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1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闭幕会，习近平发表讲话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魄。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永远朝气蓬勃迈向未来。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
一项伟大的事业必然有强大的文化支撑，从事伟大事业的人，也需要有扎实的文化基础。文化究竟是什么？答案各种各样。文化有什么用？难以一概而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文化就没有文明。文化是我们的身份认定，文化是我们的内在精神，文化是我们热爱这个国家的最后理由。
一、“以文化之”与“以武化之”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一个重要内容便是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统一从来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目标，政治上的统一实际上与文化统一密切相关。面对这个重大问题，考察一下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异同，能为今天提供很多借鉴。
“文化”既是名词也是动词。文化作为名词，是指一套价值观，一种同类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作为动词，意思是说“以文化之”，朝“文”的方向变化。中国古代有一个“太伯奔吴”的记载，虽然太伯兄弟远离家乡，扮作野蛮人，他们却给荆蛮之地带去了文化，成为今天富庶的太湖地区的文化源头。这是一个典型的“以文化之”的事例。汉语中“文化”的动作感，衬托了一个对立面，即“文”与“武”的关系，从“文化”的动词性说，它与“武”是对立的。但是，当“文化”作为名词，“武”也包括在其中。“文化”一词在汉语中的这一微妙，似乎预示了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不同。
如今很多人赞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把它看成是思想自由的典型。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我们还应看到另一方面。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长期分裂动乱的时期，战争频繁、生灵涂炭并不是人们愿意接受的局面。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换一个角度看，就是一群优秀的思想家为结束分裂和动乱而不断地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理论联系实际”在这里表现为，当思想文化不统一时，政治也不能统一。因此，待到秦国扫灭六国，政治统一与文化统一便共同出现。“百家争鸣”中出现的各种思想，经过大浪淘沙，经过现实检验，只有那些维护统一与和平的内容被历史接受。当和平与发展成为人们的首选目标，那些容易破坏和平发展的思想就不会有太多的自由发展，例如西方近代出现的种族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和平是人类共同价值的最大公约数，破坏和平即便有理由，也是次选。如果说人类有所谓“普世价值”，那么，和平就是人类“普世价值”中绝对不可缺少的一项。
东汉以后，中国又进入一个政治分裂时期，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破坏了秦汉以后出现的文化统一。汉唐之间，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的不少。他们进入中原后，基本上受两种文化的影响，一是中国的儒法传统，二是佛教文化。因此，当中国传统的儒法文化还未能与外来的佛教文化融合时，中国的政治也难以统一。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长期分裂局面，实际上就是文化分裂的结果和体现。之所以唐代以后中国的分裂局面只短暂地出现，主要都是大一统的王朝，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文化的融合导致政治统一的必然。
唐代以后，契丹、西夏、女真、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轮番崛起，其中一些甚至掌握了全国政权，但最终都服膺于中国文化，人们将其归结于中国文化强大的同化能力。在这一系列同化的背后，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一是，不论哪个北方少数民族崛起，不论它的武力有多强大，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权从来没有失去过，对于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的判定，始终在中国本土文化的掌握中。也就是说，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文化都没有处于“挨骂”的境地。二是，不管中国的政权在谁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是评判它的唯一标准。清朝末期，李鸿章面对咄咄逼人的欧洲发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浩叹，他对这一现象的观察是极其敏锐的。因为，从未失去过话语权的中国，在欧洲人来到中国的时候，第一次面对话语权有可能彻底丧失的局面。这一局面比佛教来到中国以后的局面要严重得多。这一局面到今天依然在延续。
对于近代中国来说，西方文化始终与我们如影相随。当我们说文化时，有时候它是指专门知识，像是客观真理，对谁都有用；但有时候文化是一种价值判断，差异或冲突就显现了。“西方”这个概念在古代中国很早就出现，但那时的“西方”不是今天的“西方”，而是指印度。唐僧取经说的就是那时候大规模学习西方文化，佛教传入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西方文化的大规模“入侵”。也就是说，中国早就面对过外来文化与自身文化的关系问题。佛教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影响不可谓不大，敦煌莫高窟是中国古代艺术的典型之一，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佛教艺术。从最早开凿洞窟到停止兴建，前后长达一千年。有些时期，中国局部地区信佛拜佛以及出家的人口众多，不少皇帝和社会上流人士都是佛教徒。如今，中国的文化乃至于语言、文字都留下佛教深刻的烙印。
