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说：“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牢记使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13亿多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这是“中国梦”最为重要的核心。“中国梦”虽然是民族复兴的国家之梦，但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个人之梦。实现“中国梦”离不开每一个中国人的努力，同样，实现“中国梦”也应该让每一个中国人受益。由此，“中国梦”才会有最坚实的基础，才会有无穷无尽的动力。一个国家的整体目标如何让每个人受益，西方有各种理论，但“中国梦”需要的是实质。
一、民主的本质是“共同富裕”
“中国梦”是全体中国人共同的梦，需要每一个中国人共同努力，当然也要让每个中国人都能受益。这个道理不难理解，但做起来并不容易。中国民众是否认可“中国梦”，是否把实现“中国梦”当成与己相关的大事，除了思想观念的认识外，现实经济利益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邓小平曾经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他同时还提出，先富的人要带动后富的人，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明确地指出，如果形成贫富两极分化，就意味着改革失败。但是，在几十年的改革实践中，有些人只是努力兑现邓小平的前一句话，把后一句话当作耳旁风，只当没听见。当今中国的贫富差距现象比较严重，实现“中国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缩小贫富差距。只有缩小了贫富差距，让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能享受“共同富裕”的“改革红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会有更强大的动力、更坚实的现实支撑。
“共同富裕”是一个平等的概念，市场竞争是一个自由的概念。一个合理的社会，两者都不可缺，都不可偏废。只强调之一，都会出问题。过于强调平等，违背“多劳多得”“奖勤罚懒”的原则，会造成活力丧失、效率不高的结果；过于强调自由，人与人之间起点的不平等会导致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使得结果的不平等更加扩大。中国历史上，对于平等和自由有着丰富的实践，其成功和失败的教训，对于今天和未来依然有借鉴意义。简单说，强调自由就会强调“看不见的手”，强调平等就会强调“看得见的手”。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这两只手，单靠任何一只手都不合理，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两只手都要用，而且两手都要硬，这就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含义，它们并不矛盾。自由竞争需要公平的规则，这些规则必须由“看得见的手”来制定，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看不见的手”可以自由发挥，但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如果偏差太大，“看得见的手”还要进行调节。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话说得有点粗鲁，却是真相。“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两千多年前司马迁说的这番话，今天依然在重演。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其洋洋巨著《史记》中《货殖列传》几近压轴，并非只是对富商大贾财富冒险的猎奇。它似乎是一个归纳：历史上纷纷扰扰的政权、人事、争斗、兴衰，背后最基本的内容不就是为了财富吗？“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每一个人都想富，都想过好日子，这不用教，这是人的天性。然而，求富谋富这事需要社会管理吗？太史公曰：“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也就是说，贫富差距相差十倍会产生尊卑，相差百倍会产生畏惧，相差千万倍就会形成奴役。这个道理今天看来依然是正确的。所有的政治都是经济，直接、间接而已。反过来，所有的经济也都是政治。中国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这些观点无非是在说，道德、文教、政治等，都与经济有关。经济，或者说与民众密切相关的财富，是所有政治的核心。世上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也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
