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梦中见到一座城，全地球上的一切其他城市，都不能攻胜他；
我梦见这城是一座新的朋友的城。
没有东西比健全的爱更伟大，它导引着一切。
它无时无刻不在这座城的人民的动作上容貌上，及言语上表现出来。
惠特曼（Whitman）
太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快要东来了。在这本杂志放在读者手中或书桌上时，他也许已经到了中国。
我可以预想得到；当太戈尔穿了他的印度的朴质的长袍，由经了远航而疲倦的船上，登到中国的岸上时，我们一定会热烈的崇拜的张开爱恋的两臂，跑去欢迎他；当他由挂满了青翠的松枝的门口，走到铺满了新从枝头撷下的美丽的花的讲坛上，当他振着他沉着而美丽的语声，作恳挚的讲演时，我们一定会狂拍着两掌，坐着，立着，甚至于站到窗台上，或立在窗外，带着热忱与敬意，在那里倾听，心里注满了新的愉快与新的激动。
诚然的，我们应该如此的欢迎他；然而我们的这种欢迎，似乎还不能表达我们对于他的崇敬，恋慕与感激之心的百一。
我们不欢迎残民以逞，以红血白骨筑凯旋门的凯萨，这是应该让愚妄的人去欢迎的；我们不欢迎终日以计算金钱为游戏的富豪，不欢迎食祖先的余赐的帝王或皇子，这是应该让卑鄙的人去欢迎的；我们不欢迎庸碌的乘机会而获享大名的外交家，政治家及其他的人，这是应该让无知的，或狡猾而有作用的人去欢迎的。
我们所欢迎的乃是给爱与光与安慰与幸福于我们的人，乃是我们的亲爱的兄弟，我们的知识上与灵魂上的同路的旅伴。
世界上使我们值得去欢迎的恐怕还不到几十个人。太戈尔便是这值得欢迎的最少数的人中的最应该使我们带着热烈的心情去欢迎的一个人！
他是给我们以爱与光与安慰与幸福的，是提了灯指导我们在黑暗的旅路中向前走的，是我们一个最友爱的兄弟，一个灵魂上的最密切的同路的伴侣。
他在荆棘丛生的地球上，为我们建筑了一座宏丽而静谧的诗的灵的乐园。这座诗的灵的乐园，是如日光一般，无往而不在的，是容纳一切阶级，一切人类的；只要谁是愿意，他便可以自由的受欢迎的进内。在这座灵的乐园里，有许多白衣的诗的天使在住着。我们愉悦时，他们则和着我们歌唱；我们忧郁时，他们则柔和的安慰着我们；爱者被他的情人所弃，悲泣如不欲生，他们则向他唱道：“你弃了我，自己走去了。我想我应该因你而悲伤，把你的孤寂的影像放在我的心上，织在一首金的歌里。但是，唉，我真不幸，时间不幸，时间是太短促了。青春一年一年的消磨了；春天是逃走了；脆弱的花是无谓的凋谢了，聪明的人警告我说，人生不过是荷叶上的一滴露水。难道我不管这一切，而只注视那以她的背向我的人么？那是很鲁笨的，因为时间是短促的。”当他听见这个歌声，他的悲思渐渐的如秋云似的融消了，他抹去了他的眼泪，向新的路走去；母亲失了她的孩子，镇日的坐在那里下泪，她们则向她唱出这样的一个歌来：“当清寂的黎明，你在暗中，伸出双臂，要抱你睡在床上的孩子时，我要说道，‘孩子不在那里呀！’——母亲，我走了。我要变成一股清风，抚摸着你，我要变成水中的小波，当你浴时把你吻了又吻。大风之夜，当雨点在树叶中淅沥时，你在床上，会听见我的微语，当电光从开着的窗口闪进你的屋里时，我的笑声也偕了他一同闪进了。如果你醒着躺在床上，想着你的孩子到了深夜，我便要从星里向你唱道，‘睡呀母亲，睡呀。’我要坐在照彻各处的月光上，偷到你的床上，乘你睡着时，躺在你的胸上。我要变成一个梦儿，从你眼皮的小孔中，钻到你睡眠的深处；当你醒起来吃惊的四顾时，我便如闪耀的萤火，熠熠的向暗中飞去了。当普耶大祭日，邻家的孩子们来屋里游玩时，我便要融化在笛声里，镇日在你心头震荡。亲爱的阿姨带了普耶礼来，问道，‘我的孩子在哪里呢，姊姊？’母亲，你要柔声的告诉她道，‘他呀，他现在是在我的瞳人里，他现在是在我的身体里，在我的灵魂里。’”她听了这个歌，她的愁怀便可宽解了许多，如被初日所照的晨雾一样，渐渐的收敛起来了；我们怀疑，伊们便能为我们指示出一条信仰大路来；我们失望，她们便能为我们重燃起希望的火炬来。总之，无论我们怎样的在这世界被损害，被压抑，如一到这诗的灵的乐园里，则无有不受到沁入心底的慰安，无有不从死的灰中再燃着生命的青春的光明来的。
我们对于这个乐园的伟大创造者，应该怎样的致我们的祝福，我们的崇慕，我们的敬爱之诚呢？
现在的世界，正如一个狭小而黑暗的小室。什么人都受物质主义的黑雾笼罩着，什么人都被这“现实”的小室紧紧的幽闭着。这小室里面是可怖的沉闷，干枯与无聊。在里面的人，除了费他的时力，费他的生命在计算着金钱，在筹思着互相剥夺之策，在喧扰的在暗中互相争辩着嘲骂着如盲目者似的以外，便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什么生的幸福都没有享到了。太戈尔则如一个最伟大的发见者一样，为这些人类发见了灵的亚美利亚，指示他们以更好的美丽的人的生活；他如一线绚烂而纯白的曙光，从这暗室的天窗里射进来，使他们得互相看见他们自己，看见他们的周围情境，看见一切事物的内在的真相。虽然有许多人，久在暗中生活，见了这光，便不能忍受的紧闭了两眼，甚且诅骂着，然而大多数肯睁了眼四顾的，却已惊喜得欲狂起来。这光把室内四周的美画和宏丽的陈设都照出来，把人类的内在的心都照出来。
光，我的光，充满世界的光，吻于眼帘的光，悦我心曲的光！
呵，可爱的光，这光在我生命的中心跳舞；可爱的光，这光击我爱情的弦便鸣，天开朗了，风四远的吹，笑声满于地上了。
《吉檀迦利》之五十七。
他们现在是明白世界，明白人生了。
我们对于这个伟大的发见者，这个能说出世界与人生的真相者，应该怎样的致我们的祝福，我们的崇慕，我们的敬爱之诚呢？
西方乃至全个世界，都被卷在血红的云与嫉妒的旋风里。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党派，都以愤怒的眼互视着，都在粗声高唱着报仇的歌，都在发狂似的随了铁的声，枪的声而跳舞着。他们贪婪无厌，如毒龙之张了大嘴，互相吞咬，他们似乎要吞尽了人类，吞尽了世界；许多壮美的人为此而死，许多爱和平的人被其牺牲，许多宏丽的房宇为之崩毁，许多珠玉似的喷泉，为之干竭，许多绿的草染了血而变色，许多荫蔽千亩的森林被枪火烧得枯焦。太戈尔则如一个伟人似的，立在喜马拉雅山之巅，立在阿尔卑斯山之巅，在静谧绚烂的旭光中，以他的迅雷似的语声，为他们宣传和平的福音，爱的福音。他的生命如“一线镇定而纯洁之光，到他们当中去，使他们愉悦而沉默”。他立在他们黑漆漆的心中，把他的“和善的眼光堕在他们上面，如那黄昏的善爱的和平，覆盖着日间的骚扰”。
世界的清晨，已在黑暗的东方之后等待着了。和平之神已将鼓翼飞来了。
他在祈祷，他在赞颂，他在等候。他的歌声虽有时而沉寂，而他的歌却仍将在未来者的活泼泼的心中唱将出来的，他的使命也终将能完成的。
我们对于这个伟大的传道者又应该怎样的致我们的祝福，我们的崇慕，我们的敬爱之诚呢？
他现在是来了，是捧了这满握的美丽的赠品来了！他将把他的诗的灵的乐园带来给我们，他将使我们在黑漆漆的室中，得见一线的光明，得见世界与人生的真相，他将为我们宣传和平的福音。
我们将如何的喜悦，将如何热烈的欢迎他呢？
任我们怎样的欢迎他，似乎都不能表示我们对于他的崇慕与敬爱之心的百一。
我醒起来，在清晨得到他的信。
当夜间渐渐的万籁无声，群星次第出现时，我要把这封信摊放在我的膝上，沉默的坐着。
萧萧的绿叶会向我高声的读它，潺潺的溪流，会为我吟诵着它，而七个智慧星，也将在天上对我把它歌唱出来。
《采果集》之四。
这是太戈尔他自己歌咏上帝的诗章之一，而我们现在也似乎有这种感想。我们表面上的热烈的欢迎，所不能表白的愉快与崇拜与恋慕，在这时是可以充分的表白出来。
他的伟大是无所不在的；而他的情思则惟我们在对着熠熠的繁星，潺潺的流水，或偃卧于绿荫上的绿草上，荡舟于群山四围的清溪里，或郁闷的坐在车中，惊骇的中夜静听着窗外奔腾呼号的大风雨时才能完全领会到。
我们应不仅为表面上的热烈的欢迎！
（原载1923年9月10日《小说月报》14卷第9期）
纪念几位今年逝去的友人
当这个“万方多难”的年头，逝去了几位友人，正有如万木森森的树林里，落下了两片三片的黄叶，那又算得什么事！我们该追悼无数为主义而脰折断颈的“烈士”，我们该追悼无数为抵御强权，为维护民族的生存而被大炮枪弹所屠杀的兵士，我们该追悼无数的在国内，国外任人烹割的，无抵抗的民众。我们真无暇纪念到我们自己的几位友人们，当这个“万方多难”的年头！
然而在这个“万方多难”的年头，逝去了的那几位友人，却正是无数的受苦难的民众的缩影。我们为那几位友人而哭，而哀悼，除了为我们的友情之外，也还有些难堪的别的情怀在。我们的勇士实在太少了。我们的诗才也实在太寥落了。当这个年头儿，该是许多勇士，许多诗人，为民众，为生活在这个古老的国土上的人类效力的时候，却正是那些最勇敢的勇士们受最难堪的苦难，而逝去，也正是那些最可珍异的诗才们受无妄之横祸的时候。站在最前面的一批，去了，远了，后继者有谁呢？真难说！这是我们所不得不为我们的逝去的友人们痛心的。我们常是太取巧了，太个人主义了，太自私了。站在任何主义的坚固的阵线上而作战的人们，在这古老的国里，几千年来就不多几个。现在是个大转变的时代，该产生出无数的意志坚定的战士，有为民众，为主义——不管他什么主义——而牺牲而努力。在过去的三五年间也真的产生了不少这样的无名的英雄们。这是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的一线新的生机。我们该爱护这新生的根芽，我们该培植这新生的德性。然而不然，最遭苦难的却正是他们！那不全是被“屠杀”，——当然那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也还有无数的别的不可说的法术儿，被用来销铄他们，毁亡他们。总之，要使意志坚定的最好的最有希望的青年们，在全国不见了踪迹。这是我们最可痛心的事。
至少，至少，我们该为国家爱惜有希望的人们，为民族爱惜意志坚定的战士们。这是我忆念到今年逝去的几位友人们便要觉得痛心的，不仅仅是为了个人有的友情而已。
一 胡也频先生
第一个该纪念的友人是胡也频先生，在今年逝去的友人们中。
胡先生的死，离现在已有好几个月了，我老想对他的死说几句话，老是没有机会。他的死是一个战士般的牺牲，是值得任何敌与友的致敬的。
凡是认识也频的人，没有一个曾会想到他的死会是那样的一个英雄的死。他是那样的文弱，那样的和平；他是一位十足的“绅士式”的文人，做着并不激刺的诗与小说的，谁会想得到他竟会遭际到那样的一个英雄的死？
也频的诗与小说，最早是在北平的《晨报》副刊和《现代评论》上发表的。在那个时代，他所写的诗与小说一点也没有比当代的一般流行的诗人和小说家们的作品有什么更足以招祸惹殃的所在。他的诗文散文，完全是所谓“绅士式”的文学：圆润，技巧；说的是日常的生活，绅士的故事。一丝半毫的反抗时代的影子，在那里都找不到。他们如百灵鸟在无云的天空，独自的歌啭着，他们如黄莺儿在枝头上跳跃不定的一声两声自得的鸣叫着。他们似还没有尝到任何真实的人间的生活的辛辣味儿。
后来，他到了上海。他的作品便常在《小说月报》上及他和丁玲，沈从文诸位自己所办的《红黑》上发表，他的作风还是一毫也不曾变动。他那时所写的，似以小说为最多。也只是些“绅士式”的小说。
有一天，他和从文同到我们那里来。
“我们组织了一个出版机关，要自己出个文艺杂志，”也频这样说，微笑的。
“要你们大家都帮忙才好呢，”从文说。
过几天，果然有“红黑社”请客的通知来。
那一天在静安寺路华安公司的楼上，举行了一次很盛大的宴会，倒有不少我所不认识的士女。也频和丁玲是那样殷勤的招待着。也频的瘦削的脸上，照耀着喜悦的颜色。他是十足的表现着“绅士式”的文人的气度，——但恐怕这便是最后的一次了。
《红黑》出版了几期，听说《红黑》的出版部，发生了问题。没有别的，只为的是：“红”“黑”两个字太鲜明得碍目。于是不管它的内容如何，便来了一次不很愉快的干涉和阻碍。在那个时候，也频定受有很大的刺激与冲动。后来的转变，或已于此时植下很深的根芽。
有半年之久，他所做的仍是那一类“绅士式”的小说。那时他的生活似很艰苦，常常要为了生活而做小说，要为了卖小说而奔走着。在那个时候，他是和“现实的生活”窄路相逢了；他和它面对面的站着。常有被它吞没下去的危险。但他始终是挣扎着，并不退却，也并不转入悲观。
常是为了“没有米了”，“房钱是来催迫过好几趟了”的题目，执持了匆匆完稿的作品去出卖。
逢到“婉辞拒却”的机会是不少的，但也颇始终保持着他的雍容大量的绅士态度，一点也不着恼。把他的文字作严刻的讥弹着的也有，但他仍是很虚心的并不表现出不愉快的态度来。
我不曾见过那么好脾气的小说家，诗人。
在那个时候，他和我见面的时候不少。他那生疏的福州话，常使我很感动。我虽生长在外乡，但对于本地的乡谈，打得似乎要比他高明些。他和我是无话不谈的，在那时候。
不知在什么时候，他的作风，他的生活突然的起了一个绝大的转变，这个大转变，使他由“绅士”一跃而成为一个战士，使他由颓唐的文人的生活，一变而成为一位勇敢的时代的先驱。
他的爽直的性格，真纯的意志，充足的生活力，以至他的富有向前进的精神，都足以使他毫不踌躇的实现他的这个转变，使他并不退缩的站到时代的最前线去。
我记得，他有好几个月不来了。在前年的冬天，一个灰暗的下午，他又来了，带了一包的原稿。
“我现在的作风转变了，这是转变后的第一篇小说，中篇的，请你看看，可否有发表的机会。”
那中篇小说的题目是《到莫斯科去》。我匆匆的翻了一遍，颇为他的大胆的记述和言论所震动。
“等我细细拜读一下再说。假如没有什么‘违碍’，发表当然是不成问题的。”我说。
我不好意思立刻便对他说，那题目便是一个最会“触犯时忌”的标帜。
像那样坦白的暴露着最会“触犯时忌”的事实的小说，在当时的出版物上，至少在《小说月报》上——是没法可以发表的。所以第二次他来了时，我便真心抱歉的对他说道：
“实在太对不住了，这部中篇，为了有‘违碍’，月报上似乎是不能发表的。”
