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1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闭幕会，习近平发表讲话：“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我们也能够继续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
关于中国的发展道路，习近平还有很形象的比喻。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到达俄罗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演讲，其中说道：“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这个表述通俗易懂，道理却很深刻。
一、中国道路的成功有目共睹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一系列巨大的成功。但是，我们不应只看到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所取得的成就，同样应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中国不断在取得一系列显著的成果。新中国成立时面临“一穷二白”的境地，连火柴这么简单的工业品都称为“洋火”，民族工业非常弱小。新中国成立后，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了以重工业为重点的独立工业体系。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相当程度上建立在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建设打下的基础之上。
如今全世界讨论中国经济崛起时，经常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连续多年保持GDP两位数以上的增长速度。实际上，自1949年以来，中国几乎连续六十多年保持GDP的高速增长。2013年1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文章，其中指出：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1952年至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2%，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4%”。在上述时间段内，有个别年份经济是负增长，这是当初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不足造成的。回过头说，如果当初能够避免或减少失误，那么，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经济建设成绩单会更加出色，与改革开放后30年的成就同样耀眼。只不过由于重积累、轻消费，在前三十年间，中国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只有2.3%，低于同时期世界人均收入的平均增长水平。这也是民众感到不满，促成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前后连贯的，是在前后的延续之中求改求变，而非前后脱节、割裂的。
中国连续六十多年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英国作家马丁·雅克对中国和英美两国经济快速崛起阶段的经济增长做了一个比较，他指出：“世界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之快的增长速度。1820年至1870年，英国的GDP年增长率仅超过2%，而美国同一时期的年增长率也刚刚高于4.2%。”这位英国学者还指出：“自1978年以来，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一直保持在9.4%左右，超过美国1870年至1913年3.94%增长速度的两倍。”后面这个数据比较的意义在于，1870年至1913年，是美国经济总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的阶段。马丁·雅克认为，世界上成功的发达国家在其历史上都有一个快速增长期，此外大致是一个平稳的低速增长。通过几个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比较，他发现中国快速发展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快速发展的增长速度要大好几倍。
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英国几乎是在长达两百年的时间里，平均保持2%左右的经济增长，才有它今天的成就。美国则是在约两百年的时间里平均保持3%以上的增长。如今，英国要继续保持这样的速度已经面临较大困难。2013年，英国GDP增长为1.9%，为过去五年来的新高，在英国国内已经是一片欢呼，来之不易。进入21世纪的十多年间，美国GDP的平均增长率约为1.8%，也显示出后劲乏力。在长时段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国经济大部分时间处于负增长，较短的正增长时期，增长率也不高。但在1949年以后，不管是改革开放之前还是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总体上都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其增长速度远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的同类时期。如今，中国经济总量名列世界第二，并有望在较短的时间里成为世界第一。可以说中国用六七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二三百年才完成的现代化发展过程。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是否该对中国六十多年来的发展道路充满骄傲和自信？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怀疑自己、放弃自己的道路而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间中国经济同样保持较快增长的事实之所以不被人提起，不被人注意，原因之一是，由于起点比较低，这些成就在那个阶段与先进工业国家做横向比较并不那么明显。但是，不可否认，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经济成就与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相比，它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这一经济成就被忽略的另一个原因是，某些人出于意识形态的要求而否定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因此不看整体，只看个别年份的负增长，强调所谓人祸。事实上，如果我们客观地整体观察，前三十年的经济成就的确是巨大的，它为后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成就之所以引起西方的高度关注，主要原因是，由于经济基数已经比较大，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经济规模在横向比较上与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很明显地一个个赶超西方国家，由此而令西方感到震惊。
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在发展工业化的道路上一路高歌猛进，连续六十多年保持高速增长，这种局面在西方世界任何国家的历史上都没有出现过。尤其是，中国实现这一长期高速增长，不像西方国家那样靠战争、靠掠夺，而是在前三十年靠自己艰苦奋斗，后三十年借助与西方合作。这一发展模式在全世界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中也是独一无二的。不仅如此，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大都陷入困境，复苏乏力，增长缓慢。而中国却“风景这边独好”，依然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而且，中国十八大以后，为了保证经济发展的质量以及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潜力，还主动控制和降低了GDP增长的速度，要求保持在7%～7.5%。即便如此，2013年也达到7.8%。
中国与西方在经济发展上的这一鲜明对比，使得很多西方政治家、理论家、经济学家、历史学者开始关注中国，与中国快速发展相伴的“中国特色”“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等，成为研究热点和新的学术概念。当然，这些表述仔细区分的话也有不同，“中国特色”是一个总体描述，含义比较模糊；“中国模式”似乎含有已经固定的意思，未必准确；而“中国道路”包含既定原则下继续探索前行的含义。我认为，“中国道路”这一描述更加准确。