“民主”是当今世界和中国社会讨论非常热烈的话题，各种针锋相对的言论此起彼伏。一种错误观点认为：民主只属于西方，因此，任何国家要想变得像西方一样富裕繁荣，实现现代化，就得接受采纳西方的民主制度。走向现代化的确是当今世界所有国家的愿望和追求。但是，非西方社会是否一定只能靠彻底西方化才能实现现代化？这个问题的答案曾经是确切无疑的，但是如今，它的答案已不再唯一。其中关键之一便是对民主的理解和实施。
从西方到中国，关于民主的讨论很多只在政治层面，包括选票、制衡、监督，等等。也有把民主与经济联系在一起的，例如，中产阶级阶层与民主制度的关系。一般认为，强大的中产阶级队伍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建立。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抓住了民主与经济的关系，西方民主制度一定程度上的确也试图贯彻这一理论。然而，对这一观点的阐述及其深层探讨并不被重视。在西方现实中，这一理论及其实践也经常遭遇质疑和挑战。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中产阶级阶层能否保障民主，引发了更多的讨论。中产阶级的壮大有利于民主建设，这个论断基本正确。从本质上说，它就是中共十八大强调的“共同富裕”。但在具体实践中，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使得这一理论未能真正贯彻。
一般来说，舆论环境中出现的“民主”，主要是指政治权利的民主，甚至直接体现为“一人一票”的民主。我认为，对“一人一票”所代表的政治权利民主的无限憧憬，以为它必然能带来社会的公平正义，太过理想主义，常常只是一个政治幻想。西方民主制度经常遭遇内部和外部的批评或质疑，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财富分配严重不均，财富高度集中的现实对于“一人一票”政治权利民主的理想造成了伤害。竞选成为“金选”“黑金政治”，正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经济严重不民主使得金钱力量可以影响“一人一票”的政治民主；“一人一票”的政治民主也未必能带来壮大中产阶级的结果。虽然西方民主制度也有限制金钱对政治民主影响的规定，但效果有限。根本原因在于，西方民主制度没有清晰地体现民主的本质：政治民主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西方民主制度最大的弊端在于，把政治民主当成了目的，从而使得“经济民主”这一民主的本质被掩盖。
民主的真正目的就是“经济民主”，“共同富裕”是经济民主的另一种表述。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相关联。当经济严重不民主，即贫富悬殊，政治民主常常只能是演戏。政治民主作为一种手段，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共同富裕”、财富相对平等的经济民主。当经济民主能够得到保障，人们对于政治民主的要求就会降低。西方国家的选票政治有一个观察点是投票率。导致各个国家投票率高低的原因各不相同，例如，有些国家是强制投票，有些国家是自愿投票，两者的数据不容易比较。但西方国家投票率的历史变化多少能说明点问题。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富裕的国家，虽然号称是民主制度最健全的国家，但美国20世纪历年的投票率一直比较低，综合水平在50%左右。金融危机后，奥巴马当选总统的选举，投票率超过了60%。分析认为，年轻人和妇女支持奥巴马的较多，实际上就意味着经济收入低的人群，在整体经济形势不佳的状况下，由于“经济民主”难以保证，弱势群体对政治民主的参与度更高。“占领华尔街”运动实际上就是面对贫富差距的“经济民主”的要求。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美国，同样出现在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各国的投票率都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这是因为整体经济形势不错，民众关心政治民主的兴趣不高。但最近几年，欧洲各国的投票率都像美国一样有较大幅度提高，有的号称创下三十年来新高。其原因就是经济不佳、经济民主被破坏导致政治民主热情提高。
简单说，政治民主是手段，经济民主是目的；目的达到了，手段就不重要；目的被扭曲，手段也难以有效。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由于难以避免财富的高度垄断，政治民主的浪漫理想，在财富垄断的冰冷现实面前屡屡碰壁。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主义的公有制、财富绝对平等，是为了实现真正的民主而做出的另一个方向的制度设计。与单纯重视政治民主、忽视经济民主一样，在相反的方向上单纯重视经济民主而忽视政治民主，两者同样具有理想主义色彩。
有一个英国故事值得玩味。英国以前的选票只属于有身份、有地位的少数人，后来有了普选制。实行普选制后，一位贵族理论上觉得“一人一票”很不错，投票那天，打扮得整整齐齐前往投票站，结果，出门没走多远便回家了。有人问他为何不去投票了？他说：我看到我以前的马夫也去投票，我的一票难道与他的一票具有同样的价值？这样的投票没有意义。“一人一票”的政治民主本质上就是使18岁以上所有人的政治权利都彻底平等，这是政治民主的理想主义。完全公有制下的财产绝对平等是反其道而行之的经济权利的彻底平等，这是经济民主的理想主义。两者都不合理。西方社会提出壮大中产阶级有利于民主建设，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
