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镰刀。

    走马又分为大走马和小走马。

    好的大走马在疾步如飞时，后蹄窝要超过前蹄窝一拃长，有的甚至超过一尺。马头向地面勾去，脖子成弯弓，腰身平坦而柔软，尾巴向后长长地拖去，像腰身的延长部分。它的四条腿像大对虾一样十分弯曲，弯曲的膝盖几乎可以碰到马的肚子。

    从远处看一匹大走马的疾走，仿佛看到一条龙在大地上游动，摇头摆尾巴，飞沙走石。

    从近处看一匹大走马的疾走，你看不见马行走的样子，你只能看见四只马蹄像四个银碗一样在上下翻飞。

    小走马则是平庸的马。它踩的是碎步，后蹄窝恰好踏住前蹄窝。它的腰身也很硬。而这一切的缺点则来源于它缺乏激情。

    我骑的35号确实是一匹上等的大走马。

    正当我策马健步如飞，已经看见远处五号口那几棵高大的胡杨树的时候，这时候我的身后响起了马蹄声。我扭头一看，只见一人一骑，带着呼呼的风声向我疾驰而来。

    这是连长。

    边防站早点名时，发现我不在。连长有些着急，怕我出什么意外，于是打电话问了望台。其实，我刚才的一举一动，都在了望台的掌握之中。了望台告诉了我的动向，于是，连长要过蒙古族小马倌骑的那匹马，追我回去吃饭。

    半个小时之后，我和连长回到了白房子。

    连长对我说，兵团185团那边打来了电话，说杜主席他们8点钟吃早饭，吃完后，就赶到北湾，然后大家一起去河口。

    院子里空荡荡的。战士们已经吃过早饭，到大河岸边的某一块草场上打马草去了。

    匆匆地吃罢早饭后，我对连长说，我当兵进白房子的时候，开始是当火箭筒副射手，后来是射手，我扛的是六九四？火箭简，这火箭筒，如今不知道是谁扛着的。

    连长说，火箭筒已经算老武器了，现在已经不再装备部队，现在的战斗排，配备了新的武器。

    见我露出失望，连长又说，当年装备步兵班的那两只火箭筒，现在还在弹药库房里放着，如果我想看一看的话，他现在去叫文书。

    这样，我见到了我过去扛过的那只火箭筒。

    在说明书中，它叫六九四〇火箭炮。

    六九是研制成功时的年月，四〇则是它的口径。

    它实际上是1969年3月2日珍宝岛事件以后，我们缴获的苏制武器。或者换言之，它是模仿我们缴获的苏式武器，改造而成的。

    在此之前，我们曾经配备有火箭筒的，那是五六式。

    五六式和六九式的最大区别，在于五六式的弹头是圆锥形的，而六九式的弹头是菱形的--个平面上有五个棱角。

    珍宝岛战役中，当我们的五六式打到苏联坦克的前护甲卜以后，蹭一个白印，就滑掉了，而苏联的火箭筒打到我们的坦克上以后，五个棱角中总有一个棱角会成90度直角结实地撞在护甲板上，撞上之后然后旋转，然后爆炸。

    我扛起火箭筒，在操场上，按照当年的教程，卧姿射击，跪姿射击，立姿射击。

    当年我使用过的火箭如今已经弃用·白告子我请求军械员从库房里将它找出来，我重温一下旧梦。

    “我合乎军事要领吗？”我问连长。

    比起我记忆中的火箭筒，我感觉到手中的火箭筒好像小了一些，轻了一些。记得我当年提着它，背上再背四发火箭弹，紧急集合在雪窝子里行走时，我感到是多么吃力呀！

    火箭筒上的颜色也好像淡了些。我记得它的筒壁是深红色的，像凝固了的血的颜色，现在的火箭筒则颜色浅了一些，像晚霞的颜色。

    “还有一个小小的《射手使用情况登记本》，是和这火箭筒一起走的。既然这火箭筒在，那个小本也应该在的。那上面有我当年发射火箭弹时的记录！”我说。

    文书又满头大汗地在库房翻腾了一阵，最后报告说，没有那东西了。

    “没有是正常的！都隔过多少茬手了！”看到文书和连长都有些失望，反而由我来安慰他们了。

    在我的过去的好几篇文章中，都曾经提到过这个火箭筒。

    我说：“在某一次的中苏边界武装冲突中，当苏军的坦克群成一个扇面向白房子扑来时，爬在碉堡里的我，为自己准备了十八颗火箭弹。”

    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一个射手在发射到第十八颗火箭弹的时候，心脏就会因剧烈的震动而破裂。换言之，一颗最好的心脏所能承受的火箭弹的发射震动是十七次。然而，这个白房子的士兵还是毫不犹豫地为自己准备了十八颗。

    “遗憾的是，这次进攻没有继续。因此，我失去了一次成为英雄的机会！”