深入研究西方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历史，我们会看到，西方国家有些做法和“经验”，对于它们的发展极为重要，但那不是中国可以学的。前面章节里已经说过，西方国家工业化的发展过程几乎都伴随着极不光彩的历史，例如奴隶制、殖民地和战争掠夺。在那个阶段，中国处于被西方联合起来欺压的境地，想同西方一样发展工业化，因内部、外部多种原因而没有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原西方殖民地纷纷脱离宗主国而独立的时期。出于狭隘的意识形态，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了经济封锁，迫使中国陷入了相对封闭的环境，但中国依然凭借自身的勤劳和努力，在现代工作道路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也就在那段时期，由于原先依靠殖民地获得财富的手段被大大削弱，西方开始推行一种新的世界战略，即世界一体化。
西方在殖民时期根本不顾殖民地国家的主权和殖民地民众的人权，这种情况在前殖民地纷纷独立后，不得不改变，不得不认可前殖民地国家的主权。在这个背景下西方大力推行的“世界一体化”某种程度上包含了一层不易令人察觉的含义用“人权高于主权”以及自由贸易等理论弱化前殖民地国家的主权，使得西方能够继续在独立后的前殖民地国家掠夺财富。换句话说，在殖民地时期，西方从来不讲“人权高于主权”，而是强调“主权高于一切”；在殖民地时期，西方也不讲自由贸易，而是保护主义盛行。当殖民地统治不得不结束，前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享有自己的主权时，西方换了一种方式，设计了一套比“国家主权”更高的权力向全世界推行。应该说，西方的这套理论和手段还比较有效。前殖民地国家独立后，虽然不少国家从政治制度和文化理念上都照搬西方，但真正成功的并不多，差不多都是发展到一定程度，便被西方的自由贸易、货币政策、国际规则搜刮一空。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西方世界与欠发达地区国家的关系，正好进入一个微妙的阶段。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珀金斯在其著作中描绘了一个长期的、全球性的事实：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通过跨国公司、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诱使欠发达国家背上巨额债务，然后通过经济操纵或政治操纵，让这些国家陷入债务危机，西方国家由此而掌握这些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命脉。约翰·珀金斯在他的后续作品中写道：“诚然，美国并没有直接向其他国家征税，美元也没有直接取代当地市场的其他货币，但是公司帝国的确以一种隐秘的手段向全世界人民课以税收。”“这些云层覆盖整个地球，每一块云层代表一个跨国公司，这种说法可能更好地描述了现代世界的现实……公司帝国打着推动他国民主、提高透明度的旗号，但实际上，公司帝国就是帝国专政，其中，只有一小撮人大权在握，发号施令，并攫取了绝大多数的利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非西方国家经济的确发展了，但是，它们的发展成果没能属于本国人民。我们应该认识到，“二战”以后形成的国际新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后殖民地时代西方国家继续掠夺前殖民地国家的新手段。与殖民地时期略有不同的是，殖民地时期可能掠夺的更多，但成本也更大。跨国公司时代，一部分利润要留给当地，但西方国家也不用承担殖民地时代的管理成本、社会责任以及造成社会崩溃的坏名声。当这些前殖民地国家因遭遇西方新的掠夺而发生经济灾难时，一个漂亮的学术概念“中等收入陷阱”完美地掩盖了西方掠夺的事实。
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是一个微妙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前后，亚非拉很多欠发达国家都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设计的经济陷阱、债务陷阱而陷入经济危机。欠发达国家好不容易长出的羊毛已经被西方发达国家收割了，下一茬羊毛再长出来，还要等一段时间。正好在此时，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逐步进入西方国家构建的世界一体化进程。
西方发达国家对于中国崩溃的预测一次次失败。如今，西方国家自身也很无力，再也难以遏制中国发展的势头。1997年，西方资本势力蓄意引发亚洲金融风暴。在此之前，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一直保持着5%左右的经济增长，但是，一场金融风暴轻易就掠走了这些国家辛苦积累的财富。有人说，泰国经济因此而倒退十年，社会政局现在依然动荡不安。泰国成为西方国家“剪羊毛”的成功案例。但就在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不仅没遭受多大的损失，还帮助香港等地区成功抵御了金融风暴的冲击。2008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发展并没连带遭受重创，相反，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换句话说，在西方几十年推进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晚到的中国居然成为最大的赢家。曾经提出“金砖国家”概念的人，现在已经承认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几个国家也已发展乏力，他甚至认为“金砖国家”的概念已经不存在。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令很多西方人大惑不解。他们做了很多努力，试图找到答案。
二、后发达国家的玻璃天花板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简单说就是一个国家在突破人均GDP 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由于种种原因，在人均GDP 3000美元～5000美元长期徘徊，难以突破。如果我们检索有关这一“理论”的更多信息，我们会发现它的各种特征，如经济停滞、民主乱象、贫富悬殊、腐败多发、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等。对于如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似乎有一堆理论，但有实际效果的并没有多少。真正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各有各的特殊原因，走不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再怎么按照西方理论指导行事，依然还是在徘徊。我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套似是而非的理论，这一理论的产生有其特殊目的，因此迷惑了不少人。我们国家的一些人和经济学家也经常有意无意地将其挂在嘴边，显露紧跟西方主流的时髦，但对它未必真正理解。
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西方发达国家，也就是今天的高收入国家，在它们发展的历史上遭遇过“中等收入陷阱”吗？好像没有，因为那时候这个“理论”还没有产生。以英国来说，用“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倒推，英国遭遇这一陷阱的时间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事实上，除个别国家以外，今天欧美大多数高收入国家遭遇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都在此阶段前后，例如，1970年，欧美国家人均GDP为：美国4950美元，加拿大3880美元，法国2990美元，德国2860美元，英国2250美元。十年后，1980年，它们集体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那么，欧美发达国家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其他国家可以学习吗？事实上，那时候它们的人均GDP就是世界最高水平，就是高收入，而不是“中等收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理论是在欧美国家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甚至达到2万美元时才产生的。因此，我们可以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理论是为非西方的后发达国家定制的，与欧美已发达国家自身如何走出人均GDP 3000美元～5000美元的阶段没有任何关系。创造这一理论的目的只在说明，所有非西方后发达国家，怎么做才能得到像欧美已发达国家一样的结果。