对于中产阶级社会的讨论有几个不同的形象化比喻：一是金字塔形，二是哑铃形，三是橄榄形。首先，它们都不同于完全公有制条件下人人绝对平等的平板形。当然，中国曾经实行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也不是完全彻底的财富平等，至少工资还有差别，但差别不算太大。这里说的财富绝对平等是一种极端的理想状况。金字塔形社会就是说多数人是穷人，少数人是富人，这种经济不民主的情况很常见，但是，它对“一人一票”的政治权利平等提出了挑战。如果多数穷人投票反对少数富人，富人就很难受。因此，富人就会通过金钱的力量加大自己选票的权重，降低大多数穷人选票的价值，使得政治民主权利的人人平等流于形式，以继续保持经济不民主的状态。哑铃形社会并不常见，过去曾长期存在的西方殖民地社会大致属于这种状况，由于“腰”太细，这种社会很容易发生断裂，西方殖民地社会难以为继，这也是一个原因。所谓中产阶级社会指的是橄榄形或椭圆形社会。
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出发，人人经济平等才能导致人人政治平等，一人一票才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这是一种理想的民主状态，事实上不太可能。因此，中产阶级群体加大，社会结构变成“腰”很粗的橄榄形或水桶形，也就是说穷人是少数，富人也是少数，在一定程度上，穷人与富人“一人一票”的不等价可以忽略，更多的中产阶级财富相对平等，使得他们“一人一票”的价值增大。中产阶级由此成为社会中坚，使得社会能够稳定，经济民主相对能够体现，政治民主也才有意义。
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中产阶级社会的目的之一是消灭或减少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大量存在，既不符合普遍社会原则，也不符合人性，无产阶级存在的价值，只在于他们有强大的经济民主的意愿。换句话说，无产阶级的根本目的就是变成有产阶级，而中产阶级的广泛形成，是无产阶级的最好出路。因此，无产阶级的“先进性”是临时的，不是绝对的。中产阶级社会不是财富绝对平等，而是相对平等，并且能保证上中下社会结构合理的流动性，使得社会活力和相对公平达到一个平衡。这就是“共同富裕”的含义。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说，中产阶级社会在平等与自由之间实现了“中庸”。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概念，在社会管理中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是稳定和发展共存的保障。
二、中产阶级如何才能壮大和稳固？
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中国具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今天的人们认真研究。当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借鉴中国古代的传统。现在有些人描述中国古代历史经常强调说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不断循环”的社会，典型特征便是一次次农民起义，推翻前王朝，建立新王朝。而每一次农民起义中“均贫富”的口号或要求，也常被现代某些人非议，仿佛这些底层人民都是中国传统社会塑造的暴民。他们因此而站在富人的立场，反对各种革命。首先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并非都是因为农民起义，原因比较复杂。其次，农民起义所表现出的“均贫富”的要求，既是某个历史阶段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广大农民的正当要求，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经济民主的要求。大规模农民起义换一个角度说，就像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全民公投，并以武力方式兑现全民公投的结果。但是，这种手段不能经常使用，只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得不使用。
农民起义是一种革命，是实现经济民主要求的终极暴力手段。但是，中国古代社会对于实现经济民主并非只有这一种手段。在一个王朝统治的正常时期，史书中经常出现“抑制兼并”的要求，它的行为主体是政府，观念主体是社会有识之士。所谓“抑制兼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反垄断，就是政府用行政手段解决贫富两极分化，实现财富相对平等的经济民主，它比农民起义的暴力手段要柔和。如果说大规模农民起义是终极暴力手段，那么，政府“抑制兼并”的行为，就是保证经济民主得以实现的常规手段。事实上，就经济民主而言，农民起义这一暴力手段，也是“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政府“看得见的手”会失效，最终不得不任由“看不见的手”以狂暴的方式大发作？