    在我的记忆中，曾经历经过三次紧张时期，一次是1974年3月14日苏联武装直升机越境事件，一次是额尔齐斯河南湾--别尔克乌地区边界冲突，一次是毛泽东逝世后，边防一线进人非常时期。

    我记不起来上面关于火箭筒的那一段回忆，是属于哪一次的。

    当然我后来记起了，是在那个碉堡前记起的。

    现在，我则默默地将六九四〇火箭筒交还给连长，连长将它交给文书，文书则将它重新锁回弹药库房。

    离老杜他们的到来还有一段时间，现在轮到年轻的连长向我提要求了。

    连长先领着我来到院子的东边，营房的背后，紧靠土围子的地方，那里有一排碗口粗的杨树。

    连长问我，这些杨树你们在的时候就有吗？

    我努力回忆了一阵，最后还是不能肯定。按位置推算，当碱土围墙还存在的时候，这些树木恰好在碱土围墙的外边。

    最后我判断说，我在的那一阵子，有这些树木，不过还小，一人多高，小胳膊一般粗细。围墙外面，大门的两旁，人们栽了这些树木，有时还提水浇一浇它们。

    连长很满意，他知道这些树木的过去了。

    关于树木，连长还说，院子里靠近篮球场的位置，原来有一排高大的榆树。分区一位首长说这是他在白房子的时候栽的，不让砍。榆树爱招蚊子，趁这首长上国防大学时，他们还是把那排榆树砍了。

    榆树我知道，我的眼角那一块伤疤，就是和牧工的弟弟摔跤时，让榆树枝给划破的。

    我在的时候，那些榆树也是一人多高。它们大约是警卫团来的那一拨人栽的。

    接着，连长又领着我来到喀拉苏自然沟以外，现在架着一座小桥的地方，那里有动过土的痕迹，有半堵矮墙。

    连长说，他推测了很久，不知道这里是什么遗址。他想，是不是边防站的某一个营房设施，曾在这里建过，最后又废弃了。

    我摇了摇头，我说白房子的老兵们，是决不会把任何一件营房设施，建在555平方公里以外的。他们殊死与这一块土地共存亡。

    那么这一片遗址是什么呢？

    我说，这是一片哈萨克的坟墓。我在的时候，这坟墓还相当明显。靠南的那一座坟墓，修的是半人高的矮墙，矮墙上面做成一个塔状。其余的坟墓，没有做墙，只是在平地上有土坯做成塔状。

    它是谁的，我们不知道。因为从来没有人祭奠过。

    会是马镰刀以及那白房子十九个士兵的吗？我不敢肯定！

    我还说从这里端直往东十公里以外，比利斯河附近，一堆沙窝子的里边，有一个木质的庞大的坟墓群。

    圆木堆成的塔，一座挨一座，占了半个戈壁。木头已经发黑、发干，只是在炎阳的炙烤下，它还十分坚硬。

    我说，我曾经请教过不止一个哈萨克学者，问这坟墓是谁的。他们说，这不是哈萨克的。它显然属于当年中亚民族大迁徙中，一个从这块地面匆匆而过的民族。

    连长说他还从未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地方，等他有时间了，他一定到那里去寻访它。

    最后，连长说，昨天晚上我曾经答应过他一件事情，就是寻找老的白房子边防站的遗址。

    “是的，我现在也正想到那里去！”我怅然地说。

    这样，我们便离开墓地，顺着喀拉苏自然沟，向下游走。

    我们是越过小桥，走的喀拉苏自然沟的里侧的。或者换言之，是重新踏上这555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往前走的。因为老边防站的遗址，在这块争议地区上。

    咳拉苏自然沟从这里开始向西南方向流淌，流经大约一公里的距离后，在靠近河口的那个地方，注入额尔齐斯河。

    从小桥开始，我们分开茂盛的芦苇，越过一棵又一棵奇形怪状的大柳树，前行三百米后，眼前豁然开朗。

    水流的旁边，有一块小小的高地。高地的斜坡上，有几处雪白的土堆。那土堆静静地呆在那里，像蒙古人说的那种“敖包”，又像是森林里的野猪在不经意的时候，拱起的几堆土而已。

    土为什么是白色的呢？这是碱土，它最初是黑色的，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日晒雨淋后，黑色褪去，它便成了坚硬的白色。

    一棵几搂粗的老柳树，已经仆倒了，斜斜地躺在河岸与废墟之间。

    “这就是老的白房子边防站的站址。我们站的第一任站长姓马，是个回回，他叫什么名字我们已经不知道了。我在小说中叫他马镰刀！”

    我对这位年轻的军人说。

    我还说，我在的那一阵子，这个遗址上，最高的那一处白土堆，当时是一道半截墙，可以想见，那里原来是一座白房子，阿克边防站。

    哈萨克人的坟墓群

    额尔齐斯河流域有着各民族的墓群。怀着一祌人类的儿子的感情，我对每一个民族的墓地，都怀有一种亲近感，好像这里安息的也是我的祖先。我甚至想写一篇《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坟墓》的文章来描写它们的得名，大约就是因为它。低处这几个土堆，是地窝子。

