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抗争与奋斗的历史，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衰落大大刺激了西方中心论声势的壮大，反过头来也影响了对中国这段抗争历史的评价。尽管中国人的抗争始终存在，但是，在一部分人中，对这一过程的否定也始终存在。他们或者歪曲和贬低，或者站在西方的立场，毫不顾及中国人的感受，甚至认为中国人的抗争是没有意义的、是完全错误的。我认为，在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中，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和理解有一个发展过程，使得无数中华优秀儿女不断探索和总结抗争的手段及目的。在经历那段风起云涌、跌宕起伏的历史后，今天，我们应该以全球的视角，站在中国的立场，重新审视那段历史中所有的成功和失败，为未来提供借鉴。
一、最初的惯性与浅层的较量
自从西方人来到中国，如何同西方打交道，便是一个问题。鸦片战争之前的明清政府基本上以中国自身的原则为依托，凡符合中国原则的，可以允许；凡不符合中国原则的，则不受欢迎。允许葡萄牙人在澳门立足，在中国历史上既是老做法也是新案例。唐朝政府就允许外国人往来做生意或者传教，宋朝同样允许外国人在泉州等地立足，定居、传教都可，甚至担任负责中国对外贸易的官员。元朝与外国人的合作很密切，尤其是在经济与商业领域。明朝与唐、宋、元最大的不同在于，此前中国历朝历代都允许外国商人来华经商，但对象基本不包括欧洲人。因为那时欧洲还很落后，没能力来中国。中国与欧洲之间即便有文化、商品之类的交流，也大都依赖其他国家和地区为中介，几乎没有直接的交往。元朝初期来到中国的马可·波罗更大意义上是一个观光客，元朝政府对于马可·波罗很重视，给了他在欧洲不可能得到的礼遇。因此，明朝允许葡萄牙人在澳门立足，这是欧洲人以一个国家、一个整体的身份第一次直接来到中国明确要求通商，也是中国政府首次允许欧洲人在中国合法经商。
此后，中国一直允许欧洲人来中国合法经商，但中国是规则制定方。后来的荷兰人曾经想打破这一规则，不仅中国人不允许，先来的葡萄牙人也不允许。再后来的英国率先打破由中国制定贸易规则的做法。事实上，这一规则还不仅仅是中国的规则，也是当时世界以亚洲为核心的商业规则。而英国人试图建立以英国为核心的商业规则，其典型就是为鸦片贸易辩解。现在对清末英国人大规模从事鸦片走私贸易有很多深入的解释，主要观点是：由于中国商品的品质优秀，在全世界需求量很大，中国与欧洲的贸易长期处于贸易顺差，欧洲商品在中国市场不大，结果导致白银大量流入中国，造成欧中贸易的失衡。但是，这个事实绝不能作为英国从事鸦片走私的借口。英国靠鸦片这一害人的商品解决贸易逆差，无论如何是不道德的。中国政府打击鸦片走私，不管在什么时候说，都是正确的。
鸦片战争是中西方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但在鸦片战争后最初的时间里，中国应对西方的方式依然没有摆脱强大的历史惯性，在这一惯性之外，对于因工业革命而实力已发生重大变化的欧洲，中国人的理解尚在表面层次。林则徐在中西方关系史上是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林则徐禁烟之前，清朝曾开展为时两年的民主大讨论：究竟是否应该禁烟。对鸦片的“禁与驰”，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精英们充分表达意见，各抒利弊，道光皇帝最终接受了禁烟的建议。因此，禁止鸦片贸易并不是独裁专制的决定，而是中国官方讨论的结果。林则徐采取果断措施在虎门销烟，是一个正确的举动。但是，林则徐在执行这一决定时的一种心态代表了当时很多中国人对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人的态度。林则徐当时给英国女王写了一封信，希望英国女王从道义出发，能够理解和配合中国禁止鸦片贸易的措施。林则徐的这一举动，实际上体现了当时很多中国人对西方的一种幻想，以为西方是可以按中国原则讲道理的。
林则徐的这封信由一个美国人翻译成英文，英国女王最终是否收到、看到，这并不重要。现在有人说林则徐在这封信中对英国女王的态度不恭，导致信中的要求没能实现。这并不是事实。由于英国商人向本国政府告状，英国议会讨论了对清朝政府禁烟的回应措施，最终通过了对清朝动用武力的决定。有一个细节不能忘记，英国议会的讨论中没有出现“鸦片”这一字眼，而是用“货物”代替了“鸦片”，以给世人造成清朝政府反对自由贸易、伤害英国商人利益的印象。难道英国议员们不知道清政府收缴的“货物”是鸦片吗？并非如此。当时有英国议员已经明确指出，所谓“货物”就是鸦片。然而，这无济于事。利益至上的原则战胜了英国人的道义原则。为了一个害人的商品而开战，成为英国对华历史上最可耻的一幕。林则徐对于英国的幻想不是造成他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但这一幻想在中国的确长期存在。
鸦片战争导致割地香港，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历史上只有与相邻国家的边界划分，而没有将一块土地被迫租借给不相邻国家的先例。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引起很多中国人的痛恨，一些人挺身而出，希望改变这一局面。太平天国是其中声势最为浩大的一场农民运动。关于太平天国的成败得失，已经有很多讨论。这里只想指出，太平天国运动同样对西方抱有巨大的幻想。如果说林则徐是对英国女王等西方上流社会抱有幻想，那么，太平天国就是对整个西方社会抱有幻想。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以为，成立了“拜上帝教”，像西方一样成为耶稣的信徒，就能同西方人成为平等的兄弟。洪秀全号称自己是耶稣的弟弟，按中国人的长幼关系，兄弟之间并不平等，兄的地位高过弟，弟要听哥的。因此，洪秀全某种程度上是将西方人抬到了更高的位置。
然而，洪秀全的这一幻想同林则徐对英国女王的幻想一样不切实际。英国为了利益而借助于鸦片贸易，甚至力图把其他西方人排除在外。例如，美国商人看到英国向中国走私鸦片有利可图，也想参与其中。但是，当时鸦片的主要种植地在英国的殖民地印度。由于英国的排外和垄断，美国商人在印度得不到鸦片货源，只好从土耳其寻找货源。这也是美国商人向中国走私鸦片数量远远少于英国商人的重要原因。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痛斥英国，但还是把英国人称为兄弟。然而，为了鸦片利益，对“血缘”更近的美国都排斥，像太平天国这样自称的洋人兄弟，英国人怎么可能网开一面？
