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16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做“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报告，其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当今中国，改革是热点话题，中国的改革也牵动着世界的目光。虽然“改革”只有两个字，但是，不同的人对于改革的理解并不一样，甚至差别很大。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对改革不同的期望，有时候，关于中国改革的对话因为南辕北辙而无法进行。然而，中国需要改革，中国必须改革，这的确是共识。我们应该对各种改革的议论和潜台词有所了解，以便找到真正适合中国的改革方案。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不能改变的目标。
一、改不改不是问题，如何改才是问题
改革既是一个新话题，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近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唯一的，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改革曾多次出现。就历史而言，曾经发生的改革，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对于今天来说，两种可能性同样存在。当今中国的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是对改革高度负责的态度。因为改革关系到各阶层民众的利益，关系到国家命运。它既体现了一种勇气，也体现了改革的目标与手段的复杂关系。人们在关注当今中国的改革时，一方面会强调改革与倒退的关系，另一方面还会涉及改革与革命的关系，关于中国改革的话题因而变得内容错综复杂。
改革不是革命。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提出一个观点：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成果，其实延续了很多旧制度的内容。“大革命”尚且如此，改革也同样。任何改革都是有的改有的不改；该改的改，不该改的不能改。当今世界各国都在讲改革，改革几乎是一个世界大潮，从联合国到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美国到欧洲各国，都面临着旧体制与现实的不适应，改革都已摆上议事日程。但是，所有这些改革都是有所改有所不改。如果认为改革就是要推倒重来，将改革等同于革命，那就错了。不可否认，当今国内外关于改革的议论中，确实有人将改革等同于或偷换成革命。
当今中国面临着很多问题，中国的确需要改革。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改革如果流于表面，就无法真正解决各种问题。因此，改革需要深入。“改革进入深水区”“发起改革攻坚战”等说法正是改革要向新的深度和广度推进的表示，中国需要在各个领域开展一系列的改革。但是，不管改革如何深入，依然存在有的改、有的不改的问题。哪些该改、哪些不该改，这是在改革过程中必须明确的问题。改革是要变，它对于当今及未来中国很重要。但是，在改革中明确哪些不能变，甚至与改革之变同样重要。把改革等同于改变一切，是错误的，把明确某些东西不能改称为倒退，是在混淆改革的目标。
当今中国确有这样的人，如果中国某些东西不改，他们就认为是停滞或倒退。他们发明了一种说法，叫作“改革与革命赛跑”，这是对改革的威胁和绑架，实际上是把改革等同于革命。差别只在于，他们幻想的“革命”是在一朝一夕间彻底推倒重来，而“改革与革命赛跑”的论调无非是在他们幻想的“革命”难以成功时，试图通过威胁的方式，在较长的时间里实现他们推倒重来的目的。
中国的改革是一个整体的改革、协调的改革。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果后，必定导致政治体制改革。甚至有人断言，如果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保不住。这个说法听起来有道理，不能完全说错，但还是应该分析一下，这个观点掩盖了一些内容，也隐藏了它背后的潜台词。
中国近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那么，近三十多年的改革是什么性质的改革？难道仅仅是经济体制的改革？事实上，中国以往的改革既是经济的改革，也是政治的改革。这一结论不仅仅因为经济改革是由政治改革发动的，也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是政治所领导的，包括在经济改革中出现的偏差，中国的政治也起到了纠偏改正的作用。如果说中国三十多年来取得的成就只是经济改革的成果，实际上说不过去。换句话说，中国的政治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影响是巨大的，而且主要是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否则，中国的改革不可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成就。