今天已经没有人认为佛教是外来的“西方文化”，佛教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以至于在佛教的诞生地它早已式微，中国成为佛教的主要中心，并诞生了很多新的教派、教理，以发源地和祖庭的方式影响周边国家。历史上，佛教作为外来西方文化，来到中国后，成了一种新的话语体系，对中国古代传统的话语权造成了威胁。然而，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人吸收了佛教文化的精华，将其融入中国自身文化，形成“儒道释”共存的局面，但依然以中国文化为主流，佛教也实现了中国本土化的改造，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成为统一的力量之一。唐宋以后，当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不再动摇，政治统一就成为大势所趋。不论城头如何变换大王旗，在文化统一的前提下，政治统一都成为必然。
中国历史上对佛教这一外来文化的改造和本土化过程，对于今天依然是有价值的。首先，它说明中国传统并不是保守封闭的，而是很愿意接受外来文化，这一对外开放特征中国古代比西方更加鲜明。而且，对外开放体现于精神和物质等多个方面。从日常食物到服饰，从娱乐方式到精神理念，中国传统文化都很愿意接受外来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其次，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也说明没有一种外来文化是可以完全照搬的。春秋时期的晏子曾经说过一段著名的话：“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对于一种植物，当地的水土是必须适应的条件；对于一种外来文化，当地的社会现实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外来文化需要改变，需要适应本土现实，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现代西方文化占据世界主流已经有较长的时间，对于中国来说，现代西方文化的某些合理价值如何在中国实现本土化，也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样可以从中国历史上得到借鉴。唐代韩愈等人提出“道统”、发起的古文运动，就是中国本土文化与佛教这一外来文化相互抗衡和融合的一个表现，这个阶段到宋朝基本完成。从此以后，佛教基本上再也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麻烦，而是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在佛教本土化过程中，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功绩主要体现于保守中国本土话语权的地位，在本土话语权占主导的前提下，根据本土现实而接受或改造外来文化，而非一切按照外来文化的原则彻底改变自身。从这个意义上说，韩愈等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要比某些皇帝更重要，因为他们确立了中国传统文化话语权的主导地位，确立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的基本原则。
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有强大的同化能力，关键就在于中国文化自身有必然的合理性。正是由于中国文化内在的强大合理性，古代中国在与其他民族、其他文化发生关系时不强调武力，而强调自觉自愿。中国历史上非武力、完全自愿地多次同化其他民族，是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这一现象的背后，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是真正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普世价值”并非不存在，但真正的“普世价值”并不是西方自以为是的那套价值观，而是中国文化的价值。真正的文明不管在国内还是在国际，都以讲道理为第一手段，武力是在讲道理的可能性彻底丧失，并带来严重后果时不得不使用的最后手段。把武力放在首位的文明，一定不是先进文明，一定是相对落后的文明。
佛教进入中国没有伴随武力，而是一种“文化”在动词意义上的正常传播，因此，它的利弊在较长的时间以后才能看清，融合也是相当缓慢的过程。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伴随着强大的武力，却没有自身的文化，因而在中原传统文化面前很快成为新的皈依者，文化上的趋同导致冲突烈度降低。近代西方向全世界扩张，既伴随强大的武力征服，也伴随强大的文化扩张。当年西班牙征服美洲印第安人时，军队带着传教士，刀剑与十字架共同发生作用。当它们面对中国，虽然最初不敢使用对待印第安人的方式，但是，一旦时机成熟，坚船利炮便与传教士一同进入中国。
西方进入中国与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既有相同也有不同。相同的是它们都以武力入侵，不同的是，北方少数民族的确文化落后，入侵之后便接受了中国文化，被融合了。西方进入中国却带着它们的“文化”，但在西方进入中国早期，西方的武力优势和文化优势都不明显，直到它们的武力优势大大超过中国，西方中心论编织的“文化”也自成一体，感觉足以同中国抗衡时，它们便大动干戈了。因此，西方文化的真正核心依然是武力。即便它们有一套名词意义上的文化，但它们推广这套文化的方式，不是动词意义上的“以文化之”，而是“以武化之”。所以，西方走出中世纪形成它们的现代文化以后，它们内部仍然长期厮打得不可开交，何况对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内部达成共识，彼此不打仗，但还是出现了以苏联、美国为首的两大阵营。以原子弹为主的军备竞赛，使得世界多次处于毁灭的边缘。苏联解体后，西方世界内部战争的阴云依然没有消失，但减弱了很多。
西方对外推广它们的文化，也发生了变化。以前，它们要么是直接动手打，要么是“以武化之”，用武力来推广文化。美国在世界各地推广“普世价值”文化依然伴随着战争。美国以前经常采用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是指武力和经济好处这两种手段。虽然使用“胡萝卜”比使用“大棒”稍显文明一些，然而，没有“大棒”，美国的“胡萝卜”也难以发挥作用。
由此我们再来看颜色革命就会发现，它是西方文化扩张的一次质的飞跃。也就是说，它不再伴随武力征服，而是让人心甘情愿地接受西方文化，自觉自愿地改变自身。与中国历史上一次次同化其他民族相比，西方当今推广“普世价值”的颜色革命，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中国历史上用文化同化其他民族的模仿。然而，这一模仿是山寨版的。其本质差异在于：首先，中国历史上同化其他民族的过程，都是武力强盛的其他民族心甘情愿的，而西方用“普世价值”同化其他国家，实际上都含有对弱小者的强迫。其次，自愿接受中国文化的其他民族，很快便融合、安定、繁荣了。但当今被迫接受西方文化的国家，除少数摆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以外，结局大都不那么美妙。所以我认为，西方之所以能发达，是因为它学了中国的很多东西，美国之所以能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中最发达的国家，是因为美国学中国学得最多。但是，通过历史的比较我们发现，他们还是没学到位。