非欧美国家第一个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大概是日本，日本也因此常被用来作为解释“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的成功案例。日本在“二战”中犯下滔天罪行后还能被西方发达国家接纳，并允许它分一杯羹，我们可以找出很多理由。例如日本在精神和理念上彻底倒向西方，号称“脱亚入欧”；日本因为“二战”中的罪恶成为一个主权不完整的国家，允许它发展经济，也只能成为一条腿管用的跛脚，对西方不会造成根本威胁；美国是否因为在日本扔过两颗原子弹而有点歉意，这不好说。但是，日本走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真正原因却不是其他国家能轻易参照、仿效的。反推历史，日本处于“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的时间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日本的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日本人均GDP从3000美元增长到1万美元（2008年价格），大约用了10年时间。日本能够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原因并不复杂，实际上就是因为战争。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日本借助地理上的优势，大量接受了美国军方的加工订单，从而使得日本能够摆脱“二战”战败国的颓势。此后，越南战争爆发，日本继续成为美国的加工厂。同时，由于冷战的原因，日本成为美国对抗苏联阵营的桥头堡。所以，可以说战争和冷战是日本受益的真正原因。那么，日本的这种方式，其他国家可以仿效吗？
其他几个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地区，例如韩国、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和台湾等，首先是都很小，其次是与美国或欧洲的关系都不错。尽管自身的努力也很重要，但是，它们在国际秩序中扮演的特殊角色，是它们能够摆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我们再来看几个反例。按照安格斯·麦迪森的数据，“二战”结束以后，1950年时，古巴的人均GDP为3390国际元，而同时期的日本人均GDP只有1926国际元。1956年，卡斯特罗返回古巴，1959年，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取得了政权。到1973年，古巴的人均GDP略降到3240国际元，到1998年，更下降到2164国际元。与此同时，日本的人均GDP在1973年达到11439国际元，1998年达到20084国际元。我们是否可以将古巴与日本对比，说古巴是未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失败案例？也许。如果有人硬要这么解释，也可以生搬硬套。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古巴经济之所以难以得到发展，关键在于美国对它长期实行经济封锁。那么“中等收入陷阱”这套理论还能解释古巴吗？
卡扎菲领导下的利比亚在1980年前后，人均收入超过8000美元，比同时期意大利、爱尔兰等欧洲国家都要高。此后，利比亚人均GDP最高曾经达到1.4万美元。也就是说，卡扎菲以自己的方式使利比亚完全摆脱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用西方的观点来说，卡扎菲是一个独裁者，他的做法完全不符合西方为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而开具的药方，那么，“中等收入陷阱”理论是否遭遇了最具讽刺意味的反例？利比亚的这一现实可以用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理论来解释吗？
此外，摩纳哥、列支敦士登、圣马力诺、卢森堡等微型国家的人均GDP很高，长期名列世界前茅；科威特的人均GDP长期与美国不相上下，还超过美国；阿联酋、沙特等也是高收入国家；它们摆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按照西方开具的那些药方吗？经济学家说，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做法是公平分配、产业结构、城市化、技术创新、资本市场等，上述国家是这样吗？最多只能说部分如此，经济学家还说，过快建成社会福利体系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但他们又说，中国的社会福利太薄弱了，已经妨碍经济发展。那么中国究竟应该提高还是减少社会福利呢？
“中等收入陷阱”理论背后实际上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凡符合西方利益的国家或地区，哪怕是暂时符合，就有可能摆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不符合西方利益，就很难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即便摆脱了，也可能重新落入陷阱，例如阿根廷。在这个问题上，甚至与这些国家是否实行西方民主制度都无关。例如，美国在智利支持皮诺切克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并杀害民选总统阿连德；美国在伊朗推翻摩萨台，支持巴列维国王复辟；等等。不管在亚非拉哪个国家，军事政变或独裁者上台的背后，大都有美国支持的身影，因为他们执行的政策符合美国的利益要求。美国的这一政策至今都没有改变。最典型的事例是埃及最近发生的军事政变，美国支持的埃及军方用武力推翻了民选总统穆尔西。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理论说公平分配是首选，但理论又说西方民主制度才能保证公平分配，那么，西方发达国家推翻别人的西方民主制度，扶植独裁者上台就是为了让它们永远在陷阱中？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事实，再来看西方开具的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所谓理论、所谓药方，岂不都是儿戏？当一个理论的“特例”“反例”太多时，就说明这个千疮百孔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在于，在你很穷的时候，西方可以给你一点好处，同时它也获得了更多的好处。人均GDP 3000美元～5000美元的陷阱意味着西方国家给你的甜头给到头了。就好比你在一个大公司打工，作为普通员工，你的收入已经到头了，碰到天花板了。允许你来打工，给你打工的资格，已经是对你的优惠了，像古巴、朝鲜这样的国家，连给西方国家打工的资格都没有。因此，在苏联阵营垮台后他们的日子就会很紧。对于其他国家是否有资格给西方打工，西方世界也是精挑细选，关键在于是否听话。能否摆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虽然同你的能力有一定的关系，但最根本的问题是，在西方主导的世界利益格局中，即便你很听话，分给你的蛋糕也只能这么大，只有这么多。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说：“不发达并非发达的一个阶段，它是发达的后果。”这是拉丁美洲所有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充满血泪的声音高收入的发达，正是靠中低收入的不发达养活的！
西方发达国家为非西方欠发达国家“定制”的“中等收入陷阱”理论，本质上就是要求你必须符合西方的利益，不得妨碍西方的经济秩序。当西方国家和中国某些被西方洗脑的“资用文人”为中国如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而开出各种药方时，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那都是为了西方的利益。这个貌似学术的“中等收入陷阱”本身就是一个“陷阱”。如今，中国正处于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我们能不能突破，会不会像泰国、阿根廷那样被西方不失时机地“剪羊毛”？现在的确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如果我们按照由西方“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开具的那些药方去做，很可能真的将落入西方挖好的陷阱。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智库伯格鲁恩研究院21世纪全球委员会代表团、墨西哥前总统埃内斯托·柴迪洛、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新加坡外交家马凯硕和澳大利亚前总理保尔·基廷等人。在这次会见中，习近平专门提到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习近平说：“在我看来，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为我们的内需增长依旧强劲。”习近平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非常简洁，在我看来，如此简洁的一个结论就够了。因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完全是后发达国家自身的真问题，更多的是西方发达国家为后发达国家制造的假问题。中国只要看清这个事实，就可以保持头脑清醒。面对各种各样推销上门的“灵丹妙药”，以我为主，有用则用，无用则弃。因为，中国的问题究竟在哪里，中国人自己最清楚。别人的意见只供参考。
