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在这块昔日的争议地区盘桓到晚上才离开。也就是说，我将从白房子沿着边界，穿过185团的六连、五连、四连、三连、二连、一连，同时，还要穿过边防军的另外两个边防站，即克孜乌营科边防站、阿赫吐拜克边防站。在这块前争议地区巡礼一周后，最后回哈巴河。
正值中亚细亚阳光灿烂的中午，我们的汽车在一片铺天盖地的金黄中行驶。阳光闪闪烁烁，在这金黄色的海洋上跳跃着，令人头晕目眩。
“这是祖国的土地一无可争议的祖国的土地。”
当我在这片金黄色的海洋上行走的时候，眼望窗外，我喃喃地对自己这样说。
我想起苏联的著名女诗人，被喻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的阿赫玛托娃，那首名曰《祖国土》的诗。
她说：我赞美祖国的泥土，你是沃野，是乡间泥泞的道路，是旅人衣服上弹落的一丝微尘，是我们指甲缝里抠出的一丝垢甲。
现在由我来赞美，我的祖国的泥土吧！
它曾经差点失去，现在又重新获得。哦，这我们赖以立足的，祖先留给我们的土地。
这我们代代相袭的土地。
兵团的六连，是个渔业连，在我的记忆中，他们依着一个椭圆形的沙包子，建起自己的村庄。村庄很小，只几十户人家。这些人渔汛时间打鱼，渔汛过了，便到大田里种地。他们住的村庄，一半是地窝子，一半是土坯房。我记忆中的那个扛着圆锹，穿着高腰雨靴，站在条田里浇水的1965年来的天津支边女青年，就是这个连队的。
紧靠六连的五连，村庄大一些，人丁兴旺一些。我记忆中，那个穿着一身变了颜色的将校呢，上衣肩膀上还有两个攀带的人，好像就是五连的连长。他是山东来的退伍军人。这地方以山东来的复转军人为主体，附近哈萨克牧民学的汉语，都是山东话。我曾在文章中写到的，那骑着从马车上卸下来的光背马，背着老式的冲锋枪，带着唐·吉诃德式的无畏，迎着界河对面开来的坦克的，好像就是这五连的人。
紧靠五连的，是四连了。四连紧靠着185团团部。
其实在185团团部周围，还驻扎着一些兵团村庄。以前我不知道，以为它们是团部的一部分，这次才知道，武装值班连、修理连，还有八连等等，都在这里，从而令这里成为一座边境小城，这小城就以“185”命名。
当年我骑马从这里经过时，那个男人打仗去了，女人拖着孩子，坐在花格包楸上，准备撤退的人家，就是八连的。
这户人家在这块争议地区生活，已经是第四代了。他们家的男人，就是1962年伊塔事件以后，匆匆赶往这块争议地区的一个。他们还住在原先的那个土坯房里，因此在这次行程中，我很容易找到了这户人家。我请记者小陈在这间土坯房前，为这四代兵团人拍上一张全家福。
沿途这些兵团村庄，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惟一的变化是树木多了点，村庄掩映在绿阴中，再就是地窝子已经没有了，不论贫富，人们都住进了土坯房里。再一个变化就是，人们的衣着比以前好多了。
但是，比起外面飞速发展的世界，兵团人还很苦。为我开车的那个部队的志愿兵说，光看一看这些几十年如一日的土坯房，你就知道兵团人比起部队来，比起地方来，是变化最小、生活最苦的。
兵团人目前的尴尬处境，和他们曾经给予共和国的无私奉献，是不成比例的。
在八连这户陈姓人家的土坯房前，兵团作家老钱对我说：“你才在这里当了五年兵，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兵团人已经在这个地方守了四代人了。兵团人可怜，当兵的服役期满，最多再超期限服役上一两年就屁股一拍，走人了。可是兵团人没个走处，也没有个盼头，他得世世代代守在这里了！”
老钱说的是实情。他总是在关键的时刻能说出一些重要的话，而且不避情面。这也是我十分喜欢这个兵团作家的原因。
每一个兵团人身上都有一种他们称之为“兵团情结”的东西。
这种“情结”我在乌鲁木齐一接触到兵团人时就开始领教，在北屯与老杜相逢时，立即就被他那“伟大的公民”一说感染，然而，最具有“兵团情绪”的人，还是这个老钱。
他是兵团的第二代。他出生在石河子。
只要一谈到“兵团”这两个字，他就眉飞色舞。他会滔滔不绝，从部队进疆开始，从荒原第一犁开始，从新疆一些大型企业是如何起步的开始，一直讲到今天。他对他是兵团孩子，他的出生地是石河子这一点尤为骄傲。
但是，老钱也有黯然神伤的事，这事就是兵团那一年从准军队序列中，划给农垦局，变成边境农场的事。
老钱说：“虽然后来又恢复过来了，但是，从此以后，好像大家商量好了一样，兵团人再不去过八一建军节了！”
我能理解老钱的感情，也能理解每一个兵团人的感情。
说点愉快的吧！
我们到达185团团部的时候，这里正在大兴土木。昔日破旧的土述房正被推土机隆隆推倒，本身就宽阔的路面现在被掘开，修得更宽。一座城市建设的第一步是挖埋地下管道设施，因此，这一块不大的地面，现在被挖得处处是壤沟，处处堆满新土。
我们的汽车绕了很久，走了很多冤枉路，最后才找到团部。
185团的宣传科长也在车上坐着。短短几天，他竟然也找不着路了，可见变化之大。
185团的政委对我们说，国家要搞一个“边境美容”工程，改变边境一线团场目前的这种破败景象。以185团而论，国家计划每年投资两千二百万，连续投资十年，总资金两亿二，将这里建成一座边境小城。
一座座的兵团人当年修筑的小窝被推倒了。老杜在这里也很熟，他领着我在尘土飞扬中找了很久，才找了一些过去的房子，找到一个喀拉苏公园在中国版图上，以时拉克别克河为界河。在前苏联版图上，以喀拉苏自然沟为界河》这就是白房子争议地区形成的原因。现在随着白房子归属的确定，兵团人将喀拉苏自然沟填乎，并在上面建起公园，篮球场，找到当年的供销社。
篮球场叫我记起来了，当年我们骑马巡逻来到克站后，曾经把马拴在克站的马号里，徒步到这里，和185团打过一场篮球。
喀拉苏自然沟从185团的小城中间穿过。
兵团人真是伟大，早在几年前，他们就把这个惹是生非的小水沟用沙土填了，建成一个公园。这公园就叫喀拉苏公园。公园上的题名，正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个聂副师长。他当时是这个团的团长。
“让这条水沟从地面上消失，让老毛子彻底断了想念！”兵团人这样对我说。
克孜乌营科边防站就在185附近，靠近边界的地方。我们的汽车绕了好一阵，满眼狼藉，找不着去克站的路，于是只好作罢。
继而，我们继续沿着边界线向北，穿过兵团三连，兵团二连，最后，到达阿赫吐拜克边防站。
阿站在右手是连续起伏、冷峻高大的阿尔泰山，左手那是我们的来路，则是儿座像金字塔一样闪闪发光的沙丘。正前方，下个坡坎便是界河，界河对面，是哈萨克斯坦小城阿连谢夫卡。
阿站距白房子50公里。
在我的白房子传奇中，曾经提到过一个无头烈士纪念碑的事。首先，这事是真的，它曾经发生过。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个一百年前的故事是如何钻人我的脑子中的，是饶舌的分区参谋讲述的吗？或者，是口口相传的老兵们告诉我的？抑或，是在我的沉沉的白房子的梦中，昨日的一幕如梦境般呈现？