在近三十多年的改革过程中，国内外很多人一次次预言、判断中国将停滞、崩溃，但这些预言都失败了。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做这些预言的人，把他们认定的西方政治模式、西方发展模式当成经济发展的唯一标准、唯一目标。所以，当他们看到中国政治与西方不同时，便妄下断言。事实上，正是因为中国政治与西方不同，中国的政治才在很多方面比西方更好地促进了社会整体经济的发展，使得他们的预言一次次失败。所以说，中国三十多年来改革取得的成就，既是经济改革的成就，也是政治改革的成就。而这一政治改革是基于中国的现实，结合自身的要求所进行的改革，其中有改有不改，不是照搬西方都要改。这是中国成功的关键所在。
政治和经济从来就不是可以分离隔绝的两个东西，政治说到底就是经济，经济在根本上就是政治，两者紧密相关，只是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我们应该看到，当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说明政治没有阻碍经济的发展，或者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反过来说，经济存在问题需要深入改革以保持长久的发展动力，同时说明政治也需要深入改革，两者相辅相成。因此，“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政治如不改革经济成果无法保住”之类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一方面应该看到中国的政治实际上一直在不断改革，十八大以后，中国政治的改革依然在继续；另一方面，这种言论的背后实际上包含了一个潜台词，即中国的政治必须按某个模式和标准进行改革。
政治和经济制度都是有生命的，任何一种制度都有其适应的条件，不可能也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制度。对于中国如此，对于西方同样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改革都是一个动态的、长期的、持续的过程，这是辩证法的精髓：变化是永恒的。所以，改革也应该是常态。那种把改革当成一场类似攻山头的战役，以为攻上了山头便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是幼稚的。改革没有完成时，改革只有进行时。中国正在深入进行的改革，目的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然而，我们也不能说在这一伟大的目标实现之后，改革就结束了，就万事大吉了。“政治和经济制度是有生命的”这一现实是辩证法的根本。因此，改革永远都需要。小到针对社会具体问题的法律法规，大到宪法以及国家顶层制度，改革永远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一个改革的结束，等于下一个改革的开始。如同佛教所说的因果链条，事物都是互为因果，改革是过去的果，也是未来的因。在改革的长期过程中，变与不变，改与不改，也是相对的。在某一个时间段，某些东西不能改；但在另一个时间段，或者更长的时间段，某些原先不能改的东西也应该改。其中的核心就是政治制度与社会经济相互适应。用某一种政治模式强行嫁接在社会经济之上，很多时候都会破坏这种适应，其结果很可能与改革者的初衷适得其反。
对于什么该改、什么不该改，我们还应该认识一个问题：在改革之初，该改的与不该改的未必能够完全清晰，很多是在改革过程中甚至改革之后才能辨明。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从试点开始，从局部开始，经现实检验成功的经验就加以推广，不成功的就加以修正，改革的对象和范围也在逐步扩大。试错是稳妥改革的必要手段，但正因为要不断试错，改革就应该是逐步的、有序的。历史上很多改革的失败，例如戊戌变法，就是因为没有这样逐步试错的过程和耐心。某些改革者接受了社会政治、经济原则的某些教条，便事先设计好一整套改革方案，继而人为地创造实现改革目标的各种先决条件，强行推动，试图一步到位，例如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其结果也不理想。
