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胜利！胜利！
我们在水深火热的沦陷区里，度日如岁，天天盼着胜利的到来，简直如大旱之望云霓。我们忍受着人类所不能忍受的痛苦；我们吞声饮泣的睁眼看着狼虎的择肥而啮，狐兔的横行，群鬼的跳梁；我们被密密的网罗覆罩着；我们的朋友们里，有的杀身成仁，为常山舌，为文氏头，以热血写了不朽的可泣可歌的故事；有的被捕受刑，历尽了非人道的酷暴的待遇，幸而未死，然已疮痍满身，永生不愈；最大多数的人民是受着不可言说的压迫与恐怖，日在饥饿线上挣扎着；言之痛心，闻者酸鼻。
然而别一方面却是荒淫，奢靡，快乐无度；无耻与丧心病狂者流，统治了一切。敌人与勾结敌人之奸官、奸商，莫不致富万万；乃至数十百万万；人民求食所谓“文化粉”（北方以豆渣、花生壳、高粱、黍米等合磨为粉，称之为“文化粉”）而不可得，而彼等则食必珍馐，日掷百万而无吝；人民在黑暗中摸索着，而彼等则灯火辉煌，俾夜作昼；人民出无车，而彼等则汽车如虎，街头疾驰；人民住无室，而彼等则高楼巨厦，三宅四院而尚嫌不足；人民妻离子散，而彼等则娇妻艳妾，左拥右抱；人民衣裳褴褛，鞋穿袜破，而彼等则冠戴堂皇，靴光如漆。极度的荒淫无耻与极度的受压迫的呻吟，作着极鲜明的黑与白的对照，是地狱相，是鬼趣图。
而现在，胜利终于到来了！
但在这样的一个黑暗时期，一个悠久的“八年”的黑暗时期里，如果能有一部详细的记载，作为“千秋龟鉴”，实胜于徒然的歌颂胜利的欢呼。
我从“八·一三”事变后，便过了好几次的流离迁徙的生活；从“一二八”后，便蛰居于一小楼上，杜绝人事往来。虽受着不少次的虚惊，幸而未作“楚囚”，未受刑迫。胜利的欢呼，使我从冬蛰里苏生。我没有受害，没有入狱，竟也没有饥饿而死，不可不谓为一个“奇迹”！我在这里以十万分恳挚的敬意，致谢于许多帮助我隐匿着，生活着的朋友们。如果没有他们的好意与有勇气的担当，我也许早已遭逢了不幸。
劫后余生，痛定思痛，把这几年来目睹耳闻的事实，写了下来，成为这本《蛰居散记》，也许可以使将来的史家们有些参考吧。是为序。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
（选自《蛰居散记》，上海出版公司1951年5月出版）
暮影笼罩了一切
“四行孤军”的最后枪声停止了。临风飘荡的国旗，在群众的黯然神伤的凄视里，落了下来。有低低的饮泣声。
但不是绝望，不是降伏，不是灰心，而是更坚定的抵抗与牺牲的开始。
苏州河畔的人渐渐的散去。灰红色的火焰还可瞭望得到。
血似的太阳向西方沉下去。
暮色开始笼罩了一切。
是群鬼出现，百怪跳梁的时候。
没有月，没有星，天上没有一点的光亮。黑暗渐渐的统治了一切。
我带着异样的心，铅似的重，钢似的硬，急忙忙的赶回家，整理着必要的行装，焚毁了有关的友人们的地址簿，把铅笔纵横写在电话机旁墙上的电话号码，用水和抹布洗去。也许会有什么事要发生。准备着随时离开家。先把日记和有关的文稿托人寄存到一位朋友家里去。
小箴已经有些懂事，总是依恋在身边。睡在摇篮里的倍倍，却还是懵懵懂懂的。看望着他们，心里浮上了一缕凄楚之感。生活也许立刻便要发生问题。
但挺直着身体，仰着头，豫想着许多最坏的结果，坚定的作着应付的打算。
下午，文化界救亡协会有重要的决议，成为分散的地下的工作机关。《救亡日报》停刊了。一部分的友人们开始向内地或香港撤退。他们开始称上海为“孤岛”。但我一时还不想离开这“孤岛”。
夜里，我手提着一个小提箱，到章民表叔家里去借住。温情的招待，使我感到人世间的暖热可爱。在这样彷徨若无所归的一个时间，格外的觉到“人”的同情的伟大与“人间”的可爱可恋。个个人都是可亲的，无机心的，兄弟般的友爱着，互助着，照顾着。他们忘记了将临的危险与恐怖，只是热忱的容留着，招待着，只有比平时更亲切，更关心。
白天，依然到学校里授课，没有一分钟停顿过讲授。学生们在炸弹落在附近时，都镇定着坐着听讲；教授们在炸声轰隆，门窗格格作响时，曾因听不见语声而暂时停讲半分数秒，但炸声一息，便又开讲下去。这时，师生们也格外的亲近了；互相关心着安全。他们谈说着我们的“马其诺防线”的可靠，信任着我们的军官与士兵。种种的谣传都像冰在火上似的消融无踪。可爱的青年们是坚定的。没有凄惋，没有悲伤；只是坚定的走着应走的路。有的，走了；从军或随军做着宣传的工作。不走的，更热心的在做着功课，或做着地下的工作。他们不知恐怖，不怕艰苦，虽然恐怖与艰苦正在前面等待着他们。教员休息室里的议论比较复杂，但没有一句“必败论”的见解听得到。
后来，“马其诺防线”的防守，证明不可靠了；南京被攻下，大屠杀在进行。“马当”的防线也被冲破了。但一般人都还没有悲观。“信仰”维持着“最后胜利”的希望。“民族意识”坚定着抵抗与牺牲的决心。
同时，狐兔与魍魉们却更横行着。“大道市政府”成立，“维新政府”成立。暗杀与逮捕，时时发生。“苏州河北”成了恐怖的恶魔的世界。“过桥”是一个最耻辱的名辞。
汉奸们渐渐的在“孤岛”似的桥南活动着，被杀与杀人。有一个记者，被杀了之后，头颅公开的挂在电杆上示众。有许多人不知怎样的失了踪。
极小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动摇了。
学生们常常来告密，某某教员有问题，某某人很可疑。但我还天真的不信赖这些“谣言”。在整个民族作着生死决战的时期，难道知识分子还会动摇变节么？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盲猜”与“瞎想”。
但事实证明了他们情报的真确不假。
有一个早上，与董修甲相遇，我在骂汉奸，他也附和着。但第二天，他便不来上课了。再过了几天，在报上知道他已做了伪官。
张素民也总是每天见面，每天附和着我的意见，但不久，也便销声匿迹，之后，也便公开的做了什么“官”了。
还有一个张某，和陈柱，同受伪方的津贴，这事，我也不相信。但到了陈柱（这个满嘴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东西）“走马上任”，张某被友人且劝且迫的到了香港发表“自首文”时，我也才觉得自己是被骗受欺了。
可怕的“天真”与对于知识分子的过分看重啊！
学生里面也出现“奸党”。好在他们都是“走马上任”去的，不屑在学校里活动；也不敢公开的宣传什么，或有什么危害。他们总不免有些“内愧”。学校里面依然是慷慨激昂的我行我素。
虽然是两迁三迁的，校址天天的缩小，但精神却很好；很亲切、很温暖、很愉快。
青年们还在举行“座谈会”什么的，也出版了些文艺刊物；还做着民众文艺的运动，办着平民夜校。和平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多带着些警觉性。可爱与骄傲，信仰与决心，交织成了这一时期的青年们活动的趋向。
我还每夜都住在外面。有时候也到古书店里去跑跑。偶然的也挟了一包书回来。借榻的小室里，书又渐渐的多起来。生活和平常差不了多少，只是十分小心的警觉着戒备着。
有一天到了中国书店，那乱糟糟的情形依样如旧。但伙计们告诉我：日本人来过了，要搜查《救亡日报》的人；但一无所得。《救亡日报》的若干合订本放在阴暗的后房里，所以他们没有觉察到。搜查时，汪馥泉恰好在那里。日本人问他是谁。他穿着一件蓝布长衫，头发长长的，长久不剪了，答道：“是伙计。”也真像一个古书店的伙计，才得幸免。以后，那一批“合订本”便由汪馥泉运到香港去。敌人的密探也不曾再到中国书店过。亏得那一天我没有在那里。
还有一天，我坐在中国书店，一个日本人和伙计们在闲谈，说要见见我和潘博山先生。这人是清水，管文化工作的。一个伙计偷偷的问我道：“要见他么？”我连忙摇摇头。一面站起来，在书架上乱翻着，装作一个购书的人。这人走了后，我向伙计们说道：“以后要有人问起我或问我地址的，一概回答不知道，或长久没有来了一类的话。”为了慎重，又到汉口路各肆嘱咐过。
我很感谢他们，在这悠久的八年里，他们没有替我泄露过一句话，虽然不时的有人去问他们。
隔了一个多月，好像没有什么意外的事会发生，我才再住到家里去。
夜一刻刻的黑下去。
有人在黑夜里坚定的守着岗位，做着地下的工作；多数的人则守着信仰在等待天亮。极少数的人在做着丧心病狂和为虎作伥的事。
这战争打醒了久久埋伏在地的“民族意识”；也使民族败类毕现其原形。
（选自《蛰居散记》，上海出版公司1951年5月出版）
鹈鹕与鱼
夕阳的柔红光，照在周围十余里的一个湖泽上，没有什么风，湖面上绿油油的像一面镜似的平滑。一望无垠的稻田。垂柳松杉，到处点缀着安静的景物。有几只渔舟，在湖上淀泊着。渔人安闲的坐在舵尾，悠然的在吸着板烟。船头上站立着一排士兵似的鹈鹕，灰黑色的，喉下有一大囊鼓突出来。渔人不知怎样的发了一个命令，这些水鸟们便都扑扑的钻没入水面以下去了。
