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从185团团部，顺着喀拉苏自然沟时断时续的水流，穿过自然沟稀疏的林带，自北向南，一路走去。
这段路程是20公里。记得我以前说过，我曾经好几次骑马走过这条道路。
晚上9点，用乌鲁木齐时间来说，才仅仅是7点，但是天已经完全地黑了。暮色四合，天地暗淡无光。戈壁滩，树林子都一片朦脒，宛若梦境。
天不应当黑得这么早的。因此我怀疑这是我的错觉。
现在正是盛夏，正是这块地域有北极光的季节。在我的记忆中，当年的这个季节，太阳虽然早早就沉落得没有踪影了，但是从太阳落下的西地平线上，会有一道强烈的白光射出来。白光射到天上，散开来，落到戈壁滩上，整个世界于是笼罩在一种柔和的、奇异的白光中。我记得，我抱着枪站在碉堡前面，跟前的芨芨草滩白光闪闪，一只硕大的母刺猬领着一群小刺猬，从我的脚下大摇大摆地走过去。
记得，我用枪剌轻轻地一挑，挑起了一个小刺猬。所有的剌猬听到响动，于是像花一样，闭合了，蜷作一团，像一个个带刺的皮球。我将那只最小的刺猬，用手试探着抓起，包进手帕里，再将手帕扎紧。手帕扎紧后，剌猬猛地一下张开，于是硬剌从手帕扎出来，扎得我手上鲜血直流。我赶紧把它扔到地上。
下哨以后，我用枪刺挑着手帕回到班里。怕剌猬愁气，我将手帕打开，然后，用我的洗脸盆，将刺猬扣在地上。那一夜，半夜的时候，河南籍的班长下床解手，他光脚丫子，先一脚踢翻了脸盆，再一脚踩在剌猬的身上。他疼得大叫起来，而刺猬，匆匆地从门缝中逃走了。
这里不说刺猬了，也不说白夜了，因为我应当拣更重要的事情来说。
较之我的那个年代，白房子的地形地貌，已经变化得叫我难以辨认了。
记得那时，灰蒙蒙的戈壁滩上，有一座孤零零的白房子。白房子的顶上，有一根烟囱。一日三次，那烟囱向天空升起直直的、细细的坎烟。那情形正如浪漫曲唱到的那样：哨所一日三次，用炊烟扬起手臂，向祖国问安--早安、午安、晚安。
然后有-·圈矮矮的、厚厚的黑色碱土围墙，将这白房子围起。围的圈子稍微大一些，圈子里有个篮球场，有个马号，有个战士厕所和干部厕所。
黑色碱土围墙也起着掩体的作用，上面布满了射击孔。
院子里栽着一些树木。篮球场被剪得整整齐齐的冬青围起来，这冬青冬天会被用积雪拍成一堵雪墙。此外还有杨树、榆树和沙枣树。最奇异的要数那棵野苹果树了。那时我在一班，这树在一班住房的右手，也就是说，是在院子的西北角方向。
有一个中世纪的吊杆，每天都在那里吱吱呀呀地从井里汲水。井在正北方向，大门的右侧。
那时的道路，在正北方向，面对阿尔泰山。记得，大门外面有几个突出的沙包子，兵团的那个腼腆的邮差小伙子，站在沙包子上，勒住马、吆喝着叫挡狗。我们知道，随着狗叫声，第一个冲出的是储鼻子。
那时的了望台，在靠近界河的地方。
了望台距离白房子大约有五百米远。它是木质的，高三十米左右，通体发黑，肩一天风霜，孤零零地站在那里。遇到刮大风的时候，了望台会像一个醉汉一样，在空中摇晃。迎风一面的牵引钢丝，绷得笔直笔直，背风一面的牵引钢丝，则软蔫蔫地弯成一个弧形。
记得，有一次我上了望台的时候，皮大衣被大风剥掉了。我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我人没有刮下来，而大衣被剥去了。我惟一能为此事做出的解释是，当我换攀着扶手的这只手时，风脱去了这只袖子，我换另一只手时，风又脱去了另一只袖子。
现在的白房子，已经大大地变样了。
界河边这座三十多米高的木质了望台是伊塔事件后修建的。作者曾在这里站了五年岗。如今了望台已被废弃，成为务原上一道苍老的风景。2000年，作者重返时与新任站长在一起如果不是人们说这就是白房子，如果不是蚊子接二连三地前来朝拜我，我无论如何不能把它和我记忆中的白房子联系起来。
碱土围墙已经被拆去，院子扩大了一些。代替那碱土围墙的，现在的白房子被一圈十多米高的土围子围定。
也就是说，白房子深陷在土围子里。戈壁滩上那一座孤零零的白房子的景观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记起了，这土围子是我们修的。时间在1975年到1976年。
那时，迫于当时中苏边界的险恶态势，尤其是提防苏联的“抓一把就走”，各个边防站都开始修地道。白房子地面是沙土，根本无法修那种通常意义上的地道。于是先绕着白房子，挖一条交通沟，然后，铺上地面，用水泥倒出墙壁，打上拱顶。水泥地道做好以后，上面再用推土机推来沙土，堆成沙包。沙包的厚度以坦克上的火炮危及不到地道为准。
土围子在1976年9月9日之前，已经全部修好。
记得，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边界一线进人非常时期，我们就是趴在地道上，度过那二十多天的。追悼会那天，大家在地道里，站了有半里多长。地道里隔一段点一根蜡烛，忽明忽暗。追悼会进行中，坎事员抬着饭钻进地道，说外面正在下着沥沥小雨。
由于土围子的修建，白房子的地形地貌便完全地改变了。