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改革的对象不仅仅是改革之前存在的老问题，还包括改革之中出现的新问题。改革之前的老问题有的该改有的不该改，改革之后形成的新措施也是有的该留有的不该留。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有的与老问题有关，有的与老问题无关，完全是改革本身造成的。从试错的角度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改革不会犯错，也不能认为改革永远是对的。改革的手段很可能会错，改革的结果也可能不合理，例如当今中国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因此，改革本身也是需要检讨和反思的。把改革当成政治正确的标准，甚至把改革当成道德高尚的标志，把改革等同于先进和真理，这一现象在中国并不少见，它有可能伤害中国社会的发展，影响真正需要的改革决策。
在这里，尤其需要指出一种错误观点，即以为政治改革达成某个制度目标，改革大业就最终完成了。当今中国不少人在谈论改革时，矛头都是指向政治制度。他们首先是对中国政治以往改革所起的正面积极作用视而不见，其次是把西方政治模式当成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却不愿看到西方国家也正在为它们自己制度的弊端而呼吁改革。上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福山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所谓“历史终结论”简单说就是西方民主体制加自由市场经济。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相当一部分势力把福山的“历史终结”当成改革的终极目标。对于“历史终结论”的探讨在这里不展开，只讲一个简单的事实。进入21世纪后，“历史终结论”的发明者福山自己都改变了过去的主张，认为历史并没有终结于他提出的那个西方结构，他反而到中国来观察、研究，希望修正他过去的观点。如果，中国改革的某些领导者还依此来设计中国改革的终极目标，不显得太幼稚吗？当我们说中国政治也需要改革时，不能简单化地把西方政治制度当成唯一的目标，而应该结合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合理地开展政治改革，使得政治能够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同时能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当今中国社会，坚持改革是普遍共识，几乎没有人说现在的中国就是最好的，就不再需要改革了。要实现“中国梦”，就要长期性地不断改革。因此，我始终认为，对于当今中国，“改不改不是问题，如何改才是问题”。
二、警惕“改革霸权”
当今中国社会对于改革的各种议论中，有一种声音很强大也很粗暴。这种改革论调预设了一个“反对改革”的假想敌，暗含了唯我独尊的傲慢。预设改革假想敌的做法，实际上是在“如何改”的问题上排除异己，认定只有自己的改革方案是唯一正确的。把凡是不同意他们的改革方案的人和意见，统统归为“反对改革”，甚至是倒退。同时，这种论调将反对改革的假想敌描绘得一无是处，仿佛改革的假想敌就是要破坏中国的发展，就是要让中国永远保持落后和混乱。他们以丑化莫须有的改革假想敌的方式，衬托自己绝对正确的形象，从而推销他们认定的改革方案、改革道路。为了方便理解，我将持这种观点的势力称为“改革霸权”。
“改革霸权”在一定程度上垄断了中国社会的话语权，并体现在一系列问题上。例如，他们要求以西方模式在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实现“西方民主”。当有人指出西方民主的缺陷时，他们便给人扣上“反民主”的帽子，“反民主”便等同于“拥护独裁”，等同于“反人类”。这种霸道根本不顾世界各国政界、学界对民主的各种意见，也不顾西方各国民主制度各不相同，只把自己认定的“西方民主”当成绝对真理。号称要民主，自己却不民主；号称要自由，却不给别人自由。改革霸权者只把自己想要的当成改革，把与之不同的改革思路都视为“改革阻力”。中国的改革进程，应对“改革霸权”者加以认真关注。
改革霸权者的表现之一是，认为改革阻力来自国内，把国外当成改革的巨大推动力。他们会说“中国的崛起引发外国对中国的疑虑、担心”之类的话，说这话的目的无非是希望中国的改革能够被外国接受，而不要进行那些西方发达国家不愿接受的改革。中国领导人曾经明确指出：“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未必能让西方都满意，因为西方也是复杂的。中国进行改革是为了中国自身，而不是为了西方社会。但改革霸权者要么无视“国际敌对势力”的存在，要么把“国际敌对势力”的要求当成改革目标。尤其在意识形态领域，改革霸权者常常把西方意识形态当成绝对的标准。
改革霸权者还经常说中国的改革要“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这句话听起来没错，但我们可以问一问：中国人自己创造的一切，算不算“人类文明成果”？近几十年来，某些人按照西方中心论的论调，为了实现他们心目中的改革目标，竭力丑化、否定中国的一切：从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九十多年，再到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历史中无数中国人的抗争，再到秦始皇，再到中华五千年文明，他们统统予以否定，从而为他们所希望的“改革”扫清所有观念上的障碍。他们甚至给中国人贴上自私、丑陋、愚昧等一系列标签，从人性上彻底否定中国人，把中国称为“人类的耻辱”……在这种彻底抹黑中国的前提下，改革霸权者所说的“人类文明成果”，其实等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切。