尤其是太平天国还实行比林则徐更严厉的禁止鸦片贸易的措施，这让英国人更加不能接受。我们要注意一个时间。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金陵（现在的南京），改名“天京”。同年，太平天国派出“五虎上将”中的两名重要将领林凤祥与李开芳率两万余人北伐，一直打到天津附近。但是，太平天国的北伐被清政府镇压了，1855年，林凤祥、李开芳在北京被处死。第二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58年，5000多名英法联军攻占天津附近的大沽炮台，扬言要进攻北京。1860年，1.5万名英军和7000多名法军占领北京，烧毁了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到了承德。太平军与英法联军都是两万多人，都打到了天津，但是前者被清朝政府镇压，后者却打败了清朝，占据了北京。这仅仅是因为太平军武器装备比英法联军落后而作战能力差吗？并非如此。
镇压太平军北伐使得清朝元气大伤，英法联军乘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乘人之危。当然，英国的目的与太平军完全不同。太平军北伐失败后，以南京为中心的太平天国在中国南方依然有较大的影响，依然推行严厉禁止鸦片的措施。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等列强在中国新获得的种种利益不用一一细说，其中有一项就是，鸦片贸易终于合法化。由此，我们就能更加清晰地理解以英国为首的西方人对待太平天国的态度，以及太平天国的天真。现在有人说当初英国国内鸦片贸易是合法的，并以此为英国的行为辩护。退一万步说，即便如此，今天还合法吗？即便当初英国鸦片贸易是合法的，当今世界禁毒成为主流，也只能说明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禁烟举动是文明先进的，英国的贩卖鸦片是落后野蛮的。
太平天国以为信了洋教与洋人便是兄弟，洋人便会帮助他们。但事实上，洋人并不把同信耶稣的“长毛”当成兄弟，连个远房亲戚都算不上。洋人在中国需要的就是他们肮脏的利益，而太平天国希望中国自强，便严重伤害了洋人的利益。在利益面前，不管中国人信不信洋教，是否自称是洋人兄弟，都只是洋人榨取利益的工具。否则，当太平军打到天津时，洋人只要轻轻加一把助力，清朝便完了。然而，太平天国太天真了。眼看着洋人痛打清朝以武力逼迫清朝政府就范，便以为洋人兄弟会帮助它一起推翻腐朽的清朝政府，最终却只能落得一场空。为了利益，以英国为首的西方一次次使用武力，最终使得鸦片贸易在中国合法化。太平天国一方面要推翻清朝，另一方面又像清朝的道光皇帝一样要禁止鸦片。就因为后一条，洋人就不会支持它。太平天国于是成为清朝政府与洋人共同的敌人，失败命运早已注定。
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面对西方的失败，关键是因为缺乏社会组织能力，或者说中国社会是“一盘散沙”。我认为这个结论未必正确。以清朝来说，最具有社会组织能力的应该是清朝政府，当然，我们可以暂且接受某些学者的观点，认为清朝的社会组织能力与同时期的西方国家相比要弱。那么，当太平天国搅得清朝周身不宁、难以对付时，是否应该说太平天国的社会组织能力超过了清政府？当曾国藩靠团练而非国家正规军（绿营）打败了太平天国，是否可以说曾国藩所代表的那部分社会力量，比太平天国有更强的社会组织能力？因此，把近代中国败于西方归结为社会组织能力缺乏，理由并不充分。当然，我们还可以说，即便曾国藩等人有当时最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与同时期的西方相比还是弱。但我认为，这个说法只是臆测。因为，曾国藩解决了太平天国问题后，拒绝了某些人给他提出的取代清朝皇帝的建议，而且放弃了他已经组织起来的军事力量。如果曾国藩没有放弃，真的将他的社会组织能力用于同西方进行竞争，哪怕不是军事抗争，结果会如何？我们不知道。历史不能假设。我认为中国当初被洋人打败，根本在于缺乏认识。
二、向西方学习的最初探索
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曾国藩以及他所代表的那部分社会力量，将一部分社会组织能力运用到与西方的竞争上，这便是洋务运动。这一竞争既包含军事实力，也包含工商实业。洋务运动的主流思想认为，中国只是在技术上不如西方，文化方面并不比西方差。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思想的浓缩和提炼。如今反思洋务运动，我们不能说当时对“体用”的理解完全错误，但它过于绝对，以为只要在手段上不落后，便能解决东西方之间的所有问题。洋务运动实行军工优先，在用西方军事装备武装自己的三十年间，共投入约1亿两白银。从“用”的角度说，这一做法没有深刻意识到工业化体系与现代军事装备的紧密关系，因而，大笔资金的投入没有产出，没有构建完整的工业体系，因而没有循环，没有扩大再生产。如同当今一些后发达国家一样，买别人的军火再多，依然摆脱不了受制于人的局面。这就好比买了别人制造的、性能优良的枪，自己仍然不会造子弹，买来了也没多大用。由此我们也能发现，洋务运动时期，对于“体用关系”的理解和划分过于绝对，使清朝失去了一次机会。一百多年后，我们可以指出那时的失误和遗憾，但对于历史的局限性，也应抱以理解。
今天来看，洋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实施者，的确怀抱着民族振兴的梦想。但是，洋务运动历时三十多年的成果被甲午战争终结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起步甚至比清朝的洋务运动还要晚几年，然而，二十多年后，曾经打败太平天国的班底，却惨败于日本。这使得人们对洋务运动的主导思想产生了巨大的怀疑。如果说洋务运动的核心思想是向西方学习技术，那么，甲午战争失败后，一些知识分子便认定：光向西方学习技术还不行，还要像日本那样，学习西方的制度。这一变化导致的一个不良结果是，在“体用关系”上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果说洋务运动在坚持“中学为体”上显得有点狭隘，那么，从戊戌变法开始，“西学为体”的极端影响了此后很多年。
戊戌变法是清朝政治的一场改革，它突如其来，仓促行事，显得准备不足。推动这场改革的核心人物在具体操作方面缺乏经验，在思想理念方面流于表面。戊戌变法一共持续了三个多月，其间各种各样的诏书、法令如雪片似的频频颁发，迅速飞往全国各地。最多的时候，一天之内颁发了50条新的法令和规定。从中央到地方，面对这些瀑布般倾泻而下的新规、新法束手无策，根本没时间消化、实施，大多数关于改革的法令成为一纸空文。如此高密度、高强度地连续颁发一系列变革的法令，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很多改革措施没有根据中国的现实集思广益地形成共识，而只是几个主导改革的人心血来潮地闭门造车，往往显得不切实际。我们今天应该理解他们时不我待的危机感，但同样也应该看到他们因过于迫不及待而犯下的改革幼稚病。我始终强调，面对世界和国内形势，“改不改，不是问题；如何改，才是问题”。戊戌变法的推动者在这个问题上显然不够深思熟虑。
戊戌变法前后持续103天，故而又称“百日维新”。这个称呼来自日本的“明治维新”，由此也可以看出改革的推动者和支持者的思想渊源。事实上，戊戌变法的很多法令之所以能大量、迅速地颁布，也不是变法者针对中国现实自己思考、对症下药的结果，而是照抄日本“明治维新”的一系列法令，有的只是稍加改动而已。如此变法，能否符合中国实际，令人怀疑。
