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阐述“中国梦”时，提到中国人民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百七十多年的持续奋斗。这个时间段超出了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历史，但它们并不矛盾，而是包含了更深的含义。恰如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写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毛泽东题写的这段碑文，也提到1840年，也超出了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但这正是更宏大的历史观。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的延续与继承，中国共产党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仁不让的承担者。所以，在追求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所有过去的失败都是今天应借鉴的经验教训，所有的成功都是整体未来的铺垫。
一、西方为何能崛起？
中国近代的屈辱始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时，这一屈辱达到顶点，清王朝也因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此后，中国人的屈辱一直没有改变，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中国人所面临的已经不再仅仅是屈辱，而是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南北朝时期曾经有人发出“神州陆沉”的哀呼，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忠烈之士为南宋殉葬后，也有人说“崖山之后，再无中国”。然而，这些论断都没有成真，中国不死，中国不亡。中国或者说中国的文明与文化，在经过巨大的历史变迁之后，依然顽强地存在，并不断发扬光大。因此，当日本试图灭亡中国时，无数中国人迸发出令人震撼的爱国热情，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地筑起血肉长城。经历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抗争，终于在一百多年的近代史上，第一次彻底打败了野蛮的侵略者，牢固捍卫了中华民族无比高贵的尊严。
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没有彻底解决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问题。这一问题甚至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经出现。明朝宣德八年（1433），郑和率领61艘海船、27000多人的舰队，在第七次下西洋的航海途中，在印度西海岸的古里去世。郑和下西洋的豪迈壮举也由此成为广陵绝响。此后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来自欧洲的葡萄牙人，从阿拉伯到印度再到马六甲，一路烧杀掳掠，最终出现在中国的海岸线。从此以后，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问题，成为世界近代史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达·伽马、哥伦布分别为葡萄牙和西班牙开辟了印度洋、大西洋航线，成为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在此后三百多年的时间里，西方人对待中国，不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基本上还算克制，没有太严重的挑衅行为。利玛窦与徐光启的关系成为一个缩影。他们互相学习对方的文化，介绍自己的文化。徐光启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学重要著作《几何原本》，利玛窦等传教士则向西方介绍中国的经典。伽利略设计了自己的天文望远镜后约二十年，徐光启便建议在中国制造天文望远镜。差不多同时，开普勒的天文学著作在欧洲刚出版便寄了一本到中国，通过传教士转交给徐光启，希望听到这位中国学者、中国科学家的评价。这一时间离葡萄牙人最初来到中国海岸线，已经过去了约一百年。
18世纪初，鉴于欧洲天主教对中国文化的歧视以及中国一贯奉行的政教分离传统，康熙皇帝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前文说过，当时的中国在很多方面尤其在经济实力上远胜于欧洲，因此，康熙皇帝本着维护文化传统的精神，拒绝梵蒂冈禁止中国的天主教徒祭祖祭孔的无礼要求是完全正确的，梵蒂冈对此也无可奈何。而即便如此，康熙依然允许耶稣会传教士留在清朝宫廷任职，传播与宗教无关的西方科技与文化。康熙的这一决定导致的一个后果是，当时能够留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主要是知识文化水平较高的耶稣会士。由于康熙对他们并没有恶意，他们得以在清朝宫廷里自由地传播西方文化，耶稣会士几乎成为当时中国境内唯一合法的西方宗教团体。另一个不太被人注意的细节是，耶稣会传教士主要是由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由于这层关系，法国成为当时欧洲接受中国文化最集中的国家，从而形成以法国为中心、刮遍欧洲的“中国热”，对伏尔泰、魁奈等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产生深刻的影响。