习近平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不久指出，“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那么，当我们说“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时，是否也应该借鉴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从古至今，中国人其实一直都在吸收和借鉴其他文明的优异之处。本来这不是问题，但当改革霸权者设定了彻底否定中国传统的前提后，“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基本上等同于全盘西化。
十八大之前，对于中国飞速的现代化进程，国内外大多使用“崛起”一词，而十八大开始使用“复兴”，两者是有差别的。“崛起”同样可以用于英国、德国和俄国。用它来形容中国，虽然加上了“和平”的前缀，但某种程度上依然把中国纳入西方曾经走过的发展模式。最近，以日本为代表的外国舆论借第一次世界大战百年之际，将中国比喻为当年的德国，实际上就沿用了西方“崛起”的概念，混淆了中国“崛起”的“和平”实质。“复兴”则将同时吸取西方的经验和中国的传统，并且，最终目标也将不同于当今任何西方强国，因为中国历史上即便最强大的时候，也没有像西方那样侵略别人。
改革霸权还经常引用邓小平的话：“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句看起来简单明了、含义清晰的话，在不同的解释者那里，其实是有玄机的。对于改革霸权者来说，奥妙就在于“左”与“右”的解释。在西方政治、学术领域，“左”与“右”有固定明确的认定，但在中国却不一样。有人说，中国的“左”与“右”与西方相比正好是相反的。这个说法不完全正确。中国的“左”与“右”，有些方面含义的确与西方相反。例如，强调爱国主义，注重本国利益、本国立场，接续本国传统，在西方概念中是保守的，属于“右”；强调世界主义、普世价值、全球一体化，属于激进，属于“左”。对这两种倾向的定义，在中国的确是与西方相反的、倒过来的。然而，中国的“左”与“右”，还有一些与西方是一样的，例如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西方属于“左”，在中国依然属于“左”；资本主义在西方属于“右”，在中国也依然属于“右”。
学术上的左右之分只是为了讨论方便，在现实中，不论左与右，都不具备绝对真理的价值。对此，邓小平“不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论述是恰当的判断。改革霸权者基于他们顽固而僵化的思维和价值观，将“左”与“右”在道义上绝对化，甚至不惜故意混淆惯常的“左”与“右”的划分。他们这种浑水摸鱼的做法，实际上类似冷战意识的狭隘。
对于改革霸权者来说，中国有两个东西如果不改革掉，他们永远不会认为改革成功。一是中国还剩余的国有经济；二是中国的执政党。对于他们来说，国有经济只要还存在，经济改革就还没有完成；所谓经济改革的攻坚，所谓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在他们那里等于要把现存的国有经济全部私有化。对于改革霸权来说，共产党的性质只要不改变，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合作的制度不改变，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完成。改革霸权者认为，只要国有经济和执政党这两项改革完成了，他们就等于是攻克了最顽固的山头，改革便大功告成。所谓“宪政”之类，背后的含义都在于此。他们故意模糊一个基本事实：当今中国也有宪法，当今中国其实已经是宪政国家。只不过，当今中国的宪政，与他们所要求的宪政不一样。改革霸权者认为，只有他们的按西方模式要求的“宪政”才是唯一的宪政。
改革霸权者着力强调“宪政”，声称由“宪政”设计一套完美的制度，便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制度性问题。并以美国为例说，美国制定了一部《宪法》，二百多年来没有改动过，带来了美国的崛起和繁荣。这一观点的错误首先在于，他们把美国有立有废的“宪法修正案”排除在宪法之外，从而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试图误导民众。其次，即便是西方国家，各国宪政、民主制度也不一样，例如，英国至今都没有成文宪法，为何他们偏要强迫中国与某个西方国家一样？
