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这个世界充满了漫长而苦涩的寻找，这个世界到处都是路，到处都是飞扬的尘土，到处都是飞扬的尘土中步履疲倦身心呆滞的跋涉者，到处都是成群结队或者形影孑孓的情感世界的迁徙者，但他们不是。从来没有尝到过等待、幻望、孤独、自卑、冷遇、烦躁、麻木、苍老、大喜于色又大失所望的滋味，他们是上帝爱情乐园中的唯一一对幸运儿。
他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他们差不多是一生下来的时候就认识了。很巧的是，他们被他们的母亲生在同一个医院的产科病房里，连病床都是同样一张，只不过时间不同，他比她要早出生四个月。至于他们俩相爱的时间，她羞涩地说是上高中时他在全校师生的掌声里走上台去从校长手中接过华罗庚数学竞赛金杯的那一刹那，而他则毫不害臊地说，进小学的第一天她帮他找到他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的座位时，他就爱上她了。
这种说法当然是有争议的。但不管是哪一种说法，它们都很美好。
那时他们两家住在一个院子里。院子是几十年前或者更早一些的时候的建筑。在刘敦桢先生的《中国住宅概说》里，这种建筑被归在以庭院为公共活动中心的内向的家居组合（俗称四合院）一类的建筑中。院子最早肯定属于富贵人家或者有权势的人家，后来在富贵和权势受到鄙视走下坡路的时候，就拆散单零地分给了普通老百姓，这样拉拉杂杂地住了十几家。院子被十几家这么共同一瓜分一占据，就显出了不宽敞，显出了拥挤。一家炸鱼虾其他人家都闻了油香，一家吵嘴其他家都气急血涌。也许正因为如此，院子里住着的人家常炸鱼虾而不常吵嘴，大家相敬相爱，不分彼此。平时白天院子里的大人去上班，孩子们就在一块儿玩。都不是富家子弟，也没有什么像样的玩具，但游戏却变着花样，做得活泼可爱。院子里的老人则充当着义务的治安员，尽职尽责地帮助邻居看顾水龙头和炉子。遇到下雨天，就把院子里万国旗似的到处晾晒着的衣服收了摞好，也不分开，集体放在那里，等下班的人回来自己去认领。下班后是院子最热闹的时间，就像过年一样。大老爷们儿在院子当中的天井里坐在一起下棋喝茶吹牛，要么就热心肠地帮着邻居钉钉桌子腿儿修修收音机插头。一到晚饭时，各家的女主人就会把自家最光亮的菜端一碗出来挨着门走，然后端着盛满夸张赞颂的空碗心满意足地往回走。孩子们则人多疯，唧唧喳喳满院子窜，东家接个枣西家啃个瓜，困了分不出哪是自己家，随便钻上一个床的被窝里打着呼就睡，大人一时半会儿看不见自己的孩子，也不急，也不找，知道这院子十几个门里都是家，知道月高熄灯的时候，自家的孩子肯定会被浓睡不醒地抱回家来。反正都是一个睡，哪张床上不生梦呢？
院子里甚至有公共的大夫、取奶员、读报生、自行车修理工，等等等等。
也有失了秩序时，那就是逢着院子里男婚女嫁，那日子就比过年还热闹了。娶嫁双方不管是谁家的，对院子来说那都是共同的公益活动，从男到女，从老到幼，都成了当仁不让的热心的组织者和参与者。院子里每一个人都会被分派到一份差事，但最出风头的还是那些成年的女人。每一个女人都认为自己最有资格为欲嫁的姑娘梳头开脸，为欲娶的小伙子点拨儿女诀窍，以至于吉日当天，新姑娘总是被十几次梳头开脸折腾得痛不欲生，新姑爷总是被十几次调教折磨得昏昏冥冥。
他和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和相爱的。没有彼此里外的生分，没有寂寥独守的隔膜。一个人有了什么念头，另一个人半分钟之后就会知道；一个人有了什么快乐或苦恼，另一个人很快就会分过去一半。他们的恋情开朗而又秘密，但岂不知两家的大人早就在背后以“亲家”相称了，只是两家的大人知道隐瞒的快乐，当着两个小人儿的面，他们装佯不说破罢了。
小院的日子，拥挤杂乱但快乐。
后来小院拆掉了。
日子在朝着进步发展，城市越来越多地拥有了现代文明的胸怀和手段，建起了越来越多漂亮时髦的住宅小区。这个世界人口日益在增多，人们当然有办法来对付这一点，比如把住宅楼建得高一点，让人类生存空间的利用率保持在最为合理的程度。人们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得把旧的建筑拆掉，再盖上新的。院子就是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