在我看来，这是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再换一个角度看，每次旧王朝覆灭，新王朝建立，一般都会出现一个所谓“盛世”，这一现象从良性角度看就是，旧王朝由于经济民主被彻底破坏，而且政府“看得见的手”难以扭转，民众不得不用“看不见的手”所蕴含的暴力方式“替天行道”，代替旧政府行事，建立新王朝。“盛世”的出现就是经济民主再次得到体现的结果。因此，我们不仅应该看到中国历史上有大规模农民起义的革命手段，看到政府有“抑制兼并”的常规手段，还应该看到，对于秦始皇之后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的一个定义，叫作“小农经济社会”，这个定义基本准确。它是我们今天理解中产阶级社会、理解消除贫富两极分化、理解“共同富裕”、理解“经济民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现在有很多人对“小农经济社会”持负面评价，关键理由是“小农经济”效率不高。我们应该看到，这一评价的参照是工业经济社会，在工业经济条件下，“小农经济”效率不高的特征的确非常明显、非常致命，使得它难以继续存在。然而，抛开“小农经济”的外在形态，抛开与工业经济的比较，从理念上说，“小农经济社会”就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传统社会条件下，真正的中产阶级社会形态。换句话说，西方人近代以来提出中产阶级社会概念，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上有各种探索，而中国古代社会早就在实践了。之所以说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长期相对稳定的社会，核心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政治的重心就是建立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这一中产阶级社会形态，并且在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古代的中产阶级社会实行得比较好。所以，在农业经济为全世界的主要经济方式的漫长时代，中国既能长期领先，又能长期稳定。对于今天来说，继续保留“小农经济”的外在形态意义不大，但是，它的中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理念，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并且依然是有意义和存在价值的。
我们可以把“小农经济社会”与现代西方社会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小农经济社会也有富人，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富人的地位不高，对全社会的影响力有限，甚至富人自己也有自卑感。而在西方社会，富人的地位太高，几乎成为社会精英的代名词，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社会政策，从而导致政策维护贫富两极分化的局面。小农经济社会的政府经常要“抑制兼并”，本质上就是反对富人的垄断，以在全社会充分体现经济民主。只要这个事情做得好，民众就满意，社会就稳定。在西方现代社会有两种情况，在自由经济理论占上风的年代，西方推行“小政府”的概念，使得政府反垄断的能力降低，私人垄断层出不穷，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在类似罗斯福这样的强势总统、强势政府出现的时候，“小政府”的概念被冷落，政府反垄断、反托拉斯等取得成效，社会便出现相对公平和稳定。当今美国实际上正处于两种状态胶着抗衡的时期。但是，由于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认可“金钱至上”，即便有罗斯福这样的强势政治人物，试图建立强势的“大政府”，也难以真正消除垄断，换句话说，难以真正实现“抑制兼并”。
小农经济社会也有无产者，但他们通常不会成为“阶级”，这是“橄榄形社会”的必然结果。正常情况下，小农经济社会的无产者只是零星地存在，而且常常被人看不起。因为，小农经济社会里造成无产者的原因主要不是社会制度，而是个人原因，例如有好吃懒做、赌博嫖娼等恶习。因此，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社会里，通常情况下，无产者的地位都不高，属于“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状态。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时，实际上是很多人临时成为无产者，无产阶级短暂地临时产生，在不能消除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揭竿而起。新王朝建立后，重新回到小农经济的中产阶级社会，无产阶级被有效清除或减少。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早期历史上产生大量的无产阶级，是它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必然。经过长期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也意识到大量产生无产阶级的危害，也采取了各种措施防止无产阶级的大批产生，以维持中产阶级社会的稳定。例如“福利社会”由政府提供各种社会保障，便是典型。