康有为甚至接受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建议，欲聘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做清朝改革的外国顾问。伊藤博文曾经像严复等人一样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留学，是甲午战争的主要策划者，战后又任日本方面的谈判全权代表，曾与李鸿章多次交锋，迫使清政府接受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台湾也因此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以敌为师”，理论上也说得过去，但在操作上，康有为对伊藤博文执弟子礼，面对伊藤，称中国为“敝邦”“敝国”，称日本为“贵国”，显得卑躬屈膝。从个人礼数上说，自我贬称，尊称他人说得过去，但在外交层面，康有为的做法已丧失了国家尊严。与康有为相比，《马关条约》谈判时同伊藤博文打过交道的李鸿章，在北京与伊藤见面时嘲讽了他，说伊藤为清朝在北方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番邦。虽然有人说李鸿章在战败之后还是那么自大，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的确是不容丧失的国格与尊严。
更为重要的是，戊戌变法的主导者康有为等人在改革策略上过于实用主义，因为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便几乎全盘照抄日本改革的方式，根本不顾清朝与日本的社会现实、国际地位有何重大差别，如果成功，反倒是怪事。观念上的转变固然重要，然而，急于求成的不冷静，过于盲目地相信外人，不能不说是戊戌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伊藤博文在戊戌变法之前神秘辞职，在戊戌变法最高潮时，于1898年8月来到北京。据说临行前曾与日本天皇明治密谈多时，日本媒体高调炒作伊藤访华，大肆鼓吹“中日同心合力”。当时还有中国人提出直接任命伊藤博文为清朝的首相来主导变法和新政。伊藤博文在与清朝维新人士和部分最高层人物频频会面后，也俨然摆出一副想做现代苏秦的架势。而戊戌变法的某些核心人物甚至幻想取消清朝和日本的国号，两国合并，合称为“大东合邦”。这一方面是出于对所谓“联邦制”的幼稚幻想，另一方面也是对割让台湾“曲线救国”的天真，仿佛两国合并后，割让台湾一事便烟消云散了。
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伊藤博文被任命为朝鲜第一任“统监”，几乎执掌朝鲜所有大权，成为朝鲜的“太上皇”。为了永远将朝鲜控制在日本手中，伊藤博文煞费苦心，亲自担任朝鲜太子的老师。1909年，在清王朝彻底覆灭前两年，68岁的伊藤博文在中国的哈尔滨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杀身亡。同样是被日本欺辱的两个国家，清朝与朝鲜对待伊藤博文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两种结果，细细想来，令人有许多感慨。由此再看戊戌变法，若不是光绪皇帝在勤政殿接见伊藤博文的第二天慈禧太后突然发动政变，戊戌变法的结果会如何，很难预料。
严复曾经是洋务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作为清朝海军的培养对象，严复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了两年半时间，是成绩优等的高才生。回国后，严复成为北洋水师的重要骨干之一，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等于是清朝海军最高学府的校长。甲午战争惨败后不久，严复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便在中国出版。严复对《天演论》的翻译并不是直译，而是加入了很多自己的观点与评论。这本书在甲午战争以后出版，对甲午战争以后的中国历史有深远的影响。
赫胥黎只是一个生物学家，在那个年代也称为博物学家。他是达尔文进化论的积极拥护者和传播者，自称是“达尔文的斗犬”。达尔文的进化论揭示了自然界的普遍现象，由于与上帝“创世”说不符，从诞生到1996年10月，一直受到欧洲教会的反对。但是，欧洲教会的反对并没有妨碍这一理论的传播，赫胥黎便是支持与传播这一理论的重要人物。进化论在当时的英国广受欢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它与生物界、自然界无关，而与人类社会有关。达尔文进化论出现时正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突飞猛进的时代，《物种起源》出版的时间，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因此，进化论被大量运用到人类社会的发展理论中，形成“社会达尔文主义”，其目的之一是为大英帝国构建理论合法性，因此成为西方中心论的一个重要支柱。
“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是英国著名学者赫伯特·斯宾塞，他在达尔文之前就提出了社会进化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出版为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社会达尔文主义”也由此得名。“社会达尔文主义”简单说就是将自然界里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法则运用到人类社会，从而将人类社会用武力解决问题的方式合理化。因此，人类社会中，强者也应获得一切好处，弱者只能接受一切失败。西方国家此前对待所谓“劣等民族”的残酷手段，到这时也有了理论依据；此后，西方国家之间接连爆发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优生学、种族主义的猖獗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有密切关联。严复译著的《天演论》已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论，而几乎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翻版。只不过，西方国家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来证明它们欺负弱者是天经地义的，而严复身为中国人，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在中国传播“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想说明如果中国以后不能像西方一样强大或者更强大，则只能被淘汰。