城市的住宅小区很多，而且漂亮整洁。他和她的家都以拆迁户的名义分到了各自满意的房子。房子比原先的宽敞了、气派了，只是再不是平房。他家住得很高，十三层。她家住得也不低，八层。
他们一下子就有了一种从陆地升上天空的兴奋的感觉。
从他们各自的家搬进各自的新居之后，他和她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每天一下班他就匆匆赶回自己的家。城市一天天变得拥挤，使人在街上驻不下脚；城市一天天新潮得陌生，让人在喧嚣的城市中找不到自己。如果不想在城市里失踪或者被挤成一张没有呼吸的纸，一秒钟也别逗留地尽早回家自然是最上乘的主意。家在一栋造型十分漂亮且服务设施齐全的大楼里。十三楼，当然不低，不过有电梯。电梯无声地往上升的时候他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眩晕感，他一边眩晕着一边想，怎么会是十三楼呢？怎么会让人离开陆地住那么高呢？十三楼，即便人掉下去，恐怕一时半会儿也掉不到地上的。
实际上，大多时候是没有人从十三楼往下掉的，倒是一旦人被电梯送上十三楼之后，自己一时半会儿不愿意下来。试想一下，你从喧闹的灰扑扑的大街上走进这种整洁安静且如同一座巨大迷宫的大楼里，你简直就像进入了一个全封闭的世界。大楼绝对不是以庭院为公共活动中心的四合院。大楼没有天井。每一扇油漆锃亮的门都是紧闭着的，门内都埋藏着一系列封闭的秘密，那之外是统一面目的电子防盗门，把一个世界精巧而刻板地分割成了若干份不沟通。门做工科学，质量很好，永远透不出炸鱼虾的油香味和吵嘴的声音，静悄悄的，让人甚至都不好意思从它们面前走过。单元住宅也极其有秩序，卧室、起居室、饭厅、厨房、卫生间、晾台、贮藏间（也许还有书房或者陈列间），它们分工明确，布置有序，收拾得井井有条，不容人乱说乱动。家具大多也是新添置的。你总不能把四合院里使用的能一块儿装下八个孩子的木脚盆和躺上去吱呀轻吟的竹躺椅带到这样庄重的新居里。你甚至都不好意思或者说不敢在这样的新居里炸鱼虾而要改成小心翼翼地做蔬菜沙拉。你在这样整洁明亮干净体面的水泥钢筋铝合金水柳木中坐着或站着，你连大声打喷嚏的欲望和勇气都会消失得一干二净。
这是一种全新的秩序，你一旦进入这种秩序就会为自己的过去感到羞愧，就会为自己的现在感到庆幸，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它中间的一环。
何况，那是十三楼。
不过，他和她并没有因为不住在一个四合院里就不相爱了。在充满水泥味和汽车废气的城市鳞次栉比的建筑群中，他们的爱情仍然像小鸟一样在顽强地飞翔。他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好办法，在信中抒发他们对彼此的依恋。城市的现代化有配套的通信服务设施，上午他或她把一封厚厚的信丢进楼下的黄帽邮筒里，下午信就会躺在她或他家由邮政部门统一提供的信箱里。这主意是他想出来的。他想我不会放弃和屈服。他想我将在城市所有建筑物的上空挂上我思念的黄手帕。他把这个主意告诉了她（当然也是用通信的办法告诉她的），她高兴地跳了起来（不能跳得太高，现代住宅的空间一般都比较矮，对于那些在天井里长大的孩子来说，他们常常有碰头的危险），为了他想出的这个绝妙的方法，她在回信里热热乎乎地说：“吻你的左脑门十次。”
那天晚上他把自己关在单独属于他自己的房间里，眼睛盯着她那封回信呆呆地坐了半天。他的左脑门一直在发烫。
日子过得有规有矩了，就像进入了跑道的运动员，目标是明确的，规则也是明确的，一切的意外和随机都不在这规则承认的范围内。每天都是如此。清晨六点半康巴斯石英钟殷勤地奏响《献给爱丽丝》。他从床上爬起来。举五十下哑铃。冲进盥洗室冲一气冷水澡。刷牙洗脸。穿好衣服。一边啃着面包一边乘电梯下楼。乘车转车再转车。踏着点走进工厂的大门。上班。下班后，十三楼和欧洲杯足球赛实况转播磁铁般吸着他匆匆往回赶。即便没有球赛的时候，一贯制的路线也会将在无意识的他引导回家。电梯小姐很快记熟了这栋楼里的每个人，不用吩咐也知道走进电梯的人去第几层。这也是一种秩序。然后掏出钥匙开门。然后落了锁关门。然后风呀阳光呀小鸟呀乙肝病菌呀全被油漆锃亮的电子防盗门关在外面了。