中国很特殊，至少块头大，“中等收入”这块玻璃天花板，对很多国家来说难以跨越，但对中国就未必。例如，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说，方法之一是技术创新。个别已经“摆脱陷阱”的国家的确如此，但更多已经“摆脱陷阱”的国家则未必。对于很多未能“摆脱陷阱”的国家来说，这一条很难达到，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那些国家太小，经济总量不大，负担不起技术创新的门槛投入。所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所谓理论，某些方面对于它们就是不会兑现的空头支票。而中国不同，中国有能力科技创新，而且潜力巨大，并且已经取得不少成果。一旦中国在技术创新的方向上有持续的、更大的突破，中国的未来将不可限量。
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药方还有一条是公平分配。理论上这样说没错，但如何做到？按西方的制度方式能做到吗？事实上，美国近几十年的发展导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重要问题。最近，英国慈善机构施乐会的一份最新调查报告指出：“全球85名大富豪的财富相当于世界上总财富的46%，等同于35亿贫困人口的总资产。”“全球最富有的1%的人口掌握了110万亿美元的财富，是35亿最贫困人口总资产的65倍。”这样的西方社会却开出药方，说是可以做到公平分配，你能相信吗？在这个问题上，真的还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应该有此自信。
三、“中国特色”究竟哪里特别？
面对中国经济难以逆转的发展势头，西方一些学者指出，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共产党执政国家。因此，他们认为，中国的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西方再次畅销，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新著近年来在西方也开始增多，马克思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再次引发西方自身的关注。这一思潮也影响到中国国内。那么，中国的成功，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仅仅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越南、古巴、朝鲜又怎么解释？如果答案就这么简单，苏联又为何会失败？当今被西方指为“独裁”的俄罗斯，为何不恢复过去的政治传统？事实上，对此，国内外众说纷纭，让人眼花缭乱。
中国的确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确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但是，对于中国的发展道路，我们应该清晰地看到，自从邓小平时代起，中国就有一个自己的表述，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今天强调的“道路自信”的核心，与之相伴的还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等。那么当今中国在“道路自信”问题上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究竟是什么？或者说“中国特色”究竟是什么？
不可否认，有人根本否定“中国特色”的存在，因为，在他们看来，一旦承认“中国特色”就等于否认西方的“普世价值”。这不仅使得他们改变中国政体的企图失去了必然的理由，也使得西方五百年来建立的话语权、道德高地、文明标杆都摇摇欲坠，失去唯一性和正确性。当然，这种观点只是从书本理论、西方教条出发来面对中国现实，当中国现实与西方教条不符的时候，他们宁愿削足适履，而不愿修正或反思理论教条本身的缺陷。
还有一些人与他们不同，在西方教条无法解释中国现实时，他们希望总结新的理论。这样的人国内外都有。例如，曾经以《大趋势》一书被中国熟知的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近年来针对中国提出了“垂直民主”等概念；意大利学者洛丽塔·纳波利奥尼认为中国的“人权”概念与西方的不同；法国学者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认为中国的特点在于市场整合；等等。国内也有不少专家学者针对“中国特色”提出自己的见解，例如，张维为先生提出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宋鲁郑先生认为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合作的制度优越；此外还有中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等单项特征的表述；等等。我认为，这些观点各自看到了不同的表面，但没能表达“中国特色”的实质。
习近平主席在全国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式上讲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说道，这条道路“是在对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我们也能够继续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段话实际上强调了“中国特色”非常重要的来源，即伟大的中国传统。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中如何理解中国传统，成为解读“中国特色”的重要基础。
欧洲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后，也有一个传统和未来的冲突，法国大革命是这一冲突的典型。欧洲的工业革命还引发了现实利益与历史情结纠缠在一起的更大冲突，这就是前后两次世界大战。在这些冲突的基础上，欧洲在工业革命后，还孕育了一场更大的思想范围和现实领域的冲突，这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冷战。欧洲近代史上的各种激烈冲突，与欧洲历史一脉相承，所有冲突的原因和结果，都包含在西方自身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之中，都来自同一文化体系的内部。因此，西方主导的工业化向全世界推进以来，传统问题对于西方自身没有造成明显的障碍，即便出现当年美国对英国的反叛，西方自身的传统也一直在它们的文化中延续，例如宗教。
然而，对于所有非西方则不然。实现现代化、工业化必须面对如何看待自身传统的严重问题。因为，非西方国家自身的文化传统有些比西方的传统更强大、更源远流长，但在西方话语体系中，那些非西方的传统对于工业化、现代化都是没用的、起妨碍作用的。如何面对自身传统，成为所有非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实现工业化道路上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
以日本为代表，对于世界上大多数非西方国家来说，现代化运动基本上都是如何全盘西化的过程，或早或晚。在这样的基础上，这些国家在步入工业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内部矛盾，几乎完全可以归结到西方价值体系中，因此，它的解决方式也完全可以照搬西方现有的各种理论。以南美洲为例，那里虽然还有印第安人、黑人，但是印第安人、黑人的传统文化在西方“历史虚无主义”的作用下，几乎已经荡然无存。它们在现代化运动中出现的社会矛盾，大都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印第安人及黑人的旧传统与现代化形成的矛盾冲突大致可以忽略不计。因而解决矛盾冲突的方式也来自西方文明的大范畴。当今南美洲国家不管是“左倾”还是“右倾”，都是欧洲文明自生的、现成的方式。
