续抗议下去，直到令我们完全满意时为止。要是我们的前一篇文章已唤起了人们的同情，那正是我们所希望的。最好还是不要用文章来唤起人们的同情心为好。在达豪，有些场面已足以使人感动了。不过，现在并不是表示歉意的时候，而是应当投入行动的时候。总而言之，把话说清楚，我们并非特别怨恨美国人。应当知道，为了美国的友谊，我们会尽力去做应做的事情。但是，我们提出了一般性的指责，那些对此应当负责的人应当认识到这一指责并且道歉，以便改正他们的疏漏和错误。国家和国民经常会看不见他们的利益和他们的财富之所在。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民主国家的政府不论是哪国政府，均表现出他们根本不知道在何处才能找到本国的精英。精英们仍生活在这散发着臭味的集中营内，与英雄队伍中的一些生还者，正在同各国政府的冷漠和轻率的态度作着斗争。法兰西在自愿组织的抵抗运动的战斗中，失去了特别多的最优秀的儿子。她每天都应当关注这一损失。今天在达豪死去的每个人，都是法国的损失和不幸。我们对此十分清楚，不会不珍惜这些人的生命，不会不尽力保护他们，不会去考虑任何别的人、任何别的事，直到他们获得第二次解放的那一天。

    悲观主义和专制

    悲观主义和勇气

    （战斗报，1945.9）

    一段时间以来，出现了一些谈论某些作品的文章，有人认为这些作品属悲观主义的作品，并想由此而证明，是这些作品直接导致我们受到了可耻的奴役。这种推理是不够认真的，悲观主义哲学实质上是一种失望的哲学，那些不相信会有一个好的世界的人因此会专心服务于专制制度。这些文章中最佳，因而也是最有效的一篇是乔治·亚当先生在《法国文学》上发表的文章。在最近某一期《黎明报》上，乔治·拉博先生又在“纳粹主义没有死亡吗？”这一无法让人接受的题目下重新提出了这样的指责。

    我看对这场争论只有一种回答的方法，那就是公开回答。尽管问题与我无关，而是涉及马尔罗、萨特和其他几个比我更重要的人物，但我若是不以自己的名字谈论这一问题则只能表明我是虚伪的。不过，我并不想强调辩论的实质是什么。认为一种悲观主义的思想必定是失望的思想，这种想法是一种幼稚的想法，但需要写很长的文字来加以说明。在这里我只想谈谈促使人们写出这些文章的思想方法问题。

    我首先要说，这是一种不顾及事实的思想方法。这些文章所针对的那些作家已尽其所能证明了，尽管他们缺乏哲学上的乐观主义，但至少作为人的责任对他们来说并不陌生。一个持客观看法的人可能会认为，一种消极的哲学实际上与自由和无畏的道德观并不是不相融的。他只不过在其中可能看到了从人们的心灵中，能学到某种东西的机会而已。

    这种持客观观点的人可能更有道理。因为在有些思想观点中，这种消极哲学和积极道德观念的结合，实际上正是使整个一个时代动荡痛苦的最主要的原因。总之，这是一个文明方面的问题，这是一个我们应当知道人在没有对永恒或唯理论主义思想救助的情况下，能否为自己建立属于自己的价值观。这项事业远非是我们所有的人的能力可以达到的。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也这么认为，法国和欧洲今天要么必须去创建一种新的文明，要么灭亡。

    但是，文明不是动动手、写出几条规则而形成的。文明是通过思想的交锋，是用心血、痛苦和勇敢而铸就的。欧洲百年来的各种问题，不可能转瞬间得到《黎明报》一位毫不犹豫把淫荡之风归因于尼采、把存在毫无意义的思想归因于海德格尔的社论作家的正确的评判。我对于十分有名气的存在哲学并无多少兴趣，总而言之，我是听信了错误的结论。但它至少代表了对思想的一种伟大的探索，很难容忍看到像拉博做的那样，会让这种哲学去服从于因循守旧最简单教条的评判。

    根据客观性的原则，事实上目前正是这些问题和这些事情并未得到重视。人们不是根据事实，而是在根据某种理论评价这些问题。我们的共产党同事们和基督教的同事们，在高声地谈论着我们所尊重的理论。那不是我们的理论，但我们从来没有用他们对待我们及他们那种自信的口气谈论这些理论的想法。对于无足轻重的我们来说，请让我们继续我们的看法和我们的探索吧。拉博先生指责我们争得了听众。我认为这有些言过其实了。不过，其中真实的情况是，令我们苦恼的恰是我们无法摆脱的整个时代的苦恼。我们愿意在我们的历史中思考和生活。我们认为，只有本世纪这出戏到了闭幕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认识本世纪的真理。如果说时代曾深受虚无主义之苦，也并非在我们对虚无主义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能拥有我们所需要的道德。不，凡事并不仅在否定荒诞中才得以体现。我们清楚这一点。不过，必须首先提出否定和荒诞的问题，因为正是否定和荒诞，才是我们这一代人碰到的并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受到这些文章指责的人正试图通过作品和生命的双重努力来解决这一问题。你不可能用几行字就解决一个其他人毕生努力都没有把握解决的问题，要明白这一点难道会很困难吗？我们难道不能像对待任何真诚的事业一样，也对他们保持更多一些耐心吗？最后，难道我们不应当以谦逊的态度同他们讨论问题吗？

    本人的批驳意见就此止笔。我希望我还是有分寸地表达了我的意见。不过，我宁愿让人感到我的意见是愤怒中的意见。我认为，客观的批评意见是大好事，我会很愿意接受别人直言的意见，认为某个作品不好或某种哲学对人类的命运是不好的，等等。作家对自己的作品应当负有责任，这会使他们思考问题，而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认真地思考问题。但是，从这些原则中得出是受奴役于某种或另一种思想的结论，尤其是当人们有了相反的证据时，就认为某种或另一种思想肯定会导致纳粹主义的发展时，这其实是在为人塑造一种我不想说出口的形象，这是在为乐观主义哲学道德善行提供毫无说服力的证据。

    保护智慧

    （1945.3.15，“法兰西友谊组织”在互助大厅举行的大会上的讲话）

    假如我们谈论的法兰西友谊只是互有好感的人们之间的一种单纯的感情流露，那么我对此不会多么重视。这可能是最易做到的事，而也可能是最无用的事。我觉得，那些发起这一运动的人想要表明的是另外的意思，即一种与建设同义的更难以得到的友谊。为使我们不为追求方便而让步、仅满足于相互之间的祝贺活动，在这被限定的十分钟里，我只想谈谈此项事业的困难之处。从这一点出发，我只想通过谈论友谊的永恒的对立物，我认为是谎言和仇恨，来更好地达到目的。

    假如我们不能从谎言和仇恨之中解放出来，我们对法国的友谊实际上将什么也做不成。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确实还未能从谎言和仇恨之中解放出来。我们学习这两种东西确实已有太长时间了。而这也许正是希特勒主义最后的、最持久的胜利，这是留在那些竭尽全力与之进行斗争的人心灵中的可耻的标记。怎样才能不这样呢？一些年来，在这个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仇恨在到处肆虐。四年中，在我们这里，我们也曾陷入了理智的仇恨之中。一些像你和我这样的人早晨还在地铁里逗着孩子，到了晚上就悄悄地变成了刽子手。大家都成了仇恨和实施酷刑的行家里手。四年间，这些行家里手在从事着他们的行政工作：在到处制造孤儿村，当面对着人开枪，以使别人认不出死者是谁，用脚把孩子们的尸体踢入狭小的棺材中，在其姐妹们面前对人实施酷刑，制造着胆小鬼，毁灭着最值得人们引以为傲的灵魂。在国外，人们似乎都不相信这些故事。但在四年中，这故事的确曾在我们的血肉和苦恼中得到了印证。四年中，每个法国人在清晨都会收到一份仇恨和一份侮辱。这正是每个法国人打开报纸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必然还会留下一些痕迹。

    仇恨还留给了我们。这种运动还留给了我们，某一天这运动将一位十四岁的少年，推向了一个被私刑杀死的通敌分子面前，让他去撕破他的脸。我们还留下了狂怒，这狂怒使我们一回忆起某些景象和某些面孔就令我们的灵魂受到震撼。对于刽子手的仇恨，回之于受害者的仇恨。而一旦刽子手离去，法国人便只有同他们尚未发泄出去的部分仇恨待在一起。他们彼此互相看着，那剩下的愤怒还积蓄在心中。

    那么，好吧！我们首先应该战胜的正是这个。应当治愈这些受到过毒害的心灵。而明天，我们要打败敌人取得最艰巨的胜利，正需要我们作出最大的努力，把仇恨的心理变为对正义的渴求，需要我们去战胜我们自己。不应当在仇恨面前退让，不要对暴力作丝毫的让步，不应当使我们的热情带着盲目性，这正是我们为了友谊和反对希特勒主义而能够做的。今天在某些报纸上，仍有人在鼓吹暴力和进行谩骂。而这样做正意味着是在敌人面前退让。相反，我们永远也不应让批评变成谩骂，我们必须得承认，持和我们相反观点的人也可能是正确的，且在任何情况下，他的道理即使很坏，也可能并不出于私心。最后，我们必须重新建设我们的政治思想。

    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应当保护智慧。因为我深信，这正是问题的所在。一些年前，当纳粹刚刚上台时，格林曾对他们的哲学作过很准确的说明：“谁要是对我谈论智慧问题，我立刻就会拔出手枪来。”这种哲学当时泛滥于整个德国。与此同时，在整个文明的欧洲，过多的智慧和知识分子的缺陷都曾受到指责。

    知识分子自己的反应很有趣，他们并不是最后才进行这场辩论的人。本能哲学到处都取得了胜利，而与此同时，一种更多是凭感觉去理解的低级的浪漫主义也在大肆泛滥，就像它们之间毫无关系一样。自此之后，智慧就不断地受到指责。战争来临了，接着是战败。维希政府告诉我们主要的责任要归咎于智慧。农民们看普鲁斯特的书看得太多了。而所有的人都知道了，《巴黎晚报》、费尔南戴尔和联谊会的宴会都是智慧的标志。可能会导致法国灭亡的精英们平庸的根源似乎是来自书中。

    现在，智慧仍受到人们不公正的对待。这只证明，敌人还没有被战胜。而只需人们努力做到不带成见地去理解就够了，只要谈论起客观性来，人们就会揭露你的狡猾，就会对你的所有主张都进行指责。而我们要说不！正是这些需要进行改革。因为和所有的人一样，我很了解过多的智慧是什么，和所有的人一样，我知道知识分子是危险的动物，会很容易就背叛。但那是一种坏的智慧。我们谈的是建立在勇敢基础上的智慧，是四年来付出了巨大代价，应受到人们尊敬的智慧。当这样的智慧熄灭之时，接踵而来的将是专制的漫漫长夜。因此，我们维护这样的智慧，维护它的各种职责和权利。这样，也只有这样，法兰西的友谊才有意义。因为友谊是自由的人们的一门学问。而没有智慧和相互间的理解也就不会有自由。

    最后，大学生们，我正是在对你们讲话。我并不是对你们进行道德说教的那些人中的一员。有很多法国人总把道德与贫血混同起来。我要是有某种权利，我更愿意要求你们有更多的热情。而我希望那些代表着法国明日智慧的人，能至少在一两个问题上决心永不退让。我希望，当有人对他们说智慧永远是多余的时候，当有人向他们证明为了成功可以说谎时，他们将不会退让。我希望他们不会在欺诈、暴力、懦弱面前退让。这样，也许法兰西的友谊就可能实现，而不会仅仅是一些无用的废话而已。这样，也许在一个自由而又热心追求真理的国度里，人会重新找到做人的感觉，否则，这个世界将永远无法摆脱巨大的孤独感。

    两年以后

    民主与谦虚

    （战斗报，1947.2）

    政治活动重新开场了。人们重又开始了交易、讨价还价和互相争斗的活动。两年来一直令我们厌烦的那些问题还将被引入同样的死胡同。而每当一种自由的声音要不带奢望地想表达自己的意见时，各种各样和各种政治色彩的看家狗就会成群结队地狂吠起来，以便压住这种声音使它无法传播。

    很显然，所有这些做法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所幸的是，只要人们心中充满着合理的希望，就会有坚定的信念。曾经历过整整十年磨难的法国人，至少已经学会了不再为自己而担惊受怕，却只为别人而提心吊胆。他们已经摆脱了厄运的纠缠。从此以后，他们已变得平静而又坚定，让我们平静而又坚定地，并带着别人一直熟悉我们的那种永远的稚气，重申那些唯一似乎能使政治生活被我们接受的基本原则吧。

    也许并不存在好的政治制度，但民主肯定不是最坏的制度。民主无法摆脱政党的概念，但政党的概念却可以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存在。当一个政党或一个集团自认为已经掌握了绝对真理的时候，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因此，议会和议员们今天很需要有谦虚的精神。

    今天这个世界本身就有千条理由教人们应当谦虚。我们怎能忘记国民议会和任何一届政府都未能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棘手问题呢？证据就是，这些问题中没有一个问题是在国际上进行的争论尚未明确之前，议员们曾对之进行过积极的讨论。在煤炭的问题上我们不就失去了机会吗？这是因为英国人不给我们鲁尔的煤，而俄国人不给我们萨尔的煤。面包会缺乏吗？勃鲁姆先生和多列士先生当面退回了莫斯科和华盛顿提供给我们的成吨的小麦。我们无法表示同意，议会和政府的职能现时仅仅是一种行政职能，而法国最后只能处于从属地位。

    我们唯一要做的是必须承认上述事实，从中得出适当的结论并努力，例如共同确定国际秩序，否则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国内问题都将无法得到解决。换句话说，应当多少忘掉一些自己。这会使议员们和各个政党变得谦虚一点儿，而谦虚则有利于好的民主和真正的民主的形成。一个民主主义者，总之是一个会接受对手可能是正确的观点、允许对手表达意见并能站在对方论据的立场上进行思考的人。当一些政党或一些人变得相当自信、要通过暴力封住持反对意见的人的嘴时，民主即不复存在。不管谦虚有何理由，它对共和国来说总是有益的。今天的法国已不具有一个强国的力量。让我们让位给别人，让人家去评判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吧。而这是一次机会。在期盼着重新成为一个强国或放弃成为强国念头之时，我们国家还有可能成为一个榜样国家。很简单，在世人眼里，只有当法国把本国国内体现的真理公布于众，她才能成为一个榜样，即她必须通过政府的工作来证明，只要国际民主秩序尚未建立起来，国内的民主就只能是一种近似的民主，而最后她必须在原则上提出，为了成为民主国家，这种秩序应当远离暴力的痛苦。

    人们已经懂得，这尚是一些自愿的，但并非现时的看法。

    传染病

    （战斗报，1947.5.10）

    不容置疑，与我到过的所有国家相比，法国远算不上是个带种族主义色彩的国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可能会接受这里和那里的这种愚蠢和罪恶的病态表现而毫无恶感。

    一家晨报冠以头版多个栏目的标题是：“杀人犯拉斯塔。”这是一个迹象。因为，很明显，拉斯塔案件目前正处在预审阶段，而在预审结束之前，根本不应给如此严重的指控作这样的宣传。

    我必须马上作出说明，关于马尔加什事件，我所得到的确切消息，只是一些起义者犯下的暴行和某些有关镇压方面的报告。由于信仰的原因，对于两种方式我同样都感到反感。不过，问题是必须得知道，拉斯塔先生是否是杀人犯。可以肯定地说，一个诚实的人只有在起义结束后才会对此作出结论。不论怎样，假如设想那个杀人犯叫杜邦或迪朗，就不会有记者敢用这样的标题了。而拉斯塔是马尔加什人，在某种程度上他就应该是杀人犯。反正这样的标题也产生不了严重后果。

    这不是唯一的迹象。像报道的那样，人们这样认为似乎很正常，这位不幸的杀害了女友的大学生为了转移人们怀疑他的视线，还利用了在塞纳尔树林里“阿拉伯人”在场的情况。因为阿拉伯人即使会到树林里散步，也与春天毫不相干。他们到那里只可能是为了杀害自己的同胞。