很少或者说几乎没有人串门。有时候门铃小心翼翼地响了，家里人如临大敌地相视一眼，再看看置放在门背后的安全斧，都做了准备，由母亲去开门。门外有时候是迷了路找不到千篇一律的门的顽童，有时候是拿着本子收赈灾捐款的居民委员，更多时候是谁家从乡下来的亲戚什么的，找不到门牌来问。母亲只是开了二门，戒备不减地支使电子防盗门外的亲戚什么的去请教电梯小姐，疾速地碰上二门，松了一口气，然后嘀咕道：“吃错了药。”
他看着母亲懒洋洋地走进厨房。他一直是靠在自己房间的门上的。他不知道母亲是对突如其来的门铃声感兴趣还是不感兴趣。这事他自己也是说不清楚的。现代住宅单位之外的一切似乎都恍如隔日的梦。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母亲自从失去了那个四合院义务取奶员的工作后，就再不笑吟吟了。
最先发现问题的是他的组长。
他的组长先是把问题憋在心里一段时间不说出来。也许是不太相信一种奇迹的发生，要等着时间来检验；也许是怕年轻人的逆反心理作祟，要等待一个最佳的披露时间。总之组长那一段日子就像一个心境浮躁的孕妇，被自己的发现憋得难受之极。组长后来实在憋不住了，终于把他的那个发现说了出来。
组长说：“你变了呀！”
组长说这话时很兴奋，一脸健康的红晕，有一种生育的快乐。
他却糊涂，一时没有明白，站在那里发愣。
他想我变了么？他想我变了什么了呢？
组长看出他的糊涂，更加的快乐了，快乐之后，就把他的生育做得无遮无拦了。
——你变了。你是变了。你难道自己都没有发现吗？你看你的变化有多么大：你不再迟到了，你不再早退了，你的活儿做得有板有眼了，你时事学习的时候再也不溜号，你技能考核的时候再也不刁难技术科的考官了，你吃中餐的时候再也不乱窜了，你在义务劳动的时候再也不冲我叫嚷保护《劳动法》了，你在劳动组合的时候再也不伸头捣乱了，你对外方雇员懂得礼貌了，你在职代会上再也不搞串联了，你让领导再也不头疼了，你让同事心平气和了，你让我彻底地放了心了……你看看你自己，你是脱胎换骨了呀你，你变得多么的纯粹了呀你，你难道自己都没有发现吗？
组长这么说。组长自己都被自己的发现感动了。组长差一点流下了眼泪。组长真是一个好组长。
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来回忆、消化和总结自己的变化。这个过程结束之后，他在心里承认组长的发现是准确的，对他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一针见血洞悉秋毫的。真的一点不假，他是变了。
但是他对自己变化的理论性反刍并没有持续多久，他的思考的积极性就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打击来自组长。
组长的态度真是一日三变，就像生育过的产妇突然发现自己的婴儿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么可爱，甚至是抱错了别人的孩子一样。组长那一刻表现得如梦初醒羞愧难当忍无可忍。
组长冲着他大声地喊道：“你是怎么一回事儿？你的那些怪念头呢？你的聪明才智呢？你的创造性呢？它们到哪里去了？你难道被人抽去了脑髓了吗？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呢？！”
他又糊涂，再次地不明白，站在那里发愣。
他想我变了么？他想我的脑髓难道被人抽去了么？他想怎么可能会是这样的呢？
信仍不断。
也许只有这些信了。也许只有这些在水泥的崇山峻岭中艰难飞翔着的鸽子了。也许只有这些隔着现代文明的茫茫大海不肯放弃的呼救的情感电波了。
先前他每天写给她一封。她也有一封寄回来。后来日期长了一些，每星期仍有一两封。但他写过去的和她写回来的，都渐渐有了呆板，有了模式，有了四四方方和空旷。他知道现在有了统一的《情书大观》，有了统一的“爱情博士”软件。在现代文明的社会里，一切都有了规律，有了规则，可以按模式设计和成批地复制出来。但是激情呢？激情也是可以设计和成批地复制么？如果有，他到哪里去把它们重新寻找回来呢？他坐在他整洁刻板的书桌前，呆呆地看着她的那些信。他慢慢感到她的那些信都飞了起来，在城市的峡谷上空五心不定地飞翔着，飞得无所依附。