改革霸权者也显示出他们自身的矛盾。一方面，他们将改革道德化，似乎只要改革就是好的、先进的，不改革就是不好的；另一方面，他们又只认定他们自己的改革方案是好的，不符合他们意愿的都不是改革，或者是反改革，或者是倒退。于是，在改革霸权者那里，出现了一个新的“两个凡是”：凡是他们认可的，都是改革；凡是他们不认可的，都不是改革。改革霸权者由此呈现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横行霸道。这种对于改革的小集团化理解、认定，将会危及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如果这一小集团化的改革霸权长期占据上风，将会断送中国真正的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三十年就没有改革、不是改革吗？改革有成功有失败，这很正常，改革本身并不具有道德感。改革霸权者将改革意识形态化、将某种意识形态当成改革标准的做法是错误的。他们这样做无非是要垄断改革的话语权，独霸改革的方向盘，独占改革的利益成果。
改革的对象不仅仅是制度，还涉及人们的观念，“解放思想”常常与改革相伴。改革霸权者也经常重复要“解放思想”。对此提法我没有异议。但我认为，“解放思想”的要求不能只对着别人，仿佛自己早已解放完了，自己已经是一个绝对正确的解放者，其他人都是未被解放的封闭者、愚昧者。如果谁掌握了话语权，就把“解放思想”等同于要求别人接受他们的思想、观点，甚至等同于他们所全盘接受的西方观念，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很多声称要“解放思想”的人，自己的思想恰恰是最应该被解放的。换句话说，固执己见的改革霸权者本身是否也需要“解放思想”？是否也需要在“解放思想”之后，重新考虑一下“如何改”的问题？重新审视一下被他们定义为“反对改革”的那些意见？
基于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基础，人们常常认为新思想就是对的，旧思想等于是错的。因此，“解放思想”就等同于抛弃旧思想，全面接受新思想。与此同时，新思想等于西方思想，旧思想等于中国传统，“解放思想”因而等同于抛弃中国传统，全盘接受西方思想和理论，这一观点也不符合辩证法。任何思想都来自社会现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结论是正确的。对于当今中国来说，“解放思想”应该更加深入、全面，西方中心论也应该是思想解放的对象。否则，我们就会因为相信某个东西的必然正确而陷入盲目的崇拜。当我们接受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对人类文明作出过巨大贡献这一事实，当我们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抛弃西方中心论对于中国传统的一系列定论和偏见，何尝不是一种思想解放？
面对改革霸权，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一个问题：一旦中共十八大制定的目标在未来实现，一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变为牢不可破的现实，改革霸权者顽固坚持的改革唯一目标便将没有市场。对此，改革霸权者很有可能会出现“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不惜以破坏改革的方式来推行他们的既定目标。因为，“中国梦”不是改革霸权者的目标，他们的目标是“西方梦”。
三、稳妥改革与急功近利
2013年3月19日，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俄罗斯、非洲三国，并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前夕，在北京接受了几家国外媒体的联合采访。在这次采访中，习近平说了这么一番话：“对我来讲，人民把我放在这样的工作岗位上，就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牢记人民重托，牢记责任重于泰山。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多的人民，这么复杂的国情，领导者要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态度，丝毫不敢懈怠，丝毫不敢马虎，必须夙夜在公、勤勉工作。”“治大国如烹小鲜”语出老子《道德经》，它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典籍之一，两千多年来，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句话很形象地描述了领导者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即要“小心翼翼”，否则就会弄得一团糟。这个比喻同样适合于改革。改革的目的是让中国社会更加健康、更好地发展，因此，改革类似治病与养生，既有面对病症发作的急迫性，也有固本培元的长期性；既需要大刀阔斧地下猛药，也需要小火慢工地细调理。但在现实中，有些人常常只强调改革的急迫性，忽视改革也需稳妥的要求，从而显得急功近利，容易导致改革的偏差。改革是新旧之间的一个动态关系。新的，也许对改革有好处，也许没好处；旧的，也许对改革有利，也许不利。然而，改革者未必能清晰地区分清楚。尤其在改革之初，改革的这种不确定性，常常会导致改革者犯一些类似的错误。