二、中国文化是统一的力量
当今世界包括很多中国人在内都坚信西方文化是最好的、最优秀的文化。为了推行西方的价值观，哪怕流血，哪怕大规模使用武力，哪怕死很多人也是值得的、应该的。这种观念的源头是西方的种族主义，今天已演变为文化种族主义。这种观念的推广，其结果也与种族主义不分彼此。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说：西方“隐性的种族主义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形成的。而显性种族主义形成于18世纪初，到1840年后（尤其是在英国）才强势显现”。“隐性种族主义是通过文化、制度和环境标准而不是遗传学特征来表现‘差异’的。尽管如此，它主要体现了包括西方优越性和东方劣等性的种族权利关系。因此，隐性种族主义远比显性种族主义更富欺骗性”。我认为，霍布森所说的“显性种族主义”就是以种族、肤色等遗传因素为基础的种族主义，所谓“隐性种族主义”就是“文化种族主义”。西方文化中所包含的种族主义特征至今没有消除，例如在今天的欧洲它正暗流涌动。在美国，种族主义的阴影依然时常牵动着美国人最敏感的神经。相对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种族主义几乎没有，“华夷之辨”即便区分彼此，也以文化而不以遗传学为划分基础。最关键的是，中国不“以武化之”，而是要求自愿。这就像人与人的关系，区分彼此是正常的，自愿学习也是应该的，但强迫别人跟我一样，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文化统一是政治统一的基础，但是，文化统一容易被理解为文化专制、思想禁锢。这个理解并不全错，关键在于，有些文化排他性很强，如果以排他性很强的文化实现文化统一，的确容易出现文化专制和思想禁锢的局面。例如，西方文化思想的背景和根源与一神教有着紧密的关联，从一神教崇拜单一神的角度扩展，西方文化的确具有较明显的排他性，容易出现文化专制和思想禁锢的状况。例如，西方历史上从古代到近代，多次发生长期而激烈的宗教战争，中国却从来没有。所谓中国历史上“三武一宗”四次“灭佛”在我看来只是部分佛教徒的用词不当，中国没有过“灭佛”，全社会并没有为此而产生宗教战争，因此而发生的流血事件很少，时间也很短。这些历史事件之所以出现是为了让佛教的生存方式更好地与中国的社会秩序融合。不仅对佛教如此，对伊斯兰教、天主教、犹太教、拜火教等外来文化都如此。与欧洲相比，中国的古代历史证明中国毫无疑问是宗教最自由、文化最宽容的国家。
西方人讲求宽容是很晚才出现的，在文化上表现为文化多元主义思想的出现，但至今依然没有清除它对其他文化的傲慢。从历史上说，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宽容的文化，举一个简单例子，犹太教在欧洲曾长期受到歧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蒙受了历史上最为惨重的一场巨大灾难。然而，早在宋朝时期就有一批犹太教徒来到中国，居住在当时的开封。在漫长的历史中，犹太人在中国没有遭受任何歧视与迫害，而是与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和谐共存。这在犹太人历史上是唯一的。此外，世界上各种宗教早就在中国存在，它们在中国以外的地方经常打成一团，但在中国，它们却能够和谐相处。中国的泉州被称为世界宗教的博物馆，恰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文化融合并不是排外，并不是限制思想和言论自由，而是发挥各自文化的长处，在一个共同体下和谐共存。相反，西方文化从它的源头上说就是专制排外的。
然而，在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中，当今中国有很多人几乎完全接受西方的观点。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恰逢新保守主义因里根、撒切尔的双簧合作在英美兴起，刚刚打开大门的中国，一批年轻人不加分辨地接受了它。在“文革”以后形成的精神空虚中，他们如同吸食毒品的瘾君子，像鸦片鬼一样为得到一点虚幻的兴奋而不顾一切。新保守主义是西方隐性种族主义的延续，但它正好填补了在“文革”废墟中成长起来的一些中国年轻人的灵魂空白，他们轻易便形成抛弃中国、投奔西方的政治狂热。如今，这批人中的一部分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和骨干，却依然显得幼稚。
中国文化虽然具有强大的合理性，但它不主张使用武力的优点，在西方文化面前，恰恰成为缺点。在频频使用武力的西方文化面前，中国不仅一次次受到伤害，而且由于西方文化的强劲渗透，连中国引以为傲的统一都开始面临挑战。文化种族主义和使用武力这两个根源不清除，西方文化就始终是制造冲突的文化，不可能带来和谐与稳定，难以实现统一。
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当今中国的分裂力量很明显地存在，有些是在“宗教自由”的名义下形成的分裂力量，有些是在“民族自决”旗号下的所谓“民主”力量。其背后的共同点便是中国自身的文化自信丧失，各种来自西方的思想文化彼此冲突，因而造成对中国政治统一的威胁。中国台湾就是一个典型。蒋介石虽然在政治观点上与中国共产党很不相同，但在中国传统这一大的文化背景上，与中国共产党有一致性。因而，蒋介石控制中国台湾时期，虽然与中国共产党政治观点严重分歧，但中国文化上的统一力量始终存在。蒋介石之后，台湾接受了西方民主，分裂的力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大。中国台湾分裂势力的典型之一便是“去中国化”，也就是在文化上与中国割断联系。因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实现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这个大目标上，必须借助中国传统文化，让统一的力量得到提升，削弱各种打着“民主”旗号的分裂势力。