湖面被冲荡成一圈圈的粼粼小波。夕阳光跟随着这些小波浪在跳跃。
鹈鹕们陆续的钻出水来，上了船。渔人忙着把鹈鹕们喉囊里吞装着的鱼，一只只的用手捏压出来。
鹈鹕们睁着眼望着。
平野上炊烟四起，袅袅的升上晚天。
渔人拣着若干尾小鱼，逐一的抛给鹈鹕们吃，一口便咽了下去。
提起了桨，渔人划着小舟归去。湖面上刺着一条水痕。鹈鹕们士兵似的齐整的站立在船头。
天色逐渐暗了下去。湖面又平静如恒。
这是一幅很静美的画面，富于诗意；诗人和画家都要想捉住的题材。
但隐藏在这静美的画面之下的，却是一个惨酷可怖的争斗，生与死的争斗。
在湖水里生活着的大鱼小鱼们看来，渔人和鹈鹕们都是敌人，都是蹂躏他们，置他们于死的敌人。
但在鹈鹕们看来，究竟有什么感想呢？
鹈鹕们为渔人所喂养，发挥着他们捕捉鱼儿的天性，为渔人干着这种可怖的杀鱼的事业。他们自己所得的却是那末微小的酬报！
当他们兴高采烈的钻没入水面以下时，他们只知道捕捉、吞食，越多越好。他们曾经想到过：钻出水面，上了船头时，他们所捕捉、所吞食的鱼儿们依然要给渔人所逐一捏压出来，自己丝毫不能享用的么？
他们要是想到过，只是作为渔人的捕鱼的工具，而自己不能享用时，恐怕他们便不会那末兴高采烈的在捕捉在吞食吧。
渔人却悠然的坐在船梢，安闲的抽着板烟，等待着鹈鹕们为他捕捉鱼儿。一切的摆布，结果，都是他事前所预计着的。难道是“运命”在播弄着的么，渔人总是在“收着渔人之利”的；鹈鹕们天生的要为渔人而捕捉、吞食鱼儿；鱼儿们呢，仿佛只有被捕捉、被吞食的份儿，不管享用的是鹈鹕们或是渔人。
在人间，在沦陷区里，也正演奏着鹈鹕们的“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把戏。
当上海在暮影笼罩下，蝙蝠们开始在乱飞，狐兔们渐渐的由洞穴里爬了出来时，敌人的特工人员（后来是“七十六号”里的东西），便像夏天的臭虫似的，从板缝里钻出来找“血”喝。
他们先拣肥的，有油的，多血的人来吮、来咬、来吃。手法很简单：捉了去，先是敲打一顿，乱踢一顿，——掌颊更是极平常的事——或者吊打一顿，然后对方的家属托人出来说情。破费了若干千万，喂得他们满意了，然后才有被释放的可能。其间也有清寒的志士们只好挺身牺牲。但不花钱的人恐怕很少。
某君为了私事从香港到上海来，被他们捕捉住，作为重庆的间谍看待。囚禁了好久才放了出来。他对我说：先要用皮鞭抽打，那尖长的鞭梢，内里藏的是钢丝，抽一下，便深陷在肉里去；抽了开去时，留下的是一条鲜血痕。稍不小心，便得受一掌、一拳、一脚。说时，他拉开裤脚管给我看，大腿上一大块伤痕，那是敌人用皮靴狠踢的结果。他不说明如何得释，但恐怕不会是很容易的。
那些敌人的爪牙们，把志士们乃至无数无辜的老百姓们捕捉着、吞食着。且偷、且骗、且抢、且夺的，把他们的血吮着、吸着、喝着。
爪牙们被喂得饱饱的，肥头肥脑的，享受着有生以来未曾享受过的“好福好禄”。所有出没于灯红酒绿的场所，坐着汽车疾驰过街的，大都是这些东西。
有一个坏蛋中的最坏的东西，名为吴世宝的，出身于保镖或汽车夫之流，从不名一钱的一个街头无赖，不到几时，洋房有了，而且不止一所；汽车有了，而且也不止一辆；美妾也有了，而且也不止一个。有一个传说，说他的洗澡盆是用银子打成的，金子熔铸的食具以及其他用具，不知有多少。
他享受着较桀纣还要舒适奢靡的生活。
金子和其他的财货一天天的多了，更多了，堆积得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知其数。都是从无辜无告的人那里榨取偷夺而来的。
怨毒之气一天天的深；有无数的流言怪语在传播着。
群众们侧目而视，重足而立；吴世宝这三个字，成为最恐怖的“毒物”的代名辞。
他的主人（敌人），觉察到民怨沸腾到无可压制的时候，便一举手的把他逮捕了，送到监狱里去。他的财产一件件的被吐了出来。——不知到底吐出了多少。等到敌人，他的主人觉得满意了，而且说情的人也渐渐多了，才把他释放出来。但在临释的时候，却嗾使狗咬断了他的咽喉。他被护送到苏州养伤，在受尽了痛苦之后，方才死去。
这是一个最可怖的鹈鹕的下场。
敌人博得“惩”恶的好名，平熄了一部分无知的民众的怨毒的怒火，同时却获得了吴世宝积恶所得的无数掳获物，不必自己去搜括。
这样的效法喂养鹈鹕的渔人的办法，最为恶毒不过。安享着无数的资产，自己却不必动一手，举一足。
鹈鹕们一个个的上场，一个个的下台。一时意气昂昂，一时却又垂头丧气。
然而没有一个狐兔或臭虫视此为前车之鉴的。他们依然的在搜括、在捕捉、在吞食，不是为了他们自己，却是为了他们的主人。
他们和鹈鹕们同样的没有头脑，没有灵魂，没有思想。他们一个个走上了同样的没落的路，陷落在同一的悲惨的运命里。然而一个个却都踊跃的向坟墓走去，不徘徊，不停步，也不回头。
（选自《蛰居散记》，上海出版公司1951年5月出版）
最后一课
口头上慷慨激昂的人，未见得便是杀身成仁的志士。无数的勇士，前仆后继的倒下去，默默无言。
好几个汉奸，都曾经做过抗日会的主席；首先变节的一个国文教师，却是好使酒骂座，惯出什么“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一类题目的东西；说是要在枪林弹雨里上课，绝对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一个校长，却是第一个屈膝于敌伪的教育界之蟊贼。
然而默默无言的人们，却坚定的作着最后的打算，抛下了一切，千山万水的，千辛万苦的开始长征，绝不作什么为国家保存财产、文献一类的借口的话。
上海国军撤退后，头一批出来做汉奸的都是些无赖之徒，或愍不畏死的东西。其后，却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维持地方的人物出来了。再其后，却有以“救民”为幌子，而喊着同文同种的合作者出来。到了珍珠港的袭击以后，自有一批最傻的傻子们相信着日本政策的改变，在作着“东亚人的东亚”的白日梦，吃尽了“独苦”，反以为“同甘”，被人家拖着“共死”，却糊涂到要挣扎着“同生”。其实，这一类的东西也不太多。自命为聪明的人物，是一贯的利用时机，作着升官发财的计划。其或早或迟的蜕变，乃是作恶的勇气够不够，或替自己打算得周到不周到的问题。
默默无言的坚定的人们，所想到的只是如何抗敌救国的问题，压根儿不曾梦想到“环境”的如何变更，或敌人对华政策的如何变动、改革。
所以他们也有一贯的计划，在最艰苦的情形之下奋斗着，绝对的不作“苟全”之梦；该牺牲的时机一到，便毫不踌躇的踏上应走的大道，义无反顾。
十二月八号是一块试金石。
这一天的清晨，天色还不曾大亮，我在睡梦里被电话的铃声惊醒。
“听到了炮声和机关枪声没有？”C在电话里说。
“没有听见。发生了什么事？”
“听说日本人占领租界，把英国兵缴了械，黄浦江上的一只英国炮舰被轰沉，一只美国炮舰投降了。”
接连的又来了几个电话，有的从报馆里的朋友打来的。事实渐渐的明白。
英国军舰被轰沉，官兵们凫水上岸，却遇到了岸上的机关枪的扫射，纷纷的死在水里。
日本兵依照着预定的计划，开始从虹口或郊外开进租界。
被认为孤岛的最后一块弹丸地，终于也沦陷于敌手。
我匆匆的跑到了康脑脱路的暨大。
校长和许多重要的负责者们都已经到了。立刻举行了一次会议，简短而悲壮的，立刻议决了：
“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大学关闭结束。”
太阳光很红亮的晒着，街上依然的熙来攘往，没有一点异样。
我们依旧的摇铃上课。
我授课的地方，在楼下临街的一个课室，站在讲台上可以望得见街。
学生们不到的人很少。
“今天的事，”我说道，“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吧，”学生们都点点头。“我们已经议决，一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立刻便停课，并且立即的将学校关闭结束。”
学生们的脸上都显现着坚毅的神色，坐得挺直的，但没有一句话。
“但是我这一门功课还要照常的讲下去，一分一秒钟也不停顿，直到看见了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为止。”
我不荒废一秒钟的工夫，开始照常的讲下去。学生们照常的笔记着，默默无声的。
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清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的上了刺刀，“引满待发”。