长达百年的“中国热”对欧洲的启蒙运动乃至对西方的崛起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本书对此不展开深入讨论，只从一个侧面以窥全豹。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以后，欧洲人自己开始讨论西方崛起的原因，大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欧洲中心论，这一派观点认为，西方的崛起完全是由于内生的动力，是西方文明长期自身积累的结果，因此，西方的崛起源自它们自身的文化优越、制度优越等。另一派观点认为，西方近代崛起不是内生的原因，而是外来因素促成的，这些外来因素是以中国为主的东方文化。由于历史的原因，伴随西方在全世界的攻城略地，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而近年来，反对这一流行观点的西方学者越来越多。英国学者杰克·古迪甚至将西方的崛起称为“偷窃历史”，他说：“事实上，正是东方帮助复兴了西方，不仅在商业上，艺术和科学上也是如此。”
本书前文提到的几位西方学者，大致是当今世界后一种观点的主要学术代表。其中，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明确地说道：“严格地说，欧洲人先是买了亚洲列车上的一个座位，然后买了一节车厢。名副其实贫穷可怜的欧洲人怎么能买得起亚洲经济列车上哪怕是三等车厢的车票呢？欧洲人想法找到了钱，或者是偷窃，或者是勒索，或者是挣到了钱。”那么，欧洲是如何找到钱，搭上亚洲的列车的呢？
首先是暴力。欧洲崛起的过程可谓恶贯满盈、杀人累累。达·伽马到达印度洋，根本不是为公平做生意，而是海盗抢劫。他曾经捕获一艘阿拉伯商船，烧死了船上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几百名乘客，目的只是炫耀武力，打击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的反抗。此后，达·伽马被任命为印度总督，在印度实行武力征服和掠夺财富，印度当地人称他为“武力之上的调停者”。约翰·霍布森认为，所谓航海大发现，其实就是中世纪长达两百年的十字军东征的延续。梵蒂冈教皇颁布给葡萄牙国王的敕令写道：“教皇授权葡萄牙国王攻击、征服和镇压……掳其财产，占其领土，将其子民永世贬为奴隶。”
“教皇子午线”是梵蒂冈给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全球划分的势力范围，开了西方国家瓜分世界的先河。现在的巴西当时属于葡萄牙。为了获得廉价劳动力，葡萄牙人除了开欧洲人贩卖非洲奴隶的先河外，还在巴西成立了很多武装的“奴隶捕猎队”，少则十人，多则千人，目的是深入美洲腹地，捕捉印第安人卖为奴隶。这样的“捕猎队”在巴西存在了两百多年，共捕猎印第安人300多万，这还不包括被他们杀害的那些反抗的印第安人。当然，在欧洲人后来的历史记载中，“奴隶捕猎队”的名字已很少能见到，大都改为“探险队”。西方人的历史记载说，这些“探险队”在巴西、在南美洲腹地发现了包括黄金、钻石在内的很多矿藏，以及很多自然资源，而不提他们捕猎奴隶的真实历史。
西班牙人到达美洲后，其种族灭绝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哥伦布最早到达的美洲地点是今天的加勒比海地区，哥伦布建立的第一个殖民点在今天的海地。当时海地所在的岛上大约居住着100万印第安人。西班牙人来到这里五十年后，岛上的印第安人只剩下约500人。其中大部分被杀，一部分被奴役致死，还有一部分逃离了该岛。例如，反抗西班牙殖民者最激烈的一个印第安酋长名叫阿图依，面对西班牙人的先进武器，阿图依因损失惨重，带领部分幸存者逃离海地，来到今天的古巴。西班牙人追杀到古巴，阿图依被俘。处死阿图依时，西班牙神父劝阿图依皈依上帝，说死了以后可以上天堂。阿图依临刑前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有西班牙人的天堂，我不去！”西班牙殖民者打着宗教的旗号在美洲多次实施大规模的屠杀和抢劫。那时的印第安人还没有铁器，因此，说西班牙人对“手无寸铁”的印第安人实行种族灭绝，是一个准确的描述。对于美洲土著印第安人，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写道：“16世纪欧洲人入侵直接导致的死亡人数应在5000万至1亿之间。因此，尽管印第安人在1492年占世界总人口的13%，但到1600年时，已经锐减至1%多一点。”
由于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海地的印第安人几乎灭绝，黑奴贸易还来不及填补劳动力空缺，一段时期内，海地成为人烟稀少的空岛。前几年，美国好莱坞拍摄了系列电影《加勒比海盗》，这个电影的历史背景就是西班牙人杀光了岛上的印第安人后，这个“无人岛”成为欧洲海盗的天堂。海盗队伍中有法国人、英国人、荷兰人等。由于梵蒂冈制定“教皇子午线”把东半球划分给葡萄牙（后又包含巴西），西半球划分给西班牙，意图让地球被两个最早的航海帝国瓜分，因此，后来崛起的荷兰、法国、英国等便以海盗方式对待葡西两国。例如在中国的澳门，葡萄牙人曾数次打退荷兰人的进攻，致使荷兰人只能暂时占据台湾。在加勒比海以及大西洋航线上，荷法英则以西班牙船只为劫掠对象。最终海地成为法国的殖民地，海地岛的其余部分依然是西班牙殖民地，今天叫作多米尼加。当初在加勒比海地区猖獗的那些海盗，后来成为英法等后崛起国家的皇家海军。美国学者彭慕兰写道：