也频非常明了我的地位，他微笑道：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我也知道有些‘不便’。但请你指教这小说里有什么不妥当的所在？”
我坦白的说出了我的意见。他很觉得同意。
以后，他依然常常来，还常常拿稿子来，但不常常是他自己的，有时是丁玲的，有时是从文的。他还不时的说穷，但精神却极为焕发，似乎他的兴会比往常都好。我知道他在“工作”，但我决不问他什么——我向来是绝对不打听友人们的行动的。在他小说里，我见到他是时时很坦白的在诉说他的“工作”的情形，以及心理上的转变与进展。
在去年下半年的小说里，他似仍在写着他自己的“工作”的事；但在那时，有一件在他生活里比较重要的事发生，那便是丁玲的生孩子。
为了这件事，他奔走筹划了不少时候。他所写的《母亲》和《牺牲》的两个短篇，便可充分的表现出他那时的心理的变化。我以为，在他的许多小说里，那两篇是要归入最好的一边，就技巧而论。
他这件家庭的事，刚刚忙过去不久，不料一个惊人的消息便接着而来，那便是他的被捕。我始终不大明白他被捕的真实原因何在。关于这，有种种的传言。
从他被捕以后，由丁玲、从文那里，时时得到如何设法营救他的消息。
突然的，又有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那便是他已经是如一个战士般的牺牲了。关于这，又有种种的传言。其中的一个是，在一个死寂的中夜的时候，有人听见一队少年们高唱着《国际歌》，接着“拍拍拍”的一阵枪声，便将这激昂高吭的歌声永远，永远的打断了。
也频便是这样的战士般的死去，据说。
谁知道呢？
但从此以后，便不再听见关于营救他的消息了，也不再听到关于他的任何的消息了。
他是这样的得到一个英雄的死！凡是认识也频的人谁还会想得到呢？！
二 洛生先生
第二个该纪念的友人是洛生先生。
洛生是他的笔名，他的真实的姓名是恽雨棠。
我有好久不知道洛生是何等样人，虽然在《小说月报》上已几次的登载过他的文字，——正如我有好久不知道巴金先生是谁一样。大约是前年的秋天吧，同事的某先生送来了一册文稿，他说：“这是一个朋友转交来的，不知《小说月报》上可登否？”
那是题为《苏俄文艺概论》的一册原稿，底下作者的署名是“洛生”二字。
我读了那册原稿，觉得叙述很有条理，在那几万个字里，已将我们所想知道的俄国大革命后的文坛的历史与现状，说得十分的明白，一点也不含糊。
我很想知道洛生是谁，但那位同事，他也不明白。他说，只知道洛生是曾经到过俄国的，他的俄文程度很不坏而已。
我不再追问下去。
我很想请洛生多译些小说或论文，但自从刊出《概论》之后，总有半年多没有得到他的消息，也再没有人提起过他。
我不知道他的所在，我不知道他是谁。
有一天，在早晨成堆的送来的邮件里，我得到一封署名为洛生的信，他说，约定在某一天来看我，有事面谈。
我很高兴，我终于能见到这位谜似的洛生。
他依约而来。会客单上写的仍是“洛生”两个字。
他是一位身材高大的人，脸部表现久历风霜的颜色。从他那坚定有威的容颜上便知道他定是一位意志异常的坚定的。在我的许多友人们里，似没有比他更为严肃，坚定的。我们没有谈过一句题外话。他来，是为了稿件的事，谈完了，便告辞。
我一点也不曾想到要问他的姓名。
后来，他不时的来，也总是为了文稿的事。我们渐渐的熟悉了。从他的评判和论断上看来，足以见出他是一位很左倾的意志坚定的人物。他的来，常是那样的神秘，有时戴了帽檐压在眉前的打鸟帽，有时戴着眼镜，有时更扮以一位穿短衫的工人般的人物。
我不便问他的事。但我很担心他的行动。
有人告诉我，他看见洛生穿着一身敞着前胸的蓝布短衣，在拉着洋车呢！有一天。
他是那样的谜般的行动，正如他的那样的谜般的姓氏一样。
有一次，当四月的繁花怒放的时候，他来了，表示着很严重的神色。正是下午，我坐在沉闷的工作室里，实在有些感着“春”的催睡的威力。他的来，使我如转入另一个气候里。我顿时的清醒了，振作了。
他是来和我谈当时正在流行着的“新兴文艺”的问题的。
他问我对这有什么意见，还有：
“你的杂志的态度，究竟如何？”
虽然我和他不是很生疏，但这一次那末正式的严重性的访问，颇使我觉得窘。
我只得将我的及杂志的地位，详细的使他明了。
他没有再追问下去。他当时那副严重的神色，我还记得很清楚。
方先生从日本回来，我告诉他，有洛生这样的一个人。
“我去打听打听看，高大的个儿，大约是G吧？”方说。
“也许是的。”
第二次见到方时，方说：“我已经打听出来了，他不是G，乃是我们的旧同事——在定书柜上办事的恽雨棠。”
说起恽雨棠，我便记起很早的一位《小说月报》的投稿者来，恽君是曾在《小说月报》上登过一篇小说的。我记得，他用的是很讲究的毛边纸写的，写的字体很清秀可喜，写的故事，也是一篇富于家庭的趣味的事。我的想象中，始终以他为一个很文雅的瘦弱的如一般文人似的人物。
谁想得到这位洛生，便会和那位恽雨棠是同一个人。
自知道了洛生的真实的姓氏之后，便再也见不到他。
有人传说，洛生在闹着恋爱的问题，到外城去了。
但他不再来。
又有人传说，洛生和他的妻，已一同被捕了。
他的不曾再度出现，大约可证实了这个传说吧。
过了一二个月，又有传说。洛生和他的妻，都已如战士般的同被牺牲了。
在如今的一个大时代里，这种的牺牲不是少见的。
但他不再来！
洛生，谜般的出现，便也这样的谜般的消失了。
但他不再来！永远的不再来！
三 徐志摩先生
第三个应该纪念的是徐志摩先生。
我万想不到要追悼到志摩！他的印象，他的清臞的略带苍白的面容，他的爽脆可喜的谈笑，还活泼泼的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和他最后一次的见面是在四个礼拜以前，适之先生的家中。他到了北平，便打电话来找我，我在他的房里坐了两三点钟。我们谈的话都是无关紧要的，但也都是无顾忌的。他的态度仍如平常一般的愉快，无思虑。想不到在四个星期之后，我们便永远的再见不到他了！——我们住在乡下的人，消息真是迟钝，便连他南下的消息，也还不曾听到过呢。我还答应过清华的同学，说要找他来讲演。不料这句话刚说得不到几天，我们便再也听不到他的谈吐，他的语声了！
地山告诉我说，他最后见到志摩的一天，是在前门的拥挤的人群里，志摩和梁思成君夫妇同在着。
“地山，我就要回济南去了呢。”志摩说。
“什么时候再回北平来呢？”
志摩悠然仍带着开玩笑似的态度说道：“那倒说不上。也许永不再回来了。”
地山复述着最后这句话时，觉得志摩的话颇有些“语谶”。
前天在北海的桥上遇见了铁岩。我们说到了志摩的死。铁岩道：
“事情是有些可怪。志摩的脸色不是很白的么？但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觉得他的脸上仿佛罩上了一层黑光。”
这些都是事后的一种想当然的追忆，未必便是真实的预兆，也许我是太不细心了，这种的预兆，压根儿便不曾在我的心上飘浮过。
其实，志摩的死，也实在太突然了，太意外了，致使我们初闻的时候，都不会真确的相信。我见到报纸后，立即打电话去问胡宅：
“报纸载的徐志摩先生的事靠得住么？”
回复的话是：“靠得住的；徐志摩先生确已逝世了。”
“有什么人到济南去料理呢？”
“去的是张慰慈，张奚若几位先生。”
当我第一天见到报纸，载着一架飞机失事了，死了两个机师，一位乘客的失事时，只是慨叹而已。谁想得到，那位乘客便会是志摩！
志摩不死于病，不死于国事，不死于种种的“天灾人祸”之中，而死于空中，死于烈焰腾腾，火星乱迸的当儿，这真是一个不平凡的死，且是一个太无端的死！
也频、洛生的死，是战士般的牺牲；志摩的死，却是何所为的呢？
我们慨叹于一位很有希望的伟大的诗人的逝去，但我们也不忍因此去责备任何人。责备又何所用呢？
志摩是一位最可交的朋友，凡是和他见过面的人，都要这样说。他宽容，他包纳一切，他无机心，这使他对于任何方面，都显得可以相融洽。他鼓励，他欣赏，他赞扬任何派别的文学，受他诱掖的文人可真是不少！人家误会他，他并不生气；人家责骂他，他还能宽容他们。诗人，小说家都是度量狭小得令人可怕的，志摩却超出于一切的常例之外，他的度量的渊渊颇令人难测其深处。
他在上海发起笔会。他的主旨，便在使文人们不要耗废（费）时力于因不相谅解而起的争斗之中。他颇想招致任何派别的文学家，使之聚会于一堂，俾得消灭一切无谓的误会。他很希望上海的左翼文人们，也加入这个团体。同时，连久已被人唾弃的“礼拜六”派的通俗文士们，他也想招致（我是最反对他要引入那些通俗文士们的意思的）。虽然结果未必能够尽如他意，然他的心力却已费得不少了。
在当代的文坛上像他那样的不具有“派别”的旗帜与偏见的，能够融洽一切，宽容一切的，我还没有见过第二个人。
他是一位很早的文学研究会的会员，但他同别的会社也并不是没有相当的联络，他是一位新月社的最努力的社员，但他对于新月社以外的文学运动，也还不失去其参加的兴趣。
他只知道“文学”，他只知道为“文学”而努力，他的动机和兴趣都是异常的纯一的，所以他决不会成为一位偏执的人。
许多人对于志摩似乎都有些误会。
有的人误会志摩是一个华贵的“公子哥儿”。他们以为：他的生活是异常的愉快与丰富的，他是不必“待米下锅”的，他是不必顾虑到他的明天乃至明年以后的生计的。在表面上看，这种推测倒未必错。他的外表，他的行动，似是一位十足的“公子哥儿”。可惜他做“公子哥儿”的年代恐怕是未必很久。他的父母的家庭的情况，倒足以允许他做一位无忧无虑的“公子哥儿”。但他却早已脱去了家庭的羁绊而独立维持着他自己的生计。他在最近三五年里我晓得，常是为衣食而奔走于四方。他并不充裕。他常要得到稿费以维护家计。有一个时期，他是靠着中华书局的不多的编辑费做他的主要的生活费。有一个时期，他奔走于上海、南京之间，每星期要往来京沪路一次，身兼中大与光华两校的教席，为的是家计！
有的人误会志摩是一位像春天的蛱蝶般的无忧无虑的人物。他们以为志摩的生活既极华贵，舒适，他的心地更是优游愉快；似没有一丝一抹的忧闷的云影曾飞浮过他的心头。我们见到他，永远见到的是恬静若无忧虑的气度，永远见到的是若庄、若谐的愉快的笑语与风趣盎然的谈吐。其实，在志摩的心头，他是深蕴着“不足与外人道”的苦闷的。他的家庭便够他麻烦的了。他的家庭之间，恐怕未必有很怡愉的生活（请恕我太坦率了的诉说）。有好几年了，他只是将黄连似的苦楚，向腹中强自咽下。他决不向人前诉过一句。也亏得他的性情本来是乐天的，所以常只是以“幽默”来替换了他的“无可奈何的轻喟”。这在他的近几年的诗里，有隐约的影子存在着。我们都可见得出。
更有的人误会志摩只是一位歌颂人世间的光明的诗人，只是一位像站在阳光斑斑斓斓的从树叶缝中窥射下去的枝头上的鸟儿似的，仅是啭唱着他自己的愉快的清歌，因此，这个误会，我们也可以将志摩自己的许多诗与散文去消释了它。志摩的生活并不比生在这个大时代的任何人愉快得多少；他的对于人世间的事变，其感受性的敏捷，也并不下于感受性最敏捷的人们。他所唱的并不全是欢歌。特别是这几年，他的诗差不多常常是充满了肃杀，消极的气氛，下面是一个例：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
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
手扪索着冷壁的黏潮，
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
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
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
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猛虎集》九十页以下
这是许多年来的尝够了人世间的“辛苦艰难”发出来的呼号。志摩也许曾尝过人生的软咍咍的甜蜜，但这许多年来，他所尝到的人生，却是苦到比黄连更要苦的，致使那么活泼的乐天多趣的志摩，也不由得不如他自己所说的成了：“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猛虎集》序五页）
经了这种痛苦与压迫之下，志摩是变了一个人，他的诗也在跟着变。他有成为一位比他现在所成就更为远大，更为伟大的诗人的可能。很可惜的，就在这个转变的时代里，一场不可测的“横祸”竟永远的永远的夺去了志摩的舌与笔！
我不仅为友情而悼我的失去一位最恳挚的朋友，也为这个当前大时代而悼它失去了一位心胸最广，而且最有希望的诗人！
（原载1931年12月《文学月刊》第2卷第1期和1932年1月《文学月刊》第2卷第2期）
记黄小泉先生
我永远不能忘记了黄小泉先生。他是那样的和蔼、忠厚、热心、善诱。受过他教诲的学生们没有一个能够忘记了他。
他并不是一位出奇的人物；他没有赫赫之名；他不曾留下什么有名的著作，他不曾建立下什么令年轻人眉飞色舞的功勋。他只是一位小学教员，一位最没有野心的忠实的小学教员。他一生以教人为职业。他教导出不少位的很好的学生。他们都跑出他的前面，跟着时代走去，或被时代拖了走去。但他留在那里，永远的继续的在教诲，在勤勤恳恳的做他的本分的事业。他做了五年，做了十年，做了二十年的小学教员，心无旁骛，志不他迁，直到他儿子炎甫承继了他的事业之后，他方才歇下他的担子，去从事一件比较轻松些，舒服些的工作。
他是一位最好的公民。他尽了他所应尽的最大的责任；不曾一天躲过懒，不曾想到过变更他的途程。——虽然在这二十年间尽有别的机会给他向比较轻松些，舒服些的路上走去。他只是不息不倦的教诲着，教诲着，教诲着。
小学校便是他的家庭之外的唯一的工作与游息之所。他没有任何不良的嗜好，连烟酒也都不入口。
有一位工人出身的厂主，在他从绑票匪的铁腕之下脱逃出来的时候，有人问他道：“你为什么会不顾生死的脱逃出来呢？”
他答道：“我知道我会得救。我生平不曾做过一件亏心的事，从工厂出来便到礼拜堂；从家里出来便到工厂。我知道上帝会保佑我的。”
