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1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闭幕，习近平主席发表讲话指出：“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我国56个民族、13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贯穿其中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2013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国梦意味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意味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能在为中国梦的奋斗中实现自己的梦想，意味着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意味着中华民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真诚意愿。”
将“中国梦”与中国悠久的历史联结在一起意味着“中国梦”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是空想，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历史依据和清晰的历史轨迹。中国曾经为人类做出过伟大的贡献，曾经长期傲然领先于世界，我们曾经站在世界之巅，因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有充分理由的。1956年，毛泽东曾经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那是在中华民族刚刚走出低谷时，毛泽东对于中国未来的描述。对于今天和未来的中国人，我们既为祖先感到骄傲，也要做无愧于祖先的继承人。
一、梦想就是不断追求新的理想
有人说，“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近代才有的，所以谈不上“复兴”，因为以前没有“中华民族”，能复兴什么？的确，近代以来，中国受西方影响诞生了很多新名词。必须指出，那只是名词，不是实质。虽然“中华民族”这个名词是梁启超首先提出的，诞生的时间并不很长，但是，“中华民族”的实质早就存在，中国很早就是一个以文化为核心的多民族融合的国家，这个事实是很清楚的。事实上，具有现代国家意义的“中国”一词，出现的时间也不长，古代“中国”一词，在西方和中国有不同的解释。再说，中国历史上经常有很多小国家同时存在，的确使得整体上的“中国”概念淡化了，即便是统一的王朝，也被称为汉唐宋元明清。然而，即便具有现代国家意义的“中国”一词出现得较晚，我们能否定中国在历史上的长期存在吗？“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也是一样的。以英国来说，它的全称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这个称谓是19世纪以后出现的，我们能由此说英国以前不存在吗？
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编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其中诗作的创作时间跨越五百多年，有些来自民间，有些来自宫廷。当年那些不知名的创作者用他们的诗歌表达了对理想生活、理想社会的向往。例如，“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一词在那个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虽然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多国并存的春秋时期，《诗经》中那些诗句产生的时间可能更早，但是，“中国”已经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并且，多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在那个时期以前就开始了融合的过程。例如，炎帝黄帝所领导的是不同的氏族部落组成的群体，如今作为中国文化正统的齐鲁地区，早先也被称为东夷，现在谁还会将它排除在“中华民族”之外？因此，“中国”“中华民族”在事实上早就存在，虽然它的内涵在历史上多有变迁，不断丰富，但这并不影响它事实上的客观存在。
《诗经·大雅·民劳》中提到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一方面体现了“中国”这一概念的久远历史，另一方面也给后世留下一个重要的概念，即“小康”。如今人们常说的“小康社会”，源头就在这里。当然，今天在“中国梦”中描绘的“小康社会”内涵，与孔子时代已不一样了。与“小康”相对应的，还有一个概念叫“大康”，它最早也出现在《诗经》中。《诗经·唐风·蟋蟀》写道：“今我不乐，日月其迈。无已大康，职思其外。好乐无荒，良士蹶蹶。”与“小康”概念沿用至今不同的是，虽然后世也有人多次提及“大康”，但是，孔子在《礼记·礼运》中用“大同”替代了它，“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成为中国人几千年来对理想社会不同形态、不同层次的描述，这也可以视为“中国梦”的源头。子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两千多年后，如今我们追溯“中国梦”的源头，并不能说“中国梦”在两千多年间一直没有实现，所以要靠现代人继续完成两千多年前古人未完成的事业。而应该客观地认识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每个时期的中国人都有不同的梦想、不同的理想。旧的梦想实现了，就会产生新的梦想。始终有梦，说明中国人始终在进步，始终不断拥有新的希望。不断追逐梦想，就是在一个个梦想实现的基础上，有信心、有能力、有希望、有动力地追求新的理想。这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活力所在。我们今天像古人一样充满希望地拥有梦想，充满热情地追求“中国梦”，并不等于说我们的梦想的内涵与古人一样。不管是“小康社会”还是“大同社会”，这个概念一直延续，但它的内涵早已超越了古人。
笼统来说，中国在农业文明时期已经达到全世界最高的文明成就，并不等于说今天的“中国梦”就要实现农业文明的理想。今天的“中国梦”虽然像中国古人一样是一个动力和方向，但在具体内容上，要求我们在工业文明以及一系列新技术、新经济的历史大背景和历史趋势下，追求梦想的新内容，像中国古人达到农业文明最高峰一样，在新的文明背景下，使当今中国或者使我们的子孙达到新文明的最高峰。因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方面可以说是为了恢复我们过去曾经在世界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应该说，它是新历史条件下的新成就。
有人说“中国梦”所指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历史倒退的嫌疑。的确，“复兴”一词与直线型、不断上升的历史进化观点不相吻合。历史直线进化的观点，大都把西方文化、西方制度当成高级别的文明类型，包括“历史终结论”在内，都把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放在较低级别的层次上，在他们描绘的历史进步路线图中，属于要被历史淘汰的对象。但是，这种观点并非真理，历史直线上升的观点只是一种理论，当理论与现实不符的时候，我们应该相信理论还是接受现实？
历史进步论最大的悖论就是欧洲的“文艺复兴”。如果历史像那种理论所说的那样是直线上升的，欧洲15世纪时，为何要复兴一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按历史进步论的说法，一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古罗马制度文化，难道不应该被淘汰吗？但是，无数历史教科书、无数专家学者都言辞确切地肯定欧洲文艺复兴的巨大价值和历史贡献，将其当成欧洲走向全球化、现代化的起点。那么，为何就不能接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何就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看成是历史的倒退呢？这样的双重标准本质上是“西方中心论”的结果。也就是说，只有西方做的才是对的；一样的事情，只要不是西方做的，哪怕事情做得再好，也不应该提倡、不应该肯定。事实上欧洲的“文艺复兴”并非完全照搬、重复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成果，而只是汲取一千多年前古老文化中的有益成分、适合当时欧洲现实要求的合理成分，重新加以改造。从这个角度说，五千多年的中国积累的大量历史实践和经验，不管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对今天的中国都是有参考价值的。