    同样，我敢肯定随时都能碰到这样的法国人，他常常很聪明，而他会对你说犹太人的确会夸大其词。而这位法国人很自然地会有一个犹太人朋友，这位犹太人朋友至少……至于谈到几百万受尽折磨被烧死的犹太人，谈话者是肯定不赞成这样做的。只是，他认为，犹太人夸大了事实，即使集中营的生活教会了他们要团结起来，他们之间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也是不对的。

    是的，这就是一些迹象，且还有更坏的情况。在阿尔及利亚，一年前人们使用了集体镇压的方法。《战斗报》已经揭露了在菲亚纳兰楚阿“自动”招供室的情况。我并不想在这里讨论这一问题的实质，那属于另一类问题。但是，我必须谈谈这种方式，这值得人们深思。

    对这种恐怖政治的体验刚刚过去了三年，法国人就带着司空见惯的冷漠态度记录下了这样的新闻。不过，事实就摆在那里，非常清楚，也非常可恶：我们正在做那些我们曾谴责德国人所做的事情。我很清楚有人向我们作过的解释。因为马尔加什的起义者，他们也曾拷打过法国人。但是，用对方的怯懦和罪恶并不能原谅我们的怯懦和罪恶。我并没听说过，为报复纳粹我们也曾建立过焚尸炉。在得到相反的证据之前，我们是以法庭来回敬他们的。法律的证据，就是明确而又坚定的正义。应当让正义成为法国的象征。

    事实上，答案应当到别处去寻找。希特勒分子们之所以在欧洲实施他们罪恶的法律，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种族比别的种族优越，不能用同样的法律来对待德国人和受其奴役的人民。我们法国人之所以会起来反对这种恐怖行为，是由于我们认为，所有的欧洲人在法律上和尊严上都是平等的。不过，如果今天一些法国人竟不反感就学会了另一些法国人对待阿尔及利亚或马尔加什人时使用的方法，这是因为他们糊里糊涂就笃信，在某些方面，我们要比那些人优越，而为了表现这种优越感，使用什么方法则是无关紧要的。

    再说一遍，这里并不是要解决殖民地的问题，也不涉及要原谅什么的问题。这是一个捕捉种族主义表现的问题，种族主义已使很多国家威信扫地，因而，至少应当使我国免除这一灾害。这才是应当显示我们优越性的地方，而我们中的几个人非常担心我们会丧失掉我们的这种优越性。如果说殖民地问题确实是我们所面对的所有问题中最复杂的问题，而该问题确实将会决定未来五十年历史的进程，那么同样确定的是，如果我们带着最不幸的成见去处理这一问题，那我们将永远不会解决好这个问题。

    这儿并不存在为那种将所有种族都掺和到同样值得怜悯的混合物中去的可笑的温情主义辩护的问题。人和人是不相同的，这是真的，我很清楚，在我和一个非洲人或一个穆斯林之间，在传统方面存在着怎样一条鸿沟。我还很清楚我和他们所共同的东西，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某种东西，那是我如果不甘堕落就不能蔑视的东西。因此，有必要清楚地指出，这些或明或暗的种族主义迹象表明了人们的内心深处可耻和荒诞的一面。只有当我们战胜它时我们才能捍卫那困难的、能揭露在任何地方出现的专制或暴力思想的权利。

    周年纪念

    （战斗报，1947.5.7）

    1945年5月8日，德国签署了历史上最著名的投降书。约德尔将军那时曾说：“我认为，投降书将德国和德国人民置于了战胜国的手中。”十八个月后，约德尔在纽伦堡被处以绞刑。但是，我们不能把七千万居民都绞死，德国一直被置于战胜国的手中，最终，这个纪念日并不是一个欢乐的日子。胜利同样也有其局限性。

    因为，人们不停地谴责德国，让一个法国人在这个问题上能说出理智的话或做出理智的事情来，这尤其困难。两年前，弗伦斯堡电台曾根据邓尼茨的命令播出了一则呼吁，已战败的第三帝国的领导人在呼吁中希望“在所有领土上围绕着德国的仇恨的情绪会逐渐被国家间和解的精神所取代，不这样，整个世界将不会得到振兴”。这一清醒的认识迟到了五年，而邓尼茨的思想也仅仅实现了一半。对德国的仇恨已被一种奇怪的情感所取代，这种情感是一种互不信任、模模糊糊的怨恨和已感到厌倦的冷漠的混合体。而至于和解精神……

    宣布德国投降之后，紧接着三分钟的静默会在全世界的静默中延续下去，被占领的德国在一个仅拿它作为轻蔑的消遣对象的世界上，继续在这种静默的气氛中过着有些诚惶诚恐的生活。这可能是由于纳粹像所有侵略成性的制度一样，可以从世界那里期待任何东西，除了遗忘。正是纳粹教我们学会了仇恨。也许这种仇恨会渐渐被遗忘，因为人们的记忆会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飞逝而去。但是，希特勒制度在历史上的计谋和其可怕的准确程度却会留在人们的心中。仇恨的制造者不会比其使用的方法更容易被人们遗忘。这是对所有人的一个有益的警告。

    我这个年纪的人对有些事情是不会忘记的。不过，我相信，我们中没有任何人会同意在此周年之际去辱骂、践踏一个战败的国家。就像永恒的仇恨和永恒的爱不存在一样，也不可能有绝对的正义。因此，我们应当回到理智上来。产生《启示录》的时代已不复存在。我们现在已进入了一个组织平庸和毫无伟大可言的妥协的时代。出于明智或对幸福的追求，即使我们知道由于平庸会导致世界末日的到来，我们还是应当更喜欢今天这个时代。不过，这个暂时的和缓时期可以使我们思考，而思考不会唤起我们今天已处于休眠状态的仇恨，却相反会引导我们安排好事情，并将德国安置到属于它的真正的位置上。

    不管我们的内心情感如何，也不管我们对我们的起义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我们都清楚地知道，世界和平需要一个和平化的德国，而既要使一个国家和平化，却又将其永远排除在国际秩序之外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尚能够与德国进行对话，那是因为理智要求我们必须这样做。但是，同时应当指出，尽管有人有时为了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想把德国问题当成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德国问题仍属于第二位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德国在成为威胁之前，现在已经成了俄国和美国间的一个赌注。本世纪唯一最紧迫的问题，是这两大强国要么达成协议，要么采取敌对态势。如能达成协议，德国及与它一起的其他几个国家将会有个理智的前景。如果是相反的情况，德国的战败国地位一直将会延续下去。这就是说，与此同时，不论处于怎样的形势下，法国都应向着理智的方向作出努力，而不应站在强权政治的一边。今天是应当作出选择的时候了，要么做那些可能，但并不一定会产生积极效果的事情，要么去做那些肯定是罪恶的事情。依我看，作出选择并不困难。

    这种努力也是对自己信心的一种证明。这是人们对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坚定地为正义和自由而战斗、而辩护的证明。今天的世界并不是希望中的世界。我们可能会回到《启示录》的时代。但德国的投降，这种违背任何理智、任何希望的胜利将长期显示出物质力量的无能，正像拿破仑曾不无伤感地说道：“从长远来看，封丹纳，思想总会战胜利剑。”从长远来看，是的……不过说到底，一种好的行为准则会认为，自由的思想总是有道理的，最终总是会胜利的，因为思想不再正确的那一天，也就是全体人类都错了的那一天，而那时，整个人类的历史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

    不可原谅

    （战斗报，1947.3.22）

    在我们昨天出的那期报纸上，可以读到尊敬的里凯神甫勇敢地写给拉马迪埃先生的信，里凯神甫曾是抵抗运动的战士并曾被关进过集中营。我不知道基督徒们对此问题会持有什么看法。不过，对我来说，若是让这封信默默无闻，毫无反响，则会令我于心不安。相反我认为，对我们新闻界有些人对待这一事件的可耻态度，我作为一个无宗教信仰的人比任何人都感到愤怒。

    我不想为任何人进行辩护。修道士们如果真的犯下了阴谋反对国家的罪行，应当根据国家制定的法律去处理他们的问题。但是，据我所知，直到今天，法国并不认为责任可以由集体来承担。在揭露修道院成了杀人犯和叛徒的巢穴、教堂成了策划重大阴谋的场所之前，我只希望报业人士和党派人士们作些努力，回忆回忆过去的历史。

    这也许会唤起他们对某个时期的记忆，那时，有的修道院确曾悄悄地酝酿过某种完全不同的阴谋。他们也许同意用几位不声不响离开了自己和平修会，而到灭绝营备受磨难的修会的英雄的榜样，去教育那些不坚定的和不那么忠诚的分子。我们曾首先揭露过一些宗教要人的自鸣得意，我们有权在有些报业人士已忘却了自己的职责和尊严而变成了谩骂者的时候，写下这些文字。

    一个仅披露适合披露的东西、一个要选择最适当的时机才讲话的政府，无论其所承担的责任怎样，相比之下，都不如报业人士的责任更为重要。因为，他们曾否认他们所了解的情况，他们背离了我们唯一为之辩护的东西，即四年来我们共同经受的痛苦。对那些有幸经历过地下工作的报业来说，这种遗忘是不可原谅的，这是对神对记忆的亵渎和对正义的挑战。《自由射手报》未刊载里凯神甫的信就叫喊道：“谁忠实于抵抗运动的思想？是那些设法让把神甫们关入集中营的刽子手逃避司法惩罚的人，还是想处罚他们的人呢？”该报忘记了，当有一种适用于敌人的法律时，也就会有一种超越于思想之上、适用于其战友的法律。最严格的司法制度要求在这方面必须作出努力，不应当在普遍指控的混乱之中将一小撮罪犯同广大的无辜的人们混为一谈，以至心甘情愿就忘记了那些曾任人宰割、被人杀害了的人。不，绝不应当原谅这类事情。

    不过，实际上，这又有何用处？只算计利弊会使人充耳不闻事实，我们是在对牛弹琴。今天，还有谁关心抵抗运动和那时的荣誉？在那么多希望都破灭了的两年后的今天，重复这些话使人感到心情是多么的沉重。人们只谈论所了解的事情，人们为所爱的人而羞愧，且只会为他们感到羞愧。我在这里已听到了有人发出的嘲笑声。怎么搞的！《战斗报》今天怎么站到了教会一边。这事无论如何不过是小事一桩。我们这些不信教的人只有面对仇恨时才会有仇恨，在这个国家只要还有一丝自由的空气，我们仍会拒绝加入到吼叫和谩骂的人的行列之中，而只愿与那些——也不管他们是什么人——用事实讲话的人为伍。

    不做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

    恐惧的世纪

    （战斗报，1946.11）

    十七世纪曾是数学的世纪，十八世纪是物理学的世纪，而十九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我们现在的二十世纪则是恐惧的世纪。有人会对我说，恐惧并不是一门科学啊。不过，首先科学之所以存在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因为最近科学在理论上的进步已将自己引入了完全否定自己的境地，因为科学在实践上所取得的成绩正威胁到要消灭整个世界。此外，如果说我们不应将恐惧看成是一门科学，但不容置疑的是它却是一种技巧。

    事实上，在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上，首先且通常最令人震惊的是，大部分人（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士除外）均无前程可言。没有前程，没有深思熟虑的前进目标，生活是不会有价值的。在绝望中挣扎，这是像狗一样的生活。可是，我们这代人和今天走进工厂、走进大学的这一代人，过去过的和今天过的生活却越来越像是狗一样的生活。

    当然，人们被剥夺了物质前程的情况这已并非是第一次。不过，通常人们会通过发表言论和呐喊来战胜这种情况。他们会呼唤能给他们带来希望的其他社会准则。今天，没有人还在呼喊（除了那些不断重复其观点的人们），因为看来世界正在被一股盲目的力量牵着走，这股力量既对人们发出的警告、呼喊无动于衷，也听不进任何的建议和祈求。我们在刚刚过去的年代中所经历的场面，已将我们身上的某种东西给毁掉了。这某种东西就是对人的永恒的信念，正是这信念曾使人相信，只要用人道的语言去说服另一个人，就能使他迷途知返。然而我们看到的是说谎、堕落、杀戮、监禁、拷打，而每次我们都无法说服那些这样做的人，因为他们确信自己的所为，而人们是无法说服一种抽象的概念的，即说服一种思想的代表人物。

    人们之间长期进行的对话现在停止了。而且很显然，一个人们无法说服的人是令人恐惧的人。这样，在那些不讲话——不讲话是因为他们认为讲话也没有用——的人的身边，过去和今天一直在酝酿着一个无声大阴谋，这阴谋不仅为那些战栗的人所接受，他们还千方百计地掩饰自己的恐惧，还会受到那些有利可图的人的鼓励。“你们不应该谈论俄国对艺术家进行的清洗，因为那将有利于反动派。”“你们应对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保留佛朗哥的问题保持沉默，否则那会使共产党人从中得益。”所以我说恐惧是一种技巧。

    人们处于对所有的人都在准备打仗的普遍恐惧和对杀戮意识特别的恐惧之中，这样，我们的确是生活在恐怖之中。我们生活在恐怖之中，因为说服已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人们已经将自己全部献给了历史，而已不再考虑同样真实的、在美丽的世界和众多面孔映衬下的自己的存在；还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抽象概念的世界上，一个由办公室、机器、绝对思想和毫无差别的救世主思想构成的世界上。在那些认为无论是自己的机制还是思想都绝对正确的人之中，令我们感到窒息。而对那些只能生活在对话和人类友谊之中的人来说，这沉默本身就意味着是世界的末日。

    为了摆脱这恐怖，就必须进行思考，并在思考后采取行动。不过，恐怖的环境恰恰对思考是有害的。然而，我同意，不必去谴责这种恐惧，而应当将其看做是形势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去努力改变它。没有比这一点更重要了，因为这关系到绝大多数欧洲人的命运。他们饱受暴力之苦和备受谎言的欺骗，在无限的希望中失望，他们对杀害他们的同类或是迫使他们的同类认罪臣服的思想感到愤怒，同样也对自己不得不以同样的方式臣服的思想感到厌恶。欧洲绝大多数人并不站在任何人一方，或者说他们对自己选择的一方并不感到满意，他们对俄国的共产主义和美国的自由主义均抱怀疑态度，他们承认美、苏两国均有说明自己对真理认识的权利，但不是同意它们有对个人进行杀害、对集体进行杀戮，从而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权利。然而，他们的处境却决定了他们必须在二者之间择其一。在今天的强者们之中，看不到那些王国统治下的人。他们将不会让人接受（我不说强制而说接受）他们的观点，而只有当他们意识到，他们所追求的内容和为了使他们的言论能结成一股力量，他们能将自己的愿望相当简洁、相当有力地表达出来时，他们才会找到自己的祖国。而假如恐惧不是阻碍正确思考的环境，那么他们应当首先解决恐惧的问题。

    为了解决恐惧问题，应了解什么是恐惧和恐惧摈弃什么。它意味并摈弃同样一个东西；一个杀人被合法化，而人类的正常生活却被认为是毫无意义的世界。这是今天首要的政治问题。在谈及其他问题之前，应首先对这一问题表明立场。在开始任何建设活动之前，今天应首先提出两个问题：“是与否，你愿意直接或间接被杀或遭到暴力迫害吗？是与否，你愿意直接或间接杀人或用暴力迫害别人吗？”对这两个问题全都回答否的人，便自动地卷入了一系列会改变他们提问方式的后果中去了。我计划将对这些后果之中的两三个后果给予明确的说明。在此期间，善意的读者可以对此提出问题并对问题做出回答。

    拯救人身

    有一天我曾说过，在经历了这两年的现实之后，我已不再接受那种会将我置于直接或间接必须承担判处一个人死刑的责任中的任何真理了。我过去尊重过的思想已使我注意到，我陷入了乌托邦之中，而且那种不会有一天把我们引入极端的政治真理是根本不存在的，因而要么必须去冒走极端的风险，要么必须得接受像现在这样的这个世界。

