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历了一百零九年。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12名代表出席会议，代表着当时全中国的50多名党员。二十八年后，这个当初只是一个小小萌芽的政党，经历了无数曲折与苦难，终于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党员数量共448万。如今，这个党已经发展到8000多万名党员，将近400万个基层组织，正领导着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这一奇迹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一、历史的废墟不只是废墟
要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成功，先要理解中国自鸦片战争后为何会遭遇一系列失败。恰如保留圆明园废墟，建成遗址公园，并不是因为历史废墟本身的价值，而是历史废墟所述说的深层含义。中国曾经物质繁荣、文化昌盛、科技领先、制度先进。一些受西方中心论影响的国内学者也许不愿接受这个结论，而国内外很多不抱有偏见的学者，尤其是历史学家都承认这一点。不可否认的是，曾各方面领先世界两千多年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的确失败了，而且可以说是遭遇了惨败。虽然中国历史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当时也有人发出“神州陆沉”“再无中国”的浩叹，但是，面对鸦片战争之后的危局，李鸿章写道，“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欧洲诸国……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李鸿章的这一认识是深刻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准确地描述了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中国对此还没有如何应对的经验。
鸦片战争的失败，首先是因为“技不如人”，中国在军事武器的科技和制造方面明显落后于人，军事武器的落后，背后是整个工业体系的落后。英国学者李约瑟指出，农业经济时代，中国的科技并不落后，而且还大大领先于世界。按李约瑟的观点，中国的科技大约从17世纪开始渐渐被欧洲赶超，并被拉开了很大的距离。由于中国近代史上科技领域相对于欧洲的落后，造成了中国一系列的不幸。所谓“李约瑟难题”，即曾经领先世界的中国科技，为何在近代落后了？对此，人们有各种解读。在这里我只想指出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视角。
科技的发展与民众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有关，与社会财富的积累也有关。这两个要素中国历史上都不缺，而且都领先于世界。中国最早发明了纸张，这个今天看起来很普通的东西，对于文化普及非常重要，因为它使得文化的传播成本降低而且方便。因此，在农业经济时代，中国的文化普及程度是全世界最高的。加上中国农业经济极高的生产效率，社会财富也非常丰富，使得中国在那时有条件出现最发达的科技。但是，这两个元素在后来都发生了变化。
自从有了科举制度，文化的普及程度在中国进一步提高。如果说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还只是一个概念，那么，到了科举最为发达的宋朝，普及教育体系已经在中国全面建立。然而，由于科举制度的性质，宋朝普及教育的目的更多地集中于培养官员。换句话说，当时的教育主要是道德教育，而忽视了对实用技术的教育。国家在科技领域的投入在今天看来也不够重视，或者显得不足。进入南宋，科举制度导致全社会读书风气大盛，但是，大量的读书人与读书做官的有限出路已经形成了矛盾，致使南宋时期出现了“浙东事功学派”，其目的就在于当读书做官已趋饱和时，为普及教育造成的大批读书人探寻新的出路。然而，这一探索刚刚开始，南宋灭亡，元朝轻视科举，使得开始于南宋的这一探索彻底中断。进入明朝后，由于元朝导致的人才断层和稀缺，政府对于教育的注意力依然集中于培养官员的道德教育，对于实用科技的重视和投入依然严重不足。
举例来说，李时珍、徐霞客等所取得的在世界范围内都出类拔萃的科学成果，主要依靠的是民间财力，而非国家政府的投入。虽然由于中国社会整体财富的丰富与庞大，这样的先进科技还能够产生，但毕竟数量有限。当然，这也与当时中国人所了解的世界范围内，明朝的科技水平始终领先，明朝政府即便没有大量投入，也不用担心周边国家的科技水平会超过自己有关。然而，在遥远的欧洲，由于道德教育属于教会的范畴，因此，国家政府的世俗教育从一开始就专注于实用技术，加上欧洲各国之间的激烈竞争，各国政府对实用科技的投入实行政策倾斜，导致中西方之间科学研究的发展速度产生相当大的差异。欧洲后发制人的普及教育几乎只注重实用技术教育，这是西方科技水平能够超过中国的重要原因。自大航海时代以后，西方通过掠夺殖民地，逐渐积累了大量财富，使得它们有能力、有条件投入对实用技术的研究。因而，中国农业经济时代科技领先的两个重要因素都失去了优势，清政府又没有及时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最终使得中国在工业经济条件下的实用技术落后于西方。