    我说，我在的那些年月，这些地窝子还没有完全坍塌。有一个地窝子，还可以勉强钻得进去人。有一次我就钻过。我从地窝子里拣出过一筒老式的干电池，这是电台用的。马镰刀的那个年代里，还没有电台，因此我们推测，国民党统治时候，这个白房子还在使用。

    说完这些以后，我面对白房子废墟，跪下来。

    我点燃上三支香烟，将它们整齐地插在地上。我以此来祭奠马镰刀、道伯雷尼亚、耶利亚，祭奠中国白房子边防站二十个死于非命的士兵，以及俄罗斯阿拉克别克边防站二十个死于非命的士兵。我还祭奠这555平方公里的白房子争议地区，祭奠我苍白的青春。

    我要把我此行最重要的一段话，放在这里来说。

    这话是说：在最近几年的中、哈边界重新勘界的谈判中，哈萨克斯坦已经放弃了对这块土地的领土要求，也就是说555平方公里的白房子争议地区将不再争议，它已经正式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上的领土。

    在乌鲁木齐兵团司令部，在阿勒泰军分区司令部，在边防四团，我已经确切地知道了这个消息。但是，我要把这个惊人的消息，放在这里来说，给我的老站长来说。

    “将中哈边界勘界的情况，将白房子现在的归属，说给你第一任的站长吧，年轻人！”我喃喃地说。

    年轻的连长打了一个立正，将手举齐帽檐，开始朗声汇报。

    三根香烟还在装袭升腾，我长久地跪在那里，老泪纵横。蚊子一批接一批地来我的身上吸血，我也浑然不觉。

    苏联武装直升机越境事件以及我的十八颗火箭弹

    连长还长久地站在那里，昨日的故事令他惊骇。我则蹒跚着步子离去了。因为我看见了沙丘上的那个碉堡，于是我记起来了，这正是我握着火箭筒，肌过的那个碉堡。

    我现在也记起来了，我的十八颗火箭弹的故事，是因为1974年3月14日苏联武装直升机越境事件。

    这一次苏联武装直升机越境事件，是当时处于剑拔弩张的中苏边界武装对抗中，一次严重的事件。在我这一次的白房子之行中，还不断地有人向我提起它。当然，能提起这个话题的，都是四十岁往上的人了。

    事情的基本经过是这样的。

    1974年3月14日上午11时，一架苏联直升机从白房子上空顺额尔齐斯河越入中国境内，进人纵深二百公里一个叫黑龙沟的地方降落。当时降落在一个牧场上。游牧的哈萨克见了这个钢铁怪物，纷纷围拢前来。驾驶室里共有三名苏联军人：一名少尉，两名少校。他们打开舱门以后，见了围拢来的哈萨克牧民的胸前挂有毛主席像章，明白这是进入了中国领土，于是赶紧关了舱门，就要重新起飞。这时，剽悍的哈萨克们挥动着自己的套马绳，甩过去，无数条绳索套住了飞机的螺旋桨。飞机于是动弹不得了。双方一直僵持到我分区骑兵连风驰电掣般赶到，此后，驻扎在争议地区的三个边防站、兵团185团值班连，也都派员陆续赶到。

    边界局势骤然紧张。

    苏军的坦克、装甲车从斋桑军区向边境调动。斋桑泊离白房子是80公里。在集结坦克、装甲车的同时，大批的苏联飞机飞上天空，强行进人中国领空边界一带，寻找那架失踪飞机。

    据我的战友段慧来回忆，出动飞机最多的一次是出事后的第三天，那天苏军共出动六十多架次的飞机，闯人中国境内搜寻。这些飞机中有一部分是中型轰炸机。苏军的意图很明显，一旦找到飞机，就将它就地炸毁。

    好在，苏军轰炸机就没有发现这架越境飞机，聪明的哈萨克牧民将飞机用牧草盖起来，伪装成一个草垛。

    段慧来当时在阿赫吐拜克边防站当兵，飞机从天上飞过时，他正在了望台上哨。

    老段，也就是今年春天，白房子的老兵们在西安的一个烤羊肉串摊前聚会时，说出“当年如果发生战争，我们几个现在肯定是在一个烈士陵园里”的那位老兄，他如今已经是有孙子的人了。

    后来，我方一位资深驾驶员，将这架飞机低空飞行驾到乌鲁木齐，继而，这架飞机被用火车运到北京。1974年国庆节期间，这架飞机和在珍宝岛缴获的那辆苏式坦克一起，陈列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供人参观。记得，当时还专门安排西哈努克参观过一次。