不过我在的那时候，道路还是原来的道路，门也还是原来的门，只是将有门的地方的土围子，开了一个豁口。
现在，原来的那个豁口已经堵住，门开在了正东方向。那地方原来是马号，马号如今已被拆除。门前的道路笔直越过喀拉苏自然沟。
自然沟上面，盖了一座石桥。
厕所也不在原来的地方了。原来那简陋的厕所已经拆除。现在的厕所修在院子南面，砖混结构，很气派，一边写个“男”字，一边写个“女”字。
院子里的原来所有的树木，现在都荡然无存了。栽种树木的地方，现在变成了菜地。“树木招蚊子！”年轻的连长对我说。
野苹果树自然也没有了，那段短短的地道，那地道里一地的骷髅，现在自然也已经像梦一样地消失了。岁月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可以将一切抚平。
代替苹果树，现在站立在那位置上的，是一座高高的铁质的了望塔。这是后来人修的。
从这里看我的那个木质的了望台，旷野上的它显得多么的孤寂呀。它已经被废弃了，但是还没有倒。它孤零零地立在那里，苍老，疲惫，通体乌黑。没有了重负，它反而更显沉重了。我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
三栋白房子，如今只剩下连部的那一栋还在。另外两栋已经拆除了，翻修成砖混结构的房屋。
变化最大的当然还是人。
记得当我从西安启程，开始我的白房子之行时，年迈的母亲问我：那地方还有人吗？这话将我逗笑了。我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那地方怎么能没有人呢？只是，他们已经是另一代人了。
连长和指导员都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的兵，他们按年龄推算，应当是我当兵的那一年出生的。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当我抱着火箭筒趴在战壕里的时候，在遥远的内地，有婴儿呱呱诞生了。后来他们长大了，来到白房子，成为连长和指导员。
这想像叫我生发许多感慨。“他们都这么大了，我怎么能不老呢？”我对自己说。
我亲昵地搂着连长和指导员的肩膀。我说我是一老兵，我来报到。
连长叫白房子的广播里放出了歌曲。那歌曲叫《老班长》。歌曲中，一群粗喉咙大嗓子的男人在歌唱：“亲爱的老班长，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蚊子咬在我身上的四十六个疙瘩
北湾的蚊子是声名远播的。
据说，这里是世界四大毒蚊区之一。又据说，这里每立方米的空间里有3400多个蚊子。
我记得，蚊子最多的时候是在日落时分。那一阵子，白房子上空密密麻麻的，蚊子和小咬结成一层厚厚的云彩。蚊子哼哼唧唧地在歌唱，于是这一块地面布满了一种“嗡嗡嗡嗡”的声音。老兵们说这叫吊死鬼拧绳。
蚊子最多的地方是在草丛里。你一脚踩下去，仿佛踩响了一个地雷。立即“轰”的一声，一群蚊子被惊起，蚊子落在衣服上，你的绿军装变成了灰军装。
那时候，蚊虫季节，白房子的每一个门口，都照例要生上一堆牛白房子，而今堂而皇之地有了女厕所了，说明这里来的女性频繁起来粪火。这牛粪火生出的浓烟，将门口罩严。牛粪火几个月也不灭。但即便这样，蚊子不知怎么还是钻进了房子。蚊子在房子天花板的四个角落结成四个拳头大的疙瘩，好像蜂窝。
那时睡觉时，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先将蚊帐里的蚊子扫荡干净。你赤条条地躺在那里，叉开巴掌，等待着哪个地方疼了，你一拍，于是就打死了一个蚊子。为什么要叉开巴掌呢？是怕招风，蚊子的翅膀很灵敏，一感觉到风，它就飞走了。
通常，班里要劈劈啪啪，响上半个小时，巴掌声才不再响起，大家才沉沉入睡。
即便这样，第二天早上起来，蚊帐顶上肯定还会趴着几个挺着血红色大肚子的蚊子。
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是拉屎。白光光肥墩墩的屁股大约是蚊子最爱落脚的地方。
或者在厕所里，或者在戈壁滩上，先点燃一张废报纸。趁报纸烧得最旺的时候，“嗵嗵”两脚，将报纸踩灭。踩灭的报纸上立即有浓烟升起。这时你得赶快解开裤子，一屁股蹲在那浓烟上。
烟消失得很快。因此你拉屎的速度、提裤子的速度应当比烟的消失更快。擦不擦屁股无所谓的，重要的是你得赶快提裤子。
即便这样，你的屁股上还是不可避免地要落上十几个红疙瘩。
防蚊油、防蚊帽这些手段，对这些蚊子根本无济于事。
它不怕防蚊油的气味。它会将长长的嘴穿过防蚊帽，穿过你的头发，直叮到你的脑袋上。
它的尖嘴真厉害。在夏天，衬衣根本不能穿，即便是穿上罩衣，
只要你站着不动，蚊子也会叮透这厚厚的罩衣。
哈萨克牧民为什么夏天要转场，这原因之一就是牧畜们怕蚊子的叮咬在白房子，在2000年8月28日这个难忘的晚上，我已经在边防站的客房里睡下了，但是我辗转反侧无法人睡，于是我重新穿衣起来。我在院子里徜徉，我登上那高高的土围子。