小泉先生的工厂，便是他的学校，而他的礼拜堂也便是他的学校。他是确确实实的不曾到过第三个地方去；从家里出来便到学校，从学校出来便到家里。
他在家里是一位最好的父亲。他当然不是一位公子少爷，他父亲不曾为他留下多少遗产。也许只有一所三四间屋的瓦房——我已经记不清了，说不定这所瓦房还是租来的。他的薪水的收入是很微小的。但他的家庭生活很快活。他的儿子炎甫从少是在他的“父亲兼任教师”的教育之下长大的。炎甫进了中学，可以自力研究了，他才放手。但到了炎甫在中学毕业之后，却因为经济的困难，没有希望升学，只好也在家乡做着小学教员。炎甫的收入极小，对于他的帮助当然是不多。这几十年间，他们的一家，这样的在不充裕的生活里度过。
但他们很快活。父子之间，老是像朋友似的在讨论着什么，在互相帮助着什么。炎甫结了婚。他的妻是我少时候很熟悉的一位游伴。她在他们家里觉得很舒服。他们从不曾有过什么不愉快的争执。
小泉先生在学校里，对于一般小学生的态度，也便是像对待他自己的儿子炎甫一样；不当他们是被教诲的学生们，不以他们为知识不充足的小人们；他只当他们是朋友，最密切亲近的朋友。他极善诱导启发，出之以至诚，发之于心坎。我从不曾看见他对于小学生有过疾言厉色的责备。有什么学生犯下了过错，他总是和蔼的在劝告，在絮谈，在闲话。
没有一个学生怕他，但没有一个学生不敬爱他。
他做了二十年的高等小学校的教员，校长。他自己原是科举出身。对于新式的教育却努力的不断的在学习，在研究，在讨论。在内地，看报的人很少，读杂志的人更少；我记得他却定阅了一份《教育杂志》（？）这当然给他以不少的新的资料与教导法。
他是一位教国文的教师。所谓国文，本来是最难教授的东西；清末到民国六七年间的高等小学的国文，尤其是困难中之困难。不能放弃了旧的四书五经，同时又必须应用到新的教科书。教高小学生以《左传》《孟子》和《古文观止》之类是“对牛弹琴”之举。但小泉先生却能给我们以新鲜的材料。
我在别一个小学校里，国文教员拖长了声音，板正了脸孔，教我读《古文观止》。我至今还恨这部无聊的选本！
但小泉先生教我念《左传》，他用的是新的方法，我却很感到趣味。
仿佛是，到了高小的第二年，我才跟从了小泉先生念书。我第一次有了一位不可怕而可爱的先生。这对于我爱读书的癖性的养成是很有关系的。
高小毕业后，预备考中学。曾和炎甫等几个同学，在一所庙宇里补习国文。教员也便是小泉先生。在那时候，我的国文，进步得最快。我第一次学习着作文。我永远不能忘记了那时候的快乐的生活。
到进了中学校，那国文教师又在板正了脸孔，拖长了声音在念《古文观止》！求小泉先生时代那末活泼善诱的国文教师是终于不可得了！
所以，受教的日子虽不很多，但我永远不能忘记了他。
他和我家有世谊，我和炎甫又是很好的同学，所以，虽离开了他的学校，他还不断的在教诲我。
假如我对于文章有什么一得之见的话，小泉先生便是我的真正的“启蒙先生”，真正的指导者。
我永远不能忘记了他，永远不能忘记了他的和蔼，忠厚，热心，善诱的态度——虽然离开了他已经有十几年，而现在是永不能有再见到他的机会了。
但他的声音笑貌在我还鲜明如昨日！
二十三年七月九日在张家口车上
（原载1934年9月《太白》创刊号）
北平
你若是在春天到北平，第一个印象也许便会给你以十分的不愉快。你从前门东车站或西车站下了火车，出了站门，踏上了北平的灰黑的土地上时，一阵大风刮来，刮得你不能不向后倒退几步；那风卷起了一团的泥沙；你一不小心便会迷了双眼，怪难受的；而嘴里吹进了几粒细沙在牙齿间萨拉萨拉的作响。耳朵壳里，眼缝边，黑马褂或西服外套上，立刻便都积了一层黄灰色的沙垢。你到了家，或到了旅店，得仔细的洗涤了一顿，才会觉得清爽些。
“这鬼地方！那末大的风，那末多的灰尘！”你也许会很不高兴的诅咒的说。
风整天整夜的虎虎的在刮，火炉的铅皮烟通，纸的窗户，都在乒乒乓乓的相碰着，也许会闹得你半夜睡不着。第二天清早，一睁开眼，呵，满窗的黄金色，你满心高兴，以为这是太阳光，你今天将可以得一个畅快的游览了。然而风声还在虎虎的怒吼着。擦擦眼，拥被坐在床上，你便要立刻懊丧起来。那黄澄澄的，错疑作太阳光的，却正是漫天漫地的吹刮着的黄沙！风声吼吼的还不曾歇气。你也许会懊悔来这一趟。
但到了下午，或到了第三天，风渐渐的平静起来。太阳光真实的黄亮亮的晒在墙头，晒进窗里。那份温暖和平的气息儿，立刻便会鼓动了你向外面跑跑的心思。鸟声细碎的在鸣叫着，大约是小麻雀儿的唧唧声居多。——碰巧，院子里有一株杏花或桃花，正涵着苞，浓红色的一朵朵，将放未放。枣树的叶子正在努力的向外崛起。——北平的枣树是那末多，几乎家家天井里都有个一株两株的。柳树的柔枝儿已经是透露出嫩嫩的黄色来。只有硕大的榆树上，却还是乌黑的秃枝，一点什么春的消息都没有。
你开了房门，到院子里，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啊，好新鲜的空气，仿佛在那里面便挟带着生命力似的。不由得不使你神清气爽。太阳光好不可爱。天上干干净净的没半朵浮云，俨然是“南方秋天”的样子。你得知道，北平当晴天的时候，永远的那一份儿“天高气爽”的晴明的劲儿，四季皆然，不独春日如此。
太阳光晒得你有点暖得发慌。“关不住了！”你准会在心底偷偷的叫着。
你便准得应了这自然之招呼而走到街上。
但你得留意，即使你是阔人，衣袋里有充足的金洋银洋，你也不应摆阔，坐汽车。被关在汽车的玻璃窗里，你便成了如同被蓄养在玻璃缸的金鱼似的无生气的生物了。你将一点也享受不到什么。汽车那末飞快的冲跑过去，仿佛是去赶什么重要的会议。可是你是来游玩，不是来赶会。汽车会把一切自然的美景都推到你的后面去。你不能吟味，你不能停留，你不能称心称意的欣赏。这正是猪八戒吃人参果的勾当。你不会蠢到如此的。
北平不接受那末摆阔的阔客。汽车客是永远不会见到北平的真面目的。北平是个“游览区”。天然的不欢迎“走车看花”——比走马看花还杀风景的勾当——的人物。
那末，你得坐“洋车”——但得注意：如果你是南人，叫一声黄包车，准保个个车夫都不理会你，那是一种侮辱，他们以为。（黄包，北音近于王八。）或酸溜溜的招呼道：“人力车，”他们也不会明白的。如果叫道：“胶皮，”他们便知道你是从天津来的，准得多抬些价。或索性洋气十足的，叫道，“力克夏，”他们便也懂，但却只能以“毛”为单位的给车价了。
“洋车”是北平最主要的交通物。价廉而稳妥，不快不慢，恰到好处。但走到大街上，如果遇见一位漂亮的姑娘或一位洋人在前面车上，碰巧，你的车夫也是一位年轻力健的小伙子，他们赛起车来，那可有点危险。
干脆，走路，倒也不坏。近来北平的路政很好，除了冷街小巷，没有要人、洋人住的地方，还是“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之外，其余冲要之区，确可散步。
出了巷口，向皇城方面走，你便将渐入佳景的。黄金色的琉璃瓦在太阳光里发亮光，土红色的墙，怪有意思的围着那“特别区”。入了天安门内，你便立刻有应接不暇之感。如果你是聪明的，在这里，你必得跳下车来，散步的走着。那两支白石盘龙的华表，屹立在中间，恰好烘托着那一长排的白石栏杆和三座白石拱桥，表现出很调和的华贵而苍老的气象来，活像一位年老有德、饱历世故、火气全消的学士大夫，没有丝毫的火辣辣的暴发户的讨厌样儿。春冰方解，一池不浅不溢的春水，碧油油的可当一面镜子照。正中的一座拱桥的三个桥洞，映在水面，恰好是一个完全的圆形。
你过了桥，向北走。那厚厚的门洞也是怪可爱的（夏天是乘风凉最好的地方）。午门之前，杂草丛生，正如一位不加粉黛的村姑，自有一种风趣。那左右两排小屋，仿佛将要开出口来，告诉你以明清的若干次的政变，和若干大臣、大将雍雍锵锵的随驾而出入。这里也有两支白色的华表，颜色显得黄些，更觉得苍老而古雅。无论你向东走，或向西走，——你可以暂时不必向北进端门，那是历史博物馆的入门处，要购票的。——你可以见到很可愉悦的景色。出了一道门，沿了灰色的宫墙根，向西北走，或向东北走，你便可以见到护城河里的水是那末绿得可爱。太庙或中山公园后面的柏树林是那末苍苍郁郁的，有如见到深山古墓。和你同道走着的，有许多走得比你还慢，还没有目的的人物；他们穿了大袖的过时的衣服，足上登着古式的鞋，手上托着一只鸟笼，或臂上栖着一只被长链锁住的鸟，懒懒散散的在那里走着。有时也可遇到带着一群小哈叭狗的人，有气势的在赶着路。但你如果到了东华门或西华门而折回去时，你将见他们也并不曾往前走，他们也和你一样的折了回去。他们是在这特殊幽静的水边溜达着的！溜达，是北平人生活的主要的一部分；他们可以在这同一的水边，城墙下，溜达整个半天，天天如此，年年如此，除了刮大风，下大雪，天气过于寒冷的时候。你将永远猜想不出，他们是怎样过活的。你也许在幻想着，他们必定是没落的公子王孙，也许你便因此凄怆的怀念着他们的过去的豪华和今日的沦落。
拍的一声响，惊得你一大跳，那是一个牧人，赶了一群羊走过，长长的牧鞭打在地上的声音。接着，一辆一九三四年式的汽车呜呜的飞驰而过。你的胡思乱想为之撕得粉碎。——但你得知道，你的凄怆的情感是落了空。那些臂鸟驱狗的人物，不一定是没落的王孙，他们多半是以驯养鸟狗为生活的商人们。
你再进了那座门，向南走，仍走到天安门内。这一次，你得继续的向南走。大石板地，没有车马的经过，前面的高大的城楼，作为你的目标。左右全都是高及人头的灌木林子。在这时候，黄色的迎春花正在盛开，一片的喧闹的春意。红刺梅也在含苞。晚开的花树，枝头也都有了绿色。在这灌木林子里，你也许可以徘徊个几个小时。在红刺梅盛开的时候，连你的脸色和衣彩也都会映上红色的笑影。散步在那白色的阔而长的大石道，便是一种愉快。心胸阔大而无思虑。昨天的积闷，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你将不再对北平有什么诅咒。你将开始发生留恋。
你向南走，直走到前门大街的边沿上，可望见东西交民巷口的木牌坊，可望见你下车来的东车站或西车站，还可望见屹立在前面的很弘伟的一座大牌楼。乱纷纷的人和车，马和货物；有最新式的汽车，也有最古老的大车，简直是最大的一个运输物的展览会。
你站了一会，觉得看腻了，两腿也有点发酸了，你便可以向前走了几步，极廉价的雇到一辆洋车，在中山公园口放下。
这公园是北平很特殊的一个中心。有过一个时期，当北海还不曾开放的时候，她是北平唯一的社交的集中点。在那里，你可以见到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物。——当然无产者是不在内，他们是被几分大洋的门票摈在园外的。你在那里坐了一会，立刻便可以招致了许多熟人。你不必家家拜访或邀致，他们自然会来。当海棠盛开时，牡丹，芍药盛开时，菊花盛开时的黄昏，那里是最热闹的上市的当儿。茶座全塞满了人，几乎没有一点空地。一桌人刚站了起来，立刻便会有候补的挤了上去。老板在笑，伙计们也在笑。他们的收入是如春花似的繁多。直到菊花谢后，方才渐渐的冷落了下来。
你坐在茶座上，舒适的把身体堆放在藤椅里，太阳光满晒在身上，棉衣的背上，有些热起来。前后左右，都有人在走动，在高谈，在低语。坛上的牡丹花，一朵朵总有大碗粗细。说是赏花，其实，眼光也是东溜西溜的。有时，目无所瞩，心无所思的，可以懒懒的呆在那里，整整的呆个大半天。
一阵和风吹来，遍地白色的柳絮在团团的乱转，渐转成一个球形，被推到墙角。而漫天飞舞着的棉状的小块，常常扑到你面上，强塞进你的鼻孔。
如果你在清晨来这里，你将见到有几堆的人，老少肥瘦俱齐，在大树下空地上练习打太极拳。这运动常常邀引了患肺痨者去参加，而因此更促短了他们的寿命。而这时，这公园里也便是肺痨病者们最活动的时候。瘦得骨立的中年人们，倚着杖，蹒跚的在走着，——说是呼吸新鲜空气——走了几步，往往咳得伸不起腰来，有时，喀的一声，吐了一大块浓痰在地上。为了这，你也许再不敢到这园来。然而，一到了下午，这园里却仍是拥挤着人。谁也不曾想到天天清晨所演的那悲剧。
园后的大柏树林子，也够受糟蹋的。茶烟和瓜子壳，熏得碧绿的柏树叶子都有点显出枯黄色来，那林子的寿命，大约也不会很长久。
和中山公园的热闹相陪衬的是隔不几十步的太庙的冷落。不知为了什么，去太庙的人到底少。只有年轻的情人们，偶尔一对两对的避人到此密谈。也间有不喜追逐在热闹之后的人，在这清静点的地方散步。这里的柏树林，因为被关闭了数百年之后，而新被开放之故，还很顽健似的，巢在树上的“灰鹤”也还不曾搬家他去。
太庙所陈列的清代各帝的祭殿和寝宫，未见者将以为是如何的辉煌显赫，如何的富丽堂皇，其实，却不值一看。一色黄缎绣花的被褥衣垫，并没有什么足令人羡慕。每张供桌上所列的木雕的杯碗及烛盘等等，还不如豪富人家的祖先堂的讲究。从前读一明人笔记，说，到明孝陵参观上供，见所供者不过冬瓜汤等等极淡薄贱价的菜。这里在皇帝还在宫中时，祭供时，想也不过如此。是帝王和平民，不仅在坟墓里同为枯骨，即所馨享的也不过如此如此而已。
你在第二天可以到北城去游览一趟，那一边值得看的东西很不少。后门左近有国子监，钟楼及鼓楼。钟鼓楼每县都有之，但这里，却显得异常的弘伟。国子监，为从前最高的学府，那里边，藏有石鼓——但现在这著名的石鼓却已南迁了。由后门向西走，有十刹海；相传《红楼梦》所描写的大观园就在十刹海附近。这海是平民的夏天的娱乐场。海北，有规模极大的冰窖一区。海的面积，全都是稻田和荷花荡。（北平人的养荷花是一业，和种水稻一样。）夏天，荷花盛开时，确很可观。倚在会贤堂的楼栏上，望着骤雨打在荷盖上，那喷人的荷香和刹刹的细碎的响声，在别处是闻不到、听不到的。如果在芦席棚搭的茶座上听着，虽显得更亲切些，却往往棚顶漏水，而水点落在芦席上，那声音也怪难听的，有喧宾夺主之感。最佳的是夏已过去，枯荷满海，十刹海的闹市已经收场，那时，如果再到会贤堂楼上，倚栏听雨，便的确不含糊的有“留得残荷听雨声”之妙，不过，北平秋天少雨，这境界颇不易逢。