事实上，即便是在工业领域，很多源头技术也来自中国，例如炼铁技术、煤炭使用、造船等。然而，西方由于政府重视，其发展很快超过了中国。以至于在西方工业革命后，连中国传统的优势技术如陶瓷、丝绸等，都被赶超。因此，中国近代科技的落后，主要是由于政府对实用技术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常常将其视为雕虫小技、奇技淫巧，在道德教育和实用教育上产生严重的偏差。这一传统在没有外界比较的时候，以及在周边国家科技水平更落后的衬托下，中国危机感并不显著。但是，当以前中国严重缺乏全面了解的欧洲国家，跨越“九万里之遥”来到中国海岸线，这一差距的严重性便成为一个极为真实的危机。这一观点并不新鲜，早在清朝时期，很多人就已经意识到了。洋务运动中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这一观点的体现。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那么，是这种观点错了吗？洋务运动失败之后的戊戌变法提出了体制问题，应该承认它并非没有道理，发展实用技术及其教育应该有与之相适应的制度。这也是戊戌变法试图向日本学习的原因。
有些早已被人熟知的历史事实，我们对它们的解读可能会有所不同。历史记载，日本明治天皇捐出内廷费用1/10以上用于发展海军，还每日只吃一餐，节省费用以号召全国。文武官僚及有钱人闻之涕泪横流，纷纷响应出资捐钱。与之相对应的是，慈禧太后却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两相比较，这仅仅是制度问题吗？从制度上说，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其制度并不比清朝优越多少，但甲午战争的结果却一目了然。原因何在？我认为，日本能打败中国，核心不在技术、不在制度，只在军国主义。
爱国主义是一种崇高的感情，也是每个现代国家产生凝聚力的核心。但是，爱国主义也要有所区分。军国主义就是把国家的武力扩张意志强加给个人，并且把行使武力当成实现国家意志的唯一手段。爱国主义能够在全体国民中间贯彻、弘扬，关键在于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一致、融合。爱国主义不是强加的，是自愿的。爱国主义除非在战争的特殊状态下，不会以武力为手段，它可以是文化的、经济的。美国至今都是一个爱国主义情绪非常浓厚的国家，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保持一致，是爱国主义能够兴旺的重要原因。有了这样的理解，我们再来看明治与慈禧的不同做法就会有更准确的认识。明治捐钱、一日一餐，实际上就是号召全体国民在对外行使武力上与国家保持一致；而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恰好相反。这一差异的背后还有其他深层原因。
虽然从鸦片战争开始就有关天培、陈化成这样为国捐躯的爱国将领，体现出清朝上层精英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但是，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充分表现出广大底层民众与清政府在利益上的不一致。这是清朝政府二百多年间始终未能真正解决的问题。义和团运动时，底层民众主动表现出想与朝廷保持利益一致的强大意愿，清政府也有迎合的表现。但是，清政府只是想利用民众的爱国热情，而非真正想让广大底层民众的利益与朝廷相一致。这一首鼠两端的做法，最终成为清朝覆灭的主要原因。
戊戌变法之前，清朝绝大多数上层精英都愿意在利益上同朝廷保持一致。剿灭太平天国运动后，曾国藩解散湘军，这等于是放弃了与朝廷利益对抗的另一种选择，也等于是放弃了重建一个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相一致的新朝代的可能。因为曾国藩觉得那样做的代价太大，如果清廷能够主动改变，代价会小得多。曾国藩的这一选择可以看成是龚自珍渴望朝廷改革的延续。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以及次年的“公车上书”活动，都是清朝上层社会精英希望清廷主动变革的体现。邓世昌、刘步蟾等人在甲午海战中殉国，几乎可以看成是这一观念最后的呐喊与绝响。然而，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彻底打破了上层社会精英对清廷主动改革的幻想。八国联军入侵时，连李鸿章都发动联合东南七省自保互保，认为清皇室的诏令是“矫诏、乱命”，拒不执行清廷的旨意，也不支持清廷当时在北京与八国联军的作战。虽然东南联保最终拒绝了脱离清政府而独立的建议，但是，此后义和团被朝廷镇压，已经预示着清廷与社会底层和社会精英的利益都发生了冲突，“家国一体”的爱国主义在清朝体制下已彻底丧失了可能。清廷灭亡将无可避免。
如果说关天培、邓世昌等人为朝廷而捐躯尚是一种责任和光荣，那么，八国联军之后，这样的人不再出现。孙中山转而推动革命；陈天华投海自尽并非为了清朝，而是为了一个真正的中国；秋瑾作为一名女子，将愤怒的矛头指向清政府，标志着清廷的利益与全中国上层精英和底层民众的利益已经不可调和，唯有你死我活。因此，清政权真正的失败原因是没有将国家利益、朝廷利益与民众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科技进步固然重要，体制问题也很重要，但是，“家国一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保持一致的爱国主义未能形成，是清朝灭亡的最终原因。