    这一论据已经有力地提了出来。但是，我首先认为，人们之所以如此卖力地提出这一论据，仅仅是因为提出这一论据的人对别人的死亡缺乏想象力。这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一种怪癖。像人们通过电话谈情说爱、不再直接加工而是通过机器来加工一个产品那样，今天人们连杀人和被杀也可以通过代理人来进行了。人们保持了干净的双手，却丧失了良知。

    然而，这一论据却具有另外一种力量，尽管是间接的力量：论据提出了乌托邦的问题。总之，一些像我一样的人希望能看到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并不是已不再互相杀戮（我们不会那么愚蠢！），只是杀戮已不再合法化了。事实上，我们已陷入了乌托邦和矛盾之中，因为，我们正是生活在一个杀戮已变得合法化的世界上，要是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世界，我们就应当改变它。不过，似乎是人们如果不想冒杀戮的风险就无法改变这个世界。这样，杀戮会把我们又带入到杀戮之中，我们将继续生活在恐怖之中。我们将继续生活在恐怖之中，要么我们必须耐心地接受恐怖，要么我们必须采取措施用另一种恐怖来替代这种恐怖。

    依我之见，每个人都应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在论战、威胁和暴力之中，令我震惊的是所有的人都有良好的意愿。几个骗子除外，从右派到左派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们的真理就是要使人们幸福。然而，这些良好的意愿的汇合却导致了一个穷凶极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人们仍被杀戮，受到威胁，被流放，人们还正在准备着战争，只要人们说一句话就不可能不即刻遭到谩骂或出卖。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说有一些像我们一样的人是生活在矛盾之中，那么他们并不孤单，而那些指责他们是乌托邦的人也许自己正生活在一种不同的乌托邦之中，且最后很可能会使人们付出更多的代价。

    因此，应当接受，拒绝使杀戮合法化迫使我们重新考虑我们对乌托邦的看法。在这方面，似乎人们可以这样说：乌托邦就是与现实相矛盾的东西。从这一观点出发，要使人们不再杀戮任何人就完全是乌托邦。这是彻头彻尾的空想主义。而要求使杀戮不再合法化，这则是一种很低程度上的乌托邦。另外，同样建立在进步思想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每种思想都认为实行自己的原则都必须会给社会带来平衡和稳定，却是在很大程度上的空想主义。而且，它们正在使我们付出十分高昂的代价。

    可以得出结论说，实际上，未来年月里的斗争，将不会在乌托邦势力和现实力量之间进行，而会在那些努力接近现实的各乌托邦势力之间，和那些要选择付出最小代价的乌托邦势力之间进行。我认为，我们不再能理智地希望要拯救一切，我们只能选择去拯救人们的身体，以使我们还可能保住未来。

    人们因此可以看到，拒绝使杀戮合法化，并不比今天现实主义的态度更乌托邦。一切问题之所在是要了解，我们对我们所采取的态度所付出的代价会更高还是更低些。这是一个我们同样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而我有理由认为，与乌托邦的思想相比较，为了使人们的思想和各国变得更为和平而确定必要的条件将是有益的。这一思想，只要它是在既无恐惧又不自负的情况下形成的，就会有利于在那些既不愿做受害者也不愿当刽子手的人中间，确定正确的思想和达成临时协议的条件。当然，在后面的文章中，并不存在要确定一种绝对立场的问题，而只是要重新提出今天已被歪曲了的概念，及尽可能努力正确提出关于乌托邦的问题。总之，这是一个要确定朴实的政治思想的问题，即这是一种从各种企盼救世主降临的思想中解放出来、摆脱了对各种人间天堂向往的政治思想。

    乔装改扮的革命

    自1944年8月以来，在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在谈论着革命，且一直那么真诚，对此丝毫用不着怀疑。但是，真诚本身并不就是美德。有些有关真诚的含义就十分混乱，甚至比谎言还要坏。今天对我们来说不是说不说心里话的问题，而唯一需要的是进行冷静地思考的问题。从理想上看，革命就是改变政治和经济制度，给世界以更多的自由和正义。而实际上，这常常是一系列不幸的历史事件的集合，导致了这一令人满意的变革。

    我们今天能够说我们使用的这个词符合它的传统意思吗？当我们听到人们谈论革命时，而假设他们又都很冷静，那么他们所设想的其实是一种要么通过多数人的原则来立法，要么通过少数人夺取权力来实现所有制方式的改变（通常是将生产资料变为公有）。

    很容易就能认识到，上述这些概念在我们今天所处的形势下是毫无意义的。首先，用暴力来夺取政权这种想法，由于武器装备的进步已成了罗曼蒂克式的幻想。政府的镇压机器再加上坦克、飞机，已变得十分强大。要想和政府作对，也必须有坦克和飞机。1789年和1917年仍将是让人们纪念的年份，但已不再是人们能效法的榜样了。

    假设这种夺取政权的方式仍然可行，通过武装或按照法律来进行，这也只有在法国（或是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被隔绝起来，被孤立于世界之外时才有可能会做到。因为在1946年我们所面对的历史现实是，要改变所有制会导致美国对我们的信任发生根本性的动摇，这足以使我国的经济面临崩溃的威胁。一场右派发动的革命也不会有更多的成功机会，因为俄国也为我们设置了同样的障碍，使我们这里有了几百万共产党的选民，俄国已成了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真理——很抱歉我在这里直言，而其他人个个心知肚明都不明说出的这个真理就是，作为法国人，作为革命者，我们其实并不自由。或至少是，我们已再不能成为孤立的革命者了，因为在今天的世界上已不存在、仅只在国家的舞台上演出的保守党或社会党的政治话剧了。

    这样，我们所谈的就只能是国际的革命了。确切地说，革命将在国际范围内发生或者不发生。可这个字眼还有什么意思呢？有一个时期，人们认为国际变革可以通过好几个国家同时发生的、联合起来的革命来实现。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系列奇迹聚合到一起的产物。而今天，如果我们前面的分析是正确的，我们就只能认为那只是一场已获得成功的革命的延续了。这是斯大林清楚地看到的情况，而这也是人们对他的政治作的最善意的解释了（另外的意见则拒绝给俄国以革命的名义讲话的权利）。

    这等于把欧洲和西方看做一个国家，在那儿，一个精心武装起来的少数集团，会为最后取得政权而斗争并获得胜利。但保守势力（这里指的是美国）同样的也装备精良，因为很容易就能认识到，革命的概念今天已被意识形态之间的战争概念所取代了。更确切地说，在今天，如不冒巨大的战争风险，世界革命是无法成功的。未来的任何革命都将是一场涉外的革命。这种革命将始于军事占领或通过讹诈来进行，最后又以占领而结束。它只有在占领者对世界其他各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时才有意义。

    在各国内部，革命已使人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过，鉴于革命被认为会带来进步，人们通常会接受这种必要的损失。今天，应对人类为战争所付出的代价，和人们所期望的俄国或美国取得统治世界的权力所带来的进步进行一番衡量。我深信人们会做出比较，人们尚没有忘记刚刚发生的三千万人尸横遍野的景象，也不乏想象力会设想在一场十倍于此的大灾难之后的地球将是什么样子。

    我愿提请注意，这种论理的方式是一种纯粹客观的方式。这仅仅是对现实作出评价，并不掺入意识形态的内容或对评判意见带有感情色彩。总之，这种方式应当能促使那些对革命抱轻率态度的人去认真思考问题。这个词今天所包含的意思应当要么全盘接受，要么从整体上摈弃。如果接受它，那我们就应当自觉地承担起对未来战争的责任。如果摈弃它，我们就应当要么宣布自己是现状维持派，这是设想历史固定不变的百分之百的乌托邦。要么更新革命一词的含义，这就意味着是对我所说的相对的乌托邦的认可。

    在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之后，我认为，那些今天想有效改变世界的人，不得不在发出预报的停尸房、希望让历史突然停止的梦想，同时会给行动和人们留下机会的相对的乌托邦之间作出选择。不过，我们不难看到，与人们的愿望相反，这相对的乌托邦是唯一可能、唯一受到现实精神启迪的东西。能把我们从停尸房中解救出来的微弱机会在哪里，我们在下一篇文章中将谈论这个问题。

    国际民主和独裁

    今天我们知道，已经不存在什么孤岛了，边界已经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知道，在一个不用一天即可穿越大西洋，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对话只需要几个小时的不断加速变化的世界上，我们不得不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要么团结一致，要么成为同谋共犯。四十年代让我们明白了，对一个布拉格大学生进行辱骂同时会激怒克利希的工人，洒在欧洲中央河流两岸某处的鲜血，会招致得克萨斯的农民将自己的鲜血洒在他第一次来到的阿登地区的土地上。像没有单一的、孤立的痛苦一样，在这个世界上，也早已不存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中产生回响的单一的酷刑。

    有很多美国人，希望继续生活在他们感觉良好的封闭社会内。有很多俄国人，也许喜欢待在资本主义世界之外继续进行他们国家干涉主义的试验。现在他们不可能继续这样做了，而且永远不再可能这样做了。同样，任何一个经济问题，不管其显得多么次要，今天如无各国的团结一致，也不可能得到解决。欧洲的面包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而西伯利亚的机床则是底特律制造的。今天，连悲剧都是发生在集体身上的悲剧。

    我们大家因此而懂得了，已不容置疑，我们所寻求的新秩序不可能仅是国家的或甚至是本洲的，更不会是西方的东方的新秩序。希望部分地或作出让步来解决问题已不再有成功的可能。我们所看到过的妥协，就是今天的苦恼，明天的杀戮。而与此同时，历史的车轮和世界的步伐正在加速前进。二十一个聋子，未来的战争罪犯，今天正安静地坐在一列以每小时一千公里速度将他们带向深渊的快速列车的中央讨论着问题，进行着他们之间毫无生气的对话。是的，世界秩序是今天唯一最重要的问题，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人们在宪法和选举法问题上的争吵。正是这个世界秩序要求我们必须为之付出我们的全部意愿和全部智慧。

    今天有什么方法能使整个世界得以统一，能实现这样一场世界革命，使我们的人力资源、生产资料、商业市场和知识财富得到更好的重新配置呢？我看只有两种方法，这两种方法决定了我们最后的选择。这个世界可以从上面被一个比其他国家都强大的唯一国家统一起来，就像我昨天说过的那样。俄国或美国可以自认为能胜任这一角色。对于有些人为之辩护的思想，即俄国或美国有办法根据他们的社会样板来统一和统治这个世界，我无以反驳，我所认识的人也都无以反驳。作为一个法国人，尤其是作为一个地中海人，我对此表示十分厌恶。但是，对这种带感情色彩的论调，我将不予重视。

    我们唯一的意见是这样的，就像我在最后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这种统一不可能不通过战争来实现，或至少不冒巨大的战争风险是不可能实现的。我还可以接受，而我并不相信，战争可以不是原子战争。无论如何，明天的战争将使人类遭受巨大的损害，将使人类变得十分贫困，以致会使某种秩序的思想最终也变得不合时宜了。马克思像他对待1870年的战争那样可以为战争辩护，因为那场战争还是使用步枪时代的战争，而且仅局限在一定的地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死掉十万人算不得什么，实际上那是为了几亿人的幸福而作出的牺牲。可是，要是肯定会死几亿人，而仅仅是为了活下来的人的幸福，那代价就太大了。武器装备的飞速发展，这一历史事实是马克思所无法知道的，这迫使人们必须用新的方式来看待目的和手段问题。

    在这里，手段会使目的化为乌有。不管人们希望的目的怎样，多么高尚，多么需要，要不要以牺牲人们的幸福、牺牲正义或自由为代价，为达目的而使用的手段都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与成功的荣光极不相称的冒险，这都是我们客观上拒绝冒的风险。因此，应当回到专为确保这一世界秩序的第二种方法上来，这就是所有各方达成相互一致的协议，我们不去问自己能否做到这点，但我们认为这正是我们唯一可能做的事情。我们首先要问自己的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协议。

    这种各方达成的协议有一个名字，就是国际民主。自然，现在在联合国里每个人都在谈论着这个民主。可是，什么是国际民主呢？这是一种国际的民主。请原谅我在这里咬文嚼字，因为最明显的事实常常最容易被歪曲。

    什么是国家民主或国际民主？这是一种社会形式，在那里，法律高于政府之上，因为法律是所有人意志的体现，由一个立法机构代表。这是今天人们正试图要建立的东西吗？事实上，有人正在为我们准备这样一部国际法。可是，这个法是由各国政府，即执行者来制定或废除的。所以我们仍处在国际独裁制度的统治之下。要摆脱这种制度的唯一方法，是将国际法置于各国政府之上，起草这一法律，设置一个议会，并通过由整个世界来选举的方法建立这个议会，应当让全世界的人民都参加选举。而既然我们没有这样一个议会，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在世界范围内抵制这种国际独裁，并在不违背追寻目的的情况下来进行这一工作。

    世界在快速前进

    很明显，对大家来说，政治思想已越来越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例如，法国人在1914年战争开始时采用的作战方法还停留在1870年的战争时期，而在1939年战争开始时采用的作战方法则还停留在1918年的战争时期。不过，思想落后于时代这并非是法国人所独有的特点。在这里，我们只要指出今天那些自称可以用十八世纪的理论原理解决自由资本主义，用十九世纪的原理来解决被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这关系到世界未来的大政方针就够了。第一种情况是源自现代工业出现后最初年代的思想，第二种情况是出自达尔文进化论和勒南乐观主义看法的现代思想，这两种思想都企图把拥有原子弹、发生突变和虚无主义的时代等同起来。没有任何事情比这能更好地表明在政治思想和历史现实之间出现的这种越来越可悲的巨大差距。

    当然，思想总是赶不上世界的发展。当历史在前进时，思想却一直在酝酿着、思索着。不过，由于历史在加速前进，这一不可避免的差距今天正在增大。世界在最近五十年的变化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二百年。人们注意到，世界今天正在热衷于解决边界问题，但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边界现在已只不过是个抽象的概念了。而国籍的原则仍在二十一国会议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我们对历史现实的研究，必须考虑到上述情况。今天，我们正把我们思考的焦点集中在德国问题上，但与威胁我们的、谁将支配我们的冲击相比较，德国问题则只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不过，假如明天我们找到了解决俄—美问题的国际办法，我们又会冒连我们自己也变得过时了的风险。到那时，支配权的冲击与文明的冲击相比较将会变成次要的问题。事实上，殖民化的文明到处都在传播着它的声音。再过十年，再过五十年，西方文明的优势将会出现问题。立即关注这个问题并为这些文明设立一个世界议会是有益的，以便使议会的法律能真正成为世界的法律，使法律规定的秩序能成为世界秩序。

    今天，否决权提出的问题被曲解了，因为反对联合国的多数或少数是不真实的。只要多数只是部长们的多数，而不是世界人民由其代表所体现的多数，只要世界人民并没有在其中被代表，苏联就一直有反驳多数人法律的权利。只有这个多数具有了真正的多数含义的那一天，才应当使每个人要么服从这个多数原则，要么拒绝多数人制定的法律，即公开表明自己支配自己命运的意志。

    同样，我们要是能经常在思想上明确世界在飞速前进这一现实，我们就有希望找到一种好的方式把今天的经济问题提出来。在1930年，我们不会像1848年所做的那样再去关注社会主义问题。消除了所有制之后，接着而来的是将生产资料变为公有。公有化除了解决了所有制问题，还注意到了经济问题提出来的扩大了范围的问题。而自1930年以来，这一范围已经扩大了。如同政治的解决办法是国际化的或不是国际化的那样，经济问题的解决办法同样也应首先对准整个世界的生产资料：石油、煤和铀。如要实行集体化，那么集体化应当针对所有人必不可少的资源，资源不应属于任何个人，其余的，所有其余的东西均可以成为选举演说的内容。

    这些看法在有些人眼里是乌托邦，但对所有那些不希望发生战争的人们来说，他们毫无保留地要申明和捍卫的正是这些总的原则。至于能使我们与类似的观念接近的方法，如不召开有老社会党人、现今人们和那些全世界孤立无援的人之间的会议则是难以想象的。