“中国梦”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然也会引起反对声音。反对的理由和角度各种各样，就本质来说，大多数反对者基于自身所接受的西方观念，站在自己的理论立场，对“中国梦”评头论足。“中国梦”的确与很多西方理论不符，因此，受西方思想影响较大的人会发现“中国梦”与他们接受的西方理论不吻合，所以便反对或有微词。在我看来，用任何一种西方理论都不能完整解释，并不影响“中国梦”的价值，因为，“中国梦”是中国的梦，而非西方要求我们、规定我们、允许我们做的梦。西方理论无法完全对应的“中国梦”，恰恰是中国自信的体现。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判断。历史既有真实的原貌和岁月的取舍，也有后人不断积累的解读和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历史的复兴都不可能是简单地回到过去。
中华民族的文明有着五千年以上的历史，历史学界一般将中国古代的文明称为农业文明。毫无疑问，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农业文明最发达的国家，凭着土地和土地上创造的财富，几千年来，中国人创造了富裕的生活和无数优秀的文化产品、文明成果，至今依然在造福人类。中国历史传说中有教会人们畜养捕捞的伏羲，驯化动物的家畜饲养由此开始；教人们建造房屋的有巢氏，使人们摆脱了洞居、穴居的简陋方式；燧人氏发明了钻木取火，使人们使用工具的手段大为提高，也改善了人们的饮食方式；神农不仅尝百草，而且教会人们稼穑技艺，种植五谷，真正的农业由此产生；黄帝轩辕总结了治病救人的经验，形成独特的中医传统，传说他还开创了天文历法，也与农业密切相关；传说黄帝的妻子嫘祖教人桑植，传人缫丝，不仅奠定中国农业社会男耕女织的传统，还形成令人叹为观止的丝绸文化，造福中国及世界数千年不绝；仓颉造字，结束了结绳记事的时代，惊天地泣鬼神，不仅使我们得以通过文字记载看到祖先的光荣，也创造了世界上最为独特和优秀的文字形式，成为中华文明密不可分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禹治水既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大兴水利，其目的也是发展农业。这些史前时期的模糊记载，有些未必是真人，很可能是用一个名字代表一个部落，个人与集体的共同创造，形成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最初的起源，带来日后辉煌灿烂的农业文明。
工业革命之前，农业文明是人类最重要的文明形态，与之相伴的还有游牧文明、渔猎文明等。任何一种文明的基础都是从自然界获得财富的方式。相比之下，游牧文明到处游走，寻找有财富的地方，哪怕是水草。他们虽然也有创造，但创造的程度有限，在一个地方获得财富后，便离开寻找下一个地方。他们获得财富的方式是外向的，带有不同程度的扩张性。中国农业文明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定居，并且，人们所获得的财富主要来自定居的土地。一块固定的土地几乎能给予一个中国人所需要的一切，当然，这也包括与其他定居者的交换、交易。因此，长期受农业文明熏陶的中国人，爱土地、爱家乡是非常自然的感情，没有任何做作。同时，男耕女织的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方式，使得这种依赖土地的农业生活方式形成以家庭为核心的凝聚力，由此扩展到国家。它像一个大家庭，从爱土地、爱家乡到爱国，也是顺理成章的结果。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主要体现自给自足的财富方式，对于国家也一样。恰如家庭在社会分工的前提下也需要交换一样，国家对外贸易的本质在于互通有无，而非掠夺别人的财富。因而，这样的文化使得中国更能实现公平交易。
人类历史上早期有不少农业文明，如今，只有中国文明没有断裂，数千年一直延续下来。今天有些人把这一现象看成是负面的，看成是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客观地说，中国近代的落后的确有历史遗留的原因，但并不是全部。这个问题后面将会论述，此处只想指出，中华文明之所以生命力如此强大，绵延数千年不绝，绝对有它必然的原因。这个原因可以说在文化中，但更关键的在于创造财富、使用财富的方式。换句话说，任何一个文明都要靠财富来支撑，如果获得财富的手段丧失或减弱，这个文明不管它在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有怎样宏大的构建，也都基本到头了。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续数千年，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古人靠着聪明才智，形成了农业文明条件下一整套创造财富的卓越方式，同时配合使用财富的合理方式，在创造财富方面形成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良性体系，文明得以延续。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对于中华文明真正价值的认识就不可能完整。而这一点对于当今世界的意义尤其重大。
文明发达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人口。中国的国土面积或者说行政管辖范围在历史上多有变动，大致来说，中国的面积与欧洲差不多，从可以找到的历史资料判断，至少从两千年前开始，面积大致相同的中国与欧洲所承载的人口，中国长期比欧洲多一倍以上。在缺乏普遍避孕手段的漫长历史中，这一数据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长期以来，中华文明创造财富的能力成倍地大于欧洲，从而使得中国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进入现代以后，随着欧洲人口的增长，身为牧师的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理论在西方社会引发了强大的危机意识，使欧洲不得不以向外掠夺扩张的方式来满足人口增长的物质需要。而在同样的历史时期，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总量的1/4左右，却能靠自身强大的创造财富的能力养活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这是中华文明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
现在有人从被歪曲的历史观出发，认为中国两千年来虽然人口众多，但人民都过得很苦，在极端贫困的生活线上挣扎，只能维持简单的温饱。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结论。美国学者彭慕兰指出：17世纪时，英格兰贵族的预期寿命只有32岁左右，整个18世纪，英国人的普遍预期寿命在35岁到39岁之间。18世纪末，法国人的预期寿命在27.5岁到30岁之间；19世纪上半叶，德国人的预期寿命各地区有所不同，其中东西普鲁士为24.7岁、莱茵省为29.8岁、威斯特伐利亚为31.3岁。对于中国，彭慕兰认为，在中国较为繁荣的区域，18世纪中叶的预期寿命是39.6岁，他还引述了其他学者的观点指出，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在19世纪之前“普遍高于西北欧同类人群的数字”。彭慕兰还指出：“保罗·贝洛克（Paul Bairoch）通过20世纪的数据回推，做出了对1800年前后全世界大部分地区人均收入的估计。在他的数字中，‘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极轻微地落后于西欧，但领先于整个欧洲，中国则甚至领先于西欧。”彭慕兰还认为，工业革命之前，中国人的人均每天食物摄入量“远远高于布罗代尔对全欧洲‘大城市民众’的估计”。此外，彭慕兰说：至少到18世纪后期，“东亚的城市在诸如保持公共卫生和供给洁净水等有关公众健康的重要方面远远领先……至少在母婴保健领域，清代医学……继续优于欧洲医学”。
上述数据和结论都是历史上的真实。欧洲工业革命之前，从意大利到法国，再到英国，当时欧洲最富裕的地方无一例外都以中国为榜样，向中国学习。只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欧洲终于有了可以同中国匹敌的创造财富的新手段，并作为人类文明的后起之秀赶超了中国，它们才像当今日本一样，羞于提及或尽量忽略它们当年迫不及待追赶中国的、想要搭上中国这条大船的事实，把自己打扮成从来都是先进的、从来都是领先世界的，而且，它们所有文明都来自它们自身内部的动力，而非外来的影响。
欧洲人在发达之后产生这样的心理，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有时候也不必那么无情地拆穿他们的自我包装。但是，最令人痛心的是，很多中国人接受了西方中心论的长期灌输，对中国自身历史的地位和价值也产生了顽固而强烈的错觉。时至今日，虽然西方少数历史学家已经开始客观看待中国的历史地位，可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并不愿接受他们的观点，依然在西方中心论的道路上甘心做它的精神奴隶。如果不改变这种心态和倾向，我们将看不到中国历史上曾经的辉煌、曾经对全世界的巨大贡献、曾经对人类文明产生的深刻价值，我们将永远缺乏自信，它将成为实现“中国梦”的精神羁绊，束缚我们创造更大辉煌的精神动力。当我们说“中国梦”就是不断追求新的理想、不断实现更高目标的梦想，那么，继承中国伟大的历史传统，从我们创造过无数世界奇迹的祖先那里获得持久的精神动力，势必要求我们抛弃西方中心论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束缚。