年轻的连长握着个大手电筒在查哨。他说，老班长，让我陪陪你吧！
我领着年轻的连长，在白房子转悠，在土围子上转悠。
惨淡的月光照耀着这一块有些奇怪的土地。
我告诉连长，这一处是马号，这一处是厕所，这一处原来长着几棵沙率树，这一处是井，井上竖着一根立杆，又担着一根横杆，是中世纪欧洲的汲水方法。这一处呢，原来长着一棵野苹果树，在春天，它会开着一树米黄色的花朵，在秋天的时候，它会挂上一树小果。
我没有说出那野苹果树下深埋的故事。它已经属于昨天了。
最后我说，明天早上的时候，我领他去看一个地方，那里是老的白房子边防站，哈萨克人叫它“阿克边防站”。它距现在的站址200米，在喀拉苏自然沟以西，大河以北。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还轻轻地说出“马镰刀”这个名字。
在以上的行走中，北湾的蚊子爬上我的双肩，爬上我的脚踝，爬上我的脸颊。
我听任它们吸血，我的心里有一种痛苦的快乐，我的麻木的神经因为刺激而变得异常的清醒。
“你们吸吧，当心醉倒了！因为我的血管此刻流淌的全是酒精！”
我微笑着说，像在说给老相识。
在蚊子的叮咬中，我的所有的记忆都在一瞬间复活。
而在我复活的记忆中，白房子自第一任站长马镰刀开始的整整一百年的沧桑史，像电影一样从我眼前历历闪过。
明天再去看那老房子吧。
而在此刻，由于是蚊子引起的话题，我记起了自己的一个有关蚊子的故事。
当然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故事。
我当新兵的第一个夏天，蚊子初起的时候，我被一只蚊子叮了一口，以致昏迷了三天三夜。
那时候我全身发烧，昏迷不醒，躺在边防站的医务室。
开始时，储医生以为是感冒了。他给了我两包阿司匹林。说了句“头疼发热，阿司匹林两包。多喝开水，少发牢骚”的话，让我静静休息。
后来，见我越来越严重，储医生才慌了。
他将我接到医务室里，细细观察。
结果，发现我右手大拇指的上方，有一块红色的肿包，这才断定是被蚊子咬了，引起感染。
储医生推断说，我的这只惹事招非的手，或者是在睡梦中伸到蚊帐外边，结果被蚊子咬了，或者并没有伸到蚊帐外面去，而是将大拇指贴在蚊帐上，结果，被外面的蚊子隔着蚊帐咬了三天三夜之后我才醒来。
醒来时听着储医生他们正商量着把我往哈巴河县城送的事。
我的醒来令大家都松了一口气3
但是储医生还是坚持说，这个陕西来的小兵不服毒，他该换个环境才对。
但我还是在白房子住下来了，并且一呆就是五年。
很奇怪，自此以后我根本不怕蚊子叮咬了。储医生说，我的血液里有了抗体了。
生病令我耽搁了一件事情。
本来，边防站原来定下让我去开汽车的，因为我是下连以后表现最好的兵。后来，由于我生病，耽搁了去阿勒泰报到的时间，结果，连里又派了一个最调皮捣蛋的兵去。指导员说：“将他送去，让到别的地方捣乱去！”
较之我在的那个时候，现在白房子的蚊子已经少多了。
我一路向白房子走来的时候，沿途，大家都这么说。而当我身处白房子的时候，也感觉到这一点。
高大的土围子肯定挡住了不少的蚁子。而院子里的树木被铲除，肯定也起了不少的作用。
大河的水流减少大约也是蚊虫减少的一个原因。当年，春潮泛滥，额尔齐斯河的水要顺着喀拉苏自然沟倒灌进来。有时候，水头一直要冲进院子。而水流过后，浸过水的地方就是蚊虫繁殖的地方。
记得一百年前的马镰刀就曾经皱着眉头对士兵们说：今年的雪大，明年的河水肯定会大，蚊子会多！
说北湾的蚊子少了，是比较过去而言。其实，和别的地方比，北湾的蚊子还是很多很多的。
那天晚上睡觉前，我数了数自己身上，发现脸颊上，胳膊上，脚踝上，一共被蚊子咬了四十六个疙瘩。
最悲惨的是我的右脸颊上，三四个疙瘩摞在一起，令我的脸变了形。
在了望台
我是凌晨四点人睡的，然后凌晨六点起床。
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登上院内的铁质了望塔，从高处眺望一下界河对面的哈萨克斯坦。
它过去是苏联的一部分。苏联解体以后，它现在叫哈萨克斯坦。我举目向界河的对面望去。
空旷、荒凉、凋敝的原野，和我二十多年前见过的情形，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
不同的是那一块地面已经变得多么的宁静呀。记得戈壁的深处有一条公路，过去，这条公路上总是黄尘弥天，各种各样的车辆在奔忙和调遣。还有几次，这戈壁滩到界河的偌大地面，被坦克、装甲车、装着士兵的绿色卡车填满，黑压压的一片。车辆的发动机的沉闷的吼声，震得大地微微颤抖。空中则有成群的飞机，在兜着圈子。
现在这一切都荡然无存，静静的荒原连个鬼影都没有。
这一块地面也是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的一部分。