十刹海的对面，便是北海的后门。由这里进北海，向东走，经过澄心斋、松坡图书馆、仿膳、五龙亭，一直到极乐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不好。惟惜五龙亭等处，夏天人太闹。极乐世界已破坏得不堪，没有一尊佛像能保得不断脰折臂的。而北海之饶有古趣者，也只有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游人是最少进去的。如果由后面向南走，你便可以走到北海董事会等处，那里也是开放的，有茶座，却极冷落。在五龙亭坐船，渡过海——冬天是坐了冰船滑过去——便是一个圆岛，四面皆水，以一桥和大门相通。
岛的中央，高耸着白塔。依山势的高下，随意布置着假山、庙宇、游廊、小室，那曲折的工程很足供我们作半日游。
如果，在晴天，倚在漪澜堂前的白石栏杆上，静观着一泓平静不波的湖水，受着太阳光，闪闪的反射着金光出来，湖面上偶然泛着几只游艇，飞过几只鹭鸶，惊起一串的呷呷的野鸭，都足够使你留恋个若干时候。但冬天，那是最坏的时候了，这场面上将辟为冰场，红男绿女们在那里奔走驰驶，叫闹不堪。你如果已失去了少年的心，你如果爱清静，爱独游，爱默想，这场面上你最好是不必出现。
出了北海的前门，向西走，便是金鳌玉桥。这座白石的大桥，隔断了中南海和北海。北海的白日，如画的映在水面上，而中南海的万善殿的全景，也很清晰的可看到。中南海本亦为公园，今则又成了“禁地”。只有东部的一个小地方，所谓万善殿的，是开放着。这殿很小，游人也极冷落，房室却布置得很好。龙王堂的一长排，都是新塑的泥像，很庸俗可厌。但你要是一位细心的人，你便可在一个殿旁的小室里，发现了倚在墙角无人顾问的两尊木雕的菩萨像。那形态面貌，无一处不美，确是辽金时代的遗物；然一尊则双臂俱折，一尊则脰部只剩了半边。谁还注意到他们呢？报纸上却在鼓吹着龙王堂的神像的塑得有精神，为明代的遗物。却不知那是民国三四年间的新物！仍由中南海的后门走出，那斜对过便是北平图书馆，这绿琉璃瓦的新屋，建筑费在一百四十万以上，每年的购书费则不及此数之十二。旧书是并合了方家胡同京师图书馆及他处所藏的，新书则多以庚款购入。在中国可称是最大的图书馆。馆外的花园，邻于北海者，亦以白色栏杆围隔之；惟为廉价之水门汀所制成，非真正的白石也。
由北平图书馆再过金鳌玉桥，向东走，则为故宫博物院。由神武门入院，处处觉得寥寂如古庙，一点生气都没有。想来，在还是“帝王家”的时代，虽聚居了几千宫女、太监们在内，而男旷女怨，也必是“戾气”冲天的。所藏古物，重要者都已南迁，游人们因之也寥落得多。
神武门的对门是景山。山上有五座亭，除当中最高的一亭外，多被破坏。东边的山脚，是崇祯自杀处。春天草绿时，远望景山，如铺了一层绿色的绣毡，异常的清嫩可爱。你如果站在最高处，向南望去，宫城全部，俱可收在眼底。而东交民巷使馆区的无线电台，东长安街的北京饭店，三条胡同的协和医院都因怪不调和而被你所注意。而其余的千家万户则全都隐藏在万绿丛中，看不见一瓦片，一屋顶，仿佛全城便是一片绿色的海。不到这里，你无论如何不会想象得到北平城内的树木是如何的繁密；大家小户，哪一家天井不有些绿色呢。你如站在北面望下时，则钟鼓楼及后门也全都耸然可见。
三大殿和古物陈列所总得耗费你一天的工夫。从西华门或从东华门入，均可。古物陈列所因为古物运走得太多，现在只开放武英殿，然仍有不少好东西。仅李公麟的《击壤图》便足够消磨你半天。那人物，几乎没有一个没精神的，姿态各不相同，却不曾有一懈笔。
三大殿虽空无所有，却弘伟异常。在殿廊上，下望白石的“丹墀”，不能不令你想到那过去的充满了神秘气象的“朝廷”和叔孙通定下的“朝仪”的如何能够维持着常在的神秘的尊严性。你如果富于幻想，闭了眼，也许还可以如见那静穆而紧张的随班朝见的文武百官们的精灵的往来。这里有很舒适的茶座。坐在这里，望着一列一列的雕镂着云头的白石栏杆和雕刻得极细致的陛道，是那末样的富于富丽而明朗的美。
你还得费一二天的工夫去游南城。出了前门，便是商业区和会馆区。从前汉人是不许住在内城的，故这南城或外城，便成了很重要的繁盛区域。但现在是一天天的冷落了。却还有几个著名的名胜所在，足供你的留连、徘徊。西边有陶然亭，东边有夕照寺、拈花寺和万柳堂。从前都是文士们雅集之地，如今也都败坏不堪，成为工人们编麻索、织丝线之地。所谓万柳也都不存一株。只有陶然亭还齐整些。不过，你游过了内城的北海、太庙、中山公园，到了这些地方，除了感到“野趣”之外，他便全无所得的了。你或将为汉人们抱屈；在二十几年前，他们还都只能局促于此一隅。而内城的一切名胜之地，他们是全被摈斥在外的。别看清人诗集里所歌咏的是那末美好，他们是不得已而思其次的呢！
而现在，被摈斥于内城诸名胜之外的，还不依然是几十百万人么？
南城的娱乐场所，以天桥为中心。这个地方倒是平民的聚集之所；一切民间的玩意儿，一切廉价的旧货物，这里都有。
先农坛和天坛也是极弘伟的建筑。天坛的工程尤为浩大而艰巨。全是圆形的；一层层的白石栏杆，白石阶级，无数的参天的大柏树，包围着一座圆形的祭天的圣坛。坛殿的建筑，是圆的，四围的阶级和栏杆也都是圆的。这和三大殿的方整，恰好成一最有趣地对照。在这里，在大树林下徘徊着，你也便将勾引起难堪的怀古的情绪的。
这些，都只是游览的经历。你如果要在北平多住些时候，你便要更深刻的领略到北平的生活了。那生活是舒适、缓慢、吟味、享受，却绝对的不紧张。你见过一串的骆驼走过么？安稳、和平，一步步的随着一声声丁当丁当的大颈铃向前走；不匆忙，不停顿；那些大动物的眼里，表现的是那末和平而宽容，负重而忍辱的性情。这便是北平生活的象征。
和这些弘伟的建筑，舒适的生活相对照的，你不要忘记掉，还有地下的黑暗的生活呢。你如果有一个机会，走进一所“杂合院”里，你便可见到十几家老少男女紧挤在一小院落里住着的情形：孩子们在泥地上爬，妇女们是脸多菜色，终日含怒抱怨着，不时的，有咳嗽的声音从屋里透出。空气是恶劣极了；你如不是此中人，你便将不能作半日留。这些“杂合院”便是劳工、车夫们的居宅。有人说，北平生活舒服，第一件是房屋宽敞，院落深沉，多得阳光和空气。但那是中产以上的人物的话。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人口，是住着龌龊的“杂合院”里的，你得明白。
更有甚的，在北城和南城的僻巷里，听说，有好些人家，其生活的艰苦较住“杂合院”者为尤甚，常有一家数口合穿一条裤或一衣的。他们在地下挖了一个洞。有一人穿了衣裤出外了，家中裸体的几人便站在其中。洞里铺着稻草或破报纸，藉以取暖。这是什么生活呢！
年年冬天，必定有许多无衣无食的人，冻死在道上。年年冬天，必定有好几个施粥厂开办起来。来就食的，都是些可怕的窘苦的人们。然也竟有因为无衣而不能到粥厂来就吃的！
“九渊之下，更有九渊。”北平的表面，虽是冷落破败下去，尚未减都市之繁华，而其里面，却想不到是那样的破烂、痛苦、黑暗。
终日徘徊于三海公园乃至天桥的，不是罪人是什么！而你，游览的过客，你见了这，将有动于中，而怏怏的逃脱出这古城呢，还是想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一类的话呢？
二十三年十一月三日写
（原载1934年12月《中学生》第50号）
永在的温情——纪念鲁迅先生
十月十九日下午五点钟，我在一家编译所一位朋友的桌上，偶然拿起了一份刚送来的Evening Post，被这样的一个标题：
“中国的高尔基今晨五时去世”惊骇得一跳。连忙读了下来，这惊骇变成了事实：果然是鲁迅先生去世了！
这消息像闷雷似的，当头打了下来，呆坐在那里不言不动。
谁想得到这可怕的噩耗竟这样的突然的来呢？
鲁迅先生病得很久了；间歇的发着热，但热度并不甚高。一年以来，始终不曾好好的恢复过；但也从不曾好好的休息过。半年以来，情形尤显得不好。缠绵在病榻上者总有三四个月。朋友们都劝他转地疗养。他自己也有此意。前一个月，听说他要到日本去。但茅盾告诉我。双十节那一天还遇见他在Isis看Dobrovsky；中国木刻画展览会，他也曾去参观。总以为他是渐渐的复原了，能够出来走走了。谁又想得到这可怕的噩耗竟这样突然的来呢？
刚在前几天，他还有信给我，说起一部书出版的事；还附带的说，想早日看见《十竹斋笺谱》的刻成。我还没有来得及写回信。
谁想得到这可怕的噩耗竟这样的突然的来呢？
我一夜不曾好好的安心的睡。
第二天赶到万国殡仪馆，站在他遗像的面前，久久的走不开。再一看，他的遗体正在像下，在鲜花的包围里。面貌还是那末清癯而带些严肃，但双眼却永远的闭上了！
我要哭出来，大声的哭，但我那时竟流不出眼泪，泪水为悲戚所灼干了。我站在那里，久久的走不开。我竟不相信，他竟是那样突然的便离我们而远远的向不可知的所在而去了。
但他的友谊的温情却是永在的，永在我的心上，——也永在他的一切友人的心上，我相信。
初和他见面时，总以为他是严肃的冷酷的。他的瘦削的脸上，轻易不见笑容。他的谈吐迟缓而有力。渐渐的谈下去，在那里面你便可以发见其可爱的真挚，热情的鼓励与亲切的友谊。他虽不笑，他的话却能引你笑。和他的兄弟启明先生一样，他是最可谈，最能谈的朋友，你可以坐在他客厅里，他那间书室（兼卧室）里，坐上半天，不觉得一点拘束，一点不舒服。什么话都谈，但他的话头却总是那末有力。他的见解往往总是那末正确。你有什么怀疑，不安，由于他的几句话也许便可以解决你的问题，鼓起你的勇气。
失去了这样的一位温情的朋友，就个人讲，将是怎样的一个损失呢？
他最勤于写作，也最鼓励人写作。他会不惮烦的几天几夜的在替一位不认识的青年，或一位不深交的朋友，改削创作，校正译稿。其仔细和小心远过于一位私淑的教师。
他曾和我谈起一件事；有一位不相识的青年寄一篇稿子来请求他改。他仔仔细细的改了寄回去。那青年却写信来骂他一顿，说被改涂得太多了。第二次又寄一篇稿子来，他又替他改了寄回去。这一次的回信，却责备他改得太少。
“现在做事真难极了！”他慨叹的说道。对于人的不易对付，和做事之难，他这几年来时时的深切的感到。
但他并不灰心，仍然的在做着吃力不讨好的改削创作，校正译稿的事，挣扎着病躯，深夜里，仔仔细细的为不相识的青年或不深交的朋友在工作。
这样的温情的指导者和朋友，一旦失去了，将怎样的令人感到不可补赎之痛呢？
他所最恨的是那些专说风凉话而不肯切实的做事的人。会批评，但不工作；会讥嘲，但不动手；会傲慢自夸，但永远拿不出东西来。像那样的人物，他是不客气的要摈之门外，永不相往来的。所谓无诗的诗人，不写文章的文人，他都深诛痛恶的在责骂。
他常感到“工作”的来不及做，特别是在最近一二年，凡做一件事，都总要快快的做。
“迟了恐怕要来不及了，”这句话他常在说。
那样的清楚的心境，我们都是同样的深切的感到的。想不到他自己真的便是那末快的便逝去，还留下要做的许多事没有来得及做——但，后死者却要继续他的事业下去的！
我和他第一次的相见是在同爱罗先珂到北平去的时候。
他着了一件黑色的夹外套，戴着黑色呢帽，陪着爱罗先珂到女师大的大礼堂里去。我们匆匆的谈了几句话。因为自己不久便回到南边来，在北平竟不曾再见一次面。
后来，他自己说，他那件黑色的夹外套，到如今还有时着在身上。
我编《小说月报》的时候，曾不时的通信向他要些稿子。除了说起稿子的事，别的话也没有什么。
最早使我笼罩在他温热的友情之下的，是一次讨论到“三言”问题的信。
我在上海研究中国小说，完全像盲人骑瞎马，乱闯乱摸，一点凭藉都没有，只是节省着日用，以浅浅的薪入购书，而即以所购入之零零落落的破书，作为研究的资源。那时候实在贫乏得，肤浅得可笑，偶尔得到一部原版的《隋唐演义》却以为是了不得的奇遇，至于“三言”之类的书，却是连梦魂里也不曾读到。
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出版，减少了许多我在暗中摸索之苦。我有一次写信问他《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及《喻世明言》的事，他的回信很快的便来了，附来的是他抄录的一张《醒世恒言》的全目。——这张目录我至今还保全在我的一部《中国小说史略》里。他说，《喻世》，《警世》，他也没有见到。《醒世恒言》他只有半部。但有一位朋友那里藏有全书。所以他便借了来，抄下目录寄给我。
当时，我对于这个有力的帮助，说不出应该怎样的感激才好。这目录供给了我好几次的应用。
后来，我很想看看《西湖二集》（那部书在上海是永远不会见到的），又写信问他有没有此书。不料随了回信同时递到的却是一包厚厚的包裹。打开了看时，却是半部明末版的《西湖二集》，附有全图。我那时实在眼光小得可怜，几曾见过几部明版附插图的平话集？见了这《西湖二集》为之狂喜！而他的信道，他现在不弄中国小说，这书留在手边无用，送了给我吧。这贵重的礼物，从一个只见一面的不深交的朋友那里来，这感动是至今跃跃在心头的。
我生平从没有意外的获得。我的所藏的书，一部部都是很辛苦的设法购得的；购书的钱，都是中夜灯下疾书的所得或减衣缩食的所余。一部部书都可看出我自己的夏日的汗，冬夜的凄栗，有红丝的睡眼，右手执笔处的指端的硬茧和酸痛的右臂。但只有这一集可宝贵的书，乃是我书库里唯一的友情的赠与。——只有这一部书！
现在这部《西湖二集》也还堆在我最宝爱的几十部明版书的中间，看了它便要泫然泪下。这可爱的直率的真挚的友情，这不意中的难得的帮助，如今是不能再有了！
但我心头的温情是永在的！——这温情也永在他的一切友人的心上，我相信。
“九·一八”以后，他到过北平一趟，得到青年人最大的热烈的欢迎。但过了几天，便悄悄的走了。他原是去探望他母亲的病去的。我竟来不及去看他。
但那一年寒假的时候，我回到上海，到他寓所时，他便和我谈起在北平的所获。
“木刻画如今是末路了，但还保存在笺纸上。不过，也难说，保全得不会久，”他深思的说道。
他搬出不少的彩色笺纸来给我看，都是在北平时所购得的。
“要有人把一家家南纸店所出的笺纸，搜罗了一下，用好纸刷印个几十部，作为笺谱，倒是一件好事。”他说道。
过了一会，他又道：“这要住在北平的人方能做事。我在这里不能做这事。”
我心里很跃动，正想说：“那末，我来做吧。”而他慢吞吞的续说道：“你倒可以做，要是费些工作，倒可以做。”