二、我们曾长期站在农业文明的巅峰
迄今为止，人类绝大多数财富都来自土地，其中农业属于可再生的财富资源，矿产属于不可再生的财富资源。工业革命之前，相当一部分工业产品的原料也靠农业提供。工业革命的本质一方面是机器提高了效率，另一方面是工业产品所需原料对农业的依赖降低，如化学纤维取代植物纤维以及塑料等，甚至工业为农业提供重要的生产要素，如化肥等，从而使得农业创造财富的作用在整个经济体中被降低。工业创造财富的方式能否永久持续，这是另一个更广泛的话题。回顾人类历史，在利用可再生的农业资源创造财富方面，中国人毫无疑问地长期领先于世界。
接触过农业的人大都听说过一个词：土壤肥力。人们赞美东北黑土地时曾经说过一句话：插一根筷子都能发芽，就是形容土地的肥沃。良田万亩、沃野千里，是中国人形容农业经常使用的词。土地产出是农业文明最重要的基础，土壤肥力是农业文明最根本的实质问题，天然良田得益于自然界长期积累。但是，长期种植会消耗天然良田的肥力，造成肥力下降。人类最早的农业文明之所以都在大河流域产生，是因为江河流域有利于灌溉，同时，河水还能带来充足的养分，使得土壤的肥力得到补充。例如，埃及尼罗河两岸的农田长期依靠河水泛滥时从上游带来的养分，古埃及人一直采取河水自由漫灌的方式维持他们的农业。如今，尼罗河上建造了大坝，传统漫灌的方式受到严重影响，不得不开始使用化肥。与使用化肥相比，河水带来的养分几乎是没有成本的。由于土壤肥力下降，现在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农业都离不开化肥，它造成的结果之一是土地板结、沙化，即便继续使用化肥，肥效也下降。中国农业大规模使用化肥的时间不很长，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化肥对土壤肥力的负面影响。
然而，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有过不使用化肥，却长期保持高效的农业产出的成果。中国很早以前就达到种子与产量1：10，而欧洲农业种子与产量的比例，长期只有1：4。直到18世纪，欧洲农业的效率才接近中国历史上早已达到的水平。单位面积土地的高产，是中国传统农业的典型优势，它使得同样面积的土地能够养活更多的人，还使得以家庭为核心的生产单元能够在较小面积的土地上获得较高的产出，从而实现自给自足，无须再向外索取或掠夺。
在没有化肥和农药的时候，中国古人的这一卓越成果，至今依然令人赞叹。中国古代农民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发挥聪明才智，探索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就土壤肥力来说，除了得益于自然的恩赐，中国农民还有一整套提高土壤肥力的办法。土壤的肥力是一个综合概念，它包括空气、水分、腐殖质、矿物质等。水利灌溉对于农业非常重要。战国时秦国扫灭六国，结束了数百年的战乱纷争，实现了统一。历史上对它的议论很多。在探讨其原因时，我想指出的是，战国时期最著名的水利工程都在秦国，都江堰、郑国渠、白起渠、灵渠等，历经两千多年，至今依然发挥作用，实为举世罕见。相比之下，战国时期其他国家的水利工程都不如秦国。秦国因此农业获得大发展，国家的“耕战”战略得以实现，它能最终统一中国，实属情理之中。虽然秦国的水利工程中白起渠、灵渠的建造最初不是为了农业灌溉，而是出于交通等战争目的，但不可否认，两千多年来，四川盆地获得“天府之国”的美誉，成都人养成悠闲轻松的生活态度，与都江堰水利工程促成农业生产的稳定富饶有着极大的关系。
“耕耘”一词的含义非常丰富，它完全起源于农业。“耕”是指深耕，目的是改善土壤性能，例如增加土壤空隙，保证土壤中的空气，以维持土壤微生态环境；还能减少植物根系生长的阻力，并将下层“生土”翻起，加快熟化过程；还能提高土壤蓄水能力，防止水分蒸发和渗漏。“耘”特指在田间除草，与今天大量使用除草剂不同，中国古代农民的“耘”有多种不同方式，有用手用脚，也有用锄头等专门工具。“耘”的除草在防止杂草与庄稼争肥的理念上与现代除草剂一致，但是，“耘”的理念更进一步，它还将除掉的杂草变成绿肥的一部分。因此，“耕耘”既是辛勤劳动的体现，也是保证土壤肥力的技术手段。
增加土壤肥力除了空气和水分，中国古代农民还大量使用绿肥，“耘”只是其中的方式之一。在作物生长周期之外，中国古代农民还会在田地里种植其他绿色植物，例如冬春季节在稻田种植紫云英。春天，稻田开耕，紫云英被埋入土中成为绿肥。一百多年前，中国人从南美洲引入了生长迅速的水葫芦，目的也是将其作为绿肥。与紫云英等不同的是，水葫芦绿肥不是在同一块地里，而是在其他水面上，施绿肥要变换地点。如今，大量使用化肥省事省力，使用水葫芦做绿肥比较费事，很少再有人将水葫芦做绿肥使用，反倒让这种外来植物变成了环境灾害的一部分。由此我们看到，在传统农业中有利无害的事情，在现代农业中却变成有害无利。不禁让人唏嘘不已。
绿肥类似于天然良田长期积累的腐殖质，为了增加这方面的肥力，中国古代农民还大量使用人畜粪肥。人畜粪肥成分复杂，对于农作物生长非常有利，其中含氮素较高。由于要使用人畜粪肥，厕所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与宫廷等上流社会的豪华便器不同，大量简易厕所很早就出现于中国各地农村，在汉代墓葬的明器中就有陶制的厕所模型，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积粪的作用。使用厕所不仅仅是一个生活卫生习惯问题，它对于人畜粪肥的“腐熟”非常重要。比较而言，欧洲直到17世纪时，人畜粪便在大城市里还随地可见，既不卫生，也没加以有效利用。
对于农作物养分之一的矿物质，中国古人对它的认识、使用也很早。“五色土”的概念在中国很早就出现，它实际上就是土壤中不同矿物质成分造成的结果。中国古人由此总结经验得出，不同土质适合不同的庄稼，适合不同的改造利用方式。草木灰是中国传统农业经常使用的肥料，它实际上就是一种简单、廉价、无害的钾肥，并含有钙、磷、硼、铝、锰等多种元素。
在南方水网地区，中国古人还发明了以农作物为核心，多种生物共生的生态系统，例如稻鱼鸭系统、桑基鱼塘等，用人工选择和培养的生态系统，使得每一个环节都能互相利用，每一个环节都能产生对人有用的农产品。我小时候在稻田里经常能发现黄鳝、泥鳅、青蛙等生物，其实还有很多看不见的生物及微生物，鱼塘里积累的淤泥也定期成为田地里的养分。这些无害的方式，都是中国古代农民为了增加土壤肥力、提高农作物产量形成的智慧结晶。中国古代农业为增加肥力而积累的无数经验，其中一些被现代农业单独强调出来，例如工业化肥中的氮磷钾肥，在中国传统农业的天然无害肥料中都大量存在。如今，现代农业的农药、化肥单项追求单一目标，破坏了自然生态，也对未来可持续发展造成威胁。
现代农业经常出现的场景是拖拉机、收割机在广阔的、整齐的农田里按部就班地工作。这个场景的前提是，农作物的种植整整齐齐，术语叫作条播。条播在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对于中国人来说早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但是，欧洲直到17世纪，农田里还是散播。条播与散播的区别是，条播便于施肥、除草、灌溉、收获等田间管理，从而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产量。撒播则没有多少田间管理，由庄稼自由生长，能收获多少算多少。试想，如果没有条播，多少现代农业的农业机械将没有用武之地？中国人过去那些无名的创造者对于今天以及全世界的贡献，常常因不起眼而被忽视。
欧洲工业革命之所以能够发生，一个重要原因是农业产量提高，由此带来人口的增长，使得一部分原先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能够转到工业领域。虽然在欧洲大航海之后，从美洲引进的土豆之类新农作物品种填补了粮食缺口，但西方历史学家认为，在工业革命之前，欧洲其实有一个农业革命的阶段。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指出，造成欧洲农业革命的一系列新技术包括风车、水车、重型铧犁等，但世界上最早的水车出现在公元前1世纪的中国，“欧洲中世纪的水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杵锤’的发明，这一事实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影响力，杵锤显然是中国在公元前4世纪发明的”。霍布森还意识到重型铧犁对农业的重要性：它能使土地深耕。中国古代使用重型铧犁主要依靠耕牛，欧洲中世纪以后主要靠马匹。霍布森指出，欧洲的重型铧犁和使用它所需要的牲畜挽具、马蹄铁都源自东方。他说：“欧洲中世纪的农业革命不是‘纯粹的西方发明’，而是主要通过各种东方技术的全球传播来帮助完成的。”
事实上，欧洲农业通过向中国学习而得到长足发展，并不局限在中世纪时期，而是延续到文艺复兴以后的较长时期。美国学者彭慕兰说：“在很多领域中，各种各样的非欧洲社会仍然处于领先地位。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灌溉或许是最明显的；在其他很多农业技术中，欧洲也落后于中国、印度、日本和东南亚部分地区。1753年建立的一个威尔士农业改良协会承认这是一个事实，表示要致力于让威尔士‘像中国一样繁荣’的日子早些到来。”我们应该注意到，威尔士是英国“联合王国”的一部分，当今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就是威尔士亲王。而彭慕兰提到的“威尔士农业改良协会”确定要“像中国一样繁荣”这一努力方向的时间，实际上已经处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开始阶段。也就是说，即便在英国引以为傲的工业革命起步阶段，英国人仍在羡慕中国的富裕和繁荣。