他开始在信中埋怨她没有过去那么清新鲜滋了。她回马一枪，说他怎么不在镜子里反省一下自己，他差不多就是一个工业标准件了呢。他不服气，说这是什么话？怎么是标准件呢？你过去不是老夸我与众不同吗？你不是说过众里寻我千百度吗？我可还是我呀？她来信说，是吗？是这样的吗？我怎么觉得不是这样的呢？我怎么觉得你和大街上走着的任何一个男人都是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呢？我怎么看不出来有什么差别呢？我使劲地看呀看呀，可就是看不出来。他想了想，提笔写道：我判断，你这是出了毛病了。你是被这个城市不断变化的招式弄花了眼了。你知不知道，这个城市有百分之一的人使用同样牌子的寻呼机，有百分之二的人穿同样牌子的衬衫，有百分之十的人得同样牌子的乙肝病，有百分之五十的人买同样牌子的彩票，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做同样牌子的发财梦。这个城市已经高烧成这种样子了，你还能不染上头昏的毛病吗？她这次很冷静，在写回来的信中说，我很好。我一点也没有因为什么高烧染上什么头昏的毛病。我清醒得很。我倒是有点担心你。不信我考你一个问题你来回答——我长的什么样儿？这个问题真的考倒了他，让他十分为难。他当然知道她长么样儿。他的书桌上、床头、衣橱柜里到处都放着她的照片，如果不是怕她知道之后埋怨他弄脏了她，他甚至可以承认连他的钱夹子里都有一张她的照片。但问题的症结不在这里。问题的症结是，他真的说不出来她长什么样儿。他把她给忘了——把新鲜无比的、活脱脱的、有声有色的她给忘了。他在信中充满苦恼地承认了这一点。然后他说，我不想这样，我真的不想这样。再然后他小心翼翼地问：你不至于也把我的样子给忘了吧？你会认为我和街上走着的那些男人没法区分或是街上那些走着的男人和我没法区分吗？她回信说，是的，我想是的。他大惊失色地叫喊道（当然是在信里）：天哪！那会发生一些什么可怕的事儿？如果那样，我宁愿与这个世界一同毁灭！她回信嘲讽他说，难道你不觉得你比过去小心眼了许多了吗？他马上在信纸上为自己辩解说，这怎么能怪我呢？这能怪我吗？你想一想，十三楼，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不是概念，完全是现实！）站在我的窗前往下望，所有活动和不活动的全都显得那么小，小得那么可怜，连双层巴士都不比孑孓大，人就像死在那里的灰尘，如此的视角和身心寄养，谁的心眼又不会变小呢？他的这封信写得很长，并且——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他的这封信有了一种重新萌生的激情。而她的回信非常快，快得就像早已等在那里的声音。她的回信只有一行字：从你的十三楼滚下来吧！
那是一道闪电。或者说，那是一道疾速划过的利剑的弧光。他的眼睛倏然一亮。那道闪电或者说那道疾速划过的利剑的弧光把他从他的书桌前劈了起来。他想这就对了。他想问题原来出在这里。他想我早就应该明白这一点了。他想我再也不想这么纸上谈兵了。那一刻，他突然有了一种找回重力的实在感。他扔开她写给他的最后通牒，走出独自属于他的那个房间，在母亲惊异的目光中挺着胸走过客厅，拉开油漆锃亮的大门，再拉开油漆锃亮的防盗门，大步走出门去。
电梯小姐正在翻阅一本《时装周刊》，一边打着哈欠。电梯小姐看了他一眼，似乎是诧异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门。电梯小姐懒懒地合上了手中的杂志，关上了电梯的门，然后按了一下一楼的按键。
他站在那里，仿佛是考虑了一下（那只是一个习惯性的动作），然后他站了过去，用厚实的肩膀温和地挤开电梯小姐，伸手按下了八楼的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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