早晨六点的时侯醒来，登上白房子外边的土围子，阳光很灿烂令人根本想不到这里当年曾是一块死亡之地。“和平真好！和平万岁！”作者流着眼泪说那座奇异的黄土山还在。它在额尔齐斯河的河口上，威赫赫地耸立着。黄土山向着中国的一面，并排摆着八个雷达。雷达还在旋转着，有的点头，有的摇头，有的原地360度转着圈子。这些雷达据说可以监测到中国纵深兰州军用机场的飞机起落。
黄土山下面濒临界河的地方，是哈萨克斯坦的边防站。它叫阿拉克别克边防站，是和我们的白房子边防站对应的一座哈站。
它也是一座孤零零的白房子，然后用黑色碱土围墙圈起。
较之这边边防站的巨大变化，哈站是一点变化也没有的。它那么破败、孤寂、静悄悄的，一点生气也没有。在我以手握望远镜的仔细搜索中，没有见到一个人影。
在我的白房子传奇中，自1883条约线签订以后，阿拉克别克边防站的第一任站长叫道伯雷尼亚。而白房子边防站的第一任站长叫马镰刀“阿拉克别克”是哈萨克语“一串白色的珍珠”的意思。
这同时也是这条界河的名字。
也就是说，1883年以前这条界河叫阿拉克别克河。那时它还是中国的内陆河。那时中国的国界，当在更为辽远的西方。正是沙俄向中亚细亚的领土扩张，才令中国丧失了大片国土的。而正是由于左宗棠的入主新疆，才令沙俄的领土扩张势头有所遏制，从而收回伊犁，签订1883条约线，停止沙俄的扩张脚步的。
在我的白房子传奇中，我曾将这条界河称做头巾河。
从了望台的望远镜上望去，当年陈兵百万的前苏联边境，如今已空空如也。在我短暂的搜索中没有见到一个人影。
我说，一个哈萨克洋缸子(1)在河边洗头，湍急的河水冲走了洋缸子头上顶的头巾，于是这条小小的河流有了名字。
头巾河只是民间的叫法，它的正式的叫法还应当称做阿拉克别克河。
额尔齐斯河仪态万方地奔流着。除了一河蓝汪汪的水流之外，春潮泛滥之外，它还孕育了两岸宽阔的原始森林带和茂盛的草块、草场、草甸子。哈萨克人世世代代在河流两岸居住。在干燥的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中，这里是为数不多的适宜于人类居住牲畜放牧的地方。因此它是名副其实的母亲河。
阿拉克别克河则是一条可怜的小河。它的全部的流程只有50公里。它发源于阿尔泰山，自北而南，在白房子边防站和阿拉克别克边防站的面前，成九十度直角注人额尔齐斯河。
两河交汇的那个地方，过去我们叫它“一号口”，现在人们叫它“河口”。记得，在此之前，我曾经谈过我当年从那里越界的故事。
我的这次重返，河口是一个重要的内容。我计划将在晚些时候到那里。
后来我将目光收了回来，面向正北，专注地注视着我的555平方公里的白房子争议地区。
阿拉克别克河在从阿尔泰山流淌下来以后，分出一支支流。这条支流叫喀拉苏自然沟，或者叫喀拉苏干沟。
瞎拉苏自然沟绕了一个不大的圈子，然后几乎就是从界河注入大河的那个地方，同时注人额尔齐斯河。
因此河口那一块地面，应当叫三河交汇处。
嘻拉苏自然沟与阿拉克别克河之间的555平方公里的地面，就是争议地区，争议的原因是在苏联的地图和今日哈萨克斯坦的地图中，他们是以喀拉苏自然沟为界，而在中国的地图上，则是以阿拉克别克河为界。
前面我说过，在这块555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上，排列着边防军的三个边防站，和兵团185团场，以及沿边界线一字儿摆开的一批兵团村庄。
了望台近旁的白房子地区，是荒凉的戈壁滩。
较我在的那些年月，戈壁滩上的草稍微的多了一点，高了一点。这大约是士兵们在野外活动过少的缘故。这些草都颜色发焦发黄，这是久不下雨的缘故。
稍远一些的地方是沙包子。
每一个沙包子的顶上都盘着一簇红柳。这红柳发黑、发干，像枯树枝，红柳就是这样子的，如果没有雨雪，就这样干呆着，但是只要有几星雨飘来，它会在一夜间生出翠绿色的叶针，吐出紫红色的花穗。
望远镜再往前看，就是兵团的大面积的条田了。
这条田里一年一在永远种植的植物是向日葵。这种向日葵是专门榨油用的，所以兵团人又叫它“油葵”。
你永远无法想像，当几千公顷的一大片葵花地向你涌来时，你会是一种什么感觉。
满世界是一片金黄。这是凡高式的金黄，莫奈式的金黄，一种令人热泪涟涟的金黄。
圆圏状绕白房子边防站一圏。战壕是1970年修建的。作者当年当兵时，这里的地面还十分潮湿，额尔齐斯河的春朝甚至可以倒灌到边防站院内。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干草原了你会在这铺天盖地的金黄面前惊骇万状。
我的望远镜长久地停驻在这铺天盖地的金黄中，我在焦躁不安地等待着什么呢？
所有的单个的向日葵也都在束手而立，面向东方，静静地等待着。它们又在等待什么呢？
突然，一轮又红又大的太阳，跃了两跃，从东地平线上，从祖国首都的那个方向，升出地面。
于是乎，在同一刻的时间，所有的葵花，都向着东方扬起面孔微笑。它们的笑容多么灿烂呀！
此一刻，让我想起俄罗斯诗人普希金那诗一样的语言：“早晨，一列列的云彩在等待太阳，好像群臣在朝拜君王！”
阳光在每一片花蕊上跳跃着。
阳光在这金黄色的海洋上跳跃着。
阳光仿佛在挥舞着一根魔杖。虽然仍是金黄色的基调，但是，在魔杖的点化中，这金黄色闪闪烁烁，千变万化。
