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对一件东西这么着迷过。我妻子说，你简直都疯了。我想我是疯了。我想我人穷志短，除了“卖身”之外别无出路。我向单位请了病休假，差不多有二十天的时间一直关在一家中央在汉口单位的招待所里写那个该死的电视剧本，写得昏天黑地，口干舌燥。
在我写那部电视剧的那些日子里，外面的世界肯定发生过很多变化，但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在非常投入地拿虚假的故事出气。并且每隔四个小时计算一次打印机呕吐出来的纸张页码，把它们想象成我已经赚到手中的一部分又一部分音响零件。那家招待所很脏，潮湿而且黑暗，有很多老鼠和苍蝇，以及一些暧昧的气味。我对潮湿、黑暗和暧昧的气味倒没有太多的意见，我主要是心烦那些老鼠和苍蝇，它们非常大方地在我身边走来走去或者飞来飞去，一点不好意思的表情也没有，有时候它们甚至会得寸进尺，直接跑到我已经赚到手上的那些“音响零件”上面，在那里作威作福。我对这种情况十分愤怒。我讨厌别人对我不尊重。我更讨厌别人对我着迷的那些东西以及那些事情不尊重。这样，在每隔四小时计算一次打印机吐出来的纸张页码之外，我还得加上驱赶那些太过分的老鼠和苍蝇这个任务，这使我的心情更加的烦躁。我对那套山水牌子的音响充满了越来越强烈的热爱和憎恨。我为自己的堕落充满了悲哀。问题还不仅仅如此，问题是我还经常受到骚扰。我的老板，也就是我那个搞影视的朋友，他并非属于那种用人不疑的人，他每天都会从来历不明的地方打电话给我，有时候是半夜十二点，有时候甚至是凌晨四点。他很不耐烦地在电话里说，你妈的完了没有？他心怀叵测地说，我刚才去问过了，已经有十三个人去咨询过那套音响了。他没有丝毫人情地说，皇帝不急太监急。我在迷迷糊糊之中感觉到他是把耳机夹在脖子和肩膀之间的，说不定他的手里还端着一杯脏兮兮的啤酒，我对这只影视虫子说，你死去吧！我说完这句话之后就把话机砸掉，用被子蒙上头，心中对那套音响和我自己充满了刻骨的仇恨。
招待所的服务员是一个老头，穿一套做工粗糙的西装，抽红金龙香烟，像个过了时的特务。他不知道我整天关在屋子里鬼鬼祟祟地干什么。他怀疑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他那双患有白内障的老花眼始终对我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经常突然地用钥匙打开门，像受过训练的联防队员一样冲进我的房间，用一种职业性的目光搜索我的衣柜和床铺底下，再拉开卫生间的门朝浴帘后面看一看。他并不在乎在那些地方发现老鼠之类的东西。他做完那一切之后并不离开，而是坐在我的床上，一边点燃红金龙牌香烟，一边不怀好意地给我讲述一段他从报纸上看来的故事。他总是坐在传达室里看那种让人怀疑的报纸，而且把报纸上的那些故事当做他的私人阅历。他有时候会给我讲一个走上了邪路的文学青年的故事，那个文学青年很有抱负，自己成立了一个“中国青年文学院”，向全国各地和他一样但还没来得及觉醒的文学青年发录取通知书，吸收他们成为他的交费弟子。他在另外一个时候会给我讲一个走火入魔的情书写作者的故事，那个情书写作者躲在一家五星级饭店里，用一些肮脏的信纸写了大量的淫秽信件，并把它们投寄出去。我之所以说他不怀好意地给我讲述一些他从报纸上看来的消息，是因为他从来就不把那些故事讲完。他每一次都只讲一半，而留下意味深长的另一半。比如说，前面那两个故事的主人公，他们最后都因为被人揭发而遭到警察的逮捕，那个文学青年领袖被逮捕的时候大义凛然，他理了理肮脏的长发，把双手伸向警察，并且在走出大门的时候打算高呼口号，被警察一把掐住了脖子；那个情书写作者在两个月的作案时间里废寝忘食，连牙都没空刷，臭气熏天，警察去抓他的时候差点没被熏晕过去，后来还是拿一条裤子罩了他的头，敞开车门拖走的。老头并不知道我也看过那些报纸，在我黔驴技穷的时候，比如说，在我不知道该把那个该死的电视剧的情节如何发展下去的时候，它们成了我创作的源泉。后来他知道了，是我告诉他的，我告诉他，这一类报纸的发行量通常都很大，每一个有心的读者都可以把它当成个人阅历；我还告诉他，生活是美好的，即使是在那些令人怀疑的报纸上，也有一些让我们有信心活下去的阳光明媚的故事。