如今我们检讨清政府失败的原因，不得不指出，满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跨过山海关、入主中原，掌握了政权，从一开头就孕育了这一利益冲突。虽然满族入关后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汉族文化，但是，少数满族人在清朝始终享有特权。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时候，清朝统治阶级一方面对八旗的特权有所限制，另一方面对汉族的权益也有所照顾，大致还可以稳定局面，继续维持其统治。但是，当外界压力导致内部利益冲突激化，清朝特权阶层依然不肯放弃自己的特殊利益和特权，离心离德的局面就必然会出现。清朝统治阶层对外一次次割地赔款，虽有等待时机、图强振兴的意味，但也有保住特权利益的动机；迫使曾国藩交出湘军军权，也是由于害怕清朝皇族特权的丧失；慈禧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同样是由于担心汉人掌握的武装实力太强。她的这一举动不是太傻，而是太聪明，但结果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戊戌变法未能成功，原因之一也是八旗特权面临丧失的威胁而产生抵抗，并获得慈禧太后的支持。八国联军入侵之后清廷开始推行“君主立宪”，但是，却搞出了一个“皇族内阁”，依然想使权力掌握在满族少数特权阶层手中，引起全国哗然，从而使得清朝政权失去最后一丝生机。
反观日本，明治天皇与日本上层精英基本同心协力，与清朝中后期的态势形成鲜明反差。当然，日本的不可取之处首先在于，它的精英阶层照搬了西方国家对外武力扩张、掠夺的国家政策，为了本国利益而不惜向别国使用武力；其次，为了让普通民众拥护政府的武力扩张政策，它采用了军国主义惯常的愚民教育手段，将民众裹挟为军国主义扩张的炮灰，爱国主义走向极端，便开始害人害己。
总而言之，由于清朝少数特权统治阶级时刻维护自己的特权，时刻担心自己被数量更为庞大的汉族人取代，在危机到来时，依然不肯放弃特权，清朝贵族与广大民众的利益冲突日趋激烈。虽然汉族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一次次顾全大局，用建议、呼吁、呐喊、参与等方式，给了清朝政府无数次自己改革的机会，但是，清贵族阶层在自身利益面前，依然目光短浅，将全体民众的共同利益放在自身特殊利益之后，最终没能形成上下一致的利益共同体，没能推行真正有效的改革，以应对急剧变化的世界潮流，导致它必然要被中国人民淘汰，不再值得惋惜。
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人的所作所为同样重要。西方为了自身的利益，某种程度上也维护着清贵族的利益，致使清朝特权阶层产生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以为牺牲中国民众的利益，保证洋人和它自身的利益，就可以延续统治。在内忧与外患问题上，清朝政府决定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政策，将外患视为“轻”害，“宁与洋人，不与家奴”，便是这一观念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的概念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只有民主，才能有效地将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结合在一起，而清廷始终没能做到这一点。当然，怎样的民主才能实现整个国家的全体民众都成为利益共同体，这是另一个话题。清朝推动“君主立宪”也是当时乃至今日依然被奉行的西方民主方式之一，但它失败了。因此，民主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它的形式，而在于本质。形式只是工具，工具并不能等同于本质。如果我们要吸取清朝失败的教训，那么我们应该看到，积极而健康的爱国主义是让国家政权与民众利益凝结在一起的强大力量，而这正是清政府严重缺乏的。
二、“依靠谁”是个大问题
清朝灭亡之后的北洋政府之所以失败，某种程度上可说是犯了与清政府同样的错误，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虽然清政府被推翻，但是，清朝对西方的承诺并没有作废。北洋政府不敢取消清政府对西方承诺的利益输送，时刻看着西方的眼色行事，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清政府靠西方来保护它的特殊利益是一回事。北洋政府一届内阁能否站住脚，常常取决于西方是否支持。而西方是否支持，又取决于西方在清朝时期攫取的在华利益能否得到北洋政府的保护。与清朝时不同的是，当中国的一大块利益蛋糕被切给了西方，给国内剩下的蛋糕明显就少了，军阀混战其实就是抢夺国内剩下的蛋糕残渣，这种现象在清朝时期没那么明显和激烈。军阀混战一方面使国内利益的抢夺更加激烈，另一方面也使得抢夺所剩不多的国内利益的成本、消耗大为提高。最终，所有的负担都压在每一个百姓的头上。
蒋介石最初跟随孙中山时，虽然也显示出爱国、救国的热血，但依靠谁来爱国、救国？他的立场还不太明显。蒋介石领导北伐，扫除军阀，实现国家的统一，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民意的支持。北伐成功等于消除了国内对剩余利益无规则、无秩序，仅凭武力的疯狂抢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彻底否定蒋介石，不能说蒋介石一无是处。但是，换一个角度看，蒋介石的北伐即便不成功，也一定会有其他人实现这一目标。否则，中国将陷入长久的灾难而无法获得发展的机会。中国的传统不允许这种分裂、混战的状态长期存在。我们今天需要思考的是，不管是蒋介石还是其他人，结束国内军阀混战、恢复国内利益分配秩序的人，他所能依靠的力量是什么？
