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5日，十八大新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学习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开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中国梦”既然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不能对中国历史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立场。如果说习近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肯定表达了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那么，“两个不能否定”的论述则是从另一个侧面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警惕。
“历史虚无主义”是如何产生的？它产生的目的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严肃对待的一个问题。与“历史虚无主义”紧密相伴的是“西方中心论”，它的目的就是证明西方永远正确，西方国家永远伟大，而非西方国家只能听从、服从、顺从于西方，否则，非西方国家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将永远处于“挨骂”的境地。如果任由“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蔓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失去自信，甚至失去理由，失去正当性。
一、历史虚无主义用心何在？
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近代史有太多的屈辱、沉沦，甚至曾经到亡国的边缘。面对危难，一些人喊出振聋发聩的声音，提出激烈极端的主张，甚至全盘否定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要求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甚至要取消汉字，从里到外彻底洗心革面。如今，中华民族已经渡过了“救亡高于一切”的危急关头，正处于欣欣向荣的发展时期，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在展望未来时，我们还应该回头审视过去。回望历史，我们对救亡过程中大量激情的反叛表示理解。我们理解那些恨铁不成钢的激愤，也理解那些矫枉过正的夸张。但是，我们还应该冷静地意识到，我们不可能割断历史。就算一个婴儿出生时要剪掉脐带，与父母的血缘关系也不可能断绝。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处境不佳而埋怨父母，不能因今天的不幸遭遇而埋怨过去。只有以温情的敬意观照我们走来的每一个脚步，才能实事求是地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才能为今后提供借鉴和动力。我们需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抹杀了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光辉历史，抹杀了无数仁人志士流血牺牲的价值，销蚀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意义，淡忘了我们曾经经历的苦难，美化了施加给中华民族无数灾难和痛苦的源头。最为重要的是，历史虚无主义将严重打击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使我们成为丧失自信、自尊的行尸走肉。
要认识历史虚无主义，我们可以先换一个角度。本书前面部分多次提到西方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而历史虚无主义实际上是与西方中心论紧密相随的。不同在于，西方中心论是对西方自身的竭力赞美，而历史虚无主义是对非西方世界的竭力贬低，两者相辅相成。由此我们发现，一大批西方理论家、思想家在批判和贬低非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价值的同时，几乎从不将历史虚无主义针对自己。虽然本书前几章引用了一些当今批判西方中心论的西方学者的观点，但是，第一，这些学者没能成为西方话语权领域的主流，常常被边缘化；第二，这些学者只是近年来才开始出现，在工业革命以后长达二百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不光出现得晚，而且是西方学术界的异数；第三，这些西方学者批判西方中心论并不等于对西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而是实事求是，还原历史真相。不像针对非西方国家的历史虚无主义那样，彻底否定甚至故意污蔑、抹黑非西方的历史文化。
遍观世界，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西方发达国家都不会出现针对自身的历史虚无主义，相反，它们都对自己的历史敝帚自珍，对自己的历史上似是而非的功绩不惜笔墨地大书特书。例如，欧洲文艺复兴成为西方中心论的重要历史连接点。从历史渊源上说，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属于拉丁民族，而它正是被后来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日耳曼人或者说是哥特人、汪达尔人、诺曼人、法兰克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毁灭的。因此，当罗马文明的毁灭者在一千多年后将被其毁灭的文明标榜为自己的“复兴”时，实际上就是利用别人以往的文明成果为自己贴金。而且，在欧洲出现的文艺复兴也不完全是欧洲内在动力的结果，前文已多次指出，文艺复兴出现的相当一部分原因来自被西方强烈贬低的东方。事实上，毁灭罗马文明的日耳曼人在此后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文明程度都低于被他们毁灭的罗马文明。例如，他们没有法律，没有文字。作为日耳曼人的一部分，北欧海盗实际上是非常落后的、野蛮没文化的部族，但在今天，北欧海盗也成为那些国家自己单薄的历史中感到骄傲的一部分。