555平方公里在此一刻多么的美呀！
炊事班长的故事
站在了望台上，正当我举着望远镜，漫无边际地搜索的时候，我的心里突然“咯噔”一声，此一刻，我想起了一个悲惨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我的一个同乡身上。
故事发牛的时候他是炊事班班长。
那天我正在了望台上哨。是哪一年，又是哪一天，我记不太清楚了。虽然我在前面说过，自从白房子的蚊子叮我的第一口时，我的所有的记忆便在同一时复活。但是，要我记住每一件事情的细枝末节，那却是困难的事。
她坐在界河的旁边，正在洗脚。
长年累月地裹在靴子里的脚，很白。她先褪下靴子，然后一层一层地褪下包脚布，女人最美的地方是在脚踝部分，这是瑞典人斯特林堡说的。这女人读过斯特林堡没有，不知道，不过她显然懂得这个道理。她将一双雪白的脚，时而沉人水底，时而露出水面，时而又像一个顽童一样用脚板轻轻拍水。
她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诱惑正在界河对面的了望台上站哨的我。
也许，阿拉克别克边防站的士兵们的大献殷勤，已经令她厌倦和麻木，她想在这剑拔弩张的边防线上，制造一次桃色事件，给界河对面来一次国际性诱惑。
她是在博我，这个女妖精！
但是我无动于衷。我的了望台的望远镜，已经无数次地看到过这场面。
我知道这是阿拉克别克边防站站长的家属。她吃饱饭了没事，常常坐在界河边，玩这种女人的小伎俩。
苏联允许和鼓励边防站站长的家属随军。通常，在站长的工资之外，另给家属发一份工资。
须知，我那时麻木的神经，已经不再把自己当成一个男人了，以此类推，也就不再把界河对面的这个女人当做女人。
我记起来了，那一年我二十二岁。
她的丈夫我知道。他像牛一样结实，肩膀很宽，一颗大脑袋剃得发青。他个头不太高，好像也有点罗圈腿。他的光光的大脑袋曾无数次地出现在我的望远镜里，我甚至还和他面对面打过照面。
这就是那次从三号口送越界羊只的事。
他指挥士兵倒上汽油，将越界羊只当场烧了。羊只那焦糊的气味长久地弥漫在空中。自此以后的许多年中，每当我吃起烤羊肉串时，我的嘴里便会咀嚼到那味道。
尽管这个白房子士兵无动于衷，但是界河边上的女人不肯罢休。
女人现在停止了嬉水，她抬起头来，以一种幽怨的眼神看着了望台，看着我。
距离是五百米。因此她看不清我的表情，但是她能判断出，这个白房子士兵此刻正趴在五十倍望远镜后面，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她。她开始脱衣服，这是以前所没有过的。
她穿的是连衣裙。碎花布连衣裙。女人们的裙子是从上往下脱的，还是从下往上脱的，我现在知道了。脱完裙子，只剩下胸前的白色乳罩，和底下的一个渔网质地的三角裤衩。
然后，她抬起头来，一边往她的大腿上撩着水，一边往我的了望台上望。
女人脱衣的平均速度是三十秒，这是一个国际女性问题专家最近告诉我的。他还顺便告诉我，比这个平均速度短的叫“急不可待，心急火燎”，比这长的则叫挑逗，因为女人脱衣的这个过程最具诱惑性质。
中亚细亚荒原的一切节奏都是缓慢的。太阳像一只火球一样，一动不动地挂在天的中央。所有的生物都呈现出一种麻木。三十秒对这块亘古荒原，简直等于没有时间。因此，这个从容不迫的女人，这个无所事事的女人，这个慵懒的女人，这个存心要在她的生活中创造一次桃色经历的女人，她那一次脱衣的速度，要长过这三十秒许多倍。
五十倍望远镜甚至可以令我看清这个女人身上的每一个毛孔。
望远镜搭在我的眼前，我看着那渔网质地的东西；而当女人腾出双手，揉搓自己胸罩裹着的奶头时，我感到自己的下身正在发胀，沉寂了多年的下身现在出现一种火辣辣的感觉。
“幸亏军装的设计者们为士兵设计的裤子裆部很大！”我当时这样想。
我的眼睛因为注视太久而有些酸痛，我的脑袋则有些迷糊，有些发晕。这正是出事的先兆。
但是，在这紧急时刻，命运之手又一次把我拉了回来，因为它找到了一个替代者，从而放过了我。
木质的了望台突然出现一阵颤动，并且传来一阵“咚咚咚咚”的登楼梯的声音。继而，我听到了炊事班长的嘟嘟嚷嚷的声音。
炊事班不上哨，但是，炊事班长在这个阳光灿烂的中午，突然心血来潮，来到了了望台上。他对我说，马上就要复员了，当了一回兵，都没看见过一回老毛子，回去以后，怎么给乡亲们交代？因此，睡午觉的时候，他睡不着，就来了。
他要替我上哨。
尔务斯河河口地带詞尔齐斯河源于蒙古境内，流经个幼泰萆摩尔后笔直向西，哈萨克斯坦当它流俄罗斯境内后，巧一条叫鄂毕河的大河汇合统杯毕河，最后：主入北冰洋诗人白桦曾在诗中说这是中国境内惟一条敢于不向东流的河流他说你回去吧，饭在锅里温着。说罢，他凑到望远镜跟前。
三角架上的望远镜，焦距正对着那女人。对着望远镜，炊事班长那被烟火蒸气熏得发红的眼睛，立即瞪得滚圆，脸颊也像贴在望远镜上一样，再也不离开了。
我不知道那女人现在又在玩什么花样了，我有些脸红。炊事班长又一次地督促我，要我离开。我迟疑地看了看壁上悬挂的马蹄表，说还有半个小时，我才应该下哨的。炊事班长挥了挥手，他说，他是老兵了。于是，我只好背起我的枪，离开。