我原先以为，这个无头烈士纪念碑在阿连谢夫卡边防站，这次，
翔实考证，才知道它是在白哈巴边防站。从白哈巴巡逻到阿赫吐拜克，到白房子，有遥远的路程，况且还要翻越几乎无法逾越的阿尔泰山，因此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看来，我是把几起边境事件放在一起说了。
不过这个无头烈士纪念碑是确确实实地存在。
下了阿赫吐拜克的了望台，我们再去眼镜山。
眼镜山的那个地方，在兵团一连。这个兵团村庄紧靠着一座大沙山，那沙山光禿秃的山坡上，长着两棵落地叶。这落地叶像人的两只眼睛，所谓的眼镜山，就是因此得来。
兵团人说，当年边境局势紧张的时候，这两只眼睛睁得又大又圆，昼夜间一眨不眨，如今边境局势缓和了，这两只眼睛一个睁着，一个闭着，正如俗语所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哈萨克族传奇人物塞力克的墓地，在比利斯河西岸。
我早在十六医院的时候，就得知这位故人业已故世的消息。忧伤的我，那时候就叮嘱自己，此次白房子之行中，一定要去拜谒他的墓地。
在这一片草原，塞力克是一个传奇。
那一年的夏天，我正在边防站的菜地里干活。远远地，从比利斯方向，颤巍巍地走过来一人一骑。那人，高高的个头，宽肩膀，长脸，穿着一件黑色的灯心绒上衣，腰间扎一根宽皮带。那马，是一匹焦黄颜色的小马，大走马，在骑手的胯下，它像一只兔子一样弱小。
那人骑着马颤巍巍地走过来了，像一座移动的铁塔。
“铁塔”在菜地铃铛剌扎的围墙外面停住了。骑手头顶的三耳皮帽不再闪动。骑手骑在马上，一手扶着马鞍，拱起腰，招呼道：
“加克斯(1)吗？”
“加克斯！”我回答说。
我不知道他是谁，只觉得他像传说中的草原四处游荡的勇士一样。说心里话，我有些害怕。
“你是内地来的巴郎子吗？我叫塞力克！白房子的人我都认识！”
(1)哈萨克语，你好。
来人见我有些狐疑，于是补充说。
接着，他问边防站的储医生在不在。
这句话叫我放心了。我明白了这人至少不是一个越境分子。
问话的那一刻，我手中正握着两个西红柿。那一年一个河南兵探家回来，带回来一种叫“北京梨”的西红柿种子，这西红柿长得像鸡蛋般大，圆圆的，一株上结红艳艳的一片。
于是我将西红柿晃了两晃，问他吃不吃。他摇摇头说不吃，他说这东西里面籽太多，吃了它以后，会生很多很多孩子的。虽然他这样说，我还是把西红柿扔过去了。我以为他的摇头只是一种推辞，我那时候还不知道哈萨克人从来不做作。
塞力克伸出大手，接住了西红柿，他凑到眼睛跟前看了看，又放到鼻子底下闻了闻，最后，装进了他的上衣口袋里。
塞力克扬了扬手，告辞了。谁知，马儿走了两步，他又停住。他问我回不回边防站，说着指了指天上的太阳。我回答说我正准备回去，于是他说，捎上你吧。
那匹小黄马载着他，已经是勉为其难了，现在再加上一个我，能行吗？
塞力克笑着说：“能行！”
我关好栅栏门，走到马的跟前。
塞力克骑在马上，伸出两只手，卡住我的腰，轻轻一提，我便坐在他的马屁股上了。
马儿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一样，载着两个人，一路碎步向白房子走去。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塞力克的情形。
后来听边防站的副指导员说，塞力克是前哨公社反修大队的支书，从比利斯到白房子，这一块偌大的草原上，就这么一个牧业队，它的面积相当于内地的一个县。副指导员还说，塞力克的妻子有胃病，所以他经常到边防站来，为妻子要几个药片。
而更多的关于塞力克的故事，是我听班上那个叫阿依同拜以的哈萨克说的。
这个战士的家在额尔齐斯河上游数百公里的锡伯渡，他也知道塞力克的故事，可见，塞力克确实是阿勒泰草原上的知名人物。
那年代许多事情都与人们的一种反苏情绪有关，塞力克的故事也是这样。
50年代末，苏联的世界摔跤冠军在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情况下，巡回表演来到中国。并且在北京设下擂台，向中国人挑战。
那时中国大约还是有个专业的摔跤队吧。结果这些人在世界摔跤冠军的面前，根本不是对手，被冠军像老鹰捉小鸡一样，一一摔倒。
对中国人来说，这确是一件失面子的事。况且在那个时期，人们对摔絞这件事本身，赋予了摔跤以外的许多意义。
不甘示弱的中国官方，听说在遥远的阿勒泰草原上，有一位臂力过人的勇士，同时也是摔跤高手，于是用飞机将他接到了北京。
塞力克曾经向我描绘过那个世界冠军的情形。他说那家伙出场时，被一根铁链子拴着，嘴上像马一样勒着钗子。他披散着长头发，嘴里嗷傲地叫着，吐着白沫，在铁链子哗啦哗啦的牵引中，被送到台上来。
塞力克说，他当时吓坏了，他感觉到那家伙分明不是一个人，而是个哈熊。
钗子取开，牵引铁链子的人往旁边一闪，世界冠军便咆哮着向塞力克扑来。
塞力克心想，既然到了这个份上了，怕也没用，于是就迎上去，架住那家伙的膀子。
塞力克那时候大约也就是二十四五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
几个来回下来，塞力克心里有了点底。他发现这个像野兽一样的人终归还是个人，他的招数有不少破绽，他的实力也并不像他的外表那么可怕。他那嗷嗷乱叫的样子实际上是一种心理战，吓唬对手的伎俩。
于是塞力克开始反击。
那家伙见摔不倒塞力克，急躁起来。
塞力克化解了他的一次进攻，趁他重心移动，双脚不稳的时候，使一个巧力，将那家伙平平展展地摔倒在擂台上。
那家伙不服，说并不是被塞力克摔倒的，而是他自己絆倒的，提出再摔。
塞力克已经心里有底，也就不再推辞，于是抖起精神，使出本事，将这个世界冠军连掼三跤。
事情发生在第三跤的时候。
当塞力克将世界冠军摔倒，自己的身子也失去平衡，随着世界冠军一起倒下的时候，那个卑鄙的家伙，在倒地以后，用胳肘拐子，狠狠地朝塞力克的腰间顶了一下。
塞力克当时只觉得腰间一阵麻木。
胜利的喜悦令他忘记了腰间的疼痛。只是回到下榻的地方，松池下来以后，腰间越来越疼，一检查，才发现三根肋骨断了。
塞力克养好伤，便留在北京，担任摔跤教练兼队员。
虽然他不是世界冠军，但是因为世界冠军败在他的手上，所以大家都称他世界冠军。
北京的生活不习惯，于是塞力克偷偷地坐火车跑了回来，重新回到这一块草原。
塞力克对我说：“没有奶茶，没有抓肉，没有草原，没有马，我受不了！”
后来“文化革命”开始了，也就没人管他了。他躲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继续做他的草原王。而上级后来也就顺便给了他一个职务，这就是反修大队的支书。
哈巴河县武装部每年冬天组织的军民联防指挥部进驻南湾的斗争，塞力克他们那个牧业队好像也参加过。其实，在菜地里见过他以前，我想起了，我在南湾巡逻时也见过他的，只是当时冰天雪地，头上有苏联的直升机驱赶羊群，我的心情很紧张，没有记住他。