两次世界大战之前，当“社会达尔文主义”只给非西方的落后国家、落后民族造成伤害时，西方人对此很无所谓，还觉得是理所当然。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给西方社会自身也造成巨大伤害后，他们才终于痛定思痛而对此有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因为，战争的残酷性、破坏性使得人们意识到人类社会不能完全照搬自然界的动物法则，“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西方主张的另一个社会原则“博爱”观念也是完全对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由此开始衰落，但并没有消失。“社会达尔文主义”诞生后，一度在美国也非常流行，因为它符合美国社会个人竞争的原则。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很少有人还自称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奉者，但是，在美国畅行多时的“自由主义”理论依然有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明显烙印。
由于严复的《天演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延续了很长时间，今天依然可以看到。其典型之一便是，自从《天演论》出版之后，很多中国人自觉接受了“落后就要挨打”的事实。甚至因为“落后”觉得挨打也是活该，被打了也就认了，人类社会除了强弱，其他一切理论和原则都毫无用处。如果说“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西方社会导致种族主义的猖獗，那么，在中国便导致了今天依然猖獗的“逆向种族主义”。对中国社会来说，它导致的另一个结果便是，中国不仅“技不如人”，“制度”也不如人。但这还仅仅是甲午战争之后的结论。在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之后，这一思潮继续演变为，中国的文化也不如人，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都是错的，应该彻底抛弃。再到后来，在少数中国人那里甚至发展成为，连中国人的人种也不如人，应该彻底改造，甚至绝种。
我们今天不该过多地苛责严复，因为在那个年代，面对一次次惨痛的失败和教训，无数人在探求沉沦的原因，寻找民族振兴的方法，他们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上下求索。严复无疑也是其中一员，而且是相当努力的一员。因为历史的局限、时代环境的紧迫，救亡成为头等大事，出现“病急乱投医”的现象也情有可原。然而，在严复离世即将百年之际，今天的中国人的确应该冷静地重新思考。全盘西化的主张，逆向种族主义的思潮，崇洋媚外的流行，文化虚无主义，等等，与严复引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它的余韵犹在。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将严重影响中国实现“中国梦”所需要的自信。由此再来看严复和深受严复影响的很多中国人，我们应该客观地认识到：在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上，每一次探索的失败，都是后人继续探索的教训；每一次探索的点滴进步，都是后人继续前行的铺垫。不论是对于林则徐、洪秀全、洋务运动还是严复，以及后来层出不穷的中国人，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三、民众与精英的隔阂
义和团运动是清朝灭亡前中国社会最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众运动。与三十多年前的太平天国相比，两者都源于中国社会底层，目的都是救中国、救自己，但形式和手段上两者有很大的不同。太平天国时期，底层民众生活困苦，不得不揭竿而起。但他们并不清楚造成他们生存困境的真正原因，于是，太平天国承袭了中国历史上的传统做法，习惯性地将矛头指向朝廷，指向清朝政府。因此，太平天国时期中国的局势大致可以说，社会上层的精英人士竭力维护清政府，社会底层的民众却坚决反对清政府。义和团运动时期，形势正好倒过来。由于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的失败，当时中国社会的上层精英人士中，反对清政府的越来越多，而由底层民众组成的义和团却打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
这一现象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从中国社会精英来说，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遭遇，可以看成是洋人太野蛮，不讲道理。只要清政府励精图治、锐意进取，还大有可为，中国还没到绝望的时候。因此，那时候的社会精英绝大多数还是站在清政府一边共克时艰，曾国藩等人是典型。然而，经历了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之后，中国社会的精英们日益发现，清政府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不管有怎样的改革宏图、治国良方，只要有清政府在，都难以真正实施。因而，反对清政府的人士日益增多。很多由清政府资助到海外留学的青年学子甚至成为反对清政府的中坚力量。
从社会底层来说，他们的意见和情绪首先来自亲身感受。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割地赔款，而最终，钱只能从底层民众那里出。加上自然灾害，底层民众顿时觉得生活压力陡然加大。但他们大多数生活在乡间，读书不多，消息不灵，对国家的整体局势缺乏认识和了解。来自生活中的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政府加税、横征暴敛，却不能认识到导致自己负担增加的全部原因。因而，那一时期的底层民众容易把自己的生活压力归结为朝廷太坏，揭竿而起反对清政府也就顺理成章。由于大多数底层民众与洋人还隔着较大的距离，他们对洋人的了解只是只鳞片爪，看到或听说洋人欺负朝廷，出于自身感受，反而觉得洋人是自己的同盟者。这也是太平天国对整个西方世界抱有幻想的原因。频繁地与中国底层民众直接发生关联，底层民众凭直觉发现，洋人比朝廷更不能接受。比方说在某些农村，当地的地痞流氓往往最先成为教民，以期得到“洋大人”的保护。而传教士并不能分辨中国底层民众的良莠，为了显示传教的成果，基本上来者不拒。这给中国底层民众造成一个印象：洋人经常保护坏人。义和团运动之前各地频频发生所谓“教案”，这也是重要原因。由于底层民众对朝廷里的腐败无能并没有很多了解，因此，在洋人与清政府冲突时，他们改变了太平天国时期的方式，不再对洋人抱有好感、怀有幻想，而是站到了朝廷一边。