事实上，当今欧洲占据主导地位的宗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各派，从源头上说都不属于欧洲，而属于亚洲。但是，欧洲人都尽量回避这一点，还将同出亚洲一源的犹太教、伊斯兰教等视为异端，自己则以正统的身份反客为主地严厉打压一脉相传的父兄。欧洲文艺复兴以后被反复强调的一个词“地理大发现”是欧洲人自我美化的典型之一。美洲作为地理的存在，是因为哥伦布的发现吗？暂且不说有人提出郑和首先“发现”美洲的观点，“地理大发现”的说法完全否定了美洲原住民的人类身份，仿佛美洲原住民根本不能属于人类，因而没资格存在，只有欧洲人才能代表人类去“发现”它。欧洲的启蒙运动事实上也是因大量吸收东方文化成果而形成，启蒙运动中很多对欧洲人来说属于新鲜的思想、观念、文化成果，其实早就存在于其他非西方的文化中，但欧洲人总是尽量抹去来自其他文明的线索痕迹，强调是他们独创的、自发地形成的。英国作家杰克·古迪将这种方式称为“偷窃历史”。有些西方国家历史短暂，但也总是想方设法地利用文物、遗址等方式，标榜自己文明的伟大，给自己的点滴光荣留下琳琅满目的实物佐证，时时刻刻、随时随地地证明它们的伟大。
然而，在欧洲人的历史描述中，对于自己历史上的污点都尽量避而不提，或者一笔掠过，或者予以诡辩。西方国家自大航海以后轮番崛起，每一个崛起的西方国家都干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例如贩卖黑奴，先是说给了黑奴一个为上帝服务的机会，然后说是英国人有良心，率先废除了黑奴制度。再比如说贩卖鸦片，一会儿说是因为中国人闭关锁国，一会儿又说那时候贩卖鸦片合法。反正，欧洲中心论的基本点就是，欧洲人从来都是正确的、都是先进的，错误或悲剧都是非欧洲人的原因造成的。西班牙在美洲杀了那么多人，谁见它道歉了？2008年6月，加拿大总理哈珀向印第安人道了一个歉，但他轻描淡写的道歉内容是针对当年强迫印第安儿童进入寄宿制学校以切断他们文化根脉的洗脑做法，然而，欧洲人在美洲长期奴役、杀戮、虐待印第安人，致使印第安人几乎种族灭绝，而在澳大利亚，有些原住民的确已经灭绝了，他们道歉了吗？面对几百年的黑奴历史，一些国家多次要求西方殖民者道歉和赔偿，2001年9月，欧盟代表回答说：“赔偿并不能改变历史。”除了对非西方民族的野蛮行为，欧洲历史上即便同为欧洲人不同民族之间也犯下大量罪行，例如英国人对爱尔兰人长达数百年的镇压、奴役和歧视；再如欧洲很多国家历史上对犹太人、吉卜赛人等少数民族的歧视政策；等等。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何日本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犯下滔天罪行后，却不肯真诚道歉，因为，日本的欧洲老师就是这么做的。德国对犹太人的道歉和赔偿，是因为特殊原因而出现的一个特例。除此之外，西方人对自己历史上的种种不良记录，总是力图轻描淡写地遮掩过去，试图使人遗忘，仿佛没有发生过。
把西方中心论和历史虚无主义放在一起作对比，我们就会发现，西方中心论是西方对待自己的方式，西方发达国家像爱惜羽毛、爱护眼睛一样珍视自己的历史；历史虚无主义是西方对待他人的方式，两者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这一现象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随着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后的强大，西方急需为自己的种种野蛮行为辩护，急需为自己构建理论上的合法性。因此，西方中心论便与历史虚无主义配合，以实现这个目的。西方国家标榜、美化自己，就是为了显得自己从来都有历史、有文化，从来都对人类的发展有巨大的贡献，西方也因此成为人类文明的最大功臣。而非西方民族在历史虚无主义的描绘下，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便处于从来都没用，从来都没贡献，从来都是可有可无的，甚至是有害的境地。于是，对人类有用、有巨大贡献的西方人奴役那些对人类没用、没任何贡献的非西方民族就变得天经地义，是正当的、合理的，就变得是在帮助他们进步。因此，历史被抹杀、被虚无化的民族遭受西方的掠夺、屠杀、灭绝就是活该、必然，无所谓的。这种手段运用在美洲印第安人、非洲黑人、澳洲原住民身上，使西方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哪一个民族如果被认定为“历史虚无”，基本上可以被认定为“不存在”，或者存在没意义、没价值，西方对待它们的一切方式便都具有了正当性。
然而，在欧洲向世界扩张的道路上，最终要与亚洲相遇，尤其要遭遇中国。与中国相比，欧洲的历史的确太渺小了，欧洲即使把被它们毁灭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拉来给自己贴金，它们对历史的贡献，以往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与中国也不可同日而语。当欧洲刚与中国相遇时，它们发现，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居然超过了它们唯一的模糊历史《圣经》。因此，为了证明自己的理所当然的合理性，将中国历史描绘成一片虚无、一无是处，就成为欧洲或者说西方文化统治世界最关键的一场战役。
这场战役对于西方来说，非常难打，取胜的难度很大。做一个比较，西方把非洲、美洲的本土文化描绘成一片虚无、一无是处，只要他们自己动动嘴、动动笔，用西方文字和学术下个结论、做个判定就完成了。非洲和美洲没有多少自身的成果和记载来反驳西方的定论，即便有一些，也被西方传教士们以上帝的名义毁灭得差不多了。例如，欧洲人大量销毁了美洲文化，以至于今天，残存的、被偶尔发现的美洲古老文字已经没人认识，没人能正确解读。将非洲、美洲本土民族描绘成“历史虚无”，只需要欧洲人亲自来干就完成了，非洲、美洲的本土民族，即便想推翻这一结论，也已经无能为力。而对于亚洲，尤其是中国，欧洲人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做到这一点。中国随时都能找出大量的历史记载，证明中国历史上比欧洲更先进、更文明。于是，西方对待非洲、美洲本土文明的做法，在中国不再适用，它们需要换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在构建了西方中心论之后，让中国人主动接受西方的论述，让中国人主动地否定自己的历史。也就是说，西方未能做到将中国历史判定为“一片虚无”“毫无价值”，但它让中国人自己认定中国的历史是“一片虚无”“毫无价值”。
欧洲人抹杀非洲、美洲历史的做法比较粗暴简单，只从外部着手，很容易就奏效。但这种方法难以抹杀中国历史，于是，西方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外部的方式：用“西方中心论”的逻辑、标准、发展规律来描述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通过强大的话语权向全世界宣布，只有符合西方标准的，才是正确的；凡是不符合西方标准的，都是没有价值的。在针对中国难以抹杀的伟大历史时，这种方式便认定中国的历史价值是比较低级的，属于向西方的高标准逐步靠拢的过渡之物。西方发明的种族主义理论，将人类分为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的高低层次，黄种人介于白黑之间，就是这一方式的明确体现。二是内部的方式。西方通过教育、宣传、武力等种种手法，让很多中国人接受了“西方中心论”，成为“西方中心论”的信徒，于是，靠这些中国人从内部一点一点地否定中国的历史，抹杀中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伟大贡献，侵蚀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正面价值，从而让中国人自觉自愿地变成相信自身历史虚无的信奉者。于是，中国人丑陋、中国人有劣根性、中国五千年历史一片黑暗、做中国人耻辱、中国人是人类的耻辱等言论，日益在中国大行其道，甚至成为一些中国学者重新解读中国历史的核心思想。