    总之，为了结束本文，我们愿再一次对那些指责有关乌托邦的言论给予回答。因为，对我们来说事情很简单：要么是乌托邦，要么是战争，我们带着陈旧的思想，结果是等待我们的前途就是这样的。今天的世界可以在过时的政治思想和乌托邦思想之间进行选择。那过时的思想现在正在毁灭我们。无论我们怎样表示怀疑（无论我怎样怀疑），现实的思想仍迫使我们必须回到相对乌托邦的思想上来。像同样的很多其他乌托邦思想那样，当相对的乌托邦思想成了历史的时候，人们将无法想象出还会有其他的现实。千真万确，历史只会成为人们为实现其最明智的梦想所作的绝望的努力。

    新的社会契约

    我概述我的观点。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问题，在和平和世界组织机构未得到解决之前将不会得到解决。在这场革命发生之前，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会发生有效的革命。在法国谈论的任何其他事情都是毫无意义的或是自私自利的。我甚至认为事情比这还要严重。只要没有建立起和平的环境，在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地方不仅所有制的形式不会有持久的改变，而且像人们所食用的面包、折磨着欧洲人的饥饿这种最简单的问题都不会有任何解决办法。

    任何诚实地承认自己不能为谎言和杀戮进行辩解的思想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这种思想还顾及真理的存在。除此之外，这种思想所顾及的则是能平静地与这种真理的方式保持一致。

    这样，这种思想就会承认：第一，单纯来看的国内政策就成了一种纯粹次要的，且难以想象的事物；第二，唯一的问题是要建立一种能最终带来持久性的结构变革的国际秩序，革命可以通过这一变革来体现；第三，在各国内部只有——且尽可能在等待由于更为普遍也就更为有效的政治解决的同时——需要临时解决的行政问题。

    例如，应当承认，对于法国宪法，我们仅能根据其对建立在正义和对话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提供的或没有提供的服务来做出判断。根据这一观点，我国宪法对人类自由这一最普遍问题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应当受到指责。必须承认，对物品供应的组织工作比国有化或选举统计数字重要十倍以上。国有化在一个国家中是行不通的。而如果物品的供应问题也不能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得到解决，那么这个问题是更为迫切的问题，那就只有采取紧急办法，哪怕是临时性的办法也好。

    所有这一切，因而会对我们在国内政策方面的判断，定下了一个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过的标准。《黎明报》在三十篇社论中白白与《人道报》的三十篇社论进行论战了，这不会让我们忘记两家报纸，也不会忘记它们所代表的政党和主持人，以及它们那不通过全民公决就赞成归并布里格和唐德地区的立场，因为这样，它们就参与到破坏国际民主的共同事业中去了。不论他们的个人意愿是好是坏，皮杜尔和多列士先生都拥护国际独裁的原则。从这个问题上看，不论人们怎样认为，在我们的政治中他们所代表的都不是现实的东西，而是最不幸的乌托邦。

    是的，我们应当将这种思想对国内政治的重要影响排除掉。我们不能用治疗鼻炎的办法来治疗鼠疫。一切导致整个世界发生危机的疾患，只应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得到根治。为了使影响每个人的贫困、恐惧得到缓解，所有的人都需要秩序，这就是我们今天合乎逻辑的目标。但是，这要求人们必须行动起来并作出牺牲。而今天要是有很多人在内心深处都痛恨暴力和杀戮，他们就会认识到，这会迫使人们重新考虑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对那些愿意在这方面作出努力的人来说，他们将会从中看到理智的希望并从中找到行动的规则。

    他们将认识到，他们从各国现政府那里期望不到什么重要的东西，因为那些政府是按照杀戮的原则行事的。唯一的希望是必须作出巨大的努力，忍受巨大的痛苦，这就要使一切从头开始，以便把一个已病入膏肓的社会变为一个生动而有活力的社会。人们因此应在自己中间，在其边界之内，并超越边界的范围，一个一个地订立新的社会契约，这契约将根据更合理的原则把人们团结在一起。

    我所讲过的和平运动，应能在各国内部各工作团体的基础上，并通过超越边界的行动在研究思考团体的基础上联合在一起。根据在合作方式基础上相互自愿建立起来的第一种团体会减轻绝大多数人的痛苦，而第二种团体在利用一切机会为国际秩序辩护的同时，将会确定这一国际秩序的价值观。

    更确切地说，第二种团体的任务是使用明确的语言，反对恐怖的混乱，同时又为一个和平的世界确定其不可或缺的价值观。制定一部国际法，它的第一条将是普遍废除死刑，明确规定任何文明都需要对话的原则将是其第一批要达到的目标。这一工作满足了一个时代的要求，这个时代在任何哲学思想中，都无法找到说明今天令西方思想界激动的对友爱渴求的缘由。不过，很明显，这并不是个要创立一种新思想的问题，这只是个要寻求某种生活方式的问题。

    总之，这是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而在这些文章中我无法将这些问题展开来讨论。但是，为了说得更具体些，应当承认，那些把榜样和实力、把说教和统治、把对话和谩骂及把单纯的荣誉和狡诈对立起来的人；那些不承认现今社会有任何益处、不认为义务和责任把他们与其他人联系在一起的人；那些根据直到现在一直通行的行为准则专心指导教育，其次是报业和舆论的人，这些人他们并不是在乌托邦思想指导下采取行动，这一点是很明显的，这只不过是根据最诚实的现实主义观点看这个问题而得出的结论。他们可能正在为未来做着准备，并可能会自今天起让有些压迫我们的人垮台。假如现实主义是既考虑到现在又同时顾及到未来的一种艺术，能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收获的艺术，那么谁又会看不到，那最明显的现实恰恰非他们莫属呢？

    这些人将会站起来或站不起来，我对此一无所知。很可能，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现在正在思考着，这是好事情。但肯定的是，他们行动的效率离不开勇气，有了勇气，他们将同意放弃他们眼前的某些无法实现的梦想，以便专心致力于基本的东西，即保护生命。说到这里，也许在结束本文之前，我应该为此而提高嗓音大声呼喊。

    走向对话

    是的，应当提高嗓音呼喊。直到现在我都在克制自己，不去动员利用情感的力量。今天使我们忧心忡忡的是我们造就的全部历史逻辑，其症结将会以我们的窒息而终结。情感并不能解开这种不理智的逻辑的症结，而是只有这种逻辑在所了解的限度内的理智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为了结束讨论，我并不想让人认为世界的未来，可以不顾及我们的愤怒及爱所产生的力量。我知道，为了让人们行动起来应有伟大的动机来推动，而为了一场目标十分有限而又没有多少希望的战斗，要想使自己行动起来则是很困难的。不过，又不能采用带进去的办法来让人们投入行动中去。恰恰相反，重要的不是把人们带进去，而是应当让人们清楚地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

    拯救尚能拯救的东西，这仅仅是使未来成为可能的现实，这就是所需要的伟大动机、热情和牺牲。这只要求人们应当思考这一问题，明确做出决定：是否为了永远难以弄清的目的还要增加人类的痛苦；是否赞成让整个世界都充满武器，让兄弟之间重又互相残杀，或者是相反的情况；是否只是尽可能让我们这一代人少流血、少受痛苦，而将机会留给比我们武装得更精良的我们后几代的人们。

    对我来说，我相信自己已差不多肯定作出了选择。而一旦已作出了选择，我认为我就应该讲话，说明不管怎样，我将再也不会站在那些能忍受杀戮并还能从中得出适当的结论的人一边。木已成舟，我今天将就此止步。而过去，我会希望人们能清楚地了解我讲话时的思想状态。

    有人要我们必须爱或恨这个或那个国家，这国或那国的人民。而我们是这样一些人，我们了解我们与所有的人太相近了，因而不会接受这样的选择。爱俄国人民，承认他们的一直存在，即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所说的世界的源泉，并不是希望他们为了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而去冒险，而是希望他们在经受了那么多的考验之后能使自己避免新的、可怕的流血。对美国人民，对不幸的欧洲来说也是一样。正是这种最基本的现实，人们却由于日复一日的怨恨而遗忘了。

    是的，今天我们应当反对的是恐惧和沉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思想与灵魂的分离。我们应当保卫的，是人们之间的对话和普遍的交流。奴役、不公正、谎言是阻碍这种交流和禁止人们对话的祸害。因此，我们必须反对这些祸害。然而，这些祸害今天已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因而很多人甚至已将这些祸害视为必不可少的病患。同样，我们的确无法逃离历史的现实，因为我们已深入其中不能自拔。但人们可以声称要在历史上为保护不属于人的这一部分而斗争。这正是我曾经想说的所有的话。总之，在结束本文之前，我将通过我所希望的论证，比别人认为的更老实的态度来为写作这些文章的立场和思想定下调子。

    今天，一项大的实验正在根据强权的法律将所有的国家都动员了起来。应当阻止或是让这项实验得以继续进行下去，我将对此不发表意见。这实验不需要得到我们的帮助，而目前，我们要是对此说三道四就会受到嘲讽。实验因此将会继续下去。我将只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实验失败，曾有那么多杰出人物对此表示信赖的历史的逻辑不复存在了，那么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尽管发生过两次或三次战争，尽管几代人作出过牺牲、付出过物质的代价，但假如我们的子孙们——我们假定他们会生存下去——不能接近于一个全球的社会，那么又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些在这一实验之后，有幸还活着的人甚至连成为他们自己末日的见证人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既然实验在继续，那么不可避免地实验将一直继续进行下去，人们在走向世界末日的历史长河中，给自己定下不声称能解决一切问题，却一直准备着在某一时刻为赋予平日生活某种含义作少许思考反省的任务，这倒并不是一件坏事。重要的是这些人应对所付出的代价好好地衡量一番，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现在我可以总结一下结束本文了。所有我所希望的，是人们在这个充满杀戮的世界中能决心进行思考并作出选择。如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在那些认为必要时同意成为杀戮者，和那些会尽一切努力不做杀戮者的人之间很难作出抉择。既然存在着这种可怕的分歧，让人们能认清这种分歧则至少是个进步。在未来的年代里，整个五大洲都会在暴力和预言之间继续着一场无休止的斗争。而暴力获胜的机遇要千倍于预言获胜的机遇。但我一直认为，如果说对人类的命运抱有希望的人是疯子，那么那个对事态绝望的人就是一个胆小鬼。而从今以后，唯一的荣誉将属于那个一直坚持不懈、对最终言论是否能战胜子弹下可怕的赌注的人。

    对埃马努埃尔·达斯蒂埃·德拉维热里的两次回答

    第一次回答

    （卡利邦杂志，第十六期）

    我对您回答的标题将略去不谈，因为我认为那题目是不慎重的[1]。我还对您的两三个矛盾之处略去不谈，因为我不想利用这些地方得益。我并不想据理力争反对您，令我感兴趣的是就问题的一些主要方面来回答您。而我的困惑也由此产生。因为您恰恰没有谈及主要方面，而您对我的意见依我看常常涉及一些次要问题，或是没有什么内容。我之所以还愿意首先回答您，仅仅是因为想保留充分选择的自由。

    事实上，反驳非暴力并不等于我在为自己辩护。我从没有为非暴力进行过辩护。这只是人们为了辩论而强加给我的一种看法。我并不认为应当用恩惠来回答别人的攻击。我认为暴力是难以避免的，占领时期教会了我这一点。总而言之，在那个时期曾发生过很多可怕的暴力事件，我并没有感到有任何问题。我一点儿也不认为应当取消任何暴力行动，这当然是人们所希望的，但事实上这是一种空想。我只说应当拒绝给暴力任何合法化的地位，因为让暴力合法化出自极权国家或专制的哲学思想。暴力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又是难以辨明的。我认为应当保留暴力的特殊属性，并将其限制在可能做到的范围之内。我并不为非暴力进行说教，因为不幸的是那是不可能的，我也不像喜欢戏谑的人所说的那样为圣洁而说教：我非常清楚，不相信有所谓纯粹的道德。但是，在一个人们努力用对立的论据为恐怖辩护的世界上，我认为应当为暴力确定一个限度，当不可避免时把暴力限定在某些部门内，缓解其可怕的一面，禁止疯狂地使用暴力。我厌恶动不动使用暴力。我厌恶那些说得多做得少的人。正因为如此，我才与我们那些大思想家中的某些人分了手，而当他们手持枪支要处决别人时，我对他们呼唤杀戮的声音就不敢轻视了。

    在您文章的开头，您问我出于何种理由使我站到了抵抗运动一边。这个问题对很多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我的想法并非与众不同，就是这样。我过去认为，现在也一直认为，我们不能站在那些制造了集中营的人一边。我那时明白了，我痛恨制造暴力的机关要远胜于暴力本身。而为了说得更明确些，那就是我清楚地记得印在我脑海里的那一天起义达到高潮时的情景。那是一天的早晨，在里昂，我在报上读到了处决加希里埃尔·贝里的消息。

    正是这些给了人们——我也在其中——（而且仅仅给了他们，达斯蒂埃！）大声叙说他们讨厌、厌恶希腊现政府，并以最终比你们更有效的方式与之斗争的权利。雅典那些人是卑鄙的刽子手。他们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但他们则是刚刚通常还加以掩饰、现在却公开在整个世界面前让资产阶级社会的罪行大行其道的人。极言之，您会主张，为了使希腊的共产党人不被枪毙，就得让一定数量的非共产党人保持沉默或消灭掉他们。这意味着只有共产党人才应当被拯救，因为只有他们才是诚实可靠的。而我则要说，他们的确应当被拯救，但是别人也一样应当被拯救。我要说，向我们提出的令人讨厌的问题不会接受仅在统计方面的解决办法。惩办刽子手不应当意味受害者成倍地增加。我们应当对我们自身，并在我们周围采取措施（一种措施），以便使必要的裁决不至于和一场看不到明天的悲惨事件联系到一起。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是简单的道义问题或是因骄傲而干的蠢事。即使是您认为比较进步的暴力，正如我们的哲学家——观众们所说的那样，我也要说，必须对暴力进行限制。然而，我们对暴力限制了吗？这正是问题的实质，我还会谈到这个问题。

    总之，当您抱怨说我是个顺民时，我能说的就是，您对我的这种怜悯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另外，您的错误是可以原谅的。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大喊大叫的时代，一个不愿轻易加入到这个队伍中去的人，常会被人看做是一个顺民。很不幸，我不喜欢检阅仪式，不管是民众的还是军事的检阅。请允许我不提高嗓门儿对您说，真正的顺从会导致盲目的正统观念，而绝望则会导致暴力哲学的产生。对您说的已经够多的了，对您所认可的任何事情，我将永远不会顺从。

    我同样也不认为，指责我是一名知识分子、说我保护自己的内心生活胜于人的解放是理智的和大度的。您的政治觉悟来得太晚了，您不认为是这样吗？我了解这一点。但是这种转变，即使只有可敬的一面，也无法赋予您某种特权，允许您一下子就否定别人有幸在过去的岁月里，为反对一切形式的专制而作出的贡献。相反，转变反倒应促使您去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今天同样是这些人却起来反对暴力的诱惑。那些类似我这样的人，对利润和强权社会的谴责已不是从今日开始。假如您能采取正确的态度，同意对诸事去问一个为什么，那我就可以告诉您，在反对您的同时，我还想着要讲话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

    您的一位同志寄给我他的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他彬彬有礼，但同时指出我并没有弄懂马克思所说的自由。这是真实的：我是在贫困中学到自由的。但是，你们中的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这个词的含义。而我是在以那些和我一样经受过贫困的人的名义在讲话，我了解这些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和平，因为他们知道在战争中他们是得不到正义的。像您说的那样，客观上讲，难道他们错了吗？让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不过，请您不要责备知识分子或什么内心生活，请您明确承认在你们的制度下，一位持不同意见的工人比一位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也好不了多少，同样不会被容忍。请公开地讲出来，这是因为反对派的概念受到了置疑。这样我们将会回到现实中来，您要做的将是为这漂亮的理论去辩护。我们将就您的辩护去进行对话。