世界上还有一些具有古老文明的国家和地区，在面临现代化时情况显得复杂一些，例如埃及、伊拉克、印度。古老的文明再如何光辉灿烂，也只能作为怀旧。由于古老的文明传统早已断裂，在现代化条件下基本没有重现的可能，因此，这些古老的传统一方面对现代化进程很少能起正面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不太会引发现代化过程中的冲突和矛盾。在这些地区稍晚出现的伊斯兰文化圈，伊斯兰文化至今依然有强大的影响力，美国学者亨廷顿所指出的“文明的冲突”已经明确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一观点的提出实际上意味着在这些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矛盾冲突，有相当一部分不源自西方文化。因此，西方文化资源、西方价值观及其制度体系也很难为这些国家解决矛盾和冲突提供有效的手段。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世界各国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对一部分国家而言，传统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西方文化在对待各国传统方面，并没有提供完整的有效的手段，基本还是抛弃传统、全盘西化的模式。其结果，一方面未必能使这些国家顺利进入现代化，另一方面还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自身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在中国显得最为特别。中国的特殊性在于，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不仅没有断裂，而且在绝大部分历史时期被证明是人类社会最成功的文明方式。西方文化与犹太文化的冲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表现得最为严重和惨烈，今天则基本已经化解。化解的重要原因在于，一方面这个同一文化内部的严重冲突造成的惨状令人反省，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中的好战与激进因素稍微得到了收敛。这种好战与激进同一神教本身的教义有关。不同的一神教发生碰撞时，如果不能各自克制和收敛，冲突必然发生。
中国的不同在于，中国不是一神教国家，也缺乏强大的一神教传统。中国是个多神教国家，本身并不好战，也不喜欢激进。因此，中国文化传统从根本上说就与西方不同。中国传统与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发生的冲突，不是双方的，而是西方单方面造成的。西方指责中国传统，最多是乾隆表现出的“我不爱理你，你也别来烦我，咱们各顾各吧。”中国文化传统对于西方从来都没有主动挑衅的敌意。从一神教与多神教的关系来说，中国信奉“多神”的传统并不否定西方的“一神”，而只是把西方的“一神”当成“多神”之一。不同的一神教，双方虔诚的信仰者都会坚定地否定对方、维护自身信仰。但是，中国将西方信奉的“一神”当成与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众多菩萨以及玉皇大帝、八仙、灶王爷、关公、妈祖等一样的众神之一，在西方看来是对他们的羞辱。因此，中国人不会生气的事情，却令西方人大为恼火，冲突便由西方主动挑起。
当现代西方文明来到中国，最早的冲突就在于两种文明的比较。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不管是中国还是欧洲都意识到两种文明有各自的优势，欧洲启蒙运动借鉴了大量中国的文明传统，很多中国古代科技带动了欧洲的工业革命和社会变革。中国人主张“中体西用”，大兴洋务运动、派留学生出国等，足以说明，当时的东西方都看到了各自的长处和缺点。而这种相互比较乃至冲突的特点在于，两种文明彼此之间都是从外部着眼，对对方做出整体判断。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以后。
辛亥革命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文明的内部矛盾演化为一场巨大的内部冲突，而且看起来难以化解，不良后果极其严重。不仅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虽身为战胜国，却得不到战胜国应有的公正待遇。从这时开始，东西方关系变得复杂化。洋务运动时期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换一个角度说，是在强与弱、好与坏两个方面对于东西方关系的比较。甲午战争失败后，“好与坏”这一项比较几乎消失了，只剩下“强与弱”。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好与坏”的比较再次抬头，甚至连“强与弱”的比较都开始受到反思。西方文明是不是一个值得效仿的文明？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人们甚至产生疑问：西方文明本身是否会在自相残杀中毁灭？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东西方之间新的一轮“强与弱”“好与坏”的比较因为某些重大原因与过去相比发生了改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六十多年，也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八年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出版了单行本，当时中国几乎没人知道，也没有任何社会反应。1896年，孙中山曾经读过这本书。进入20世纪，中国开始零星出现对于马克思的生平介绍，以及对《共产党宣言》一书的介绍和摘译。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西方导致的结果之一是诞生了列宁领导的苏维埃，这使得《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理论在中国受到重视。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已经包含了这一来自西方的新理论。1920年，陈望道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完整的中文版。
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洋务运动做一个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洋务运动一方面认可东西方之间“强与弱”的差异，另一方面，在“好与坏”的比较中，洋务运动认为中国传统是好的，而西方文明是不重要的。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洋务运动的这个结论难以维持，很多中国人在“好与坏”的问题上开始倾向于西方，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这种转变当头泼了一盆冷水。直到《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出现，俄罗斯出现了苏维埃，东西方之间“好与坏”的问题由此转变了方式西方文明内部的“好与坏”比较，取代了东西方文明之间“好与坏”的比较，并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呼声，意味着东西方文明之间“好与坏”的比较已成定论，今后“好与坏”的比较只在西方文明内部。
如今我们回顾那段历史，应该看到在这一转变的背后有一个始终未变的背景，即“强与弱”。当严复提倡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首要原则，“强与弱”的选择变成首要选项，“好与坏”的选项退到了次要位置。因为“强与弱”的选择是唯一的，所以，只有西方文明才能“强”，在这个不可改变的前提下，选择“好与坏”也只能在西方文明的内部。中国传统由于先被“强与弱”淘汰，在下一步“好与坏”的选择中也不再被考虑。这样的选择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
我们必须承认，完成这种转变的只是中国少数知识分子，这些思想观念上的转变与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无关的，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依然生活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此外，对于中国民众来说，他们首要选择的是与他们自身有关的“好与坏”，国家的“强与弱”对于广大普通民众在一定程度来说是一个次要选项。事实上，还有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即使认定“强与弱”的选项是明确的，在“好与坏”的选择中，依然倾向于中国传统。因为，面对万劫不复的战争深渊，西方文明内部的“好与坏”似乎也不能解决，只有爱好和平的中国传统，才能超越西方文明内部的“好与坏”，才能真正实现“大同社会”的和平与共存。即便在那些完成转变的少数知识分子头脑里，中国传统也依然存在。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几乎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要想彻底清除，难度相当大。因此，在“强与弱”的首要选项确定之后，虽然有很多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把中国传统排除在“好与坏”的选择之外，但是，中国传统始终没有被清除。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由此也形成一个复杂的三角关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传统。
四、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独特的“三角关系”
当今中国不论“左”派还是右派，一定程度上都反对“中国特色”，极“左”派、极右派更明显。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特色”与西方的经典严重不符。然而，他们都没能理解，这恰恰是“中国特色”的核心，这恰恰是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中国特色”绝不是在西方构建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之间“二选一”，而是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共同构成的三角关系。