按照彭慕兰的观点，直到19世纪初，欧洲在经济的各方面都不如中国。在此之前，欧洲其实一直在参照中国、追赶中国。19世纪初，欧洲刚刚追赶到与中国差不多的水平。下一步怎么办？彭慕兰所谓的“大分流”，意思就是说，从此以后，欧洲与中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是英国以煤炭代替森林能源，二是欧洲将新大陆作为原材料提供地，并成为工业制成品的倾销地。当然，有人说欧洲能够超过中国，根本在于其制度。所谓制度的确有相当大的作用，但关键在于如何评价这种制度，或者说欧洲制度优势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总体而言，欧洲历史上的农业进步、工业进步都不是欧洲制度内生的结果，而是学习东方的结果。如果没有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世界长达几千年的文明积累，欧洲的快速进步乃至工业革命都难以发生。
中国农业文明对世界的贡献是巨大的，甚至不被很多中国人自己所了解。在逆向种族主义的思潮中，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被描绘得一无是处，这种观点既不符合事实，也是别有用心的。西方人承认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发明比西方认定的“四大发明”要多得多，甚至重要得多。例如丝绸、陶瓷、茶叶、水稻等，被很多专家认为是更为重要的“四大发明”。它们对世界历史产生的重大影响，并不亚于造纸、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
中国是粮食作物品种最多的国家，其中大多数是中国原产；中国是全世界最早种植水果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原生果树的中心，目前世界上60%的果树原产地都是中国；中国的蔬菜种植也有数千年的历史，培育了大量至今仍占领市场的基本蔬菜品种；人工食用菌栽培技术也是中国首创；中国还是世界上最早用人工淡水养鱼的国家，除鲤鱼之外，四大淡水鱼举世无双；人工养殖观赏鱼，人工培植观赏花卉、盆景等，也最早产生于中国。如今，欧洲很多花卉都是从中国引进的；鸡是中国原产，当中国已经开始人工孵化家禽时，欧洲还没有鸡。当今欧美所有的鸡，都是来自中国或东南亚。除野生鸭之外，当今欧美所有的家养食用鸭都是与中国鸭杂交的后代；中国文字“家”的下面“豕”就是猪，猪的驯化在中国至少有七千年的历史。全世界范围内，中国猪的品种最优秀，当今世界著名的意大利猪，英国约克夏猪、巴克夏猪，美国的波中猪等，都是中国猪的后代。英国因为引进了优良的中国猪种，原先的本地猪已经绝迹。至于桑蚕、茶叶、大豆等从中国走向世界，造福全人类，已有很多论述，也早已广为传颂而被人熟知。衣食住行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中国人的创造为全世界在满足这些基本需求方面提供了极为丰富的优质产品。至于中国创造的无数美食，多少西方人毕其一生都只能管中窥豹。每想到此，我都不由得为自己身为中国人而感到无比自豪、骄傲和幸福。
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中国农业文明的成果之所以被西方广泛引进，关键在于两点：一是由于长期精心的培育和驯化，中国种植或家养物种基因稳定、性能稳定、品质优良；二是各种作物和家畜的培育技术水平高超，遥遥领先世界各国。当然，中国历史上也引进了很多国外的物种，如黄瓜、西红柿、葡萄、玉米、土豆、辣椒、苦瓜等。据统计，中国常见的蔬菜中，原产和引进的各占一半。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从来不是闭关锁国、拒绝外来文明的国家，而是与国外自由交流的开放国家。相反，一些专家指出，历史上正是由于欧洲人的保守，在引进中国优秀农产品方面才没有更开放。
几千年来，中国人用辛勤的汗水耕耘土地，使得每一块土地都能保持可持续的高效产出。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农业，土地经常随着岁月流逝而越种越瘦，日益贫瘠。只有在中国，一块贫瘠的土地在汗水的浇灌下，在智慧的创造中，可以越来越肥。所以，中国人才会那么热爱自己的土地，热爱自己的家乡。因为，那是世世代代付出的成果，同时，这些付出也给中国人巨大的回报。耕读之家，耕读文化，文明的积累都建立在土地财富之上，没有永远富饶的土地，就没有永远的文明。这一点，古今中外，全世界只有中国人做到了。这是中国人当之无愧的光荣。中国人爱国就是爱这种文化。
今天，这个事实背后的道理依然强大。虽然当今世界的财富来源中，农业的地位已经下降，但是，工业的财富创造能够持久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延续了几千年，创造了无数灿烂辉煌的成果。如果不是工业技术的出现，中国的农业文明再延续几千年也没问题。工业文明的确比农业文明更为高效，然而，如果工业文明没有中国传统的可持续理念和现实基础，当工业文明的财富之源枯竭、消失的时候，所有工业文明的成果也将无影无踪。未来，人们会不会像面对某些古代农业文明考古遗址那样面对今天工业文明的废墟？
为了让土地永远肥沃、富饶，我们的祖先付出了极大的辛劳，由此也养成了中国人勤劳勇敢的品格。现在有人批评和嘲讽中国人的勤劳，说是中国人不懂休闲，抢了外国人的饭碗。勤劳与节约的品质，是中国数千年来最优秀的传统之一。不管是农业文明还是工业文明，没有勤劳，没有节约，早晚要被淘汰。中国人的勤劳没有错，辛勤耕耘并获得丰厚回报，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那些陶醉于悠闲，以休闲为生活主要内容的人，实际上是把自己的享受和休闲建立在别人的辛劳之上。在等级制度中，有人休闲，有人辛苦。休闲者心安理得，辛苦者并不心甘情愿。在人人平等的前提下，勤劳者胜出，懒惰者被淘汰，是必然的结果。
三、中国的工业和科技曾长期领先世界
今天，全世界都知道七百多年前根据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狱中口述所写的《马可·波罗游记》是一份关于古代中国的记载，虽然其中有夸大的成分，但内容基本真实，而且，这本书还是欧洲人对古代中国富裕与繁荣最早的完整描述，当今世界，研究马可·波罗的著作也汗牛充栋。然而，《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出现后，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很多欧洲人都不相信书中的描写是真实的。美国作家彭慕兰等人在他们的著作《贸易打造的世界》中说：“马可·波罗死后不久，威尼斯的嘉年华会出现一位叫‘吹牛皮大王马可’（别人为马可·波罗取的绰号）的小丑，讲述荒诞离奇的故事娱乐大众；‘马可·波罗’成为意指谎言的英语谚语。”可见当时的欧洲人大多数还是井底之蛙，少见多怪，马可·波罗所描述的元代中国的富裕繁荣程度已超出当时欧洲人的想象范围，因此，夜郎自大的欧洲人只把马可·波罗对中国的描述当成是一种臆想的产物，当成吹牛皮的传奇故事。然而，那些描述的确只是当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二百多年后，哥伦布冒着巨大的风险向西航行，进入未知的大西洋深处，终于开启了欧洲大航海、大冒险时代。他随身就携带了一本《马可·波罗游记》，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哥伦布的批注。事实上，欧洲人对海洋的冒险，根本动机都是为了寻找富裕繁荣的中国。
中国的繁荣富裕、灿烂文明不仅仅体现于农业的成果。如今不少中国人陶醉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成就，事实上，那是欧洲人对中国古代科技部分成果的肯定。中国古代科技领先于世界的成果很多，如今，相当多的中国人已经缺乏一种自信，面对自己的灿烂文明不敢骄傲地说出来，只有等到西方人点头的时候，才借西方人的嘴展现一下受表扬的喜悦。这种战战兢兢、期待西方表扬的心情，同样体现在某些中国人对于英国学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皇皇巨著的态度上。我们对于中国人创造的无数成就，不敢自豪、不敢肯定，要看西方的眼色才能决定我们对待自己的态度。甚至当西方人不得不客观肯定古代中国的贡献时，一部分中国人还不相信，还要反对，说那是个别西方学者的无知。这种精神上自我矮化的现象，不仅体现于某些人对李约瑟的批评上，同样体现于对前文所提及的麦迪森数据的质疑上。在当今中国舆论圈，不乏指责李约瑟是“骗子”、不学无术的声音；对于安格斯·麦迪森所统计的清朝时期中国超过西方的数字，某些中国人也认为不可信、没有得到世界公认，等等。在当今某些中国人看来，中国怎么可能像个别西方人说的那么好？“中国从来都落后于西方”的结论怎么可以推翻？于是我们发现，相信或怀疑一个真实而伟大的中国，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见识是否广博、深入。然而，马可·波罗之后七百多年来，当初的井底之蛙是欧洲人，如今居然是中国人自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关于中国古代科技的领先，我们不用一项项地重复李约瑟的结论，这里只单说钢铁产量这一项。上世纪50年代大跃进期间，中国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钢铁产量是这一雄心壮志的具体目标之一。但当今中国有多少人知道，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钢铁产量就远远超过欧洲以及全世界所有其他地区？只不过，汉朝时期欧洲还很落后，我们甚至找不到那一时期欧洲的相关文字记录，因此，关于钢铁产量的比较，人们只能退而求其次，根据欧洲有记录的年份，最早勉强推到宋朝时期。美国学者彭慕兰在书中写道：“哈特韦尔估计，1080年前后中国的铁产量可能超过了1700年欧洲除俄国以外地区的总产量……中国的冶铁工人似乎已经掌握了焦炭（提纯的煤炭）的生产和使用知识，而这是其他地方此后几个世纪都没有发现的。”彭慕兰的这段文字中用了“似乎”二字，实际上，这个结论不是“似乎”，而是“确实”。英国作家约翰·霍布森写道：