当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发动“四一二”政变时，他的立场终于昭然于天下。蒋介石对内依靠的是社会上层，背叛了广大底层工农；对外，蒋介石在抗拒外国在华攫取利益方面，与北洋政府区别不大，最多是在向所有西方国家还是向部分西方国家输送利益上多了一点选择。蒋介石对内依靠的一个主要势力是国内买办阶层，这一选择事实上把国内的利益集团与外国势力在中国的最大利益联结在一起，使他们共同成为蒋介石的靠山。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在全体民众的利益分配方面，蒋介石做得并不好。蒋介石出于维护自身权力地位的要求，与地主、买办、资本家等少数上层阶级达成妥协，更多地维护了国内上层精英的利益，而没有使广大民众获得真正的利益。因此，军阀打来打去，蒋介石消灭军阀，对于民众来说都一样，民众还以为蒋介石不过是另一个新军阀，或者是打剩下的唯一军阀。蒋介石虽有爱国情怀，但利益严重倾斜的政策难以保障中国广大底层民众的利益，这是他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抗日战争本来是一个团结民众的机会，但他同样辜负了全体民众。日本入侵使得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被迫变得一致，抗日成为所有中国人共同的最大利益所在。本来，这是蒋介石重新调整国内利益与国际利益的良机，他却没有充分利用好这个机会。放弃东北是巨大的错误。“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虽然发出“准备抵抗”的声音，但仍要求“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政府现在既以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力避冲突……然为维持吾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蒋介石的这一决策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相信洋人，以为“国联”之类的洋人机构能主持正义，以为西方会维护他们口口声声的“公理”，而不相信本国民众。
蒋介石放弃东北的错误造成几个后果：一、使得日本轻易获得扩大战争的资源，为日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提供了充足的战争支撑。我去大庆油田的时候，当地人告诉我，日本人当年在东北勘探石油，其勘探点离大庆油田很近，只要再加一把努力，日本人就能先找到大庆油田。现在人们说起这件事，往往说是老天保佑中国，而没有保佑日本。如果当年日本真的找到了大庆油田，日本的战争资源就会更加雄厚，这场战争的结局可能就会有更多的变数。二、使得日本成功地试探了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为了自己的目的，是可以委曲求全的，国民政府并不想与日本硬拼，从而使得日本加快了实现其更大野心的步伐。三、国民政府放弃东北也试探了国际社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联”，虽然号称要主持世界的正义，蒋介石也听信了这种表态，但是，日本通过在东北培植伪满洲傀儡政府而实际上彻底控制东北，使得日本确信，国联不过是只会放空炮的花架子，完全可以不放在眼里。其实，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把青岛交给日本以后，很多中国人就已经对“国联”这样的国际组织不再怀有信任，“五四”“反帝”口号也就是在那时提出的。但是，蒋介石却依然对它抱有幻想。
虽然蒋介石仍是一个具有爱国心的人，但是，蒋介石对西方的迷信和幻想始终存在，这一点不光可以从他的决策看出，从他的婚姻、信奉基督教等行为同样可以看出。期待洋人裁决，无非是清朝时期“以夷制夷”思路的延续。即便有成功的案例，“以夷制夷”从根本上说都是要求之于他人，都要将中国的利益在不同的洋人之间送来送去，都容易受制于他人，成为别人的傀儡。蒋介石的这一错误几乎贯穿他的一生。
蒋介石的一生并非一无是处，他之所以最终失败，在我看来，关键原因之一就是对西方的信任和依靠超过了对中国民众的信任和依靠，并且使自己成为英美势力在中国的代理人，成为受英美势力摆布的傀儡。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众的苦难几乎达到了顶点。包括蒋介石在内，此前所有在中国近代史上走过的风云人物，都没有给广大中国底层民众带来真正的利益，都没能改变他们苦难的命运，甚至没能给他们改变命运的希望，反而是雪上加霜。
“西安事变”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蒋介石终于同意对日抗战，他的民意支持也因此达到了高点。然而，蒋介石忽视了这一民意的本质。面对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无数中国人的共同利益在危急关头集中体现于生死存亡，蒋介石动员民众支持抗战的确是顺应了这个民意。因此，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民意对蒋介石的支持一时又达到高点。然而，生死存亡只是民意的底线，在此之上，民众还需要广泛的现实利益。蒋介石因沿袭“四一二”政变时的政策而误将中国民众生死存亡的共同利益当成现实利益。抗战结束后，蒋介石的“接收大员”纷纷下山摘桃子，标志着蒋介石集团又开始伤害广大民众的现实利益。蒋介石所依靠的国内特殊利益集团在抗战时期过了几年苦日子，有的也做出了一些牺牲。