只要“历史虚无主义”变成中国人的潜意识，那么，西方的伟大、光荣、正确就难以动摇了。中国即便不再接受西方的实际统治，也将顺理成章、理所应当地接受西方的领导、指引、规范和改造。中国再怎么发展，也只能跟在西方的后面亦步亦趋；中国再怎么繁荣，也只能乖乖听西方的话；中国再怎么进步，光荣也只能属于西方文明。更为重要的是，针对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配合文化种族主义、逆向种族主义，将使中国人对自己失去自信，从而阻止或延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由于中国可以说是全世界唯一能在历史文明上与西方抗衡的伟大国家、伟大民族，因此，将中国判定为“历史虚无”的文化战争尤其显得激烈，甚至成为中国的一场“文化内战”。
如果说把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都彻底否定是一场漫长而超大型的战役，那么，在这一大型战役中，还包含着各种小型、局部战役。例如，否定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历史，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多年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后各约三十年的历史，等等。如果说整体判定“历史虚无”就是判定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价值、应该抛弃，那么局部判定“历史虚无”就是局部判定没有价值。所以，针对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奋斗史的“历史虚无主义”实质就是判定中国共产党没有历史价值；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多年发展的“历史虚无主义”实质就是判定新中国的历史毫无价值；针对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的“历史虚无主义”就是断言毛泽东领导新中国的三十多年一无是处。从“历史虚无主义”的大战略来说，小型战役的局部胜利，能够积累起总体战役的最终胜利。对当今中国来说，“历史虚无主义”向中国发起的小型、局部文化战役，至少在知识分子圈内，的确正在一个个获得胜利，一个个攻取山头。
历史虚无主义对于中国五千年历史所发动的文化战争是一场漫长而艰巨的战争，时至今日，一些西方学者已经感到这也许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一些国内的知识分子在被“西方中心论”严重洗脑之后，依然在这个广阔的战场上替西方人厮杀。针对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总体战役的结局其实非常明显：西方不可能获胜，中国的历史永远不可能被抹杀，中国历史上对全人类文明的贡献光彩照人、有目共睹。中国人绝不像“历史虚无主义”宣称的那样是没有价值、没有贡献的民族，相反，中国人毫无疑问是对人类历史、人类文明贡献最大的民族。如何对待自己的过去，同时意味着如何对待自己的未来。这种态度并不是一味歌功颂德，而是客观地认识成绩，同时客观地分析错误。
二、挨打、挨饿与挨骂
权力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具体来说可分三类，一是暴力权，二是财富权，三是话语权。俗称枪杆子、钱袋子、笔杆子。毛泽东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论断是毛泽东对人类历史的精辟总结。虽然中国历史上早就明确“得民心者得天下”，说的是笔杆子与政权的关系，“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也成为孟子声讨“独夫民贼”的依据。但是，夏桀、商纣不会自动放弃权力，商汤、周武还是要大战鸣条、决胜牧野。枪杆子、刀把子作为“暴力权”的通俗说法，每一个政权都必定要拥有它。按中国古人的观念，掌握最终“暴力权”的统治者，应该是仁慈的，应该施仁政，而不应施暴政。这个论断是否同样适用于国际社会？仁政施于内，是否也该施于外？暴政不能施于内，是否也不能施于外？
西方国家自近代以来，且不说它们对内是否施仁政，至少，它们对外没有施仁政，而是大施暴政。对中国来说，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国家频频向中国施暴或威胁施暴，用粗暴的武力对付中国。当西方第一次使用武力尝到了甜头，便一发不可收拾，中国由此陷入“落后就要挨打”的强盗逻辑，挨打，几乎是中国一百多年来难以逃脱的命运。但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凭借简陋的武器和强大的精神力量，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各种欺压中国民众的力量，并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与最强大的、拥有当时全世界最先进武器的美国打了一仗。
朝鲜战争开始阶段，中国只是观战。志愿军开赴朝鲜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已经打到了中国边境鸭绿江边。最终，志愿军将美军打回了三八线，逼迫美军坐下谈判，并遵守三八线的划定至今。因此，中国人民志愿军事实上是战胜了美国。这一奇迹令世界惊叹。从此，中国彻底改变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始终挨打的局面；从此，当今世界再也没有哪个国家敢轻易对中国动武。即便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中国曾经面临战争威胁，或者发生过小规模武装冲突，但是，中国都没有在战场上失败。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以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历史贡献之一便是解决了百年来中国“挨打”的问题。这个伟大成就有目共睹，任何人都不可能抹杀。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财富不断遭到西方国家的野蛮掠夺，加上国内买办阶级以及与广大民众离心离德的反动势力，曾经富庶的中国、曾经富裕得令西方垂涎欲滴的中国，被一点点榨干，中国的民脂民膏被西方列强及其帮凶一点点地吸干。中国落入一穷二白、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鸦片战争以后，贫穷的中国由于自然灾害、战争等原因，一次次面临饥荒，每一次都造成大批民众死亡。无数中国人过着流离失所、食不果腹的凄惨生活。西方及其帮凶的疯狂掠夺，一方面让素来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变成了“东亚病夫”，另一方面使得“挨饿”成为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由于“挨饿”，文化、教育、科技、国防等都无从发展；由于“挨饿”，中国即便没有亡国，也难以有未来。国家民族看不到复兴的前景，民众看不到幸福的希望。国家和它的人民，几乎在绝望的煎熬中度日如年。