然而镇定、安详、没有一丝的紧张的神色。该来的事变，一定会来的。一切都已准备好。
谁都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我愿意讲得愈多愈好；学生们愿意笔记得愈多愈好。
讲下去，讲下去，讲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应该讲授的东西，统统在这一课里讲完了它；学生们也沙沙的不停的在抄记着。心无旁用，笔不停挥。
别的十几个课室里也都是这样的情形。
对于要“辞别”的，要“离开”的东西，觉得格外的恋恋。黑板显得格外的光亮，粉笔是分外的白而柔软适用，小小的课桌，觉得十分的可爱；学生们靠在课椅的扶手上，抚摩着，也觉得十分的难分难舍。那晨夕与共的椅子，曾经在扶手上面用钢笔、铅笔、或铅笔刀，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涂写着，刻划着许多字或句的，如何舍得一旦离别了呢！
街上依然的平滑光鲜，小贩们不时的走过，太阳光很有精神的晒着。
我的表在衣袋里低低的嗒嗒的走着，那声音仿佛听得见。
没有伤感，没有悲哀，只有坚定的决心，沉毅异常的在等待着；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
远远的有沉重的车轮辗地的声音可听到。
几分钟后，有几辆满载着日本兵的军用车，经过校门口，由东向西，徐徐的走过，当头一面旭日旗，血红的一个圆圈，在迎风飘荡着。
时间是上午十时三十分。
我一眼看见了这些车子走过去，立刻挺直了身体，作着立正的姿势，沉毅的阖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道：
“现在下课！”
学生们一致的立了起来，默默的不说一句话；有几个女生似在低低的啜泣着。
没有一个学生有什么要问的，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彷徨、没有顾虑。个个人都已决定了应该怎么办，应该向哪一个方面走去。
赤热的心，像钢铁铸成似的坚固，像走着鹅步的仪仗队似的一致。
从来没有那末无纷纭的一致的坚决过，从校长到工役。
这样的，光荣的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暂时结束了她的生命。默默的在忙着迁校的工作。
那些喧哗的慷慨激昂的东西们，却在忙碌的打算着怎样维持他们的学校，借口于学生们的学业，校产的保全与教职员们的生活问题。
（选自《蛰居散记》，上海出版公司1951年5月出版）
烧书记
我们的历史上，有了好几次的大规模的“烧书”之举。秦始皇帝统一六国后，便来了一次烧书。“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这是最彻底的烧书，最彻底的愚民之计，和一般殖民地政府，不设立大学而只开设些职业、工艺学校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后，烧书的事，无代无之。有的烧历史文献，以泯篡夺之迹；有的烧佛教、道教的书，以谋宗教上的统一；有的烧淫秽的书，以维持道德的纯洁。近三百年，则有清代诸帝的大举烧书。我们读了好几本的所谓“全毁”、“抽毁”书目，不禁凛然生畏；至今尚觉得在异族铁蹄下的文化生活的如何窒塞难堪！
“八·一三”后，古书、新书之被毁于兵火之劫者多矣。就我个人而论，我寄藏于虹口开明书店里的一百多箱古书，就在八月十四日那一天被烧，烧得片纸不存。我看见东边的天空，有紫黑色的烟云在突突的向上升，升得很高很高，然后随风而四散，随风而淡薄。被烧的东西的焦渣，到处的飘坠。其中就有许多有字迹的焦纸片。我曾经在天井里拾到好几张，一触手便粉碎；但还可以辨识得出些字迹，大约是教科书之类居多。我想，我的书能否捡得到一二张烧焦了的呢？——那时，我已经知道开明书店被烧的情形——当然，这想头是很可笑的。就捡得到了又有什么意义；还不是徒增忉怛与愤激么？
这是兵火之劫；未被劫的还安全的被保存着。所遭劫的还只是些不幸的一二隅之地。但到了“一二八”敌兵占领了旧租界后，那情形却大是不同了。
我们听到要按家搜查的消息，听到为了一二本书报而逮捕人的消息，还听到无数的可怖的怪事、奇事、惨事。
许多人心里都很着急起来，特别是有“书”的人家。他们怕因“书”惹祸，却又舍不得割爱，又不敢卖出去——卖出去也没有人敢要。有好几个友人，天天对书发愁。
“这部书会有问题么？”
“这个杂志留下来不要紧么？”
“到底是什么该留的，什么不该留的？”
“被搜到了，有什么麻烦没有？”
个个人在互相的询问着，打听着。但有谁能够说明哪几部书是有问题的，或哪些东西是可留的呢？
我那时正忙于烧毁往来有关的信件，有关的记载，和许多报纸、杂志及抗日的书籍——连地图也在内。
我硬了心肠在烧。自己在壁炉里生了火，一包包，一本本，撕碎了，扔进去，眼看它们烧成了灰，一蓬蓬的黑烟从烟通里冒出来，烧焦了的纸片，飞扬到四邻，连天井里也有了不少。
心头像什么梗塞着，说不出的难过。但为了特殊的原因，我不能不如此小心。
连秋白送给我的签了名的几部俄文书，我也不能不把它们送进壁炉里去。
我觉得自己实在太残忍了！我眼圈红了不止一次，有泪水在落。是被烟熏的吧？
实在舍不得烧的许多书，却也不能不烧。踌躇又踌躇，选择又选择。有的头一天留下了，到了第二三天又狠了心把它们烧了。有的，已经烧了，心里却还在惋惜着，觉得很懊悔，不该把它们烧去。
但有了第一次淞沪战争时虹口、闸北一带的经验——有《征倭论》一类的书而被杀，被捉的人不少——自然不能不小心。对于发了狂的兽类，有什么理可讲呢！
整整的烧了三天。我翻箱倒箧的搜查着，捧了出来，动员孩子们在撕在烧。
“爸爸，这本书很好玩，留下来给我吧。”孩子在恳求着。
我难过极了！我也何尝不想留下来呢？但只好摇摇头，说道：“烧了吧，下回去买好一点的画给你。”
在这时候，就有好些住在附近的朋友们在问，什么书该烧，什么书不必烧。
我没法回答他们，领了他们到壁炉边去。
“你自己看吧。我在烧着呢。但我的情形不同。你自己斟酌着办吧。”
这一场烧书的大劫，想起来还有余栗与余憾！
不烧，不是至今还无恙么？
但谁能料得到呢？
把它们设法寄藏到别的地方去吧。
但为什么要“移祸”呢？这是我所绝对不肯做的事。
这是我不能不狠心动手烧的一个原因。
但也实在有些人把自认为“不安全”的书寄藏到别人家里去的。
这还是出于自动的烧。究竟自动烧书的人还不多。大量的“违碍”的书报还储藏在许多人家里。有许多人不肯烧，不想烧，也有人不知道烧，甚至有人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件事。
过了不久，敌人的文化统制的手腕加强了。他们通过了保甲的组织，挨户按家的通知，说：凡有关抗日的书籍、杂志、日报等等，必须在某天以前，自动烧毁或呈缴出来。否则严惩不贷。
同时，在各书店，各图书馆，搜查抗日书报，一车车的载运而去，不知运向何方，也不知它们的运命如何。
这一次烧书的规模大极了！差不多没有一家不在忙着烧书的。他们不耐烦呈缴出去，只有出于烧之一途。最近若干年来的报纸、杂志遭劫最甚。有许多人索性把报纸、杂志全都烧毁了，免得惹起什么麻烦。
外间谣传说，连包东西的报纸，上面有了什么抗日的记载，也要追究、捕捉的。
因之，旧报纸连包东西的资格也被取消了。
最可怜的是，有的朋友已经到了内地去，他们的书籍还藏在家里，或寄存在某友处。家里的人到处打听，问要紧不要紧，甚至去问保甲处的人。他们当然说要紧的，甚至还加上些恫吓的话。
于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他们把什么书全都付之一炬；只要是有字的，无不投到了火炉里去。
记得清初三令五申的搜求“禁书”的时候，有许多藏书家的后人，为了省得惹祸，也是将全部古书整批的烧了去。
这个书劫，实在比兵，比火，比水等等大劫更大得多，更普遍而深入得多了！
这样纷扰了近一个多月，始终不曾见敌伪方面有什么正式的文告。又有人说，这是出于误会，日本人方面并没有这个意思。
于是烧书的火渐渐的又灭了、冷了，终至不再有人提起这件事。
不烧的人，忘了烧的人，特地要小心保存这类抗日文献的人，当然也有。
许多抗日文献还保存得不少。像《文汇年刊》之类，我家里便还保存着，忘记了烧。
书如何能烧得尽呢？“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以烧书为统制的手法，徒见其心劳日拙而已。