我立刻便将这责任担负了下来，但说明搜辑而得的笺纸，由他负选择之责。我相信他的选择要比我高明得多。
以后，我一包一包的将购得的笺样送到上海，经他选择后，再一包一包的寄回。
中间，我曾因事把这工作停顿了二三个月。他来信说，“这事我们得赶快做，否则，要来不及做，或轮不到我们做。”
在他的督促和鼓励之下，那六巨册的美丽的《北平笺谱》方才得以告成。
有一次，我到上海来，带回了亡友王孝慈先生所藏的《十竹斋笺谱》四册，顺便的送到他家里给他看。
这部谱，刻得极精致，是明末版画里最高的收获。但刻成的年月是崇祯十六年的夏天。所以流传得极少。
“这部书似也不妨翻刻一下，”我提议道；那时，我为《北平笺谱》的成功所鼓励，勇气有余。
“好的，好的，不过要赶快做！”他道。
想不到全部要翻刻，工程浩大无比，所耗也不赀，几乎不是我们的力量所及。第一册已出版了，第二册也刻好待印；而鲁迅先生却等不及见到第三册以下的刻成了！
对于美好的东西，似乎他都喜爱。我曾经有过一个意思，要集合六朝造像及墓志的花纹刻为一书。但他早已注意及此了。他告诉我说，他所藏的六朝造像的拓本也不少，如今还在陆续的买。
他是最能分别得出美与丑，永远的不朽与急就的草率的。
除了以朽腐为神奇，而詹詹自喜，向青年们施以毒害的宣传之外，他对于古代的遗产，决不歧视，反而抱着过分的喜爱。
他曾经告诉过我，他并不反对袁中郎；中郎是十分方巾气的，这在他文集里便可见。他所厌弃，所斥责的乃是只见中郎的一面，而恣意鼓吹着的人物。
京平刚从鲁迅先生那里得到最大的鼓励。他感激得几乎哭出来。但想不到鲁迅竟这样的突然的过去了！
第三天，我在万国殡仪馆门口遇见他；他的嘴唇在颤动，眼圈在红。
从万国公墓归来后，他给我一封信道：“我心已经分裂。我从到达公墓时，就失去了约束自己的力量，一直到墓石封合了！我竟痛哭失声。先生，这是我平生第一痛苦的事了，他匆匆的瞥了我一眼，就去了——”
但他并没有去。他的温情永在我的心头——也永在他的一切友人的心上，我相信。
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写
（原载1936年11月1日《文学》7卷第5期）
一个女间谍
我读着马黛赫她的传记，如读着福尔摩斯最精彩的探案，如读着孙悟空的历险的故事；神往于她的冒险、闪避、隐伏、刺探、组织的技巧，她的出生入死，履险如夷的胆气。她的倾城一笑，笑得使闻者骨酥，受者忘死。她仪态万方的出现于血腥扑鼻的地方，在最紧张、最危险的当儿，救全了，或者陷害了几千几百乃至几万个健儿；她救全了，或者陷害了一城乃至一国的生命的安全。她如女神似的，不是维娜丝，却是狄爱娜，在柔若无骨，艳如桃李的绝代风姿里，却隐藏着一颗精钢铸就的心。她是摩登伽女，是鱼篮观音。谁知道她的娇声颤笑里是一声叱咤呢还是婉妮的柔情？谁知道她的轻盈的步履里，跳的是萨坦的舞曲呢还是人间的欢愉？谁知道她的迷阳城惑下蔡的一个娇好无比的人儿，想的是倾心的爱恋呢，还是在转着恶毒的念头？
这样的间谍的生活，在旁观者读来果然是眉飞色扬的，但在身当其冲的人，却是无时无刻不在死亡线上进进出出的，好像走钢丝的女卖艺者一样，偶然的一个疏忽，便会从高空上摔了下来，就此了结了她的一生。
当更阑人静的时候，幽绿的灯光，照着倚在光滑柔暖的枕衾的人，舞倦了的，或半醺着的，身和心都感着劳瘁，这人是她，将有怎样的感触呢？轻荡着的柔情，强烈的厌恶，莫名的疲倦，异常的凄清，将交织着龃咬着她吧。
但只有一个最强大的热情，一颗爱祖国的心，把那些闲愁闲恨全都扫荡了开去。她一切是为了祖国；为了祖国，她不惜出生入死；为了祖国，她不惜牺牲色相；为了祖国，她不惜忍受着一切的厌恨与痛苦；为了祖国，她不惜佯羞假笑，假意儿伴着她所最厌恶的人；为了祖国，她不惜任何的迁就与委屈。
这爱祖国的心，便是那一颗不可动摇的精钢铸就的心，足够抵抗得住一切的诱惑和痛苦。
在这第二次世界大战里，女间谍的活跃决不会逊于第一次大战，而活跃的范围却更为广大。
我国的女间谍们的故事，时时有得听到，说得是那末神出鬼没，然而后来却证实都是些子虚乌有之谈。
我所遇到的却是一个真实的女间谍，一件真实的悲惨的故事。
有一个青年友人，行为很整饬，但在一个时期，人家传说他常和一个女友在一处。这女友的行为相当的“浪漫”，时时的出入于歌坛舞榭，且也时时的和敌人及汉奸们相交往。
我曾经劝告过他。他只是笑笑，不否认也不承认。我不便多问什么。
有一天，在霞飞路上一家咖啡馆里见到了，他和一个女友在一处，谈得很起劲。我只和他点头招呼。他介绍着道：“这位是陈女士。”我们互相微颔了一下。
这位陈女士身材适中，面型丰满；穿得衣服并不怎样刺眼，素朴，但显得华贵；头发并不卷烫，朝后梳了一个髻，干净利落。纯然是一位少奶奶型的人物，并不像一个“浪漫”的女子。
隔了一个多月，他跑来告诉我道：“你见过的那位陈女士已经殉难死了！”
我吓得一跳，问道：“为了什么呢？”
“她是一位女间谍，”他道，“曾经刺探到不少敌人和汉奸们的消息和行动。她的父亲是一位法院里的检察官，她的母亲是一位日本人。她的日本话说得很好。因此，好久就已混入汉奸群中工作着。最近几个月，她常常警觉到有人跟随着她，注意或监视着她。她觉得有危险。有一夜，她在一个跳舞的地方，发现她的手提包失踪了。隔了一会，她舞罢回到座上时，又发现手提包已经放在原处。检点了一下，没有短少什么。但她知道这手提包一定曾被严密的检查过。她把这事告诉我，说，也许会有什么危险吧。但神色很镇定，一点也没有退避或躲藏的意思。照常的生活着，照常的刺侦着。”
“后来怎样的被破获的呢？”
“我知道她被捕的消息已在她殉难之后。这是另一位做工作的人告诉我的。她计划着要刺杀丁默邨，那个‘七十六号’的主人。在一个清晨，丁伴她到一家百货公司去购物。壮士们已经埋伏好在那里。丁富有警觉性，也许，也竟已准备好，一进门，便溜了出来，来不及放一枪。为了到这个地方去的事，只有她一个人知道，因之，她的嫌疑极重。她被捕了，经过了残酷和刑讯之后，她便从容就义了。”
他说完了话，默默的为这位女英雄志哀，我也默默的在哀悼着仅见一面的这位爱国的女间谍！
为了祖国，她不止几次出生入死；为了祖国，她壮烈的死去！比死在沙场上还要壮烈！
可惜他不久就避到内地去，至今还未回来，竟没有机会问他陈女士的名字。
女间谍的生活不是玫瑰色的，却是多刺而艰苦异常的。但为了祖国，她头也不回的走上了死亡线上。
（原载1945年10月6日《周报》第5期）
吴佩孚的生与死
人必有所恃，而后能挺然若危岩孤松的活着；像壮士赴敌，一切不顾的死去。生的时候，成为足以左右人心的重镇，死的时候，成为万众崇拜的神似的英雄。在古代，这些人物便是传说中，故事中，史诗中，剧曲中所歌咏的对象。在近代，虽被剥去了不少神怪的惊叹与崇拜的成分，依然不失为人中之英豪，为一般群众所欣羡，追慕与敬仰。
有所恃的人，恃的是信仰，是浩然之气，是民族与人群的忠介的意志。孟子说：“我善养我浩然之气。自反而不缩，虽千万人我往矣。”这是何等的气概！
有所恃的人是有所不为的；有所不为而后才能有所为。他置生死于度外，不为威武屈，不为富贵淫。举世人所爱好之物，若宫室，若犬马，若玉帛子女，皆不足以动其心，夺其意，移其志。他宁愿受尽人世间的苦难，但不肯屈伏一点，退后一步。他宁愿牺牲生命，但不愿意牺牲信仰。
民族的气节，有了他而益加辉煌；他为了维持民族的气节愿意失去了其他的一切，连生命也在内。
他的光辉照耀着某一个空间，也照耀着将来的许多时间。
像那样的一个人物，即连他的最凶狠的敌人也会为之失色，为之肃然起敬的。敌人能够置他于死地，却不能丝毫动摇他的意志与信仰。
像那样的人，也许会被谥为“顽固”，然而“顽固”便是有所“执着”，有所“信仰”的表现。
像那样的人，也许会被视为“过激”。然而“过激”也便是有所“执着”，有所“信仰”的表现。
“顽固”的人所追慕的是古代的光荣，而“过激”的人所追求的却是将来的光明。
吴佩孚是一位固执的人，是一位被谥为“顽固”的人。他谈四书，谈易经，谈关、岳，是一个旧时代的代表的人物。
他宣言“不进租界”。他便不曾住到所谓“租界”里过。他是说到做到的！他不问在任何环境里，都坚持着他的信仰，维持着他的主张。
在抗战发生的时候，他住在北平。北平沦陷以后，我们不知道他是怎样过活的。然而，种种的有声有色的传说，都证明有着他不曾为敌人所屈伏。他顽强的像危岩的孤松似的生活在这古城里，成为北方千千万万的人民们敬仰的目的。
敌人们曾三番四次的派人去劝他，去游说他，要他“出山”来，为“他们”做点事。表面上是堂堂皇皇的说，他要是肯“出山”，什么条件都可以接受。
敌人的间谍们所用的手段和言辞，十分的婉曲聪明，曾经打动了汪逆精卫和无数的汉奸的心。等到你，一上了他的圈套，他便现出另外的一副“主子”的面孔来了。
但吴佩孚却始终不为所动，不为所屈。他干脆的不理会这些东西，无论他们用的是软的或硬的手段，说的是凶狠的或甜蜜的话。
除非他们把他杀死，他是绝对不会变更其态度的。
有一个时期，敌人们很焦急的要解决“中国事件”，立意非请吴氏“出山”不可。他们迫得非常的利害。他们想拉他出来，在北方另创一个局面，借他为号召，以收买北方的人心。然而他却屹然不为所动。
据说，他曾对他们说：“要我出来不难，只要和重庆讲了和，便无问题。”
他们只好废然而返，去找些二三流的旧官僚们来支撑着北方的局面。
吴佩孚还是顽强的住在这古城里，敌人们也无可奈何他；只是严密的监视着，不让他有任何的活动。
他活在那里。他成为北方朴质的人民们的信仰的中心。他不屈，他们也不屈。他们全都坚持着自己的信仰和他一样。
有一次，一位老年的友人到北方去，遇到闵葆之先生。他几年来足迹不曾出大门一步。他连到中山公园去也认为是“失节”的事。
“但希望中国、美国的飞机能来才好！”葆之先生幻想道。
“来炸了，不是你也很危险么？”那位朋友道。
“这样的被炸死了，倒是甘心的！”
葆之先生已经七十多岁了，他这是活泼泼的充满了希望与对中国的信仰。
这位朋友，有一天在街上走，遇到一家饭庄的掌柜的。他连忙拉住了这位朋友，要他进去吃饭，问了许多话，也还问他飞机什么时候会来。
我自己曾遇到许多从北平来的商人们，没有一个不热心的问到国事和战事的消息。他们都以为北平报纸上的消息不可靠，我的消息一定多，一定更可靠。我每每为他们的热情所感动。
吴佩孚便是这些朴质的北方人民们的代表，一个伟大的北方人的象征。
他生活在敌人的铁的圈子当中，然而永远的不为其所屈伏，所软化，所征服，所利诱，也永远的不和他们妥协。他的心永远的向着祖国，永远的不曾忘记祖国的复兴与光荣。
他们，朴质的北方人民们，也会都是如此的。
当国军开到了平津一带时，饭店里的人们往往的自动的请他们吃饭，坚执的不要付帐；商人们也往往愿意把货物白送给他们，坚执着不要货款。受到这种热烈待遇的人往往弄得热泪盈眶。
吴佩孚在没有见到最后胜利的时候便死了。
他虽然死去，但他的信仰和精神是不会死的。
无量数的北方的朴质的人民们是永远坚执着他的信仰和精神的。
（原载1945年12月8日《周报》第14期）
惜周作人
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附逆。郑孝胥“走马上任”去了，我们一点也不觉得惋惜；陈柱暗中受津贴，结果不得不明目张胆的公开出来，我们也一点不为之痛心。因为他们都是属于过去一个时代的人物，他们本来是已经不在我们的阵伍中，这种人的失去，对于我们的文坛是丝毫不足轻重的。陈柱刊出他的《待焚草》，马君武先生一见便抛在一边，说道：“这些东西，不焚何待！”郑孝胥的《海藏楼诗》也不是“今人”之物；一个日本人到了他的海藏楼，一见，便诧叹道：“穷的诗人住了这样的大宅，我倒也愿意做一个穷诗人呢。”那样无病呻吟的东西，本来不会有什么真的灵魂的。
周作人却和他们不同了。周作人是在五四时代长成起来的。他倡导“人的文学”，译过不少的俄国小说，他的对于希腊文学的素养也是近人所罕及的；他的诗和散文，都曾有过很大的影响。他的《小河》，至今还有人在吟味着。他确在新文学上尽过很大的力量。虽然他后来已经是显得落伍了，但他始终是代表着中国文坛上的另一派。假如我们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什么成就，无疑的，我们应该说，鲁迅先生和他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
鲁迅先生是很爱护他的，尽管他们俩晚年失和，但鲁迅先生口中从来没有一句责难他的话。“知弟莫若兄。”鲁迅先生十分的知道他的脾气和性格。倒是周作人常常有批评鲁迅先生的话。他常向我说起，鲁迅怎样怎样的。但我们从来没有相信过他的话。鲁迅是怎样的真挚而爽直，而他则含蓄而多疑，貌为冲淡，而实则热中；号称“居士”，而实则心悬“魏阙”。所以，其初是竭力主张性灵，后来却一变而为什么大东亚文学会的代表人之一了。然而他的过去的成就，却仍不能不令人恋恋。
所以，周作人的失去，我们实在觉得十分的惋惜，十分的痛心！没有比这个损失更大了！
周作人怎样会失去的呢？
我在“七·七”以前，离开北平的时候，曾经和他谈过一次话，这是最后的一次了，这时，抗战救国的空气十分的浓厚。我劝他，有必要的时候，应该离开北平。他不以为然。他说，和日本作战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岸来了。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如何能够抵抗人家？他持的是“必败论”。我说：不是我们去侵略日本。如果他们一步步的迫进来，难道我们一点也不加抵抗么？他没有响。后来我们便谈他事了。
“七·七”以后，我们在南方的朋友们都十分的关心着他。许多人都劝他南下。他说，他怕鲁迅的“党徒”会对他不利，所以不能来。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托辞。其实，他是恋恋于北平的生活，舍不得八道湾的舒适异常的起居，所以不肯搬动。