中国在公元806年生产了1.35万吨的铁，到1064年时生产了约9.04万吨，1078年差不多有12.5万吨。有两个对比是非常明显的：第一，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大概到1700年时才大量生产铁，甚至直到1788年时，英国的铁产量仅有7.6万吨。第二，1080年时，宋朝四川铁的价格比率（按铁与稻米的价格比来计算）是177∶100，陕西是135∶100，这说明铁的价格非常低……直到1700年时，英国才达到了类似160∶100的价格比率。
“事实上，中国人似乎……直接生产了铸铁，而没有像欧洲国家那样，经过长时间的锻造的中间冶炼阶段”……中国人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在生产钢（从铸铁发展而来），而欧洲只是到了近代时期才生产了钢。尤为重要的是，在公元5世纪时，中国的钢是通过一种将熟铁和铸铁混合在一起的“熔炼过程”而生产出来的……另一个显著的创新是11世纪时用焦炭取代了木炭（因为木材的供应不足），这非常有意义，因为欧洲中心论坚持认为，这是由几个世纪后的英国人首先实现的。
约翰·霍布森是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教授，他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中，关于中国宋朝钢铁产量的研究主要是引用另一位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因而展开不多。在钢铁技术的发展过程中，铸铁之所以重要，关键在于炼铁的炉温。古代世界各地都有一种炼铁技术叫“块炼法”，即铁矿石在较低的温度下成固体还原，所得之铁称为海绵铁。而铸铁则需要在高温下将铁矿石变成液态铁，因此炉温高低是其中的关键技术之一。中国很早就掌握了提高炉温的技术，而欧洲掌握熔炼液态铁的技术比中国要晚一千年。液态铁使得大批量的铁器铸造成为可能。中国古代农业之所以发达，与大批量铸造铁器农具有关，而且铸造铁器农具的价格也很便宜。中国古人在提高炉温技术方面的核心之一是焦炭，此外还有高炉，现在成为全世界钢铁冶炼中普遍采用的技术。
此外，中国古代提高炉温的另一项重要技术是风箱，这项技术看似不重要，但是，它对欧洲工业革命有着非常大的启发作用。中国在宋朝出现了火药，随后出现了火铳之类的武器，成为枪的最初原型，宋元时期又出现了火炮。从技术原理上说，引领英国工业革命的蒸汽机，就是风箱技术、火炮技术的结合。炮膛与炮弹的关系在原理上同气缸与活塞的关系一样；参照风箱原理，则是把射出去的炮弹变成往复运动。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中国古代人千百年来的领先世界的技术积累，欧洲能否产生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革命还是一个疑问。英国的工业革命实际上只是站在中国这一科技巨人的肩膀上才获得的成就。
虽然我们说古代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但是，古代中国长期以来也是制造业大国。美国作家保罗·肯尼迪在其《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引用了几组数据，就制造业来说，1750年时，中国的制造业占全世界制造业的份额为32.8%，而同时期全欧洲的制造业只占23.2%，英国只占1.9%；1800年时，中国制造业占全世界制造业的份额为33.3%，欧洲为28.1%，仍低于中国，其中英国只占4.3%，美国则占0.8%；到1830年，中国的制造业份额为29.8%，欧洲为34.2%，超过了中国，英国占9.5%，美国占2.4%；到1900年，中国制造业占世界制造业的份额剧降到6.2%，欧洲增加到62%，英国为18.5%，美国为23.6%。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业的落后几乎完全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发生的。至于工业革命为何在英国而不是在中国出现，欧洲为何迅速超过中国，这是另一个话题，此处不再展开。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鸦片战争之后，经过一百多年，当今中国重新成为钢铁产量世界第一，重新回到世界制造大国的位置，这并不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只不过是一场比赛中，中国再次拿回了昔日的冠军奖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这一侧面也让全世界，尤其是中国人自己看到了具体的实例。然而，仅仅这个已经发生的实例是不够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有其他将要发生的一系列实例。
常常有人说中国古代没有市场经济，中国人不懂自由经济。这是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得出的完全错误的结论。仅以货币来说，在经历了贝壳之类的实物货币阶段之后，中国很早就出现了金属货币。与西方不同的是，西方长期使用金银等贵金属货币，而中国除此之外还长期使用以铜为主的贱金属货币。两者的区别何在？贵金属货币只适合大宗交易，小商品交易很不方便。即便如此，大宗商品的长距离贸易，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欧洲也远不如中国。中国古代的贱金属货币非常适合诸如一只大饼、一双鞋、一碗酒这样的小商品经济。因此，仅从长期使用贱金属货币这一点就能得出结论，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比西方发达得多、充分得多、自由得多。贱金属比贵金属的数量要多得多，它是现代经济关于货币量理论的早期实践。即便如此，中国历史上，以铜为主的贱金属货币还经常出现货币量不足的现象，从而在某个阶段出现了铁币。货币量不足完全是因为社会财富增长迅速造成的，由此产生的一个结果是，中国历史上某些时候严禁铜的出口。这一控制货币量的方式，被当今某些人错误地解读为“闭关锁国”，实为大谬。
由于连贱金属都产生货币量不足，难以满足社会财富快速增长的需要，中国早在宋朝便出现了世界最早的纸币，并且在历史上使用了很长时间。纸币就是当今世界流行的信用货币，它的使用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而这个历史潮流就是从中国的宋朝开始的。当然，我们必须说，在宋朝和元朝乃至明朝初期，信用货币的大量使用也确实带来了一些问题，一方面是发行信用货币者的责任问题，另一方面是信用货币的技术性问题，那时候的中国人在这两个问题上没有解决得很好。因此，由于欧洲人没有合适的商品与中国交易，而不得不以大量白银与中国交易，白银从美洲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以后，明朝时期的中国又退回到使用金属货币的银本位制度。但是，即便在银本位制度下，晋商设立的各种票号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实物货币与信用货币的一种混合状态。后来美国的金本位货币与山西票号的货币理念是一样的。而美国最终放弃金本位，完全进入信用货币时代的时间并不长，世界由此完全进入信用货币时代（包括电子货币），金银本位货币只能存在于历史记忆中。这个历史潮流的发端，就源自中国的宋朝。
当今世界，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体系，在信用货币的使用上依然呈现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致使全世界都不断要求对金融体系实行改革。对此，我们可以说，虽然信用货币的形态、历史背景已完全不同，但是，信用货币的理念从古至今具有相当大的一致性。对于中国来说，将近千年的实物货币、信用货币交替使用的阶段，有多少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中国在货币问题上的那些历史教训，对于当今世界有何意义？迄今为止，我很少看到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下功夫，做真正的学术研究。更多的人都在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下，把中国历史上的金融实践当成幼稚的游戏，把西方的金融制度当成高明的商业原则，从而使中国人失去了在这个问题上填补世界学术空白的大好机会。