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运动，中国社会上层精英与底层民众之间反向逆动的趋势，说明那个时期大多数社会精英与底层民众的严重脱节。到清朝灭亡，没有多少精英对这种脱节加以重视。这一现象直到中国共产党出现才根本改革。抗日战争时期，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大多数社会精英与底层民众同呼吸共命运，此为后话。虽然义和团运动获得朝廷里一部分人的支持，但是，两者其实是同床异梦，欲求并不一致。义和团只是被利用，而没有被正确地引导，最终的失败也就无法避免。
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形势，不论是社会精英还是底层民众都认为需要改变，即便是清廷，改变现状的意愿也相当强烈，行动也时时可见，这是与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相一致的地方。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清朝社会各界虽然有变革的共同愿望，但在如何变革的具体内容方面却相互分离，甚至互相羁绊。清政府由于种族原因，担心失去满族的特权，因而不敢放开手脚。为了保住满族的特权，他们甚至会借助洋人的力量来压制中国内部的变革要求。为朝廷服务的知识分子也表现出多面性，既要变革，又怕与“乱党”混同，因而往往畏首畏尾。决心反抗朝廷的知识分子，一方面要反朝廷，另一方面又要维护国家；一方面要学西方，另一方面又得不到西方的有力支持；在改良与革命之间徘徊，甚至为了革命而破坏改良。因此，能够主导变革的力量都因为各自的小算盘而同床异梦，最为关键的是，他们都忽略了广大底层民众的期待，使得民众的意愿只能昙花一现，没能成为引导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
底层民众自发形成社会运动或者革命容易出现过激行为。当时的很多精英非但不对其加以指导，甚至缺乏必要的同情。例如，邹容在《革命军》一文中将革命分为“野蛮之革命”和“文明之革命”，并将义和团归为“野蛮之革命”，仿佛中国底层民众的作为都是野蛮的，只有洋人，或者他们这些接受了洋人教育的留学生，才是文明的，甚至连革命都是“文明之革命”。有人以义和团实施破坏、杀害无辜为这种观点辩护，但事实上，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专政的三年时间里，仅在巴黎被屠杀的就有7万多人，全法国在大革命期间的无辜死亡者数倍于此。以人口比例来说，法国大革命造成的死亡人数比义和团运动高得多。何为野蛮？何为文明？中国的精英从那时就开始的崇洋媚外，只能使他们脱离中国民众，从而使得上层精英和底层民众的任何改革或革命都难以成功。
“辛亥革命”一词是在其发生将近十年后才成为一个专有名词的，在此之前，它一般被称为“武昌起义”或“武昌首义”。武昌起义并不是一场按部就班策划、实施的起义，而像是各种机缘汇集在一起的意外。然而，它毕竟发生了。战斗虽然不算很激烈，但清朝政府仍没能抵挡得住，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如同一栋年久失修的老宅，某一天，一个轻微的声响，一个看似不重要的断裂，便很快引发连锁反应，造成整个房屋的倒塌。经历了将近三百年的统治，换了12位最高统治者，清朝政府的确腐朽了，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文章《民众的大联合》，文中使用了“辛亥革命”一词，并对其内涵进行了阐述。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提到：“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呐喊……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毛泽东继而提出今后的革命要唤起和联合民众。应该说，当时年仅26岁的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比很多同时代的风云人物都要更加高瞻远瞩。只是当时他还年轻，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动员组织体系，历史仍然没有走上正途。此后，梁启超、陈独秀等人以演讲或文章的方式，让“辛亥革命”一词在其十周年之际，成为一个专有名词。然而，这个专有名词的含义已不局限于武昌起义。
由于鸦片战争之后对外一连串的失败和屈辱，人们的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孙中山年轻时曾上书李鸿章希望改良，后来放弃了这一主张，变为主张推翻清政府，建设一个新国家。辛亥革命就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不断努力、不断积累的结果。孙中山的努力是想从内部改变中国。虽然武昌起义像一个偶发事件，并不那么波澜壮阔，但孙中山及其同志多年来流血牺牲、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壮举，让后人看到以革命的方式从内部推翻清政府的事业充满了艰辛与曲折。与孙中山革命的艰难困苦相比较，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入侵，西方列强的武装都已经占领了北京，但那个时候，西方列强并没有推翻清政府，而是保留了它。孙中山较大程度上接受了西方思想，他的建国方略也基本上参照西方的模式。按理说，西方列强占据北京的时候，更容易实现孙中山的目标。换句话说，西方列强当时完全有能力推翻清政府，然后依据它们“自由、民主、平等”的文明理念，在中国建立一个符合西方政治理想的新政权。然而，西方列强很容易做到的事，它们却没有做，而留待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非常艰难地去做。这是为什么？
不仅如此，在孙中山推翻清政府的艰难过程中，西方列强不仅没有给予孙中山经济上的资助，连道义上的支持都很少。孙中山的经济支持主要来自海外华侨。直到今天，一些西方国家为了推翻某个它们不喜欢的政权，依然采取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公开或秘密支持、资助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居然没有发生在孙中山身上，这并非孙中山不想要，而是西方列强根本就不想帮助孙中山。孙中山曾三次得到外国政府的资助，但都发生在辛亥革命之后。美国政客将孙中山称为“梦想家”，英国在中国香港的总督称孙中山为“文明之害”，西方列强还响应清政府的要求，纷纷将孙中山驱逐出境，连各自的殖民地都不允许孙中山逗留。这种现象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奇观：孙中山和西方一样认为清政府腐朽落后，孙中山像西方一样认为西方制度先进文明，但是，更容易在中国实践西方制度的西方列强却不愿做这件事，甚至反对孙中山做这件事，甚至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依然支持北洋军阀，而不是孙中山。这是为什么？