这样，这个傻瓜成了我的替代品。
我当年在新疆那阵子，新疆人把傻瓜叫“白克”。这一次我回新疆，发现他们又创造了一个新的名词，叫“苕子”。新疆人的语言真是丰富和富有感染力。
炊事班长在我离开不久，就下了了望台，然后向界河边的那个目标冲去。
我的可怜的炊事班长哪！
戈壁滩上无遮无拦，因此界河里洗澡的女人立即就发现了她。
女人惊愕地叫了一声，然后迅速地统起连衣裙，提着靴子，赤着脚，急急上岸，向阿拉克别克边防站方向奔去。
炊事班长毫不犹豫地越过了界河。
界河对面是铁丝网，铁丝网里面是松土地带，炊事班长跨过铁丝网，然后在松土地带，追逐着这个奔跑的女人。
他像一只发情的公骆驼，一边跑一边解裤带，嘴里则“哧儿哧儿”地发出阵阵怪叫，嘴角挂满唾沫。一剪一剪、一颠一颠地向女人奔去。
女人也尖叫着，提着裙子，赤着脚奔跑。
当距离越来越近时，女人绊了一跤，躺了下来。
大约是裙裾绊倒了她。但是我一直疑心，是这女人自觉自愿绊倒的。我总觉得，这个试图打破国境线那可怕的寂寞的女人，这个卖弄风情开国际玩笑的女人，是想有始有终，将那最后的一幕演完。
当炊事班长红着眼睛，俯身扑向这个脸上挂着恶作剧的微笑，眼神中三分之一是冷漠，三分之一是恐怖，三分之一是期待的俄罗斯女人时，边界线上突然警报器声大作。
警报器是就近的那个苏军了望台发出的。
苏军在漫长的中苏边界上，每隔五公里有一个了望台。
了望哨发现了这一边界异常。
炊事班长被遣送了回来。这是活着的被遣送回来的最后一个人了。自炊事班长之后的所有的越境者，苏方都不再遣送，而是将眼睛蒙住，运往莫斯科近郊的一个克格勃营地，训练成特务。
军事法庭在经过简单的审理以后，按照惯例，将炊事班长就地处决。
处决的地点在比利斯河边。
处决的那一天，全边防站的人都站在那里，接受教育。
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响，一股黑血涌出，白色的碱滩上霎时血迹斑斑。
“你得手了没有？”在交接他的那一刻，我曾经低声这样问他。
炊事班长遗憾地摇摇头，哂着嘴巴，两眼迷茫。
后来我们一群老乡，就地起土，将他葬埋起来，并且堆起一个小小的沙包，树起一块木质的墓碑。
我们希望这墓碑速朽，希望这土包尽快地被一年一度的季风吹平。
不要和骑走马的打交道
我原先以为，炊事班长是我们当年那一火车皮兵中，命运最悲惨的一个。但是后来在哈巴河县城，在从军分区张主任口中知道了“华侨老梁”的故事以后，我才知道，还有比他命运更悲惨的，这就是“华侨老梁”。
炊事班长说一声走，就浑然不觉地走了。而另一个越境者华侨老梁，虽然还活着，却早已在二十五年前便被写进了死亡花名册，被追认为烈士。他虽然还活着，但是他的家乡和他的亲属至今还不承认他活着。
了望台上，正当我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时，突然被马儿的一阵尖叫声惊醒。
这是伊犁马的叫声。一匹马先一叫，另的马应声附和，于是马儿愉快的尖叫声，像多声部的花腔女高音一样，打破了这荒原早晨的宁静。
这是边防站的马。
那个年轻的蒙古族小战士，正把马从马号里赶出，往比利斯河方向去放牧。
马号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现在的马号，在土围子外边的东北方向，紧依着喀拉苏自然沟。那地方原来是牧工的毡房。
或者说在我的白房子传奇中，它是耶利亚居住的地方。
我记得在乌鲁木齐的时候，我曾经说过，我来到白房子的第一件事情，是想看一看我那匹额上有一点白的坐骑还在不在，而我要做的第二件事情，是看一看我当年背过的那个六九四？火箭筒，现在是由谁在背着。
马一旦放出去，得晚上才能赶回来。于是我赶紧下了了望台，赶往马号。
我对那位面色黝黑的蒙古族小战士说：“给我抓一匹马来骑！”
“你要骑马到哪儿去呢，老班长？”小战士说。
我说信马由缰，骑到哪儿算哪儿。
小战士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将马群重新赶到马号。
一群剽悍的伊犁马站在我的面前。马的屁股浑圆，脖子修长，匹匹都是好马。
我寻找着哪一匹马的额上有一片白色。后来我失望了，因为所有的马的额头都和它的皮色一样，并没有一匹白额马。
我不甘心。我比比划划地对这位小战士说，有一匹马，鼠灰色，额上有一片白，那曾经是我的坐骑，它大约不在了吧？退役了吧？
小战士问我离开白房子多长时间了。
“二十三年多一点！”我回答说。
小战士笑起来，他说这马，不知道都换过多少茬子了，你比比人吧，一茬一茬的兵，走马灯一般，都换过多少茬了。
我也笑起来。我同意他的话。
小战士抬起眼睛，望着空荡荡的远处，这样说：“都这么多年了。那匹马我接手时候就没有见过它。它该早就退伍了吧。如果它还没有死，要是在城市里的话，它现在该在拉粪车，要是在乡里的话，它现在该在某一块田里拉犁。”
他说的是实话。
