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新年贺词比较简短，只在这一处提到了“中国梦”。然而，自此以后，“中国梦”这个词对于中国人乃至全世界已经不再陌生。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十八大闭幕后，11月29日，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与其他六名政治局常委一起前往国家博物馆，参观了“复兴之路”大型展览，习近平在参观时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正是在那次讲话中，无数人第一次从中国最高领导人那里听到了三个字“中国梦”。
习近平总书记在那次讲话中说道：“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何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
在此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习近平在国内外不同场合多次提到“中国梦”，从不同角度阐释了“中国梦”的丰富内涵。因此，“中国梦”并不因为最高领导人的反复提及而只成为关注度极高的流行词，“中国梦”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一、“中国梦”的近期目标：两个翻番
中共十八大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制定了系统化的目标，“中国梦”是这一系统目标凝练的简称，便于记忆，便于传播。它既有短期目标，也有中长期目标。短期目标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即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体来说就是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一目标简称为“两个翻番”。中期目标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即2049年，将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它与前一个“一百年”合在一起，被称为“两个百年”。长期目标就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
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2万元左右，在世界180多个国家中，排名约100位左右，居中偏后位置。按照到2020年我国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届时，中国人均收入在世界的排名有望进入前60位，甚至前50位，位居世界中上水平。
居民收入翻番，也被称为“收入倍增计划”。对于经济基础较差的国家，明确地要求在一定时间段内实现“倍增”是有困难的。对于已经很富裕的国家，再要实现收入“倍增”，同样具有很大的难度。当今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有条件提出“收入倍增计划”，也有能力实现这一计划。世界上有些国家曾经提出并实现过这样的计划，例如，日本在1961年提出为期十年的“收入倍增计划”，以摆脱战后经济发展的局限。实际上，日本当时只用了七年便实现了居民收入倍增，与此同时，国家的经济总量也大大提升，为日本跻身世界经济大国奠定了基础。
中国以前提出过“翻两番”的计划。197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处于世界第170多位，几乎垫底，绝对属于世界低收入国家的行列。当然，造成这一局面是有原因的。新中国成立后，发展工业化、现代化成为明确的目标，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需要积累和投入。在西方历史上，工业化、现代化早期的积累和投入很多都来自对本国之外的野蛮掠夺。例如印度成为英国最大的殖民地，如果没有对印度和亚洲包括对中国的掠夺，英国很难发展其工业化和现代化。美国则靠掠夺大量印第安人的财富而完成原始积累。日本现代化的原始积累之一是甲午战争后中国的“赔款”，以及后来对亚洲的掠夺。其他西方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早期，大都如此，由此还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要发展工业化、现代化，完成早期积累，不能走西方对外掠夺的路子。西方的这种发展方式既与中国传统不符，也不符合全人类共同的道义原则。因此，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原始积累，主要靠自身。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西方列强的欺压下，再加上一百多年被动遭遇的野蛮战争，整个社会积贫积弱。我国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底子很薄，基础很差。因此，勒紧裤腰带，从牙缝里省出来，是那一时期常见的说法。陈毅元帅曾经说的“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是这一局面的形象化表述。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在财富分配上，国家提取的比例较高，数量庞大的农民自身留成的比例较低。这是造成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均收入较低的重要原因。数亿农民为了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是共和国不能忘记的功臣。现在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取得了初步成就，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的农民，他们应该得到应有的回报。如今，农民依然是收入较低的群体，现阶段“翻两番”的计划提出，正逢其时，广大农民应该成为这一计划最主要的受益者。
改革开放初期，中共十二大就已经提出过“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城乡人民的收入成倍增长”的计划。当年实现这个目标的预期时间是二十年左右，即“到20世纪末”。然而，199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已经实现了“翻两番”的计划，比十二大预定的目标提前了五年。到1997年，中国的人均产值（与人均收入并不相同）也实现了翻番，提前了三年。21世纪初，中国曾经预计，达到人均产值3000美元，还要花二十年时间。结果，在全体中国人民迸发的巨大热情下，2003年，人均产值超1000美元；2006年，人均产值超2000美元；2008年，人均产值超3000美元，比世纪初的预计提前了十二年；2010年，中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
如果说人均产值1000美元是贫困线，中国已经顺利越过了这条线，而人均产值达到4000美元左右，是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一道坎，能否继续上升，难度将加大，这也是人们经常说的“中等收入陷阱”。世界上一些地方，例如拉美国家，很早就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是，之后三四十年间，人均产值始终徘徊在3000～5000美元。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主流经济学观点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相对于低收入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没了，相对于高收入国家的技术优势又没能形成。因此，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容易出现经济停滞、政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就业困难、社会动荡等现象。如何改变这种局面，如何才能摆脱“陷阱”，需要国家有一整套发展经济的政策。