货币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自由贸易极为发达。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为何近几十年来，中国商人能够在全世界攻城略地。它实际上就得益于中国历史上高度发达的商业传统。亚当·斯密形成他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时，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的经济活动可以为他的理论提供充足的事实证明，这就是中国。美国学者彭慕兰说：“18世纪的中国（或许还有日本）比西欧实际上更接近于一种类似于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市场经济。”
中国历史上的朝贡制度经常被人用来当作中国人不懂得市场经济的证明，认为那只是中国人好面子，爱虚荣，不讲实际效果、经济利益的愚蠢表现。对此，我们不展开论述，只引用一段西方学者的话做一个画龙点睛的总结。彭慕兰等人指出：“朝贡制度的作用，和现代世界贸易组织乃至联合国所起到的作用差不多……朝贡制度之所以能发挥这些作用，在于它发挥了今天由时尚设计师、一流学府、国际媒体所发挥的某些作用。”我认为，对于中西方历史上一系列看似已有定论的观点重新理解、重新解释、重新定位，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
四、美好的中国与美丽的中国人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一句空话，它有着强大的历史基础和真实依据。几千年来，中国创造了极其丰富的、令世界惊叹的物质文明，并在物质文明的沃土上培养出高度的精神文明。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可以有多重解读，其中之一是：在经济落后、物质文明缺乏的地方，很难产生优秀的精神文明成果。反过来，精神文明的发达，也使这一文明体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具有深厚的精神价值或精神含义。人类历史上的不同阶段，在不同地方多次出现过这样的文明体。然而，除中国之外，其他文明都断裂了，只有中国延续了下来。因此，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长期在各方面领先于世界，并且从物质和精神等多方面，对全人类的文明发展和历史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很多贡献至今都在影响着世界，甚至成为当今世界人类文明的基本规则。
中国人的勤劳举世无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原因之一就是激发和回馈了中国人勤劳这一优秀品质。现在有人说随着中国人力成本的提高，制造业可能向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也不绝对，关键在于劳动者的素质。劳动力成本不是制造业是否转移的唯一参照，是否勤劳肯干，是另一个难以替代的选项。而且，中国人还是最遵纪守法的。现在有些人说中国人缺乏法制观念，这个说法并不准确，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今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规是人们不熟悉的，因此，我们需要在新的社会形态下开展普法教育，让新的法律法规与中国人遵纪守法的传统心理、传统习惯实现对接。
站在贬低中国文化的立场，有些人批评说中国人有强烈的从众心理，习惯做听话的奴隶。但这些人同时还批评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只顾自己，没有凝聚力。事实上，这两个评价是互相矛盾的。如果我们站在相反的立场，从肯定的角度出发，这两个评价就可以转换成中国人遵纪守法和追求自由。当然，不管从否定还是肯定的立场出发，两个结论似乎都是相矛盾的，但这正说明了中国人将深奥的辩证法运用到了生活之中，融化于血液之中。自由和约束是哲学家、思想家长期探讨的话题，但是，它们早已经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实现了“对立统一”的和谐。
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在中国文化中处处闪耀着光彩夺目的成果。例如孝道，它一方面是道德，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基本保障的一部分。今天人们说要减少政府职能，强调基层社会自治，而孝道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即便从社会基本保障的角度看，以孝道为核心的、由家庭和亲人提供的基本保障与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结合在一起，不正可以使每一个人的基本保障获得更充分的体现吗？对个人来说，孝道一方面是付出，另一方面也是收获。因为每一个人既需要孝敬老人，老了也需要被别人孝敬。如果说希望别人孝敬自己是一种自私，那么先孝敬别人就是一种无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其最成功之处就是利用家庭、血缘这一天生的感情纽带，将自私与无私结合在一起，形成和谐统一。并且以家庭为核心，从亲人到朋友再到陌生人，呈同心圆般扩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等等，正是这种和谐统一在全社会的呈现。它不主张消灭自私，而是利用亲情，将自私转化成无私，将利己转化为付出，从而达到和谐。
在国家层面，这种辩证统一同样清晰地存在。例如，中国各地有无数种方言，作为一个中国人，很多方言未必能听懂。但是，中国具有统一的文字，使得说不同方言的人，在同一种文字所形成的文化氛围中实现无障碍地沟通。这种多样化与标准化和谐共存的现象，千百年来，只有在中国实现了，或者说，只有中国处理得最好。相反，在欧洲，各种语言其实区别不大，类似于中国各地的方言，却因为注音文字形成了不同的语言，在多样化上过头，使得统一化被大大削弱。此外，中国人勤劳与节约的优秀传统共存，也是对立统一的和谐，勤劳是尽可能多地创造财富，节约是尽可能有效地利用财富，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实践辩证法的大师。中国人不像受一神论严重影响的西方人，在二元对立中只做单项取舍，中国人不是只选“矛”或“盾”，而是不偏不倚，让“矛盾”在统一体中实现和谐。中国传统文化使得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以智慧的方式处理各种矛盾，成为生活的艺术大师。
但这并不能说中国人圆滑，中国人在关键问题上会绝不妥协地坚持原则。例如，美国这个西方新兴国家由于脱离了欧洲而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宪政制度，而政教分离恰恰是中国的悠久传统，很久以后才被欧洲人发现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宪政原则，才加以借鉴。再如，当今世界几乎都奉行文官治国、文官治军的原则，军人干政或军人执政虽然难以彻底避免，但普遍受到排斥，这一原则同样来自中国。当今世界提倡法治，事实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概念及其最早的社会实践就是中国的秦朝，“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历时两千多年，依然音犹在耳。中国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早的、最完善的法治国家，其严格苛刻的法制，甚至可以制约拥有绝对权力的皇帝。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思想学术流派，叫作法家，它并不是浪得虚名，而是在每一个问题上实实在在地推行严格的法制。只不过，中国古人在深入的法治实践后早已发现，单靠法治并不能有效治理国家，因而中国很早就实行道德与法治并重，所谓“儒表法里”就是这种政治理念的体现。今天很多人在崇洋媚外的影响下，接受了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倒退回商鞅、韩非的历史阶段，迷信单纯法治，把道德与法治并用的更高政治境界，错误地描绘成是人治。言必称希腊的结果，就是鼠目寸光、不求甚解，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中国数千年来始终都存在民本、民生的思想理论和实践，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推行“以人为本”的国家，民以食为天、人命关天等俗语在中国早就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国家政策的基础。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历史悠久的民主传统，只不过与西方近代产生的民主制度形式不同而已。中国古代的官员，也就是社会管理层，最早提出和实践了“天下为公”的理念。常平仓制度在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后来被美国采纳，如今称为“国家粮食储备制度”，并成为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之一。至于政府救灾、以医疗广施仁政、基层社会自治、鼓励社会互助和民间慈善等现代国家的种种特征，都是源于中国。