在这个三角关系中，中国传统的地位最特别。20世纪以后，来自西方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长期处于中国社会舞台的中心，它们有时候根本无视中国传统的存在，自顾自地把西方的逻辑搬上中国的舞台。这种时候，中国传统是一个默默的旁观者。当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在中国产生各自的失误或不良后果时，它们还常常将其归咎于中国传统。这种时候，中国传统是一个替罪羊。由于中国传统自身的复杂性，来自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同方向的批评指责常常都能找到根据，从而使得中国传统处于有口难辩的境地。例如，面对社会主义缺乏经济效益时，资本主义指责说：这就是只讲道德不讲效益的中国传统造成的，所以社会主义同中国传统一样不可取；而面对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物欲横流时，社会主义指责说：这就是贪图享乐、自私自利的中国传统造成的，所以资本主义与中国传统也一脉相承，应该抛弃。它们从来不把它们的指责放在一起想一想，中国传统到底是道德至上还是自私至上？面对资本主义大力提倡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指责说：这就是一盘散沙的中国传统造成的，所以资本主义像中国传统一样不能富国强兵；面对社会主义提倡的集体主义，资本主义指责说：这就是“没有自由”“只有奴性”的中国传统造成的，所以社会主义像中国传统一样妨碍自由。它们两个从来不坐下来一起讨论一下：中国传统究竟是自由的“一盘散沙”还是没有自由的“奴性”？然而，由于历史进步论将中国传统定位在较低的历史阶段，一旦给对方扣上“中国传统”的帽子，自己似乎就处于更高的地位。
来自西方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出于西方中心论的核心理念，有时候会联合起来，共同打击或压制中国传统，甚至都要革中国传统文化的命。例如“五四”新文化时期某些人宣称要取消汉字，其背景并不分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对于所谓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国民劣根性”的认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也基本采取同样的态度，都发出要改造“中国人劣根性”的强大要求。
但是，出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自身的对立，在它们共同要革中国传统的命时，情况也显得很复杂，甚至产生矛盾和混乱。例如，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既要革资本主义文化的命，也要革中国传统文化的命。然而，资本主义却指责说，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不良后果就来自中国传统的暴民文化。资本主义贬低道德，主张追求利益。它贬低的对象既有社会主义道德，也有中国传统道德。但是，社会主义却批评资本主义说，贬低道德就来自中国传统中的统治阶级，他们都是道德虚伪的伪君子。
诸如此类的现象很多，举不胜举。我们可以说，来自西方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中国都有令人难以辨明全部真相的状况，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在互相指责对方时，同时都把中国传统当成了垃圾箱、替罪羊。使得人们难以分辨那些优缺点究竟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本身的，还是中国传统的。然而，换一个角度看，这一现象虽然导致不少观念上的混乱，但也使得中国传统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存在，尽管它常常只是一个逆来顺受、无法自我辩解的陪绑者。
中国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这一地位非常特别，并且始终存在、难以消除。因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经常把中国传统当成同盟者。例如毛泽东提出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对中国传统有较大的肯定；蒋介石推行的“新生活运动”也包含礼义廉耻等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
由此我们看到“五四运动”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中国传统的三角关系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纠结状态：三者之中任何一个都可能独立向另外两个开战；三者之中任意两个都可以联合起来对付第三方；三者之间也完全可能各自为战，形成三足鼎立。这一现象形成了一个至今被很多人严重忽视的结论当任何西方理论运用到中国时，运用者基本都按照西方社会的惯例，只考虑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两个变量。这种现象在完全西方化的社会背景下，研判和预测是有基础的，前提条件也是比较充分的，因而，沙盘推演或逻辑推理都有较大的可靠性。然而，他们却严重忽视了另一个变量：任何一种西方理论运用到中国，都会被中国传统这个“第三者”有意无意地插足。因此，在西方看来很多天经地义的必然，到中国都会变得很不一样。西方设计的方案到中国往往难以获得它们预期的效果，西方对于中国的预测常常失败落空，主要原因就是它们不明白有一个依然强大的中国传统的存在，并从它们难以理解的角度干扰了几乎每一个在中国推行的西方模式。
“五四”以后在中国不断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一直有着三个强大的变量，虽然不断有人试图消除中国传统这一变量，但是没有断裂的五千年传统一方面太强大，另一方面也的确依然具有合理性、具有生命力。因此，中国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发挥着作用。它似乎令人难以察觉，却又无处不在；它似乎排在最末，但有时能突然爆发而力拨千钧。消除中国传统这个变量的企图，从来没有成功过，未来也不可能成功。
中国传统的确有不适应现代化的地方，中国传统的确不是万能的。然而，经历了“五四运动”以后一百多年的洗涤，中国传统中真正对现代无益的内容，实际上已经被淘汰得差不多了。百年沧桑巨变，经过中国社会内部与外部的千锤百炼，有些传统依然无法去除，对此我们应该冷静地看待：大浪淘沙，留下来的可能是金子，难以去除的，可能就是真正的精华，而绝不是某些人说的那样，是中国文化难以根除的“劣根性”。一百多年都去除不掉，说明它的生命力强大，说明它一定有继续存在的必然理由。事实上，这一百多年来，我们已经把中国传统中某些不该去除的东西去除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中国传统中真正有价值、依然有价值的某些重要内容的复兴。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就难以理解中国。
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它们的现代化道路一般只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变量。个别国家即便也有三个变量，或者因为自身传统与中国传统很不相同，或者因为三个变量中某一个变量极其微弱而难以发挥影响。只有中国，一百多年来，既较为彻底地实践了社会主义，又大规模地实践了资本主义，还有五千年未曾断绝的历史文化传统，使得中国对于各种西方理论不仅有纸上谈兵的沙盘推演，也有真正的、深入的、大范围的社会实践，其成功与教训对于一百多年来的中国都是刻骨铭心。尤其是，中国传统在这一过程中如同一辆汽车的沉重底盘，发挥着巨大的稳定作用。当西方内部产生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各自出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它们只能在相互对立中指责对方或“二选一”。但在中国，由于存在强大的中国传统，使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缺陷的分别修正成为可能，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优点的同时借鉴成为可能。这是中国最独特的地方。
中国传统有保守的一面，这使得我们在按西方不同方向的探索道路上，即便发生错误，也不至于像西方那么严重。例如，中国的传统绝不会导致世界大战。有人将中国传统中的保守称为排外，这实际上是一种夸张。然而，在今天看来，适度的保守和排外很可能也成为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成功阻挡某些不利因素、有害因素进入的屏障。中国传统也不缺乏求新求变的动力，这使得中国愿意接受或尝试任何新鲜事物、愿意借助改革开放加入世界一体化。例如，面对互联网这一新生事物，中国迅速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网民国家。事实上，中国传统构建的“天下观”，就是当今世界一体化的过往版本。