1550年至1630年间，英格兰走出了非常关键的几步……创立了著名的东印度公司（常被视为世界上第一个跨国公司）……总共投资约1300万英镑……其中最大一笔投资（超过1/3），是投入到海上劫掠事业，这一事业受到政府的特许和规范。……有位史学家估算，从1585年至1603年，投资英国海盗的收益，平均为装备海盗船成本的60%。
中国学者汪熙指出：“抢劫的赃物是按一定的比例由伊丽莎白女王与海盗们共同瓜分的。据估计，在伊丽莎白时代，英国通过海盗的劫掠而获得的赃物达1200万英镑。到17世纪末年，全年英国国民收入也不过才4300万英镑。”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指出，“在1688年至1815年这一重要时期，英国至少有52%的时间是处于战争状态”。英国“1715年至1815年之间的国防费用几乎是1850年至1913年期间的300%，甚至超过了1914年至1980年期间的费用总额（包括两次世界大战）……英国在整个工业化重要阶段的实际军事负担，远远超过了其他主要欧洲国家在各自工业化阶段的负担。总之，是英国，而非专制的俄国或独裁的德国，最符合‘军事工业化’”。也就是说，对欧洲崛起起到决定作用的，并非涂脂抹粉者所说的制度或文化，滥用暴力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霍布森指出，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平均关税税率长期为40%，比任何其他国家都高。他继而认为英国的崛起实际上就是保护主义、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结合。我认为，英国的保护主义之所以能行得通，关键就在于它的武力。
欧洲“找到钱”的第二种方式是剥削奴隶。西班牙人在美洲除了大肆屠杀印第安人外，还大量役使印第安奴隶。历史统计，因西班牙奴役而死的印第安人超过800万。在所有被奴役的印第安人中，成年印第安人的死亡率在70%以上。所以我们才能理解，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后来的法国、英国、美国等殖民者，为何要大量贩卖非洲黑奴，就是因为印第安人几乎灭绝了，奴隶不够了。西方国家贩卖非洲奴隶的数量在1200万至2000万之间，被强制劳动的黑奴，在“强制劳动集中营”里寿命不到七年。当今很多人在论述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时，总是强调要全盘学习西方的先进制度。这种观点如果不是无知，便是故意混淆黑白。西方所号称的制度文明、文化先进，在几百年的黑奴历史中有体现吗？如果中国要全盘学习西方，是否也得学习剥削黑奴的制度？现在有人将西方剥削黑奴的实际经济效果大为降低，认为其对西方崛起的经济效益贡献不足1%。这种出于西方中心论的政治目的而搞出来的“命题学术”简直就是一大丑闻。既然黑奴贸易对经济的贡献这么低，西方何必还要延续这一政策几百年？事实上，西方有良心的学者通过研究指出，奴隶贸易的利润至少对英国经济的贡献占到总投资的8%，商业和工业投资的39%。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当今世界几乎没有任何一个行业的利润占总投资的利润比率能够达到这么高的程度。
欧洲“找到钱”的第三个方式是抢劫美洲的黄金和找到美洲的白银。据统计，1500年，欧洲黄金数量为500吨，白银为7000吨。三百年后，1800年，欧洲黄金数量为2500吨，白银约10万吨。在这一数字的背后，是美洲发现的巨大矿藏，而挖出这些矿藏的结果是导致数百万印第安人死亡。白银是中西方之间关系的一个复杂的话题，近年来有很多中西方学者都在从事这一问题的研究。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当时的中国不决定采取银本位货币，而坚持采用以纸币为主的信用货币，西方的崛起过程会如何？在我看来，如果中国不那么大量输入西方的白银，西方的崛起过程也许会延缓、推迟。换一个角度说，美洲既然出产了那么多的黄金、白银，按理说美洲国家应该像西方一样富裕甚至更富裕才对。但事实上呢？美洲除了欧洲移民组成的美国之外，其他国家即便与欧洲在制度、文化上完全一样，也没能实现繁荣和发展。
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20世纪70年代写道，“拉美殖民地经济前所未有地、最大限度地集中了劳动力，以便最大限度地集中世界史上任何文明都未曾有过的财富。这一贪婪、恐吓和凶猛的巨浪在席卷美洲时，美洲付出的代价是土著居民被杀绝”。时至今日，“在拉丁美洲，贫困正在悄悄地杀人；每一年都有三颗广岛的原子弹无声无息地在拉美人民的头上爆炸，他们已习惯于咬牙忍受痛苦。虽然这种有系统的暴行不是显而易见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并且还在加剧……富国至今仍然可以逍遥法外，因为穷国还不可能发动一场世界大战”。由此，我们顺着贡德·弗兰克的指引，发现了欧洲“找到钱”的又一种方式，那便是殖民地。