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后，立即着手改变这一局面。首先，基本废除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所以，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全面封锁，企图从经济上扼杀新中国，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使得它们失去了在中国靠武力掠夺的种种利益。其次，实行土改，大量农民得到土地，生产积极性提高。最后，一步步积累，发展中国自己的工业体系。新中国工业体系的建立，没有像西方国家靠对外掠夺实现资本积累，而完全依靠中国几亿民众自身的创造，这在世界上也是一个奇迹。
依据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为-0.12%；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口增长率为0.6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二十多年里，人口增长率为2.10%。中国人的预期寿命1950年为41岁，1999年为71岁。这个数据说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有效地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在人口总量获得增长的同时，人均寿命也大幅提高。
1950年，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一年后，人均粮食产量达到239公斤，同年，世界人均粮食产量为246公斤。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人均粮食产量在300公斤左右浮动。其中，1956年达到306.8公斤，这是第一次突破300公斤大关。此后，人均粮食产量下降。1962年后粮食产量开始恢复，1965年为268.2公斤，1974年再次超过300公斤线，人均粮食产量为303公斤。从1978年起，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再也没有低于300公斤。比较而言，1980年世界人均粮食产量为322公斤，1990年为330公斤。1996年，中国人均粮食产量首次超过400公斤，达412.2公斤。2013年，经历了粮食产量的“十连增”，中国人均粮食产量达历史最高水平，为442.4公斤。
可以说，改革开放以后，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人真正解决了“挨饿”的问题。在这个现象的背后，我们还应注意两个事实：一是中国人均粮食产量不断增长的同时，中国的人口也在持续增长，从1949年的4.5亿，到2013年的13亿多。与此同时，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也在增长，从1949年的35岁，到2012年的75岁。因此，中国人均粮食产量的增长，实际上难度是很大的。二是中国人均土地不及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中国就是在这样较差的基础上，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1/5的人口，这不能不说是新中国以及改革开放创造的了不起的奇迹。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也出现了政策失误，尤其是在应对三年自然灾害上。对于这个问题，近几十年来有很多讨论，人们各执一词。但可以确认的是，“饿死三千万”是一个夸大的数字。这一夸大就是运用“局部历史虚无主义”的手法，以达到否定中国共产党历史功绩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还有人不断给这一数字加码，上升到四千万或更高的数字，实际上这是缺乏真实依据的，是很不严肃的“研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确发生了，不管最终确认的死亡人数是多少，都说明由于某些政策失误，中国人“挨饿”的问题，在那时还没有彻底解决。然而，依照国内某些“历史虚无主义”者的说法，“文革”是一个社会秩序更加混乱的时期，为何没有出现大规模挨饿现象？因此，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出现的挨饿现象，并不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必然和故意，而只是值得认真反思总结的政策失误。
十二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入了全面改革开放时期，这一时期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它既不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在时刻要挨打的状态下对西方奴颜婢膝的屈辱状态，也不是新中国成立后，因西方全面封锁而造成的对立和不相往来的状态，而是在中国有自主权的前提下，与西方国家的互惠合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物质富裕程度大幅度提高，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中国成为联合国千年计划中大规模减少贫困人口最成功的典范。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令世界惊讶的速度位居全球第二，中国的人均GDP从全世界几乎垫底上升到居中。换句话说，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共产党解决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长期面临的“挨饿”问题。