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新鲜，宋代王安石的改革比较著名，王安石也因此被列宁称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对于王安石变法的得失，中国历史上争论了近一千年，至今依然具有启示意义。一般来说，所有的改革者都会首先从权力机构上着手改革，设立一个指导改革、掌握改革权力的特殊机构。王安石时期，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等机构，也就是在旧体制、旧机构之外成立新机构，以新机构来推动改革。这种做法很常见，例如，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提出要设立制度局，作为改革的中枢机构。只是因为“百日维新”时间太短，制度局还没来得及成立，变法就夭折了；“文革”时期也有“文革领导小组”。当今中国改革已进行30多年，“体改委”“发改委”是以前创设的新机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又创设“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以替代或调整以往负责改革的机构，同时也确立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方案。
为了改革而创设新机构，某种程度上就是针对旧机构。因此，在新机构创设之后，改革者往往会大量使用新人。为改革而破格提拔、使用新人，其用人标准因改革的对象、目标不同而不同。例如军事改革往往提拔作战能力强的人，文化改革则需要文化上的新人等。纵观历史，很多改革者都容易犯相同的错误，即，对为了改革而重用的新人，重才不重德。这种现象在古今中外都存在。从一般意义上说，改革在新与旧的较量中，需要很快拿出改革成绩，这是对旧势力、旧制度最好的回答。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谁有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为改革加分，谁就容易得到重用。保守者、中庸者往往不是改革所需要的人才，甚至是改革的对象。激进的新人往往会有让改革立竿见影的猛药，为此，改革决策者“唯才是举”也很常见。改革者的这一心态容易导致急功近利，“唯才是举”容易背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的原则，从而也成为改革失败的原因。历史上一些改革的失败，实际上是推动改革者的人品决定的，有才无德的改革者，往往会使一场看起来应该成功的改革最终失败。
苏轼在评价王安石的改革时说，王安石“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这个评论颇为到位。改革急躁化、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往往会导致本来正确的改革最终失败。改革有时候需要大刀阔斧、高歌猛进，有时候需要耐心周到、逐步推进。“治大国如烹小鲜”这个道理运用在改革上，则表现为有时需要大胆创新，有时需要小心翼翼。改革需要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相结合，毕其功于一役的急躁情绪往往对改革不利。苏轼批评王安石“求治太急”，这个问题同样体现在戊戌变法中。当今中国的改革应汲取历史教训，避免改革的急躁情绪，动静结合、变守协调，方能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
苏轼批评王安石的改革“听言太广”，意思是说其改革想面面俱到，实际上这也是急功近利的表现。这一教训对于今天同样有效。“听言太广”并不是指听取意见太多，而是采纳意见太多太杂。事实上，改革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要有广泛的民意基础，这并没有错。但是，各种利益势力往往出于自身考虑表达各种意见，支持改革者或许想大捞一笔，反对改革者也许表里不一，犹豫观望者可能闪烁其词。对于各种意见，不能照单全收，而应该在一个主导思想的框架内，有选择、有重点地实践。各种意见都应该听，各种意见都有权利表达，但是否采纳、如何采纳，应该近远期目标结合，摆正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综合协调。我认为，中共十八大以后提出的“中国梦”，使得未来的改革有了中远期的明确方向，与此前单独提出“翻两番”等经济指标相比，“中国梦”整体性更强，因而中国未来的改革将更具有大局观指导下的协调性，以避免上述问题。