对于“中国梦”的短期目标来说，在人均产值4000美元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收入倍增计划”，既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信心。人均收入与人均产值并不是一个概念，两者是有差别的，但是呈正比关系。把“人均收入倍增”定为目标，就是把老百姓的实际民生作为发展重点，就是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在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得到同步的好处，让每个人都能分享整体经济发展的红利。这是“中国梦”的根本立足点之一。说到底，“中国梦”既是国家梦，也是个人梦。之所以说它的提出是一种勇气，是因为它预示着中国并不是要以“劫富济贫”的方式来解决国内贫富差距问题，因为“劫富济贫”不会提高人均收入。真正的人均收入倍增是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注重公平分配。它还意味着中国并不担心“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失去，不靠“廉价劳动力”来维持发展速度，而是要实现转型，摆脱粗放型经济，因而我们说它的提出也是一种自信。即，中国人可以在享受更好的生活的同时，创造出更多的、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世界的价值。中国之所以能有这种自信，得益于我们悠久的历史、优秀的文化和勤劳的人民。由于这些中国所独有的特征、特质，中国完全有信心不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从而实现民族的复兴。
我认为，未来十年的“收入倍增计划”，主要受惠人群是当前的贫困人口和中等收入阶层。2000年，191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国千年宣言》，制定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其中承诺：到2015年，将世界上每日收入低于1美元的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一半。到2008年，中国已经率先实现绝对贫困人口一半脱贫的目标。目前，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不到20%，而到2010年，中国已经脱贫的绝对贫困人口，占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减贫数量的75%。也就是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在减少贫困人口这一目标上，中国做出的贡献最大。按照每人每天收入1美元的标准，中国目前的贫困人口约为10%。预计在2020年“收入倍增计划”实现时，这一群体的数量将降到5%以下。十八大指出，未来中国实现“共同富裕”，让更多的人更快地脱贫，就是“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已经脱贫的中国人来说，为期十年的“收入倍增计划”也将使他们获益，从而在中国社会形成一个庞大的、真正的中产阶级群体。
对于“收入倍增计划”，我们必须高度关注“人均”两字。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他的《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一书中举了一个例子说：“如果比尔·盖茨走进一家酒吧，该酒吧顾客的平均财富会剧增，但他们并没有变得更有钱。”举这一例子是说贫富差距太大，当比尔·盖茨进入某个酒吧，酒吧里的人均财富顿时会超百万美元，甚至千万美元，但这个统计数字对绝大多数人没有意义。因此，中国提出的“收入倍增计划”也要避免这种现象，不能在贫富差距拉大的前提下让“人均收入”只具有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的意义，而应该切切实实增加弱势群体的收入，使得“收入倍增计划”能够惠及大多数民众。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明确写入“共同富裕”，2013年最后一天，新华社刊发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篇文章《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其中写道：
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把“蛋糕”做大，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这样讲，并不是说就等着经济发展起来了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问题，发展水平高的社会有发展水平高的问题，发展水平不高的社会有发展水平不高的问题。“蛋糕”不但做大了，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我国社会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我们要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尽量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努力使全体人民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
这段话清晰地表明了“中国梦”的核心之一是，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公平正义。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相辅相成，并不矛盾，把它们对立起来是错误的理解。世界上有些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处理好，导致一系列社会矛盾，中国应该从前车之鉴中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因此，当贫富差距问题在中国日益成为公众和媒体高度关注的热点时，“中国梦”提出的“十年内居民人均收入翻番”这一近期目标的实现，将有助于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两个翻番”中的另一个翻番是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GDP总量翻番。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合6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同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5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一。位列世界第三的日本201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约5.5万亿美元。按照“两个翻番”的计划，到20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至少要超过12万亿美元。从数学计算上说，每年增长率7.2%，十年后就翻番。如果增长率高于7.2%，十年后又是另一个结果。因此，世界上很多人在计算，什么时候中国在GDP总量上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出于对经济形势发展的不同判断，例如，中国保持增长率的能力和潜力，美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以及汇率因素等，对中国GDP超过美国的时间，各种计算结果不尽相同。前几年，国际舆论有的认为到2050年，有的认为是2030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2020年前后中国GDP总量将超过美国。