从收回中国香港和澳门开始，中国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主张，这实际上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宽容的体现。在共同文化实现统一的基础上，允许不同观念的具体实践，恰似中国古代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基础上，允许不同的宗教各自发展。也恰似自秦始皇起，中国的文字就一直统一，但各地的方言却千差万别。“一国两制”是借鉴这一中国传统在现代条件下的新的社会实践。因此，只要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得以延续，文化凝聚的向心力就会牢固。但是，如果没有了中国文化的纽带，单凭西方文化主导，就可能造成分裂。这是中国所不能允许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不放弃最后使用武力，只是为了反对利用一切借口制造分裂。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会使得西方文化主导下产生的分裂倾向大大削弱，从而大大减少不得不使用武力反分裂的可能。
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从文化上说，差异要比欧洲小得多。作为西方文化的衍生体，拉丁美洲文化与西方文化区别也不大。拉丁美洲一体化的呼声也早就存在，但是，它可能实现统一吗？阿拉伯世界曾经统一过，在被西方文化入侵之后，如今成为动乱的温床。印度也曾经统一过，做了几百年英国的殖民地，如今，分裂的印巴时刻面临战争爆发的危险。
也许有人说，美国不是统一了吗？的确。但我们应该看到，第一，美国的分裂势力一直存在，只是受到了压制；第二，美国国内的种族主义没有消失，影响还可能在扩大，随时可能发作；第三，美国推广同一种文化来维护统一，是学习中国传统的山寨版，虽然没学到位，但至少有用；第四，美国现在的统一更多基于武力和经济，一旦这两者失去或减弱，美国能否依然统一，答案并不确定；第五，美国始终宣扬爱国主义，使之成为民族融合、抵消分裂的文化基础。而爱国主义被很多西方思想家批判过，称其为“流氓最后的庇护所”。在某些推行西方文化的中国人那里，爱国主义也被视为“反民主”的力量。由此我们也能看到西方文化内生的严重不和谐与自相矛盾。
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实现文化统一，有利于和平，有利于政治统一。此外，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深厚的根基，它也有助于增进民族团结，实现国家统一。中国的爱国主义与西方的爱国主义不同，它不以民族或种族来划分彼此，而以文化认同为核心。当今西方国家中，只有美国的爱国主义与这一中国传统接近，美国因此也被称为“民族大熔炉”，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多次民族同化的现代翻版。弘扬爱国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之一。对此，有些人担心中国爱国主义热情高涨会导致排外，在我看来，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爱国主义不仅不会排外，不会造成文化专制和思想禁锢的局面，而且有利于文化宽容氛围的形成。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早已说明了这一点。中国近代史上被某些人污蔑为“排外”的事件，实际上是对外来压迫者的反抗。中国传统讲究将心比心，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如果你不仁，别怪我不义。中国近代史上的“排外”，从根本上说就是外来压迫者贪得无厌和不仁造成的。将这种爱国主义称为“排外”，是倒打一耙，对于某些中国人来说，是站错了立场。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宽容精神，本身也显示了强大的文化自信。只有自信才不会排外，只有不自信才会盲目地排外。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统一与分裂的问题上显示出最根本的冲突。但在这一冲突中，中国始终是被动的，西方文化“以武化之”的扩张本性，使得它从来都是主动挑衅的一方。这是一场规则不平等的冲突。在西方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冲突中，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以武力对武力很容易出现，例如亨廷顿所言的西方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冲突。但是，中国文化的本性的确不具备侵略性和攻击性，因此在西方文化面前，总是处于被攻击的状态。即便在被严重欺负的情况下，中国反击，中国要求武装自己，依然是防御性的。然而，由于西方文化的“小人之心”，把自己当成最正确的唯一，它们对中国的“君子之腹”永远不能理解，或者说还没有达到足够理解中国的水平。因此，中国防范西方的任何举动，都被它们视为中国的挑衅。这真应验了一句中国古话：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亨廷顿把他对伊斯兰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的理解照搬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上，在这个问题上显示出他对中国缺乏深入了解的局限。对此，虽然我们很无奈，但我们能放弃自身的文化，变得与挑衅的西方一样吗？
当今世界一体化的进程逐步加快，如何维护世界体系的和谐稳定，对西方文化来说，也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事实上，一些西方学者已经指出，出路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我们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充分体现，有两个重要的前提，一是中国日益发展而强盛，二是西方找不到解决自身问题的合理方法而衰落。到那个时候，全世界都会真正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巨大价值，我们应该对此有充分的自信。当今中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文化自信非常重要。古话说：“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对于当今中国，自身的文化就是“志”，是我们自信的根本。
三、文化也是经济
有一个清朝时候的小故事。某个英国人发现中国有好几亿人口，但中国人吃饭都不用西方人习惯使用的刀叉，便暗自琢磨：如果中国人都改用刀叉，那将是一个多大的市场，仅卖西方刀叉能赚多少钱啊？这是一个很有前景的商业计划，那位英国人搞了半天，最终发现，要改变中国人用筷子的习惯太难了，最终作罢。这个小故事说明什么？当今世界经济面临困境，当今中国经济也在挖掘新的发展契机，很多人都把目光瞄准了中国的内需。中国的内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但是，在中国内需市场卖什么？内需市场为谁而拉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当年那个英国人想在中国卖刀叉，实际上就是看中了中国内需市场这块巨大的肥肉。要让这块肥肉成为自己的囊中之物，除了技术、制造、销售等商业手段外，看似与商业无关的文化，其实作用更大。英国人在清朝推销刀叉失败，其实就是中国人“筷子文化”的胜利。很多文化战争其实就是经济战争，这样的战争近百年来一直在中国上演。