茅盾他们在汉口的时候，曾经听到关于他的传说，有过联名的表示。但在那时候，他实在还不曾“伪”。绍虞有过一封信给我，说，下学期燕京大学已正式的聘请他为教授，他也已经答应下来了。绝对的没有什么问题。我根据这封信，曾经为他辩白过。我们是怎样的爱惜着他！生怕他会动摇，会附逆，所以一听到他已肯就聘燕大，便会那样的高兴！
但他毕竟附了逆！燕大的聘书他也退回去了。其近因，是为了阴历元旦的时候，有几个青年人去找他，向他开了几枪，枪子为大衣纽扣所抵住，并没有穿进，所以他便幸免了。一个车夫替了他死去。
然而实际的原因恐并不是如此。那一场“暗杀”并不能促使他背叛祖国。世间哪有如此的“一不做，二不休”之人呢？其原因必定是另有所在的。“必败论”使他太不相信中国的前途，而太相信日本海陆军力量的巨大。成败利钝之念横梗于心中，便不能不有所背，有所从了。同时，安土重迁和贪惯舒服的惰性，又使他设想着种种危险和迫害，自己欺骗着自己，压迫着自己，令他不能不选择一条舒服而“安全”的路走了。他在那个时候，做梦也不会想到日本帝国要如此崩溃，世界会是这样一个样子的。
钱稻孙，另一个背叛祖国的人，曾对一个伪立北京大学的教员——那一个人不愿用真实的姓名，要求改用一个假名字应聘，生怕将来政府回来了，会有问题——说道：“你以为会这样的么？我从来没有作此想过！”因为他们是那末坚定的相信“中国的运命”，所以他们才敢于做汉奸。这恐怕又是汉奸的产生的原因之一。
周作人也便是这末想，而成为一个汉奸的。
即在他做了汉奸之后，我们几个朋友也还不能忘情于他。适之先生和尹默先生好像都曾苦劝过他，而凤举先生和我，也常在想着，怎样才能使他脱离了那个汉奸的圈子呢？
我们总想能够保全他。即在他被捕之后，我们几个朋友谈起，还想用一个特别的办法，囚禁着他，但使他工作着，从事于翻译希腊文学什么的。
他实在太可惜了！我们对他的附逆，觉得格外痛心，比见了任何人的堕落还要痛心！我们觉得，即在今日，我们不单悼惜他，还应该爱惜他！
（原载1946年1月12日《周报》第19期）
悼夏丏尊先生
夏丏尊先生死了，我们再也听不到他的叹息，他的悲愤的语声了；但静静的想着时，我们仿佛还都听见他的叹息，他的悲愤的语声。
他住在沦陷区里，生活紧张而困苦，没有一天不在愁叹着。是悲天？是悯人？
胜利到来的时候，他曾经很天真的高兴了几天。我们相见时，大家都说道，“好了，好了，”个个人的脸上似乎都泯没了愁闷，耀着一层光彩。他也同样的说道：“好了，好了！”
然而很快的，便又陷入愁闷之中。他比我们敏感，他似乎失望，愁闷得更迅快些。
他曾经很高兴的写过几篇文章；很提出些正面的主张出来。但过了一会，便又沉默下去，一半是为了身体逐渐衰弱的关系。
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反对一切的压迫和统制。他最富于正义感，看不惯一切的腐败、贪污的现象。他自己曾经说道：“自恨自己怯弱，没有直视苦难的能力，却又具有着对于苦难的敏感。”又道：“记得自己幼时，逢大雷雨躲入床内；得知家里要杀鸡就立刻逃避；看戏时遇到翠屏山杀嫂等戏，要当场出彩，预先俯下头去，以及妻每次产时，不敢走入产房，只在别室中闷闷地听着妻的呻吟声，默祷她安全的光景。”（均见《平屋杂文》）
这便是他的性格。他表面上很恬淡，其实，心是热的；他仿佛无所褒贬，其实，心里是泾渭分得极清的。在他淡淡的谈话里，往往包含着深刻的意义。他反对中国人传统的调和与折衷的心理。他常常说，自己是一个早衰者，不仅在身体上，在精神上也是如此。他有一篇《中年人的寂寞》：
我已是一个中年的人。一到中年，就有许多不愉快的现象，眼睛昏花了，记忆力减退了，头发开始秃脱而且变白了，意兴、体力甚么都不如年青的时候，常不禁会感觉得难以名言的寂寞的情味。尤其觉得难堪的是知友的逐渐减少和疏远，缺乏交际上的温暖的慰藉。
在《早老者的忏悔》里，他又说道：
我今年五十，在朋友中原比较老大。可是自己觉得体力减退，已好多年了。三十五六岁以后，我就感到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工作起不得劲，只得是恹恹地勉强挨，几乎无时不觉到疲劳，甚么都觉得厌倦，这情形一直到如今。十年以前，我还只四十岁，不知道我年龄的，都以我是五十岁光景的人，近来居然有许多人叫我“老先生”。论年龄，五十岁的人应该还大有可为，古今中外，尽有活到了七十八十，元气很盛的。可是我却已经老了，而且早已老了。
这是他的悲哀，但他的并不因此而消极，正和他的不因寂寞而厌世一样。他常常愤慨，常常叹息，常常悲愁。他的愤慨、叹息、悲愁，正是他的入世处。他爱世、爱人、尤爱“执着”的有所为的人，和狷介的有所不为的人。他爱年轻人；他讨厌权威，讨厌做作、虚伪的人。他没有机心；表里如一。他藏不住话，有什么便说什么。所以大家都称他“老孩子”。他的天真无邪之处，的确够得上称为一个“孩子”的。
他从来不提防什么人。他爱护一切的朋友，常常担心他们的安全与困苦。我在抗战时逃避在外，他见了面，便问道：“没有什么么？”我在卖书过活，他又异常关切的问道：“不太穷困么？卖掉了可以过一个时期吧。”
“又要卖书了么？”他见我在抄书目时问道。
我点点头：向来不作乞怜相，装作满不在乎的神气，有点倔强，也有点傲然，但见到他的皱着眉头，同情的叹气时，我几乎也要叹出气来。
他很远的挤上了电车到办公的地方来，从来不肯坐头等，总是挤在拖车里。我告诉他，拖车太颠太挤，何妨坐头等，他总是不改变态度，天天挤，挤不上，再等下一部；有时等了好几部还挤不上。到了办公的地方，总是叹了一口气后才坐下。
“翁老了，”朋友们在背后都这末说。我们有点替他发愁，看他显著的一天天的衰老下去。他的营养是那末坏，家里的饭菜不好，吃米饭的时候很少；到了办公的地方时，也只是以一块面包当作午餐。那时候，我们也都吃着烘山芋、面包、小馒头或羌饼之类作午餐，但总想有点牛肉、鸡蛋之类伴着吃，他却从来没有过；偶然是涂些果酱上去，已经算是很奢侈了。我们有时高兴上小酒馆去喝酒，去邀他，他总是不去。
在沦陷时代，他曾经被敌人的宪兵捉去过。据说，有他的照相，也有关于他的记录。他在宪兵队里，虽没有被打，上电刑或灌水之类，但睡在水门汀上，吃着冷饭，他的身体因此益发坏下去。敌人们大概也为他的天真而恳挚的态度所感动吧，后来，对待他很不坏。比别人自由些，只有半个月便被放了出来。
他说，日本宪兵曾经问起了我，“你有见到郑某某吗？”他撒了谎，说道：“好久好久不见到他了。”其实，在那时期，我们差不多天天见到的。他是那末爱护着他的朋友！
他回家后，显得更憔悴了；不久，便病倒。我们见到他，他也只是叹气，慢吞吞的说着经过，并不因自己的不幸的遭遇而特别觉得愤怒。他永远是悲天悯人的。——连他自己也在内。
在晚年，他有时觉得很起劲，为开明书店计划着出版辞典；同时发愿要译《南藏》。他担任的是《佛本生经》（《Jataka》）的翻译，已经译成了若干，有一本仿佛已经出版了。我有一部英译本的《Jataka》，他要借去做参考，我答应了他，可惜我不能回家，托人去找，遍找不到。等到我能够回家，而且找到《Jataka》时。他已经用不到这部书了。我见到它，心里便觉得很难过，仿佛做了一件不可补偿的事。
他很耿直，虽然表面上是很随和。他所厌恨的事，隔了多少年，也还不曾忘记。有一次，在一个宴会上遇到了一个他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教书时代的浙江教育厅长，他便有点不耐烦，叨叨的说着从前的故事。我们都觉得窘，但他却一点也不觉得。
他是爱憎分明的！
他从事于教育很久，多半在中学里教书。他的对待学生们从来不采取严肃的督责的态度。他只是恳挚的诱导着他们。
……我入学之后，常听到同学们谈起夏先生的故事，其中有一则我记得最牢，感动得最深的，是说夏先生最初在一师兼任舍监的时候，有些不好的同学，晚上熄灯，点名之后，偷出校门，在外面荒唐到深夜才回来；夏先生查到之后，并不加任何责罚，只是恳切的劝导，如果一次两次仍不见效；于是夏先生第三次就守候着他，无论怎样夜深都守候着他，守候着了，夏先生对他仍旧不加任何责罚，只是苦口婆心，更加恳切地劝导他，一次不成，二次，二次不成，三次……总要使得犯过者真心悔过，彻底觉悟而后已。
——许志行：《不堪回首悼先生》
他是上海立达学园的创办人之一，立达的几位教师对于学生们所应用的也全是这种恳挚的感化的态度。他在国立暨南大学做过国文系主任，因为不能和学校当局意见相同，不久，便辞职不干。此后，便一直过着编译的生活，有时，也教教中学。学生们对于他，印象是非常深刻，都敬爱着他。
他对于语文教学，有湛深的研究。他和刘薰宇合编过一本《文章作法》，和叶绍钧合编过《文章讲话》，《阅读与写作》及《文心》，也像做国文教师时的样子，细心而恳切的谈着作文的心诀。他自己作文很小心，一字不肯苟且；阅读别人的文章时，也很小心，很慎重，一字不肯放过。从前，《中学生》杂志有过“文章病院”一栏，批评着时人的文章，有发必中；便是他在那里主持着的；他自己也动笔写了几篇东西。
古人说“文如其人”。我们读他的文章，确有此感。我很喜欢他的散文，每每劝他编成集子。《平屋杂文》一本，便是他的第一个散文集子。他毫不做作，只是淡淡的写来，但是骨子里很丰腴。虽然是很短的一篇文章，不署名的，读了后，也猜得出是他写的。在那里，言之有物；是那末深切的混和着他自己的思想和态度。
他的风格是朴素的，正和他为人的朴素一样。他并不堆砌，只是平平的说着他自己所要说的话。然而，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不诚实的话，字斟句酌，决不急就。在文章上讲，是“盛水不漏”，无懈可击的。
他的身体是病态的胖肥，但到了最后的半年，显得瘦了，气色很灰暗。营养不良，恐怕是他致病的最大原因。心境的忧郁，也有一部分的因素在内。友人们都说他“一肚皮不合时宜”。在这样一团糟的情形之下，“合时宜”的都是些何等人物，可想而知。怎能怪尊的牢骚太多呢！
想到这里，便仿佛听见他的叹息，他的悲愤的语声在耳边响着。他的忧郁的脸，病态的身体，仿佛还在我们的眼前出现。然而他是去了！永远的去了！那悲天悯人的语调是再也听不到了！
如今是，那末需要由叹息、悲愤里站起来干的人，他如不死，可能会站起来干的。这是超出于友情以外的一个更大的损失。
（原载1946年6月1日《文艺复兴》1卷第5期）
悼许地山先生
许地山先生在抗战中逝世于香港。我那时正在上海蛰居，竟不能说什么话哀悼他。——但心里是那末沉痛凄楚着。我没有一天忘记了这位风趣横逸的好友。他是我学生时代的好友之一，真挚而有益的友谊，继续了二十四五年，直到他的死为止。
人到中年便哀多而乐少。想起半生以来的许多友人们的遭遇与死亡，往往悲从中来，怅惘无已。有如雪夜山中，孤寺纸窗，卧听狂风大吼，身世之感，油然而生。而最不能忘的，是许地山先生和谢六逸先生，六逸先生也是在抗战中逝去的。记得二十多年前，我住在宝兴西里，他们俩都和我同住着，我那时还没有结婚，过着刻板似的编辑生活，六逸在教书，地山则新从北方来。每到傍晚，便相聚而谈，或外出喝酒。我那时心绪很恶劣，每每借酒浇愁，酒杯到手便干。常常买了一瓶葡萄酒来，去了瓶塞，一口气嗗嘟嘟的全都灌下去。有一天，在外面小酒店里喝得大醉归来，他们俩好不容易的把我扶上电车，扶进家门口。一到门口，我见有一张藤的躺椅放在小院子里，便不由自主的躺了下去，沉沉入睡。第二天醒来，却睡在床上。原来他们俩好不容易的又设法把我抬上楼，替我脱了衣服鞋子。我自己是一点知觉也没有了。一想起这两位挚友都已辞世，再见不到他们，再也听不到他们的语声，心里便凄楚欲绝。为什么“悲哀”这东西老跟着人跑呢？为什么跑到后来，竟越跟越紧呢？
地山到北平燕京大学念书。他家境不见得好。他的费用是由闽南某一个教会负担的。他曾经在南洋教过几年书。他在我们这一群未经世故人情磨炼的年轻人里，天然是一个老大哥。他对我们说了许多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话。他有好些书，西文的、中文的，满满的排了两个书架。这是我所最为羡慕的。我那时还在省下车钱来买杂志的时代，书是一本也买不起的。我要看书，总是向人借。有一天傍晚，太阳光还晒在西墙，我到地山宿舍里去。在书架上翻出了一本日本翻版的《太戈尔诗集》，读得很高兴。站在窗边，外面还亮着。窗外是一个水池，池里有些翠绿欲滴的水草，人工的流泉，在淙淙的响着。
“你喜欢太戈尔的诗么？”
我点点头，这名字我是第一次听到，他的诗，也是第一次读到。
他便和我谈起太戈尔的生平和他的诗来。他说道，“我正在译他的《吉檀迦利》呢。”随在抽屉里把他的译稿给我看。他是用古诗译的，很晦涩。
“你喜欢的还是《新月集》吧。”便在书架上拿下一本书来。“这便是《新月集》，”他道，“送给你；你可以选着几首来译。”
我喜悦的带了这本书回家。这是我译太戈尔诗的开始。后来，我虽然把英文本的《太戈尔集》，陆续的全都买了来，可是得书时的悦喜，却总没有那时候所感到的深切。
我到了上海，他介绍他的二哥敦谷给我。敦谷是在日本学画的，一位孤芳自赏的画家，与人落落寡合，所以，不很得意。我编《儿童世界》时，便请他为我作插图。第一年的《儿童世界》，所有的插图全出于他的手。后来，我不编这周刊了，他便也辞职不干。他受不住别的人的指挥什么的，他只是为了友情而工作着。
地山有五个兄弟，都是真实的君子人。他曾经告诉过我，他的父亲在台湾做官。在那里有很多的地产。当台湾被日本占去时，曾经宣告过，留在台湾的，仍可以保全财产，但离开了的，却要把财产全部没收。他父亲招集了五个兄弟们来，问他们谁愿意留在台湾，承受那些财产，但他们全都不愿意。他们一家便这样的舍弃了全部资产，回到了祖国。因此，他们变得很穷。兄弟们都不能不很早的各谋生计。
他父亲是邱逢甲的好友，一位仁人志士，在台湾独立时代，尽了很多的力量，写着不少慷慨激昂的诗。地山后来在北平印出了一本诗集。他有一次游台湾，带了几十本诗集去，预备送给他的好些父执，但在海关上，被日本人全部没收了。他们不允许这诗集流入台湾。
地山结婚得很早。生有一个女孩子后，他的夫人便亡故。她葬在静安寺的坟场里。地山常常一清早便出去，独自到了那坟地上，在她坟前，默默的站着，不时的带着鲜花去。过了很久，他方才续弦，又生了几个儿女。