    正是在这里我们才接触到了真正的问题。而过去，我必须得否认您曾两次加在我头上的观点。并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我都不支持（您很清楚地知道这点），我所反对的是它们那种带着征服特征的思想，即帝国主义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从这个观点出发，我将坚持我已申明的看法，即这些思想产生于一个世纪之前，在蒸汽机和恬静的科学乐观主义产生的那个时代，今天已经过时了，它们在目前形式下已无法解决原子和相对论出现后的本世纪所提出的各种问题。

    您选择了蒸汽机，而正是这个使您无法看清，除了像您说的用法律将无政府状态合法化之外，人们可以对设立一个世界议会的想法提出很多不同意见。无政府状态，就其通俗的意义上来说，只有当每个人都做其想做的事和一切想做的事时，才会在社会中得以存在。而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恰恰是由于每个国家在国民经济遇到大问题的时候只服从于本国利益所造成的。无政府主义，在今天这就是主权，很容易就能看清，正是您为了某些资产阶级或警察国家的间接利益在保护这种无政府主义。

    不过，我认为这些误解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您没有谈及主要的问题。而我们现在恰恰应当回到谈论的主要问题方面来。

    在我所坚持的道理中我只讲了一个问题。我说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不再是自由的、能自己进行一场革命的国家了，革命将是世界的革命或不是这样的革命，但革命将不会再以我们古老梦想的面貌出现了：今天它会通过意识形态的战争来实现。而我仅仅希望人们能思考这个任何人都不愿谈论的问题。您没有说过您认为这个分析是对的或是错误的，但我们应该讨论的恰恰是这个问题。因为，说我拒绝探讨1789年和1917年革命的问题，这不是在讨论问题。这是很荒谬的。在思想和历史领域，有些遗产是不能放弃的。说我把战争和革命混为一谈，这也不是在讨论问题。因为您这样做就大大歪曲了您曾经读过的内容：我仅仅写道，在今天，1948年，战争和革命是混同在一起的。您只满足于否定和平主义，而我的分析在陈述了为了人类的解放而必须付出代价的重要性的同时，却认为这种和平主义是有道理的。而马克思1870年在对战争一片赞扬声的面前并没有让步，他认为战争的结果会促进解放运动。不过，相对而言那场战争更是一场经济战争，而马克思的考虑是根据当时所使用的步枪只是一种小学生使用的武器而得出的结论。今天，您和我都知道，一场原子战争之后的情况是不可想象的，而在一个会被第三次世界大战毁掉的世界上谈论什么人类的解放这更像是对人类的挑衅。请您给圣马洛和卡昂的居民们解释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改善他们的命运去吧！

    在理论上，我们可以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为了一个很不可能实现的公正的社会需要作出巨大的牺牲。但如果这种可能性几乎等于零，而要实现的社会只是一个被原子废墟所充斥的大陆，这样的牺牲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提出的唯一的问题。我对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并不承认自己有指导别人反对战争及作出长期努力实现真正的国际民主的权利。总而言之，我看不出，一个关心正义并有着解放人类理想的思想家会作出另外的选择。假如唯有正义存在问题，那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一位社会主义者，一位有政治觉悟的人会拒绝采取这种立场。而假如有些欧洲的精英根本不接受这种立场，反之却反对这种立场，那就不是正义的问题，这点是很清楚的。正是在这里开始出现了欺骗，企图让我们相信，强权政治，不论如何，会带给我们一个更美好的、能最后实现社会解放的社会。强权政治意味着正在准备战争。准备战争，尤其是战争本身，恰恰会使社会解放变为不能实现。社会解放和工人的尊严全靠国际秩序的建立。唯一的问题是，应当了解是通过战争还是和平人们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正是就这一问题进行的选择，决定了我们应当团结在一起还是各走各的路。所有其他的选择在我看来都是毫无意义的。

    您说过，为了消灭战争，应当消灭资本主义。我也很希望这样。不过，为了消灭资本主义，你们得使用战争来达到目的。这是很荒谬的，我要继续说，两害相权衡应取其轻，我们不能用更坏的东西，而应当用不那么坏的东西来反对坏的东西。您会对我说这将是最后的战争，这场战争将会解决一切问题。事实上，我非常担心这会是最后一场战争，而无论如何，看到让人们投入这种冒险并对他们说应当再干一次以使他们的儿女再也看不到战争，这使我感到很不安。实际上，资本主义世界和斯大林自己都犹豫不决要打这场战争。而您，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您却似乎并不那么犹豫不决。这只在表面上是相互矛盾的，我愿尽量简洁地对您讲是什么原因。

    我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某些方面是论据确凿的。但是，假如我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从欺骗的概念中吸取这样的看法，即最好的意愿，包括那些以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为论据的良好意愿都可能会受到欺骗。马克思的著作中关于要谦虚的一课，依我看来似乎已被人们忘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还有要尊重现实及尊重已取得的经验的思想，这经验可能会使他修正自己的某些观点，而今天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们却常常以僵化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教条。我很难想象，马克思会在原子裂变、可怕的大规模毁灭手段面前，会认识不到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这还因为马克思热爱人类（真正的、活着的人们，而不是那些你们廉价高喊要热爱的十二代之后的人，因为他们还不存在，也就说不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了）。

    而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想看到客观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五十多年了，有很多事情他们睁着眼睛却不去观察思考。这是因为他们想自己去创造历史甚至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去行事。这是理性主义者的弱点。马克思认为自己纠正了黑格尔的错误。但是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下来的东西在他的继承者们那里又打败了他。道理很简单，我向您解释，不以审判官傲慢的口吻，而是带着自信洗刷了所有非难、太了解这个复杂时代的忧虑心情来向您解释。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他们并不是唯一的这种人）正处在当今智慧的漫长悲剧的尽头，我们也许在弄清了骄傲的欧洲的历史之后才会将这悲剧写清。在列宁那里有马克思和涅恰也夫的思想。最后是涅恰也夫慢慢地占了上风。绝对的理性主义，正如历史已经证明了的那样，这是符合逻辑的，最后会与绝对的虚无主义统一到一起。事实上，不论您怎样申明，正义已不再受到置疑。受到置疑的，是要通过人类理智的唯一权威，将人、将权力、将世界统一起来的这种不可思议的神话。受到置疑的，是对全世界的征服，而俄国自认为自己是这种没有上帝的救世学说实现其理想的工具。在这种极端神秘主义面前，正义、几代人的生命和人类的痛苦又算什么呢？直率地说，什么也算不上。少数野心勃勃的精英，率领着一支由信徒们组成的军队向着梦想中的圣地前进。四分之一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确在指导着整个世界的活动。他们睁着眼睛。他们一直用激情指引着世界，但此后他们却闭上了眼睛。假如他们不及时睁开眼睛，他们就会在一堵骄傲的大墙脚下撞得粉身碎骨，而千百万人将为这个美丽的梦想付出沉重的代价。任何错误的思想都会在付出了鲜血的代价后而终结，不过那一直都是别人的鲜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某些哲学家不论说些什么，他们总是处之泰然的缘故。

    对眼前的正义绝望之后，自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选择了以未来正义的名义统治世界的目标。从某种角度来看，尽管还维持着表象，他们其实已不属于这个世界了。他们是在逻辑中生活的人。在法国知识阶层的历史上，第一次是以逻辑的名义，那些前卫作家是在利用他们的智慧为那些枪决人的人辩护，哪怕随后又以坚定的口气以被枪毙的人的名义进行抗议。这里需要用很多哲学思想来解释，人们做到了，哲学也就变得一钱不值了。这是因为知识阶层的历史已没有什么意义了。有的只是宗教的历史，而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们，要是相信他们的话，却从来没有仅仅为了人们的真正幸福而处决过人们。我并不了解您是否也持那种看法。不过我愿对您说，因为这是实际情况，您选择的是杀戮的智慧，您之所以作出了这样的选择是由于您的出奇的绝望和顺从。

    在您看来这样的前景也许有些过分。然而这确是真实的情况，而今天的历史是十足血腥味的，这仅仅是因为欧洲的智慧已背叛了它的遗产和天性，由于对哀婉动人和激情的偏爱而作出了过分的选择。应当从这样的前景出发去认清现实的真实情况。总之，为了结束本文，正是这种前景使我要对您文章中唯一一部分我不能接受的内容做出回答。您威胁我说，我不自觉地或是客观上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同谋。对类似的威胁我已部分进行了回答。不过，仅仅说我不认为您有权提出这样的指责是不够的。我还拒绝承认您认为自己的手脚是干净的说法。我们正处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这同谋是彻头彻尾的同谋。您不仅躲避不了这种奴役，而且您还不作任何努力来躲避奴役。我唯一胜过您的一点是，在我这方面，我会作出努力，我会像我应该做的那样，以我的职业和我所有的同事们的名义尽一切努力并进行申辩，为的是从现在起能减轻人类的巨大痛苦。

    当您读完本回答之后，我仅希望您问问自己，您把什么当成了顺从的同谋。您也许会看到，正像洛特雷阿蒙说过的那样，倾一海之水也无法洗清知识分子的血污。请您放心，洛特雷阿蒙是个诗人。即使没有一海之水，只要有点东西就能把您的污点洗清：诚恳地发誓说自己无知。那些自称无所不知、什么问题都能解决的人，将会以毁灭一切而终结。有一天终会来临，那时他们将没有别的准则而只有杀戮，没有别的科学而只剩下了随时服务于为杀戮辩护的可怜的经院哲学。没有别的出路，除非他们明确地承认他们并非无所不知。让你们中的一些人也能像我所做的那样承认他们在某个方面的无知，你们就能从中获益。而且，所有有罪之人也正是靠着发誓的益处而苟且偷生。我期待着你们会变得虚心一些。在那个时刻到来之前，是我自己的无知一直在不让我总是指责你们。此外，我还能怎样呢？对你们来说，更坏的莫过于会看到你们努力在我面前维护的东西取得了胜利。因为，那一天到来时，也许证明了你们是对的，不过含义是这个可怜的世界不得不顺从你们。你们是对的，不过代价是沉默和无数的死人堆。这是一种我永远也不想看到的你们所拥有的胜利。

    第二次回答

    （左派杂志，第一期，1948.10）

    我的第二次回答将是最后的回答。您长篇大论[2]中的语调使我不得不给予简要的回答。不过，我还得做以下几点澄清：

    1.我曾不得不对您说过，我出身于一个工人家庭。这不是一个理由（直到目前，我从未利用过这一点）。这只是纠正了一个错误。有很多次，您回答我的文章和那些试图竞相撒谎的文章都把我说成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且至少一次以上。我曾提醒您注意，你们——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工人的状况并无丝毫的体验，而你们却称我们是对现实毫无所知的空想者，这是没有道理的。并不是我应受到置疑，这一次应当好好揭露的是这场大辩论的论据。因此，是你们的贞洁错误地伤害了你们自己。

    2.相反，过去可能有过、现在也会有那种厚着脸皮去罗列在抵抗运动中自己功劳的情况。人不应以其出身而自豪，而应以其行动感到骄傲。不过，要是对其功德缄默不语，功德才更显得完满。长语短说，我并不属于老战士的行列。我也不想像你们那样在我们之间作比较。我觉得这种比较对我有点是恶意中伤，这很自然，但您不会期望我会为自己辩解。为了使你们不感到不便，我不会故意作难，让你们那优越的等级，去冒那种会使我承认过去永远属于我的二等公民的现实的风险。

    不过，在任何情况下，请不要一边写道“我对那些言论比行动走得更远的人感到恐怖”，一边装作相信，我要对你们的行动提出异议。再说一次，这是一个我对之无能为力的论据。而说这句话的背景可以明确证明这点。这句话仅仅意味着，已经够了，我对这些知识分子和记者感到恐怖，您正是和他们并肩站在一起的，而正是他们要求或赞成执行死刑，却指望别人去做这种营生。

    3.应当毫不含糊地使你们说出你们那些共产党朋友要说的话。您很少这样写过：“我承认我是法国共产党的同谋。”

    4.对您就反对派权利，我的这一问题的回答方式我并不表示欣赏。“请您承认，”我曾对您说过，“在你们的制度下，一个持反对意见的工人不会比一个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好多少。”您很清楚这是真的，您只要还有一点儿诚意就会承认这一点。相反您却回答我说，反对意见的概念不清楚。应当相信，很难公开对一个工人的反对权利持有异议，而我对您对法国无产者表现出的间接的敬意表示高兴。不过，这仍不能不让人以为这个回答只是在欺骗。在罗马尼亚刚刚处决了七名反对派人士，打的旗号说他们是“恐怖主义分子”。请你们向他们的家庭、朋友，向那些知道这一消息的自由的人解释去吧，说反对派的概念在罗马尼亚还没有确定下来呢。

    5.既然您坚持己见，我也不必扯得更远，我给您举一个关于暴力合法化的很好的例子：集中营把政治犯当做劳动力使用的例子。在德国，集中营成了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集中营在苏维埃俄国也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您不会不知道。后一种情况，出于历史的需要，它们看起来似乎是合法的。我想要说的很简单。集中营与一场起义出现的短暂的暴力不同，依我看不具有任何后者具有的理由。世界上不存在任何的理由，不管是历史的、进步的，还是反动的，能让我接受集中营这种现实。我仅仅建议，社会党人首先，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拒绝将集中营当做政府进行统治的一种方法。就这个问题，您可以发表您的意见。[3]

    6.我一直认为，直到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是，革命在当今只能通过战争的道路才能取得胜利。您给我举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例子。您所说的布拉格的革命首先只是外交政策上的一次站队而已，曾使我们十分接近于打一场战争。这一事件验证了我的观点。在此期间，也许通过南斯拉夫的冒险，会使您在哥特瓦尔德和捷克领导人将纯粹的国内问题置于突出地位的问题上得到启发。

    在您就这一问题做出的回答中唯一触动我的事是，您认为根本不可能在战争讹诈面前让步。请不要以为我对这个问题会完全不了解：我对这个问题已进行过思考。同样，也存在像人们对自己所做的那种对革命的讹诈。我建议不要去支持两大帝国进行的那种竞相抬价的活动。不对讹诈让步的最好办法是既不采取失败主义的态度，也不盲目地固执己见。这办法就是要为反对战争、拥护成立一个国际组织而奋斗。在作了长期的努力之后，革命一词将会重新拥有它应有的含义，不过不是在作出长期的努力之前。所以，我仍然认为，只有和平运动和联邦制的设想才能有效地抑制这种讹诈。而当您和您的几个同伴对这一远大目标还进行嘲讽时，我还要对您说：除此我们别无选择，我们既不要已令我们厌倦的虚伪的自由主义，也不要你们甘愿为其充当仆人的集中营式的社会主义。尽管你们也在希望，但希望是同我们在一起的。

    7.最后，我再谈谈您向我提的建议。在您请我给美国新闻界写一封公开信，对最近在希腊发生的处决事件中起了直接或间接同谋作用的英国表示抗议时，您以为这会令我难堪。这使我少许感到了安慰，因为，这恰是您不了解我的真正立场的证明。此外，您不可能了解几周前我在英国就这一具体案例表明的态度，及两年前我在美国公开演说中对类似的一些案例所表明的态度。所以，我不会感到有什么困难回答您：我可以按照您的要求写这封信。我还要在信中加上一项对违背欧洲良知的真正罪恶的抗议，即让佛朗哥继续待在西班牙。我授您全权公布这封信，唯一的条件是我希望，您认为这是合法的。您也应当写一封公开信，不是给苏联的报界，因为他们不会刊载，而是给法国报界。信中，您要站在反对集中营制度和把犯人当做劳动力使用的立场。根据互换的原则，您应同时要求无条件释放那些目前尚关押在苏维埃俄国的西班牙共和党人，而您的同志古尔塔德曾认为自己是可以羞辱他们的人，却忘了这些人的存在对我们所有的人意味着什么，况且可能并不知道不值得去为他们做什么事情。依我看，似乎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与你们为之感到骄傲的革命的使命相提并论。而我们将会知道这样的对话是否有用。事实上，我揭露了令您恼怒的疾患，而您也只能通过揭露让您感到同样厌恶的疾患才能对这件好事做出补偿[4]。