与此前解决了“挨打”问题一样，中国在不长的时间里基本解决了“挨饿”问题，使得全世界对中国不得不刮目相看。自西方向全世界扩张以来，很多曾经受西方欺凌的国家，想尽各种办法要实现国家的富强。它们有的起步比中国早，有的条件比中国好，然而，迄今为止，它们中的大多数依然没有解决“挨打”和“挨饿”的问题。像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成功解决了“挨打”与“挨饿”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值得骄傲的光荣，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巨大贡献。这个结论只有在比较中才能真正认识其价值。但是，中国目前依然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挨骂”。
“挨骂”与“挨打”本来是结合在一起的：骂就是为了打，打了再骂，为的是让你的“挨打”变得天经地义，“挨打”就是活该。例如，骂中国“闭关锁国”“阻碍自由贸易”，目的就是给打中国制造借口。由此，“挨饿”也是你自己的原因，而不是西方的武力掠夺造成的。如今，西方对于中国，“打”和“骂”已经分开了。由于西方不再轻易敢打中国，骂中国便成为它们对付中国的主要手段。例如“人权”“极权”“专制”等，从政治到经济，从军事到文化，从历史到人性，几乎无所不骂。除了西方人亲自骂，还在中国豢养了一批西方崇拜者，从内部配合着西方一起骂。中国现在的“挨骂”是在西方中心论的框架中设定了一切标准，只要中国与西方标准不符合就骂。中国如果不清醒地认识这一点，难免会做出削足适履的举动，如此伤害自己还是轻的，严重的还会被骂得自杀。英国学者罗思义（John Rose）有一个著名的诊断：中国不可能被谋杀但有可能自杀，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在各种漫骂中国的言论面前，中国要么自暴自弃，要么对别人言听计从，结果就可能导致自杀。
当今中国难以摆脱的“挨骂”处境，首先是历史上“挨打”的延续。西方确立了以自身为标准的历史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使自己成为全人类唯一正确的代表，类似西方历史上的宗教和教会，将自己等同于绝对真理，将与其不同的一切思想观念视为异端，武力镇压和思想批判并举，以确立自己至高无上的道德地位，维护自身不容置疑的道德形象。其次我们还应该认识到，西方确立自己绝对正确的道德形象一方面有政治上的意图，另一方面还因为经济。它使得非西方国家的所有经济活动都必须纳入西方的规范和标准，仅这一项就可以赚大钱，例如ISO质量标准之类。除此以外，标准掌握在西方手中，当经济发展导致力量平衡不利于西方时，被批评指责的“挨骂”将有助于打击对方，继续维护西方的利益。
中国之所以长期以来面对西方一直处于“挨骂”的境地，主要是因为西方掌握了全世界最强大的话语权。这个话语权的构建，包括西方中心论中所有的学术、理论、概念、范畴以及解释权，同时包括教育、媒体、娱乐等所有传播领域。西方规定了内容，掌控了传播媒介，形成了对他人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绝对优势。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在被西方痛打之后，几乎都放弃了自身的话语权，差不多全盘接受了西方的理论和规则，以为那样就能使自己变得与西方一样繁荣富强。事实上，非西方国家很快就会发现，掌握话语权的西方国家经常采用双重标准。换句话说，你像西方一样行事，你没有权力骂西方，西方也不会骂自己，只有你被西方骂的份儿。由于全世界的话语解释权、传播权主要集中在西方手中，面对“挨骂”的双重标准，任何一个非西方国家都有口难辩。
中国在西方面前处于“挨骂”境地的问题，长期以来始终没能解决。但是，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否则，中国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容易被西方或西方的崇拜者一笔抹杀。因为中国不同于西方而取得的成就，会严重损害西方的绝对权威，因此，抹杀中国的成就成为维护西方利益的重要手段。为此，中国在发展道路上任何一点失误和教训，都会被无限放大；一些在中国属于正常的做法，只是因为与西方不同，而被西方歪曲成严重的错误；甚至中国的一些做法与西方一样，或者中国按西方的标准做得比西方更好，也让西方不高兴、不满意，成为攻击和抹杀中国的唾沫。“三人成虎”“众口铄金”，当西方不敢轻易“打”中国的时候，“骂”中国已经成为它们及其追随者对付中国的重要手段之一。
我们应该区别“骂”与“批评”的不同。批评是面对真正的问题，指出缺点，希望尽快改进。总的来说，批评是出于善意，因此被批评者才能虚心接受。而“骂”的目的不是改正，只是为了证明被骂者是个坏蛋、就该快点死，甚至用“骂”来号召大家打倒被骂者。这已成为当今中国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每一个社会都会出现各种矛盾，解决社会矛盾的合理方式首先应该是讲道理。然而，由于当今中国在国内外都经常处于“挨骂”的地位，讲道理几乎变得不可能，“挨骂”使得中国永远是一个“没道理”的角色，舆论传播渠道的丧失，使得中国即便有道理也无法真正摆事实、讲道理。
“话语权”被他人完全掌控还带来其他问题。当用话语权讲道理的可能性丧失，有些社会矛盾还可以用“财富权”来消除。但是，随着国有经济成分的减弱，私有经济和外国资本的进入，中国政府即便有钱，用财富权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也被削弱。于是，当今中国面对社会矛盾常常只剩下最后唯一的手段强力维稳手段。反过头来，当面对一个社会矛盾不能用讲道理的方式解决，只能用强力维稳的暴力手段，这又会成为“挨骂”的理由。强力维稳应该是面对社会矛盾最后采取的手段，当今中国却不得不把它变成经常使用的第一手段。其关键原因就是话语权的丧失，讲道理的可能性丧失或大为削弱。于是我们看到，“挨骂”的处境在国内已经造成中国政府时时处处的严重被动局面。这一局面如不尽快改变，将大大影响中国的形象，影响“中国梦”的顺利实现。中共十八大以后新一届领导高度重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我认为就是看到了这一问题的本质。
由于西方几百年来已经构建了它们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深入地传播到全世界几乎每一个角落，连很多中国人都已经被洗脑，不加辨别地接受了西方的各种理论和观念，因此，中国长期“挨骂”的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近年来，中国比较注重介入西方世界内部掌握它们的传播渠道，例如在美国开设电视台，卫星节目覆盖欧美地区并落地，新闻资源交流，在纽约时代广场播出广告等。这些做法成效并不明显，关键在于我们进入西方的媒体使用的依然是西方的观念和标准，而那套建立在西方中心论基础上的观念和标准，早已经将中国清晰地定位了。西方把对中国的种种指责当成政治手段或西方中心论观念不厌其烦地验证，我们即便在西方媒体上有说话的窗口，面对西方的批评，无非也只能央求说：“耐心点、等一等，现在有难度，以后会改正，中国以后会像你们一样的。”这种做法就好比某人“挨骂”的时候向对方解释说：“你骂得对，我以后改。”其实已认可和接受了“挨骂”的地位。