对此，我们只要看看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就能明白。孙中山既然接受了西方思想，那么，他的建国思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与西方国家平等相处。此外，孙中山还要求推翻清政府，建立新政权后，要废除清政府与西方各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还要收回当时由英国人控制的中国海关，等等。换句话说，孙中山在西方思想影响下，希望新政权与西方能够平等，西方虽然口口声声说清朝落后，孙中山接受的西方思想才是先进，但当孙中山可能妨碍西方的利益时，西方便将其视为“文明之害”。反过来，西方虽然认为清政府落后野蛮，但是，当清政府满足了西方的利益要求时，西方列强宁愿保留一个对它们有利的、“落后野蛮”的清政府，也不愿要一个与它们一样代表“先进文明”的孙中山的新政权。
这种现象在辛亥革命之后一直持续。清政府被推翻后，北洋政府走马灯似的换人、换内阁。西方是否承认新的北洋政府，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新上台的人是否承认清政府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举例来说，曹锟靠贿选上台，国内外对此都很清楚。按西方的政治标准，曹锟上台应该无效。然而，西方列强还是承认了曹锟内阁，原因就在于曹锟承诺不违背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旧条约。当时的中国海关被英国人控制，中国海关的关税一部分用于偿还清政府与西方所签订条约的赔款、借款等，一部分拨付北洋政府。孙中山在南方组织政权与北洋政府对抗时，曾经要求西方暂停将中国海关关税的余款拨付北洋政府。他建议等中国统一之后，西方再将这笔该给中国的钱拨付给新政权。暂且不说中国对于自身海关主权的丧失，就是孙中山这样一个可怜的请求，西方都不答应。孙中山在得不到支持和帮助的情况下，打算截留广东海关的关税，数个西方“文明”国家，包括英国、美国，立即共同行动，十几条军舰停泊在广州附近，用武力威胁阻止了“异想天开”的孙中山。
由孙中山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所谓西方的先进、文明，常常只是口是心非的幌子。在利益面前，西方人信奉的先进、文明原则，统统靠边站。如果听信西方的政治原则，常常会头破血流。号称先进文明的西方，不会因为你的政治原则与它一样就支持你，而只会因为利益得到保障而支持你，并不管你的政治原则是否真的与它一样。由此我们也就能理解，孙中山为何最后放弃了对英美的一切希望，选择了联俄联共的方针。这一决定的背后就是，孙中山终于认识到，自己革命一生、坎坷一生，革命反反复复，关键之一在于没有真正发动群众，没有将革命的目标与中国广大民众的个人命运联系在一起。当初聚在日本的革命者小圈子，不过是沾染了日本武士道风气的个人英雄主义团体。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社会上下层便始终处于相脱节的状态，人们还没有找到凝聚的方式。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预示着他意识到了这一核心问题，可惜为时已晚。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背叛了他终于找对的这条道路。
四、路漫漫兮上下求索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今后的中国应该怎么办，应该走怎样的发展道路？对此，在相当长时间里并不清晰。叱咤风云的人物层出不穷，有的如流星划过，有的如巨石沉江，有的孤傲孑然，有的奔走四方。在这个群体中，梁启超是非常特别的一位。从22岁参与“公车上书”开始，直到57岁病逝，三十多年间，梁启超的名字几乎与中国近代史上每一个重大事件连在一起。当时社会局势波谲云诡，枭雄豪杰轮番登场，内外势力明争暗斗，梁启超几乎受到每一方势力的欢迎和重视，他也因此有了“善变”的名声。
梁启超在政治上的确“善变”。他支持过变法维新，靠近过孙中山的武装革命；他既支持革命，又被认定为是一个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者；他大力提倡君主立宪，又鼓动段祺瑞发兵推翻张勋辫子军的复辟；他曾经想借助日本的力量改变中国，又很早就向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他拥护过袁世凯的强人政治，试图与袁世凯一文一武联手治理中国，又策划自己的学生蔡锷领兵反对袁世凯；他向中国大力介绍西方思想，提倡“德先生”“赛先生”，并一手促成了五四运动，最终又认为西方文明已经破产，要用东方文明来拯救世界……赞扬梁启超的人说，他的善变是与时俱进；批评梁启超的人说，他的善变是政治投机；维护梁启超的人说，他善变的背后，有“内在的一致性”；抨击梁启超的人说，他的善变是自相矛盾、无所依靠的彷徨；等等。于是，中国近代史上几乎每一个政治流派，都能从梁启超那里找到支持，同样也能找到反对。梁启超从学术思想到政治领域的“善变”，的确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奇观。
我不认为梁启超的“善变”是政治投机，相反，我认为，梁启超在政治领域的每一个选择都是真诚的。那么，又如何解释他在政治上没有主见、没有长性呢？人们评价梁启超，有一个词经常提到，说梁启超“学贯中西”，这是一个比较准确的描述。在某些专门领域，梁启超可能不如“专家”，但是，从整体上说，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少有的人物，他最突出的地方就在于，对于东西方文化，梁启超比同时代的其他人都更接近了两者的本质。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变动巨大的时代，后人说，这是一个“新思想”层出不穷的时代。在那个巨变的时代，有些人因为接触了某一种“新思想”，便以为找到了新世界的真理。这样的人，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非常多。有人认为实用主义是唯一，有人认为无政府主义才是真理，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最适合中国，有人认为儒家思想才是正路……对于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大部分都只是盲人摸象，以为窥一斑便能知全豹。而梁启超与他们不同。