他们虽然在生死存亡问题上暂时与民众保持了一致，但一等到抗战结束，便纷纷现出原形，开始抢夺各种现实利益，甚至像长久未得到食物的饿狼那样，比抗战之前更加变本加厉。由于蒋介石早已背叛了广大工农，将这些特殊利益集团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依靠，因此，蒋介石即便心中不乐意，也无法阻止他们对现实利益的鲸吞和抢夺。三年解放战争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中国广大民众与国民党所代表的少数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决战。貌似强大的国民党军队一路溃败，国民党士兵调转枪口便加入到解放军阵营，国统区强大的反蒋声浪，解放区民众对前线的踊跃支持，都显示出难以抗拒的巨大民意。
爱国主义不能仅仅是一个口号，它更为重要的核心是每一个人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上的一致和相互促进。蒋介石在抗战时期利用了中国民众爱国主义的热情，但等到抗战结束，蒋介石的所作所为等于将民众的爱国热情变成一张空头支票。
得民心者得天下，语出两千多年前的孟子。这句话常常被人忘记或者误解。所谓忘记，就是很多人只认为“得力量者得天下”，以为只要有钱有枪有军队，就能坐稳江山。却忘了几千年前，商汤七十乘战车灭夏桀，周武王三百辆战车打败强大的商纣王。中国古人早就指出，胜败并不只在于力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就是民心，这就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所谓误解，就是很多人看不起民众，忽视民众最质朴、最简单的声音，以为那些满腹经纶、喝洋墨水、穿文明装、舞文弄墨的社会精英就能代表普遍民意、广大民心。民心并不只是被代表的声音，而是在共同利益分配上的社会正义。从中国近代史来看，这两个错误都很容易发生，尤其是后一个。
依据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抱持“天下为公”的理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中国传统观念与西方社会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成为“社会的良心”是一致的。然而，中国社会在漫长的历史中，已经形成了知识分子如何代表民心、体现民意的成熟做法，即掌握权力的知识分子要与利益集团分离，并与民众广泛接触。而西方近代文明历史短暂，“知识分子代表社会良心”只是一个概念，其实践还很不充分。以西方的社会制度来说，知识分子要么成为只求学问、不问民间疾苦的专家，要么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非真正的社会良心。西方知识分子如果要代表“社会良心”，只能身处政府权力之外，保持所谓独立。但其独立也只是批评议论，而非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样“以天下为己任”。
当中国被西方用武力打败，尊重知识分子的传统还没有丢，知识分子从形式上说依然像在古代中国一样，因参与政府而拥有较大的权力。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把西方思想观念当成绝对真理。蒋介石时代常常把受过西方完整教育的洋博士当成真正民心、民意的代表，却不能清晰地意识到，受西方思想严重影响的知识分子，因其精神价值已不同于“先忧后乐”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也不允许知识分子成为权力主导，因而极容易成为利益集团的帮凶和帮闲。至今，还有不少人津津乐道于蒋介石政府里的官员有多少是西方名校的高材生，以衬托中国共产党里有太多的土包子。事实上，蒋介石国民党的权力结构，标志着民国政府只能成为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代理人，只能成为依附于外国势力的国内新的压迫势力，即官僚资本主义，必然与广大中国民众离心离德，最终被中国人民抛弃。
三、得民心者得天下
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原因，可以从多方面加以总结，但最关键的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与普通民众的个人利益紧紧结合在一起，让自己真正成为广大普通民众利益的维护者。从“五四运动”开始，“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已经蕴含了这一路线的正确。1926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这是辛亥革命之后，对于中国现状和历史命运、未来道路最为正确的描述。虽然从名词上说，“三座大山”的命名有商榷的余地，但它准确地描述了中国普通民众所遭受苦难的真正源头。通俗点说，“三座大山”一是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二是国内旧势力，三是国内依附于国外的新势力。