    就在截获飞机后的一周左右，中国方面发表了严正声明，认为这是一架武装间谍直升机。认为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挑衅事件。继而，又大张旗鼓地表彰了这些牧民，认为用套马绳套飞机是军事史上的奇迹。这些牧民被誉为孙玉国式的英雄。

    苏方也迅速地提出了强烈抗议。

    苏方说，他们这架飞机是去执行一次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的，有一个苏联边民病危，飞机是去救援，结果误人中国境内的。他们说，中国人的做法，严重地违犯了国际法准则和人道主义精神。

    飞机越境的那天的那个时间，白房子的了望台上，恰好是我值班。我记得，那天的天空虽然有一些薄云，但是能见度尚好，飞机是不至于迷失方向的。中国的说法，苏联的说法，其实都有许多违背事实之处。

    首先，这架飞机不是去执行什么救援任务的，它这次起飞纯粹是军事用途。苏方的说法明显不对。然而，它也不是如中方所说的武装间谍直升机。那么它是什么呢？它是一架在中苏边界上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苏军巡逻飞机。

    它为什么会越界，也不是天气方面的原因。原因在三个士兵身上三个士兵在斋桑军用机场临上飞机前，在一家小酒馆里灌了通酒。这样，醉醺醺的他们，在飞行中，错把额尔齐斯河当成了界河，于是溯河直上。据说，飞机在失去导航的地面坐标以后，曾经降落过两次，辨认方向，因为失去地面坐标，只好拉起来又飞。

    飞机上有两挺轻机枪，三个士兵的腰间都有手枪。在中苏双方的抗议照会、抗议声明中，中方以武器这件事为论据，有力地戳穿了这是一次执行救援任务的谎言。

    还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套马索是套不住直升机的螺旋桨的，事实上，这架直升机后来是没有油了，它飞不起来了。这样，牧民们将套马绳甩向还在旋转的螺旋桨，让它停止转动，继而，像拴牛一样，将牛皮绳的另一头拴在树上。

    中苏双方因为这架直升机的事，发表了许多的抗议和声明。边界局势，随着这些抗议和声明的措词日益强烈，越来越紧张。

    到了1975年下半年，苏方显然失去了耐性，大量的坦克、装甲车云集边界。从我们的了望台用五十倍望远镜向苏方纵深望去，可以看见苏军大规模调动部队的征状。记得有一天，苏方一日之内连续三次向中方发出照会，最后一次照会的措词是：“由此不可避免地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完全由中方承担！”

    这话实际上就等于是最后通牒了。

    谁也无法预料事情会如何发展。会成为一场中苏全面战争的起因吗？难说！须知，一战、二战都是以边境事件为起因的。会以一场局部战争，以苏方吞并这块白房子争议地区为报复手段吗？这种可能性似乎更大些。

    在那些日子里，生活在这块争议地区的所有的人，他们惟一能做的事情是硬着头皮支撑。

    不管叫“困兽犹斗”也好，不管叫“以卵击石”也好，争议地区的人们，得硬着头皮起来支撑。其实，说心里话，那时候大家似乎并不紧张，因为长期的这种压力已经使大家神经麻木。

    边防站的人全部剃成了光头，这样为了一旦受伤后便于包扎。大家全都肌在战壕里，轻重武器的枪口齐刷刷对准界河。黑夜白昼都守着。吃饭是炊事员用行军锅将饭抬来。

    大家的几件旧军装和日常零用，则打成一个小包褓，用针线缝好，上面写上家乡的地址和自己的名字，集体放在班里小库房里。一旦谁死了，这就叫遗物；如果有可能的话，这些遗物将寄回去。

    我那时候是六九四〇火箭筒射手。这种武器是专门对付坦克的。我趴在白房子最靠近界河的那个碉堡里，火箭弹弹头安装好，从射击孔里射出来，火箭筒则扛在肩上。

    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一个射手在发射到第十八颗火箭弹的时候，心脏就会因为剧烈震动而破裂，然而，我还是毫不犹豫地为自己准备了十八颗。

    在那些日子里，有时为了令自己的神经松弛一下，我就不停地擦火箭弹。擦火箭弹之外，还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捉皮大衣绒毛里的虱子。事情后来终于没有发生。

    理智代替了诉诸武力。中国拿出了大国的风度，先是释放了那三名倒霉的士兵，接着在1975年的最后一天，将那架直升机送回去了。过了几天以后，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因此，我猜想，我牡着火箭筒趴过的碉堡，它是1962年俨塔事件后修筑的，如今已经被褎弃。它是最接近边界线的一个碉堡，距界河大约三百米中方所以后来采取了“和为贵”的政策，大约与周总理病危，希望边境安宁有关。

    不管怎么说，受惠的是我们这些当兵的，是那些拖家带口的兵团人，是那些唱着凄凉歌曲的兵团人。我的十八颗火箭弹没有派上用场，我也终于没有战死白房子。要不新时期文坛，会少了一个不算太蹩脚的小说家的。