梁启超几乎在各个领域都触及东西方文化的本质，他是那个年代在思想上与东西方文化的本质同时都最接近的人。而其他很多知识分子，大多只是在某一个领域、某一个侧面接近了本质，却不能像梁启超一样视野开阔与真知灼见并存。因此，当不同的思想和政治流派互相角逐的时候，梁启超要么成为各派争取的对象，要么成为各派批评的对象。梁启超的问题在于，他对东西方文化的本质了解都很深入，却未能将其协调起来。因此，梁启超著作甚丰，一生写了一千四百多万字，却没有鲜明的主张。谁都可以从他那里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以至于如今，主张发扬“五四”精神，推崇“德先生”“赛先生”的人，可以拿梁启超做旗帜；对于被“五四”批判的儒家学说，在新儒家的目光下，梁启超同样也被作为新儒家的代表。
梁启超晚年因尿毒症到北京协和医院开刀，结果，美国人开的医院发生重大医疗事故。梁启超的坏肾没被切掉，好肾被切掉了。梁启超的家人朋友要向协和医院兴师问罪，提出赔偿，但梁启超因担心影响西医在中国的发展前途，在病榻上用中药养病调理时，居然还写文章为协和医院辩护，其他人也只好不了了之。手术八个月后，梁启超病逝。这件事情仿佛是一个象征：他对中医和西医都有信赖，但没有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最终伤害了自己。如果这个不幸没有发生，梁启超再有一段时间，也许，他就能把自己的观念协调起来，形成一个真正的理论。
梁启超的“善变”是因为他在历史巨变时期，在复杂的政治领域，随时都能发现一种政治主张和政治势力有符合东方或西方文化本质的地方，而不像只接受某一种主张的人，只认为自己的方式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与自己不同的政治行为，都应该被批判打倒。梁启超则在不同的政治流派中，深刻地看到各自的合理性，即便在袁世凯身上也一样。因此，梁启超的“善变”不是因为政治投机，而是因为他把每一种合理性都当成可能的终极价值。这也成为梁启超的遗憾。在巨变的时代，他没有能够把他所认识到的、丰富的合理性，变成一个纲举目张的思想体系。按照梁启超的遗愿，他的墓碑上没有评价性、总结性的文字，也许这就是他自己对这一点的了解。
梁启超理解了一切，却未能形成方法，而很多人则是只理解了一部分，便确定了方法。穿过历史的烟云，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一个人做到的事情，如今很多人同时在做。梁启超是当今中国每个研究者都难以绕开的台阶。他的“善变”既代表了那个时期中国人的迷惘、困惑与探索，也预示着一个新的诞生。
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百日复辟失败后，被英国人关押在大西洋上一个叫作圣赫勒拿的小岛上。拿破仑被监禁后的第三年，在一个百无聊赖的日子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探监者。他们短暂的会晤，留给世界和中国人一个值得严肃思考的大问题。
早在1793年，英国曾经派马戛尔尼访问中国，一般认为因为马戛尔尼不愿“三跪九叩”而在乾隆面前碰了一鼻子灰。1816年，英国在滑铁卢打败拿破仑一年后，便又向清朝派出了阿美士德使团，使团成员中有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高官，8月份到达中国。阿美士德使团未能见到当时的嘉庆皇帝，历史书上记载说，因为阿美士德与马戛尔尼一样不愿行“三跪九叩”礼，所以才没有完成使命，事实上并非如此。为了完成这次接见，清朝官员替英国使团向嘉庆皇帝打圆场说：英国人对中国的礼仪不习惯，起跪不自然，但马马虎虎也能成礼。嘉庆于是同意接见阿美士德一行。阿美士德从通县连夜赶往北京，到达北京后，随行车辆没跟上，阿美士德自己觉得太疲惫，坚持要休息一下。清朝官员回复等待多时的嘉庆皇帝说，英使阿美士德病了，要改期。嘉庆认为英使太傲慢，于是取消了接见。事实上，阿美士德离开英国时，英国政府汲取马戛尔尼出使失败的教训，曾经要求阿美士德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接受中国要求的礼数。因此，所谓因为不接受“三跪九叩”而没能见到嘉庆皇帝导致出使失败一说是不成立的。
1816年，中英关系有一个重要背景。英国在与拿破仑发生战争期间，由于担心拿破仑派兵抢占澳门，影响英国在中国的利益，便于1802年、1808年两次派兵占领澳门。在清朝的压力下，英军最终撤出了澳门，但清朝认为英军故意拖延，撤军缓慢，因此发生了零星冲突。此后，英国还从印度出兵，进入当时清朝的藩属国尼泊尔，也使中英关系蒙上阴影。此外，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后不久，英国就已经开始从其印度殖民地向中国贩卖鸦片，东印度公司是主使。阿美士德访华时，英国销往中国的鸦片每年已有数千箱。因此，当时中英之间的关系颇多摩擦，已经比较敏感和脆弱。阿美士德的任性，最终导致这次出使的失败。但即便如此，嘉庆皇帝还是派人给英国使团以赏赐，让他们带回给英国国王。嘉庆还允许阿美士德使团沿大运河南下，一路上由地方官员好生招待。
直到1817年1月底，阿美士德使团才从澳门登船返回英国。路经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时，阿美士德特意登岛。被监禁的拿破仑迎来一位特殊的探视者，就是这位刚刚从中国出使失败而归的阿美士德勋爵。他们在那个小岛上有数次面谈。历史记载拿破仑认为阿美士德应该入境随俗，接受中国的礼仪，但这并不重要。其实，所谓不愿接受“三跪九叩”的中国礼仪，只是阿美士德为了出使失败而寻找和宣扬的借口。
尽管清朝政府一路上礼待阿美士德一行，但是，在与拿破仑见面时，阿美士德明确地向拿破仑说：只有用武力，通过战争才能打开中国的大门。拿破仑对阿美士德的这个构想充满蔑视，他说：同中国这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的国家作战是最大的蠢事。你们英国一开始可能会成功，但最后你们会被中国打败。阿美士德对拿破仑的这番话不以为然，他说，中国只是表面强大，其实很软弱。于是，拿破仑说了一番对中国人来说最著名的话。拿破仑说，中国是一头睡着的狮子，“狮子睡着了，连苍蝇都敢落在它脸上”。拿破仑接着说，“但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