这个排名的一上一下有着震惊世界的力量。中国的GDP总量曾经长期是世界第一，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落入了深渊。如果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中国重返世界GDP总量第一，这是巨大的荣幸。也许当这件事发生时，国内外很多人未必理解它的分量，未必知道它多么来之不易。但只要回顾一下历史，看一看“东亚病夫”曾经被人践踏、辱骂、蹂躏、掠夺的惨痛历史，我们没有理由不为那一天的到来而骄傲。
美国经济总量领先世界已一百多年，它的这一领先地位一旦失去，不仅对美国，甚至对整个西方和整个人类文明进程，都会是一次巨大的震动。美国是西方文明的标杆。一百多年前，即便是傲慢的欧洲人也不得不承认，美国具有比欧洲更强大的活力、更蓬勃的生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当之无愧地成为西方世界的领导。冷战结束后，美国又被标榜为人类文明唯一正确的方向，以至于有人得出“历史终结”的宏论。多年来，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都成为全世界的“榜样”，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
一百多年前，中国在经历了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之后，国家与民族落入灾难的深渊，中国人也被看成是世界上的“劣等民族”。虽然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无时无刻不在为民族复兴、国家崛起而奋斗，但是，看好中国、希望中国早日繁荣富强、相信中国一定能重新崛起的信念，长期以来并没有成为世界主流。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由于一百多年来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很难想象现在中国居然能够再次成为世界的巨人。即便在这一百多年间相信中国能够重新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中国人，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只有像日本那样彻底地向西方学习，才能实现现代化，实现国家的繁荣与富强。然而，一百多年来，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奇迹一个曾经奄奄一息、看不到希望的民族，居然再次成为世界的巨人，并将重新占据世界的核心地位。
相比之下，以印度为代表的很多非西方国家，被西方长期殖民，接受西方文化。但是，受西方文化耳濡目染、手把手地近距离熏陶几百年，并没有使它们成为现代化发展的后起范例。反而，中国没有遵循西方发展模式而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巨大成就。这一现实将导致全人类思想认识领域的深刻变化。曾经有人宣称，只有像印度那样被西方殖民三百年，才能改造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人性，才能实现现代化。西方几百年来认定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在中国的成功面前，也将不得不接受一个铁的事实：西方认定的发展模式并不是唯一的。对于那些还处于欠发达状态的国家，在追求人民幸福和国家强盛的道路上，因为有了中国的成功，它们有了一个非西方的借鉴模式。
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中共十八大的报告中指出，为了实现“两个翻番”“两个百年”的目标，我们需要在信念上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种自信，在我看来，既是实现目标的前提，也是目标实现后这种自信更加充足的底气。我们需要学习包括西方在内的一切先进因素，但是，所有的学习都应该以我为主、为我所用。2013年3月，习总书记访问俄罗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说：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也就是说，发展现代化，实现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需要我们寻找一种最适合中国的方法。如果鞋子不合脚，那不是脚的错，而是鞋子的错。应该换鞋子，或自己动手做新鞋子，而绝非要削足适履。
二、“中国梦”的现实针对性：不能把手段当成目的“中国梦”提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即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即2049年将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简称“两个百年”。在我看来，“两个百年”不只是时间限定，不仅具有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献礼”性质，也是明确的宣示。它针对的是一种在中国弥漫多年的不健康情绪，我称之为“末日心态”或“沉船心态”。
20世纪80年代末在中国发生的动荡，以及“苏东剧变”，对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中国虽然避免了分裂和衰退的境地，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并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历史终结论”的狭隘心态和短视目光下，从那时候起，就不断有人给中国的执政党下达“死亡通知书”。有的说三年，有的说五年，有的说十年，国外不断出现和炒作的“中国崩溃论”也与之遥相呼应。虽然他们每一次对中国执政党的“死亡诊断”都没有应验，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幼稚的，但还是有不少人再三再四地做出这一威胁性的“死亡诊断”。直到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后，国内外还有不少人红口白牙地断言：中国执政党最多还有五年或十年执政时间，有人甚至宣称“有没有十九大？不知道”。
这些预言虽然一次次失败，但依然一次次重新出现，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希望像颜色革命那样推翻中国执政党，或是像西方那样实行多党轮替，也就是所谓现代化发展的西方政治模式。“西方模式是绝对正确、唯一可行的模式”，这种观念和认识在当今中国有市场，甚至影响到中国执政党内部的一些人。他们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实现长治久安，使国家繁荣富强，反而认为末日即将来临，中国执政党这条大船即将要沉没。这就是我所说的“末日心态”和“沉船心态”。