中国传统无比丰富，其中如“后发制人”，它既是保守也是激进，它将保守与激进结合在一起，在练好内功的基础上，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扬长避短，乘虚而入，成为获胜的重要法宝。相对来说，现代化最为成功的西方社会，虽然也吸收了不少中国传统，例如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而产生的启蒙运动，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而产生的文官制度，从中国古代常平仓制度而产生的现代国家粮食储备制度等，但是，欧美国家既缺乏中国传统的系统性，也缺乏长期延续性，使得它们只能在个别问题上零星地享受中国传统的好处，而不能在整体上获得中国传统的恩惠。同时，由于西方中心论的深刻影响，欧美国家即便享受了中国传统的好处，看到了当今中国的蒸蒸日上，它们对中国传统的真正价值也很难有深入的理解，即便接受也显得不情不愿，甚至不愿承认。当今西方社会面临种种难以解决的自身问题，也提出要变革、要改革。但如果它们不能解放思想，不能更多地从中国传统中汲取经验教训，只凭它们自己以往的思想资源，它们走出当前困境将极其艰难。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西方国家获得成功发展的不多，其中，“亚洲四小龙”最为引人注目。对于“四小龙”为何能快速发展，全世界的政治家、思想家展开了很多讨论。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它们像日本一样，比其他国家更多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但也有人指出，“亚洲四小龙”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便是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对此，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说：
有些美国人试图在日本寻找相当于本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学家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的东西来解释日本的成功，同时把中国和东亚其他地区的落后归咎于古老的儒家思想。当韩国、新加坡（一半是华人）、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这“四小虎”或“四小龙”也在世界市场上大显身手时，这种所谓的“解释”被抛弃了。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另一批小虎也接踵而至，在它们之后赫然凸显的是中国大龙。这种情况实际上开始危及西方人的自信和支配地位。于是，儒家思想或“亚洲价值观”现在不再是“进步”途中不可逾越的障碍，而是变成所谓的动力和同样错误地用于解释“成功”的意识形态原因。
作者的这段描述既看到了老问题，也发现了新问题。所谓老问题是，是否只有接受了西方文化才能获得现代化的成功？对于这个老问题，作者给出的结论是否定的。既然是否定的，那么，还有其他什么文化能够促进现代化的成功？作者发现的新问题是，儒家文化能承担这一角色吗？我认为，作者发现问题的能力值得称道，但他并没有给出答案。作者所说的“中国大龙”只是儒家文化的载体吗？事实上，儒家文化只是中国传统很重要的一部分。此外，中国传统中还有强大的法家文化、广泛的墨家文化、精湛的道家文化、厚重的佛家文化，等等。儒家文化并不能代表中国传统的全部。因此，从“四小龙”“四小虎”着眼，只看到儒家文化的共同背景，依然难以看清“中国大龙”。此外，对于“四小龙”“四小虎”来说，它们能否持久健康发展，还涉及与“中国道路”的一个差别。当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西方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与中国传统这一“三角关系”的有机结合时，“四小龙”“四小虎”不仅受中国传统的影响不完整，还缺了“社会主义”这一角。它会带来什么样的未来，我们拭目以待。
五、中国传统有顽强的生命力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有过一个“姓资还是姓社”的讨论，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表述。“姓中”既不是老路也不是邪路，而是一条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正确道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曾经发表了一个著名的主张：“不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实事求是地说，这个主张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推进是很有益处的。但至今依然有人对这个主张耿耿于怀，他们非要分辨白猫或黑猫，仿佛白猫抓老鼠是对的，黑猫抓老鼠就是错的。而在分辨不清时，他们便基于各自的西方“原教旨主义”，发明出“政左经右”“打左灯向右转”等术语，自作聪明地解释当今中国。事实上，这种解释太简单狭隘。中国不是西方二分法的两者之一，也不是西方二分法的两者混合，中国更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现代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开始就是三角关系。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不是纯粹的一角，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也不是纯粹的一角。中国现代化的未来也不会是单独的一角。那些泾渭分明的经典理论本质上只是为了理解的方便，而中国的现实将是超出所有经典理论的新创造。毛泽东提出“实事求是”，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就是要求不要拘泥于任何理论。
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开始，毛泽东思想已经包含了“中国特色”一部分重要内容。井冈山时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军民鱼水情”等是毛泽东思想早期最重要的成果。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也是“中国特色”不可分割的组成。这一时期刘少奇写下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融合中国儒家传统与共产党的关系，儒家思想中的“天下为公”与“为人民服务”有了良好的结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斗争，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每一次路线斗争，实际上都是“中国特色”与其他发展道路的较量，最终都以“中国道路”获胜而告终。
新中国成立前，军事斗争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因而毛泽东对于“中国特色”的探索集中在政治、军事领域，并以实践证明，这一探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中国特色”需要新的探索，更主要的领域是经济建设，战时经济显然不能适用于和平建设时期的需要。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军事斗争与和平建设长期共存，例如对内有台湾问题，对外有边境和周边国家问题，因而单纯和平建设的“中国特色”探索没能充分展开。那一时期，中国传统依然没有被抛弃。例如，与苏联的论战不是“资与社”的论战，也不完全是社会主义“正统与修正”的论战，事实上包含了“中与外”的立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获得了近代历史上最好的和平发展时期，邓小平的一系列主张成为在和平环境下探索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的指导思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取得的巨大成果，说明经济领域“中国特色”的探索总体上也是成功的。实践上的成功与不足、经验与教训俱在，在继续前行和发展的道路上，我们还需要总结，实现从实践到理论的升华。继续争论“姓资姓社”一定程度上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迂腐，继续划分“左与右”的阵营常常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中国传统这三角关系中，习近平所说“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完全正确的论断。当人们说“人们应该大胆借鉴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其中当然也应该包括中国传统。