塞力克的妻子我也见过。她脸色很白，显得十分高贵。高高的颧骨上停着两朵病态的红晕。黑油油的长发将脸颊遮住。她从来不说话，见了人只害羞地一笑，算是招呼。她好像经常胃疼，老是一手捧心，一副病西施的样子。但是只要从边防站拿几片白色药片，一吃就好了。再就是，她的马骑得漂亮极了。她骑在马上，怀里抱着一个小孩，背上再背一个小孩，马儿如飞地从草地上驶过去，肚皮贴着草塞力克的马也是一匹好马。
另看这马又小又瘦，却很有力气，又有耐力，而且聪明极了。
塞力克每一次到边防站来，都会喝得酩酊大醉才走。边防站叫上几个气力最大的战士，将他扶在马上，马儿于是开始向比利斯河方向走了。塞力克骑在马上，东倒西歪，不省人事。有几次我望着他这样离开，有些担心。副指导员说，没有事的，马儿会载着塞力克一直回到家里，然后在毡房门口停住。
塞力克这匹聪明的小黄马，后来在南湾争议地区的斗争中，悲惨地死去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们说：“这块南湾草场是我们的，我们的牧民祖祖辈辈都在这里放牧。草原上还有我们哈萨克牧民祖先的坟墓！”
苏联人则说，这块草场是他们的。“不过”，他们说，“考虑到你们是第三世界国家，贫穷的缘故，允许你们在我们的领土上放牧！”
我们则说，既然允许我们在这里放牧，就证明这块土地是我们的。
于是，便组织了军民联防指挥部，驻扎在422高地的下面，每年冬天组织哈萨克的牛群、马群、羊群进去放牧。
放牧的途中，苏军会用直升机来赶起畜群。
这一阵子的牲畜，大都怀着胎。在飞机的轰鸣声和飞沙走石中，畜群拼命地奔跑着，很多母畜在奔跑中流产了，白雪草原上因此血迹斑斑。
有一次飞机把目标对准了放牧人塞力克，随着飞机响雷一般地在头顶上盘旋，小黄马受惊了。
受惊的小黄马载着塞力克拼命地飞奔。
飞机则继续在他的头顶上玩着这恶作剧的游戏。
塞力克使劲地勒马钗子，想将马停住。但是，马非但没有停住，反而在塞力克的猛烈一拉中，将钗子拉断了。
失去钗子管束的小黄马更加疯狂。它没命地奔跑着，飞机在头顶的轰鸣更令它加快了速度。
阿依同拜以曾经对我说，马的性子就是这样，直到累死，它才会停下来。
前面就是额尔齐斯河高高的悬崖。眼看，小黄马就要载着人，向悬崖下掉去了。
就在这一刻，塞力克大吼一声，两脚蹬住马镫，两条腿使劲地一夹，只听“咔叭咔叭”一阵响声，小黄马两边的肋骨全被夹断了。
断了肋骨的小黄马倒毙在了悬崖边上。
塞力克从地上爬起来，抱起他的马头。他试图让小黄马站起来，可是，小黄马已经永远站不起来了。
这就是我知道的塞力克的故事，那时候我们都叫他“世界冠军”。
2000年8月29日的黄昏，告别了白房子以后，在驱车回程的路上，我来到比利斯河边，来到一片哈萨克的墓葬群边，吊唁这位故人。
比利斯河从阿尔泰山流来，穿过戈壁，从这里下面不远的地方，注入额尔齐斯河。像阿拉克别克河、喀拉苏自然沟一样，它也是一条小小的河流，阿尔泰消融的雪水冲出的一条水沟。
河边那个哈萨克村落，想来就是反修大队了。据说，它现在叫牧业十队，而前哨公社，则叫成萨尔布拉克乡了。
那片哈萨克墓地，就在村落的旁边。
“我找塞力克的墓地，他是我的一个老朋友！”我对路旁玩耍的一个小孩说。
小孩领着我来到墓地中一座建筑最高的地方，“塞力克”他叫了一声，说完就又去玩去了。
一座高高的白色纪念碑立在前面。纪念碑的后面，有一个半人高的底座，底座上，是一口用水泥做成圆状的棺木。我虽然不懂哈萨克葬俗，但我明白，我的朋友、草原之鹰塞力克，此刻就躺在那棺木里。整个葬埋的建筑都是白色的，连围绕这些建筑物的雕花栏杆，也是白色的那纪念碑上写着“运动健将塞力克之墓”，旁边落款是“自治区体委、阿勒泰行政公署、哈巴河县人民政府”。
我不喜欢“运动健将”这个称呼，我觉得这几个字并不能概括塞力克，还觉得这几个字有些俗，应当称他“阿山雄鹰塞力克”或者“哈萨克勇士塞力克”才对。
纪念碑的背面是哈文。我不懂得哈文，我辨认了很久，从里面找出“1991”、“1934”这几个阿拉伯字母。我推测，这几个字母说的正是塞力克的生卒年日，意即他生于1934年，卒于1991年。我掐着指头计算了一下，他活到57岁。
在薄暮中，我默默地点上一支香烟，将它插在雕花栏杆的空隙中，看着香烟袅袅升起，我的耳畔响起塞力克第一次见我时的问话声：“加克斯吗，内地来的巴郎子？”
“加克斯！”我回答这位故人。
一个老兵口中的铁列克提事件
老兵张连枢专门在哈巴河边防四团驻地等我。他大约在这里，主持了一个阿勒泰驻军的什么会议，境内的驻军首长，都到了。会议结束后，他多留了一个晚上，在这里等我，给我谈铁列克提事件，谈华侨老梁的故事。
三十一年的风霜已经将他炼成了一个标准的职业军人。
对军官，我始终有一种敬畏感。要知道我在部队的时候，最高的军衔相当于上士。
但是在这位老军人面前，我却感到很亲切。我们有许多话题可谈，一谈到当年边防上的事情，我便忘记了他的身份，我们像两个真正的老兵一样，谈起那些凄楚的往事。
边防四团招待所的夜晚，我们像最亲的兄弟那样促膝长谈，直至夜半更深。我们首先谈到的是铁列克提事件。
铁列克提事件我以前知道一些。“有失军威，有失国威，是军事史上的一次奇耻大辱”，这个周恩来总理的批示，我在白房子时期也学习过。但是，听一个几乎是参加过铁列克提事件的当事人谈铁列克提，在我还是第一次。
当然已经没有当事人了。那二十九个巡逻兵，两个新华社记者，已经在铁列克提事件中死去。
铁列克提事件是1969年8月13日发生的，张主任是那一年的冬天硝烟还没有散尽的时候，走入铁列克提的。
不过还有一些间接的亲历者。
张主任告诉我，要知道铁列克提那次巡逻的详细情况，现在还有一个人能说清。这个人叫梁德海，当时是站上的留守人员，后来担任铁列克提边防站的指导员，又担任边防五团的政委，1990年转业，现在在自治区畜牧局工作。
珍宝岛事件之后，苏方在东线没有占到什么便宜，且有一辆参战坦克，被中方缴获。中方将缴获的这辆苏制62型陆军主战坦克，运到北京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示众，这更激怒了苏方。
苏方于是筹划在西线的报复事宜。而苏方选中的地方，就是铁列克提。
中方是知道这一情况的。因为种种迹象表明，苏方将要在这块争议地区制造一次事端。自进人八月以后，边界一线，苏军步兵集结，坦克集结，飞机不断地越过双方实际控制线，深人中方纵深侦察，同时，地面上亦派遣大批特务。这些特务大部分是伊塔事件中逃往苏境的边民，经过克格勃训练以后成为特务。
鉴于此，中方将新疆境内为数不多的部队中最精锐的一支，调往铁列克提附近，潜伏在戈壁滩上，然后命令铁列克提边防站继续强行进人争议的地区巡逻。
中方想仿效珍宝岛战役中的情况，一旦苏军挑衅，就再打它一个措手不及。
其实，新疆比不得东北，部队的调防情况，都在克格勃特务掌握之中。
边防站巡逻一个礼拜之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这时，潜伏在戈壁滩上的八师，没有水喝，没有饭吃，再加上蚊虫叮咬，实在呆不住了，只好撤离。