虽然说的是实话，但是，这位可爱的小战士不知道，他的这番话对这个老兵罗曼谛克的想像是多么沉重的打击。
马号里的谈话结束了。小战士为我挑了一匹黑色的大走马。
我坚持不要跑不快的驽马，我说骑上它是对我昨日的一种不尊重，我也不敢要那些暴躁地砍着蹄子，扬鬃乍尾的烈马，我的身子已经十分臃肿了，我担心被它甩下来。
这样，小战士为我挑了一匹聪明、利索、没有任何怪毛病，走得又快的黑走马。
我坚持要自己为马披上鞍子。
我走过去，马看见穿非军装的人，惊恐地一趔身子。我没有退缩，我像遇见了一个老朋友一样，将它的脊背先拍了几下，尔后，又拍了几下它的脑袋。在拍脑袋的同时，伸出另一只手，在马的耳根轻轻地搔了一阵。在搔的过程中，马的身子不再颤抖了，它舒服地放了一个响屁。最后，我伸开双肩，紧紧地将马头抱进我的怀里，将脸颊贴在马额上。
这样很久很久以后，我的情绪才平复过来。
我提起鞍子，一使劲，将它披在马的背上。尔后，按照当年副指导员所教给我的那样，伸出一个脚去，从肚子的另一面勾住马肚带，用手捉住，系紧。系完前肚带，又系后肚带。
在系马肚带的时候，我想起副指导员在这一刻常说的话：骑兵的命在马肚带上系着这样，小战士给这匹黑走马安抚性吃了一瓢豌豆草料以后，我便骑着它上路了。
而在它之后，栏杆打开，剩下的马儿像决堤的水一样，冲了出去。它们早就饿了。
一只母羊和一只羊盖的故事
哈萨克格言说：“不要和骑走马的打交道！”可是我千挑万挑，最后还是挑了一匹走马。
走出马号的时候，我这样想。
站在马号外面，茫然四顾，我不知道该到哪里去。
去大河边看一看吗？或者去比利斯河，去看那一片白色的盐碱滩？或者溯喀拉苏自然沟直上，去看当年边防站的那一块菜地？或者去界河边？或者纵马走人远处兵团那一块铺天盖地的葵花地。
我站在那里，拿不定主意。黑走马在我的胯下焦躁不安，不停地用蹄子砍着地，等待着我的指令。
突然我看见了戈壁滩那拱起的地面上，矗立的老了望台。
它多么的苍老呀！它多么的疲惫呀！它多么的孤独呀！它静静地矗立在荒原上，像一个被飞速发展的世纪遗忘的死物。
“哦，了望台！”我轻轻叫了一声。
我想也没想，就策马向了望台奔去。
从白房子到了望台，应当有一条小路。当年我当兵时，好像还为这个通向了望台的小路写过一首诗。记得，小路的某一处曾经有一座小桥，因为那里是一片黑色的沼泽地。
也许是这条小路已经为荒草所掩，也许是我根本不屑于去寻找它，我拍一拍我的马，瞄准方向，径直奔去。
那片沼泽地已经干涸，坚硬如铁。沼泽地里长着些不高的芦苇。我穿过沼泽地的时候，芦苇刚好埋住马的半个身子。
出了芦苇丛，再前行几步之后，就到了了望台下边了。
“没有了重负之后，你为什么显得愈加痛苦了呢？”
我把马拴在了望台的一个腿上，尔后，将我的斑驳面容贴在了望台的斑驳的树杆上，热泪盈眶。
我试图登上了望台去，但是，当上到第三层的时候，我放弃了。
我是过于臃肿了，了望台在我的攀登下发出咯吱咯吱不堪重负的声音。
我当年的体重是102市斤，我如今的体重是165市斤，而且，在这次重访白房子的行程中，新疆的拉条子和炒烤肉肯定会令我的体重多增加几斤。
我腰里勒着的这根马镫革，是从白房子带回去的，是我当年临走时，从白额马的马鞍子上卸下的。在这些年中，裤带一共向外放大了十个孔，孔之间的距离大约是一寸，十个孔就是一尺，也就是说，我的肚围这些年增加了一尺。
难怪老杜的那两个疯丫头，将我叫“大肚皮叔叔”哩。
当上到第三层的时候，有一个踏板掉了，那地方空荡荡的，如果还要继续往上走，得跨一大步，越过这个空荡荡的位置。
了望台已经许多年没有人上了。
我往底下一看，离地面已经相当的高了。我有些头晕。我明白该在这里停止了。
这样，我倚着扶手喘息了一阵，然后背转身子，缓慢的，笨重的，几乎是用双臂架着扶手，滑落到地面。
“当年我上了望台时，像个猴子一样灵巧！”我对地面上束立在侧、目无表情的马说。
然后我重新骑上马，笔直地向界河走去。
从这里到达界河的最近的地方是二号口。当年，炊事班长就是从这里越界的。按照国际法“从原路遣回”的原则，他亦是从这里被遣送回来的。
“你得手了吗？”我记起了我当时愚蠢的问话。
“没得！”炊事班长摇了摇头，用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巴。我不敢看他的眼睛，他的眼睛里空洞得没有任何内容。
这声音还在我的耳边响着，恍惚如在昨日。
站在阿拉克别克河边，望着眼前这细细的、平凡的水流，我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我这时候想起一首俄罗斯古歌。
我用嘶哑的、苍老的声音吟唱起来。
“我的地方，
小小的地方，
并不是我要来，
也不是马儿载了我来，
是那命运，
--可诅咒的命运，
它带着我来的！”
是的，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命运，都有着自己的定数。我有我的命运，炊事班长有炊事班长的命运，华侨老梁有华侨老梁的命运。
二号口这名字是老兵们给起的。