殖民地是欧洲使用暴力、奴役他人、抢劫财富的综合体现。中国学者汪熙指出，英国的工业革命在时间上与英国彻底征服印度是完全吻合的。这一现象说明，虽然在此之前英国像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贩卖奴隶、抢劫美洲财富，但是，那时候的英国所能获得的财富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只是伯仲之间、不分上下。直到英国用武力独占了印度殖民地，英国才拥有了一个其他欧洲国家所没有的、巨大的财富来源，才使得英国有了高于其他欧洲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基础以及工业品的倾销地。英国工业革命的重大成果之一是以“珍妮纺织机”为代表的纺织业，美国学者彭慕兰指出，英国的纺织业之所以能够大发展，是因为它毁掉了曾经称霸一方的印度纺织品。印度纺织品曾经是畅销世界的优质产品，在成为英国殖民地后，印度只能成为纺织原料供应地，并且成为英国纺织品的重要倾销地，印度数亿民众由此陷入了难以摆脱的贫困状态。造成这一局面的，并非英国人所宣扬的自由贸易等先进制度，而是武力。由此我们才能理解圣雄甘地号召印度人民自己纺织、拒绝英国纺织品的深刻原因。即便如此，圣雄甘地也只能采取“非暴力抗争”来面对英国的暴力屠杀。直到今天，印度依然对英国在纺织品问题上对其造成的巨大伤害耿耿于怀，对于外来的合成纤维长期实行关税歧视。虽然有人说这是印度纺织业现在不能迅速发展的原因，但我们不得不说，这是英国对印度殖民地的野蛮行径造成的印度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严重后遗症。
工业革命之后，随着西方的崛起，产生和不断强化了一种论调，即认为西方的崛起在于它自身的先进制度和文化。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指出，所谓西方的崛起是靠民主制度、自由贸易等等说法，是编织的神话和谎言。他写道：《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第九章揭示了一些启蒙运动思想是如何直接从东方-尤其是从中国借用的。此外，英国农业和工业革命所依赖的大多数重大的科学技术都是中国发明的”，“如果没有东方在计时开始时已经跑完了前三棒，英国将不可能首先穿越终点线”。虽然彭慕兰等人对暴力、黑奴、殖民地与西方自身的科技发展哪个更重要的问题表现了一种模糊的态度，但不可否认的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跑完最后一棒“首先穿越终点线”的方式之一便是以武力为基础的不公平的竞争，他们将其他选手推出了跑道，强行判定其他选手“犯规”，因而抱得了奖杯。
二、鸦片战争造成的历史转折
对照历史我们发现，当利玛窦、徐光启在中国宫廷里讨论各种文化与学术问题时，当康熙向西方传教士学习物理等科学知识时，当西方传教士在清朝宫廷里为中国皇帝等绘制画像时，他们的同胞，与他们具有同一信仰、同一文化、同一价值观的西方人，正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大肆屠杀、大肆奴役、大肆掠夺。我们不得不说，对比之下，那时的西方人对中国的确还算“客气”，还算“恭敬”。但是，在这一现象的背后，我们应该认识到，侵略中国非他们不想，而是不能。直到后来崛起的英国，在海上打败了不可一世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英国人终于觉得自己力量够强大了，便开始用武力对付中国。
葡萄牙人在澳门立足前，不光在印度滥用武力，在今天的新加坡，葡萄牙殖民者也杀了很多人，包括当地华人，从而获得了那里的统治权。明朝时期，西班牙人在菲律宾一次就杀害了约3万名当地华人。西班牙当时还想组织远征军征服中国，只是因为觉得没有获胜的把握，才没有付诸行动。明清交替之际，荷兰人曾占据我国台湾，不愿归顺清朝的明朝遗臣郑成功打败了荷兰，将其赶出了台湾岛。郑成功凭着“私人武装”便打败了荷兰入侵，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在实力消长的对比上，西方人在相当长时间里没有能力用武力征服中国。第二，他们并非不想，而是在等待时机。换句话说，从16世纪初西方到达中国海岸线，一直到19世纪中期西方人终于对中国动武，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强大，才使西方人对侵略中国有所顾忌。也正是因为中国当时有强大的统一政权，没有像印度那样四分五裂，中国才没有被西方殖民。
今天有人说，中国如果早被西方殖民三百年，现在可能就已经“民主”了、“文明”了。这种谬论完全不顾美洲非西方人种被杀戮、被灭绝、被奴役的现实。即便是印度，曾被西方殖民几百年，到今天，也没有变得像西方一样富裕和文明。我们今天可以说，如果不是当时强大的中国挡住了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中国人一定会在那个时候就遭受悲惨的命运。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当时惨遭西方杀戮的事实，包含了一个道理：当西方人来到东方海岸线，在这个地区，散布于东南亚的华人有能力与西方人在公平交易上抗衡。中国人早在宋朝就开发了东南亚以及直通阿拉伯的海上航线，很多中国人离开福建、广东等地，远赴异乡，从事海上贸易，在很多地方形成华人聚集区和贸易点。西方人来到这里时，他们并不担心当地的土著人的威胁，因为土著文化相对落后，没能力同西方竞争，只能接受被奴役的命运。而散布各地的华人则不同，他们是贸易的行家，与中国大陆、印度、中东及当地有着长期固定的贸易渠道。就公平交易来说，初来乍到、缺乏教养、不守规矩的西方人，不是中国人的对手，也不受欢迎。对此，西方人并不是融入当地、遵守公平交易的游戏规则，而是杀戮当地华人，从肉体上消灭竞争对手，从而彻底破坏中国与东南亚、印度等地数百年间形成的固定贸易网络，实现由西方人独占贸易特权的好处。