电影算是文化。当人们都喜欢西方文化，自然就很容易喜欢西方电影，引进的外国电影就会有很高的票房。连同西方电影里的西方用品、生活习惯，都很容易成为人们的首选。演员出身的美国总统里根说过，好莱坞电影就是向全世界推销美国商品的广告。如果人们都觉得西方有文化，买票去听交响乐，就会比看京剧、听昆曲的多；读外国作家的书，就会比读中国作家的多。当然不能排除西方艺术家的确有很多好作品，但是，一旦形成“凡是西方文化都是好的”这种思维习惯，就会严重影响人们的一系列行为。
最近，中国已成为葡萄酒第一销量大国。法国葡萄酒在中国能卖得很贵，是因为中国人对法国文化的膜拜。事实上，不论营养还是口感，法国葡萄酒并不比中国黄酒好多少，甚至可能还不如。公款消费应该受到限制，但必要的公务宴请还是需要的。中国各级政府公务宴请所用的低度酒，为何只有葡萄酒，而没有中国黄酒？为何不能让公务宴请成为推销中国黄酒的平台？关键就在于政府层面上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文化不如西方文化，似乎西方文化档次更高，中国文化上不了台面。
英国茶品质上远不如中国茶，但是，一家英国公司在全球的茶叶销售额，堪比全中国的茶叶销售额。英国立顿红茶在中国销售的宣传重点就是“欧式风情”“贵族品味”，以中国城市白领为主要消费对象。但是，中国曾经是唯一的茶叶大国啊，英国茶也是从中国“偷”出去的，如今，这个胡汉三却贴着外国的文化标签杀回老家了。可见，英国茶在中国卖的是西方的文化。事实上，立顿红茶的品质比很多中国茶叶都要差，如果这种品质的立顿红茶就是欧洲“贵族品味”，也可见欧洲的“贵族品味”水平有多差。然而，文化灌输的结果，使得很多人不再理性，只是盲从。
中国陶瓷历史悠久，曾经是行销世界上千年的、中国制造的奢侈品。如今，世界顶级品牌陶瓷却不是中国的，不过很多其实是在中国生产的。包括当今中国人热衷的很多欧洲的奢侈品，事实上，那些欧洲奢侈品很多也在中国制造，不过是贴上了欧洲牌子而已。这说明一个现象：中国人卖苦力、勤勤恳恳地造出了好产品，却赚不到钱；外国人很轻松地卖文化却赚了大钱。
贬低中国文化的崇洋媚外不仅仅是文化优劣的学术问题，同时也是产品问题、经济问题。一些西方消费品在品质、价格、消费习惯上竞争不过中国产品，便传播各种“中国产品质量差”的消息，“中国人爱造假”“中国产品以次充好”，等等，这种观念极大地打击了中国产品的销售，使得多数中国产品只能处于薄利的低端市场。事实上，相当一部分中国产品的品质与世界一流产品相差无几。以质量问题打击中国奶制品，外国奶制品便以更高的价格大行其道。一个莫名其妙、毫无资质可言的机构发布中国白酒质量差的报告，使得中国白酒市场遭遇重大挫折。与此同时，国内媒体和进入中国的外国媒体却在大做洋酒的广告。“中国人爱造假”“中国制造都是假冒伪劣”，这些关系中国产品命运的市场定论，本质上与“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的劣根性”等文化命题是一致的，不管其根本目的何在，客观上都严重打击了中国在世界上的文化形象，打击了中国制造的地位。
两千年前，当中国的丝绸远销罗马，成为罗马贵族的最爱；一千年前，当中国的陶瓷远销欧洲，成为当时欧洲贵族的炫耀；两百年前，当中国的茶叶风靡英美，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那时候，谁说中国的产品质量有问题？那时候，中国制造毫无疑问是全世界有口皆碑的最佳品质保证。如果说今天的中国人都有“劣根性”，都在产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为何古代中国人就没有所谓“劣根性”？为何古代中国人的“中国制造”就能成为全球最佳的品质保证？因此，“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的劣根性”等文化命题，都是伪命题、假命题，都是殖民者灌输给被殖民者的奴化思维。被殖民者自觉接受了这种思维，就是心甘情愿做奴隶、矮化自我的“逆向种族主义”。这种自我贬低的文化，对于当今实力强劲的“中国制造”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把孩子送到外国读书在中国已成为时髦而普遍的事情。如果真能到西方国家学点有用的真本事，也是好的。但是，很多人把孩子送到西方读书，无非是为镀点金，拿一个洋文凭，以便回国后好看一点，显得高人一等。是否真的学到本事不好说，花钱倒不少。这就是崇拜西方文化导致的“教育经济”，西方人在没什么可赚钱的时候，利用长期造势形成的文化优势地位，把它变成搜刮非西方国家的财源之一。综观世界，我们会发现，全世界几乎所有落后国家的领导人，都以把孩子送到西方国家拿文凭为荣。这已不光是“教育经济”问题，甚至是掌控非西方国家命运的手段之一。西方名声显赫的学校，对于那些身份特殊的非西方国家权贵子弟，在颁发学位上也网开一面。例如，利比亚卡扎菲的次子赛义夫为了拿到英国政治经济学院的博士文凭，给这所学校捐了150万英镑，学校照收不误。至于赛义夫的学业水平，英国媒体报道说，赛义夫请其导师为他写作业，每月至少为此向其导师支付4000英镑。赛义夫的学习成绩很差，根本无法毕业，但还是拿到了英国的博士学位。这种现象恰似当年日本对中国的学生网开一面，学业较差也能毕业，目的只在于培养文化上的“自己人”。
不管这些孩子在西方的学校里如何胡混，这还算是“假的真文凭”，还有很多“真的假文凭”在中国也大行其道。前几年有报道说，美国的假文凭产业，每年产值已达5亿美元，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这个挣钱多容易啊，印几个证件而已。中国不少各界名人都有此类文凭。钱钟书当年在《围城》中嘲笑过的“克莱登大学”，在当今中国的势头并未减弱，真正的原因就是文化上的崇洋媚外依然如火如荼。披一张洋皮就容易骗人，打一面洋旗就能打一个世界。
当今中国，开个公司要取洋名，申请一个商标也要取洋名。房地产项目大都叫地中海、罗马什么的。商业广告中洋人满意、点头等同于品质保障。现在有些国内公司为了提高自己的档次，雇几个什么都不懂的外国人充门面，商业谈判时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只为了唬人。实在雇不到纯的洋白人，雇几个韩国人、说几句韩语都顶用。崇洋媚外到了这个地步，简直就是丢人。带着洋味就令人放心，已经造成了多少骗局？当年的“欧典”地板，名字也极具“洋味”，其实质量还不错，非要挂一个“洋头”，结果闹出轩然大波。2011年闹得沸沸扬扬的“达芬奇家具”事件，原因也在于此。很多消费者说被假洋货骗了。事实上很多真洋货都像达芬奇家具一样是中国制造。买了高价的真洋货就心满意足、骄傲炫耀，买了品质一样的假洋货就愤怒声讨，背后不就是崇洋媚外、以洋为荣吗？骗人是不好，被骗也活该。谁让你们崇洋媚外到如此虚伪的地步？崇洋媚外如果不改变，将来还会被骗。中国人不骗你，洋人也得骗你。崇洋媚外的逆向种族主义者，天生就是用来被“洋头”骗的。被挂“洋头”者狠狠地欺骗，就是你们的命运。培养你们这样的崇洋媚外者，就是为了骗你们的钱，让你们心甘情愿地当洋奴才。