八师撤离的第二天，即公元1968年8月13日，是个星期天。这天，铁列克提边防站又向上级请示，看这天巡逻不巡逻。电话打到北疆军区，北疆军区一位姓赵的副司令员建议取消巡逻。边防站又把电话打到新疆军区。军区接电话的是一个值班参谋。
参谋问：“你们要去巡逻的那地方，是咱们中国的领土吗？”
边防站这边回答：“是咱们中国的领土。咱们的哈萨克牧民世世代代都在那里放牧，那里还有我们祖先的坟墓！”
翁某火了：“既然是咱们中国的领土，那么，咱们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有去那里巡逻的权利和义务。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们都不懂。你们请示干什么，巡逻去得了。”
这样，铁列克提边防站的二十九名官兵，加上两个新华社记者，便在那个早晨，踏上了死亡的征途。
我想，铁列克提如果能有一个像我们白房子那样老谋深算的指导员，那么这一场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铁列克提争议地区在巴尔鲁克山西部。它的争议形成的原因大约和额尔齐斯河南湾，以及别尔克乌争议地区的情形差不多。
铁列克提边防站对这场悲剧其实是有所预感的。为了应付意外，他们将边防站为数不多的兵力，分成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即正式的巡逻队，共三十一人，由范进忠副站长带队，走在前面。
第二梯队是一个排，作为掩护部队，尾随其后。由肖发刚副连长带队。
第三梯队就是铁站的留守人员了。
当巡逻队行走到距铁站十公里的地方，与苏军相遇。
敌人先开枪。四周是无遮无拦的戈壁滩，巡逻队只好退守在一处沙包子上，开枪还击。这个沙包子被后世称为无名高地。
巡逻兵表现了中国人的英勇无畏。在这种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巡逻兵依托没有任何工事的无名高地，与苏军对峙。敌人先后组织了两次冲锋，都被我打退。敌兵死亡五六人。
见状，敌人撤回步兵，组织二十六辆坦克装甲车，将无名高地从四面围住，然后猛轰。
轰击一共用了三十多分钟，无名高地几乎被夷为平地。
肖发刚副连长带领的掩护部队，在苏军进攻无名高地时，曾经发起过几次冲锋，想掩护巡逻队撤退，但是都没能奏效。肖的脚后跟上还中了一枪。迫于无奈，这支小部队只好撤回铁站。
这支小部队据守的地方，距离无名高地实际距离是2000米，轻武器根本发挥不了作用。
而在北疆军区、新疆军区的作战地图上，这一处距离被误标为200米。
在此之前的作战方案，即是以这个错误的地图而确定的。
铁列克提事件过后的三十个小时，我方一支野战团才从沙湾赶到托里，离铁站还有120公里。这时无名高地上已经硝烟云散。苏军坦克装甲车已经撤出，无名高地上中国巡逻兵的尸体，也被苏军装在卡车上运回。
中国官方的消息说，三十一名据守在无名高地上的中国巡逻兵，无一生还。
但是，我在白房子的那个年代，私下里常听人说，死亡的其实是二十九人，其中有一个新兵，有一个机要参谋，在大炮的轰击中被震昏了过去。后来，苏兵将尸体往卡车上扔的时候，这两个人醒了过来。关于这个新兵的传言，看来是真的。
张主任对我说，这个新兵叫袁国孝，河南柘城人。他人伍才三个月，就跟上了这场边境事件。他后来被放回来，现在在家乡当农民。
关于机要参谋的事，张主任没有回答我的话。这位老军人说：
“说不清了！”
不过这事也可能是真的。因为张主任说，现在那铁列克提那二十九烈士的墓，就在塔城。每一次他回塔城，都要去看一看他们。他有一份这二十九烈士的名单，有一天他有时间了，要拿起笔来，为他们写一本书。
二十九个烈士加上一个新兵袁国孝，是三十人，那么，确实还有一个人不知去向，而这个人很可能就是那个机要参谋。
不过这是我的推测，张主任并没有这样说。
这个老兵对他的那些死去的战友们的那种感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许只有我，这个在白房子争议地区趴过的人，才能体会出其中那种惺惺相借的感情，兔死狐悲的感情，物伤其类的感情。
这种感情是外人体会不出的，包括现在的军人。
对于铁列克提事件的评价，这位老兵仍然用开头的那几句话，作为他结束时候的话，这话就是：
“我们打了一个大败仗！这个败仗不是我们基层人员组织无能，贪生怕死，而是官僚主义严重！”
华侨老梁的悲惨故事
华侨老梁是和我一个火车皮的兵。我当年在路上的那些经历，华侨老梁都经过。记得我在前面说过，当火车停下以后，男左女右，大家下来解手，这时有个老实的男兵，跑错了方向，到了女兵那一边去了，于是，在大家的哄笑声中，赶快提起裤子，从火车底下钻过来。我说的这个新兵，说不定就是华侨老梁。
华侨老梁是陕西省合阳县人，家里是农民。当兵要走的前一天，父母匆匆地为他娶了一个媳妇。新婚之夜，睡到半夜，老梁伸出手来，将媳妇的头发偷偷地摸了摸，动也没敢动，这一夜就过去了。天明时公鸡一声啼叫，老梁穿上军装，先到乡上坐上汽车，再到西安坐上火车，就这样走了。
老梁和我们，是在黑山头前面分的手。汽车载着他们，到阿勒泰城，他们要去的地方是中蒙边界，部队番号叫302。我们的部队番号叫301，前面谈的铁列克提那地方，部队番号叫305。
在阿勒泰接受三个月新兵训练以后，老梁被分到了红山嘴边防站。
红山嘴，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个位于友谊峰东侧的边防站。它与白哈巴边防站接壤，不过，中间隔着一个终年积雪的友谊峰。
每年，红山嘴边防站要组织一个小分队，骑上马，走上一个月时间，到达友谊峰峰顶，和白哈巴边防站会一次哨。
红山嘴我没有到过那里，不过可以想见，它在高高的山顶上，位于阿尔泰山深处，人迹罕至。
边防四团李团长感慨地对我说，那地方真是一块雄性的土地，因为只有身强力壮的男人才能在那里生存，女人，包括雌性的动物，甚至体质差的男人都无法在此生存。
李团长向我讲了一件事。
他说某一年的五六月间，红站的羊群、马群和家养的狗，突然都骚动不安起来。羊“咩咩”地叫着，马“咴咴”地叫着，狗“汪汪”地叫着，把边防站吵得翻了天。大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是要闹地震了。突然，从远处的山口上，转过来了哈萨克牧民转场的畜群，于是，边防站的羊群、马群、狗像决了堤的水一样，一齐向山下冲去。
它们冲下去是干什么呢？团长没有细说，后来我自己揣摸了半天，才明白了团长这个故事的结尾：这些雄性的牲畜是赶下去交配。
红山嘴有半年时间封山，和外界不通。
我的战友华侨老梁，就在这个地方当兵。
1975年的秋天，那一年老梁给边防站放牛。有一次，牛越界了，老梁瞅了瞅四下没人，就涉过界河去赶牛，结果，被三个潜伏在河边的蒙古士兵抓去。