    因为我愿相信，这些疾患会令您感到厌恶。而在结束这一论战之前，我现在为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我不信任您。每当您说假如尸骨遍地的景象不由自主再一次出现，您希望在他们中间您能站在正确的一边而不是错误的一边，我将不会相信您。不过，这证实了我在第一次回答您时说过的话。然而，我更希望是我错了。因为，为了炫耀这样可怕的要求，要么是极为自负，要么是特别缺乏想象力。事实上是极其自负。因为，这等于是在申明，你们选择的历史的理智对你们而言是唯一的好的选择，而人类不可能被任何其他的选择所拯救。要么是你们的理智，要么是尸骨遍地，这就是你们所描绘的未来。很显然，我比您更乐观些，我不同意您的设想。

    我来小结一下。在您冗长的回答中，您对很多事情都表示厌恶。您对某几件事表示的厌恶之情我是能接受的。我承认，我的角色不是去改变世界，也不是去改变人：对此，我并不具备足够的品德，也无足够的学识。不过我这样的人也许还存在某种价值，无此，一个即使已经改变了的世界也并不值得人们去体验、去留恋；无此，一个人，即使是一个新人，也不值得人们去尊敬。这些正是在我结束与您的谈话之前想要对您说的：您不能不具有这些价值，您会找到这些价值的，并相信能重新创造这些价值。人不能只生活在斗争和仇恨之中。人也总不能手拿着武器而死去。还有历史，其他事情，朴实的幸福生活，对人类的爱，大自然的美……那是一切事物的根，历史却不书写这些内容，而欧洲正是因为丧失了这些，今天已变成了一片荒漠。

    我对您表示过，马克思主义者有时对自由主义者应表示歉疚，而自由主义者经常会反省自己。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就不需要反省自己了吗？如果他们不知道反省自己，那么，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还能为他们做点什么，而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最终等待着欧洲的将只有失败，只有付出更多的鲜血的代价。如果他们知道自己需要反省，反省将使他们能挽救欧洲，否则这几个尚没有割裂历史、了解自己局限性的人，就会尽其所能去说明欧洲的灾难及希望之所在。孤独者们！你们还以轻蔑的口吻说话吧。可能仅仅是现在了。而要是没有这些孤独者，你们就会更加孤立了。

    无宗教信仰者与基督徒

    1948年在拉图尔——莫布尔多明我会修道院所作报告的节录

    既然你们很愿意一个与你们信仰不同的人，回答你们在谈话中提出的一般性问题——在对你们说出我认为无宗教信仰者对基督徒的期望之前——我愿首先用肯定某些原则的方式来表达对你们宽容精神的赞赏。

    我将竭力不在世俗的伪善面前让步。我把那些假装相信基督教义是容易做到的事情，假装以局外人身份观察基督教义的名义，对基督徒而不是对自己提出更多要求的人称做是世俗的伪善者。我认为，实际上基督徒要肩负很多义务，但并不需要提醒已放弃这些义务的人及这些义务的存在，而应当去提醒那些承认这些义务的人。如果说有人有资格对基督徒提出某种要求，那也是基督徒自己。结论是，请允许我在报告的结尾要求你们能尽些义务，这也只能是今天我们可以向任何人——不论其是否是基督徒——要求的必须做到的义务。

    其次，我还想说，我并不认为自己握有什么绝对真理，也没有掌握多少信息，我从来不认为基督教义的真理是以虚幻的原则去看问题，而只是从我未能接受这一教义的现实出发去看问题。为了说明这一立场，我愿承认：三年前，我与你们之中的一个人曾进行过争论，而他并非是个小人物。那几年的狂热，对两三位朋友惨遭杀害的痛苦回忆曾使我义愤填膺。不过我仍可以作证，尽管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有时会出言不逊，我却从未停止对他的话进行思考。在思考之后，我可以将我对信教者——无宗教信仰者进行对话的作用的看法告知你们，我终于可以承认，而且是公开地承认，从根本上来说，在我们曾经争论的焦点问题上，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先生有理由批驳我的看法。

    说到此，我可以更容易地提出我的第三条和最后一条原则。这很简单。我不会试图改变我的看法，也不会去改变你们的看法（只要我能对之作出判断），以便能在我们之间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和解。相反，今天我想要对你们说的是，世界需要真正的对话，对话的反面则是谎言，也是沉默，而只有在行为始终如一和讲真话的人们中间才有可能进行对话。这就是说，今天的世界要求基督徒就是基督徒。有一天，一位天主教的神甫对一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报告人公开说到，他也反对教权主义。那么，好了！我不喜欢反教权主义的神甫，就像我不喜欢对哲学感到耻辱的哲学一样。我个人绝不会当着你们的面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基督徒。我和你们一样，害怕苦难。我和你们所抱的希望不同，我将继续同使这些孩子正在遭受痛苦和死亡的世界作斗争。

    ……

    为什么我在这里说的话与在其他地方写的内容不一样？在这些可怕的年月里，我一直长时间地期望罗马会发出一个强大的声音。这是我，一个无宗教信仰者说的话吗？正是。因为我知道，如果精神在武力面前不对判决发出呐喊，精神就会消亡。看来，这个声音已经提高了嗓门儿。可是，我向你们发誓，有几百万人和我一样还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在所有人的心中，不管是宗教信徒还是无宗教信仰者，他们都感到，随着日复一日时光的流逝和刽子手的人数不断增加，一种孤独的情绪正在不停地扩大和蔓延。

    在判决之后，一直有人在向我解释。不过，一直是用教皇通谕那种不明确的语言作着解释。已经作了判决，但人们对此却并不理解！有人意识不到什么是真正的判决，而有人也看不到这个例子本身会产生需要做出解答的某种因素，这可能正是你们要求我做出的全部解答。世界期待于基督徒的是基督徒应当讲话，用大声和明确的语言讲话，应当以在最淳朴的人们心中永不会引起疑问、不会引起丝毫疑问的方式作出判决。也就是说，他们应当脱离抽象的概念，应当去直面今天鲜血淋淋的历史。我们需要的联盟应是决心用明确的语言讲话和决心奉献的人们之间的联盟。当一个西班牙主教为政治处决而祈福时，他已不再是一位主教，不是一个基督徒，甚至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条狗，完全像那个意识形态的主宰指挥着处决，却不亲自动手一样。我们在期待，我在期待，有一天，那些不愿沦为畜生的人，那些决心付出必须付出的代价，以使人生能成为比作为畜生有着某种更多的含义的人能集合到一起来。

    ……

    现在，基督徒能为我们做些什么呢？

    首先，应当结束那些无谓的争吵，第一件就是关于悲观主义的争吵。比如，我认为，加布里埃尔·马塞尔先生如果放弃那些令他着迷，却又使他惶惑的思想对他是有益的。马塞尔先生不能自称是民主派，却同时要求禁演萨特的戏剧。这是一种令所有的人都感到厌烦的立场。马塞尔先生想捍卫贞洁和人类神圣的真理那样的绝对价值观，而他却不过是在捍卫使他某一天能舒舒服服为这些绝对的价值观奋斗的某种暂时的价值而已……

    基督徒和马克思主义者有什么权利指责我是悲观主义者呢？不是我发明了人间贫困和神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厄运。不是我在高喊Nemo bonus和发出让未经过洗礼的孩子去下地狱的叫喊。我也没有说过，人自己是无力自救的和人在堕落的深渊是毫无希望的而只有乞求上帝的宽恕。至于说到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乐观主义观点，任何人对人的不信任都不曾达到如此程度，而最终，这个世界经济上的厄运将比神的变幻无常更为可怕！

    基督徒和共产党人会告诉我，他们的乐观主义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胜过一切，而由于情况各异，只有上帝或历史才是他们辩证法的令人满意的归宿。我也要作出同样的推理。如果说基督教义对人的看法是悲观的，而对人的命运的看法则是乐观的。那么，好吧！而我则认为，对于人的命运我是悲观的，而对于人我则是乐观主义者。而我并不以对我来说永远是短暂的人道主义的名义讲话，而是以试图对什么也不抱否定态度的无知者的名义讲话。

    这就意味着应当为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下个明确的定义，在我们等待能完成这一工作之时，我们应当更关注那些能把我们聚合在一起、而不是使我们更加分离的东西。

    ……

    我想，这就是我想要说的。我们正在面临着不幸。而我的感觉确实有点像基督教义诞生前那位奥古斯丁一样，他曾说道：“我曾寻找不幸来自何处，而我却无法摆脱不幸。”我确实还了解，我同其他几个人应当做些什么，如不能减轻不幸，至少不要再给不幸添油加醋。我们也许无法阻止在我们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上会有许多孩子遭拷打，但我们应能减少遭拷打的孩子的人数。要是你们也不帮助我们做这件事，那么世界上还有谁能帮助我们呢？

    在恐怖势力和对话的力量之间，一场大的、不平等的战斗已经开始。对这场斗争的结局，我只抱适度的希望。我认为，应当进行这场战斗，我也知道，人们至少已经下定了决心。我只担心他们有时会感到有些孤独，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而在两千年的间隔之后，我们又会陷入苏格拉底多次重复过的祭献活动之中。明天的计划是对话的领域，或是对话见证人的庄严和意义重大的死刑。在我进行了回答之后，轮到我向基督徒提的问题是：“苏格拉底还将是孤立的么，在他身上和在你们的教义中难道没有任何东西能推动你们与我们会合到一起么？”

    我清楚，基督教义可能会给予否定的回答。噢！不是通过你们的嘴做出的回答，我知道。不过可能是，而且最为可能的是，基督教会坚持和解，或是对判决冠以教皇通谕的隐蔽形式。基督教可能会最终放弃它过去那反抗和表示愤怒的传统，这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这样，基督徒将会活下去，而基督教将会死亡。这样，事实上将会有其他人去作出牺牲。尽管这一切都会使我抱有希望或使我感到忧虑，但无论如何，并不是由我对未来做出决定。我只能谈我了解的事情。而我所了解的和有时让我怀念的则是，要是基督徒们决心这样做，那么几百万人的声音，你们知道吗，就会加入到少数孤立无援的人的呐喊声中去，而这些不顾一切、孤立无援的人，今天正在不知疲倦地到处为孩子们、为人类而辩护。

    三次访谈录

    一

    （开罗杂志，1948）

    本次访谈录由埃米尔·西蒙刊登在1948年的《开罗杂志》上。埃米尔·西蒙所提的很长的、中肯的问题在这里做了删节，但未改变原意。

    问：……您不认为可以为幸福，某些人在思想上与放任、快乐、安逸的生活不恰当地混同一起的概念找到一种纯粹的寓意吗？而且幸福的确是一种十分高尚的境界和十分难以得到的（比幸福的人更为罕见？）……

    答：是的，对幸福来说是这样。而且是无例外的。巴斯卡尔说，错误总是源自排他性。只追求幸福，最后得到的将是便利。要是只耕耘不幸，则会导致自满。两种情况，都走了样。希腊人早就懂得，一部分是阴影，那另一部分必定是阳光。今天，我们看到的只有阴影，那些不愿绝望的人努力做的就是要唤回阳光，唤回阳光灿烂的生命的正午时光。而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总之，应当崇尚的趋向，不是结束，而是均衡和克制。

    问：能否做出推论认为，是孩子们的痛苦——毫无必要、极其可怕和毫无道理的痛苦——这一最明显不过的原因使您拒绝相信基督徒对上帝的祈求，使您认为创世说是一个大的失败？

    对这种痛苦，基督徒只能用信仰来加以反对……但基督徒的信仰活动，这种理智对最无耻的非正义的服从，仅是一种放弃和逃避行为。基督徒是为了拯救自己才信教的，以便拯救自己的灵魂使之安宁。

    唯一称得上是人的正确态度的是李厄博士，他在精神上拒绝与不幸妥协并调动自己智力和心灵的一切力量使人类能摆脱痛苦。这就是您思想的本质吧？

    答：我认为，事实上不可逾越的障碍是不幸问题。而对传统的人道主义来说这同样是一个现实的障碍。儿童的死亡有的意味着是上帝专断的旨意，同样杀害儿童则是由于人的专横。我们被夹在两种专断之间。我个人的立场就其可以得到辩护来说，如果人们不是无辜的，那么他们仅会因无知而有罪。这一点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说明。

    不过，像您说基督徒的信仰是一种放弃一样，在说话之前会进行一番思考。我们能为那位神圣的奥古斯丁或巴斯卡尔写出这个词来吗？诚实的行为是，评判一种理论要从它达到的顶点来看，而不是看它的副产品。此外，虽然我对这些事情知之不多，但我觉得，信仰更多的不是一种安宁，而是一种悲剧性的愿望。

    说到此，我并不是一个基督徒。我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家庭，一个幸福的环境，曾感觉到大自然的和谐，大自然并无敌意。因而，我的生活并不是从纷争，而是从充实开始的。然后是……我感到自己有一颗希腊人的心灵。希腊人的思想中有什么东西为基督教不能接受呢？很多东西，特别是希腊人不否认神的存在，只是要摆正它们的位置。基督教是一种“完全的”宗教，这是一个时髦的词。基督教不接受这样的思想，即那个应占据全部位置的却仅占据了部分位置。然而，这种思想却非常能接受基督教的存在。这样，任何一位聪明的基督徒都会对你们说，只要马克思主义接受这个看法，他宁愿相信马克思主义。

    这是就理论而言，下面谈谈教会。只要教会的精神领袖们能以大众的语言讲话，并能体验绝大多数人过的那种危险、悲惨的生活，我会很严肃地看待教会的。

    问：对一位作家来说，单纯写作或是创作这一现实就足以摈弃荒诞，抵住那悬在头上、就要碾碎他的西西弗的石头吗？您相信对写作来说存在一种超凡脱俗的道德吗？

    答：人类的反叛有两种表现方式，创造和革命行动。在人的本身和人之外，人在始初阶段遇到的只会是混乱和不一致。在无序的情况下，应当做的就是建立秩序。不过，这会把问题扯远了。

    问：您难道不认为，越是刺激我们的荒诞的意识，越是加剧我们命运不连贯性的东西，恰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可怕的事情吗？……

    答：贯穿于文学中的悲剧性情结并非始于昨天。自有文学以来，这一情结就贯穿其中。不过，历史的现实今天的确已将这一情结推至顶点。这是因为在今天历史的现实要求我们必须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组织。明天，黑格尔将会得到肯定的回答或是表示极其失望。今天的情况已不是涉及某个国家的存在或某个人的命运问题了，而是关系到全人类的命运问题。我们正处在需要作出决断的前夜，不过，这是人将要对自己作出的决断。这就是每个人都是孤立的、孤立在自己的思想之中的原因，就像每个人都会以某种方式成为被告一样。然而，真理不在孤独和分离之中，而是存在于聚合之中。

    问：今天最优秀的作家，是那些团结一致捍卫他们以及我们称之为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人。

    ……像我们一样，在绝对和抽象之中捍卫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同时，我们也许不知不觉会成为上述价值观那过时的、不符合历史的形式的俘虏。

    ……我们过去曾经历过一些时代，现在我们也许正处在认识另一个时代的前夜。在这个时代，作家伟大与他对社会的凝聚力及他所代表的力量直接有关。只有当一个社会正在解体时，一位作家的品德才与其持异议的能力有关。

    答：谈到捍卫自由，人们永远是在抽象之中捍卫自由，直到需要付出代价的时候。我并没有为了持不同政见而持不同政见的兴趣。不过，您说的反倒证实了在希特勒即将取得胜利的国家、一位德国民族主义作家所写的那本书：《尼贝龙根之歌》。《尼贝龙根之歌》将建立在千百万被杀害的人的白骨之上。还需要对您说，我认为那是一种过于昂贵的协议吗？

    作家要求的自由，您认为与什么相比是抽象的呢？与社会的要求相比。但是，假如多少世纪以来都未得到言论自由，那么这种要求今天也将毫无意义。正义需要由权利来体现。权利需要由自由来捍卫。人为了行动需要讲话。我们知道我们捍卫的是什么。然后是，每个人都以某个协定的名义讲话。任何的“不”都会有个“是”。我是以一个不以经济压迫和警察式的压迫来强制人们保持沉默的社会的名义在讲话。