“末日心态”和“沉船心态”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第一是信仰丧失、理想坍塌，乃至对自己的人生意义、人生价值失去理性的判断。轻者，得过且过地混日子；中者，吃喝玩乐地沉醉于堕落；重者，想办法提前改换门庭。这就是“末日心态”“沉船心态”造成的危害之一。
第二是赶紧捞一把，尤其是某些手中掌握权力的领导干部，认为快变天了，因此，在船沉之前赶紧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或家人捞好处，以备将来之用。这种行为还反过来刺激“末日心态”更加强化为了不让自己的贪赃枉法、贪污腐败受到制裁，“末日”最好早一点来，“船”最好快一点沉。到那时，自己不仅安全了，还可能成为促船快沉的功臣。与此同时，一些“裸官”把贪污腐败所得藏匿在海外也是这一心态的体现，仿佛给自己提前留好了安全的后路。
第三是加紧瓜分国有资产。中国共产党执政几十年，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掌管大量全民所有的国有资产。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国有资产以合法的方式实现了市场化，一部分在“国退民进”的过程中显得不干不净。目前中国经济总量中，还有大约30%依然是国有经济。在“末日心态”和“沉船心态”下，这部分国有资产成为船沉之前尽快疯狂瓜分的对象。为此，有些经济专家为腐败唱赞歌，强调腐败的合理性；有些法律专家为腐败者提供法律避风港，这都是为了在船沉之前，自己先挖墙脚地凿下一大块船板，以便届时逃生，并在逃生后成为新的“人上人”。
第四是大肆造谣污蔑执政党和现政府。客观地说，执政党和现政府的确存在许多不足，需要各方的监督和改进，这也是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原因。然而，改革根本是为了执政党、政府和全社会能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指出病灶应该是为了快点治好病。而在“末日心态”和“沉船心态”下，指出执政党的毛病只是为了证明一点：它快死了，它该死了。为此，造谣和污蔑成为促死的毒药，成为让末日早日到来的战术手段，甚至还成为执政党的反对者美化自己、标榜自己“伟光正”的最佳工具。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被用来反对中国执政党的西方模式也有正反两方面。但在“沉船派”“末日派”那里，由于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倒，因此，中国社会一切坏事情的污水都可以随便泼在这个“将死者”“必死者”身上，统统归为中国的体制作恶。但事实上，很多坏事情的根源恰恰是“沉船派”所主张并推行的西方模式。他们却在末日狂欢的气氛中，将一切罪责都推到执政党头上：既证明罪恶累累的“他”该死，又证明纯洁善良的“我”该生，该替代“他”掌权。
因此，“中国梦”提出“两个百年”的目标，实际上是换了一种方式宣示：末日不会到来，中国的这条大船不会沉。这对于纠正长期以来“末日心态”“沉船心态”造成的不良后果，具有强大的醍醐灌顶的作用，也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一种体现。因此，“中国梦”制定的“两个百年”目标实现后，膜拜西方、将西方模式视为唯一正确的狭隘观点，必将大大失去市场。对此，我们一方面要充满信心地看到实现“中国梦”将带来的巨大正面作用，同时也应该充满警惕地预计到，为了防止“中国梦”实现后西方模式落入冷宫，某些西方模式的痴迷者纠集各种势力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尽一切可能咒骂、诅咒、嘲讽、讥笑“中国梦”，破坏或阻止“中国梦”的实现。
十八大以后，国内外有一种论调说，中国要放缓经济发展步伐。这种观点比较含蓄。沿用这一观点，有人赤裸裸地主张，不惜破坏中国经济的发展来倒逼政治改革。这种言论的本质就是，为了达到某个政治目的而不择手段，甚至不惜牺牲广大中国民众的切身利益。在这一喧嚣中，还有人说：为了中国的环保，平均工资降一半也可以。这种论调包藏了极大的祸心。事实上，破坏中国经济的方式多种多样，催眠式的理论、观点，对于缺乏自信的某些官员容易起作用，导致他们在决策上的失误。而以环境生态的名义阻止中国经济的发展，是被美化的糖衣炮弹。中国的确需要注重环境保护，建设“美丽中国”，但是，改善环境、保护生态决不能同发展经济相对立。而且，只有经济获得长足发展，环境生态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工业革命在英国蓬勃兴起时，英国的环境生态极其糟糕，泰晤士河就是一条臭水沟。如果那时英国人为了环境生态而放弃经济发展，还会有今天吗？所以，在今天乃至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观点始终是正确的。只不过，在继续发展的同时，我们应该以资本主义的教训为鉴，对自己生活和生长的土地、自然有更多的关爱。发展是为了中国人过得更好。
“中国梦”不只是“两个翻番”要求的硬指标，也是“两个百年”所要求的软实力。虽然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在软实力建设方面不尽如人意，与中国整体国力的增长不相匹配，但是，在当今中国发展处于关键历史时期之际着重强调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软实力问题，并不为时过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梦”使得我们所需要的软实力具有了丰富和充实的来源，它是对中国从过去到未来的历史地位的重新认识，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于自身价值和长时段历史作用的重新认识。
二十多年前，美国人约瑟夫·奈提出了“软实力”概念，它是指在国际关系领域，一个国家靠文化和理念等因素对其他国家获得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实现“中国梦”，我们既要有“硬实力”，也要有“软实力”。但实现“中国梦”的“软实力”还不仅仅是对外施加影响。从根本上说，如果没有自信，没有与自信相匹配的硬实力，软实力很难形成。
自“中国梦”提出以来，有些人便将自己的狭隘理解强加其上。例如，把“中国梦”说成是“宪政梦”，或者说成是多党轮替、一人一票等。这些说法矮化了“中国梦”，把“中国梦”等同于几个政治口号或几项政治制度，而忽视了“中国梦”的根本目标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并不只是那些人狭隘理解的“宪政”、多党制和选票。这些东西的确是西方一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手段，但当今世界还有不少国家完全接纳了这些西方模式，却没有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即便在西方国家，也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这些手段并没能保证它们现代化的延续，而是日益遇到难以克服的危机。因此，中国要实现“中国梦”，不能把手段当成目的，而应该明确自己的目的，选择合适的手段。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学者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即人类文明到美国模式已经终结了，不会再有新的发展了，认定历史发展只有唯一的道路，其形态就是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并宣称它是“人类普遍史”“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这也就是后来很多人宣称的“普世价值”。“历史终结论”早就有人提出过。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甚至也曾经认为人类历史就终结于中国那个时候的形态。在西方世界，提出“历史终结”的，福山也不是第一个。历史会不会终结，这是一个更大的话题，从地球、太阳系的生命历程来说，结论应该是明确的。然而，人类文明、意识形态、统治形态等，是否就一定会终结于福山所认定的那个模式？具体辨析的意义不大，一个简单事实是，时隔多年后，福山本人也改变了这一主张。当今世界也没有多少人还在坚持这一观点。