我从额尔齐斯河口越界去赶牛，也是1975年秋天的事情，所幸的是我没有被那五个苏军士兵抓住。
我们这边，没有专门放牛的，牛一般是由放马的兼管。有一段时间，牛曾经由猪倌兼管。但是，放猪的一般都不骑马，这样，赶牛不方便，于是后来又由马倌兼管的。
我不知道红山嘴是不是这样的。很可能，老梁是猪倌，兼管放牛的。因为出事时老梁没有骑马。
老梁被抓过去以后，送到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关了三年监狱。
红山嘴这边，发觉老梁失踪了，寻找了几天，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便判定老梁已经死亡，于是向上级打了减员报告，并向老梁的家乡发了烈士通知书。
自从炊事班长那次事件以后，凡是跑过去的军人，都不再送回来了，被抓去的军人，更是不会送回来的。
出狱以后的老梁，开始在乌兰巴托街头流浪。
他做过许多的事情，大约做过小偷，当过小工，拣过破烂要过饭。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不会说蒙语的中国人是从哪里来的，纷纷欺侮他。据说，蒙古的黑社会很厉害，老梁挣来的一点小钱，也都被这些黑社会抢走了。
后来，老梁遇见了一个在乌兰巴托定居的中国人。他是湖北人，也是一个老兵，不知道是在过去的年代里，怎么过去的。这老兵可怜老梁于是出面庇护他，帮他要回来一部分给人敲诈走的钱，帮他定居下来，还帮他找了一个蒙古女人成家。
张主任告诉我，华侨老梁和这蒙古媳妇一共生了三个娃，两女一男。
后来随着中苏关系的缓和，中蒙关系也趋于缓和，这时有好心人对老梁说，你试着给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写个信，谈谈你的身世，说不定，大使馆会帮助你回去的。
这样，老梁便给中国驻蒙大使馆写了封信。
后来的有一天，夜色苍茫中，老梁一家正准备吃饭，突然门外响起了汽车声。接着，一辆小车停在了他家门口，车上走下来三个彪形大汉。这三个大汉只说了一句“跟我们走一趟”，便将老梁拉到车上，蒙上眼睛，开着车走了。
车走了很长一段路程，当老梁脸上的黑布被揭开以后，他到了中蒙边界的一个会晤站里。
阳光很刺眼，老梁揉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眼睛，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也不知自己该怎么办。
直到蒙古兵朝他屁股上踢了一脚，又指了一下眼前的这座会晤桥，老梁才懵懵懂懂地踏上木桥，接着，跨过木桥中间那条白线。
烈士老梁就这样死而复生。
老梁就这样回到了家乡，陕西省合阳县那偏僻贫穷的小山村里。
更悲惨的事情还在后边。
老梁来到他当兵走时，父母送他的那个村口，发现村口树着一块小小的烈士纪念碑，那碑子上写着老梁的名字。
老梁来到自己家的门口，发现破旧的大门上，挂着“光荣烈属”的牌子。
老梁回到家里。他的父母已经过世，他的那新婚一夜的妻子自然也不知去向，现在的家里，只有他的哥哥嫂嫂。
他的哥哥嫂嫂不承认眼前的这个不会说汉话的陌生人是他们的弟弟。他们拿出了烈士通知书。告诉老梁说，他们的弟弟已经在许多年前死去，白纸黑字，这是烈士通知书。
面对这一切，连老梁自己也给弄糊涂了，他真怀疑自己的那些经历，只是一场梦而已。
事后，我们几个战友分析，那户人家所以不认老梁，是担心公家人会收回去当年的那抚恤金。
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情呀！
老梁站在挂着“光荣烈属”招牌的那个门楣下，大哭了一场，然后摇摇晃晃地离开了他的家乡。
这个无名无姓，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人，现在开始在中国大地上流浪。
较之乌兰巴托的流浪，这一次的流浪更悲惨。那一次，毕竟还有一个寄托，知道远方那一片丽日蓝天下，是他的桑梓之地，是他的根之所系。现在，他则真正地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了。
老梁究竟流浪了多长时间，流浪到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
不过在西安这地方他一定来过。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在街头，我们说不定会与一个蓬头垢面，呆头呆脑的人相遇，说不定那人就是老梁，可惜，我们那时不认识他。
老梁流浪到了新疆，流浪到了阿勒泰，流浪到了红山嘴边防站。
他来到他当年越境时的那个小河边，号啕大哭。为自己悲惨的遭遇而哭，为命运落在自己身上的这巨大的苦难而哭。
他一边哭一边喃喃地说：“老梁没有死！我就是老梁！”
后来，一辆前往红山嘴的小车在老梁身边停下。这是阿勒泰军分区一位首长，他是来红山嘴检查工作的。
老梁离奇的遭遇叫人感动。这位首长将老梁带回了阿勒泰。这是1992年的事。
张主任对我说，他第一次见到老梁的时候，老梁不会说汉话，别人问他话，他得愣上半天，才反应过来。不过现在，他已经能结结巴巴地说汉语了。
军分区将老梁收了回来，按志愿兵对待，现在在军分区营房科工作。
大家帮忙，又给老梁找了一个汉族媳妇。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了。
张主任说，老梁现在生活得很好，一个月一千多块工资。营房科的事也不忙，他是修锅炉的，锅炉也不会常坏。平日，他就在营房里转悠，遇到谁有个什么事，他立即赶去帮忙。举例说吧，来了一车西瓜，你给老梁说：“华侨老梁，你去把那一车西瓜卸下来！”说完你就不用管了，老梁会饭也不吃，午觉也不睡，将这车西瓜卸下来，码得好好的，然后找到你，打个立正，报告你任务已经完成。
老梁能有今天这样一个不错的结局，也算否极泰来，生活对他的一种补偿吧！月工资一千块钱真还不是一个小数目，要知道，我当兵五年，五年的津贴费加起来，还不足一千块哩！
这次我的行程太紧了，不能重返阿勒泰去看华侨老梁。我对张主任说，等我今年冬天，如果有空，一定专门回一趟阿勒泰，和老梁谈一谈他在蒙古的故事。
张主任说，那要他陪着，老梁才肯谈。平日，老梁的口封得死死的，那些小兵们逗他，要他谈谈他的蒙古媳妇，老梁嘿嘿地一笑说：
“你们年轻，懂什么，我跟你们没话！”
这就是我的战友华侨老梁的故事。
张主任向我讲了铁列克提的故事、华侨老梁的故事以后，才像如释重负一样，向我告别。这时是哈巴河的凌晨了。
李团长
李团长也是陕西人，身高1米94的他，往那里一站，活脱脱的一座铁塔。
勇士必发于卒伍，这是古人的话，是说勇士是从当兵的一步一步培养起来的。我对现在那种从军校培养出来的干部表示怀疑，你没当过大头兵，你很难理解部队，很难理解战士，你永远都会缺点什么。