    问：共产主义社会——具体说苏联的社会——不允许作家专心研究我们所说的艺术的价值观。

    今天，法国艺术家和作家中的一些人也认同了这种看问题的方法。

    您不认为，他们由于仅仅不懂得艺术作品的基本价值而导致文化濒临灭亡吗？

    答：这是个错误的问题。不存在现实主义的艺术。（即使是摄影，也不是现实主义的：摄影需要选择。）而您所说的作家，不论他们怎么说，他们都在利用艺术的价值。从他不是写一张传单而是另外东西的那一刻起，一位共产党作家就是一位艺术家，而他的行为就绝不会完全与一种理论或是宣传相吻合。所以说，文学是无法领导的，而最多是取消文学。俄国并没有取消文学。它认为可以利用自己的作家为它服务。但是，这些作家，即使有好的意愿，他们也将会一直因其作用本身而成为异端分子。我说的这些，可以从对文学界的清洗中看得很清楚。所以说，这些作家不像您说的，会让文化灭亡，而是文化会置他们于死地。像在一尊荒唐的耶稣受难像面前，带着强迫的友爱之情那样，我说这话毫无讽刺的意味。

    二 为对话而对话

    （保护人类杂志，1949.7）

    问：未来的前景是暗淡的。

    答：为什么？既然我们已经对最坏的情况都做好了准备，那就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只有理由去希望、去斗争。

    问：和谁一起斗争？

    答：为和平而斗争。

    问：无条件的和平主义者？

    答：无条件的抵抗运动战士，直到有了新秩序——且像别人说的那样，以极大的热情。

    问：总之，像人们说的那样，您并未参与其中。

    答：未参与这件事。

    问：这让人不能感到欣慰。

    答：是的。我试图开诚布公地参与其中。我会做出严肃的样子来的！而我又是顺从的：应当把罪犯叫做罪犯。我参与的是另一种事情。

    问：一个断然的“不”。

    答：断然的“是”。自然，有些人比较聪明，他们会就什么事达成一致。我对此无法表示反对。

    问：那又怎样呢？

    答：怎样，我赞成立场的多元化。您能支持那种对自己是否正确也不肯定的人吗？这正是我的情况。总之，我不会去谩骂那些与我意见不同的人。这正是我唯一与众不同的地方。

    问：能否说得更明确些？

    答：可以。根据纽伦堡法庭的定义，今天的俄国、美国和几位欧洲国家的统治者是战争的罪人。所有不论以这种还是那种方式支持他们的国内政策，所有在精神上或非精神上不谴责世界深受其害的神秘主义的教会，均带有犯下此种罪行的特征。

    问：什么神秘主义？

    答：那种想让我们相信强国政治不论怎样都会将我们带入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在那里可以最终实现社会的解放的神秘主义。强国政治意味着准备战争。备战进一步说就是战争本身，恰恰会使社会的解放成为不可能。

    问：那您又作何选择呢？

    答：我愿为和平而下注。这是我的乐观主义。但必须为和平做些事情，这将是艰巨的。这又是我的悲观主义。总之，我要参与的唯一活动是在国际上争取能得到不断发展的和平运动。真正的现实主义者恰恰在他们中间。而我与他们站在一起。

    问：您想到慕尼黑了吗？

    答：我想到了。我所了解的人们将不会以任何代价去赎买和平。但是，考虑到备战带来的不幸和一场新的战争将带来的难以想象的灾难，他们认为没有尽到一切努力之前我们不应当放弃和平。而且在慕尼黑已经签订了协定，还是两次。在雅尔塔和波茨坦。这些协定正是那些今天还十分想打仗的人签订的，并不是我们把东方人民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党人、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交给了苏联的法庭，也不是我们绞死了彼得科夫。这是那些签订了瓜分世界协定的人的所为。

    问：那些人指责您是个空想家。

    答：他们会这么做的。而我个人愿意接受这一角色，因为我对从事杀人的职业没有兴趣。

    问：有人会告诉您必须得这样做。

    答：这种人是不会少的。例如那些壮汉。这样可以对工作进行分工。

    ……

    问：结论呢？

    答：我刚才谈到的那些人，在他们为和平而工作的同时，还应当在国际上通过一项限制暴力的法律：取消死刑，谴责那些不明确期限的判决，谴责那些有追溯力的法律和集中营制度。

    问：还有吗？

    答：为了更加明确还应有另一个框架。不过，如果这些人有可能大批地参加到正在进行的和平运动中去，在国际上为了运动的统一而工作，以口头和典型的方式起草我们需要的新的社会契约，我认为他们于情于理都是符合真理的要求的。要是有时间我还会说，这些人应当努力保留那并不属于历史范畴中的个人生活的快乐。有人想让我们相信，今天的世界需要完全与他们的理论保持一致、能绝对服从信仰并一直为实现最终目的而奋斗的人。我认为在目前世界所处的情况下，这些人会做出更多的坏事而不是好事。让我们假设他们最终做的好事占了上风，不过我并不相信这会实现。我认为我们需要的是另一种人，他们关注的是保护细小的差异、生活的风格、幸福的机遇、爱情，最后还有即使已实现了完美的社会，他们的孩子们最终仍十分需要的那种来之不易的平衡。

    三 未发表过的访谈录

    “……当然，自称是革命者却不同意死刑、不同意需要限制自由和反对战争，这是毫无意义的。要是不说自己是革命者并赞扬死刑、剥夺自由和战争，那我们暂时就什么也不要说。这就等于在说你是反动分子，这恰是这个词最客观、最贴切的意思。这是因为现代的革命者们已经接受了这种语言。今天，我们全世界都经历过反动的历史。对一个人们尚不了解的时代来说，历史是由警察大国和金元帝国违背人民的利益、违背人类的真理而写成的。不过也许正因为此，人们也才存有希望。既然我们已不再经历革命的时代了，那至少让我们学会生活在这造反的时代吧。知道怎样说不，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都为革新创造活生生的价值，维护值得维护的东西，培育那些有生命力的东西，努力去寻求幸福以使人们对正义的渴望变得温和些，这就是人们要求重新振兴和满怀希望的原因。”

    “……有一种讹诈，今后将行不通了。有些神秘主义的东西，今后我们将会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我们将拒绝仍相信沙龙和政府部门中的基督教义会不受惩罚地遗忘掉监狱的基督教义。不过，由于基督教政府有着充当同谋的嗜好，我们将不会忘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指控式的理论，其辩证法只有在诉讼中才会起作用。我们将如实称呼那些集中营的东西，即使是社会主义也是如此。”

    “我们知道，我们的社会建立在谎言之上。而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剧，是曾在希望的色彩斑斓的幻影中看到了一种新的谎言代替了老的谎言。但至少，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强迫我们把暴君称做是救星及用保护人的托词来为杀害儿童而辩护了。这样我们将拒绝相信，哪怕是暂时的，要正义就必须取消自由。照他们的说法，所有的专制制度都是暂时的。他们对我们解释说，在反动的专制和进步的专制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这样，就产生了历史上的集中营和会带给人们希望的强迫劳动制度。假定这是真实的，我们至少还要对希望的期限提出问题。要是这种专制，哪怕是进步的专制会延续一代人的时间，那么这种专制对千百万人来说只能意味着要过奴隶的生活，除此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当暂时相当于一个人一生的时间时，对这个人来说，这就意味着是他的一切。再说，我们在这里是在诡辩。没有法律就没有正义，而如果没有这法定的言论自由就不会产生出法律。这个今天有很多人为之而死或让人而死的正义，仅仅是因为少数自由的思想家在历史上所作的努力才为之争得了言论自由的权利，才使人们今天能如此骄傲地谈起它。在这里，我仅对那些人们轻蔑地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人表示敬意。”

    为什么是西班牙？

    ——回答加布里埃尔·马塞尔

    （战斗报，1948.12）

    我在这里仅就您在《文学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戒严》一文中的两段内容作个回答。不过，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愿回答您或其他人对作为戏剧作品的剧本发表的批评意见。每当让人演出一个剧目或是出版一本书时，你都会处于被批评的地位，而且还得接受那个时代的审查制度。不管你想说什么，最好还是保持沉默。

    在您对一部关于专制独裁的剧目是发生在西班牙而感到惊讶的同时，您已经超越了您的批评的权利，您认为这种现象更应该指的是东方国家。在您写到这种做法既缺乏勇气也不诚实时，您实际上最终把发言权又交给了我。您的确有不少理由认为对这一选择我是有些不负责任的（让我们这样来解释：是巴罗这家伙的过错，他早已“恶贯满盈”了）。不幸的是剧情就发生在西班牙，这是我的选择，是我经过思索后的选择，选择剧情就发生在那里。我因此必须得面对您对我的机会主义和不诚实的谴责了。您将不会感到吃惊，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回答您。

    此外，如果您没有触及像西班牙这么严肃的主题，我很可能对您的指责就不会进行自我辩护（今天，又能到哪里去说理呢？）。因为我实在没有任何必要去说，我写《戒严》不想去恭维任何人。我是想直接抨击一下这种过去或现在按照右的、左的专制模式组成的政治社会。任何一位善意的观众都不会怀疑，这个剧本就其具有的高尚的、热爱人间的内容来说，就其反对专制国家，不论是俄国、德国或西班牙的空想和恐怖的方面来说，是站在个人和肉体一边的。一些严肃的医生每天都在思索着我们社会的衰败，并在深入地寻根求源。可能会找到根源。但对我们中最单纯的人们来说，时代的病患是由其效果，而不是由其产生的原因来诊断的。这个病患就叫做国家，警察国家或官僚主义国家。这种病患以各种意识形态为借口在各国的扩散，机械的和心理上的镇压手段带给它的屈辱性的安全，对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美好的东西来说构成了致命的危险。从这一观点出发，现代的政治社会，不论其内容如何，都是可鄙的。我并没有说别的什么，就这点来说《戒严》是一个决裂的行动，对什么也不愿放过。

    说清了上面的话之后，那么，为什么是西班牙呢？我对您说实话，处在您的位置上，提这样的问题我会感到有点羞耻。为什么是格尔尼卡·加布里埃尔·马塞尔？为什么，第一次，当世界还处在舒服的、可怜的睡梦状态之中，发生了这次会见，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是在向孩子们显示其专制集权的技术？是啊，为什么会有这种与我们紧密相关的会见？我们这一代人第一次亲眼目睹了非正义在历史上占了上风。无辜者的鲜血就在伪善的喋喋不休的闲谈之中流淌，这种闲谈至今还在继续着。为什么是西班牙？就因为我们中的几个人双手还沾满着洗不清的鲜血。不管反共主义有多少理由，我知道的理由也并不少，但假如它如此信赖自己却忘了这种非正义在我们政府同谋的合作下仍在继续，那是不会被我们接受的。我同样也大声说过，我也会说出对俄国集中营的看法。但这不会让我忘记达豪、布痕瓦尔德和几百万人的生命正危在旦夕，以及对西班牙共和国进行的十者杀一的可怕的镇压。而我不会原谅这发生在西欧的可怕的瘟疫，它现在正在更大的范围蹂躏着东欧地区。您写道，对那些消息灵通的人来说，此时此刻，那些令有尊严的人们最失望的消息并不来自西班牙。加布里埃尔·马塞尔，您错了。就在昨天，有五位政治反对派人士在那里被判处了死刑。而您却喜欢忘却，偏对这样的消息听而不闻。您忘记了，专制战争最初的子弹恰恰沾满的是西班牙人的鲜血。您忘记了，1936年，一位反叛的将军以基督的名义征召了一支摩尔人的军队，去反对西班牙共和国的合法政府，在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之后让非正义的事业取得了胜利，从那时起开始了一场持续了十年、至今还没有结束的镇压。是的，的确，为什么是西班牙？因为和很多人一样，您得了健忘症。

    还因为有一小撮法国人，他们使我无法对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我不知道法国是否曾将苏联的反对派拱手交给俄国政府。这种事可能就会发生，我们的精英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不过对西班牙来说正相反，我们已经做了不少事情。根据最臭名昭著的停战协议的条款，我们已经依照希特勒的命令，将西班牙的共和党人拱手交给了佛朗哥，在那些人中有著名的路易斯·孔帕尼斯。而孔帕尼斯在这种可耻的交易中被枪杀了。当然，这是维希政府干的，而不是我们。而我们，我们仅在1938年将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关到了集中营里，他从集中营出来后就死了。而在法国国家成了专制制度刽子手的帮凶那一天，谁曾大声反对过？没有。这可能是由于，加布里埃尔·马塞尔，那些本可以抗议的人像您一样认为，与他们最厌恶的俄国制度比起来这算不得什么事情。于是，就成了只不过是多枪毙一个人或少枪毙一个人的事情！但是，一个被枪毙的面孔，就是一个丑陋的伤口，而溃疡最终会扩展开来。溃疡最终会占了上风。

    那么，杀害孔帕尼斯的凶手在哪儿？在莫斯科还是在我国？应当回答：在我国。应当说是我们枪杀了孔帕尼斯，我们应当对随后发生的事情负责任。应当说我们因此事而丢了脸，而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保持对那个曾经是自由的西班牙，那个我们曾处在无足轻重地位却以卑下的方式背叛了的西班牙的记忆。的确，没有一个大国没有背叛这个国家，除了德国和意大利，他们曾当面枪毙西班牙人。但这对我们并不是一种安慰，而自由的西班牙仍在继续无声地要求我们做些弥补工作。我已尽了我的微薄力量做了我能做的事情，就是让你们感到愤怒。我要是更聪明点的话，会做更多的这种弥补工作，这就是我要说的一切。怯懦和欺骗在这里就是退让。不过考虑到您的关系，就这一问题我就谈到这里，我要控制住自己的情感。我也许最多还能对您说，任何一个有敏锐目光的人都不应感到惊奇，在不得不选择让人民讲话、让人民去谈论肉体和自豪感这类话题、反对独裁带来的耻辱和阴影的情况下，我选择了西班牙人民。我还是无法选择《读者文摘》在世界上的那些读者或《星期六晚报》和《法兰西星期日报》的读者。

    而您很可能急于想知道，为了结束我认为教会应起的作用的话题及我所作的解释。在这个问题上，我将作简短的说明。您会觉得这种作用是令人憎恶的，但我在我的小说中并不这么认为。不过，我应当在小说中对占领时期我所遇到的基督徒朋友们进行的正义斗争给予积极的评价。相反的是，我在我的剧本中却不得不谈西班牙教会过去所起的作用问题。我之所以把它的作用写得让人觉得可憎，那是因为西班牙教会在世界面前所起的作用是可憎的。不管承认这一点多么困难，但当您看到令您难堪的场景仅持续一分钟时，您会感到宽慰。而使整个欧洲的良知感到愤怒的场景，四年来却一直在继续。假如从第一天起那两位伟大的基督徒——一位是贝纳诺斯，现已亡故，一位是若泽·贝尔加曼，已被流放——没有大声疾呼的话，整个教会都可能会参与到西班牙主教们为处决而祈福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丑闻之中。贝纳诺斯若是还活着，在这个问题上，他是不会写出您所写的那些文字的。他知道，我剧本中作结语的话——“西班牙的基督徒们，你们被遗弃了”并没有蔑视您的信仰。他知道，要是说另外的话，或是保持沉默，那才是对真理的不敬。