    在我的重返白房子的行程中，在2000年8月29日的上午10点，这个步履瞒跚的白房子老兵，终于走到了他的碉堡跟前。

    它已经被废弃。

    在后来土围子修成以后，地道下面，八卦阵一般地向四面八方伸出去许多碉堡，因此这个简陋的大约是1962年伊塔事件后修筑的碉堡，已经被弃用了。

    因为那后几次边境事件，是发生在土围子筑好以后，所以凭借这个碉堡，我才确认，那十八颗火箭弹的事情，属于1974年3月14日那次苏联武装直升机越境事件。

    我从这旧碉堡里，拣下一块木板，将它先打人行囊中，最后则带回到了西安家乡。

    在额尔齐斯河河口

    “大肚皮叔叔！”

    当我离开碉堡，翻过土围子，刚刚走进边防站的院子里，突然听到几声清脆的童音。

    我还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突然从我的两肋间，钻过来两个小姑娘。小姑娘咯咯地笑着，将长着尖指甲的手，伸进我的恤衫，在我的大肚皮上使劲地挠起来。

    我感到像猫爪子在抓我的肚皮，又疼又痒。我大声地叫起来，一蹦老高。

    这是老杜家的两个疯丫头，她们这一次也随车来了。路上，她俩看见我的大肚子很可笑，按捺不住，总想用手去抓它。我告诉她俩说，我刚刚做过胆结石手术，有刀口，不敢抓。谁知我的话更刺激了她们抓它的欲望。

    我好容易一个胳肘窝一个，将这两个疯丫头抓住。老杜已经领着农十师的宣传科长们来了。我对两个小姑娘说：“别闹了，上汽车，随叔叔一起去看额尔齐斯河！”

    刚才还是空荡荡的院子，现在停了几辆车，老杜带来的红男绿女们散开来，欢歌笑语，这些，都令白房子少了许多的压抑感觉，也使我感到自己重新回到了今天的阳光下。

    一刻钟以后，我们分乘几辆车从一号口穿过密林，进入河口。

    汽车依然是从边防站现在的东门出发。出了东门以后，向北、向西，绕着土围子转了半个圆以后，便从我的那个碉堡，下到一号口密林地带。

    汽车先越过一片白柳条，再穿过一片芦苇丛，然后进人原始森林。

    这条道路当年是野猪踩出的道路，亦是我的牛那一次越界时走的道路，现在路面被车轮压宽了。看来，还有汽车时不时地到河口去。

    陪同我们去的白房子边防站的连长说，额尔齐斯河与界河交汇处，今年刚刚栽立了一根界桩。从白哈巴边防站、扎木拉斯边防站、阿赫吐拜克边防站、克孜乌营科边防站，一路数来，到河口的这根界桩，是中哈边界39号界桩。

    连长说，中哈双方的边界勘察已全部结束，会谈也已经结束，边界已全部划定，现在双方正在整理文件阶段，文件整理完毕后，将由两国国家元首正式签字，互换文本，那时，包括39号界桩在内的中哈边界上的所有界桩，将开始生效。

    这就是说，一百年来阴霾四布的白房子，以及白房子地区居住的人们，将从此结束他们不幸的宿命。

    人们晚上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这块地面可以升国旗了。

    其实自从我一踏上哈巴河境内，进人边防四团防地，我就感到了那种安宁祥和的气息。我在白哈巴边防站了望台的登记本上，看到所有的哨兵都在上面例行公事地登记一句话：枪弹完好无损。而当当年险恶的白哈巴防区如今成为名闻遐迩的世界旅游胜地哈纳斯湖后，我已经明白昨天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在白房子，也是如此。战士们虽然脸色黑些，脸上有几个蚊子咬下的大包，但是，昔日那寡妇脸，那上帝的弃儿的表情已经没有了。他们笑得多么甜呀！他们和内地军营里那些养得白白胖胖的士兵们，已经差别不大了。

    “和平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东西呀！和平万岁！”

    在额尔齐斯河与界河交汇处，面对随行的北屯电视台的镜头，我这样说。

    我正是怀着这样和平的心境走入当年险恶的一号口，走人我曾经越境的河口地段的。

    空气变得湿漉漉的，蚊子不停地拍打着车窗，地面上出现了黑色沼泽，连长叫车停下来，他说河口到了。

    下了车，向前再走十米远近，拨开眼前的树枝，于是，一条汹涌的大河出现在我们面前。

    这就是额尔齐斯河，这就是在中国境内最后停驻一刻的额尔齐斯河。

    想起我在白房子的时候，我在连队的迎接节日的墙报上写的诗：

    “额尔齐斯河滚滚流向北冰洋，

    岸边有一座中国边防军的营房！”

    额尔齐斯河已经枯瘦了许多了。我在的那些年月，夏天的时候，额尔齐斯河蔚蓝的河水，从河槽里，从两岸的林带间，成一个几公里宽的扇面，喧嚣着，仪态万方地流过。冬天的时候，额尔齐斯河则是一河坚冰，夜深人静的夜晚，它有时会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那是坚冰冻裂的声音。