这个上校正是这样一个从大头兵成长起来的军人。
他告诉我一件事。
那一年他当排长，到新兵连来训练新兵。手榴弹实弹演习的时候，一个新兵由于紧张，将手榴弹拉响后，没有扔出去，而是掉在了自己的掩体里。李文德见状，一个猛扑，将这个战士压在他身子底下。
手榴弹爆炸后，李团长说他当时并没有感觉到痛。他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还踢了那新兵一脚，叫他起来。后来实弹演习结束，他还带着部队，急行军跑了两公里，回到营房。
他说，回到营房以后，往台阶上一坐，屁股有点疼，伸手一摸，一屁股的血，他这才有点慌了。跑到卫生所一检查，屁股上一共中了十三个弹片。其中有一个弹片，光有进去的窟窿，可是怎么找也找不着。后来医院在光底下透视，才发现这弹片在他奔跑的时候，顺着大腿根跑了一圈。
这就是这个团长许多故事中的一个故事。
用自己的身体掩护战士这件事，也许并不算什么，每个当干部的在那个时候，几乎都会这样做。叫我感动的是他屁股上带着十三个弹片，急行军两公里，竟然一无所知这件事。陕西人将这叫“皮实”。
“勇士必发于卒伍”，我将这句话送给我的这位现在的团首长。
四团的团部所在地，十分漂亮。满地都开满了鲜花。鲜花在中亚细亚灼热的阳光下，黄颜色的黄得热烈，红颜色的红得奔放，白颜色的白得亮眼，就连那绿叶，也是墨绿色的，遒劲、敦厚、深沉。
营房里有许多高大的白杨树。它们横看成列，竖看成队，那树干，是银白色的，像白桦的颜色，那叶子，是墨绿色的，在微风中哗哗地拍着巴掌。
这一切都给我一种奇异的感觉。
在这仙境一般的地方，我呆了三天：30号，31号，1号。第一天，我一个人悄悄地溜出营房，到哈巴河县城转了一天；第二天，我和年轻的战士们联欢，和他们拉话，讲那遥远的内房子故事；第=天，我去了一趟吉木乃边防站。尔后，在第四天的时候，我离开哈巴河，）顿西线返回乌鲁木齐。
在哈巴河
哈巴河县城较之我在的那个年月，已经扩大了有十倍的规模了。
我在的那个年月，只有一条街道，这街道大约有二百米长。街道上只有低矮的房子。好一点的房子，上面是由铁皮盖顶，次一点的房子，上面是用油毡盖顶，再次一点的房子，上面只盖些牛粪，如此而已。
在这二百米长的街道上，最东头是一家供销社，中间位置是一家邮局，西头则是一家电影院。这街道窄极了，街道上长着一些几搂粗的、疙疙瘩磨的老柳树。
我的回忆是正确的。
当年的老柳树，如今已一棵也没有了。当年窄窄的街道，如今加宽了大约三四倍。街道整洁、干净，阳光灿烂，完全是中亚小城的感觉。
我一眼就瞅见了那个供销社。正是因为瞅见了供销社，我才确定这就是当年那条街道的。
它的大模样还没有变，只是一层变成了两层，它的外形，也被俗气地贴了一层白色瓷砖。
在这供销社门口我站了很久，我这时候想起了一件事情。这家供销社能给我留下如此强烈的印象，其实是与我们新兵连连长的一件事有关。他曾经在这家供销社里，抓过一个克格勃特务。
他姓孟，1966年的河南兵。本来他已经复员了。复员命令宣布以后，会完餐，一群醉醺醺的老兵，走上街头。一般人见到他们，都得从白哈巴边防站通往哈纳斯湖的白色小路躲着点，知道这些人眼下正想滋事。后来，他们来到了供销社，正像当年的我一样，趴在柜台上，看着“羊缸子”卖货。
这时从大门外走进来一个顾客。
看见这些老兵们占着柜台，这顾客叫让一让。老兵们就是不让，不但不让，还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河南人骂人的口头禅叫“我操，真日毛！”相信老孟和他的同乡们，当时就是这样骂那个顾客的。
骂完了还要打。一群醉醺醺的大兵，将那人拳打脚踢，打了一顿。第一个动手的是老盂。
“洋缸子”见状，尖声尖气地叫了起来。
后来，公安局来了。别的老兵见公安局来了，都吓得跑了。老孟大约醉得最厉害，所以不但没跑，还搂着那个人的腰，死不放手。
后来公安局将老孟和那个顾客一起抓进局里，一审问，这个顾客竟是个越境过来的克格勃特务。
那年头，用新疆人的话说：“新疆的特务多如牛毛！”因此，这件事并不是一件太意外的事。
老孟因此立功受奖，并被撤销命令，留下来提干。我们那一茬兵，就是他接的，他还担任新兵连的连长。
事后，老孟说，他火眼金睛，一看，就知道这人是个特务。
孟连长如今已经转业了，听说，在河南洛阳的一工厂工作。
这个小小的地方到处都有着传奇，这些传奇就埋藏在过来人的心中。现在那些进进出出供销社的人们，他们是不知道这些的。他们仅仅只把它当做一个购物的场所，和别的商场丝毫没有例外。只有我，才把它和过去联系在一起，和一些人、一些事联系在一起。
简单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呀！遗憾的是我不能做到简单。
邮电局还在原来的地方。
它的门面装饰得有些豪华，已经不是原来那朴素的模样了。门口的大柳树也已经荡然无存，代替那柳树的，现在栽了一些胳膊粗的白杨。
邮局不开门，这更增加了我的一种隔膜感。
我在邮局旁边的一个小店里，给西安的家里打了一个长途，问了问生病的母亲和上学的儿子的情况，我对妻子说，我在哈巴河，请你在地图上找一找这地方，我当年当兵就在这一块。
下来我要去的地方是电影院。
电影院没有丝毫的变化，它还在原来的地方，苍老而疲惫，和这崭新的街道，和街道两旁别的建筑，明显地不协调。
我走进电影院，电影院里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我找了一个僻静的座位坐下。我的耳畔响起了自己过去的声音。我想回忆一下我的那些优雅的诗句，但是一句也记不起来了。
我想起有一次整理书稿的时候，曾经见到过它。那底稿从一堆发黄的纸张中跳出来。“这是什么呢？”我拣起它。随后，我将它整在一堆过去的旧物中。坐在电影院的时候，我想，我回到西安以后找一找，说不定还能找到它。到时候把它寄给部队，交给团史馆里。
出了电影院，我一直向街的西头走去。我记得，那里是哈巴河古河道，河道的岸边，有一座砖瓦窑，砖瓦窑的旁边，是185团转运站。当年我到哈巴河来开阑尾的时候，就住在185团转运站里，而每天的黄昏，我都会坐在砖瓦上，看着落日从古河道那边沉下去。
古河道还在，但是它那齐腰深的牧草已经没有了，眼前是一片枯黄色。一条公路，箭一样地穿过古河道，向西指去。那道路，正是新修的通往白房子的道路。我去白房子，走的就是这条道路。
当年，我坐在这个废弃的砖瓦窑顶上，用手捂着刚刚开过刀的肚子，忧伤地望着远方。
那是一个秋天，落正在草原的尽头辉煌地落下，齐腰深的牧草在风中柔软地一起一伏，刺棵子在风中摇着铃铛，一群云雀，在天与地相接的远处，高高地飞翔。
有一匹马进人了我的视野。马在草原的尽头吃草，它的全身散发着一种缎子般的光泽。当牧草随风卧倒时，马那细长的腰身便显露了出来，而透过裆部，我能瞅见那缓缓坠落的血红的落日。当牧草站立时，天苍苍、野茫茫，我的眼前，便惟有马那黑色的脊梁，宛如一条鱼一样在草尖浮动。
我为这眼前的良辰美景所吸引，于是捂着肚子，一步一步向马走去。