要彻底解决“挨骂”问题，短期内，中国应该具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和气魄，坚信自己符合中国实际的做法是正确的，要有抗骂能力和素质，同时要有借助西方理论和话语体系与西方辩论的技巧。因为，西方在话语权上动辄“痛骂”别人的双重标准，实际上也非常明显，只不过由于全世界的舆论传播权主要被西方掌握，对西方的批评常常被淹没。掌握世界范围内舆论的传播权，是解决中国“挨骂”的手段之一。在当今以互联网为主要传播渠道的舆论态势中，这一点尤其重要，同时要适应传播技术手段的改变，适应网络世界舆论传播的新特点。
彻底解决“挨骂”问题，是一个中长期的目标。它将取决于两个根本性的问题。首先是理论创新。虽然中共十八大强调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但是，仅有自信还不够，还应该在这些自信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鼓励理论创新，形成真正能够解释中国、解释世界的新理论、新观点。毛泽东当年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便是一个范例。由于具体事务的变化，尤其是中国自身的迅速变化，当年曾经非常有效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如今解释力已经不如从前，因此，我们还需要不断有新的理论创新。
其次，理论创新能否被世界接受，能否成为国内外跳出西方中心论的新的话语体系，更重要地还取决于中国的发展。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断是非常正确的。只有中国进一步发展了，尤其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真正实现了，我们结合这一现实的理论创新才能有最强大的说服力。换句话说，中国只有以实际行动和实际成果证明自己的成功，证明西方中心论的失败，才能真正彻底地解决“挨骂”问题。回顾历史我们看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彻底解决了“挨打”问题，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基本解决了“挨饿”问题，那么，解决“挨骂”问题的重任，就落在这一代领导人身上。实现“中国梦”无疑将为解决“挨骂”问题提供强大的现实支撑。
三、我们需要怎样的知识分子？
“挨骂”是一个通俗而形象的说法，它更多被称为批评、舆论监督或者混同于批评。这一行为的主体是广大知识分子。影响和改造西方知识分子对于当今中国来说有较大的难度，但是，培养中国自身的、符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要求的知识分子群体，是我们应该尽快着手的一项工作。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对知识分子的工作非常重视，也颇有成效。但是，当今天的中国已经比较强大、比较富裕，正大有希望的时候，有些中国知识分子一定程度上却呈现出离心离德的倾向。
当今中国喧嚣尘上的历史虚无主义现象之一便是，一些知识分子竭力否定毛泽东，甚至不惜污蔑与丑化。这些人一是别有用心，二是无知地丧失理智。毛泽东对于中国的贡献有目共睹，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共同创建了新中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毛泽东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是不可抹杀的。对于当今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至今依然受惠于此。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这一现象不能再延续下去。
毛泽东去世已经三十多年，对于他的评价，三十多年来众说纷纭。认识和解读中国近代史，不可能绕过毛泽东。对于毛泽东的评价，有不同的观点意见也很正常，不同的人总是会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来解读毛泽东，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得出符合自己意愿的结论。要想统一对毛泽东的评价，短时期内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今中国否定毛泽东的思潮主要出现在某些知识分子那里，一般来说，这种情况大都与他们本人或家庭的经历有关。这一现象的背后是一个更大的话题，即毛泽东或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长期没能摆脱“挨骂”的处境，一方面是国际舆论斗争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国内某些知识分子的普遍倾向造成的。
毛泽东虽然没有北大这样国内高等院校的学历，虽然他也没有像同时代的很多精英那样到海外留学，但不可否认，毛泽东的确是一个知识分子。毛泽东身上有着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特征，这些特征与毛泽东从少年、青年时代接受的教育有关，也与他一生中坚持学习有关。毛泽东23岁至26岁时，曾经寓居岳麓书院，在那里旁听和读书。岳麓书院诞生过曾国藩、左宗棠等一批湘军首领，力挽狂澜地改变了晚清的历史。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曾经是岳麓书院的教师。始建于宋朝的岳麓书院对毛泽东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到：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曾国藩为湘军创作的“爱民歌”很像；延安时期，毛泽东为抗大的题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与岳麓书院有密切关系；“实事求是”是毛泽东为中央党校所题的校训，这四个字源自汉朝，很早就悬挂于岳麓书院。因此，毛泽东身上有着儒家知识分子的传统特征，但毛泽东不是被狭隘理解的儒家知识分子。