中国传统对于一百多年来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益处，有时不易被人察觉，有时则被人误解，例如中央集权问题。有不少人把中央集权等同于专制，使得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显得混乱。专制的对立面是民主。民主的含义是权利属于全体民众，专制的含义是权力属于社会某个特定群体。中国宪法明确了权利基础是工农联盟，“三个代表”理论又包含了知识分子、科技人员，私营企业主也被吸纳，因而，中国社会的权力基础并不属于社会上某一部分特定群体，而是属于全体民众。只不过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协调方面，由于当今中国社会变化迅速而巨大，如何合理调节显得滞后。但是，它丝毫不能说明当今中国的社会权力是属于某一部分人的专制体制。
集权的对立面是分权，它是权力的运作方式，民主制度同样存在集权与分权的问题。例如，中国从很早就确立了军队、警察、法律的中央集权，成为每一个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当今世界很少有哪个国家在这些方面是可以分权的。除此之外，基于中国传统，中央集权还延伸到社会的其他方面，例如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在这个问题上，金融的中央集权与分权，哪个对于社会更有利？西方理论众说纷纭，而在实践中，西方以分权为主或者说私人集权的方式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当西方社会说中国金融领域的中央集权是一种需要被改革的“落后”体制时，实际上，这一“落后”恰恰成为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受损较小的重要原因。这一现象仿佛是当今中国在冥冥之中得到了中国传统的庇佑。而很多人对此缺乏真正的认识和理解，在金融问题上把中央集权等同于专制，继续要求中国按照西方的方式改革，其结果要么是放弃了我们保护自己的法宝，要么就是故意推动金融势力享受分权的好处。
与中央集权另一个紧密相伴的特征是社会稳定，分权容易导致社会动荡，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藩镇割据、军阀混战是分权导致社会混乱的典型。当今中国需要改革，改革与稳定成为一对矛盾。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国家由于没有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改革的结果适得其反，最终导致社会动荡，改革无法进行。而中国由于是在中央集权下开展的改革，改革与稳定都受到高度重视，改革成为有控制的改革，稳定成为有变化的稳定，因而在变与不变之间获得一种平衡，这是中国的改革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改革与稳定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这一平衡的掌握也需要及时地、随时地调整。如果处理不好，造成社会的严重动荡甚至分裂，这绝不是每一个中国人愿意看到的结果。中央集权的方式本身也是改革的对象，放权是改革之中经常出现的话题，但放权并不等于一定比中央集权好。放权并非不应该，关键是哪些该放、哪些不该放，以及如何放权。
中国传统对于当今中国的另一个重要影响也时常被人忽视，即知识分子问题。西方社会制度和理论一方面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代表力量，另一方面又认为知识分子应该独立于政府，保持对政府的批评姿态，似乎只有这种姿态才是知识分子最纯粹的存在方式。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西方社会制度的权力结构由利益集团瓜分而成，因此，知识分子一旦与政府合作，便成为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言，成为帮闲，难以继续保持公正和独立。因此，西方社会环境下的知识分子从理论上说只有两种姿态可以选择，一是在政府之外批评政府，二是被利益集团收买。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与西方有巨大的不同。除了西方社会上述两种状态外，中国传统中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选择就是与政府合作，甚至领导政府。这实际上解决了西方关于知识分子的悖论：既然知识分子是社会良心，是公平正义的代表，既然政府也要实现公平正义，为什么知识分子只能在政府之外，而不能掌握政权？由代表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来掌握政府，不就能直接解决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吗？因此，知识分子与政府合作，在西方理论看来像是一种污点和耻辱，但在中国传统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毫无心理障碍。做官入仕当仁不让，不用扭扭捏捏，也不用大喜过望，只是肩负更多的社会责任。不在仕途的读书人则“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所形成的社会舆论成为真正的民意基础。只不过，当今中国受西方影响，这一传统有时候还在发挥巨大的作用，有时候则因为资本势力操控而产生严重扭曲。但不可否认，中国知识分子的真正传统从来没有消失，并依然产生重要的影响。
与知识分子传统相关的是对于官员的要求。中国传统注重官员能力的考核，以德才兼备为要求，从基层逐步到高层，从专业领域逐渐到全局整体。中国传统的这套官员选拔制度虽不能说十全十美，但与西方选票制度相比，至少各有千秋。中国的官员经过大量历练，对现实有充分的了解，容易将理论与实际结合，以干实事为主。不像西方选票制度下获胜的官员靠个人魅力，常常成为前台的表演者。事实上，当今中国各级官员的选拔制度既有较为明显的传统特征，也增添了很多现代方式。例如，传统要求的科举，现在大都被文凭取代。如果说传统科举制度有真才实学与应付考试的关系问题，那么，这种问题在现代文凭上也同样存在。换句话说，从传统到现代，有些事情手段变了，但本质依然没变。这也是我们说中国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发挥作用的原因。只不过，由于我们观察问题角度的不同，人们很多时候不能意识到那是中国传统在发生作用，传统很多时候的确不那么显山露水。
中国传统官员制度中有一个很独特的内容，即回避制度。这一制度的出发点是，为了保证官员在办事的时候避免主动或被动地受利益、感情等干扰，而规定了各种回避，如家属回避、亲友回避、师生回避、地区回避、财产回避，等等。中国这一源远流长的制度在当今西方社会只在很小的范围内被采纳吸收，例如法庭上的回避。在更大的社会管理范围，西方社会并没有认真采纳中国的回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度与中国的回避制度是有抵触的，以至于当今中国一些人由于相信西方是真理，在官员任选和行为方式上，连起码的回避都不顾。
中国历史上对人类文明做出的杰出贡献，不是靠运气，而是因为有强大的文化做后盾。中国在近代史上的沉沦，不是因为中国的传统彻底错了，而是因为我们没能迅速适应另一种文化，并没能快速调整自己。恰如成吉思汗获得了军事胜利，并不代表他拥有先进文化一样，元朝最终还是接受了中原文化。当今中国没有按照西方认定的常规模式发展，发展速度却令世界惊讶，很多人在探求原因。
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理论中提出，不同的文明应该对话，未来的世界应该是多元文化共存的世界。这一观点比西方中心论已经有所进步。然而，亨廷顿认为，这个理想目标实现起来依然有困难，其中，西方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冲突最严重。伊斯兰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这里不展开讨论。我们可以说，亨廷顿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是狭隘和片面的。事实上，全世界各种文化中，唯独中国传统最容易求同存异，最容易实现共存。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西方提出过不同的方式，都在中国获得了实践。经过中国与西方各自的实践，事实证明，单独依靠西方提出的任何一种方式，都很难实现现代化。即便是法国、英国、美国这些看起来像是血统纯正的西方方式，要么是西方自身不同方式的融合，要么是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中国传统。中国传统使得不同的现代化方案有了共同施展的平台，它所形成的“中国道路”，未来并不只是“多元”之一，而是“多元”融合之后的新成果。
中国传统是黏合剂，它能将看似无关的事物黏合在一起。中国传统是修补剂，它能发现各种新事物的致命漏洞并加以弥补。中国传统是催化剂，它能促成各种事物的量变和质变。中国传统是一个基础平台，如同一张纸，不管用墨汁、水彩、炭笔还是其他，都无法改变它的底色。几千年形成的中国传统，至今依然在发挥影响，它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支柱之一，也成为“道路自信”的强大依托。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总也去除不掉的顽强的传统，可能就是真正的精华，它们应该成为我们自信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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