老头知道我并不是一个抵抗大众传媒的顽固分子之后并不气馁，他把烟头往我的快餐面盒里一丢，很不满意地说，我就不明白，他们怎么会一点经验都没有？他们执行这样的任务，为什么不戴上防毒面具？他这样说，真的让我刮目相看，我知道他说的是那些警察，我觉得他不仅仅警惕性高，而且非常富有经验，是一个被岁月埋没了的警务人才，何况他确实看过很多报纸，并且记忆力极好，有很多生动的故事讲给我听。在这个阴暗而肮脏的招待所里，这一类故事充满了预见性和象征意义，它们常常在我的电视剧本写得山穷水尽的时候给我带来柳暗花明的前景，让我对主人公和我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
有时候我写得实在仇恨了，就丢开笔逃出招待所到大街上去瞎逛。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地方可逛。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供我这样以出卖自己换取物质享受的人瞎逛，事实是像我这样的人已经够多的了，他们把这个世界弄得拥挤不堪，要跻身进去成为一匹黑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主要是对数日不见的这个世界已经陌生了。我甚至于害怕穿过马路，害怕听见汽车的喇叭声和建筑工地的混凝土搅拌机声。更多的时候，我只能去宝成路上的那家名字叫做“末日嗥叫”的音响商行，看我的（？）那套音响。我不能走近去看，在我的衣兜里还没有装上一张填写着足够数字的支票的时候，我只能远远地站在一边，用充满忧伤的目光看着它。那套音响，它是那么的华丽典雅，它就像“铁达尼”号一等舱中衣冠楚楚的贵族一样，让人敬而远之。我绝望地想，那为什么不是我的生活？为什么不可以由我来擎着一杯静止不动的沙漠落日，感受Carpenter的《YESTERDAY ONCE MORE》？地狱与天堂，消失与萌孕，现实与梦想，它们永远是两个世界，永远在造成割裂，我们只能用自己的身体去填平这其中的鸿沟，你能不能成为一个身体这无关紧要，没有人会与你商量，这如何的不让人绝望。
我就是在这样的绝望中见到了她。
我这样说，其实她和我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我并不认识她，这种不认识从一开始一直到结束。她也不是我电视剧本中的人物，即便是她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之后，在那家阴暗潮湿的招待所里出现以后，我也没有打算把她写进剧本中，让她变成我那套音响中的某一个零件。同时，她是不是愿意成为我音响中的某一个零件也值得商榷，那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她和我绝望的心情没有任何关系。她和我的唯一关系是，我们俩都是那家中央在汉口单位招待所里的住客，如果还需要加上一点儿什么，那就是我住102房间，她住202房间，我住她楼下，我们算是露水邻居。
她是在我住进那家招待所之后的一个星期天和我成为邻居的。那个时候，我的电视剧正写到第三集。我的主人公发现他失恋了，与此同时他的父母也开始闹离婚。我不知道该把我的主人公怎么办，该把主人公的父母怎么办。如果说主人公我还能够设法让他而今迈步从头越，他的父母呢？他们显然已经来不及了。同时这里还有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我在什么地方安排他们的终结？是让他们去找街道居委会还是直接找法院？我不能让我的电视剧中出现硬伤，否则我的音响永远都只能是一堆凑不齐的零件。老头——我是指招待所那个穿一套做工粗糙的西装、抽红金龙牌香烟、像个过时的特务的老头（下同）——在这样的时候又与老鼠和苍蝇沆瀣一气，总是来找我的麻烦，让我在街道居委会和法院的左右为难中，又有了我的主人公和文学青年领袖以及情节制造商的混淆，使我无法清醒起来。可以这么说，那是我在这一次“卖身活动”中最黑暗的一段日子。
她是一大早住进这家招待所里来的。