在我看来，当今中国社会出现的“普世价值”“宪政”，以及含糊其词的“政改”之类，其实就是“历史终结论”鹦鹉学舌的翻版。人类历史漫长而久远，各个时代的形态和观念均不相同。中国历史上老子曾提出“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终极理想，儒家也提出“大同社会”，西方历史上提出过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都是历史和具体条件的产物。当今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提出的“历史终结”，不过是各种历史终结论中的构想之一，并不具有绝对真理性。对于现实世界来说，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亚非拉地区推行西方模式而情况堪忧的现象不胜枚举。究其原因就是将同一模式强套在所有人的头上，就好比北极圈的因纽特人一定要让他们的模式被赤道非洲接受，对于因纽特人是成功的唯一模式，对于赤道非洲则只能是灾难。当今中国的某些人，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强行推广符合他们那套理论的“政改”，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一样，显得目光短浅、思维狭隘。他们甚至不愿看到即便在西方社会，自由主义那套也已经式微。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有过先例和教训。为了推翻旧政权，建立人民自己的新政权，按照西方既有的理论和实践，当时似乎只有“城市暴动”一个模式。但事实上，“城市暴动”同多党、选票等性质一样，都是手段。夺取政权才是可类比“中国梦”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没有遵循他人规定的必然模式，而是自己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终获得了成功。对于今天来说，这个经验同样有效。为了实现“中国梦”，别人提供的手段只能作为借鉴，而不能盲目照搬。只有依据中国现实、结合国情，选择合适的手段、方式，才有最大的可能成功。中国近代史上，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听外来的和尚念经、照搬外人理论而吃大亏的事情并不罕见。失败和成功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应该使我们对独立自主有更强大的自信。
三、“中国梦”的核心：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2013年3月1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习近平主席发表讲话，其中说道“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奋斗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这一讲话在媒体发表时，被冠以一个醒目的标题《让人民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
国家富强包括“富”与“强”两个方面。前者比较好理解，近几十年来，“富”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国际关系上，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主要也是因为中国富了。富的确很重要，俗话说，有钱好办事。但是，“富”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首先是国富与民富的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富了，民众就穷了，并由此延伸出“国进民退”“国退民进”等二元对立的选择。这种观点的本质是把政府与民众对立起来。我认为，国富与民富两者并不对立。关键是一个核心的理念，国家或政府存在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如果它是为人民服务的，那么，“国富”就使得国家和政府有了更好地为民众服务的前提和条件。其次是“民富”本身。当今中国，富裕已经成为相当多中国民众日常生活离不开的话题。我们时常能见到“炫富”“斗富”之类的新闻，我们还非常清楚地知道，中国还有很多穷人。因此，“民富”应该是民众整体的富裕。有差异是正常的，它既是自由竞争的动力，也是自由竞争的结果。但如果差异太大，一方面会妨碍自由竞争，另一方面会妨碍社会公正。所以，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共同富裕”。对此我们还应该深入认识到，“共同富裕”既不是贫富悬殊，也不是平均主义，而是差异与公平的折中。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国富”的存在也是必要和有益的。良性的社会经济制度，应该用“国富”来适当抑制“民富”之间差异的不断加大，或者弥补弱势群体。
国家富强中的“强”可以有多种解释，但至少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都处于比周边地区富裕的状态，却也经常因此而遭受入侵，被别人以武力打败。中国近代的屈辱史，根本原因就在于帝国主义以野蛮的武力在军事上打败了中国。因此，中国的“强”有一个起码的底线：保证没有任何人能轻易在军事上打败中国。国际上有些人把中国的“强”错误地理解成中国必将武力扩张、谋求霸权，这是对中国缺乏基本了解的结果。中国悠久的历史证明，中国从不像西方列强那样谋取对外军事扩张和霸权；中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再也不能允许被别人野蛮地用武力打败。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是中国“强”的最起码的要求。此外，中国的“强”还应包括保护在世界各地的中国公民不被蛮横无理地欺负，与其他国家一起维护一个公正的国际秩序。
民族复兴首先是“民族”，它是指“中华民族”，而非哪个单独的民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中国所有民族的统称，中国56个民族不论大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中华民族中汉族人数最多，但从历史看，汉族也是不断融合的，并非纯粹的单一种族。这是中国千百年来一个重要的优秀特征：民族划分不以血缘为依据，而以文化为原则。中国历史上并不排斥外族血缘，因而没有西方常见的种族主义。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华夷之辨”，其核心是礼仪和文化，而非血缘种族。华夏文化是开放的，例如两千多年前的胡服骑射就是接受外来的文化。汉唐以后，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成分更多，只不过中国一直以自我文化为中心，吸收、借鉴其他文化，并创造出新文化。例如佛教诞生于印度，传入中国后，被中国文化改造。以至于佛教在印度早已式微，反倒在中国形成了洋洋大观的宗派，并作为发源地而外传周边。以中国文化为核心，借鉴吸收其他文化并予以创造，这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典型特征，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文化特征。我们欢迎各方来客融入中国的礼仪和文化，不管是谁都不排斥，都接受并且融合。