虽然中国历史上有过“焚书坑儒”、文字狱等因言获罪的事例，但中国数千年来，还有另一种与之相反的传统同样强大地存在。董狐直笔，孔子赞其为“古之良吏”，这个故事是说晋国史官董狐记载了“赵盾弑其君”的文字，虽然赵盾有点冤枉，辩解说杀害晋灵公的人是他的族弟赵穿，要求董狐改写，但董狐坚持认为赵盾要负主要责任，依然将其定位于“弑君”。差不多同一时期，齐国大臣崔杼主使杀害了齐庄公，另立齐景公，齐国太史如实记载“崔杼弑庄公”。崔杼大怒，杀了太史。太史的两个弟弟太史仲、太史叔依然如实记载，又被崔杼杀死。崔杼对太史的第三个弟弟太史季说：你的三个哥哥都死了，你不怕死吗？你还是按我的意思，把庄公写成因病而死吧。太史季回答说：据事直书，是史官的职责，放弃职责，不如去死。崔杼无奈，杀了三个史官依然无法改变第四个史官，只好放太史季回家。这个故事还有一个“花絮”。齐国当时另有一位南史公，听说太史家几位兄弟都被杀，估计太史季也会被杀，因此，南史公“持简以往”。“简”就是当时的书写工具，南史公准备冒着死亡的危险，继续将“崔杼弑君”写入历史。路上遇到被放出来的太史季，得知真相已写入历史，便折返回家。如此不畏生死，前仆后继，只为记录一个历史的真相，早已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典范。宋代文天祥在《正气歌》中写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种坚持真理、不畏强权的精神在文天祥身上得到高度升华。
史官秉笔直书是中国言论自由的传统，对于帝王将相等权势人物，“不虚美，不隐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贯立场。因此，身处汉朝的司马迁不隐藏失败者项羽光彩照人的一面，不回避汉代开国皇帝刘邦的市井面目。若包括夏、商、周，中国历史上共有800多位帝王，若自秦始皇算起，中国共有400多位皇帝。有人说这就是中国历来实行独裁制度的证明，但事实上，历代皇帝在言论面前，在青史面前，都有忌惮和畏惧。中国历史上的官方历史记录，必须详细记载皇帝的一言一行。伟大的唐太宗李世民因为杀害了兄弟而登上皇位，他想要看史官的记录都不被允许。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李世民的这个故事，目的就是告诉宋代的皇帝，“斧声烛影”之谜指向宋太宗也涉嫌杀害了宋太祖赵匡胤，而皇帝干扰史书记载的现象是不被允许的。
赵匡胤祖宗家法中“不杀言事大臣”的硬性规定，就是当今世界推崇的言论自由。在同一历史时期，欧洲还在广泛推行思想罪、言论罪以及宗教裁判所制度。虽然人们常说中国古代的皇帝都独裁专制，但这并不都是真相。中国史书中大量记载着皇帝的不良行为，甚至是丑陋行为。如果皇帝独裁专制、钳制舆论，这些记载何以长久地留存下来？秦始皇建立了巨大的历史功勋，但“焚书坑儒”一项，被中国人骂了两千年，这在世界历史上极为罕见。这一现象就是中国古代长期追求言论自由、奉行言论自由的体现。比较而言，欧洲历史上因缺乏像中国一样的史学传统，甚至因为缺乏纸张这样的记录工具，识字率极低，有书写能力的人凤毛麟角，大量历史消失在尘埃中，反倒鲜有对帝王权贵劣迹的记载。这恰如一个有文化的人，每天写日记，反省自己的错误；而另一个没文化的人，根本无法记日记。结果，有文化者的日记倒成了他的罪证，没文化者的空白历史，倒成了他的光荣。这种荒唐已严重歪曲了历史。
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作用无论如何都不能低估。它使得文化传播因成本低廉、使用方便而得以普遍。从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开始，中国在全世界最早推行了教育普及，到了宋朝，普及教育已深入到每一个乡村。从《千字文》《三字经》这类蒙童读物就能看到，中国在一千多年前就开始对儿童实行启蒙普及教育，这一切都得益于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这两项发明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绝不亚于当今西方社会发明的计算机。而造纸技术和印刷术传到欧洲，不过是几百年前的事情。当然，就印刷技术而言，尤其是活字印刷，中国与西方的接受程度很不相同。虽然活字印刷最早出现于中国，但是中国文字是象形字，活字印刷需要制作数量庞大的字模，因此，活字印刷的推广在中国不很快。相反，西方使用的是注音文字，对于西方文字，例如英语，活字印刷只需要26个字母的字模，其他都是大批量复制而已。因此，活字印刷术传到西方后，推广速度的确比中国快。
古代中国人精彩迭出地创造一个个具体文明成果时，西方还处于蒙昧时期。欧洲中世纪时，《圣经》是很多西方民族最主要的文化载体。欧洲教会曾经把《圣经》中上帝“创世”的准确时间写在每一本《圣经》上。直到他们发现了中国，才知道自己的孤陋寡闻，才知道自己错得多么离谱，因为，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经超过了当时欧洲教会自以为了不起的上帝“创世”的时间。正是中国古人不经意的历史记载，改正了西方对于自然历史、对于人类起源、对于文明发展的一个最严重的错误。如果我们理解宗教对当时的欧洲无所不在的影响有多么巨大，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正是中国高度发展的历史文明，证明了西方的蒙昧；正是中国和东方，使得西方开始摆脱蒙昧而走向文明。尽管有些西方人今天不愿承认这一点，但它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需要在思想观念领域改变“中国从来落后，西方从来先进”的错误认识。因此，我在这里集中引用一下几位西方学者的论述。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指出，“在1500-1800年间，欧洲只是在追赶东方。欧洲……拥有‘经济落后的优势’”；“英国自觉地获得和吸收了中国的技术……英国和其他的‘后发国家’或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一样，享受了‘落后的好处’……正像许多西方人喜欢描述……的日本人那样，英国人可以被描绘成：他们有着很强的模仿能力，擅长仿制、吸收和改进外来思想”；“不是中国宋代的‘成就’和英国一样，而是英国的‘成就’和中国的一样”；“魁奈对中国政治经济思想的继承……最重要的就是‘无为’思想译成法语就是‘自由放任’……在魁奈之后，尼古拉斯·盖布里埃尔·克利克在其《圣哲孔子》（1765）一书中明确主张，如果欧洲人想取得重大的经济进步，就得仿效中国……正如巴兹尔·盖伊所指出的：‘法律和立法者都必须承认自然秩序的法则，只有这样才能符合中国的无为（自由主义）观念……’”；“到15世纪末，中国出版的书籍可能比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多”；“在西方文艺复兴的背后，屹立着东方”。
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指出，“欧洲从亚洲的背上往上爬，然后暂时站到了亚洲的肩膀上”；“莱布尼茨给路易十四写信：……‘有识之士已经指出，世界任何地方的商业繁荣都比不上中国。’”“欧洲对亚洲的这种仰望直到19世纪欧洲开始工业革命和推行殖民主义之后才发生变化”；“整个世界的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都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只是到了19世纪，欧洲人才根据新的欧洲中心论观念名副其实地‘改写’了这一历史。正如布罗代尔指出的，欧洲出现了历史学家，然后充分利用他们对各自利益的追求，不是让他们追求准确或客观的历史”。即使是英国，在发动鸦片战争前半个世纪，对中国还是很恭敬。1792年，马戛尔尼接受任命出访清朝，临行前，英国内政大臣亨利·邓达斯给马戛尔尼的训令中有这样的内容：“设法与一国人民，或许是地球上最杰出的一国人民，建立自由来往的关系。”
从过去到现在，赞美中国的西方学者和言论很多，这里不必更多引用。只是近两百年来，在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下，这些对中国的客观评价和赞美被淹没了、被忽视了。本来，中国人对于自身历史、自身文化的客观理解和赞美，无须借助外人之口。但是，近两百年来，伴随着西方中心论的出现，在中国出现了文化种族主义，即在崇洋媚外的大前提下，拔高西方、贬低中国。因此，我在这里也不得不利用某些中国人崇洋媚外的强大心理，引述外国人的观点来对付崇洋媚外者，这也是两千多年前韩非子所说“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做法，目的是让更多的中国人建立真正的自信，而这种文化自信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不可少的根基。
五、清除文化种族主义
关于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还可以描述很多，但这不是本书的目的。在这里提纲挈领地罗列中国历史上的光荣与骄傲，只想证明一点，习总书记所说“在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句话是完全正确的。中国的确长期在各个方面领先于世界，并成为古往今来很多国家模仿的对象。中国古人有无数创造发明，产生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其中许多至今还对世界发挥巨大影响，并且还将长远地影响下去。当然，我们叙述这些昔日荣光，并不是想沉湎于过去，而是要强调它对今天的现实意义。