我那个时候还没从我的老板兼朋友的凌晨骚扰中恢复过来，正睡得迷迷糊糊，还没起床。老头用钥匙打开我房间的门，进来了，并且开了灯。不过这一回他没有像以往那样冲进来，而是蹑手蹑脚，有点像他最开始对我怀疑的那种人物一样。他把我推醒。我问他干吗，是不是早报上又有什么消息，比如说又抓住了一个以饭店或招待所为作案点的变态者？他把我往床里推了推，一屁股坐在我的床上，神色暧昧地冲着我笑了笑。我问他笑什么，是不是我这回的判断错了，这回他要给我说的不是这一类故事，这一回他要打破窠臼，要给我讲一件阳光明媚的故事？老头说错了，他不给我讲故事，他确实要告诉我一件事，但不是故事，故事是已经发生的事，他要告诉我的是一件正在发生的事。再说，现在才早上六点钟，早报还没有来，他可以讲给我的故事我全都听过了，在没有生活的充实之前，他不能像我一样地胡编乱造。我说，那你快讲吧，讲完以后帮我提一瓶开水来。他说，你楼上住进了一位客人。我说，哦。他说，是个女的。我说，哦。他说，她一个人。这一回我不能光说哦了，我说她是不是没有身份证？老头说，她有身份证，但是她是女的，而且她是一个人。我说，你这里住了好几个女的，她们基本上都是一个人。老头说，她和她们不一样，她的情况有点像你。我问，她和她们怎么不一样了？她的情况怎么像我？是不是她像我一样的不在半夜三更里进出门？或者半夜三更进出门的时候没有给你小费？她不是刚住进来吗，她还来不及在夜里活动呢。老头摇摇头非常肯定地说，你不用替她狡辩，你们是一路货色，反正都不正常。
我在上午的时候看见了她。她背着一个小挎包，从我的窗前走过。住在这家招待所里的别的单身女人我都“认识”，所以我知道那是她，不会是别人。她很年轻，大约二十来岁的样子，很文静，是那种失语的文静。她不漂亮，不像住在这家招待所里我“认识”的其他的那些单身女人，她们都很漂亮，而且张扬。她的模样长得一般，没有什么特色，是在广告社会里极容易被淹没的那一类。但她肯定不是一类的，不是那种复制品，不是电视广告、时装、化妆品、首饰、发型、排行榜、电子读物、垃圾食品、健身模式、休闲潮流和品牌……这一点一眼就能看出来，因为她是失语的。她的失语是用她的身体表现出来的。她的身材非常的好，匀称而紧凑，充满音乐感，并且有着大多数女人已经失去了的弹性与节奏，虽然她不得不用一些多余的纺织品把它遮掩起来，并且肯定是在长年累月之中忽略和怠慢了它，它仍然显得生机盎然。拥有这样身材的女人是有权利失语的，当然她们更有权利开口说话。不过她并没有开口说话，她很快走过我的窗前，像一缕无声的风，走出招待所去了。
我的老板兼朋友又打电话来了。他在电话里不耐烦地说，你他妈的完了没有？又不是要你搞星球大战计划，又不是要你设计人类未来，只不过要你拿一点小小不济的智慧，你要没有智慧就拿聪明，你要没有聪明就拿经验，你要没有经验就拿别人的生活，总之你别把贵族的那一套拿出来，这一点最使人心烦。老板兼朋友在电话里说，我去看过了，截至今天为止，窥视那套音响的人已经达到二十九位了，它的确是一套好音响，要不要你得趁早。这一回他没有等我砸电话，一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
我感到很沮丧。我已经弄不清楚智慧、聪明、经验和别人的生活之间的区别了，也许它们本来就是一回事，从来没有混淆过，它们只不过是以人们喜欢的方式被认定的，而我的老板兼朋友要我在其中选择，我并不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我的沮丧是我太喜欢那套音响了，我已经被它迷上了，我的全部生活中除了它再没有别的什么，我的热爱和憎恨、奋发和堕落全都源于它。在这家阴暗而潮湿、气味暧昧、充满了老鼠和苍蝇的招待所里，音乐消失了，《RIGHT HERE WAITING》和《THE SOUND OF SILENCE》消失了，甚至Richard Marx和Bryan Adams也消失了，我生活中的全部意义就是努力获取一堆等待拼装的音响零件，它们以书写在五百字一页的文稿纸上的智慧、聪明、经验或者别人的生活的方式凌乱地堆放在我的床头，在变成一套漂亮的电子产品之前，被老鼠和苍蝇践踏着。我不能去驱赶它们，不能去驱赶老鼠和苍蝇，我没有时间。在我的虚构没有最终完成之前，有十三个人和二十九个人正在睥睨着真实的它，而且还会有更多人会这样做，他们和我、老鼠以及苍蝇一样喜欢音响。我们大家都需要音响。我们才不去管别的什么呢。我们不管音响和音乐是什么。我们也不管音乐是不是真的在音响里面。我们只需要用我们的虚构得到它，得到那一堆漂亮的电子零件。我已经坠入这样的队伍中了。我们管那叫竞争。我不是强有力的竞争者。但我有野心。我还有忍耐力和韬光养晦的决心。我不会为此而砸电话的。