以欧洲为典型的“福利社会”被一些人称为“社会主义”，的确，它是以一种制度方式减少了无产阶级，缓解了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矛盾。但是，“福利社会”出现三个严重的问题：
一是懒人多，这个现象颇为类似当初某些人对公有制社会的批评，但还是有点不同。公有制社会中的懒人更多的是磨洋工，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工作岗位上混日子，其结果是效率不高，投入和产出的比例太低。而福利社会的懒人则是没有任何效率，没有任何产出，完全是消耗。
福利社会的第二个问题是生产成本过高，在国际上竞争力下降，如果用机械化、自动化降低成本，又造成更多的懒人，整个社会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福利社会的第三个问题是难以为继。西方民主制度理论上说是要形成最广泛的民意，并按照民意来制定政策，但事实上，思想观念之类很难形成一致的民意，民众对此的理解和积极性都不高。社会生活中最容易形成民意的便是钱，尤其是给大家发钱，很容易获得选票。在西方选举政治的竞争中，为了拉选票，政客们比着向民众许诺发财。如果有人说“我上台后，你劳动就能发财”，另一个说“选我，你不劳动也能发财”，前一个肯定输了。因此，西方民主制度从根本趋势上说，就是不断许诺送钱，不断导致不劳而获。日益增多的懒人要靠政府供养，除非政府的钱越来越多，否则，这一状态难以长期维持，而资本主义本质上要求私有化、小政府的理论使得政府很难有越来越多的钱。如果说资本主义早期还能靠打仗掠夺，现在，这种手段已渐渐失灵了。因此，就当今现实来说，欧洲“福利社会”已经出现颓势，长期维持的可能性不大。如何解决，是个问题。
比较而言，美国的福利水平不像欧洲那么高，美国建国之本的清教徒们有反对懒人的传统，这也是美国比欧洲更有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民主制度的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精英民主与大众民粹是西方民主的两个方面。为了获得选票，美国的精英民主总是要不断借助大众民粹的力量，而使大众民粹支持精英民主的最有效方式便是许诺增加收入或增加福利。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社会对于医保改革计划的激烈对抗便显示了这一点。奥巴马力主的医保计划本质上就是要给民众更多的福利，但是，遭到很多精英的反对。我们不能说美国精英反对奥巴马的医改方案完全没有道理，欧洲福利制度造成懒人社会难以为继的现实已经出现，美国精英不得不考虑这一点。然而，这种冷静的现实思考，在大众民粹面前显得十分冷酷、缺乏人性、缺少同情，很难得到大多数选票的支持。
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也遭遇严重的挑战，中产阶级人数大为减少，中产阶级的财富大为缩水。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临时提供了一项福利政策，即向几千万低收入人群发放食品券。最近，这项临时福利计划到期，共50亿美元的食品券被缩减。美国社会曾经引以为傲的中产阶级社会日益面临困境，中产阶级社会能够保障民主的神话也日益受到怀疑。这是为什么？
我们还是把西方中产阶级社会与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社会做一个深入的比较。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财产主要构成是房产、汽车、有价证券、收藏品等。这些财产严格来说都是商品，都是消耗品，或者是虚拟财富。它们的保值只有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否则，房价永远会涨是一个谎言，因为房子使用寿命不管几十年还是一百年，都是要坏的。永远涨价的是文物性质的遗址遗迹，那也需要不断投入资金修缮，其价值也不完全是文物本身。如果所有的房子都成为文物，文物也就失去了高人一头的价值。汽车更是消耗品，寿命有限，价值总是迅速降低。有价证券稍微复杂一些。按理说，某些有价证券，例如股票，如果与实体经济密切挂钩，的确能相对持久地保值。但是，西方社会的经济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股票与实体经济的联系日益减少，西方社会的金融制度使得虚拟经济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实体经济，因而，有价证券变成金融制度下的赌博，其价值难以保证，随时可能变成一堆废纸。而古董、艺术品等收藏品的价值往往是同整体经济一起水涨船高，本身的价值也是虚拟的。在整体经济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很容易大幅缩水。拍卖行的拍卖纪录常常只是自我安慰。
我们称中国古代小农经济是农业经济条件下真正的中产阶级社会，在中产阶级的财产构成上，小农经济社会与西方社会有本质不同。小农经济社会里的中产阶级，其财富主要构成是土地。与西方中产阶级社会的房产、汽车、有价证券等财富构成相比，土地是能够真正创造财富的生产资料。而西方中产阶级的财富构成不是生产资料，主要是商品，是消耗品。因而，小农经济的中产阶级可以自己创造财富，而西方中产阶级社会不能自己创造财富，只能被动地受整个经济和金融的操纵。