如今，艺术品收藏市场也很火爆，其中鱼目混珠的很多。对于中国古董，也有因不懂而被骗，但身为中国人，了解自己老祖宗的那些玩意儿毕竟容易点。而很多外国艺术品或者中国人模仿的外国艺术品，尤其是所谓现代艺术，基本上就是垃圾。很多现代艺术只是西方文化崇拜情结下的骗局，它们不考虑真正的艺术价值，只把所谓艺术品当成金融产品，用类似传销的手法制造泡沫。有些收藏品拍卖市场从头设计的行骗对象，就是那些崇洋媚外的中国暴发户。即便是西方有价值的真艺术品，也会通过炒作和金融手段，让暴发户们血本无归。因为，崇洋媚外者最容易不懂装懂。
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还表现在更深的层次上，例如标准。说“国际标准化组织”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但说“ISO体系标准”，很多人应该听说过。由于世界一体化的需要，国际社会需要标准的统一，这是应该的，但是，标准化过头了也没必要。例如，“ISO9000”族是一个质量管理体系，对于有些企业、有些产品是有用的，但并非都有用。在中国，由于文化上的崇洋媚外、“与世界接轨”，推广ISO体系的工作很多变成了像颁发洋文凭一样的敛财行为。最滑稽的是，电视台内部也搞这种ISO的质量体系标准。本人在电视台系统工作过多年，也被迫接受过这种ISO培训。我认为，至少在电视台系统，推广ISO体系就是浪费钱，就是被所谓“国际标准”骗钱，毫无意义。上级领导通知我去参加ISO培训，他也知道没用，就对我说，只当是休几天假。等我“受训”完回到单位，按理说应该向每个员工贯彻，但我把培训讲义扔在抽屉里，再也没看过。我的下属没一个知道本单位也在搞什么“ISO质量管理体系”，本人负责的范围内从来没出过质量问题，但电视台为ISO花了好几百万。
近年来，中国到处都在“申遗”，诸如历史文化遗产、自然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各地政府似乎把是否成功“申遗”当成了一项政绩。认定某个事物是否需要保护，中国政府自己制定标准就行了，何必非要搬来外国人的文化标准？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真的很懂吗？“遗产”的意思在我看来差不多等于死了，没有活力了。“申遗”项目要求原汁原味原风貌，其实就如同要求摆放一个木乃伊。如果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依然有很强大的活力，那么，按照“申遗”的要求，是否只能一成不变，还怎么创新？著名作家冯骥才要求春节也“申遗”，希望能保留下传统的春节民俗。其实，中国各地的春节习俗在不同时代、不同地方都不一样，变与不变一直在交替进行，以至于现在有人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也是“新民俗”。如果春节“申遗”的话，是否就意味着老规矩不能变了？就春节放鞭炮来说，至少在宋朝以前是没有的吧？如果唐朝就把春节“申遗”，是不是宋朝以后中国人就不能春节放鞭炮了？西方人的“申遗”思路不过是因为现代化对传统破坏得太厉害了，怀抱着一点怜悯，把尚未被破坏的东西当古董一样留下来，以供后人瞻仰。我们的文化如果依然有活力，何必以“申遗”的方式“找死”？最关键的是，哪些文化是有价值的，哪些文化值得大力保护和提倡，主动权应该在中国人自己手里，何必交给外国人？
中国近百年来的崇洋媚外，已经表现在各个层面上，很多方面人们似乎已经司空见惯。比方说，中国说起来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对全世界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但是，今天的中国，连代表本民族的传统服装、传统礼服都没有。各地人大、政协开会时，少数民族代表都穿民族服装，其他都穿西装。西装究竟算哪个民族的标志啊？事实上，西装应该看成是欧洲人的民族服装，我们却把它当成世界标准，真的没有必要。类似的现象还有公制，即重量、长度、时间的度量衡。现在流行的“公制”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那时候的法国人希望给世界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我们便把西方人的标准真的当成了世界标准，所谓公斤、公里、公元等等。反过来看，曾经是世界老大的英国和现在的世界老大美国，都没有全部接受世界标准的“公制”，依然采取“英制”。虽然“英制”比“公制”复杂麻烦多了，但是英美人还是自行其是。我们能够理解法国人当年试图制定世界标准，其实就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做法，它的确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但我认为，要统一，也该是中国人来统一，要制定标准，最佳办法是将中国的标准变成世界的标准。当然，已经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的事情未必现在就要将其改过来，但是，今后，遇到此类问题，的确应该从文化的角度多加考虑。谁来制定标准，采取谁的标准，其实是关系到以谁的文化为主的大问题。创造一种文化就是创造一系列由此文化主导的消费，就是一个新的大市场。
当然，我们不能对西方的一切都简单化地予以否定，套用中共十八大对“老路与邪路”的概念，盲目排斥西方就是老路，盲目膜拜西方就是邪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做到的是孔子所言的：“三人行必有吾师”。西方有好的，就值得学习借鉴，西方有差的，就应该批评抛弃。而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只有互相尊重的“君子之交”，才能真正地取长补短。因此，中共十八大提出要树立文化自信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文化自信就要抛弃那些关于“中国人劣根性”的陈词滥调，根除生长逆向种族主义、崇洋媚外的土壤，让中国人在西方人面前不再自轻自贱、自卑自惭。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不管是横向还是纵向比较，都充分证明，中国人从来不比任何人差，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并不言过其实。身为中国人，我感到幸运和骄傲。
四、文化自信给予我们力量
2010年8月，《红旗文稿》连着三期刊发署名“云杉”的文章《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这篇文章也因此被称为“文化三自”。《文化三自》一文对于文化在历史进步中的意义有较为准确的认识。文章提到：“过去，我们对文化作用的认识，也往往局限于把文化作为一种手段、作为一种支撑来强调。现在看来，文化作为历史文明的积淀，作为社会发展方向的引领，解决的是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正是在这样一种对文化意义的正确认识下，在面对“从哪里来”的时候，作者指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至今依然是我们最为重要的文化来源之一。此外，无数先辈在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艰难岁月里形成的红色文化也是我们今天国家主权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根源。