老头冲进我的房间，他像往常那样搜索我的床铺下面和衣柜里，并且拉开卫生间的门，朝浴帘后面看了看。我说，她刚刚离开那里。老头问，谁？我说，吉孟。老头说，她怎么叫一个男人的名字？我说，是我给她取的。老头吃惊地说，你们都已经联系上了？我说，我搬进来的第一天她就拜访了我。老头说，不过，那个时候她还没有来。我说，错了，她在这儿的时候我还没有来。老头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我说，你说的是谁？我说，一只女老鼠。老头出了一口气。松弛下来，说，我以为你说的是她呢。我说，哪个她？车良还是居堂？要么是崆迪？老头把他的一双白内障老花眼罩住我，不满意地说，你还认识多少女老鼠？我说，差不多这家招待所里所有的女老鼠我全认识，并且我全给她们取了名字。老头说，你的名字取得一点也不好，你根本就不会给女人取名字。我说，女人不需要名字，女人要名字做什么？老头显然不想跟我说这些废话，他不耐烦地朝我摆了摆手，一屁股坐在我的床上，掏出红金龙牌香烟，又掏出打火机。他捏手枪似的捏着打火机，打了一下，没打着，又打了一下，还是没打着。他的打火机没气了。我把我的打火机借给他。他点着了香烟，随手把打火机揣进兜里。我说，今天的报纸上有什么故事？他想了想，说，有一个男人，他把自己的孩子从长江大桥上丢下去了，就跟丢垃圾似的，孩子没摔死，连内伤都没有，那个男人却被判了死刑。我说，有关饭店和招待所的呢？这回他没想，说，一个小偷，用蒙汗药放倒了同房间的客人，偷走了钱包。一个星期之后他住进了另外一家饭店，他要求和别的客人同住，并且准备了同样的蒙汗药，打算用同样的方式偷同房间的客人。没想到等他走进那个房间后，发现同房间的客人正是他一个星期以前偷过的那个客人。我说，这个故事太有戏剧性了，不能用。老头警觉地看着我，说用什么？我把话题转移开，说，今天的开水是冷的，连面都泡不开，你给我再送一瓶来。老头不想跟我再说下去，站起来往外走。我说，我的打火机。老头站住了，转过身来看着我，像是没有明白，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我刚才去看过，她不在自己的房间里，他说过这句话之后就走了。
下午，老头又到我的房间里来了，但是他并不是给我送开水和打火机的，虽然他有足够的时间来做这些事。我对老头这种完全无视他人私生活权益并且没完没了的行为有点生气了。我本来想告诉他有关宪法和旅业惯例中对公民权利的规定，但是我还没来得及说，他就先把我训了一顿。老头拼命地敲门。我去开了门。老头把钥匙从锁眼里取出来，不满意地说，你把门顶上干吗？光天化日之下，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说，我在写作。老头说，我知道你写作，我怎么不知道你写作呢？在我这里住着写作的人你又不是第一个，我没告诉过你，在你之前，有写小报刊的，有写张贴广告的，有写喊冤奏本的，有写自传的，连你一块儿，百十来个总有了。我说，我和他们不一样。老头很清醒地说，怎么不一样？不都是瞎胡编吗？反正没有什么正经活儿。要是正经活儿，怎么不在自己家里干？我本来想解释一下，我想告诉老头工作和工作场地的关系，比如农民不在家里种地而在田野里种地，工人不在家里做工而在工厂里做工，士兵不在家里打仗而在战场上打仗，政客不在家里搞政治而在官场中搞政治，商人不在家里赚钱而在别人的兜里赚钱，以此类推。但是我想了想老头的话，我觉得他的话是对的，虽然不合乎逻辑，但很准确，能击中要害。我放弃了。
我说，报纸又来了？老头在兜里掏烟，然后又掏打火机，他把打火机打燃，我发现它已经不是我用一块钱买来的那个了，也就是说，我的一块钱已经失踪了，我不可能再把它找回来了。老头说，什么报纸？我说，不是报纸又是什么？老头诡秘兮兮地说，她回来了。我说，谁？老头说，她，不是你那些老鼠的她，是她的她，一大早住进来的她。老头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老头说的是我的邻居，202房间的那位客人。我说，她没交押金吗？老头说，交了。我说，有规定房客这个时间不能回来吗？老头说，没有，爱什么时间什么时间。我说，那就对了。