于是，这里涉及“经济民主”的一个核心问题，即，经济民主以什么方式体现？面对当今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很多人提议进行收入分配改革。这个思路看起来是有道理的，但是，从本质上说，收入分配不管怎么改，分配的对象主要都是商品。按照现代经济学概念，收入分配改革的对象既有一次分配也有二次分配。二次分配比较好理解，就是政府通过税收、社会保障系统的再分配，以实现相对公平。而一次分配主要是指收入，由于农民数量日益减少，收入主要是指工资收入，但这是很狭隘的。由此我们再来看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中产阶级社会，它的经济民主几乎完全体现于“一次分配”，这虽然有“二次分配”不如现代社会那么全面、充足的缺陷，但是，小农经济“一次分配”的对象不是工资收入，而是生产资料，即对于那些能够创造真实财富的生产资料，例如耕地，在全社会实现相对公平的分配，而非地主提高雇工的待遇。
换句话说，现代在西方中产阶级社会是“授人以鱼”，在享有产品上相对公平，而中国古代中产阶级社会是“授人以渔”，即在创造财富的手段上相对公平。因此，现代西方中产阶级的财富容易被剥夺，而中国古代中产阶级的财富不容易被剥夺。再简单点说，西方中产阶级社会给民众的是商品或者可以买商品的钱，而中国传统中产阶级社会给民众的是土地。因此，现代西方中产阶级社会因为享受产品公平而容易出现懒人，中国古代中产阶级社会因为享受生产资料的公平而必须勤劳。懒人被人看不起，勤劳成为中国人的优秀品质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是中国古代中产阶级社会的特征所决定的。正是由于中国古代中产阶级社会享有生产资料相对公平的分配保障，才有可能出现“山高皇帝远”的自由。
三、贫富差距背后的金融黑手
小农经济社会里土地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相对平等地让农民拥有，士农工商的排序使得农民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这在农业经济时代是非常合理的社会结构，但在工业经济时代，这一形式并不适合。关键在于，工业经济条件下，土地通过农产品创造财富的能力比不上工业。矿藏虽然也属于土地，但矿藏非常集中，不能像农田那样相对公平地分配，再加上工业生产的大机器等生产工具也高度集中，生产资料相对公平的中产阶级社会难以出现，只能被产品的相对公平分享取代，人因而在这一新的经济条件下失去了主动性，更多地成为被动地接受，而非自己创造。
中国古代政府在农业之外的经济领域的做法可以从“盐铁政策”看出端倪。由于山川湖海包括矿藏，很难像土地一样相对公平地分配给民众（即一次分配），因此，中国古代政府会将其中一些关键的财富资源，例如矿藏，掌握在自己手里，即形成国有经济，并由政府将其产生的收入做二次分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不关注生产资料意义上的财富一次分配问题，从而形成工业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的私人高度垄断，政府只能有限地做一些二次分配。当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平民社会的逐步成熟，西方国家对于二次分配也日益重视，但还是没有像中国古代政府那样关注一次分配。中国传统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实际上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对政府服务民众的定位，二是管理能力。在中国政府数千年的历史经验面前，西方民主制度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
股票是一个有利有弊的金融工具。如果我们接受中国古代中产阶级社会的理念，即生产资料相对公平地分配，在工业经济环境中，股票其实也可以发挥类似的作用。例如煤矿企业、石油企业、钢铁企业等，可以通过股权的方式让广大民众相对公平地拥有，而且拥有股权者主要是企业内部人员，包括员工和管理者，企业之外的人拥有股权或股票受到必要的限制。但是，西方现代金融制度在方向上产生严重偏差，拥有资本的食利阶层往往更容易获得企业的股权，真正干活的人却很难像中国古代农民拥有土地一样拥有一部分生产资料，于是，干活的人很辛苦，只能赚点工资和福利，即便工资和福利很高，在金融制度下也随时可能丧失或贬值。少数有钱人不用干活却能轻松地获得一大块利润。西方的中产阶级社会因此只能构筑在一个不牢固的基础上。
当我们看到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救助金融机构的力度远远大于救助普通人以“食品券”时，我们就能理解西方资本主义虽然号称民主，但它的制度安排是有利于少数金融资本的。也就是说，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不做“抑制兼并”的事情，即使表面上做一些“反垄断”的事情，也只是反表面上的市场垄断，而不会触及背后的金融垄断。
以小农经济为核心的古代中产阶级社会在产权上有多种形式，例如，唐朝是给适龄男子分配土地，年老体衰了，政府便收回或部分收回，再分给其他长大的年轻男子。宋朝以后基本上是土地私有，可以自由交易。因此，政府抑制兼并的难度提高。面对当今中国的改革，有人提出要实行土地私有化，这个问题必须十分慎重。在农业经济时代，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私有的小农经济可以保证农民的财产安全。如今，除了将土地转为工业化，小块农田创造财富的能力降低，在社会保障还不能充分有效覆盖时，农民拥有的小块农田，哪怕是长期承包的使用权，某种程度上就是他们最终的保障。除非有其他合理的方式让离开土地的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成为真正的中产阶级，否则，土地私有化以后产生的失地农民将成为贫富差距中巨大的“寒极”。