这个事实在后来的英国人那里也得到证实。虽然乾隆拒绝了马戛尔尼的通商请求，关闭了宁波、松江、泉州三个海关，但是，广州口岸依然允许与西方通商。英国人还是进入了中国的海上贸易体系。此后八十年间，到达广州口岸的西方商船共5107艘，平均每年64艘，是之前四口通商七十二年间的16倍。其中，英国货船的数量超过七成。从贸易量上说，之前四个海关同时开放的七十二年间，中西方贸易总额为4亿两白银。留下广州单个海关之后的八十年间，中西方贸易总额为42亿两白银，增加了10倍以上。这样的事实能说中国是“闭关锁国”吗？英国人之所以决心对中国动武，一方面是因为在中国人主导的公平交易中，英国人无法占更多的便宜，利用鸦片这样的龌龊手段又受到中国政府的打击；另一方面是工业革命后，英国人自忖武力水平已超过中国，因此采取了类似葡萄牙、西班牙当年在东南亚的做法在公平交易不能获得暴利的情况下，便用武力征服竞争对手，以实现自己的垄断利益。
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中国被英国用武力打败，这是世界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彻底改变了西方各国对待中国的态度与政策，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格局和走向。我们可以从各欧洲国家在此时间段前后的不同表现来分析鸦片战争的后果。
康熙时期，清朝与俄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基本上这还是一个比较公平的国际条约。雍正时期又签订了《恰克图条约》。恰克图位于今天的蒙俄边界，当时是清朝与俄国的交界，“恰克图”俄语的意思为“有茶的地方”。这两个条约导致清朝与俄国的贸易长期而持续稳定地发展。如今被很多人提起的晋商，主要从事的贸易活动之一，就是通过恰克图与俄国进行贸易，中国商品经此到达莫斯科、彼得堡，前后维持了数百年。换句话说，中国与西方之间并没有“闭关锁国”，而是建立了公平贸易的方式。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后，由于英国的行为终于证明中国可以被打败，开此先例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纷纷改变，其中，与俄国的关系也由此发生了转折。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俄国比较遵守与清朝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所划定的边界，鸦片战争之后，俄国便单方面破坏了边界约定，派出武装力量侵入黑龙江中下游，实施军事占领。俄国的目的是在东部设立进入太平洋的入海口。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国趁火打劫，以武力为后盾，以居中调停为要挟，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瑷珲条约》。这是清俄之间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该条约致使中国失去了黑龙江以北约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性割让领土最多的不平等条约。此后，俄国在中国攫取利益的胃口越来越大，以至于后来在中国的东北与日本直接爆发战争。
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对中国的了解很少。美国独立后，由于受到英国的经济封锁，美国商人开始冒着被英国海军攻击的危险，与清朝开展民间贸易。美国建国后没几年，1784年，“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成功。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据说是因为美国人以为当时的中国清朝政府也同英国一样，是由女王执政。美国独立战争的诱因与茶叶有关，美国独立之后与中国的民间贸易中，茶叶也是一大项。由于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所表达的对英国的严重不满，美国与中国的茶叶贸易也与英国不同。由于运输等种种原因，英国人热衷于红茶。而美国突破英国的经济封锁，直接与中国贸易的结果是，美国人接受绿茶的程度超过英国。当时因为中国对美国这个新兴国家没多少了解，美国商人便想冒充英国商人以壮声色，结果发现，英国商人在中国的名声不佳，于是索性公开了自己的底细。而常与外国商人打交道的广州十三行商人认为，所有外国商人中，新来的美国商人最老实，最讲信用。
独立战争时期，美国与英国的关系很僵，反而与英国的宿敌法国关系不错。然而，美国是个实用主义国家，虽然在自由、民主和平等的一些理念上美国与法国关系更近，但在现实利益上，美国人的选择更加明确。由于没有强大的海军，美国的海上贸易缺乏保护，因此，美国独立后约三十年，与英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一举动的目的之一就是获得英国的海上保护。新兴的美国联邦政府力量薄弱，在外交上没什么作为，只关心贸易利益，而中国的确能给美国带来不少好处。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只有5艘战船，被英国打掉4艘，仅剩1艘。法国当时出动了60多艘军舰帮助美国对英作战。鸦片战争前，美国只有9艘炮艇和8艘配备武装的船只，当时英国有1000多艘军舰。1814年美国与英国建交后，依靠强大的英国海军，美国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于海军没有兴趣。当时美国海军军费为数可怜，海军发展严重滞后。但是，就在鸦片战争爆发的那一年，美国成立了“美国东印度舰队”，名字听起来挺唬人，其实真正能够作战的只有2艘军舰。第一次鸦片战争快结束时，1842年3月，这2艘军舰到了中国。美国一改过去对中国较为和缓的态度，试图借助英国鸦片战争的淫威，靠这2艘军舰在中国获得与英国同样的好处，清政府不愿答应。于是，1843年，美国联邦政府决定首次向中国派出专使，这位专使便是顾盛，一个造船商人的后代。