他在燕大毕业后，他们要叫他到美国去留学，但他却到了牛津。他学的是比较宗教学。在牛津毕业后，他便回到燕大教书。他写了不少关于宗教的著作；他写着一部《道教史》，可惜不曾全部完成。他编过一部《大藏经引得》。这些，都是扛鼎之作，别的人不肯费大力从事的。
茅盾和我编《小说月报》的时候，他写了好些小说，像《换巢鸾凤》之类，风格异常的别致。他又写了一本《无从投递的邮件》，那是真实的一部伟大的书，可惜知道的人不多。
最后，他到香港大学教书，在那里住了好几年，直到他死。他在港大，主持中文讲座，地位很高，是在“绅士”之列的。在法律上有什么中文解释上的争执，都要由他来下判断。他在这时期，帮助了很多朋友们。他提倡中文拉丁化运动，他写了好些论文，这些，都是他从前所不曾从事过的。他得到广大的青年们的拥护。他常常参加座谈会，常常出去讲演。他素来有心脏病，但病状并不显著，他自己也并不留意静养。
有一天，他开会后回家，觉得很疲倦，汗出得很多，体力支持不住，便移到山中休养着。便在午夜，病情太坏，没等到天亮，他便死了。正当祖国最需要他的时候，正当他为祖国努力奋斗的时候，病魔却夺了他去。这损失是属于国家民族的，这悲伤是属于全国国民们的。
他在香港，我个人也受过他不少帮助。我为国家买了很多的善本书，为了上海不安全，便寄到香港去；曾经和别的人商量过，他们都不肯负这责任，不肯收受，但和地山一通信，他却立刻答应了下来。所以，三千多部的元明本书，抄校本书，都是寄到港大图书馆，由他收下的。这些书，是国家的无价之宝；虽然在日本人陷香港时曾被他们全部取走，而现在又在日本发现，全部要取回来，但那时如果仍放在上海，其命运恐怕要更劣于此。——也许要散失了，被抢得无影无踪了。这种勇敢负责的行为，保存民族文化的功绩，不仅我个人感激他而已！
他名赞堃，写小说的时候，常用落华生的笔名。“不见落华生么？花不美丽，但结的实却用处很大，很有益”，当我问他取这笔名之意时，他答道。
他的一生都是有益于人的；见到他便是一种愉快。他胸中没有城府。他喜欢谈话。他的话都是很有风趣的，很愉快的。老舍和他都是健谈的。他们俩曾经站在伦敦的街头，谈个三四个钟点，把别的约会都忘掉。我们聚谈的时候，也往往消磨掉整个黄昏，整个晚上而忘记了时间。
他喜欢做人家所不做的事。他收集了不少小古董，因为他没有多余的钱买珍贵的古物。他在北平时，常常到后门去搜集别人所不注意的东西。他有一尊元朝的木雕像，绝为隽秀，又有元代的壁画碎片几方，古朴有力。他曾经搜罗了不少“压胜钱”，预备做一部压胜钱谱，抗战后，不知这些宝物是否还保存无恙。他要研究中国服装史，这工作到今日还没有人做。为了要知道“纽扣”的起源，他细心的在查古画像，古雕刻和其他许多有关的资料。他买到了不少摊头上鲜有人过问的“喜神像”，还得到很多玻璃的画片。这些，都是与这工作有关的。可惜牵于他故，牵于财力、时力，这伟大的工作，竟不能完成。
我为中国版画史的时候，他很鼓励我。可惜这工作只做了一半，也困于财力而未能完工。我终要将这工作完成的，然而地山却永远见不到他的全部了！
他心境似乎一直很愉快，对人总是很高兴的样子。我没有见他疾言厉色过；即遇怫意的事，他似乎也没有生过气。然而当神圣的抗战一开始，他便挺身出来，献身给祖国，为抗战做着应该做的工作。
抗战使这位在研究室中静静的工作着的学者，变为一位勇猛的斗士。
他的死亡，使香港方面的抗战阵容失色了。他没有见到胜利而死，这不幸岂仅是他个人的而已！
他如果还健在，他一定会更勇猛的为和平建国，民主自由而工作着的。
失去了他，不仅是失去了一位真挚而有益的好友，而且是，失去了一位最坚贞，最有见地，最勇敢的同道的人。我的哀悼实在不仅是个人的友情的感伤！
（原载1946年7月1日《文艺复兴》1卷第6期）
想起和济之同在一处的日子
这几年，连续的丧失了许多好友。地山的死，使我痛苦最甚。我们正在做着一件事，他帮了我许多的忙。而他的死，几乎使那件事付托无人。而想起了三十年前在他铠甲厂宿舍里的纵谈，应和着窗前流水的淙淙，至今犹像在眼前。接着，六逸又在贵阳死了。我们在上海同住在一个宿舍里好几年，且在同一个文化机关里同事了好几年。他是那么刚正不阿，而对于朋友们又是那么慈祥纵容，一团和气。他的温和的语笑，如今也还像在眼前晃着。现在，我又在哭济之了！济之死在沈阳，和六逸一样，都是为了穷，为了工作过度而死的！他太太呜咽的说道：“他独自个死在那边，没有一个亲人。入殓时不知穿什么衣服，有没有好好的成殓？”说着，便大哭起来。我伤心得连泪水也被灼干了，一句安慰的话也说不出来。
想起三十年前学生时代终日同在一处的朋友们，经过了这三十年，已经是凋落将尽了。梦良、亦几、秋白、庐隐早已成古人了。地山、济之又死，怎么不令我们几个活在这苦难的世界上的人兴“人生无常”之恸呢？
我和济之认识最早。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我常常到北京青年会看书。那个小小的图书馆里，有七八个玻璃橱的书，其中以关于社会学的书，及俄国文学名著的英译本为最多。我最初很喜欢读社会问题的书。青年会干事美国人步济时是一位很和蔼而肯帮助人的好人。他介绍给我看些俄国文学的书。在那里面，有契诃夫的戏曲集和短篇小说集，有安特列夫的戏曲集，托尔斯太的许多小说等。我对之发生了很大的兴趣。这小小的图书馆成了我常去盘桓的地方。有一位孔先生，不记得他是哪个学校的学生了，也常去。我们谈得很起劲。他介绍济之给我相识。恰好那时候青年会要办一个学生刊物，便约我和济之几个人来编。同时，还有秋白、菊农、地山几个人，同在这个编委会里。这个刊物定名为《新社会》。我们经常的聚在一起闲谈，很快的便成为极要好的朋友们，几乎天天都见面。我住的地方最狭窄，也最穷。济之和菊农的家，在我们看来，很显得阔气。秋白的环境也不好。他在我们几个人当中，最为老成，而且很富于哲学思想，他读着老子和庄子。地山住在燕大宿舍里，也是我们里的一位老大哥，他有过不少的社会经验，在南洋一带，当过中学教员。我们常常带着好奇心，听他叙述南洋的故事和他自己及他一家在台湾的可歌可泣的生活。和他们两个人比起来，济之、菊农和我，简直是还没有见过世面的孩子们。
我们这个集团，很起劲的工作着。我常常很早的起来，从东城步行到琉璃厂附近的一家印刷所里去校对。但过不了几个月，这个刊物便被封闭了，经理某君也被捉去关了好几天才放出来。这是我们遭受到暴力的压迫与摧残。我那个时候，才懂得些世故。济之向来是不大说话的，但那时也很愤慨。我们立刻又计划着出版一个月刊，定名《人道》；在那里，秋白的文章写得最多。但只出版了一期，便因为经济的困难和青年会的怕麻烦，也夭折了。
五四运动暴发了。我们也没有工夫从事于文字工作了。我们这几个人都被选为代表；秋白、济之做了俄专的代表，菊农做了燕大的代表，我也做了我的学校的代表，我们仍是经常的聚集在一处。我们常常在晚上开会，而且总在教会学校里。一个个的溜进去，开会完了，又一个个的溜出来，还要看看背后有没有人跟踪着。有一次，秋白便被侦探们注意的跟随了好久。
济之虽沉默寡言，处事却极有条理。在那时候，我们对于文学的兴趣突然大炽。我常常带了书到会场里看。济之有一位前辈叶君办了一个《新中国》杂志，需要些文艺的稿子，他和秋白便开始了俄国文学的翻译工作。我记得他的第一篇译文是托尔斯太的《家庭幸福》。说来很可怜，那时候的俄专，教的是俄文，却从来不讲什么俄国文学。济之、秋白知道译托尔斯太的著作，对于俄国文学的源流，却无书可资参考，便托我在英文书里找这一类的材料替他们做注解。我那时所能得到的，也只是薄薄的一本Bome Library的《俄国文学史》而已。我自己也从英文里，重译了一篇俄国小说，登载在《新中国》里。这是我第一次由写稿获得稿费的事。记得那时候够多么高兴！我午餐向来是以烩老饼或云吞当饭的，那一天却破例叫了两个菜，正式吃了一顿白米饭。大约还花不到五毛大洋吧。在我已是十分的豪奢了。以后，又和蒋百里先生见面，替共学社译了不少俄国文学的名著。济之和秋白合译了《托尔斯太短篇小说集》，我译了契诃夫的《樱桃园》，后来，济之又译了《复活》和其他的几部大书。他结婚的时候，便是靠《复活》的稿费补助的。
为了对于文学兴趣的浓厚，我们便商量着组织一个文艺协会。第一次开会便借济之的万宝盖胡同的寓所。到会的有蒋百里、周作人、孙伏园、郭绍虞、地山、秋白、菊农、济之和我，还约上海的沈雁冰，一同是十二个人，共同发表了一篇宣言，这便是文学研究会的开始。
高梦旦先生到了北平来，我和济之去找他，预备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个文学杂志。梦旦先生说，还是把《小说月报》改革一下吧。当时便决定由雁冰接办《小说月报》，而由我负责在北京集稿寄去。这时候，地山第一次用落华生的笔名，写他的小说，济之和秋白也为《小说月报》译些俄国小说。
过了半年多，我毕业了，派到上海来服务。济之也毕业了，被派到外交部工作。不久，他便结婚了。又被派到莫斯科使馆里做事。此后十几年，他总在莫斯科和西比利亚一带做着外交官。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但每当他回国的时候，我们总要见面几次，盘桓好几天。他第一次回来时候，和家眷同归；他那时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显得更沉着，更沉默寡言。但他虽做着外交官，他的翻译的工作却从未间断过。许多托尔斯太、屠格涅夫的大著作都由他介绍到中国来。
不知什么时候，他发现他自己有很严重的心脏病，便请假回国休养。接着，抗战起来了。他住在上海，几次要到内地去。有一次已经到了香港，因为心脏病复发，不能走，便只好又回到上海来。这七八年，我们总聚会在一处。他还是继续不断的做着翻译的工作。他的负担很重。每天都不能不写个两三千字。又计划着要编一部《中俄字典》。
日寇进占租界时，我离开了家，埋名隐姓的住在一个朋友家里。我们总有半年不曾见面。后来，我又找到了他。我们计划着要译些什么以维持生活。当时，便和开明书店商量，他着手译高尔基的几部小说；杜斯妥夫斯基的《白痴》和《兄弟们》两部大著作，也是他在这时候译成的。后来，又替生活书店译了一部高尔基的小说。《中俄字典》也开始着手编写。他是那么起劲而过度的工作着。
我们常在开明书店见面，常常的以大饼或生煎馒头或烘山芋当午饭。仿佛又恢复了学生时代的生活。在那时候，吃一顿白米饭可真不易！调孚是从家里带了一包炒米粉来，用茶送下去，勉强的吞咽着当作一顿饭。彼此相顾苦笑，但也并不以为苦，觉得这苦是应该吃的！济之在那时还开了一爿旧书店，这是我替他出的主意。然而，根本不能挣钱，不能补助他的生计。不久，这爿店也便关门了。
他本来很胖。然而最近几年来，大约因为过度工作的结果，显著的瘦了下来。他本来很乐观，而最后，也显得十分忧郁。而工作的重担却总是压住他，一刻也不放松，他的负担实在太重了！
胜利了，我们都很喜悦，他也常常显着笑容，做着种种的梦。过了两个多月，他才由他兄弟式之的介绍，飞到重庆，就了东北的长春铁路理事会的总务处长。他如何能做这么繁琐的工作呢？他不曾回上海，便由重庆直飞到沈阳就任。待遇很菲薄，家用还是不够。他写信来，依然要翻译点什么。去年，他请假回来，我们又重聚了一个多月。他更瘦了。自觉心脏病又严重起来，腿有点肿。我们劝他不要再去了。然而，在这里有什么办法可留下他呢？
他在这一个多月的逗留中，总是计划着要译些什么，编些什么。《中俄字典》也依旧继续的编下去，参考书也带去了不少。他走的时候，我因为忙，没有去送他，也没有和他长谈，想不到这一别便永远的见不到他了！
他最后给我的一封信，说起那工作对他的不适宜，想要有机会教书。还谈起他的一位同学韩君死了，留下不少俄文书，遗嘱要卖了维持生活，托我设法。不料，他自己不久也就成了古人了！
回想到三十年来相处的日子，见到他灵前的白烛的发抖的光焰和他宛然犹在的遗容，心里便透过一阵冷颤。济之便这样的一瞑不视了么？蓝印的讣闻，正放在桌上，翻开了便见到他的遗容，简直如见到他还坐在我客室里谈着似的，然而他却永远不会再见到了！
多少少年时候的朋友们都这样匆匆的了结了他们的一生，没有见到“太平”，没有享受过应该享受的生活，济之便是一个。他们能够死得瞑目么？呜呼！我不忍再写下去了！
三十六年四月三日写
（原载1947年4月5日《文汇报》）
忆六逸先生
谢六逸先生是我们朋友里面的一个被称为“好人”的人，和耿济之先生一样，从来不见他有疾言厉色的时候。他埋头做事，不说苦、不叹穷、不言劳。凡有朋友们的委托，他无不尽心尽力以赴之。我写《文学大纲》的时候，对于日本文学一部分，简直无从下手，便是由他替我写下来的——关于苏联文学的一部分是由瞿秋白先生写的。但他从来不曾向别人提起过。假如没有他的有力的帮忙，那部书是不会完成的。
他很早的便由故乡贵阳到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就到上海来做事。我们同事了好几年，也曾一同在一个学校里教过书。我们同住在一处，天天见面，天天同出同入，彼此的心是雪亮的。从来不曾有过芥蒂，也从来不曾有过或轻或重的话语过。彼此皆是二十多岁的人。——我们是同庚——过着很愉快的生活，各有梦想，各有致力的方向，各有自己的工作在做着。六逸专门研究日本文学和文艺批评。关于日本文学的书，他曾写过三部以上。有系统的介绍日本文学的人，恐怕除他之外，还不曾有过第二个人。他曾发愿要译紫部式的《源氏物语》，我也极力怂恿他做这个大工作。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竟没有动笔。
他和其他的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人，显得落落寡合。他没有丝毫的门户之见。他其实是外圆而内方的。有所不可，便决不肯退让一步。他喜欢和谈得来的朋友们在一道，披肝沥胆，无所不谈。但遇到了生疏些的人，他便缄口不发一言。