苏轼评价王安石改革“进人太锐”，实际上说到了改革成败的一个关键。王安石对于他推行的改革有一个自己的说法：“善吾法而择吏以守之。”意思是说建立一套法制制度，然后找到合适的人去有效执行。王安石的改革在今天看来有重视制度大于重视人才培养的倾向，具体来说，经济目标是王安石“变法”的重点之一，王安石提出要为国家“理财”，因此，为了改革而使用的新人以具有经济才能为主，一大批熟悉经济的“理财”能手被重用。后人评价王安石破格提拔的新人，大都属于很会算账的“小人”，而非君子。这一只重才能忽略品德的做法往往会危及改革自身。王安石为国家“理财”的目的是增加国库收入，以解决国家财政支出方面捉襟见肘的问题。这一想法本身并没错，但因为缺乏中长期的整体规划，急功近利地使用“理财新人”，导致其政策推行的结果是社会财富向国库迅速大量转移，但在创造新财富之源上乏善可陈。“国富民穷”是人们对王安石变法结果的评价，导致王安石变法最终失去了民意的支持。如今我们重新反思这九百多年前的重大改革，不能完全否定王安石改革的初衷，但在具体手段上，我们的确应该意识到，王安石犯了急躁病。
王安石的主要对立面是司马光。现在很多人把司马光定义为反对改革的保守派，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司马光并不反对改革，宋朝时期所谓的改革派、保守派，其实一样适用“改不改不是问题，如何改才是问题”的结论。司马光曾经说：“苟得其人，则无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虽有善法，失先后之施矣。故当急于求人，而缓于立法也。”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司马光与王安石对于“变法”的不同侧面的要求，王安石强调制度，司马光强调人才。我们今天也许可以“事后诸葛亮”，轻松地“为古人师”，下一个结论说，当初如果两人的意见能够综合就好了。但历史不可重复。当初由于王安石急于求成，在得到宋神宗大力支持的情况下，听不进不同意见，导致很多品行不佳的新人成为改革主力军，从而严重影响了改革的效果。王安石的良法因执行的偏差，并没有出现广泛的良效。
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说：“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各级党委及组织部门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努力做到选贤任能、用当其时，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把好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这个讲话说明当今中国领导人已明确地意识到改革过程中德与才的关系问题。改革要面对新事物，的确需要新的人才，但是，新人才的标准不能仅仅是具体的才能。德才兼备是又红又专的另一个说法。在德与才的关系上，有德有才为上，无德无才为末。有德无才虽然对于推动改革可能帮助不大，但对于守成、防止改革偏差依然是有用的。有才无德虽然可能有利于推动改革的进程，但也可能对改革造成巨大的伤害。因此，改革要获得真正的成效，除了具体制度的改革外，具有德才皆备的改革人才是关键，也是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防止重犯急功近利“改革急躁病”的重要手段。
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王安石改革时提出“三不足”主张以表达改革决心，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我认为，用此话表达改革决心没问题，但用它指导具体的改革就容易因过激而走过头，造成“过犹不及”的局面。客观地说，所谓“天变”可以看成是规律，如果过于强调“天变不足畏”，就容易犯违背客观规律的错误。所谓“祖宗”可以视为传统，改革虽然要改变传统中不合理的成分，但也不能彻底颠覆传统，萧规曹随的历史延续未必全是错的。如果过于强调“祖宗不足法”，等于一切都可以推倒重来，它未必能给改革带来预想的成果。所谓“人言”既可以是陈腐狭隘的反对意见，也可看作是民心。过于强调“人言不足恤”，很可能就会无视民意，最终使改革失去民心，导致改革的失败。因此，改革一旦走过头，一旦过激，往往会欲速则不达。
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综合过程，快与慢、动与静、点与面、条与块应综合考虑。改革如果过于迟缓，容易失去最佳时机。改革如果过于急躁，容易功亏一篑。改革要求变，要求改变某些旧的东西。但是，求变应该顺势而为、因势利导，而不应过分地逆势而上。恰如大禹治水，不能简单理解大禹就是彻底放弃“堵”，改为“疏”，而应辩证地看到，“疏”其实是与“堵”的有机结合。有堵才有疏，没有堵的疏，那是恣意蔓延的洪水。成功的改革应该深入了解中国的现实，从实践出发，解决具体的问题。为了改革，我们的确需要学习其他人的经验，然而，如果陷入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泥潭，听从对中国现实缺乏深入了解的某些专家的指挥，改革将难以得到中国民众的支持。在这些问题之上，改革最重要的是确定明确的目标，使国家富强与民众利益相结合，这一目标不可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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