    假如要我重新写《戒严》，我仍会让故事发生在西班牙，这就是我的结论。通过发生在西班牙的故事，今天也好，明天也好，所有的人都很清楚，写那里的判决是指向所有的专制社会的。不过，这至少还没有较为可耻的同谋。只有这样，而不是以别的方式，而且永远不能以别的方式，我们才能保持住自己抗议恐怖的权利。这也正是当您说我们绝对赞成政治秩序时我不能表示同意您的原因。因为您在同一种恐怖作斗争时却对另一种恐怖保持沉默。我们是不愿对任何事情保持沉默的那种人。我们全部的政治社会令我们作呕。只有当所有那些有着某种价值、为了在难以解决的矛盾之中寻找革新之路的人全部放弃了拯救的时候，才会得到拯救。而从现在起要达此目的，还必须得奋斗。但同时必须知道，专制制度并非建立在专制者的道德之上，它是建立在自由派的错误之上的。塔列朗的话是可鄙的，错误不比罪行更坏。但是，错误以导致罪行而终结，并成了罪行的托词。错误会使受害者感到绝望，因而错误也是有罪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能原谅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是一架使人失望的机器。

    您可能会感到，在这里为一个小小的托词却付出了那么多的热情。那么还是让我以个人的名义作个解释吧。我生活的世界使我反感，但我感到我与那些饱受痛苦的人是休戚相关的。有人有雄心壮志，但那不是我，而如要我必须凭着人们保留给那些很适应这个世界的人的可怜的特权走我的路的话，我是不会舒服的。不过我认为还有另一种雄心，这应是所有作家们应有的雄心：只要可能，就要尽我们的能力为那些像我们一样受奴役的人作证并呐喊。正是这种雄心让您在文章中提出了置疑。而当一个人被杀害时，除非这个人与您的思想一致，否则就引不起您的愤怒，只要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将永远不会承认您有那样的权利。

    自由的见证人

    1948年11月在普雷耶尔召开的一次全国作家会议上的讲话，发表在1948年12月20日的《左翼报》上。

    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被各种平庸而又残酷的意识形态所驱动，已习惯于对一切都感到耻辱。为他们自己、为幸福、为爱或创作而感到耻辱。那个拉辛为其《贝蕾尼丝》而感到耻辱、伦勃朗为画了《巡夜》而请求原谅的时代，可能会永远被打入了冷宫。今天的作家和艺术家因此而缺乏良知，而我们中的一些人经常为自己的职业而道歉则是时髦的事。

    事实上，有人对促使我们这么做还颇有热情。从这个政治社会的四面八方，那高叫声正冲着我们而来，迫使我们必须进行自我辩白。应当为我们的无用而辩白，同时还要为由于我们的无用、我们在服务于肮脏的事业而辩白。而当我们回答说要消除如此矛盾的指责十分困难时，人们就会对我们说，我们不可能在所有人的眼里都能解脱，但我们可以得到某些人慷慨的谅解，只要站在他们一边就行了，而且要相信他们的话，因为这是唯一正确的。如果这种游说没有成功，人们则又会对艺术家说：“你看看这个不幸的世界。你为它又做了些什么呢？”对这种厚颜无耻的讹诈，艺术家可以这样回答：“不幸的世界？我并没有助长这种情况。你们当中谁有资格也敢这样说呢？”说真的，我们中没有任何人在必要时会对来自绝望的人们的呼唤无动于衷。应当因此而感到有负罪感。我们被引入不是宗教的宗教中去了，这是最坏的结果。

    然而，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人们要我们进行的选择并不取决于这种选择本身，这种选择是由其他一些选择、以前的事实所决定的。而艺术家的首要选择，恰恰应当是当艺术家。而如果他选择了要成为一位艺术家，这是因为他考虑到了自身的情况及他对艺术独到的看法。如果这些理由很好地解释了他的选择，那么，这些理由很可能是继续帮他确定自己对历史看法的很好的理由。这至少是我的想法。今晚既然我们在以个人的名义自由地交谈，那我想谈简单一些，不去强调我并无体验的不良的意识，而是谈谈面对世界的不幸及由此我对我的职业产生的两种感受，即感激和自豪。由于需要自我辩白，我想解释的是，在我们的力量和能力的范围内，在一个被仇恨所折磨的世界上，我为什么要从事一种会使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平静地说出他不是任何人的死敌的职业。不过，对这一点需要进行解释。而我只有多少谈谈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和我们这些艺术家和作家决心要做的事情才能做到这点。

    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是个不幸的世界，需要我们做些事情来改变这个世界。这种不幸是什么呢？首先，这一不幸可以简单归结为：近年来人们在世界上进行了太多的杀戮，而一些人预言还会杀戮。如此大量的死亡，最终会使我们的生存空间不堪重负。当然，这并不是新鲜事。历史一直就是由头号杀人犯们写就的。并不是今天该隐杀死了亚伯。然而，正是今天该隐以逻辑推理为名杀死了亚伯，然后还要求得到荣誉军团勋章。我举个例子以便更好地解释我的观点。

    1947年11月大罢工时，各家报纸都报道了巴黎的刽子手也停止了自己的工作。但照我看，人们并没有认真注意到我们这位同胞的决定。他提出的要求很明确。他要求每次行刑都应发给他奖金，这符合任何企业的规定。但是，他还特别起劲地要求得到办公室主任的职位。他实际上想要求他为之忠诚服务的国家，给予他一个现代国家给予其优秀公仆的独一无二的确认和显著的荣誉，我想说的是行政官员的资格。这样一来，在历史的沉重压力之下，我们最后的几种自由职业消失了。因为这确实是由于历史的压力造成的。在野蛮时期，一种可怕的光环将刽子手置于社会的边缘。刽子手是职业上专门剥夺人的生命和肉体的人。他是，并且他自知自己是一种令人恐惧的工具。而这种恐惧同时又左右着人的生命的价值。今天，刽子手仅是保护社会贞操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他有理由不愿与可怜的厨师为伍，因为人们总认为后者的手脚不干净。在一个杀人和暴力已形成了理论，并正在成为一种制度的文明社会里，刽子手完全有权进入行政部门。说实在的，我们法国人已经有些落后了。差不多在世界各地，那些负责行刑的人已经坐到政府部门的座椅上了。他们仅仅是用图章代替了斧子而已。

    当死亡成了统计和行政部门管辖的事务时，这事实已经说明世界上的事情办得不怎么样了。不过，假如死亡已成了抽象的概念，那是因为生命也是一样。从人们开始让生命服从于意识形态的那一刻起，每个人的生命也就只能是抽象的概念了。我们的不幸就在于我们正处在意识形态的时代，专制的意识形态的时代。就是说，这是些非常固执的意识形态，只服从自己那愚蠢的理智或它们那短命的真理，认为只有在它们的统治下才能使世界得到拯救。而想统治某个人或某种事物，其实就是要使这个人失去生育能力，使其保持沉默或是要他去死。只要看看我们周围就能注意到这种现象了。

    没有对话就没有生命。而在我们世界的绝大部分地区，对话在今天已被论战所取代。二十世纪是论战和凌辱的世纪。论战在各国和每个人之间，甚至对过去人们漠不关心的学科来说，均已代替了传统的深思熟虑的对话。成千上万种声音夜以继日地天天重复着嘈杂的、千篇一律的论调，向人民抛出了洪水般的谎言及相互攻击、辩解和蛊惑人心的言辞。然而，什么是论战的机制？论战把对手当成敌人，从而将对手大而化之，拒绝正眼看他一眼。那个被我凌辱的人，我甚至不知道他眼睛的颜色，也不知道他有时微笑会是什么样子。借助于论战的激情，我们中四分之三的人已变成了瞎子，我们已脱离了生活的人群，而是生活在一个由影子组成的世界上。

    没有说服就没有生命。而今天的历史只有恐吓。人们活着也只带着这样的思想：他们大家有着某种共同的东西，他们总能聚会在一起。但是我们发现，有些人是人们无法说服的。对一位集中营的受害者来说，过去不可能，现在也不可能说服那些曾奴役他们的人，过去不应当那样做。这是因为这些人已不再是人，他们代表的是一种思想，一种体现从不屈服的意志的思想。想统治别人的人是聋子。在他面前，要么斗争，要么死亡。所以说今天的人们是生活在恐怖之中的。在《死亡者的书》中，可以读到公正的埃及人为了得到宽慰会说：“我没有给任何人制造过恐怖。”在这种情况下，在最后判决的那一天，我们将不会在受福人的行列中找到我们今天那些伟大的人。

    今后，这些聋子和瞎子被恐吓，身上带着票证，其整个生命都写入一张警察局的卡片中的影子们，都会被当成匿名的抽象物来对待，难道人们还会感到吃惊吗？有趣的是人们已注意到，从这类意识形态中产生出的制度，恰是系统地让人民背井离乡，把人民当做毫无生气的幽灵驱使在欧洲大陆，让他们仅在统计数字中，才体现出微不足道含义的那种制度。自从这些美妙的哲学出现在历史上以来，有众多的人，他们每个人过去都有自己的握手方式，最终他们都会被埋葬在一个极合乎逻辑的世界，为他们发明的流离失所者的两个开头的字母中了。

    是的，这一切都是合乎逻辑的。当你要把全世界都统一在一种理论的名下时，没有别的路可走，那就只能使这个世界像这种理论一样变得没有血肉，成为瞎子、聋子。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将人与生命和大自然联系在一起的根割断。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来，人们在伟大的欧洲文学中再也看不到真实的情景，这不是偶然的。今天出的重要书籍，不关心人们心灵的微妙变化、爱情的真谛，却只对法官、审判、起诉的机器感兴趣，不去打开窗户欣赏世界之美景，却小心地对孤独、苦恼的人们关上了窗子，这不是偶然的。一个吸收了欧洲所有思想的哲学家却写道，只有现代生活才能使思想家意识到自己本身，甚至还说大自然是抽象的，而只有理智才是具体的这种话，这也不是偶然的。这其实是黑格尔的观点，这是一场巨大的智力冒险的出发点，是最终会消灭一切事物的冒险。在大自然这个巨大的舞台上，这些醉梦中的思想家除了他们自己什么也看不见。这是极端的盲目。

    为什么说得这么远？那些看到过众多欧洲被毁坏的城市的人，知道我指的是什么。这些城市显现出一副成群的幽灵，正在寻找失去的友谊，正与自然和人们一同走在漫长的、通往世界末日道路上的世界景象。西方人的巨大悲剧在于人和历史的演变之间，大自然的力量和友谊产生的力量都已不复存在了。人的根已被割断，手臂已瘦得像干柴，已同命中注定给他挎在脖子上的绞架混同一起了。但至少，既然这个世纪已达到了丧失理智的顶点，那就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我们揭露它装作追逐理智王国的欺骗性，它只是在寻找已失去的爱的理智而已。我们的作家们很清楚这点，所有这一切最终都会借助于不幸的、不包括爱的那种代用品即道德。今天的人们也许能把一切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是他们了不起的地方。但至少有一样东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永远无法得到，即他们已失去了爱的力量。这就是他们之所以感到耻辱的原因。由于艺术家已为此付出，他们也是感到耻辱的。不过，应当至少得让他们说他们是为自己，而不是为职业而感到耻辱的。

    因为艺术的尊严是与这样的世界针锋相对的，并摈弃这样的世界。艺术品通过唯一本身的现实存在，否定意识形态有征服的权力。明日历史的内容之一就是斗争，征服者与艺术家的斗争，这种斗争已经开始了。然而，这两种人会给人们同样的结果。政治行为和创作，是反对世界无秩序、同样的反叛不同的两面。两种努力都会促使世界统一。很长时期以来，艺术家和政治革新者的事业已混在一起了。波拿巴和歌德有着同样的雄心壮志。只是波拿巴将战鼓留给了我们的中学，而歌德留给我们的是《罗马哀歌》。然而，自讲究效率的意识形态借助技术的力量出现以来，自从革命者借助巧妙的运动成为征服者以来，两种思想潮流开始分道扬镳。因为来自右的或左的征服者们所追求的，不是首先协调对立面的统一，而是要彻底消灭不同的意见。征服者要把一切拉平，而艺术家却要明辨差异。活着并以血肉和热情创作的艺术家知道，任何东西都不是简单的，在此物之外还有彼物存在。征服者希望彼物根本就不存在，他的世界，甚至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仅有主人和奴隶的世界。艺术家的世界是有活生生的争论和需要去理解的世界。我不知道有任何伟大的作品是仅仅建在仇恨之上的，而我们却知道有建立在仇恨之上的帝国。在一个征服者必然会成为行刑者和警察的时代，艺术家不得不成为抗命者。面对现代的政治社会，作为一个艺术家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毫不妥协地拒绝合作。要么，他就不得不放弃艺术。即使他愿意，他也不会成为运用现代意识形态的语言或方法的人的同谋。

    这就是为什么要我们申辩和介入是无用的和具有讽刺意味的原因。介入，我们尽管并非自愿还是介入了。为了结束我的话，我要说，不是斗争把我们变成了艺术家，而是艺术迫使我们变成了战士。因职责的缘故，艺术家成了自由的见证人，这就是他们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原因。因为职责，艺术家被牵连进极其纷繁复杂的历史情结之中，这情结会使人的血肉凝滞。世界就是这样，我们无论如何都置身其中，而本质上我们又都是今天那些正取得胜利的抽象的偶像的敌人，他们是国家和信徒们的偶像。正如利用补充的欺骗试图使人们相信这点一样，这一切并不是在道义和道德的名下进行的。我们不是道德家。看到我们那些改革家表现出的那种鉴定犯罪的德行，我们不必对此表示什么遗憾了。我们正是以很少人才有的热情，永远摈弃这种孕育着不理智因素的行径。

    这同时又决定了我们对所有人的友爱。为此，我们必须保护每个人孤独的权利，即让我们将不再是孤独的人。我们感到紧迫，我们不能单独从事这一工作。托尔斯泰写了他并未参加过的一场战争，完成了所有文学作品中最伟大的一部作品。我们的战争除了战争之外没让我们写出任何一些别的什么东西，而在同一时刻，战争却杀害了贝玑和几千名年轻的诗人。正是因为这样，我认为，通过阐述我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巨大分歧，今晚这些人的聚会是有意义的。在国境之外，有时人们并不知道，众多的人正在一同完成一项共同的作品，这一作品将会竖立在总作品的对面。所有的人一起，是的，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千百人，他们正努力在城市的喧闹声中将他们创作的无声形象树立起来。和他们在一起的，甚至还有那些不在这里的人和随着事态的发展有一天将会投身到我们之中的人。那些相信能用艺术方法为专制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人也一样，在他们的作品中，艺术的力量使宣传得以大行其道，要求他们作为真正的仆人的那种统一，并在不信任那些临时利用他们的人的同时，强制他们也拥有我们那种友爱。

    真正的艺术家不做政治上的赢家，他们不能轻率地接受让对手死亡，是的，我很清楚这点！他们与生在一起，而不站在死的一边。他们是肉体，而不是法律的见证人。要理解甚至属于他们的敌人的东西，这是他们的天性使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分辨好与坏。而那些最丑恶的罪犯，他们的嗜好就是剥夺别人的生命，他们认为，痛苦就是他们为人们而奉献的明证。这就是我们一直不能作出绝对的评判，也即不能同意绝对惩处的原因。在这个还有死刑的世界上，艺术家们应为那些拒绝死亡的人身上的某种东西而作证。不是刽子手的敌人，也不是任何人的敌人！这就是不朽的吉伦特派一直受到戴着金丝光亮塔夫绸袖套的山岳派的威胁和打击的原因。总之，这种不顺从的态度反因其不顺从而成就了其伟大。这一天将会来临，到那时，所有的人都会认识到这一点，尊重我们之间的分歧意见，我们之中最有价值的人们将会停止像过去那样相互厮杀。他们将认识到，他们最重要的天职是永远要保护对手持不同意见的权利。他们将会声明，即使会犯错误也不要杀害人，同时，让人家讲话要胜过在沉默和停尸房中的正确意见。他们将会证明，即使革命可以用暴力的手段取得胜利，但它却需要对话来使其得到巩固。他们将懂得，这种独特的使命会带给人们最震撼人心的友爱，在前途未卜战斗中的友爱和在尊严受到威胁时体验到的友爱，各年龄段知识分子在不间断同历史的抽象进行的斗争中，寻找超越历史即不论痛苦还是幸福的那种友爱。今天，已经壮丽地崛起的整个欧洲却在对他们高喊，这种做法是微不足道的和无用的。而在世界上，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为证明相反的道理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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