令我奇怪的是，看见了陌生人，那匹马并不跑，只仰着头看了看，又埋下头去吃草，直到后来，当发现这个陌生人进一步靠近它，并有抓住它的意图时，马才一剪一剪地跑起来，它奔跑的姿势像个妈蚱。
我毫不费力地追上了这匹马，并且抓住了它的笼头。这时，我往马的蹄子上一看，才发现了它之所以“剪”的原因。
有四条皮绳，将马的四只蹄子捆着。四条皮绳拧在一起。拧在一起的那个地方，有一根擀饺子皮用的小擀面杖一样的木棒。木棒的作用是将这条绳子连接起来，并且绞紧。
中国汉字中有一个字“羁”字。以前我不知道这个字的读音，亦不知道这个字的意思，也就是在这一刻，我明白了，它叫“限制”，叫“规则”，叫“设置障碍”，叫“扼杀天性”。
那第一个制造出这个字的人，一定像我一样，有过草原生活的经历。说不定也会像我一样，在一个良辰，面对一片美景，去造访一匹貌似幸福的马，于是，他发现了这人类生活那可怕的本质。
当年的那匹马现在已经没有了，那一块草原已经枯黄。
当年我站立的砖瓦窑甚至也没有了。我问路边的行人，问当年那座砖瓦窑在哪里，行人们说，这地方根本就没有什么砖瓦窑，看着我呆头呆头的样子，他们偷偷地说：“一个莒子！”
不过185团转运站还在，行人们将那座面北的低矮的破旧的房屋指给我，告诉我这就是185团转运站。
眼前这个昨日的建筑让我明白了，我不是白日做梦，那个砖瓦窑，那个落日的黄昏，那匹马，它们都曾确实存在过，并且进入过我的生活。
在吉木乃
2000年的8月1日早晨，作为这次白房子之行的最后的尾声，我在边防四团的安排下，去吉木乃边防站。
吉木乃边防站离我服役的北湾边防站，距离其实并不远，也就是60公里吧。当然，这个60公里是直线距离，即跨过额尔齐斯河，越过422高地，穿过南湾争议地区和别尔克乌争议地区就到了。也就是说是沿着边境线骑马行走。
但是我们这次的行程则要绕一个大弯子，即从哈巴河出发，南行到布尔津，然后，从布尔津，斜插到吉木乃去。
中午的时候，我们到达吉木乃县城。
这个县城我知道。虽然我并没有来过这里，但是我听说过，当年，县城紧靠着边界，也就是说，和吉木乃边防站在一起。边防站里出过好几次事情，上级怀疑是和县城里潜伏的特务有关。可是谁是特务呢？又调查不出。于是，上级指示，将县城后撤20公里，脱离边界。
眼下这个县城，就应当是脱离边界后，新修的那个县城。
县城很小，十字路口上树着一杆高杆，四边有四条几百米长的街道。较之布尔津，较之哈巴河，它明显地小多了，仿佛内地一个小镇。
出了县城，向正西前行20公里，就是如今的中哈边界了。
这20公里的地面上，散布着几个兵团村庄。这里的兵团叫186团。
紧靠着边界，是吉木乃边防站。
吉木乃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这里是一个边防会晤站。当年，中苏之间的许多事情，都是在这里会晤、会谈解决的。
有一条边境小河，小河的上面有一座木桥，桥的两边，各有一个会晤室。中方有什么事要会晤了，于是在自己的会晤室上插上国旗，苏方见了，便越过木桥来会晤。苏方有了事情，也是这样。会晤上几次以后，有些事情决定不了，于是请高一级的军官来谈，这样，会晤也就升格为会谈。通常，会谈是由阿勒泰军分区的首长，与斋桑军区的首长来进行的。
据说，当年吉木乃边防站的厕所，正对着界河，士兵们拉屎的时候，白白的屁股蛋子正对着苏方。为此，苏联士兵曾经多次抗议。
我记得，那个坐在界碑上，转着圈儿，高叫着“我出国了，我出国了”的愚蠢的分区参谋长，就是在这里倒楣的。
吉木乃边防站离界河200米，离哈站800米。
物换斗移，事过境迁，阳光把一切阴霾都扫去了。如今的吉木乃，也像我此行中到过的所有的边防站一样，安宁、祥和。
因为今天是节日的缘故，边防站还笼罩在一片轻松喜悦的气氛中。
边防四团的韩副团长恰好在这里检查工作，他热情地欢迎我的到来。
我登上了了望台，举目向哈萨克境内望去，眼前是一片荒凉。我的触目所及，竟然不见一个人影。
当年，6000公里漫长的中苏边界，苏军共部署有55个步兵师，12个战役火箭师，10个坦克师，4个空降师，如今，好像一阵风都将它们吹走了一样，我的眼前剩下的只是一片虚无。它们都到哪里去了呢？
也许，我临行前，还要到边界上来一次，就是为了看这一眼。
这是恶狠狠的一眼。
接着，在韩副团长的陪同下，我来到那座著名的会晤桥上。
这是一座木桥，这木桥已经年久失修。如今，围绕着这座桥的那种森严、冷酷的气息已经没有了，它给我的感觉，更像一座乡间小河上的那种小木桥。
木桥刚刚用红油漆刷过，还十分鲜艳，木桥的中间，画了一根白线，韩副团长说：白线的那边，就是哈萨克斯坦了。
韩副团长说着，指着哈萨克斯坦那边的油漆，骂了句“偷工减料”。他是嫌那边的油漆涂得不匀，很多地方都没有涂到。
他说，如今这边境上，没有什么大事了，如果有事，也就是人畜越界，山林起火这些事，通常，双方如果有事要会晤，都来到桥上，隔着这个白线，谈上几分钟，问题就解决了。
桥的两边，各有两个高大的牌楼，这就是所谓的国门。
中国这边的牌楼，上面写着“哈萨克斯坦”，背后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我想哈萨克斯坦那边的牌楼，也会是这样写着的，遗憾的是我不认识哈文。
新修的牌楼，新漆的大桥，大约正是这次中哈重新勘界之后的举措。
对面的哈站，是一座两层的阁楼式建筑，有点像当年我们为苏联专家修的那种公寓。房屋已经十分破旧了，显露出一种灰败的褐色。在我们在会晤桥上活动的时候，那边始终没有出现过一个人影。
吉木乃边防站原来叫吉木乃边防检查站，现在则在边防站的北边，新修了一个公安边防检查站，而吉木乃边防站的职能，仅仅是守边和会晤了。
那里这些年建起了一个岸，口岸上新修了一座漂亮的石桥。据186团那位宣传科长说，这些天来，口岸上经常过车队，一过就是160多辆大卡车。卡车上拉的是从俄罗斯境内运往中国的废钢铁。年轻的女宣传科长惊讶地说：“俄罗斯怎么有那么多的废钢铁！”
今天这口岸却静悄悄的，没有一辆车通行。
口岸离边防站其实并不远，也就是一二百米的距离，可是我对韩副团长说，能不能找个马，让我骑上去。
一会夫，我，兵团作家老钱，记者小陈，再加上韩副团长和吉木乃的连长，便一人一匹马，顺着界河边的铁丝网，直奔口岸而去。
口岸上静悄悄的，只有两个年轻的公安兵在站岗。在那座横跨界河的大石桥中国一侧，竖立着一根界柱，界柱上写着“中国45号”我记得白房子河口地段那个界桩，是“39号”。60公里以后，中哈边界是前行到这个地方，成了“45号”，看来，界桩是10公里树一个的。
我没有忘记老连长的儿子的事。我说过，如果到吉木乃来，一定要去看看他的。
那个站岗的小兵告诉我，确实有这么一个人，只是，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检查站组织人到吉木乃县城旅游去了，得晚上才能回来。
听了这话，我只好作罢。
从45号界柱再往前，沿边界线一直走，就能走到我的白房子去。
此刻，我真想这样地走一遭。