但愿这种书劫，以后不再有！
（选自《蛰居散记》，上海出版公司1951年5月出版）
从“轧”米到“踏”米
江南人的食粮以稻米为主。“八·一三”后，米粮的问题，一天天的严重起来。其初，海运还通，西贡米，暹罗米还不断的运来。所以，江南的米粮虽大部分已为敌军所控制，所征用，而人民们多半改食洋米，也还勉强可以敷衍下去。其时米价大约二十元左右一担。但平民们已有亟亟不可终日之势。“工部局”开始发售平价米。平民们天一亮便等候在米店的门口，排了队，在“轧”米。除了排队上火车之外，这“轧”米的行列，可以说是最“长”，最齐整的了。穿制服的人，“轧”米有优先权。他们可以后到而先购，毋须排队。平民们都有些侧目而视，敢怒而不敢言。
有些维持“秩序”的人，拿粉笔在每个排队的人的衣服上写上了号码。其初是男女混杂的，后来，分成了男女两队。每一家米店门前，每一队的号码有编到一千几百号的。有的小贩子，“轧”到了米，再去转卖。一天可以“轧”到好几次米，便集起来到里弄里去叫卖。以此为生的人很不少。
后来，主持平卖的人觉得这方法不好，流弊太多，小贩子可以得到米，而正当的籴米的人却反而挤不上去，便变更了方法，不写号码，而将每一个购过米的人的手指上，染了一种不易褪色的紫墨水。这一天，已染了紫色的人便不得再购第二次米。
但这方法也行了不久。“工部局”所储的米，根本不能维持得很久。洋米的来源也渐渐的困难起来。米价飞跃到八十余元一担。
“轧”米的队伍更长了。常常的排到了一两条街。有的实在支持不住了，便坐在地上。有的带了干粮来吃。小贩们也常在旁边叫卖着大饼、油条一类的充饥物。开头，“轧”米的人，以贫苦者为多，以后，渐有衣衫齐整的人加入。他们的表情，焦急、不耐、忍厚、等候、麻木、激动，无所不有，但都充分的表示着无可奈何的忍受。为了太挤了，有的被挤得气都喘不过来。为了要“活”，什么痛苦都得忍受下去。有执鞭子或竹棒的人在旁，稍一不慎，或硬“轧”进队伍去，便被打了出去。有的，在说明理由，有的，只好忍气吞声而去。强有力的人，有时中途插了进去，后边的人便大嚷起来，制止着；秩序顿时乱了起来。为了一升米，或两升米，为了一天的粮食，他们不能不忍受了一切从未经过的“忍耐”“等候”与“侮辱”。
米价更涨了。一升米的平售价值，也一天天的不同起来。然而较之黑市价格还是便宜得多，所以“轧”米的行列，更加多，更加长。
有办法的人会向米店里一担两担的买。然已不能明目张胆的运送着了。在黑夜里，从米店的后门，运出了不少的米。但也有纠纷，时有被群众阻止住了，不许运出。
最大的问题是“食”，是米粮。无办法的人求能一天天的“轧”得一升半升的米，已为满足；有办法的人储藏了十担百担的米，便可安坐无忧。平民们食着百元一担，或十元一升的米时，有办法的人所食的还是八元十元一担的米。
有许多“轧”米的悲惨的故事在流传着。因为“轧”不到米，全家挨饿了几天，不得不悬梁自尽的有之。因为“轧”米而家里无人照料，失了窃，或走失了儿女的有之。因为“轧”米而不能去教书，或办事，结果是失了业的，也有之。携男带女的去“轧”米，结果还是空手而回。将旧衣服去当了钱，去“轧”米，结果，那仅有的养命的钱，却在排队拥挤中为手所窃去。
大多数的人家，米缸都是空的，米是放在钵里，罐里或瓶里，却不会放在缸里的。数米为饭的时候已经到了。有的人在计数着，一合米到底有几粒。他们用各种方法来延长“米”的食用的次数。有的搀合了各种的豆类，蚕豆、红豆、绿豆、黄豆，有的与山薯或土豆合煮。吃“饭”的人一天天的少了。能够吃粥的，粥上浮有多半的米粒的，已是少数的人家了。
如果有画家把这一时期的“轧米图”绘了出来，准比《流民图》还要动人，还要凄惨。那一张张不同的憔悴的面容，正象征着经历了许多年代的痛苦与屈辱的中国人民们的整个生活的面容。
到了后来，“工部局”的储粮空了，同时，敌人们的压力也更大，更甚了，便借着实行“配给制度”的诱惑力，开始调查户口，编制“保甲”；百数十年来向来乱丝无绪的“租界”的户口，竟被他们整理得有条有理。
所谓“配给制度”，便是按着户口，发给“配给证”，凭证可以购买白米及其他杂粮和日用品。开头，倒还有些白米配给出来。渐渐的米的“质”“江河日下”了；渐渐的米的“量”也一天天的少下去了；渐渐的用杂粮来代替一部分的白米了。米的“质”变成了“糠”多“米”少，变成了泥沙多，米质有臭味，不能入口，变成了空谷多于米粒。这些，都是日本人所不能入口，所不欲入口的，所以很慷慨的分了一部分出来。至于我们所生产的香糯的白米呢，那是敌人们的军粮，老百姓们是没有份吃到的。
有几个汉奸，勾结了管理军粮的敌人们，窃出了若干白米或军粮，在黑市上卖了出来。上海人总有半年以上，能够在黑市上买得到真正的白米或杜米。那不能不归功于那些汉奸们的作弊之功——从老虎嘴里偷下了一小部分的肥肉出来。后来，这事被他们发现了，两个汉奸，侯大椿和胡政，便被他们枪决。从此以后，白米或杜米，在市面上便更少见到了。“一二八”珍珠港事变以后，海运完全断绝了，连日本本土的白米也要“江南”地方来供给，白米的来源，便更加艰难，稀少起来。
上海区的人民们，如果有力量，不愿吃杂粮或少吃杂粮的，只好求之于少数的米贩子，那便是所谓“踏”米的人们。“踏”米的人，不过是一个代表的名辞，指的便是那批用自行车偷偷的从敌人的封锁线上，载运了少数米粮过来的人。他们都是年轻力壮的汉子，冒着生命的危险，做着这种黑市交易。其他妇孺们和老年的人们也常常带了些米粮来卖。身上穿了特制的“背身”，“背身”前后面都有的，其中便储藏着白米，很机警的偷过了敌人的“检问所”。——其实，还是用金钱来买“过”的居多。他们常常的发生“麻烦”；最轻的处罚是将食米充公。封锁线的边缘上常见有许多的“没收”的白米堆积着。有的是“没收”后还被“打”，被“罚跪”。遇到敌人们不高兴的时候，便用刺刀来戳毙他们。如此遭害的人很不少。友人程及君曾绘了一幅《踏米图》，那幅图是活生生的一幅表现得很真切的凄惨的水彩画，是沦陷区人民的生活的烙印。
为了食米的输入一天天的艰难起来，敌人们的搜括，一天天的加强加多起来，米价更发狂的飞涨着。从伪币一千元两千元一担，到四千元，八千元一担。后来便是一万元，五万元的狂跳着。最后，竟狂跳到一百万元左右一担；最高峰曾经到过二百万元一担的关口。平民们简直没有吃到“白米”的福气。连所谓“二号米”，“三号米”也难得到口。许多人都被迫改食杂粮，从面粉到蚕豆、山薯，只要是能够充饥的东西，没有不被一般人搜寻着。饭店里也奉命不许出卖白米饭；有的改用面食；有的改用所谓“麦饭”。白米成了最奢侈的、最珍贵的东西。“配给制度”也在无形中停顿了。——从半个月配给一次，到一个月两个月配给一次，直到了“无形停顿”为止。
食粮缺乏的威胁，不仅使一般平民们感受到，即有力食用白米者们也都感受到了。肉和鱼和蔬菜还有得见到，白米却都到了敌人们的“仓库”里去了。前些时，听说烟台的人请客，食米要自己随身带去。江南产米区的人们，这时也有同样的情形。历史上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皇帝，遇到荒年，饥民遍野，他提议说，“何不吃肉糜？”这时，倒的确有这样的“事实”了。吃肉糜易，吃白米饭却难。
假如胜利不在八月里到来的话，在冬天，饿死的人一定要成坑成谷的。然而江南产米区并不是没有米。米都被堆藏在敌人的仓库里。一包包，一袋袋堆积如山，任其红腐下去。他们还将米煮成了“饭”，做成了罐头，一罐罐的堆积着，以备第二年，第三年的军粮。
什么都被掠夺，但食粮却是他们主要的掠夺的目的物。我尝经过几个大厦，那里面的住户都已被赶了出去，无数的卡车，堆载着白米，往这些大厦里搬运进去。雪白香糯的米粒，漏得满地，这不是白米！然而沦陷区的人民们是分润不到一粒的！德国人对占领地的许多欧洲人说，“德国人是不会饿死的；你们不种田，不生产，饿死的是你们；最后饿死的才是德国人。”这话好不可怕！日本人虽然没有公开的说这句话，然而他们实实在在是这样做着的。
假如天不亮，我们是要首先饿死了的！
好不可怕的一场噩梦！
（选自《蛰居散记》，上海出版公司1951年5月出版）
韬奋的最后
韬奋的身体很衰弱，但他的精神却是无比的踔厉。他自香港撤退，历尽了苦辛，方才到了广东东江一带地区。在那里住了一时，还想向内地走。但听到一种不利于他的消息，只好改道到别的地方去。天苍苍，地茫茫，自由的祖国，难道竟摈绝着他这样一位为祖国的自由而奋斗的子孙么？
他在这个时候，开始感觉到耳内作痛，头颅的一边，也在隐隐作痛。但并不以为严重。医生们都看不出这是什么病。
他要写文章，但一在提笔思索，便觉头痛欲裂。这时候，他方才着急起来，急于要到一个医诊方便的地方就医。于是间关奔驰，从浙东悄悄的到了上海。为了敌人们对于他是那样的注意，他便不得不十分的谨慎小心。知道他的行踪的人极少。