中国近代所遭受的苦难和灾难，首先来自西方。不论有多少洋博士或被西方洗脑的土博士如何为西方解释、辩护，如何拐弯抹角地为西方狡辩，都无法改变西方野蛮掠夺中国的事实。任何一个要振兴中国的风云人物，不认识到这一点，不把反抗西方的强盗行径当成首要任务之一，都不可能成功。国内旧势力有自清朝延续下来的高人一等的特权阶层；另一方面，辛亥革命后，传统社会结构被打破，国内旧势力的生存土壤发生很大的变化。一部分旧势力不得不以杀鸡取卵的方式维持自己的生存，使得他们与底层民众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还有一部分依附外国势力而为虎作伥、欺压民众。国内新势力，一部分有学习西方、借鉴西方而实现民族振兴的愿望和举动，另一部分完全投靠外国势力，成为剥削、欺压中国的帮凶。
辛亥革命完成了“破旧”，但“立新”并不成功也不顺利。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期，外国势力几乎成为中国社会最强大的势力，“三座大山”中除帝国主义势力之外的另外两座大山，都难以抗拒西方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不得不在不同程度上与西方势力开展合作。而西方在华势力自鸦片战争后压榨和掠夺中国的本质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没有明显改变，因此，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从本质上说就是以外国势力为核心，围绕外国势力，合伙盘剥中国底层民众的压迫者。
辛亥革命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建设并没有真正地推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西方内部厮打得不可开交，无暇顾及中国，中国国内的经济有过昙花一现，民族工业在那一时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壮大。然而，这一局面也不是西方真心愿意看到的，尤其是日本这一受西方严重影响的中国近邻，生怕假以时日，中国有能力不再对外国势力奴颜婢膝，因而迫不及待地入侵中国，企图将中国彻底变为日本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所遭受的苦难最深，日本在全世界率先打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枪。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西方对此置若罔闻。直到日本军国主义成为西方国家的巨大威胁，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才不得不拉拢中国。然而，英美势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放松对中国的盘剥并不是出于真心，而只是面对日本这个穷凶极恶的西方“好学生”的无奈。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占据中国的半壁江山，日本对中国的掠夺和破坏更为严重。因此，对广大中国民众来说，生存环境更为恶劣，现实利益遭受了更大的伤害。
中国共产党成为底层民众利益的维护者，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但至少从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试图成为一支独立自主、摆脱外国势力操纵的、真正代表中国的力量。陈独秀一生中虽然有过错误，但是，他很早就拒绝让中国共产党依附于外国势力，拒绝中国共产党成为外国势力的傀儡，这一点值得肯定。陈独秀之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在一个时期内没有坚持陈独秀的这一主张，直到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真正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才成为中国社会真正独立自主的本土力量。
为了北伐成功，实现国内统一，中国共产党曾经与国民党并肩作战。但是，两者所代表的利益的分歧，使得蒋介石很快彻底翻脸，在北伐还没有成功时，就向中国共产党挥起了屠刀。从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本土力量走入民间，走入中国社会的底层，真正确立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基础。所谓根据地，所谓农村包围城市，就是在外国势力和国民党的势力薄弱的地方，与底层民众成为利益共同体，成为鱼水关系。当严重受苏联和共产国际影响的党中央还在大城市里搞地下活动时，毛泽东在井冈山，在江西根据地，已经从中国现实出发，开始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成为中国共产党未来成功的重要起点。