当我们提出要实现“中国梦”，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我们没有对自身历史的清晰认识，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和灿烂，如果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像某些人错误描述的那样，都是一团漆黑，都要全部否定，认为连中国人的性格深处都有难以改变、丑陋的劣根性，试问，我们凭什么还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还有什么值得复兴？
因此，要实现“中国梦”，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首先要批判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虽然中国的历史进程并不十全十美，虽然我们也需要向别人学习，吸收和接纳各种先进文明的成果，但是，吸收和接纳的对象理所当然地也应该包括中国自身的历史贡献。这并不是打肿脸充胖子的虚妄自信，而是对自己实事求是的认识。如同中国实践了几千年的史学传统，对于中国的历史“不虚美，不隐恶”，该肯定的就要肯定，该批判的也该总结吸取教训，如此，才能让今天的中国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充满自信。敢于批评自己，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是自信的表现。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这就是自信。它不是低声下气，也不是阿谀谄媚，而是保持自己的尊严，在平等的基础上，以我为主地看待自己和别人的优缺点。
近代以来，中国被西方用武力打败，由此引发中国社会长达一百多年的反思。在这一百多年中，中国的复兴与反思始终在同时进行，反抗压迫与民族救亡成为首要目标，这一方面使得反思不够系统和深入，另一方面也使得东西方的比较研究显得急功近利和表面化。尤其是在这种反思中出现了一种严重的简单化倾向，即彻底否定中国的一切，认为中国只有像西方一样才能重新崛起，才能被西方文明接纳。仿佛中国以往的一切都是落后的，都是野蛮的，不是文明；仿佛是中国以往的一切造成了近代的落后挨打。这种反思虽然有壮士断腕的勇气，但痛定思痛的结果却并不符合事实，反而有严重的矫枉过正的倾向，使得今天的中国人一方面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另一方面也不能正确认识西方社会。
种族主义是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在某个阶段产生的重要思想和实践，至今依然没有彻底清除。它的核心是将世界上不同人种分成高贵与低贱的，西方白种人被认为是最优秀的人种，其他人种从生理上就处于落后、低下的位置，由此得出结论说，全人类应该由西方白种人来统治，甚至要从肉体上消灭世界上的其他劣等人种。用武力消除所谓“劣等人种”的种族主义是西方文化最大的罪恶之一，如今已经被全世界唾弃。主张肉体消灭的极端种族主义虽然现在已如过街老鼠，但是主张文化消灭的文化种族主义依然猖獗。
所谓“文化种族主义”就是把原先人种上的高贵、低贱转化为文化上的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虽然文化上的先进、落后的确存在，但是文化种族主义评价先进落后的唯一标准就是西方与非西方，认为非西方的文化都是没有价值的，或者相对价值较低的。只有西方文化才是先进文明的，才是全人类唯一的发展方向。于是，用西方文化的标准来衡量一切，便成为判断正确与错误的基本手段。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成为绝对真理，强行改变着世界上与之不同的任何事物。文化多元主义近年来的出现，某种程度上就是反对这种文化种族主义。然而，根深蒂固的文化种族主义并不那么容易被消除，它会在各种场合以各种方式显现出来。
种族主义是西方白人为了证明自己比其他人种高贵而推广的理论，对于非西方民族来说，如果接受这一理论，就是承认西方白人比自己高贵，承认自己人种落后。就人种上的“逆向种族主义”来说，由于人种的基因很难改造，因此，世世代代的落后就是必然的，世世代代接受西方白人的统治也是必然的。有一种方式是借助通婚变成混血，对自己的人种稍加改变，成为在西方白人和自身人种之间一个次优的新人种。这种方式曾在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地较多出现，因而，如今拉美地区混血儿较多。而在美国奴隶制时期，白人与黑人生下的混血孩子依然是奴隶。也就是说，当初美国的种族主义比西班牙、葡萄牙更为严重，至今它依然是美国社会的一个敏感点。
除了人种上的逆向种族主义，还有文化上的逆向种族主义。文化种族主义和文化逆向种族主义的差别在于，前者是西方主张的、向外传播的；后者是非西方自愿接受和承认的，被成功洗脑的。它的表现有很多。例如，凡是西方的都是好的，西方即便有不好的，也是局部的、临时的；凡是非西方的都是落后的，非西方的文化即便有好的，也是局部的、偶然的。相反，凡是非西方的，例如中国的，只要有坏的，一定是整体的、根本的、不可救药的，是制度缺陷，或者是文化传统的劣根性。其结果必定导致各方面的崇洋媚外，从学术理论到言谈举止，从服饰到酒席菜肴，从家庭摆设到日常消费，从社会风俗到国家关系，等等，西方的一切成为非西方的是非标准。由此，西方在文化上便始终处于绝对正确、高高在上的傲慢地位；非西方国家只要与西方理论不符，只要做得与西方不一样，就是错的，就是没前途的，就是大逆不道的。
我们一时还难以改变西方主导的文化种族主义，但是，我们应该有能力改变自身的文化逆向种族主义，而且应该从现在起，立即着手改变。否则，中国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失去精神基础。当我们说要有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时，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必须扫除文化逆向种族主义。只有尽快地扫除它，我们才能更加清晰地看到中国人几千年来对人类的贡献究竟有多么伟大，才能更加准确地体会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光荣和骄傲，对正在面临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才能获得充分的精神力量，才能使我们对实现“中国梦”有强大的自信。
近代以来，中国遭受了巨大的屈辱，爱之深，恨之切，为了民族振兴，为了重现昔日的光荣，一些人在言行上采取了过激的方式。对于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激愤，我们可以理解。因为，那个时候的很多中国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对于中国自身的历史价值以及西方文明的本质理解得并不透彻，看得并不清楚。即便是西方人自己，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实践，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金融危机之后，对他们的文化价值、文明理念，也已经不像当初那么自信满满，而是出现各种怀疑，面对众多困局，苦苦寻求解决之道而不得。对于中国来说，今天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矫枉过正并不总是正确，历史并不是直线式的上升。在经历了历史的曲折起伏后，在当今中国国力迅速提升的时候，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展现出一百多年来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的时候，在当前以及下一步应该如何发展面临众说纷纭局面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实事求是、坚定信心，不人云亦云、不妄自菲薄。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重新肯定中国五千年来对人类的巨大贡献，重新面对我们创造了无数辉煌成就、光荣业绩的祖先，是当今中国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它将大大增强我们在实现这一历史使命时的自信，使我们能够沐浴祖先的光荣，做无愧于我们伟大祖先的光荣后代。我们既为祖先而骄傲，也将为我们自己而骄傲。我们的后代也将为此而自豪。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刻，我要坚定而自豪地说：“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无上光荣，无比骄傲！我为自己是这个伟大民族中的一员而由衷地感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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