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在城市景观中，有人在树上缠绕很多小灯泡，挂上很多装饰，这的确算一种文化。但是，那棵树所生长的土地以及土地中的养分，是更加重要的文化。我们不能因为泥土、水分太普通而忽视它的文化价值，没有这些司空见惯的文化基础，那些装饰和灯泡只能挂在一棵假树上，那是没有生命的文化。文化既是土壤，也是果实，它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
在这样一种观念下，作者在面对“到哪里去”的问题时，也就有了更加清晰的判断。别人的果实更适合别人的环境，简单移植未必能有同样的收获。作者在文章中指出，中国社会“长期居于正统地位的是儒家文化”，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始终占据主导”，这就是文化土壤的不同。就现实来说，中国传统的文化土壤里，更适合生长“和谐社会”的果实。而在西方社会，以美国来说，作者指出：“美国就始终把反映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文化作为根本内容，以此来打造‘美国梦’、强化‘美国精神’。”即便我们不去批评美国垄断资本所造就的文化，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在美国看起来似乎不错的垄断资本文化，不加鉴别地照搬到中国，能否结出同样的果实？或者只能如晏子所言“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结出一堆歪瓜裂枣。
基于上述对文化的认识，有人提出应该改变我们的文化，将我们的文化土壤变得同他人一样，以便结出同他人一样的果实，这种观念也要不得。作者指出，当今某些人为了尽快达成这一洗心革面的目标，便大力否定中国传统。作者认为，“那种数典忘祖、蔑视传统、一味丑化民族文化的做法，是十分有害的”。“随心所欲地戏说历史、消解红色经典，对英雄人物、历史人物进行颠覆性评价，这是对历史的歪曲，也是对文化的亵渎”。对此，我表示高度的赞赏。
悠久历史文化的形成，某种程度上有它的自然原因，就好比森林、草原、沙漠、海岛，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彻底改变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既然在漫长的历史中曾经结出过人类最优秀的文化成果，我们就应该承认，它不是瀚海沙漠，不是文化生命的恶劣环境，而是特别适合诞生优秀成果的文化沃土。对于现实来说，当我们不能把自己搬离这片大地，栽种到其他土地，我们的选择就只能是珍惜自己生长的土地，爱惜自己的家园。然后，通过我们的努力，根据现实条件，将自己的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所以作者指出，我们需要“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如果我们不爱自己生长的土地，我们怎么可能用心将它建设好？
尊重自己的传统，并不等于排外。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历史上就是具有极大包容力的。但我们同样应该看到，“开放包容不是盲目崇外，学习借鉴也不是照抄照搬”。《文化三自》一文的作者在这个问题上正确地描述了一种辩证关系。我认为，当今中国在文化领域首先应该破除“美国中心观”，即一切以美国为标准；其次要破除“西方中心论”，即只有西方文化才代表先进和文明。由此，作者明确提出，我们需要“文化自信”。我认为，只有建立在充分的文化自信基础上，我们才能正确地对待自身传统，也才能客观地看待其他文化，才能将坚持优秀传统与开放包容结合起来，造就我们新的、有生命力的文化。“文化自信”不等于“文化自大”，没有“文化自信”就没有正确的开放和包容。没有“文化自信”的开放和包容，几乎等于“文化自杀”。只有建立充分的“文化自信”，我们才能在建设新家园的过程中，培养我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不管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还是“文化自强”，都离不开知识分子的作用。作者在文章中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性，引导他们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聪明才智，最大限度地把知识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对于这一观点我要做一个补充。这一观念来源于过去的一种政治主张，即政权以工农兵为主体，因此，知识分子成为一个不同于工农兵的特殊群体，所以才需要“团结”。它更深的源头来自西方历史。在西方历史中，知识长期是被垄断的，所以才会造成知识分子群体与民众之间的分化。而在中国历史上，由于纸张、印刷、学校教育等基础条件的发达，中国很早就不存在知识垄断的现象。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本来就广泛地来自工农兵大众，同时，又能回到民众之间。所以，对于当今中国现实来说，我们更需要的应该不是“团结”作为特殊群体的知识分子，而是社会管理者本身的知识分子化。我们国家对于干部素质所提出的“知识化”的要求，实际上就是这一体现。
这一问题涉及对“知识分子”定义的理解。以知识为生的人，并非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真正含义是指那些在本知识专业外，同时深切关怀国家、社会乃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益事务的人，而且，这种关怀必须是超越个人及小集团利益之上的。“团结”一说容易模糊“以知识为生”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范仲淹的“先忧后乐”观念在今天依然对社会管理者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就是要求社会管理者本身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换句话说，为了实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团结”外部的知识分子的确需要，但同时还需要大量培养自身的知识分子。