他改换了一个姓名，买到了市民证，在上海某一个医院里就医。为了安全与秘密，后来又迁徙了一二个医院。
他的病情一天天的坏。整个脑壳都在作痛，痛得要炸裂开来，痛得他终日夜不绝的呻吟着。鼻孔里老淌着脓液。他不能安睡，也不能起坐。
医生断定他患的脑癌，一个可怕的绝症。在现在的医学上，还没有有效的医治方法。但他自己并不知道。他的夫人跟随在他身边。医生告诉她：他至多不能活到二星期。但他在病苦稍闲的时候，还在计划着以后的工作。他十分焦急的在等候他的病的离体。他觉得祖国还十分的需要着他，还在急迫的呼唤着他。他不能放下他的担子。
有一个短时期，他竟觉得自己仿佛好了些。他能够起坐，能够谈话，甚至能够看报。医生也惊奇起来，觉得这是一个奇迹：在病理上被判定了死刑和死期的人怎么还会继续的活下去，而且仿佛有倾向于痊愈的可能，医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这时期，他谈了很多话，拟定了很周到的计划。但他也想到，万一死了时，他将怎样指示他的家属们和同伴们。他要他的一位友人写下了他的遗嘱。但他却是绝对的不愿意死。他要活下去，活下去为祖国而工作。他想用现代的医学，使他能够继续的活下去。
他有句很沉痛的话，道：“我刚刚看见了真理，刚刚找到了自己要走的路，难道便这样的死了么？”
没有一个人比他更真实的需要生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真理，而是为了祖国。
他的精神的力量，使他的绝症支持了半年之久。
到了最后，病状蔓延到了喉头。他咽不下任何食物，连流汁的东西也困难。只好天天打葡萄糖针，以延续他的生命。
他不能坐起来。他不断的呻吟着。整个头颅，像在火焰上烤，像用钢锯在解锯，像用斧子在劈，用大棒在敲打，那痛苦是超出于人类所能忍受的。他的话开始有些模糊不清。然而他还想活下去。他还想，他总不至于这样的死去的。
他的夫人自己动手为他打安眠药的针，几乎不断的连续的打。打了针，他才可以睡一会。暂时从剧痛中解放出来。刚醒过来的时候，精神比较好，还能够说几句话。但隔了几分钟，一阵阵的剧痛又来袭击着他了。
他的几个朋友觉到最后的时间快要到来，便设法找到我蛰居的地方，要我去看望他。我这时候才第一次知道他的在上海和他的病情。
我们到了一条冷僻的街上，一所很清静的小医院，走了进去。静悄悄的一点声息都没有。自己可以听见自己呼吸的声音。
我们推开病室的门，他夫人正悄悄的坐在一张椅上，见我们进来，点点头，悄悄的说道：“正打完针，睡着了呢？”
“昨夜的情形怎样？”
“同前两天相差不了多少。”
“今早打过几回针？”
“已经打了三次了。”
这种针本来不能多打，然而他却依靠着这针来减轻他的痛楚。医生们决不肯这样连续的替他打的，所以只好由他夫人自己动手了。
我带着沉重的心，走近病床。从纱帐外望进去，已经不大认识，躺在那里的便是韬奋他自己了。因为好久不剃，胡须已经很长。面容瘦削苍白得可怕。胸部简直一点肉都没有，隔着医院特用的白单被，根根肋骨都隆起着。双腿瘦小得像两根小木棒。他闭着双眼，呼吸还相当匀和。
我不敢说一句话，静静的在等候他的醒来。
小桌上的大鹏钟在的嗒的嗒的一秒一秒的走着。
窗外是一片灰色的光，一个阴天，没有太阳，也没有雨，也没有风。小麻雀在唧唧的叫着，好像只有它们在享受着生命。
等了很久，我觉得等了很久，韬奋在转侧了，呻吟了，脓水不断的从鼻孔中流出。他夫人用棉花拭干了它。他睁开了眼，眼光还是有神的。他看到了我，微弱的说道：“这些时过得还好吧？”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挣扎出来的。
我说，“没有什么，只是躲藏着不出来。”
他大睁了眼睛还要说什么，可是痛楚来了，他咬着牙，一阵阵的痉挛，终于爆出了叫喊。
“你好好的养着病吧，不要多说话了。”我忍住了我要向他说的话，那么多要说的话。连忙离开了他的床前，怕增加他的痛楚。
“替我打针吧，”他呻吟的说道。
他夫人只好又替他打了一针。
于是隔了一会，他又闭上了眼沉沉睡去。
病房里恢复了沉寂。
我有许多话都倒咽了下去，他也许也有许多话想说而未说。我静静的望着他，在数着他的呼吸，不忍离开。一离开了，谁知道是不是便永别了呢？
“我们走吧，”那位朋友说，我才矍然的从沉思中醒来。我们向他夫人悄悄说声再会，轻轻的掩上了门，退了出来。
“恐怕不会有希望的了。”我道。
“但他是那末样想活下去呢！”那个朋友道。
我恨着现代的医学者为什么至今还不曾发明一种治癌症的医方，我怨着为什么没有一个医生能够设法治愈了他的这个绝症。
我祷求着，但愿有一个神迹出现，能使这个祖国的斗士转危为安。
隔了十多天没有什么消息。我没有能再去探望他，恐怕由我身上带给他麻烦。
有一天，那位朋友又来了，说道：“韬奋昨天晚上已经故世了！今天下午在上海殡仪馆大殓。”
我震动了一下，好几秒钟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低了头，默默的为他志哀。
固然我晓得他要死，然而我感觉他不会死，不应该死。
他为了祖国，用尽了力量，要活下去，然而他那绝症却不容许多活若干时候。
他是那样的不甘心的死去！
我从来没有看见像他那样的和死神搏斗得那末利害的人。医生们断定了一二星期死去的人，然而他却继续的活了半年。直到最后，他还想活着，还想活着为祖国而工作！
这是何等的勇气，何等的毅力！忍受着半年的为人类所不能忍受的苦，日以继夜的忍受着，呻吟着，只希望赶快愈好，只愿着有一天能够愈好，能够为祖国做事。
然而他斗不过死神！抱着无穷的遗憾而死去！
他仍用他的假名入殓，用他的假名下葬，生怕敌人们的觉察。后来，韬奋死的消息，辗转的从内地传出；却始终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他是死在上海的。敌人们努力的追寻着邹韬奋的线索，不问生的或是死的，然而他们在这里却失败了！他们的爪牙永远伸不进爱国者们的门缝里去！他们始终迷惘着邹韬奋的生死和所在地的问题。
到了今天，我们可以成群的携着鲜花到韬奋墓地上凭吊了！凭吊着这位至死还不甘就死的爱祖国的斗士！
（选自《蛰居散记》，上海出版公司1951年5月出版）
记吴瞿安先生
我们对于终身尽瘁于教育事业，志不旁骛，心无杂虑的人，应该特别的致敬意。自中国教育制度改革以来，这样诚笃忠恳的教员们，所在多有，但更多的却是借了做教员为“登龙之术”，为阶梯，为过渡，为暂时的安身之地，一有机会，便飞了开去。吴瞿安先生是一位终身尽瘁于教育事业的人。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岗位。他从二十七岁（宣统二年）任职于存古学堂起始，在南京第四师范教了一年，在上海民立中学教了四年，在北京大学教了六年，在南京东南大学教了近五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及南京中央大学两校兼教了两年，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了七年，直至民国二十六年芦沟桥事变起来后，始避寇西迁，不复以舌耕为业。他自汉口转寓湘潭，再迁桂林，转至昆明，于二十八年三月十七日卒于云南大姚县李族屯，年五十六。没有多少人像他那样的专心一志于教育事业的。他教了二十五年的书，把一生的精力全都用在教书上面。他所教的东西乃是前人所不曾注意到的。他专心一志的教词、教曲，而于曲，尤为前无古人，后鲜来者。他的门生弟子满天下。现在在各大学教词曲的人，有许多都是受过他的熏陶的。
教词的人，在北方有刘毓盘先生；教曲的人却更少了。在三十年前，曲是绝学。王国维先生写过《宋元戏曲史》，写过《曲录》，但他不曾教过曲。他是研究“曲史”的，对于“曲律”一类的学问，似乎并不曾注意过。瞿安先生却兼长于“曲史”与“曲律”。他自己会唱“曲”，会谱“曲”。在今日，能谱“曲”的人恐怕要成为“广陵散”了。
二十多年前，我还不曾和瞿安先生相识，有一次，和几位朋友游天平山，前面有一只船，在缓缓的荡着，有一个人和着笛声在唱曲。唱得高亢而又圆润。一位朋友道：“瞿安先生在前面船上呢。”“是他在唱么？”“是的。”因为我们这只船也是缓缓的荡的，始终没有追上，所以我们没有见面。