当我们说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融合能力时，部分就是指这种不注重血缘种族划分，只注重文化认同的境界。这种境界使得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西方文化难以摆脱的种族主义，也使得中国今天和未来的爱国主义不会落入种族主义的泥潭。一些人担心中国的爱国主义会像西方历史上曾经出现的那样，变成欺压和奴役他人或者竭力排外的种族主义，其实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只要中国文化的精髓没有被抛弃，这种担心就是多余的，就是西方以自己的狭隘来观察中国。夏虫不可语冰，他们不懂中国文化，不能认识到中国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而言的更高境界，他们对此无法理解，除了慢慢来，没有其他办法。就好比你很难教会一个小学生掌握微积分运算。反过来说，如果西方或中国内部的少数人坚持“西方文化最先进”的错误观点，坚持以西方文化来彻底改造中国，当中国传统文化被他们改造得荡然无存时，全面西化的中国很有可能会像日本跟着德国、意大利那样，理直气壮地走上种族主义猖獗的西方式的道路。
文化认同超越于种族认同和血缘认同，是中国的爱国主义健康而伟大的根本，也是中国能多次融合诸多民族形成中华民族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的核心。然而，这一中国优秀传统近代以来不断遭遇挑战，因而不断产生或扩大民族矛盾的危机。关键在于，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长期处于被彻底否定的趋势中。只是因为巨大的历史惯性，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依然存在于广大底层民众的心里，以及文化精英的潜意识中。当中国文化的价值被彻底否定，文化认同超越种族认同的优秀传统也将失去，种族、民族冲突将会加剧。因此，当我们在改革开放的一个阶段中，为了某些目的而推崇西方文化、贬低自己的文化时，这种危机就已经开始孕育。反观西方社会，不管是美国还是英国、法国、德国，黑奴时代以后，种族矛盾虽有所缓解，但至今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而且有日益恶化的趋势。再回看中国，随着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力降低、外来文化影响力上升，民族矛盾也呈现加剧、激化的趋势。甚至，受西方文化影响越严重的地方，分裂趋势越严重。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文化认同降低了，凝聚力便降低。
要实现“中国梦”中的“民族复兴”，民族团结非常重要。而民族团结的核心就在于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价值。吸收、借鉴外来文化，也是以我为主，而不是让外来文化鸠占鹊巢、取而代之。在我看来，这就是认识到了文化的重要性。在这个问题上，相对来说，美国做得还可以。美国从建国之初就号称是“民族大熔炉”，它以美国文化为核心，淡化民族特色和分歧，强调爱国主义。但美国的问题是，它的这种做法更多的是在白人民族内部，对于黑人、印第安人，则长期以来抱有歧视，使得美国社会能否解决这一矛盾，依然面临严峻的挑战。中国的“民族复兴”需要民族团结与融合，能否借助美国文化，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因为美国自身并没有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所以，对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重新认识，确认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建立文化自信并传播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传统文化，在我看来，将成为实现“中国梦”“民族复兴”的强大助力。
“民族复兴”其次是“复兴”。有些人把复兴当作军事和武力的强大，看成对外的扩张，对此误解，这里不多做讨论。在我看来，复兴是指国家地位的提高，国民个人尊严的确立。历史上的中国因为文明昌盛、物质富裕，长期都是受人尊敬、被人仰望的国家。身为中国人，不论在哪个朝代都以身居父母之邦为骄傲。
即便历史上因各种原因有一些同胞移民海外，也不会忘本，时刻惦记落叶归根、衣锦还乡。历史上的中国，作为国家是高贵而伟大的，它的人民也是自信而骄傲的。因此，我们所要复兴的是中华民族整体和个体的精神地位，虽然它离不开物质的丰饶与保卫自己的能力，但归根结底是一种精神价值。这一价值的确立并不依靠去改变别人的看法，而是依靠自己的努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就在于当之无愧地对全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做出巨大的贡献。中华民族过去曾经如此，今后也将依然如此。这一强大的自信不是孤芳自赏的自恋，而是建立在无数事实上的真实。
人民幸福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首先牵涉到对“人民”的理解，其次涉及“幸福”的标准。在等级制度下，“人民”不包括广大低等级民众，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一切权利，也就谈不上幸福。而中国从春秋战国时代起，人民就包括绝大多数民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出自儒家经典《尚书》。另一个儒家经典《论语》中提到“使民以时”，意思是说让“民”按照农时来劳动。显然，这里的“民”已经不是高高在上的贵族，也不是西方中世纪开始出现的特殊阶层“市民”，而是指每一个普通农民。战国时期法家提出著名的论断“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更加清晰地表明，“民”或者“人民”是指最广大的民众。中国历史上由此出现的“民本”“民生”“爱民”“恤民”等，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最完整、最丰富的“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西方历史上，类似的思想直到启蒙运动以后打破等级制度才开始出现，到那个时候，西方社会的“人民”才开始由贵族和特殊的“市民”阶层，延展到每一个人，并最终废除了奴隶制。而中国早于他们两千年，便已经将所有人包含在“人民”之中。
“幸福”是什么？中国古人很早就清晰地指出，幸福首先是物质富裕。春秋时期著名的齐国宰相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非常清楚地将民众的物质富裕放在了第一位。《论语》记载孔子到卫国时，看到这个地方人口众多，孔子的学生冉有问：“人多了怎么办？”孔子说：“要让他们富裕。”冉有又问：“富裕以后呢？”孔子说：“对他们进行教化。”中国人对于“幸福”的理解和认识，从来不排除物质生活的富裕。但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还认识到，仅有物质富裕是不够的。把物质富裕当成幸福的单项标准会因欲壑难填而永远无法满足，还会因为物质攀比而难以感受幸福。因此，中国人对于幸福的理解从来都是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满足。当今中国提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正是这一中国传统的延续。