根据地民众为何会支持中国共产党？因为共产党给了民众现实的、真正的利益。近一百年来，底层民众第一次从中国共产党那里得到他们梦寐以求的重要财富土地。于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和财产，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上战场，变成积极自发的举动。根据地民众支持共产党，也就等于保护每家每户的现实利益。有人说，1927年“四一二”以前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伤害了一些人，这也是造成蒋介石背叛革命的重要原因。这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方面。当民不聊生，民众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时候，牺牲少部分人的利益，维护大部分人的利益，就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由于这一选择符合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很多原属于“土豪、地主”阶层的人，也主动积极地配合这一行动，将自己的土地分给大家，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支持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出身于富裕家庭的并不在少数。虽然根据地大都在贫困的地方，但有些根据地的创始人本身就是当地富裕家庭的子弟。例如陕北苏区的创始人刘志丹、谢子长，但他们的富裕家庭出身并没有影响他们为广大民众谋利益。以谢子长来说，谢家在当地是一个大家族，谢子长的父亲出钱出物支持他闹革命，谢氏家族有很多人投身革命，先后有9人牺牲，其中5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共产党所提出的主张、所推行的政策，符合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也符合民众的利益。共产党没有私利，它将民众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结合在了一起。因而，真正为国家民族利益考虑的人，愿意为此放弃个人利益，共赴大业。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也有过盲目相信外国的惨痛教训，江西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次失败导致中共中央以及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江西，开始了长征。红军长征时期有一个故事值得一说再说。红军历经浴血奋战，遭受大量伤亡，到达贵州北部的遵义。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也许，正是因为遵义会议的重要性使人们忽视了红军当时在遵义的另一些事情。红军自长征以来，一路作战、奔波，伤亡、消耗极大。位于黔北的遵义在西南地区相对富裕，除了召开遵义会议决定大政方针外，红军正好可以利用这里的富裕和短暂的间隙，获得休息和补充给养。离遵义会议会址不远的地方，有一处中国传统风格的建筑，原属于黔军某高级军官，当时成为中共苏维埃政府中央银行的临时所在地，行长是毛泽民。
中央银行从江西撤离时，带了很多苏区纸币，简称红军币。依军阀的做法，到了一个地方要补充给养，一般都是强行索要，或者抢劫民众财物。红军没有这么做，红军想同黔北的民众公平交易。但当地民众一开始对红军不了解，自愿交易起初开展得并不顺利。中央银行想出了一个办法。黔北地区缺盐，红军搞到了一批盐，便向当地民众宣布：凡是持有红军币的，都可以到红军这里购买平价的食盐。民众确认这个消息准确后，便开始用自己的各种物资与红军币交换，也就是说，借助于食盐，红军币迅速成为当地的流通货币，红军得到了各种物资补给。遵义会议前后，红军在遵义附近停留或作战，前后两个多月的时间。红军最终要离开黔北地区，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当地民众手里还有很多红军币，怎么办？
如果红军一走了之，黔北民众手里的红军币就成为废纸，再也没有其他用处。那时候连红军自己都不知道最终能否冲出重围、能否获得胜利。留下一些红军币，没有靠直接抢劫而获得补给，已经与过去的军阀大大不同。留在群众手里的红军币未来会怎样，留一个未来的悬念也情有可原。但是，中国共产党没有这么做。红军在离开江西时，还带了一批银元，这是当时可以在全国流通的货币。苏维埃政府中央银行在红军离开黔北地区之前，派人广贴布告，通知所有当地民众：手里还有剩余红军币的，都可以到中央银行换回银元。这一举动，保障了当地民众的利益，避免了红军离开后民众的损失，使得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获得了极好的声誉和口碑。
在红军草创时期逐渐形成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维护良好军民关系的硬性规定，容易被人记得和看见。而苏维埃政府中央银行在遵义地区的做法，是维护民众利益的细节。民众受到这样的事实教育，真切地感受到红军不伤害百姓利益，红军是好人。类似的事情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各个根据地不胜枚举。民心所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就是这样一点点地被百姓铭记。分田分地、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维护底层民众利益的最重要的方式，也是广大民众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原因。“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出的，但是，这种精神和行为，中国共产党早就在实践了。陕北民歌《东方红》中的“他为人民谋幸福”，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发自内心的肯定。因此，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中国共产党最终获得胜利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维护最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回顾历史，我们不得不说，自鸦片战争以来，只有中国共产党实实在在地做到了这一点。与之相比，国民政府以金圆券、银元券洗劫民众，搞得民不聊生。两相对照，判若云泥。