后来，我到南京去访“曲”，才拜访瞿安先生。我们谈得很起劲。又一次，我到苏州去找他，在他书房里翻书，见到了不少异书好曲。他从来不吝惜任何秘本。他很殷勤的取出一部部的明刊传奇来。我有点应接不暇。我们一同喝着黄酒，越谈越起劲。他胸中一点城府也没有，爽直而恳挚。说到后来，深以这“绝学”无后继者为忧。他说道：“我几个孩子，都不是研究曲子的。”言下仿佛“深有憾焉”似的。但我后来知道，他有一位世兄，也是会唱曲的。有人说他会使酒骂座。这不尽然。他喝了酒，牢骚更多是实在的，但并没有“狂书生”的习气。我们说起董康刻的《咏怀堂四种曲》。他说，“原本在我这里呢，董刻妄改妄增的地方不少。我一定要发其覆。”原本很模糊，是很后印的本子了，所以董刻本便大加改动。我很高兴瞿安先生能够加以纠正。可惜他后来始终没有动笔。这本子不知乱后尚在人间否。此志一定要有人完成他才好。
我向他借了好多明刊本传奇照了相，还借了他的一批《周宪王杂剧》的原刻序跋，这些序跋他印《奢摩他室曲丛》时还没有得到，所以不曾印入，他都慨然的允诺了。如果没有他这一批序跋，我对于《周宪王杂剧》的研究是不会完成的。
“一二八”倭变时，他的《奢摩他室曲丛》三四集虽已印好，却全部毁失，连带的把他待印的若干珍贵曲本也都烧掉。这不是金钱所能赔偿的。事后他给我一封信道：“曲者不祥之物也。”可以说是“伤感”之至了！然而他并不灰心。有好曲，他还是要收罗。他见到我的唐英《古柏堂传奇》和《青楼韵语》都借了去钞。他的曲子还保存得不少。他仍然在中央大学教他的词曲。他在这时期，为我的《清人杂剧二集》写了一篇序。
我们并没有见过多少次面，但彼此的心是相印的。不仅对于我，对于一切同道者，他都如此。他把所藏的善本曲子，一无隐匿的公开给他的学生们。友人任中敏、卢冀野二先生都是研究“曲子”的，得他的助力尤多。中敏在北大，冀野在中大，都是听他的课的。有许多教授们，特别是在北方的，都有一套“杀手锏”，绝对的不肯教给学生们。但瞿安先生却坦白无私，不知道这一套法术。他帮助他们研究，供给他们以他全部的藏书，还替他们改词改曲。他没有一点秘密，没有一点保留。这不使许多把“学问”当作私产，把珍奇的“资料”当作“独得之秘”而不肯公开的人感到羞愧么？假如没有瞿安先生那末热忱的提倡与供给资料，所谓“曲学”，特别是关于“曲律”的一部分，恐怕真要成为“绝学”了。王静安先生走的是“曲史”一条路，但因为藏曲不多，所见亦少，故于明清戏曲史便没有什么大贡献。他的《曲录》，是一部黎明期的著作，而不是一部完美无疵的目录。至于瞿安先生则对于此二代的戏曲及散曲，搜罗至广；许多资料都是第一次才被发现的。经过他加以选择与研讨之后，泥沙和珠玉方才分别了开来。我们研究戏曲和散曲，往往因为不精曲律，只知注意到文辞和思想方面，但瞿安先生则同时注意到他们的合“律”与否。因之，他的批评便更为严刻而深邃。
他的藏书，除曲子以外，还有不少明版书。他榜其书斋曰百嘉室，意欲集合一百种明嘉靖刊本于此室；但似乎因为力量不够，一百种的嘉靖刊本始终没有足额。当他西迁时，随身携带了好几箱的书去，其中当然以曲子书为最多。其余的书都还藏在苏寓。经此大劫，好像还不曾散失。在滇的书，则已由他的学生们在清理编目。这一批宝藏是瞿安先生一生精力之所聚，最好能够集中在一处，由国家加以保存，庋藏在某一国立图书馆，或北京大学或中央大学图书馆中，特别的设一纪念室（或即名为“百嘉室”吧）以作瞿安先生的永久的纪念。这个提议，我想他的朋友们和学生们一定会赞成而力促其实现的。已印的《奢摩他室曲丛》第一集和第二集，仅不过是瞿安先生所藏的精本的一小部分。其他重要的资料还很多；一旦公开了，对于研究曲子的人，一定是很有作用的。而于瞿安先生一生坦白无私，不以资料为己有的精神，也更能够发挥而光大之。
瞿安先生早年曾写了不少剧本；杂剧有《暖香楼》，写《板桥杂记》所载姜如须与李十娘事；《落茵记》，写一女学生堕落的事；《无价宝》，为祝秉纲题黄荛圃《鱼玄机诗思图》而作，“宋廛觞咏，不过陈藏家故实”而已；《惆怅爨》为《四声猿》型的北曲，凡五折，演四个故事，一为《香山老放出杨枝妓》，二为《湖州守乾作风月司》（二折），三为《高子勉题情国香曲》，四为《陆务观寄怨钗凤词》；《轩亭秋》，记秋瑾被杀事，仅见楔子一套。传奇有《苌弘血》（未见传本），写戊戌政变事；《风洞山》，写明末瞿忠宣尽节事；《东海记》，写孝女殉姑被诛事；《双泪碑》，写汪柳依事；《绿窗怨记》，为一言情之作。又有《白团扇》及《义士记》，俱未见传本。后又将《暖香楼》改写，易名为《湘真阁》，曾见伶人演唱，但在中年以后，他却不曾有过什么新作。
他的剧本有一个特色，便是鼓吹民族主义，大都写于清末，为那时候的民族革命者作鼓吹宣传之用，像《苌弘血》，《暖香楼》，《轩亭秋》和《风洞山》，全都是的。他尽了他那个时代的一个革命者的任务。这与他的慷慨激昂的性情很相合的。凡是一个性情真挚，坦白的人，殆无不是走在时代之前或与时代一同迈步前进的。虽他所用的工具是南北曲，是不大能够演奏的昆腔，然而他是尽了他的一分责任的。
他的《霜厓曲录》，《霜厓词录》及《霜厓诗录》，也多慷慨激昂之作。
他很早的便写了一部《词馀讲义》和《顾曲麈谈》及《奢摩他室曲话》。后来又写了《词学通论》，《曲学通论》，《中国戏曲概论》，《元剧研究ABC》，《南北词简谱》诸书。而于《南北词简谱》用力尤深。他所选编的书则有《古今名剧选》，《曲选》及《奢摩他室曲丛》初二集。对于曲史的研究，曲律的探讨，资料的传布，他都尽了很大的心力。从前鄞县姚梅伯（燮）也对曲子很用心，曾作了一部《今乐考证》，选了一部《新乐府选》，但总没有他那末于曲子的各方面无不接触到，而且无不精研深究的。
他讳梅，字瞿安（瞿一作臞或癯），一字灵，号霜厓，吴县人。（原为长洲县学诸生，民国后长洲并入吴县。）清末，尝两应江南乡试，不中，即弃去。一游河南，入河道曹某幕，不久，也就南归。自此，便以教学为终生的事业。
（选自《蛰居散记》，上海出版公司1951年5月出版）
记复社
敌人们大索复社，但始终不知其社址何在。敌人们用尽种种方法，来捉捕复社的主持人，但也始终未能明白究竟复社的主持人是谁。
复社在敌伪统治的初期，活跃于上海的一个比较自由的小圈子里，做了不少文化工作，最主要的一个工作，便是出版《鲁迅全集》。
复社是一个纯粹的为读者们而设立的一个出版机关，并没有很多的资本。社员凡二十人，各阶层的人都有。那时，社费每人是五十元；二十个人，共一千元。就拿这一千元作为基础，出版了一部《鲁迅全集》。
当初，几个朋友所以要办复社的原因，目的所在，就是为了要出版《鲁迅全集》。这提议，发动于胡愈之先生。那时候，整个上海的出版界都在风雨飘摇之中，根本不想出版什么书。像《鲁迅全集》，也许有几家肯承印，肯出版，但在条件上也不容易谈得好。
“还是我们自己来出版吧，”留在上海的几位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人这样的想着。
先来组织一个出版机关，这机关便是复社。
编辑委员会的工作并不轻松。以景宋夫人为中心，搜辑了许多已刊，未刊的鲁迅先生的著作，加以整理，钞写，编排次序，然后付印。许多朋友，自动的来参加校对的工作。煌煌廿巨册的大著，校对的事，实在很不容易。王任叔先生在这一方面和编辑方面，所负的责任最多。但假如没有许多热情的帮助，他也是“单丝不成线”的。
印刷的经费呢？资本只有一千元，还不够排印一本。复社开了社员大会，议决，先售预约。直接与读者们接触，不经过“书店”的手。记得那时的定价是：每部八元五角。我们发动了好些人，在各方面征求预约者。同时，为了补救印刷费的不足，另印一部分“纪念本”，定价每部五十元及一百元，纪念本的预定者也很不少。
居然，这煌煌廿巨册的《鲁迅全集》，像奇迹似的，在上海，在敌伪环伺侦察之下，完成出版的工作了！纪念本印得十分的考究。普通本也还不坏。主持印刷发行的是张宗麟先生，他也是专心一意的在埋头苦干着。
最可感动的是，处处都可遇到热情的帮助与自动的代为宣传，代为预约，代为校对。众力易于成事，这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工作，虽发动于复社，虽为复社所主持，而其成功，复社实不敢独居。这是联合了各阶层的“开明”的“正直”的力量才能完成之的。
而复社的本身，虽然只有二十个社员，而且决不公布其组织与社员们的名单，而在当时，这二十位社员的本身，便也代表了“自由上海”的各阶层“开明”的与“正直”的力量。
复社还做了些其他的出版事业。她不以牟利为目的，所以基础并不稳固，营业也不能开展。所可喜悦的，便是这一股力量，这一股联合起来的力量。谁都呈献点什么，谁都愿意为“社”而工作。“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在复社里可以说表现得最充分。
这二十个社员，虽然不常常聚会，但团结得像铁一样的坚固。没有一个人对外说起过这社是怎样组织的。关于这社的内容，这是第一次的“披露”。
敌人们疑神疑鬼了很久，侦察了很久，但复社是一个铁桶似的组织，一点缝儿也被他们找不到。经营了近四年，却没有出过一会乱子。可见爱护她的人之多，也可见她的组织的严密。