时隔将近两百年，我们再来回味拿破仑与阿美士德的这番对话，不禁感慨万千。拿破仑是了解中国的。拿破仑对中国的了解，来自启蒙运动中法国思想家对中国的了解。启蒙运动的很多思想来源就是中国。法国大革命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是受中国思想影响以后，在欧洲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平民造反，对欧洲千百年来牢固的贵族阶层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巨大震动。法国大革命其实类似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但在中国，这样的起义无数次发生过，而在欧洲，法国大革命是第一次。法国大革命后的“人权宣言”上写着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是它受中国影响的证明之一。拿破仑之所以在欧洲既令人敬仰，又令人闻风丧胆，咬牙切齿地痛恨，恰恰是因为他从中国获取了精神资源。经由耶稣会传教士，法国成为当时欧洲传播中国思想的桥头堡，法国宫廷也因此成为当时风靡全欧洲各个宫廷的“中国热”的策源地。今天的法国依然与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因此，正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精髓，催生了法国大革命，催生了拿破仑这个想成为欧洲秦始皇的伟大人物。与阿美士德对话时，身陷囹圄的拿破仑也许在反思，如果他领导的不是法国这样一个小国家，而是中国那样的大国家，那将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对于拿破仑想当欧洲秦始皇的心态，身为英国贵族的阿美士德未必能理解；对于拿破仑轻易便能发动民众，使之成为无穷力量的源泉，阿美士德又能理解多少？
但是，阿美士德对拿破仑的反驳也是正确的。阿美士德来了一趟中国，回到英国宣称因为不愿向中国皇帝叩头而没有完成任务，结果名声大噪，当时的英国显然更倾向于阿美士德对中国强硬的主张。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正从精神和文化上开始摆脱小国、岛国心态，以西方中心论为思想基础，向世界巅峰冲刺，中国是它需要攻占的最后一个强大的阵地。几年后，从1823年到1828年，阿美士德担任印度总督。也就在这五年时间里，英国销往中国的鸦片数量猛增。到阿美士德离任时，东印度公司销往中国的鸦片每年约为2万箱。阿美士德担任印度总督五年，发动了第一次英缅战争，为期两年。这似乎是一场扫清清朝政府外围的战争，但这一次英国没占到多大的便宜，共有1.5万名英国和印度士兵阵亡，英国因庞大的战争经费一度陷入经济危机。这场战争为缅甸王朝换来继续维持六十年时间，直到1886年第三次英缅战争缅甸才亡国，原为清朝藩属国的缅甸彻底成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从此，鸦片也由英国人带入缅甸，直到今天依然为祸世界。
阿美士德在第一次英缅战争中受到较大挫折，也许影响了英国对中国动武的时间，但并没有影响对中国使用武力的决心。1840年，英国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借口，因为中国人禁止英国向中国贩卖鸦片，英国便说中国妨碍自由贸易，于是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战争的结局证明，阿美士德当初对拿破仑说的中国只是外强中干的话，实际上是对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国远征军陆海军总兵力最初只有7000多人，后来增加到2万人，约占英国当时全国兵力的1/10。如果那时80万清朝军队能像缅甸在第一次英缅战争中那样消灭1.5万名英国和印度士兵，世界近代史就会被改变。但是，清朝未能做到这一点。广州三元里，数千中国农民手持农具为武器，包围了外出抢劫的英国小股部队，共毙伤英军少校以下官兵近50人，生俘10人。英军不得不退出广州。然而，这一场中国民众自发的武装抗英，没有得到清政府的支持，反而在英军撤出后贴出告示，要求民众“后勿再犯”。清朝政府上层与民众的脱节再次显现，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没能在那时形成，中国和世界的命运由此被英国人改变，中国只能逆来顺受。阿美士德当初对中国的判断，此后至少在一百年里被证明是正确的。
但是，拿破仑对中国的判断也依然是正确的。拿破仑说中国这头狮子睡着了。的确，它熟睡了太久，一次次战争都没将中国这头狮子打醒，无数的苍蝇在狮子熟睡的脸上炫耀着舞姿。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年中，中国这头狮子也有醒来的时候，太平天国是一次唤醒的努力，之后便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等。然而，恰如鲁迅所言，在那间铁屋子、黑屋子里，醒来的只是少数人，呐喊声惊醒的也只是少数人。直到抗日战争，全体中国人都醒了。到新中国成立，到抗美援朝，全世界已经看到中国这头狮子醒来后气势磅礴的气象。
自鸦片战争以来，无数优秀的中国人为民族振兴而献出了生命：关天培、陈化成、谢朝恩、江继芸，麦廷章、祥福、韦逢甲、海龄、郑国鸿、葛云飞、王锡朋、朱贵、史荣椿等，在鸦片战争中壮烈牺牲；邓世昌、刘步蟾、林永升、左宝贵、丁汝昌、戴宗骞等，在甲午战争中殉国；聂士成、罗荣光等在抵抗八国联军时阵亡；还有很多仁人志士为了推动变革或推翻腐朽的清政府而慷慨就义：石达开、林凤祥、李开芳等太平军将士；“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女英雄秋瑾；林觉民、方声洞、喻培伦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等；还有大量没有留下名字的普通中国人，他们都为自己的国家能够免除被奴役、能够走向繁荣富强而抛头颅、洒热血。
一次次不屈不挠的抗争，一次次舍生忘死的探索，有成功，有失败。成功不是终点，失败并不可耻。我们继续走在路上，有时会停下脚步，有时会回头张望。我们要知道自己是谁，自己从哪里走来，我们才能知道要往哪里去。每一次失败都不能遗忘，每一滴鲜血都不能白流。失败孕育了成功，鲜血浇灌了鲜花。在无数的牺牲和失败之后，光荣的胜利就会到来，中国和世界正在孕育一个伟大的时刻。
拿破仑说“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这句话至今已将近两百年，中国真的醒了吗？中国真的彻底醒了吗？在我看来，中国人的确已经从生理意义上苏醒了，但是，中国人真的从精神意义上苏醒了吗？中国这头狮子即便已在生理上苏醒，但如果不能从精神上苏醒，它将依然处于庞大的迷惘中。对于当今中国和未来的中国来说，精神上的真正苏醒就是要从崇洋媚外中醒来，要从西方中心论中醒来，要从西方几百年来不断制造的各种迷魂汤中醒来。在千万种絮叨、指点面前保持充分而强大的自信，就是中国真正的精神苏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在精神苏醒的状态中描绘的蓝图。“中国梦”是一个目标，是一个动力，是一种幸福的期待，中国人将万分清醒地将它变为现实，这就是我们的自信。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我们不可能抓着自己的头发离开这片土地，到另一个地方生根发芽。我们只能是我们祖先的后代，继续完成他们未竟的心愿，实现他们未实现的梦想，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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