为了向中国派专使，美国国内吵闹了很长时间。当时美国每年对华贸易额约为900万美元，而派遣专使的费用预算为4万美元。为了批准这4万美元，美国国会吵个不休，最终以96票对59票获得通过。顾盛的任命确定后，时任美国国务卿韦伯斯特派自己的儿子担任秘书，同时鼓励美国富家子弟自费加入使团，冒充随员，以壮声势。为了威慑清政府，与顾盛同行的有3艘军舰，还有几条帆船。其中，新式蒸汽动力的“密苏里号”为旗舰。结果，美国最新式的火轮“密苏里号”在直布罗陀失火被毁，顾盛只得改乘英国船，到了印度孟买后，才换乘美国军舰到达澳门。
基于同英国的矛盾，美国对鸦片战争的态度显得很矛盾。鸦片战争时，美国国内舆论同情中国、反对英国的多。在顾盛之前来到中国的东印度舰队司令劳伦斯·加尼就是一个激烈的仇英分子。然而，看到清朝真的战败，美国国内舆论便出现改变，蔑视中国的态度开始占主导。顾盛作为美国第一个被派往中国的外交使节，也比较同情中国。但是，在美国商人以及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在英国靠武力获得大量好处的影响下，其他国家纷纷仿效。美国向中国炫耀武力的讹诈方式也获得成功，1844年7月，美国与清政府签订了《望厦条约》。这也是中美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鸦片战争之前，法国与中国的关系也比较良好。明朝时期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中，有一支重要的力量就是耶稣会。利玛窦等人以及后来长期留在清朝宫廷的西方传教士，都属于耶稣会。而派遣耶稣会教士的是法国国王。因此，借由耶稣会士，中法之间的文化交往非常密切。法国的启蒙运动吸收了很多中国文化的要素，兴起于法国宫廷的“中国热”也刮遍了欧洲各国宫廷和上流社会。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伏尔泰为自己不是中国人而遗憾，另一位代表人物魁奈被称为“欧洲的孔子”，都显示了中法之间当时的良好关系。与后来中国人说“中国的华盛顿”“中国的拿破仑”“东方威尼斯”相对应，这些称谓都是将对方视为自己的参照。只不过魁奈那个时代，西方人以参照中国为荣。而鸦片战争之后，乾坤倒转，不光西方人对中国的态度发生由崇拜到蔑视的转变，此后百年间，中国人也以参照西方为荣。
拿破仑曾经说：中国是一头睡着的狮子，一旦醒来，世界将为之震动。拿破仑说这番话是在鸦片战争之前，鸦片战争之后，法国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鸦片战争之前，拿破仑与英国发生战争，遭遇滑铁卢惨败。此后不久，依仗强大武力的英国便抽出手来对付中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眼看英国在中国凭借武力获得巨大的好处，新兴的美国也跟着获利，刚败给英国不久的法国，随即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在中美《望厦条约》签订一个月后，法国开来8艘军舰向中国炫耀武力，最终签订了《黄埔条约》，成为中法之间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法国人居然抛弃了历史上长期与英国结下的深仇大恨，与英国一起组成英法联军，共同对付中国。圆明园也就在那时被付之一炬。虽然法国文豪雨果将它们称为“两个强盗”，但是，法国的这一转变，与英国人用武力打败中国绝对有关。以前对中国的崇拜，变成面对中国的财富迫不及待地参与掠夺。
中美俄英法是当今联合国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其中四个西方国家在鸦片战争以后对中国关系的转变，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鸦片战争之后世界政治格局的改变。然而，中国依然在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列，这也说明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作用。中国始终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国家之一，与中国的关系依然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关系。只是，我们今天应该回顾历史，重新检视和确立这种关系。除了今天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之外，还有一些国家与中国关系的转变，与鸦片战争有必然的关系。
中国近代史上与德国的交往很晚才出现。铁血宰相俾斯麦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实现了德国统一。此后不久，1897年11月，山东发生“巨野教案”。12天后，德国派出多艘军舰进入胶州湾，派兵登陆。只花了半天时间，没费一枪一弹，便占领了清军营地。并发出照会，要求清军48小时内全部撤出，清军只得“遵命”。此后，清政府被迫割地赔款，将胶州湾租借给德国，租期九十九年。