“一二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复社的社员们留在上海的已经很少了。这少数的人开了一次会，决定，在那样的环境之下，复社的存在是绝对不可能的，便立即作着种种解散的工作。存书与纸版都有很妥善的处置办法。复社起来的时候，像从海面上升起的太阳，光芒万丈，海涛跳拥，声势极盛；但在这时候，结束了时，也立即烟消云散，声息俱绝。
敌人们和敌人的爪牙们虽曾用了全力来追寻复社的踪迹，但像奇迹似的起来，也像奇迹似的消失了去，他们简直无从捕风捉影起。
景宋夫人的被捕，受尽了苦，但不曾吐露过关于复社的片语只言。她保全了许多的朋友们。
后来，听到不少关于敌人们和敌人的爪牙们怎样怎样的寻踪觅迹的在追找复社和复社的主持人的消息。也有不少人因复社的关系被捕过。但都没有吐露过关于复社的一丝一毫的事。冯宾苻先生也是社员之一，他被捕过，且被传讯了不止五六次，但他们却始终不知道他与复社有关。
文化生活社的陆蠡先生被捕时，听说也曾向他追究过复社的事。即使他知道若干，他如何肯说出来呢？
一直到了敌人的屈膝为止，敌人宪兵队里所认为最神秘的案卷，恐怕便是关于复社的一件吧。
其实，复社并不神秘。复社是公开的一个出版机关。复社与各方面接触的时候很多。知道复社的组织内幕的人很不少。但在各方面的维护之下，复社却很安全。
凡是敌人们所要破坏的，追寻的，必定要为绝大多数同情者们所维护，所保全的。复社便是一个例子。敌人们的力量永远是接触不到这无形的同情的绝大堡垒的。
复社的社员们，除了胡咏骐先生已经亡故了之外，都还健在；虽然散在天南地北，但都还不懈的为人民，为民主而工作。这个不牟利的人民的出版机关，复社，生长于最大多数的人民的同情的维持之中的，将来必会继续存在而且发展的。她虽停顿了一时，但并没有死亡。她将更努力的为最大多数的人民们服务。她的任务并没有终了。
人民需要这样的一个不牟利的出版组织。
读者们需要这样的一个不牟利的为读者们服务的组织。
（选自《蛰居散记》，上海出版公司1951年5月出版）
售书记
嗟食何如售故书，疗饥分得蠹虫余。
丹黄一付绛云火，题跋空传士礼居。
展向晴窗胸次了，抛残午枕梦回初。
莫言自有屠龙技，剩作天涯稗贩徒。
以上是一个旧友的售书诗，这个旧友和我常在古书店里见到。从前，大家都买书，不免带点争夺的情形，彼此有些猜忌。劫中，我卖书，他也卖书，见了面，大家未免常常叹气，谈着从来不会上口的柴米油盐的问题。他先卖石印书，自印的书，然后卖明清刊本的书。后来，便不常在古书店见到他了。大约书已卖得差不多，不是改行做别的事，便是守在家里不出门。关于他，有种种的传说。我心里很难过，实在不愿意在这里再提起，这是一位在这个大时代里最可惜、残酷的牺牲者。但写下他抄给我的这首诗时，我不能不黯然！
说到售书，我的心境顿时要阴晦起来。谁想得到，从前高高兴兴，一部部，一本本，收集起来，每一部书，每一本书，都有它的被得到的经过和历史；这一本书是从哪一家书店里得到的，那一部书是如何的见到了，一时踌躇未取，失去了，不料无意中又获得之；那一部书又是如何的先得到一二本，后来，好容易方才从某书店的残书堆里找到几本，恰好配全，配全的时候，心里是如何的喜悦；也有永远配不全的，但就是那残帙也很可珍重，古宫的断垣残刻，不是也足以令人留连忘返么？那一本书虽是薄帙，却是孤本单行，极不易得；那一部书虽是同光间刊本，却很不多见；那一本书虽已收入某丛书中，这本却是单刻本，与丛书本异同甚多；那一部书见于禁书目录，虽为陋书，亦自可贵。至于明刊精本，黑口古装者，万历竹纸，传世绝罕者，与明清史料关系极巨者，稿本手迹，从无印本者，等等，则更是见之心暖，读之色舞。虽绝不巧取豪夺，却自有其争斗与购取之阅历。差不多每一本，每一部书于得之之时都有不同的心境，不同的作用。为什么舍彼取此，为什么前弃今取，在自己个人的经验上，也各自有其理由。譬如，二十年前，在中国书店见到一部明刊蓝印本《清明集》和一部道光刊本“小四梦”，价各百金，我那时候倾囊只有此数，那末，还是购“小四梦”吧，因为我弄中国戏曲史，“小四梦”是必收之书。然而在版本上，或在藏书家的眼光看来，那《清明集》，一部极罕见的古法律书，却是如何的珍奇啊！从前，我不大收清代的文集，但后来觉得有用，便又开始大量收购了。从前，对于词集有偏嗜，有见必收，后来，兴趣淡了些，便于无意中失收了不少好词集。凡此种种，皆寄托着个人的感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谁想得到，凡此种种，费尽心力以得之者，竟会出以易米么？谁更会想得到，从前一本本，一部部书零星收得，好容易集成一类，堆作数架者，竟会一捆捆，一箱箱的拿出去卖的么？我从来不肯好好的把自己的藏书编目，但在出卖的时候，卖书的要先看目录，便不能不咬紧牙关，硬了头皮去编。编目的时候，觉得部部书本本书都是可爱的，都是舍不得去的，都是对我有用的，然而又不能不割售。摩挲着，仔细的翻看着，有时又摘抄了要用的几节几段，终于舍不得，不愿意把它上目录。但经过了一会，究竟非卖钱不可，便又狠了狠心，把它写上。在劫中，像这样的“编目”，不止三两次了。特别在最近的两年中，光景更见困难了，差不多天天都在打“书”的主意，天天在忙于编目。假如天还不亮的话，我的出售书目又要从事编写了。总是先去其易得者，例如《四部丛刊》，百衲本《廿四史》之类。《四部丛刊》，连二三编，我在前年，只卖了伪币四万元，百衲本《廿四史》，只卖了伪币一万元。谁想得到，在今年今日，要想再得到一部，便非花了整年的薪水还不够么？只好从此不作收藏这一类大部书的念头了。最伤心的是，一部石印本《学海类编》，我不时要翻查，好几次书友们见到了，总要怂恿我出卖，我实在舍不得。但最后，却也不得不卖了。卖得的钱，还不够半个月花，然而如今再求得一部，却也已非易了。其后，卖了一大批明本书，再后来，又卖了八百多种清代文集，最后，又卖了好几百种清代总集文集及其他杂书。大凡可卖的，几乎都已卖尽了！所万万舍不得割弃的是若干目录书，词曲书，小说书和版画书。最后一批，拟目要去的便是一批版画书。天幸胜利来得恰如其时，方才保全了这一批万万舍不得去的东西。否则，再拖长了一年半载，恐怕连什么也都要售光了。但我虽然舍不得与书相别，而每当困难的时光，总要打它的主意，实在觉得有点对不起它！如果把积“书”当作了囤货——有些暴发户实在有如此的想头，而且也实在如此的做，听说，有一个人，所囤积的《四部丛刊》便有廿余部——那末，售去倒也没有什么伤心。不幸，我的书都是“有所谓”而收集起来的，这样的一大批一大批的“去”，怎么能不痛心呢？售去的不仅是“书”，同时也是我的“感情”，我的“研究工作”，我的“心的温暖”！当时所以硬了心肠要割舍它，实在是因为“别无长物”可去。不去它，便非饿死不可。在饿死与去书之间选择一种，当然只好去书。我也有我的打算，每售去一批书，总以为可以维持个半年或一年。但物价的飞涨，每每把我的计划全部推翻了。所以只好不断的在编目，在出售；不断的在伤心，有了眼泪，只好往肚里倒流下去。忍着，耐着，叹着气，不想写，然而又不能不一部部的编写下去。那时候，实在恨自己，为什么从前不藏点别的，随便什么都可以，偏要藏什么劳什子的书呢？曾想告诉世人说，凡是穷人，凡是生活不安定的人，没有恒产、资产的人，要想储蓄什么，随便什么都可以，只千万不要藏书。书是积藏来用，来读的，不是来卖的。卖书时的惨楚的心情实在受得够了！到了今天，我心上的创伤还没有愈好；凡是要用一部书，自己已经售了去的，想到书店里去再买一部，一问价，只好叹口气，现在的书已经不是我辈所能购致的了。这又是用手去剥创疤的一个刺激。索性狠了心，不进书店，也决心不再去买什么书了。书兴阑珊，于今为最。但书生结习，扫荡不易，也许不久还会发什么收书的雅兴吧。
但究竟不能不感谢“书”，它竟使我能够度过这几年难度的关头。假如没有“书”，我简直只有饿死的一条路走！
（选自《蛰居散记》，上海出版公司1951年5月出版）
我的邻居们
我刚刚从汶林路的一个朋友家里，迁居到现在住的地方时，觉得很高兴；因为有了两个房间，一作卧室，一作书室，显得宽敞得多了；二则，我的一部分的书籍，已经先行运到这里，可读可看的东西，顿时多了几十倍，有如贫儿暴富；不像在汶林路那里，全部的书，只有两只藤做的书架，而且还放不满。这个地方是上海最清静的住宅区。四周围都是蔬圃，时时可见农人们翻土、下肥、播种；种的是麦子、珍珠米、麻、棉、菠菜、卷心菜以至花生等等。有许多树林，垂柳尤多，春天的时候，柳絮在满天飞舞，在地上打滚，越滚越大。一下雨，处处都是蛙鸣。早上一起身，窗外的鸟声仿佛在喧闹。推开了窗，满眼的绿色。一大片的窗是朝南的，一大片的窗是朝东的；太阳光很早的便可以晒到。冬天不生火也不大嫌冷。我的书桌，放在南窗下面，总有整整的半天，是晒在太阳光下的。有时，看书看得久了，眼睛有点发花发黑。读倦了的时候，出去走走，总在田地上走，异常的冷僻，不怕遇见什么熟人。我很满足，很高兴的住着。