我们那时候，学会了喝酒，学会了抽烟。我们常常到小酒馆里去喝酒，喝得醉醺醺的回来。他总是和我们在一道，但他却是滴酒不入的。有一次，我喝了大醉回来，见到天井里的一张藤的躺椅，便倒了下去，沉沉入睡。不知什么时候，被他和地山二人抬到了楼上，代为脱衣盖被。现在，他们二人都已成了故人，我也很少有大醉的时候。想到少年时代的狂浪，能不有“车过腹痛”之感！
我老爱和他开玩笑，他总是笑笑，说道“就算是这样吧”。那可爱的带着贵州腔的官话，仿佛到现在还在耳边响着。然而我们却再也听不到他的可爱的声音了！
我们一直同住到我快要结婚的时候，方才因为我的迁居而分开。
那时候，我们那里常来住住的朋友们很多。地山的哥哥敦谷，一位极忠厚而对于艺术极忠心的画家，也住在那儿。滕固从日本回国时，也常在我们这里住。六逸和他们都很合得来。我们都不善于处理日常家务，六逸是负起了经理的责任的。他担任了那些琐屑的事务，毫无怨言，且处理得很有条理。
我的房里，乱糟糟的，书乱堆，画乱挂，但他的房里却收拾得整整有条，火炉架上，还陈列了石膏像之类的东西。
他开始教书了。他对于学生们很和气，很用心的指导他们，从来不曾显出不耐烦的心境过。他的讲义是很有条理的。写成了，就是一部很好的书。他的《日本文学史》，就是以他的讲义为底稿的。他对于学生们的文稿和试卷，也评改得很认真，没有一点马糊。好些喜欢投稿的学生，往往先把稿子给他评改。但他却从不迁就他们，从不马糊的给他们及格的分数。他永远是“外圆内方”的。
曾经有一件怪事，发生过。他在某大学里做某系的主任，教“小说概论”。过了一二年，有一个荒唐透顶的学生，到他家里，求六逸为他写的《小说概论》做一篇序，预备出版。他并没有看书，就写了。后来，那部书出版了，他拿来一看，原来就是他的讲义，差不多一字不易。我们都很生气。但他只是笑笑。不过从此再也不教那门课程了。他虽然是好脾气，对此种欺诈荒唐的行为，自不能不介介于心，他生性忠厚，却从来不曾揭发过。
他教了二十六七年的书，尽心尽责的。复旦大学的新闻学系，由他主持了很久的时候。在“七·七”的举国抗战开始后，他便全家迁到后方去。总有三十年不曾回到他的故乡了，这是第一次的归去。他出来时是一个人，这一次回去，已经是儿女成群的了。那么远迢迢的路，那么艰难困顿的途程，他和他夫人，携带了自十岁到抱在怀里的几个小娃子们走着，那辛苦是不用说的。
自此一别，便成了永别，再也不会见到他了！胜利之后，许多朋友们都由后方归来了，他的夫人也携带了他的孩子们东归了，但他却永远永远的不再归来了！他的最小的一个孩子，现在已经靠十岁了。
记得我们别离的时候，我到他的寓所里去送别。房里家具凌乱的放着，一个孩子还在喂奶，他还是那么从容徐缓的说道：“明天就要走了。”然而，我们的眼互相的望着，各有说不出的黯然之感。不料此别便是永别！
他从来没有信给我，——仿佛只有过一封信吧，而这信也已抛失了——他知道我的环境的情形，也知道我行踪不定，所以，不便来信，但每封给上海友人的信，给调孚的信，总要问起我来。他很小心，写信的署名总是用的假名字，提起我来，也用的是假名字。他是十分小心而仔细的。
他到了后方，为了想住在家乡之故，便由复旦而转到大夏大学授课。后来，又在别的大学里兼课，且也在交通书局里担任编辑部的事。贵阳几家报纸的文学副刊，也多半由他负责编辑。他为了生活的清苦，不能不多兼事。而他办事，又是尽心尽力的，不肯马糊，所以，显得非常的疲劳，体力也日见衰弱下去。
生活的重担，压下去，压下去，一天天的加重，终于把他压倒在地。他没有见到胜利，便死在贵阳。
他素来是乐天的，胖胖的，从来不曾见过他的愤怒。但听说，他在贵阳时，也曾愤怒了好几回。有一次，一个主省政的官吏，下令要全贵阳的人都穿上短衣，不许着长衫。警察在街上，执着剪刀，一见有身穿长衫的人，便将下半截剪了去。这个可笑的人，听说便是下令把四川全省靠背椅的靠背全部锯了去的。六逸愤怒了！他对这幼稚任性，违抗人民自由与法律尊严的命令不断的攻击着。他的论点正确而有力。那个人结果是让步了，取消了那道可笑的命令。六逸其他为了人民而争斗的事，听说还有不少。这愤怒老在烧灼着他的心。靠五十岁的人也没有少年时代的好涵养了。
时代迫着他愤怒、争斗，但同时也迫着他为了生活的重担而穷苦而死。
这不是他一个人所独自走着的路。许多有良心的文人们都走着同样的路。
我们能不为他——他们——而同声一哭么？
三十六年七月十七日写
（原载1947年9月15日《文讯》7卷第3期）
忆贤江
杨贤江先生和邹韬奋先生相同，都是一生苦学的。很早的时候，贤江就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生杂志》上投稿了。他靠着稿费作为升学的费用。他那时候写着各种性质不同的论文，尤以关于青年修养的为最多。我正在中学里念着书，颇受他的论文的影响，也主张吃苦自修。仿佛还把《五种遗规》和《读书分年日程》、《小学集注》、《近思录》、《大学衍义》等等，弄得颇有些“道学”气。
《新青年》的出现，使我们整个的人生观都改变了。贤江也开始用白话文来写文章。他进了南高师，还是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他觉得自己的外国语不够用，曾努力的学习着英文和日文。
后来，他被《学生杂志》社聘请为编辑，到了上海做事。我那时候也在商务印书馆做编辑。我们曾经同住在闸北的一所旧式楼房里好些时候。
他的日常生活很严肃，起居有时，饮食有节。记得，我住在前楼，他住在另一部分。每天早晨，他都要早操一次。他用的是练气力的钢做拉链。不知道要拉多少次——数目是有一定的。还有一对铁哑铃，他也常常的双手执持着在晒台上操演着。他洗冷水澡，洗冷水脸。他的脸色红红的，身体相当的高大，显得十分的健康、结实。
我和几位同住的朋友们，却过不惯那末有规律的严格的生活。早上，要出去散散步，傍晚，也许有时候要到小酒店里喝喝酒。这些事，贤江都是不参加的。有一天，还是相识了不久的时候，天气好极了，（太阳刚刚升上来。）我到了他房里，问他道：
“出去散散步吧？”
他摇摇头，说道：“没有工夫。还要读英文呢。”果然，他手执着一本英文书，正在小房间里踱着，边走边念，念的声音很高。我抬头一看，墙上正贴着一张“工作日程表”一类的东西，每天上午七时到八时半的时间，正填着“英文”这一个项目。我很不好意思的走开了。
大革命之后，他离开了商务印书馆。但朋友们都知道他正做着“工作”。他很忙，生活依然的严肃而有规律。不知他在上海又住了多少时候；只知道他曾经到过日本。
我写过一篇论文，说起介绍西洋文化的问题。那时候，我的思想还是很模糊，还是带着很浓厚的“五四”时代的见解。我主张，我们的文化应该“全盘欧化”。
过了几天，我收到一封很厚的信，是贤江寄来的。这封信有两千多字长，满满的写了十多张信纸；他反复详明的阐述着“全盘欧化”的主张的错误、不妥。他说明，西欧的文化不完全是健全的，是对我们有用的；其中，有毒的成分很多。我们介绍西洋文化必须有所选择，必须有所分别；绝对的不能说，凡是西方的就都是好的，就都应该介绍的。他说得那末恳切，那末周详，那末明白而确定。我非常的感谢他的箴谏与启发。这个及时的警告，使我，还有许多抱着同样见解的人们，不致糊涂到底，更不致一直沿着错路走去。
他是一位真实的好朋友！
在我的想象里，他一直是健全而壮实的——在身体上与思想上。想不到，他的思想是一天天在进步着，而他的身体却一天天的坏下去了。他到日本去医病；听说，他的病是肠结核一类的症候。谁想得到，那末健壮的贤江，会染上了这个病呢？更谁想到，他竟为了这个病而死呢？在许多朋友们里，他是最能照顾自己身体的人。不料，病魔的力量，竟大过他，压倒了他。
他死了已经十八年。革命已经得到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是可以告慰于他的！
（原载1949年8月9日《光明日报》）
哭佩弦
从抗战以来，接连的有好几位少年时候的朋友去世了。哭地山、哭六逸、哭济之，想不到如今又哭佩弦了。在朋友们中，佩弦的身体算得很结实的。矮矮的个子，方而微圆的脸，不怎么肥胖，但也决不瘦。一眼望过去，便是结结实实的一位学者。说话的声音，徐缓而有力。不多说废话，从不开玩笑；纯然是忠厚而笃实的君子。写信也往往是寥寥的几句，意尽而止。但遇到讨论什么问题的时候，却滔滔不绝。他的文章，也是那么的不蔓不枝，恰到好处，增加不了一句，也删节不掉一句。
他做什么事都负责到底。他的《背影》，就可作为他自己的一个描写。他的家庭负担不轻，但他全力的负担着，不叹一句苦。他教了三十多年的书，在南方各地教，在北平教；在中学里教，在大学里教。他从来不肯马马糊糊的教过去。每上一堂课，在他是一件大事。尽管教得很熟的教材，但他在上课之前，还须仔细的预备着。一边走上课堂，一边还是十分的紧张。记得在清华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在他办公室里坐着，见他紧张的在翻书。我问道：
“下一点钟有课么？”
“有的，”他说道，“总得要看看。”
像这样负责的教员，恐怕是不多见的。他写文章时，也是以这样的态度来写。写得很慢，改了又改，决不肯草率的拿出去发表。我上半年为《文艺复兴》的“中国文学研究”号向他要稿子，他寄了一篇《好与巧》来；这是一篇结实而用力之作。但过了几天，他又来了一封快信，说，还要修改一下，要我把原稿寄回给他。我寄了回去。不久，修改的稿子来了，增加了不少有力的例证。他就是那末不肯马马糊糊的过下去的！
他的主张，向来是老成持重的。
将近二十年了，我们同在北平。有一天，在燕京大学南大地一位友人处晚餐。我们热烈的辩论着“中国字”是不是艺术的问题。向来总是“书画”同称。我却反对这个传统的观念。大家提出了许多意见。有的说，艺术是有个性的；中国字有个性，所以是艺术。又有的说，中国字有组织，有变化，极富于美术的标准。我却极力的反对着他们的主张。我说，中国字有个性，难道别国的字便表现不出个性了么？要说写得美，那末，梵文和蒙古文写得也是十分匀美的。这样的辩论，当然是不会有结果的。
临走的时候，有一位朋友还说，他要编一部《中国艺术史》，一定要把中国书法的一部门放进去。我说，如果把“书”也和“画”同样的并列在艺术史里，那末，这部艺术史一定不成其为艺术史的。
当时，有十二个人在座。九个人都反对我的意见。只有冯芝生和我意见全同。佩弦一声也不言语。我问道：
“佩弦，你的主张怎样呢？”
他郑重的说道：“我算是半个赞成的吧。说起来，字的确是不应该成为美术。不过，中国的书法，也有他长久的传统的历史。所以，我只赞成一半。”
这场辩论，我至今还鲜明的在眼前。但老成持重，一半和我同调的佩弦却已不在人间，不能再参加那末热烈的争论了。
这样的一位结结实实的人，怎么会刚过五十便去世了呢？——我说“结结实实”，这是我十多年前的印象。在抗战中，我们便没有见过。在抗战中，他从北平随了学校撤退到后方。他跟着学生徒步跑，跑到长沙，又跑到昆明。还照料着学校图书馆里搬出来的几千箱的书籍。这一次的长征，也许使他结结实实的身体开始受了伤。
在昆明联大的时候，他的生活很苦。他的夫人和孩子们都不能在身边，为了经济的拮据，只能让他们住在成都。听说，食米的恶劣，使他开始有了胃病。他是一位有名的衣履不周的教授之一。冬天，没有大衣，把马夫用的毡子裹在身上，就作为大衣；而在夜里，这一条毡子便又作为棉被用。
有人来说，佩弦瘦了，头上也有了白发。我没有想象到佩弦瘦到什么样子；我的印象中，他始终是一位结结实实的矮个子。
胜利以后，大家都复员了，应该可以见到。但他为了经济的关系，径从内地到北平去，并没有经过南方。我始终没有见到瘦了后的佩弦。
在北平，他还是过得很苦。他并没有松下一口气来。
暑假后，是他应该休假的一年。我们都盼望他能够到南边来游一趟。谁知道在假期里他便一瞑不视了呢？我永远不会再有机会见到瘦了后的佩弦了！
佩弦虽然在胜利三年后去世，其实他是为抗战而牺牲者之一。那末结结实实的身体，如果不经过抗战的这一个阶段的至窘极苦的生活，他怎么会瘦弱了下去而死了呢？他的致死的病是胃溃疡，与肾脏炎。积年的吃了多少粒与稗子的配给米，是主要的原因。积年的缺乏营养与过度的工作，使他一病便不起。尽管有许多人发了国难财，胜利财，乃至汉奸们也发了财而逍遥法外，许多瘦子都变成了肥头大脸的胖子，但像佩弦那样的文人、学者与教授，却只是天天的瘦下去，以至于病倒而死。就在胜利后，他们过的还是那末苦难的日子，与可悲愤的生活。
在这个悲愤苦难的时代，连老成持重的佩弦，也会是充满了悲愤的。在报纸上，见到有佩弦签名的有意义的宣言不少。他曾经对他的学生们说，“给我以时间，我要慢慢的学”。他在走上一条新的路上来了。可惜的是，他正在走着，他的旧伤痕却使他倒了下去。
他花了整整一年工夫，编成《闻一多全集》。他既担任着这一个工作，他便勤勤恳恳的专心一志的负责到底的做着。《闻一多全集》的能够出版，他的力量是最大的；他所费的时间也最多。我们读到他的《闻一多全集》的序，对于他的“不负死友”的精神，该怎样的感动。
地山刚刚走上一条新的路，便死了；如今佩弦又是这样。过了中年的人要蜕变是不容易的。而过了中年的人经过了这十多年的折磨之后，又是多末脆弱啊！佩弦的死，不仅是朋友们该失声痛哭，哭这位忠厚笃实的好友的损失，而且也是中国的一个重大的损失，损失了那末一位认真而诚恳的教师，学者与文人！
三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写于上海
（原载1948年9月15日《文讯》9卷第3期）
注释
[1]根据《山中的历日》一文所说日期以及本文文末所列写作月日，此处之“二十四日”疑为“二十二日”之误。——编者注
[2]英文，现代化。
[3]法语：“再会，再会！”
[4]法语：“日安”。
[5]美国影片名，中译名《风流寡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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