我打着马，顺着铁丝网，一路小颠着向前跑去。
蹄声惊起了界河边歇息的鹞鹰。它们一群一群，在我的马前马后上下翻飞，高声鸣啾。
草原上翱翔的鹞鹰，它们原来就歇息在这里。
你看那苍鹰又在天空遨游，
它是否生在战乱的时候？
你看那片片的流云在疾走，
它莫非在呼唤已去风雷的怒吼？
在奔驰中，我的口中念叨着这不知是谁的诗。
我当然不可能走多远的。白房子还是在那遥远的地方。
第二天早晨，我告别了四团，告别了哈巴河，也告别了这个故事中的一切事情，乘车向乌鲁木齐急驰而去。
当最后一眼望那片苍茫的天地时，我对自己说，我把白房子，把我的过去都留在那里了，我将因此而获得解脱，当我下一次重返白房子的时候，我将会是以一个轻松的旅行者的身份出现的。
结束语
但是，我能逃离白房子吗？我能够将它从我生命中剔除出来吗？我能够从此像看待地球上的任何一块地面一样平心静气地看待白房子吗？也许我不能做到，或很难做到。
它是生活塞给我的一本书，是在我青春的年代，生活以猝不及防的形式塞给我的一本书。白房子吞没了我的一生，影响了我的一生，注定了我的一生。它是宿命。“我的地方，小小的地方，并不是我自己要来，也不是马儿载了我来，是那，可诅咒的命运，它带着我来的！”这是一首俄罗斯古歌。
白房子是我的梦魇之乡，我的永远的噩梦，我的十字架。许多年来，我像蜗牛一样背负着我的十字架，走着我的蹒跚的人生。因为它，我才成为现在的我，独特的我。
且让我在此，向那远方天宇下宁静的一隅，那孤零零的白房子，深深地脱帽以礼。它是我的地理图书，我的一张邮票大小的地方，我用阅历和全部的爱恨创造出来的第二自然。“文学是回忆和仇恨”，法国人加缪的这句话很对，但是我想，除了回忆产生文学，仇恨产生文学之外，爱也会产生文学的。而我的这本关于白房子的书，正是这三种感情的一个混合物。
但愿写完这本书之后，或者说完成这次人生的远行之后，我的地理图书的白房子已经不复存在了，它将会像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一样平常、平俗和静溢。将历史重新交给历史吧，在交出的同时发出深重的一声叹息。
2001年11月25日定稿西安
个人化的地球一隅（后记）
“作家地理”是个有些奇怪的名词组合。我給它下的定义是：一本作家个人化了的地理图书。如果这话再要展开来说，那么所谓的“作家地理”，即是写作者独特视角中的地球一隅，写作者主观意识下的第二自然，如此而已。如果再要打一些比方，那我们可以举出福克纳笔下的那一张邮票大的地方--井底之蛙县，哈代笔下的英国的德比郡，等等。
这几年，随着写作的进行，我的脑子里陡然有了一个模模糊糊的地理哲学意识。我的许多思考和归纳，用现成的文学理论都不能予以指导和解释。例如关于白房子，那个中苏边界我生活过五年的险恶地区，例如我曾经在里面待过十三天的罗布泊，例如成就我的长篇《最后一个匈奴》的陕北高原。我觉得除了赋予这些地方以理论家所解释出的那些文学含义之外，它还是地理的，而地理的哲学意藉甚至是支撑思考、支撑一本书的主要框架。
但是我还不能想透这件事。
比如读者读到的这个《白房子》吧，当我用一种奇怪的文体将它写出时，我自己也感到茫然。我称它是一个怪胎。它的框架是用地理哲学的思路支撑起的。
类似的事情还出现在马丽华的《走遍西藏》，张承志的描写西海固生活的书中。它们其实都是一些极度个人化的地理图书。
2001年的秋天的时候，我对这件事情仍然想不透。记得在给一个笔会讲课时，我对学员们说，观察地理，感受地理吧，像频道那样去发现你自己的地域。
而在参与央视10频道探索。发现频道的策划时，我献上我的思考。这个思考是：在已知的领域，我们重新发现；在未知的领域，我们初次发现。这段话后来出现在该栏目的片头。
但是时至这时，我仍然不能把“作家地理”这句话说出。我已经悟觉到了，但是我说不出。我像一个哑巴一样。我明白，这层窗户纸的捅破，将给我的创作，将给我们老掉牙的文学理论，开辟一个重要的领域。
我感激这套书的策划者姚鸿文先生，他在看了《白房子》一书以后，说这种思维和叙事框架叫“作家地理”，并以此为题，策划出了一整套书。我说“作家地理”这个概念的提出，也许对文坛会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它使我们的许多创作实践得以理论支撑。
起码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我的眼前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发觉自己又有了一个游刃有余的新的创作天地，那些平日惯常的事物，因为这两个词的组合，而溅起新的想像，有了新的含义。
白房子一直是我年轻时代的一个噩梦。那条叫做额尔齐斯河的注入北冰洋的河流，那座横亘在中亚细亚地面的阿尔泰山，那块干草原，那座白房子。它是如此深的楔入我的生命之中，每次想起它都会给我带来一种病态的深深的忧郁。
你能想像一个满身疮痍的老兵，在走近他的“作家地理”时，那一步一惊的感觉。
这是一条血淋淋的心路历程。
这次行程共用了二十二天时间。
二十二天令我记了五万字的笔记。随行的《新西部》杂志的记者陈旭，则拍了四十个肢卷。
回到西安以后，我即开始案牍劳作。
我处于一种恍惚中。我处于一种激情中。在写作的途中，我的时间不是以白天和黑夜来区分的，而是以写作时间和非写作时间来区分的。
我对自己说，如果不把这些人，这些事情诉诸世界，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还有什么理由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的笔还有什么理由敢四处胡戳。
是的，假如由于我的倦怠，而将它们重新带入坟墓的话，那我在闭上眼睛的那一刻，肯定会深深遗憾的。
《白房子》成书了。
我为本书的真正制造者--那些一百年来在这块白房子争议地区守卫、居住和滞留的人们，献上我的敬意。他们也许更有资格写这本书，因为我只是一个匆匆过客而已，但是，由于他们手中没有这枝笔，而我有，我就起了“代劳”的作用。
我希望读者能够接受这本书。
在接受的同时忘记我的卑微的名字。
而书舌上的“献给我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这句话，是我的尊贵的朋友，已故作家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说的。
我十分喜欢这句话。这句话像一个咒语，当你将它喃喃念出时，死了的记忆开始复活，旧年间的人和事从你眼前列队走过。
我将《白房子》完成了。我将它慷慨地交给了社会。它开始有了它自己的命运，那么，让它去经历。
2001年11月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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