老头对我这种不谙世事的幼稚十分不满，他把烟灰直接弹到我那堆音响零件上，说，我说的不是押金和时间，我说的是她带回来一个人。他看着我，大概他怕我不懂事，再问他有规定不能带客人回来吗之类的蠢话，接着补充了一句，说，是个男人，老男人，和我一样老。我有点被弄糊涂了。我不知道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或者说，这有什么区别，押金和时间有什么区别，男人和老男人有什么区别。我像他看着我一样地看着他，一副茫然的样子。老头看我那副样子，很气恼，但他也没有别的办法，他已经认定我的觉悟一时半会儿是不可能提高了，他把烟头丢进我的快餐面盒里，说，你能不能把被子叠一下？把房间打扫一下？——你那些女老鼠叫什么？我说，吉孟、车良、居堂和崆迪。老头说，你和她们一样脏。他这么说过以后就走了，钥匙串儿在屁股后面摇晃着直响，像个电影里的狱卒。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的邻居从楼上下来了，她送她的客人。她和她的客人从我的窗前走过，两个人并肩走着，保持着一种清朗的距离，脚步轻松，都没有说话。他们的样子显得有点奇怪，他们都很礼貌，气质不凡。脸上风过无痕，好像他们彼此都在做着对方的客人，而且先前不熟悉，做过客人后仍旧不熟悉似的。直到走到招待所的大门旁，她才站下，两只手安静地合握在身前，对她的客人说，谢谢您，您走好。客人点点头，小声地说了一句什么话，然后竖起风衣领，跨过大门，走了。她站在那里，目送着客人走远，再转身穿过庭院，从我的窗前经过，回到楼上她的房间去。
在他们一起出现直到分别消失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坐在窗户后面看着他们。我主要是看她的那个客人。他是一位身份和职业不能确定的上了年纪的男人，发式随意而自然，服装很讲究，但一点也不喧宾夺主，看得出来他是那种已经明白自己和身外世界关系的人。还有一点是肯定的，他确实是一个男人，确实是一个老男人，但是他不是和老头一样的老男人。
我的邻居从我的窗前走过时，几片树叶蝴蝶似的飘舞起来，那是被她的裙裾带起来的。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老头不断地闯进我的房间，向我通报我邻居的动向。自从他批评过我以后，我再也没有用板凳抵过门了。我知道既然房间里没有小锁和“请勿打扰”的挂牌，我就没有把门真正关上的权利，我就得把我的房间看成是一个公园，让苍蝇、老鼠、老头或者别的什么自由自在地穿梭来往。钥匙是一种权力，它是这家招待所唯一的权力，在它面前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其实老头根本就没有必要向我通报我的邻居的情况，她的情况我很清楚。她每天一大早下楼，经过我的窗前，风儿无痕地穿过招待所的庭院，走出大门，在上午或者下午带着一个人回来，回到招待所202房间。那些人的职业、身份、相貌、衣着全都不一样，但是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上了年纪的男人。她把他们领到她的房间里，在那里待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然后再离开。她送他们出来，经过我的窗前，穿过招待所的庭院，在大门口分手。她每一次都会把他们送下来，送到大门口，在那里他们站下，然后告别。她两只手安静地合握在身前，很礼貌地对她的客人说，谢谢您，您走好。她站在那里，目送她的客人跨过大门走远，再转身穿过招待所的庭院，经过我的窗前，回到楼上。每一次，都有几片树叶蝶儿似的飘舞着飞起来，然后落下，院子里复归宁静。
老头说，她怎么会这样呢？
我不明白老头这话是什么意思。这样是什么样？是她每天准时的早出？无一例外的老年男性客人？一个小时的会客时间？必定的送客规矩？双手安静地合握在身前？还是对她的客人礼貌地说谢谢您，您走好？这样有什么不对呢？或者，还是我的老问题，这样有什么区别呢？
我在那里困扰着，百思不得其解。我发现我越来越蠢了，我差不多已经变成了一只蛾子，只知道飞来飞去，只知道我要吃东西，别人要吃我，却不知道为什么我要飞，为什么我要吃东西，别人要吃我。我被这样的困惑纠缠着，苦思冥想，开始犯牙痛。