过了一年多，1899年初，意大利向清朝政府提出要求租借浙江的三门湾。清政府大吃一惊。现代意大利于1870年才获得统一与独立。在此之前，中国与意大利的关系，虽然可以追溯至罗马帝国时代，但没什么直接交往，也没什么冲突。加里波第是现代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他在1852年曾到中国广州做生意，那时正是意大利独立战争的间隙，加里波第因失败而流亡海外。普法战争期间，加里波第因帮助法国，令德国宰相俾斯麦咬牙切齿地要将他抓到柏林“游街”。然而，西方国家彼此之间可以你死我活地厮打，对待中国却出奇地一致。俾斯麦统一德国的时间，比意大利统一早几年。德国强行“租借”胶州湾，本质上就是对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强行“租借”香港、新界、威海卫的模仿，并且轻易就获得成功。意大利独立后不久，眼看德国很轻松地就在中国切了一块肥肉，便不甘示弱，要后来居上。于是，意大利在1899年初，向清政府提出“租借”浙江的三门湾。清朝政府先是吃了一惊，然后果断拒绝。拒绝的理由很简单，清政府觉得意大利实力弱，不用怕它。意大利无可奈何，于当年5月宣布放弃对三门湾的租借要求。这几乎是中国近代史上清朝政府唯一果断拒绝洋人的无理要求而获得成功的案例。此后，1900年，意大利派出53人组成的“远征军”加入以德国为核心的“八国联军”，在紫禁城的阅兵式上露了脸，由此才在天津等地获得了“租界”。此后，墨索里尼曾向中国派出“东方远征军”，一直到“二战”结束，意大利军队才完全撤出中国。
16世纪，西方人到达中国海岸后，很快也到达了日本。日本在那一时期出现了推行类似西方扩张政策的丰臣秀吉，他在统一了日本之后，发动了试图征服朝鲜的战争。只是由于当时的明朝政府实力还比较强大，丰臣秀吉吞并朝鲜的目的没有实现。但是，丰臣秀吉的胃口远不止于朝鲜，他的构想是先征服朝鲜，再征服中国，再征服印度，继而建立一个亚洲大帝国。在朝鲜作战期间，丰臣秀吉甚至已经计划迁都北京，还已经将北京周边的土地赏赐给他的手下。丰臣秀吉的狂妄计划，几乎与四百多年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前的“田中奏折”的内容如出一辙。
丰臣秀吉发动对朝鲜和明朝的战争，从形式上说，可以认为是倭寇袭扰中国海岸的延续。但本质上有所不同。倭寇袭扰明朝时，日本处于战国时期，割据势力强大，没有中央集权，互相不服管辖，战乱频繁。明朝之所以拒绝同日本正常往来，与当时日本缺乏统一号令、各自为阵的混乱也有关。而丰臣秀吉是在统一日本以后，以国家力量发兵20万登陆朝鲜作战。丰臣秀吉出身低下，在等级制度森严的日本，能够奋斗到执掌国家最高权力，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的历史上极为罕见。之所以在16世纪时日本会出现丰臣秀吉这样从底层奋斗成功的人物，与西方文化侵入日本有一定的关联，这是日本第一次接触欧洲。丰臣秀吉的军事功绩一定程度上也与使用欧式火枪有关。换句话说，西方势力入侵日本，某种程度上促使日本结束了混战，实现统一。然而，面对西方文化有可能带来更大的混乱，丰臣秀吉开始禁止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幕府继续实行禁止基督教的政策。
德川幕府实行的是贵族统治，延续了两百多年。德川幕府推行严格的等级制度，使得丰臣秀吉从底层奋斗成功的事例，在日本昙花一现。而且，德川幕府开始实行名副其实的“闭关锁国”政策。例如，日本人不准出国，出国的不准回国等。有西方学者认为，德川幕府长达两百多年的“闭关锁国”，某种程度上保护了日本，使得日本能够在不受西方影响的环境下，发展和形成了自己的国家政权和文化的完整体系。否则，日本有可能遭遇类似印度的处境。对此，我们还应该看到，日本的“闭关锁国”在两百多年间没有被西方用武力打破，与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存在是有关的。事实上，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虽然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但是与中国的交往还一直继续着。日本只是着力防范西方的各种入侵而已。因此，虽然前有丰臣秀吉对中国的狂妄企图，但在德川幕府统治日本的两百多年间，日本倒也没怎么同中国作对，反而受益于中国清朝这棵大树的庇荫。
日本近代对西方人开放，始于“黑船事件”。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修·佩里带着4艘军舰来到日本。“黑船”意为黑色铁甲舰，也指蒸汽火轮烟囱里冒出的黑烟。对于只接触过帆船的日本人来说，他们的确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舰船，的确容易受惊。第二年，佩里又开了7艘军舰来到日本，与日本签订了《神奈川条约》，之后日本才开始向西方开放。我们应该注意“黑船事件”的时间，它就在鸦片战争之后。美国海军的现代化发展也是在鸦片战争之后，这是因为看到英国凭借海军在中国大大获利，在华的美商要求美国政府保护他们。1850年，美国开始新建5艘蒸汽动力、舷侧明轮的小型战舰，紧接着又建造了6艘蒸汽动力的螺旋桨护卫舰。因此，1854年佩里率舰队来到日本，7艘战舰几乎是美国海军当时的精华和主要家当。此后，美国的海军在很长时间里也没多大发展。南北战争时，美国能使用的军舰不到30艘。到1878年，美国现役军舰只有17艘，没有一艘是一级舰，与当时日本的海军实力不相上下。当时日本海军人数超过美国，吨位不及美国。到1890年甲午战争前夕，美国的海军实力甚至严重不如日本，大约只相当于日本海军实力的一半。美国海军真正的大发展与马汉提出“海权论”有关，虽然这已经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但是，马汉就出生于1840年，那一年发生了鸦片战争。我们不能说这两者之间有必然的联系，然而，这一冥冥之中的巧合让人不由得产生联想。