西方社会启蒙运动之前，一直是等级社会，“人民幸福”的概念与低等级的民众无关。西方启蒙运动的成果之一是打破等级制度，原先属于低等级的民众才提出自由、平等、民主等政治原则，而提出这些原则的目的无非就是获得幸福，这些政治原则无非是民众想要获得幸福的手段。即便在启蒙运动之后，西方社会人民概念的狭隘性、局限性依然存在。以号称文明标杆的美国来说，种族歧视的隔离制度直到20世纪60年代由马丁·路德·金付出生命的代价后才被取消，距今不过半个世纪。在此之前的美国，“人民幸福”的概念基本不包括大多数黑人。对照中国来说，早在几千年前，全体民众的物质和精神满足就已经成为追求的实质。西方在启蒙运动后，更多追求的是手段。虽然我们不能说追求手段没有意义，但是，追求“人民幸福”的实质，显然比追求手段更有价值。
在中国人对幸福的追求中，家庭是关键。幸福简单说就是欲望的满足，但欲望是自私的，如果膨胀，容易造成对他人的伤害。“人民幸福”不是“个人幸福”，“人民幸福”是超越个人的社会目标，它既与个人幸福有关，也不能等同于个人幸福。因此，全社会的整体目标“人民幸福”有时候就需要抑制每个人的自私，或者说要形成自私与无私的对立统一关系。家庭恰恰是能将自私与无私统一起来的最好的孵化器。爱孩子、爱父母，某种程度上就是自私，但这种自私往往又表现为无私。因此，注重家庭从哲学层面说，等于既不消灭自私，也不纯粹提倡无私，而是让自私与无私和谐共处。与此同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皆有恻隐之心”等原则成为真正的“普世原则”“普世价值”，使得中国文化在追求“人民幸福”的道路上将亲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自私与无私、物质与精神和谐地统一在一起，成为“人民幸福”的合理境界。
因此，“中国梦”除了“两个翻番”这样的硬性指标外，在核心目标上提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价值理念，这是一个合理的构架。由此也形成“中国梦”完整的目标框架。它值得每一个中国人为之期待，为之奋斗，为之追求。
四、“中国梦”的历史意义
中共十八大后，“中国梦”在官方和民间话语体系中都成为热点词。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在不同场合阐述“中国梦”。社会各界对“中国梦”也有不同的理解。有人为之振奋鼓舞，也有人对其冷嘲热讽。不管哪一种态度，都说明“中国梦”概念的重要性，它令拥护者和反对者都感受到它的力量并为之震撼。
“中国梦”的近期目标是两个鲜明的经济指标，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即“两个翻番”。在这两个经济指标的背后，有着大量微妙的解读。对于中国普通民众来说，人均收入的翻番，将使中国的人均收入进入世界中等水平。对于国家来说，国内生产总值的翻番，将使中国的GDP总量超过美国而居世界第一。随着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多人早就开始预测中国的经济总量何时超过美国，各个预测的结果不太一样，但预测2020年前后中国GDP总量超过美国的人比较多。这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结论，但是，对于中国乃至世界都意义重大。
中国的GDP总量历史上长期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国力开始下降始于鸦片战争。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结果认为，鸦片战争前的18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32.9%，将近全世界经济总量的1/3。麦迪森认为，18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比西欧和其衍生国（指美洲国家等）的总和还要高出将近30%。这一年，欧洲最发达的国家英国的GDP总量只占世界总量的5.2%，中国是英国的6倍之多。此后，英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最高为10%左右，如今其已日薄西山，只占世界总量的3%左右。因此，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一百多年经济实力变迁的历史与英国相比意义不大。西方国家最具样板意义的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其经济总量在1900年前后超越英国，至今一直处于世界第一。因此，将中国近代经济实力的变迁与美国相比更能体现其意义。
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百多年间，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实力正好走了一个相反的过程：中国从世界第一跌落，经济总量从1820年占世界的32.9%，一直下降到新中国成立时只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5%。中华民族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所遭受的种种屈辱，似乎可以从这个数字上窥见一斑。
美国成立之时是一个崭新的国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认为，1820年，美国的经济总量只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8%。作为西方世界的代表，美国的资本主义一路高歌猛进地发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达到27.3%，此后长期维持在1/4到1/5之间。2000年前后是美国历史上国力最强盛的时期，其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约30%，接近1820年时中国的水平。近年来，美国经济步入衰退，中国经济依然高速发展。2012年，美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例为21.9%，中国为11.5%。不远的将来，当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可预计的结果是，那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比例与美国相差不多，都在20%左右。
由此我们看到这两个国家不同的历史轨迹。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一百余年间，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稳居世界第一；而中国经济则从世界第一一路下跌，到新中国成立时跌到最低点。此后，美国经济虽然有上下起伏，但依然保持了它的优势；而中国人则开始走出低谷，奋起直追，以令世界惊叹的速度逐渐摆脱经济落后的局面。按照“中国梦”“两个翻番”的要求，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七十年左右的时间，使得中国在经济总量上重新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
看起来这只是两组数字的变化，但在数字的背后，有着无穷的解读。