毛泽东同样是受“五四”影响的一代新知识分子，他欣赏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重视体育和强健体魄，也阅读过很多西方著作，晚年还坚持学英语。这个现象实际上反驳了关于“儒家知识分子一贯保守”的观点。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领导者，除了曾国藩、左宗棠等曾就读于岳麓书院的儒家知识分子外，李鸿章、张之洞、严复、郭嵩焘，包括更早的林则徐、魏源等人都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有开放的胸怀。辜鸿铭早年完全受西方教育，成为张之洞的幕僚后，在加入到洋务运动的同时，并不影响他最终折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并不是封闭保守的。作为知识分子，毛泽东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和总结，这使得毛泽东将东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结合得非常紧密，而非只是从书本出发的书呆子。有人说青年毛泽东因为曾在北大遭受冷遇因而对知识分子有偏见或仇视，这种说法属于“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毛泽东虽然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但事实上，毛泽东始终重视“笔杆子”的作用。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卓越的“笔杆子”，毛泽东的一支笔驰骋天下，所向无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大都是知识分子，也是优秀的“笔杆子”。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质上是说光靠笔杆子不能完全解决中国的问题，面对“三座大山”的压迫，除了笔杆子，同样需要枪杆子。这一认识使得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与早期相比发生了新的变化和重新定位。它首先反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只会坐而论道的知识分子；其次，它也反对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只会固守理论的知识分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要求知识分子理论联系实际，从现实出发，灵活地运用各种理论。正是这样的态度才使得红军长征之后摆脱了危险。如果把根据地民众支持共产党看成是有效使用“钱袋子”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来成功的历史，就是枪杆子、钱袋子、笔杆子共同有效使用的结果。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从来都高度重视笔杆子，在其奋斗的道路上，笔杆子力量的运用也达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如今中国经常处于“挨骂”的境地，一定程度上是我们忽视了笔杆子作用的结果。
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知识分子。红军长征刚结束便在延安成立了“抗日军政大学”，即现在国防大学的前身。创办抗大的目的一方面是提高红军指战员的文化素质，另一方面是吸纳全国的知识分子，包括教师和学生。抗大当时的招生广告不光贴到了从延安到西安沿途的每一根电线杆上，还分发到蒋统区和敌占区。各地党组织都为前往延安的知识分子提供便利，在延安的大小知识分子政治、经济待遇也很高。为了抗日，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投奔延安，还有像冼星海这样著名的知识分子、艺术家。抗大校歌中“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这样的歌词淡化了意识形态，将民族利益放到首位，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对于知识分子的一场无形争夺战。国民党面对大批知识青年投奔延安的局势，不得不下令各地阻拦。而延安抗大很快达到饱和，无法承接更多的知识青年，便开始在各个抗日敌后根据地开办分校。各根据地在与日伪军发生军事冲突时，抗大的学生成为主要保护对象之一。延安时期来去自由、开门吸纳知识分子的政策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大批储备干部。延安时期培养知识分子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是打持久战和人民战争，因此，那时候培养人才一是为了武装斗争，二是为了发动群众，统一战线是它的另一个支柱。应该说，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是成功的，中国共产党后来不仅取得了军事斗争的胜利，也大大争取了民心，获得广泛的民意支持。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能够获得广泛的民心以及广大知识分子的拥护，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他结合中国现实、灵活运用东西方文化成果的必然。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与知识分子的融洽关系并不是一种表面姿态，而是真诚的。然而，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抗美援朝的结束，军事斗争的重要性开始下降，建设国家、管理国家，需要更多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开始遇到一个深刻的问题。这个深刻问题的本质在于：中国传统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和定位与西方文化很不相同，现代化建设对知识分子能力的要求又与传统知识分子的素质标准相距甚远。
中国传统明确要求知识分子直接介入国家的管理，要求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承担起“天下”的责任。但是，西方文化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更多的是在政府之外批评、监督政府。中国传统也有诤谏的传统，表面上类似批评、监督，但其实不同。诤谏在政府内部，目的是纠正、改正错误，对后果有明确的责任关系。而西方知识分子只在政府外部批评、监督，由于不负有直接责任，难免信口开河，容易一逞口舌之快。造成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政治要求政府就是独立、公正的，而西方的政府往往是利益集团组成的政府，独立、公正的知识分子只能在政府之外。西方政治以及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严重影响了“五四”以后大批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很多人在缺乏与中国现实结合的状况下，生搬西方理论，理论脱离实际，对中国当时的政治现实轻率地做出批评，而无法像毛泽东希望的那样，从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承担起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