中国共产党最终获得了胜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真正的伟大转折。第一，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再次成为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西方帝国主义一百多年来强迫中国接受的国际不公正待遇和巨大屈辱彻底结束。毛泽东庄严地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最激动人心的声音，无数中华儿女为之献出了一切，聆听这句话的每一个中国人都为之落泪、欢呼。如果说鸦片战争之后所有的中国人都有希望国家重新繁荣富强的梦想，那么，“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庄严的宣告，标志着我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终于走出和完成了最重要的一步。没有这一步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便没有坚实的基础。
第二，中国绝大部分国土实现了统一。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分裂、割据、混战局面被终结，中国终于可以全力投入现代化建设。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发展道路呈现出多样化的选择，但这个阶段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到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中国只剩下唯一的选择：全民团结，共同抗战。这个生死存亡关头的唯一选择所激发的就是高昂的爱国热情。中国人民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用那么简陋的武器装备，前仆后继地抗击日本的野蛮入侵，筑起一道血肉长城。如果说鸦片战争导致的结论是“中国科技不行”，甲午战争导致的结论是“中国制度不行”，八国联军导致的结论是“中国文化不行”，那么，抗战胜利、解放战争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则意味着“中国可以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既然可以凭借落后的装备打败用先进武器武装的敌人，使得中国人民获得了一百多年来最强大的自信，那么还有什么理由说中国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呢？这一自信将极大地有助于新中国开启的现代化建设。
第三，中国共产党从农村根据地开始的政权建设显示了这个党与广大底层民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利益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与知识界、工商界等全国各界的紧密合作，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立志成为一个真正的全民政府，最大限度地代表中国最广泛的民意和共同利益。中国共产党从战争时期形成的群众路线、统一阵线等原则，在“为人民服务”这一总纲领下获得了巨大成功，否定了似是而非的“科技决定论”“制度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直指一个最简单的本质：维护最广大民众的利益，将民众利益与国家民族的利益紧紧结合在一起。只有这样，爱国主义才能成为创造奇迹的力量，才能使科技、制度、文化等发挥真正有益的作用，才能使实现“中国梦”如虎添翼。
第四，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议。1949年9月30日由毛泽东亲自奠基，1958年落成。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碑文写道：“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这一碑文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奋斗与抗争和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的抗争与求索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无数中国人前仆后继、共同追求的成果。中国共产党因此确立了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成为历史传统的继承者、现代建设的开启者，实现“中国梦”因此而具有了完整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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