历史的地平线漫长而没有尽头。回望过去，如果我们只是高度的近视，我们能看到的只是近一百多年间中国的贫穷与落后。如果我们有一双穿透历史的千里眼，我们会看到自己的过去是那么光辉灿烂。我们曾经有傲视全球的光荣，我们曾经是傲然屹立于世界之巅的英豪。那些光滑的丝绸、白玉般的瓷器，那些精致而丰满的文化不必多说。西方文明主导的当今世界以经济指标为第一标准，而中国古代经济总量占世界的超高比重已经说明了一切，连美国也没有达到过中国人曾经的高度。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曾经像中国那样，那么持久地占据世界经济那么巨大的份额。由此我们再来看七百多年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对中国的描述，才会理解这个意大利人对中国的赞美是由衷的、是发自内心的。在马可·波罗看来，当时欧洲最繁荣的威尼斯与中国相比，不过是一个小渔村。中国曾经是世界的榜样，中国曾经是欧洲人向往和膜拜的中心，中国文明曾经是人类文明的巅峰。
但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路跌了下去，跌得很惨，伤得很重，气息奄奄。探讨这一原因的文字和作品浩如烟海，我们不用一一絮叨。自鸦片战争以后，无数优秀的中国人，无数仁人志士，包括每一个有爱国之情的普通中国人，都渴望着一件事：让中国重新振作、重新强大、重新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这就是“中国梦”！中华优秀儿女的这个梦想延续了一百多年！他们呐喊、他们拼搏；他们流血、他们牺牲；他们与炮台共存亡，他们与军舰一起葬身大海，他们用血肉筑成钢铁长城；他们出国，他们学习；他们狠狠地检讨自身、批判自己……但是，他们的梦想都没有实现。一百多年来，无数中华优秀儿女的这一梦想，始终只是梦想。他们带着巨大的遗憾远离了我们。但是，总有后来者继续走在他们的路上，继续要实现这一共同的梦想。这就是“中国梦”！
1949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终于拥有了实现这个梦想的坚实基础。毛泽东那句极为朴实的话从那时起，在一百多年里真正成为现实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从那时起，中国人真正有可能为实现这个梦想而添砖加瓦。经过了三十年，又经过了三十年，如今，这个梦想即将实现。中国共产党在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宣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从鸦片战争到今天，一百七十多年，中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与这个梦想如此之近。今天的中国人处在这样一个节点上让梦想在我们手中成真，还是让梦想终成泡影？
一百多年来，为了实现“中国梦”，中国人探索了无数种方法，遭遇了一次次失败。在一连串的失败中，人们一次次地总结原因。从器物不如人到制度不如人，从文化不如人到人种不如人，急功近利的心态使得一部分中国人在探索成功的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邪。吾友黄纪苏先生在他所著的《与精英保持距离》一书中写道：“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躺在脱胎换骨的手术台上血流如注，换语言、换文化、换学术、换伦理、换趣味、换步调、换生活方式。这其中肯定有些不该换而换了，有的显然没换好，有的毁于排异反应。但现代化的重生再造，却是我们躲不过的宿命。”
应该承认，那些在错误方向上不屈不挠的中国人，很多也是为了实现这一个共同的梦想，但是，“中国梦”的实现将证明他们的确是错了。他们把全盘西化当成唯一的选择，洗心革面地做西方的好学生，西化成为一百多年来最强大的潮流，成为很多人一生的追求。他们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接受了一个天真而倔强的信仰：在全盘西化的道路上，只有服下一枚西方的灵丹妙药，中国才能成功。然而，1949年以来，中国的实践并没有完全按照西方的方式。即便当今中国的体制有西方的成分，其中相当一部分也是在冷战结束后被西方判定为错误的内容。因此，如果“中国梦”实现，将证明那些向中国拼命兜售“西方大力丸”的人的彻底失败，中国的现实将证明，他们只是一群“庸医”。
五百年来，西方人从大航海时代开始就主导世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世界从武力到科技，从理论到文化，构建了一整套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尤其在工业革命和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将自己的方式确立为人类发展唯一正确的方式，他们站在人类道德制高点上指点着世界的未来，“历史终结”是他们最真诚的轻狂。然而，“中国梦”的实现将使西方五百年来构建的意识形态大厦动摇。
按西方的标准，经济指标几乎可以决定一切。即使中国的经济总量重新成为世界第一，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在20%左右，也没有达到1820年的比重，更没有达到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然而，中国还可能向前，中国依然有巨大的潜力。与此同时，西方正面临着一系列难以解决的困境，“历史终结论”在中国面前终将成为一个难忘的笑话，种种要求膜拜西方的言论，种种要求中国在西方指导下严格规范操作的教诲，都将显得无知和浅薄。实现“中国梦”不是“风水轮流转”，不是西方模式的轮番崛起。因为，在西方历史上，每一个轮番崛起的大国，都伴随着扩张的战争，伴随着对他人和别国的奴役。只有中国没有，只有中国靠自己、靠和平去实现一个大国的繁荣富强之梦。随着“中国梦”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爱好和平的中国将成为保卫世界和平的最重要的力量。
因此，当中华民族与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日益接近的时候，各种暗流将更加奔涌。卖“西方大力丸”的人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庸医，为了证明自己终身信仰的不是虚妄，为自己设定了最后的时间红线。不管是五年还是十年，他们必须在“中国梦”的近期目标实现之前，彻底改变中国，让中国服下那枚能够对西方言听计从的“大力丸”。而那些西方国家，为了不让自己的思想圣殿成为雅典娜神庙那样只供人凭吊怀古的废墟，在一次次诅咒“中国失败”“中国崩溃”都未能得逞之后，还会一次次地使出新的手段。对于他们来说，即便不能彻底阻止“中国梦”的实现，也要让那一天尽可能晚一点到来。
但是，“中国梦”必将实现。西方历史上，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不依靠战争、掠夺和奴役；而只依靠自己民众的勤劳，便在七十年间，从一个世界排名几乎垫底的国家带领十几亿人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一的，只有中国。这仅仅是“中国梦”实现“两个翻番”的近期目标后我们所能预见的震动。当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百年这“两个一百年”的中期目标实现时，那时的中国对于全世界70亿人的发展道路将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中国将以实证的力量对西方五百年来形成的陈词滥调构成最深刻的挑战。历史将会改写，思想和理论将由此重新构建。
“中国梦”的实现，将给世界提供一个新的榜样。“中国梦”的实现将深远地改变世界。而我们将有幸成为这场人类历史巨变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这就是“中国梦”。1956年，毛泽东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中国梦”的实现，将使这句话中的“应当”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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