老头问我，你观察到她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没有？我说，没有，我没有，她和我不住一个房间，我不可能观察到什么。老头说，你住在她的楼下，你们是邻居，这就足够了，要是她和你住一个房间还用得着你观察？我自己就观察出来了。我说，她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么？再说，有什么必要观察呢？老头用明显的批评口气对我说，报纸你都白看了？报纸上是怎么教你的？我想了想仍然没能想出来。我觉得报纸不是我们的生活，或者它不是我们真实的生活。
老头离开的时候我找他要我的打火机。老头说，什么打火机？我们刚才说过打火机的事了吗？我说，没说过，我们刚才说的是为什么会这样、观察和报纸。老头说，这就对了。我说，那开水呢？开水怎么办？老头这一次没有启发我，他干脆地说，就像我们刚才没有说过打火机的事一样，我们也没有说过开水的事，这是同一回事。
那天晚上，我再一次逃离招待所，到大街上去瞎逛。当然我说的大街，仅仅限于宝成路上那家名叫“末日嗥叫”的电器商行门前的街道；我说的瞎逛，也仅仅限于站在橱窗外看橱窗里面的世界。那个世界是由人、各式各样的电器、音乐和画面、光线以及讨价还价的方式构成的，但是在我的眼里，除了那套音响，别的一切都不存在。电器行里正放着THE HALLWAY，它是从我的（？）那套音响中放出来的，它像一个刚刚分娩的婴儿，离开音响的时候吃了一惊，滑倒在光洁的马赛克地板上，然后飞快地爬起来，溜出电器行，跌跌撞撞地挤开别的噪音，在汉口一条著名的电器商业街上茫然地行走着，寻找着自己的兄弟姊妹。它肯定没有找到它们，它不可能找到它们，它们不在那里，它们和它一样是在这条街上分娩的，但是它们不在那里。就像你在产房里永远也找不到孩子一样，你在音响一条街上同样也不会找到音乐。霓虹灯发现了它，嘻嘻哈哈簇拥过来把它围住，立刻烤干了它身上的水分，差不多是在一刹那的时间里，它就改变了原有的形象，成为商业巨鲸身上的一片装饰鱼鳞了。
我喜欢THE HALLWAY。我喜欢走廊。我喜欢进入一种狭长的不可知的穿梭之中。我更喜欢婴儿和分娩，我知道我是渴望大街和瞎逛的，它们在现代范畴内提供了一种自由和空间的可能。但是我的选择却是在拒绝它们。我要的只是那套该死的音响。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愤怒了。我也没有什么悲哀。我对自己说，去你妈的，就让我做一个零件吧。
现在我需要一首主题歌。在剧本完成之后，我们需要一首主题歌，它可以使我们别具一格，这是我们唯一与众不同的可能了。我得做到与众不同，这不仅仅是我们在这个时代中的价格问题，同时也是我们在这个时代中的呼吸问题。生存需要呼吸，这个时代的生命科学就是如此。
我用一架老式爱华随身听来启发灵感，这使我的样子有点好笑。老头有好几次用异样的目光看我。他看我坐在102房间里，闭着眼睛，一个耳朵眼里塞了一粒黑豆，恍然如睡，他非常不理解。老头很想弄明自我在那里干什么，凭着他的报纸经验，我那个样子除了装神弄鬼不可能有别的解释，但是老头他无论如何不肯承认我具有装神弄鬼的才能。老头有两次撞进我的房间，企图揭露我，因为我处在寻找灵感的状态之中，没有发现他的光临，让他大为光火，于是他就连续两天时间不给我送开水。这并没有难倒我，我知道开水房在哪儿，我还可以用自来水泡快餐面吃，我甚至于可以干嚼快餐面，如果必要，我想就是饿着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为了呼吸，我们可以放弃咀嚼，这就是我的想法。
在老头对我进行断水制裁的日子里，我三更明灯，五更残烛，写作进展神速。我已经完成了全部剧本创作，同时写下了七八首主题歌词，它们才华横溢，让我很激动。我在那里写着这些歌词的时候，这家招待所不断地有人进进出出，他们和她们全都是单身一人，分别占据着105、114、206、213或者别的房间，而老头对他们和她们却熟视无睹。这是一个新的发现，我不是说105、114、206、213或者别的房间是一个新的发现，我也不是说熟视无睹是一个新的发现。世界是单身的，我们也是单身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最后一天，我的老板兼朋友打电话来催我。