    阿拉克别克河也消瘦了许多了。它流得那么缓，那么慢，尤其是进人大河的河滩以后，水面摊在河滩上，只有埋住人的脚面那么深了。

    “这就是那个制造出许多故事的界河吗？”

    我问，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界河从这里成90度直角，直接注人额尔齐斯河。

    大家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块地面的沉寂，欢歌笑语在空中回荡着。兵团作家老钱，还有摄影记者陈旭，见了这绿汪汪的河水，已经按擦不住，脱得只剩下一个裤头，跳进了河里。一同来的另外的几个女孩子，眼馋地望着河水，直埋怨来时没有带游泳衣。

    阳光灿烂地照耀着这一处河滩。

    此一刻，这一处的河滩和地球上别的地方似乎已经没有什么两样。

    如果不曾经历过那一切，我想我此刻也该和他们是一样的。

    但是我年长几岁。我经历了。而我又是一个很难从自己的经历中走出来的人。

    我默默地来到界河边，蹲下来，点上一支烟。

    我离开他们的原因，是怕我脸上的忧郁之色，打揽了大家的兴致。此一刻我想起了在钢的老指导员，不知道他浏在干什么。

    我问我眼前的连长，这条界河的河口，是什么时候恢复成这个样子的？在我在的那些年月，界河曾被分成两个二分之一，而这两个二界河对面那个浅蓝色的铁柱，是哈萨克斯坦树立的39号新界柱。它与额齐斯河河口的中方39号新界碑共同标志着555平方公里的白房子地区将不再成争议地区而成为正式的中国领土分之一，中间圈起了一块足球场大小的孤岛。

    “曾经有过这回事吗？”连长一脸的茫然，“我来到白房子的时候，界河的河口就是这样子。我当兵十一年了。”

    “曾经有过的！”我说。在说的同时我想起了老指导员，我说：“白房子边防站和阿拉克别克边防站，双方达成了一种伟大的默契，向上级隐瞒了这个孤岛的出现，从而避免了一场有可能发生的边界冲突，避免了一场对双方来说都是悲剧的悲剧。”

    “谁敢这样隐瞒？要知道，边界上每一个地形地物的细微变化，都要向上级汇报的。要不，就是失职！”

    我无法对这位年轻的连长解释。我只说，当初，年轻的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从今天的角度看，从一个长者的角度看，我才知道我年轻时候的想法多么的愚蠢呀！

    我不知道年轻的连长能不能听懂我的话。但是我说了。

    在这河口，为了我的战友老段的满地乱跑的孙子，为了我的已经长成帅哥的儿子，我向老指导员致敬。

    接着，对着界河，对着界河对面额尔齐斯河下游的河滩和树林子，我讲起我那一次赶牛越境的故事。

    我讲起树林子里的碉堡，我讲起黄土山上的苏军雷达群，我讲起那五个拦截我的苏军士兵，我讲起当我将孤岛出现的事情讲给指导员听时，指导员的装聋卖哑。

    在这中亚细亚亘古的荒原上，在这额尔齐斯河与阿拉克别克河交汇处，我把我的越境的故事，讲给白房子的一位后来者听。

    我的讲述没有任何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卸去我心头的阴影和重负。

    年轻的连长，这个自白房子的第一位站长马镰刀开始的现任站长，静静地听着我的讲述。

    最后他说：“老班长，我现在特批你，从界河里趟过去，到你当年越境的地方走上一圈。反正这一刻，这地方除了咱们，连个鬼影儿都没有！”

    这句话令我的心激烈地跳动起来。

    我看了一眼连长，他是认真的和真诚的。

    我真的就要举步了。我连脚下的凉鞋也没有脱，就一脚踏进了界河里，但是，当迈出第二脚的时候，我的脚在水面停住。

    “我不能，连长，我不能给你惹事！我已经是无所谓的人，你还有前途！”我这样说，在说的同时收回了脚步。

    记得当年，白哈巴边防站的一个副连长，在转业前的最后一次巡逻中，领着巡逻队深人苏联境内纵深，在那里举行了一次野餐，拉了几泡屎，又在啤酒瓶里塞下一个“中国边防军到此一游”的纸条，然后返回。后来，这副连长被告发，结果背着个处分转业回家。

    另外还有一次，分区新从中緬边境调来了一个参谋长，这参谋长来到吉木乃边防站视察。坐在界桩上，他来了个空中旋转180度，高叫着：大家快看，我出国了！接着又一转，高叫：我回国了！这样转了一阵子后，后来，被上级就地免职。

    我是一个老兵，我得为白房子负责，我得为这位年轻的连长负责。

    这样，我遏制住了自己的欲望。

    去大河里游泳的人陆续上岸了。在岸边拍照的人也都拍得差不多了。该散了。我对连长说：“这里还有最后一项内容，让我去看一看新栽的39号界碑。”