面对和平时期的国家建设和管理，毛泽东面临一个不理想的局面：依靠打天下的军事精英来管理国家，他们的文化水平显示出不足和有所欠缺；依靠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来管理国家，他们的政治理念又往往脱离中国现实，容易纸上谈兵，只喜欢对具体干事的人指指点点、评头论足。由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具体干事的人的确有很多来自打天下时期的军事人才，贯彻执行有余，专业知识不足，知识分子更有了批评的理由。然而，这些知识分子在西化思潮的严重影响下，为了批评而批评，并且常常是照搬西方的教条从事批评。如果说当初照搬西方教条的王明路线在军事斗争中最终被证明是失败的，那么，新中国成立后，在经济建设、国家管理领域依然照搬西方教条，会不会成为新的王明路线，造成新的失败？打天下的“大老粗”能力不足，被寄予希望“坐天下”的知识分子同样是跛足、头重脚轻，毛泽东不得不在这两者之间尝试着寻找平衡和突破。例如，让“大老粗”们学文化，让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都是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找合适的结合点。
将一个农业中国尽快建设成为工业化的现代国家，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重任。在这样一个重大历史变革期间，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应该具有怎样的精神理念和素质技能？对于决策层和知识分子自身来说，都是一个新问题。客观上说，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未能对此做好充分的准备。科举制度早已废除，但依然有人延续它的培养方式。这些旧知识分子在能力上显然不完全符合新时期的要求。科举制废除后按照西方模式培养的新知识分子，在精神价值和具体能力上也显得与中国现实相脱节。要么完全沉浸在传统之中，食古不化；要么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食洋不化，在中国传统与外来文化之间，出现严重的倾斜和偏废，从而不能使他们的书本知识有效地符合中国现实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大多数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形成的全盘西化思潮下成长起来的，与新中国对知识分子的期望并不完全符合。政府在面对和平时期的新任务时，也显得经验不足，产生了一些偏差。如何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是一个重要问题。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毛泽东才提出要改造知识分子，要理论联系实际，要避免本本主义。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应该承认，毛泽东当年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并没有错，毛泽东对此有清晰的认识，却没有找到造就合格知识分子的有效办法，在具体手段上有点操之过急。但是，他的出发点是值得肯定的。
要真正造就一大批符合中国现实需要的现代知识分子，关键在于教育，而教育并不是短时期就能收获成果的。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社会追求现代化这一大背景下，教育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理念、制度、内容？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是否依然有合理之处？西方教育是否可以照搬？在前无古人的条件下，只能是不断地尝试。毛泽东年轻时比较过中国传统书院教育与西方学校教育的优劣，晚年也对中国的现代化教育提出过批评。对于毛泽东来说，传统教育有它的优缺点，西方教育同样也有利弊。毛泽东主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观念没有错，具体手段上并不完善，并且操之过急，这也情有可原，因为国际大环境对中国提出的要求非常紧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确是中国的现实。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知识分子受了很多委屈，便不愿理性客观地看待毛泽东真正的出发点，只从个人出发，针对毛泽东具体做法上的失误全盘否定毛泽东，在我看来这属于一叶障目。但是，这一现象因各种原因而普遍化，造成中国长期“挨骂”的局面一直持续，甚至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客观地说，毛泽东当年面对的在新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权的关系问题，到今天依然没能真正解决。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继续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手段和方式。从理念上说，应该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开放与坚持共存，两者缺一不可，任何偏废都不可取。不管世界如何变化，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立足点必须是中国现实，从现实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依然是对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要求。罔顾现实，照搬书本和理论，往往会遭遇现实的反抗。只有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会获得更强大的推动力，才会真正建立在基于中国现实的牢固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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