他是真的不耐烦了。他就像是要从电话线那一头爬过来狠狠地踢我一脚似的。他说，你有完没完？电视剧诞生也没有你这么难。我觉得他的话太有意思了。我觉得这话不光有意思还有意义。我有点恍然大悟。世界是简单的，是我们把它弄复杂了，我们把它弄复杂之后又无法解释它，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越来越蠢越来越累的原因。我觉得我明白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为这个我打算好好地报答他。我说，我完了，你也完了。我说完这话以后就把电话挂上了。
我突然有了一个决定。我打算上楼去看一看我的邻居。我想我们应该彼此认识一下。我还没来得及成长为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年男性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识。我这么想，就真的上楼去了。楼梯有点不对劲，污秽并且倾斜着，各式各样的脚印杂乱无章，这让我对底层有了新的认识。我对她说，你好。她说，你好。我说，我住楼下，我是102房间的客人，我们都是客人。她说，是吗？我说，是的。她笑，她笑起来很好看。我说，认识你很高兴。她说，我也一样。我说，再见。她说，再见。
202房间的门是敞开的，她的一位客人在那里，是一位老年男性客人，当然他不是我认识的那些客人的一个，他是另外的一个。他们坐在那里，坐在她的房间里，隔着一张小桌子。小桌子上有两只茶杯，茶杯里袅袅地冒着热气，几片仪态万方的茶叶在杯子里悬浮着，和他们的样子有点相同。我觉得，这是我看见过的最优美的悬浮的样子。
我神清气爽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开始清理东西，我把写好的剧本和歌词整理好，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我把那些纸张分成若干份，很仔细地把它们撕碎，撕成真正零件的样子。接下来我找来了一张白纸。我在那张白纸上画了一只耳朵，在耳朵边上画了一张嘴，我有很长时间没画过画了，有点生疏了，嘴画得还说得过去，耳朵却画得很糟糕。可我不打算去修改它们。我想我可以原谅自己，自从我长大之后，根本就没有见到过值得我尊敬的耳朵，既然如此，我又有什么必要对自己求全责备呢？剩下的事是我得在那只耳朵和那张嘴的上方写上一句话。我写了。那句话是：去你妈的。
我把这幅画和那些零件仔细地装进一个大信封里，把信封封好。然后我提着行李走出房间。
老头在传达室里看刚到的报纸。老头看得非常认真，嘴里不时发出啧啧的声音。老头知道我要走，很吃惊，说，你完了？我说，我完了。老头说，这么快？我报纸还没有看完呢。我说，你可以慢慢看。老头说，开水呢？还有你的那些女老鼠们，吉孟、车良、居堂和崆迪，她们是叫这些名字吧？你把她们怎么办？我说，我已经和她们告别过了，开水我也告别过了，打火机我倒是没告别，你要愿意的话，可以把它还给我。老头瞪着白内障眼睛看着我说，什么打火机？关打火机什么事？我说，那就算了。我把那个大信封放到桌上。我说，我的老板要来取这个东西，他也许会端着一杯啤酒来，也许什么也不端，不管他端还是不端，你把这个交给他。老头把大信封拿在手上，很老练地颠了颠，用一副总结性的口吻说，我早看出来了，你在这里住着没干什么好事，我的观察是对的吧？我说，还有一件事，把你的钥匙给我。老头说，什么？我说，钥匙。老头明白了，从屁股后面取下钥匙串，交给我。我把一大串钥匙抓在手上，从中找出102房间的那一把，把它折断，然后找出202房间的那一把，把它折断。我想了想，我这样做有点过分了，我就把剩下的那些钥匙还给了老头。老头心疼地皱了皱眉头，说，纯铜的，可惜了。我点了点头，提着行李离开传达室。老头呆呆地目送着我，突然想起什么来，在我身后喊，喂，告诉你，我过去当过兵！
我穿过招待所的庭院，走到大门口，在那里站下。我在那里站下，我对我自己说，谢谢您，您好走。我说这句话之后，就跨出大门消失在大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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