正门正对着一家巨厦的后门。那时，那所巨厦还空无人居，不知是谁的。四面的墙，特别的高，墙上装着铁丝网，且还通了电。究竟是谁住在那里呢？我常常在纳罕着。但也懒得去问人。
有一天早上，房东同我说，“到前面房子里去看看好么？”
我和他们，还有几个孩子，一同进了那家的后门。管门人和我的房东有点认识，所以听任我们进去。一所英国的乡村别墅式的房子，外墙都用粗石砌成，但现在已被改造得不成样子。花园很大，也是英国式的，但也已部分的被改成日本式的。花草不少；还有一个小池塘，无水，颇显得小巧玲珑，但在小假山上却安置了好些廉价的磁鹅之类的东西，一望即知其为“暴发户”之作风。
盆栽的紫藤，生气旺盛，最为我所喜，但可知也是日本式的东西。
正宅里布置得很富丽堂皇，但总觉得“新”，有一股无形的“触目”与触鼻的油漆气味。
“这到底是谁的住宅呢！”我忍不住的问道，孩子们正在草地上玩，不肯走。
房东道：“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了；这是周佛海的新居，去年向英国人买下的，装修的费用，倒比买房的钱花得还多。”
过了几个月，周佛海搬进宅了；整夜的灯火辉煌，笙歌达旦，我被吵闹得不能安睡。我向来喜欢早睡，但每到晚上九、十点钟，必定有胡琴声和学习京戏的怪腔送到我房里来。恨得我牙痒痒的，但实在无奈此恶邻何！
更可恨的是，他们搬进了，便要调查四邻的人口和职业；我们也被调查了一顿。
我的书房的南窗，正对着他们的厨房，整天整夜的在做菜烧汤，烟突里的煤烟，常常飞扑到我书桌上来。拂了又拂，终是烟灰不绝，弄得我不敢开窗。我现在不能不懊悔择邻的不谨慎了。
“一二八”太平洋战争起来后，我的环境更坏了。四周围的英美人住宅都空了起来，他们全都进了集中营。隔了几时，许多日本人又搬了进来。他们男人大都是穿军装的。还有保甲的组织，防空的练习，吵闹得附近人家，个个不安。
在防空的时候，他们干涉邻居异常的凶狠，时时有被打的。有时，我晚上回家，曾被他们用电筒光狠狠的照射着过。
有一天，厨房的灯光忘了关，也被他们狠狠的敲门打窗的骂了一顿过。
一个早晨，太阳光很好，出去走走，恰遇他们在练习空防。路被阻塞不通，只好再回过来。
说到通路，那又是一个厄运。本来有一条通路，可以直达大道，到电车站很近便。自从周佛海搬来后，便常常被阻塞。日本人搬来后，索性的用铁丝网堵死了。我上电车站，总要绕了一个大圈，多花上十分钟的走路工夫。
胜利以后，铁丝网不知被谁拆去了。我以为从此可以走大道了。不料又有什么军队驻扎在小路上看守着，不许人走过。交涉了几回也没用。只好仍旧吃亏，改绕大圈子走。
和敌伪的人物无心的做了邻居，想不到也会有那末多的痛苦和麻烦。
（选自《蛰居散记》，上海出版公司1951年5月出版）
忆愈之
愈之姓胡氏，名学愚，上虞人，是一个苦学出身的学者。曾经相信过无政府主义，提倡过世界语，创导过写别字运动。他身材矮小，组织的能力却极强。我们在二十几年里，没有间断过一天的友谊。我们还同事过七八年，几乎天天在一起。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有脸红耳赤的情形发生，他永远是心平气和的，永远是和蔼明朗的，只除了一次，他曾经受过极深刻的刺激，态度变得异常的激昂而愤慨。
那一次是清党的事件刚发生，他走过宝山路，足下踏着一堆的红血，竹篱笆旁，发现了好些被杀的尸身。他气促息急的跑到了商报馆，立刻便草拟致几位党国元老的代电。这是他从“编辑室”的生活转变到政治活动的开始，也是他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实际行动者的开始。
他从巴黎经由莫斯科回国，使他思想变动了不少。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莫斯科印象记》，似较秋白的《赤都心史》尤得读者的赞颂。
我在北平教书的时候，他在上海正和宋庆龄杨杏佛诸位从事于济难会的工作。他始终站在一个人道主义者的立场上，反对暴力，反对杀戮。
“九·一八”事件后，他成了最热忱的抗日家。他主编着复刊后的《东方杂志》，使这古老的定期刊物放射出异常焕烂的光彩。然终于不为那古老的出版家所容，他不得不辞职以去。
他为开明书店主持《月报》的编辑，这是中国杂志界的一个创格的刊物。
他为生活书店创办《世界知识》，尽了不少介绍国际新闻和常识的功能。这杂志的性质，也是空前未有的。
他决定着《文学》的创刊，《太白》的出版，《中华公论》的编辑，《文学季刊》和《世界文库》的发行。最生气蓬勃的生活书店的一段历史乃是愈之所一手造成的。
《鲁迅全集》的编印出版，也是他所一力主持着的，在那样人力物力缺乏的时候，但他的毅力却战胜了一切，使这二十巨册的煌煌大著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印出。
伟大悲壮的鲁迅葬礼的举行，也是他在策动着的。
他团结了许多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物，做着救国运动，这运动的人物们在上海曾发生了很大的作用，直到“十二月八号”的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才解体。
他组织了许多有力的刊物与团体，但从来不把持着他们；他总是“功成身退”的。除了几个最亲密的友朋们以外，外边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他是那些刊物和团体的真正发动者和主持者。
他的眼光是那样的远大，他的见解是那样的明晰，他的思想是那样的彻底，他的心胸是那样的博大，人家被包罗在内而往往尚不自知。
他宽恕，他忠厚恳挚，对于一切同道的人，他从来没有一句“违言”，没有一点不满的批评。但他却坚定忠贞，从来不肯退让一步，从来不曾放弃过他自己所笃信的主张和立场，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下。在朋友们里，能够像他那样的伟大而兼收并蓄，包罗万象的，恐怕只有一位蔡孑民先生可以相提并论吧。
我从来不大预问外事，也最怕开会，但自从见到愈之把银行界的人物和百货公司的主持人也拉来开会以后，我不能不受感动，不能不把自己从“隐居”生活里跳出来了。
“八·一三”的淞沪战争失败以后，他便撤退到内地去。我们见面的机会少得多了。但他在上海一带所留下的影响还是极大。
我们在香港再见到几次。他那时又在那一带组织着很多，很重要的事业，像文化供应社便是其一。这个通讯社在国际宣传上有了很大的效果。
自此以后，我们便不再相见了。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他和沈兹九，陈嘉庚都在新加坡。那时他正有计划的想在南洋一带发展一部分的事业。新加坡陷落后，对于他的安全，我和许多朋友们都特别的牵念着。有过种种不同的传说。
过了一年，他忽来了一张明片（当然是用的假姓名），说他是平安着。这使我们十分的兴奋和安慰。
日本投降的时候，从内地来的消息，说愈之已经在南洋病故。我不肯相信这悲惨的噩耗。像愈之那样的人，我总相信他是不会便这样的死去的。但消息渐渐的被证实了。听说《中学生》曾经出版过一个纪念他的专号。
难道愈之果真这样的便死去了么？我还是不能相信，不肯相信！
在无数的殉难死亡的朋友们里，没有比愈之的失去，更使我伤心，难受的了！
温和敦厚，信仰坚定的愈之，如果失去了，将是国家怎样大的损失呢？有多少的建国的工作正在等候着他来组织，来专心一志的干着！他如果失去了，对于这些工作的事业，将有怎样大的影响呢？
我还是不相信他的病故的消息。但愿这只是“海外东坡”般的误传！
我祈祷着愈之的安健！为我们的国家也为许多的朋友们！
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写
关于愈之病故的误传，当时曾引起各方面的震动。但此文发表时，已证明是“海外东坡”之谣。现并录于此，作为一个小小的纪念。
（选自《蛰居散记》，上海出版公司1951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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