    39号界碑，其实就在离我刚才站立的那位置不到十米的地方。

    它在一片茂盛的树林里。离界河大约有五米，离大河边的树林子边缘大约也有五米。花岗岩石材，上面刻过以后又用红字描出“中国--39号界碑”字样。

    在两三丈宽的界河对面，哈萨克斯坦也同样树立了一个界碑，号码也是39号。

    对一些琐碎事情的纪录

    河口的树林里，蚊子特别多。我在界桩前短短的几分钟的照相时间中，背上落满了蚊子。那天我穿了件深蓝色的半袖，蚊子们大约把我这里当成了草丛。

    照完相，我和摄影记者陈旭几乎是逃跑似的离开界桩，回到河滩上的。光光的河滩上小风吹着，这里的蚊子倒是很少。陈旭惊叫一声说：你的背上全是蚊子！说完，拍打了好一阵，才将这些蚊子赶走。蚊子们又回到树林里去了。

    听说那里有界桩，185团的宣传科长们，便吵吵嚷嚷地到那里去拍照。这样，我们又在河口耽搁了一阵。

    “年轻的一代，不知道岁月的滋味！”望着兵团这轻松的一代，我想。

    我还想，如果我换成一种旅游的心境，眼前这一桩一桩应接不暇的事情，倒是能给人一种新鲜，一种刺激，一次阅历的。

    我这想法其实也是在给自己以心理暗示，我希望自己能就此轻松起来。有一首流行歌里说：“我潇洒是因为我能放松！”那么，放松自己，打开自己吧，你这个还留在昨天的人。

    后来我们穿过沼泽地，上了汽车。

    上了汽车以后，关好门窗，拍拍打打了好一阵子，我们才将带到车里的蚊子打净。尔后，车便拐弯抹角，穿过树林子，出了一号口。

    走出一号口的低洼地，上个愣坎，便就是坦荡荡的戈壁滩了。塄坎的边缘，五米一个，顺边界线一带，挖了许多的小坑。早晨我骑马向三号口走去的时候，也见到有这样的坑。

    连长说，这些小坑是埋水泥桩子用的。水泥桩子栽好以后，再接上铁丝网。铁丝网的外边，犁上松土带，铁丝网的里边，修一条边境巡逻公路。

    看来边界的整理工作，确实是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的。

    那架老了望台，在空荡荡的戈壁滩上，十分显眼。

    兵团的宣传科长们，吵吵闹闹地要到了望台去看一看。这样，汽车便拐了一个弯儿，来到了了望台底。

    人们在肆无忌惮地欢笑着，整个了望台好像要被抬起来似的。小伙子踏着阶梯，一个挨一个地往上攀着，姑娘们则扶着树干照相，穿着红裙子照了，又跑到汽车里换一身白裙子出来再照。

    这大约是这个了望台建立起来以后，最热闹的一刻了。

    我静静地站在一株红柳边，目睹着这一幕。我感到我的苍老的，疲惫的，孤独的了望台，因了这欢歌笑语的感染，此一刻也好像轻松了许多，年轻了许多。

    下一个要去的地方是额尔齐斯河边的汽艇码头。

    码头在距河口上游约两公里的地方。过了边防站，再穿过哈拉苏自然沟，前行一阵，靠右手方向一拐，就是汽艇码头了。

    汽艇好像哪地方坏了，不能开动。它被静静地挂在河边的一棵大柳树上。汽艇的旁边，还系着一只小木船。

    所谓的码头，只是用石头在河边砌了个堤岸而已。额尔齐斯河春潮泛滥时节，水会很大，所以石头的表面，网了一层网。

    如果有一天，额尔齐斯河口岸重新开放，相信这地方会相当热闹的。

    站在这里，向大河的上游看，下游看，视野都十分开阔。

    上游能看到很远的地方。一河蓝汪汪的春水，从戈壁滩上喧嚣地流过，两岸的林带装点着它。

    下游也能看得十分地远。我们刚才站立的河口，现在也在视野之中。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林带，似乎更宽、更密一些。能看到了望台的塔楼，在高高的树尖上隐现。

    老钱曾经去过哈萨克斯坦，他说从飞机上往下看，中国这边是一片黄，哈方那边是一片绿。这绿地毯一直铺向俄罗斯的西伯利亚。

    站在额尔齐斯河边，想到中国唐代的大诗人李白，当年就是从碎叶城溯额尔齐斯河直上，进人中国内地的，这想法总给人一种奇异的感觉。

    中亚近代探险史的先驱者之一，发现楼兰古城，确定罗布泊位置的瑞典人斯文·赫定，1928年那一次的中亚探险，就是乘船经额尔齐斯河，取道俄国回国的。

    大河的对岸，就是南湾地区。

    我在的那一阵子，夏天巡逻的时候，从这里坐上汽艇，渡河，然后步行，一般来说到422高地上以后，然后折回。冬天巡逻的时候，骑着马穿过冰河，也是从这一处走下河道的。有时还会再往前赶一赶，前往大沙包子那地方的会哨点，和吉木乃边防站的巡逻队会哨。不过这要用电台事先联系好。