所谓的二号口，只是界河低矮的林带中，稍微茂密一些的地方而已。界河在这里稍稍地拐了一个小弯，所以这地方的林带厚一些，簇成一个疙瘩。
界河与额尔齐斯河交汇处那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我们叫它一号口。这地方叫二号口，溯河而上，下一个小树林簇成一个疙瘩的地方叫三号口。下来是四号口，五号口。
五号口那地方有几棵高大的胡杨树。
那地方似乎就是我的白房子传奇中，二十个中国巡逻兵和二十个俄罗斯巡逻兵，在胡杨树的树阴下狂欢的地方。
二号口这地方，树木遮掩下，有一条被踩出的越境小路。
这大约是野猪、黄羊、野兔们踩的。尽管两岸都有铁丝网，但是，铁丝网丝毫不能妨碍它们的自由来往。
勒马伫立中，我想起一件事情。在我帮助哈萨克牧工赫尼亚提放羊的那一年春天，曾经从这里跑过去一个羊羔。
羊产春羔的季节，牧工往往会向边防站要一个公差充当助手。
羊只在草原上游牧时，往往会产下春羔。有的母羊，会守候在羊羔的身边，用舌头舔它，直到它站起来跟上大队行走。有些母羊恋群，产下羊羔，卸下负担，它看也不看一眼，就撵大部队去了我的工作就是跟在羊群后面拾羊羔。
每当有母羊产下羊羔，我便策马过去，用马鞭挽成一个活套，一伸，套住它的脖子，再一提，羊羔就跑进我的怀里了。剩下来的事情，是将母羊重新赶回大队伍里，然后抱着羊羔送回哈萨克毡房。
羊羔越境的时间应当已是暮春了。因为我记得那时羊羔已经和羊群合群，牧工不在，是我赶着庞大的羊群在放牧。
那只越境的羊羔通体是黑色的，乌黑发亮，只在嘴巴上，耳朵上，蹄子里有些鲜亮的白色，仿佛在那些部位开放着几朵白色小花。
羊群顺着界河缓慢地走着，突然，大队伍过后，我看见一只母羊，站在二号口的那个地方，咩咩地叫着。一边叫一边望着我。
原来是一只小羊，跳到河的对岸去了。
这条不宽的小河，河心的地方浅一点，原来坐住了一块冰。这只羊羔跳到冰上去玩，一使劲，冰流走了，羊羔就势跳到了对岸。
这阿尔泰山的消雪水刺骨地凉。羊羔试探了几下，没有勇气过来。
母羊则站在河的这边，一边叫着一边流泪。她年长一些，在她的阅历中，在她的混沌的思绪中，她明白这道河是不能过的。
这是一只美丽的母羊，她皮毛的颜色和河对面那个越境者一模一样。
后来，我终于决定赶着这只母羊归队了。
母羊在河这边跑着，羊羔在河那边跑着。跑了大约有50米的距离，直到最后，我再也看不到羊羔，听不到羊羔的叫声为止。
那一年一共为边防站接了48只羊羔，除去这个消耗，共是47只。
往后的几天中，我还赶着羊从二号口经过几次。那只羊羔是有记号的。我已经为每个羊羔，用烧红的铁丝在耳朵上烙出了个记号。这是白房子边防站的羊只的记号。我渴望有一只上帝之手，能将那只小羊羔送回来。
羊羔从此再没有回来，它是被狼吃了，还是被苏军士兵发现了，我不得而知。
在二号口，当大队伍已经走远，树丛中只剩下这只母羊的时候，我们互望了一眼，明白那只羊羔已经不可能生还了。
漂亮的母羊热泪滚滚。
热泪滚滚的她轻轻地用身子蹭着我的腿。蹭得有些异样。在蹭了一阵以后，她突然在我面前卧了下来，然后一个打滚，四蹄朝天。
她躺在一片雪白的芨芨草滩上。她阴户的那个部位，发红、发胀，水汪汪的。
这个小兵不明白这是什么事情，他要明白这件事情，还得在脱下军装的几年以后。
后来，在我偶然看过的一本外国小说中，我看到一个倩节：一个女人的孩子失去了，她没有哭泣，而是身穿泳衣坐在海滩上，向第一个向她走来的男人伸出了双臂。
我在那一刻几乎要傻了。我的头脑“嗡”的一声。我感到全身焦躁不安。我几乎就要就范了。我已经脱去了自己身上的大衣，将它甩在芨芨草滩上，然后走向那位哀伤的母亲。
但是，那残酷的最后一幕并没有出现。
人性在此一刻复苏了。人的尊严在此一刻战胜了身上的兽欲。我掌握住了自己，我没有俯下身去。
是的，我没有俯下身去，而是狠狠地打了自己两个耳光，而后，迅速地穿上皮大衣，骑上马自顾自走了。
第二天我就辞去了羊倌的事情。好在这一年羊产春羔的事情已经全部结束。
我上面所说的都是真的。到了我这个年龄，经历过的事情却来不及写，已经不需要去虚构些什么了。
哈方的一座了望台就在这二号口的附近。
我早就注意到那上面有一个哨兵了。哨兵懒洋洋地坐在外边，正在将他脚上的裹脚布取下来，在栏杆上晒着。他也许早就发现了我了，只是懒得理我。
这时候，他打断了我的沉沉思绪。
他用我听不懂的话含糊地吆喝了一声。在吆喝的同时，用帽子在空中划了几个圆圈。
我也照此办理，虽然没有帽子，但我扬起手臂在空中划着圆圈。
见状，他就再也没有理我，而收回目光，又专心致志地晒他的裹脚布去了。
我则知趣地离开了二号口。
我溯阿拉克别克河而上，前往三号口，前往四号口，前往五号口。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正是白房子边防站第一任站长马镰刀那一次巡逻走过的道路。
我骑的是35号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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