马修·佩里率东印度舰队的主力到达日本，其实并不真的想打。当时横贯美国东西的铁路还没有修，巴拿马运河更是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事情。美国在太平洋上还没有檀香山、关岛等军事基地。因此，马修·佩里所处的年代，从美国东海岸进入太平洋，到达中国或日本，要绕很大的圈子。马修·佩里无非是想在中国附近找到一个可以给军舰补充淡水和食物的地点。由于美国当时海军实力软弱，不可能与英国为首的其他西方国家发生冲突，便找到“闭关锁国”的日本。因为，那时西方国家的注意力都在中国，除了荷兰几乎没有谁光顾日本，美国到这里不会与其他西方国家发生冲突。马修·佩里两次率军舰到达日本相隔了一年。在这一年中，美国对是否能成功也有怀疑和犹豫。但是，最终像顾盛靠炫耀武力而讹诈了清政府一样，当时对外部世界并不很了解的日本屈服了。
日本在“黑船事件”后屈服，德川幕府垮台，与鸦片战争有着必然的关系。原先，日本在中国的庇佑下，还能闭关锁国。面对富饶的中国，西方人还来不及对日本这个岛国采取行动。然而，鸦片战争让全世界看到，中国这个庞然大物轻易就被打败了，而且难以看到起色。因此，依靠中国的庇佑对于日本来说已彻底成为过去。“黑船事件”后不久，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再次一败涂地，圆明园也被烧毁。清朝的失败和西方的野蛮强大，使得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
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并不认为日本不该开放，但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大力向西方学习，甚至提出“脱亚入欧”，从一个极端迅速跳向另一个极端，很快便像西方那样只凭武力说话。日本曾经长期受惠于中国，然而，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乘中国虚弱，首先向中国动手。中国为何衰弱，此处不讨论。甲午战争使得日本尝到了武力的甜头，从而一发不可收拾，最终学会了西方法西斯那一套做法。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西方世界相互之间的又一场野蛮厮杀，那么，日本早在此之前就开始全面向中国动用武力。日本侵华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早打响的，日本某种程度上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急先锋。它将丰臣秀吉当年没有成功的扩张计划再次赋予实施，给中国和东南亚各国民众造成巨大的伤害。中国也因日本的野蛮残暴，面临自鸦片战争之后最危险的境地，中日战争造成中国数千万人的伤亡，以及巨大的财产损失。今天回过头看，这一切都始于鸦片战争，始于西方靠武力侵略的野蛮方式。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半个多世纪后，上述几个国家，英、美、俄、法、德、意、日，再加一个奥匈帝国，组成了八国联军，共同入侵中国。其中，日本派兵最多，占八国联军总兵力的1/3。前面说意大利派了53个士兵参加八国联军，但意大利不是派兵最少的。那个现在已经不存在的奥匈帝国，派了50人。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幕：全世界所有最强悍的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中国，抢劫了中国。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块蛋糕。当他们抢劫完中国，举目四望，全世界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抢劫的地方。于是，十多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八国联军时期为了对付清朝政府而在同一战壕的西方“战友们”，分成两拨，互相抢劫，互相厮杀。又过了三十年左右，中国依然虚弱不堪，西方国家依然没有新的、共同的抢劫对象，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它们再次互相抢劫，互相厮杀。
西方国家绝对没有想到的是，当初那个奄奄一息的中国，当初那个被欺凌得绝无还手之力的中国，当初那个几乎被抛出西方“文明”之外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一百七十年之后，在八国联军耀武扬威于紫禁城一百一十年之后，在日本侵华战争造成满目疮痍、生灵涂炭不到七十年之后不死的中国居然成功崛起，再次成为全世界不可忽视的核心力量，并将在不远的将来超越美国，重新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一的国家，恢复鸦片战争之前中国长期领先于世界的历史地位。这对于中国来说，是涅槃而重生，是“中国梦”最激动人心的一幕。但是，对于八国联军中现在依然存在、依然发达的西方国家来说，没有想到是一回事，看到现实后如何应付，是另一回事。他们担心、恐惧、敌视、醋意大发，都很正常；诅咒中国经济崩溃，断言中国失败，密谋拆分中国，也很正常。当然，有的也希望在中国的发展中重新获得各种好处，这也很正常。在我们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时刻，我们必须面对西方的各种心态和反应。不管中国过去曾经多么发达和繁荣，不管中国今后将如何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我们的确曾经被西方打败，被日本打败，而且败得很惨。中国必须牢记这段惨痛的历史，并深刻地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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