“文化自觉”就是要自觉意识到文化的巨大作用。文化的作用不仅仅是业余时间唱歌听戏的消遣，也不只是抽空读书看报充实自己，文化的作用体现在一个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它的影响既是潜移默化的，也是持久深刻的。“文化自信”就是要意识到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在面对外来文化的挑战时，能够做出正确的回应。我们无须妄自菲薄，而应该坚信基于我们自身的文化土壤，辅以外来文化的合理成分，我们能够有效地解决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而无需削足适履地照搬别人的文化。“文化自强”就是要让我们的文化得以在广泛的领域中生根发芽，结出丰硕的果实。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文化自强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编史修书。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个大朝代都要做这项大型文化工程，这一文化工程的本质就是在理论界、思想界树立话语权威。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以狄德罗等人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其实就是为了反对教会专制而模仿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通过编史修书而建立一种新的权威话语体系。英国曾经统治世界，为了使其统治获得话语权的支持，英国在富裕之后，也开始编史修书。如今，关于世界各国历史，不管对于专家还是学生，最重要的教材或参考读本，都少不了“剑桥历史系列”以及大英百科全书等。本来，这一文化自强的手段是中国的传统，而且是中国人最擅长的，但是，随着我们文化自信的降低，编史修书这项文化工程近几十年来在中国开展得并不理想。就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言，代表中国当代立场的权威性系统史书，包括编年史、专门史成果寥寥，即使有一些，也是在西方概念的框架下强行曲解，削中国现实的足，适西方概念的履。世界各国国别史的编纂基本上都得依靠西方的研究成果。中国人没有形成自己阐释世界、解释世界的理论系统和权威。
在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狭隘理解下，当今中国常常把编史修书当成个人行为，以为个人行为就是自由，政府行为就是禁锢。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虽然学者个人编史修书是学术繁荣的重要体现，但这并不等于政府不能主导大型的编史修书项目。宋朝的《资治通鉴》虽然作者署名司马光，但事实上，它就是政府扶持的文化项目。对于当今中国来说，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来说，建立文化自信，树立中国的话语权，政府主导的编史修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手段。中国需要用自己的眼光重新看待自身的历史，用中国的视角重新解释世界。“文化自强”既需要市场化，也需要政府主导。政府主导的“文化自强”不是扶持一些电影、电视剧就可以完成的。编史修书就是树碑立传，就是给历史一个答案，给未来一个交代，就是牢固树立文化自强的话语权地位。
“文化自强”还涉及一个现实，即文化产业。文化产业作为经济的增长点，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其背后有一个原因：西方国家的文化产业比较发达，并且不断侵入中国的文化市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清晰地看到，这不仅是文化市场的商业竞争，而且是文化价值观的推广。如果我们仅仅站在文化市场竞争的角度，就会把韩国的“江南Style”之类当成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而事实上，“江南Style”之类在本质上与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是一样的。以这种内容来建立我们的文化产业，即便产业再发达，宣扬的也是别人的文化。以前，西方文化以美国好莱坞为代表，通过电影、唱片、游戏等产业，向全世界推销它们的文化，在利用文化产业赚钱的同时，也将西方价值观推行到世界各地。“江南Style”之类之所以风靡欧美和亚洲，无非是同样的西方价值观由非西方人自己宣传而已，在得到西方首肯的前提下，非西方国家的民众更加疯狂地崇拜，这样的文化产业并不是真正的“文化自强”。
中国要通过发展文化产业而实现“文化自强”，关键在于要形成自身的核心价值观，从而通过文化产业加以传播。文化自强的根本在于我们自身的文化自信。中国社会自身的核心价值观可以从很多方面描述，简单说，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崇拜金钱和名利。中国社会强调家庭和集体，强调自我道德约束。对这种不同，我们不能简单理解为非此即彼地做出一个选择，而是孰轻孰重、孰先孰后的问题。即便法制也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今西方一样都有强大的法制体系，不同在于，今天的西方强调法治在先，忽视道德作用，而中国传统强调道德在先，法制是道德失效后的最终惩罚手段。
“文化自强”除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社会整体经济都有巨大的影响。经济的较高境界就是以文化赚钱。当今中国富裕了，中国人有钱了，出国旅游的越来越多。但是，很多中国人出国就是为了到西方购买奢侈品。这种行为的背后就是认为西方文化更高级，中国文化更落后，由此，一群群涌向西方的中国游客，都成为新生的“中国土豪”。虽然当年美国刚富裕的时候也被欧洲看成“暴发户”，但毕竟，美国这个新国家确实没什么文化，而中国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啊！如果有朝一日中国的文化能够像我们历史上那样成为西方的膜拜对象，让西方人以喝中国黄酒为荣、为时尚、为高贵，那么，什么勃艮第葡萄酒之类就会成为二三流商品，中国商品就会像历史上西方人以拥有中国瓷器、中国丝绸为尊贵一样，使中国制造真正征服天下。而现在，由于文化上崇洋媚外，西方的话语权远远大于中国，中国被贴上造假的标签，使得中国制造频频遭遇挫折。文化既是自信，也是经济和生产力，实不谬也。
在一切以经济为主的西方潮流中，文化战争将是21世纪最惊心动魄的战争，将是最终决定中国命运乃至人类命运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一场以摆事实、讲道理为阵地的战争，这一场以文化自信为武器的战争，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有足够的文化战士与思想弹药吗？在一个个西方的电影节、新闻奖、文化奖面前，在充斥西方中心论观念的历史书、教科书、文艺书、儿童读物、娱乐节目、商业广告面前，我们能否勇敢地冲击一个个几百年来西方人构建的文化堡垒，堵住他们射出的舆论子弹，拆除他们制造的观念炸弹，推倒他们树立的永远正确的文化纪念碑？我们能否破除西方中心论，实现属于中国、属于全人类的思想和文化自由？中国的确需要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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