    422高地和肖飞司令员的故事，记得我在前面曾经讲过。

    我不知道那地方的地形地貌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隔着河，我只能望着树林子背后那一片苍黄的天空发呆。

    那里也是我第一次掉马的地方。

    连长告诉我，422高地那一块，哈军主动后撤了100米。

    我问422高地上那根被肖飞司令员砍掉的界桩，如今还在吗。我说，界桩是红松木的，有一搂粗，两米多长，我在的那一阵子，界桩横躺在422高地的沙丘上，半截子已经被沙土埋住了，半截子还露在外面。

    连长说那东西早就没有了。他甚至连界粧这事听说也没有听说过，肖飞司令员砍界桩的事他更是无从知道。

    “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哦，三十八年了！”我喃喃地说。

    我没有再说下去，既然他们不知道，那我也就不说了吧！让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烂到这一代人的肚子里去吧。

    年轻的一代有他们需要面对的生活。

    此一刻我还想起白房子新建的了望台下面埋着那二十颗人头，我很高兴我也不曾把这件事说出。

    人们在码头上流连了许久。

    我则坐在沙滩上，将脚放在河水里像一匹老马一样，闭目丢了一会儿吨。回到了边防站，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我该在离开白房子之前，做最后一件事情，这就是到操场上，去打一打篮球。

    我在白房子五年，篮球陪伴了我五年。

    在那时，我的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扔到这篮球场上了，每天晚上，我都是打到熄灯哨子吹过以后，全身像散了架一样，然后回到班里，脱裤子睡觉。

    篮球场上有几个战士在打球，于是我也就加人了进去。

    打球的途中，我嫌凉鞋穿在脚上碍事，就左脚一抬，甩掉一只，右脚一抬，又甩掉一只，这样，光着脚板的我，在水泥地上跳跃起来。

    这水泥地也是我们那时候修的。施工结束，剩了些水泥，指导员说，咱们奢侈一回，用这水泥修个厕所，修个篮球场吧！

    打篮球的过程中，战士们回来了。他们看着这个光着脚板，腆着个大肚子的小个子，在篮球场上跳跳蹦蹦，都善意地笑着，站在一边看。

    连长又叫人放起了“亲爱的老班长，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这支歌。

    连长脱下他的解放鞋，叫我穿上，我摇摇头拒绝了，我说我当年就是这样光着脚板打球的。我这是在寻找当年的感觉。

    “如果打起仗来，你肯定是个亡命徒！”连长说。

    我很高兴连长这个评价。是的，我一定是个亡命徒，一定是这个白房子第一个死的人。

    午饭很丰盛。

    因为我们的到来，连里专门宰了一口猪。本来是要宰羊的，因为羊群转场到阿尔泰山深处的高山牧场上去了。

    吃罢饭后，老杜临时提议，在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兵团和解放军，在边防站提前举行一次军民联欢会。

    这是我在白房子看到的第三次的慰问演出活动。

    联欢在边防站的军人俱乐部进行，老杜的小女儿，那个精灵古怪的小姑娘担任主持。老杜的大女儿则翩翩起舞，和边防站的维族排长跳了一曲维族舞蹈。随行的姑娘们，也都纷纷请战士跳舞。那位穿白色连衣裙的姑娘，拽起满脸通红的连长，弄得连长狼狈不堪。

    我坐在那里，浑身充满了一种幸福感。

    我傻乎乎地笑着，像那些脸上叠着许多大包的大兵一样傻笑。我深深地感激兵团人，我相信，这些大兵们就像当年的我一样，将长久地记住这个节目，将姑娘们的大眼睛和连衣裙谈论上半年，甚至更长时间。

    该走了，该向我的白房子告别了。

    我最后一眼望着那白房子。它静静地伫立在那里，和我二十八年前见到时一模一样。

    连长说，明年这房子就该拆了。那时边防站要起楼房。现在别的边防站已经盖成了楼房，北湾边防站是最后一个。

    是的，白房子该消失了。正像这块白房子争议地区已经不复存在了一样，这个一百年的故事应当结束。当然以后还会有新的故事，但是已经不是从马镰刀开始的那个故事。

    白房子也应当从我的记忆深处消失，从而让这个老兵有一个平和的晚年。

    全站列队，送我们走出大门。我搂着连长的肩膀，搂着指导员的肩膀，长久地搂着，不忍分开。我努力做到使自己不哭，结果我做到了。然后我飞也似的跑上汽车，用双手梧住自己的脸。

    汽车开动了，我的白房子被远远地丢在了后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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