当今中国所面临的贫富差距问题带有全世界的共性，造成贫富差距的最重要源头是西方金融制度。西方金融制度一方面从起点上严重破坏了公平竞争，另一方面从结果上破坏了公平分配，成为对中产阶级社会最大的威胁。今天的中国在“学习西方先进经验”的名义下，轻易引进西方的金融制度或某些做法，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例如，城市房价持续上涨，本质上就是在扩大贫富差距。房价泡沫的背后，是西方炮制的“金融民主”概念，即穷人也可以像富人一样贷款。这个听上去不错的政治术语，实际上就是提前搜刮穷人的未来。但穷人的未来未必有金融期望的那么美好，画饼不能充饥，但是，政府最终会给金融资本一张饼，因为这个政府就是金融资本的跑腿。当金融资本要放开手脚干坏事时，它大喊“小政府”。“小政府”一是少管，二是能力有限管不了它。当金融资本无法解决自己所干坏事的坏结果时，它又希望出一个“大政府”，帮它渡过难关。
贫富差距问题，一次分配、二次分配问题，金融是核心的关键。当今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背后无一不有金融影子。某些人的一夜暴富，某些人的血汗钱被洗劫一空，还有各种贪污腐败，西方金融从不缺席。中国要真正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必须对西方金融保持高度警惕。金融本质上应该是社会经济的配角，然而，西方金融喧宾夺主，成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本末倒置地玩一场由它制定规则的赌博游戏。当我们说一个社会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是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只是手段时，我们看到，掌控在少数人手中的金融资本、金融规则、金融势力，时时刻刻都在伤害经济民主，并且通过各种手段影响政治民主，让政治民主成为替金融势力看家护院的保护者，从而让经济民主彻底无望。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经济民主的话题中就应该是“劳动面前人人平等”，但是，西方金融制度使得这种平等完全不存在。有一个美国段子说，如果地上有一张1000美元的钞票，比尔·盖茨不会弯腰去捡。因为捡一张钞票要花几秒钟时间，而比尔·盖茨每秒钟的收入不止1000美元。因此，比尔·盖茨弯腰捡地上的1000美元，实际上就亏了。这个段子听起来符合经济人理性，但从本质上说明，西方经济制度和金融制度使得“劳动面前人人平等”根本不存在。由此导致的贫富差距，如果不从经济制度和金融制度上着手，也根本不可能改变。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虽然提倡中产阶级的理论基本正确，但由于制度缺陷导致过分金融化，金融独大，使得绝大多数中产阶级的财产都虚拟化。少数人通过金融手段便能使中产阶级的财产消失于无形，从而严重伤害其推行的“民主”制度。如果金融垄断、金融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不改变，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的财产随时都有可能被剥夺，西方民主制度将没有出路。对于中国来说，古代小农经济中产阶级社会更主要的是体现其理念价值，已较大程度地失去了现实价值。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如何建设中产阶级社会，实现中共十八大所强调的“共同富裕”，应吸收古代小农经济中产社会的理念精华，结合现代经济特征，吸取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中中产阶级虚拟化、泡沫化的教训，探索“中国特色”的制度方式。
如果中国不明察秋毫，盲目听信西方金融制度的所谓先进，类似“占领华尔街”的事情，早晚会发生，而且会更大规模地发生。最近一项“海归就业力调查报告”指出，“每年超过20%的海归选择金融行业”，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个值得欣喜的现象，反而可能是一个值得高度注意的问题。社会经济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要做到相对公平，需要很强的调节能力。将社会经济的制度规则交给私人金融资本制定，等于将社会财富仓库的钥匙交给金融资本这个不安份者。
对当今中国来说，战场上被打败的可能性很小，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再敢轻易对中国动武，当今中国所面临的国际政治形势是鸦片战争之后一百七十多年来相对最安全、最和平的时期，这成为实现“中国梦”非常重要的外部环境保障。但是，当今中国面临的危险，金融首当其冲。国家债务、地方债务、企业债务、土地财政、社会保障、高房价、腐败等等，每一项都与金融有关。
今天的中国还有一个问题时常被提及，即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与消费不足有关，因此，提出一次分配的概念有其针对性，对于减少贫富差距能起到一定作用。但我们还应该看到，产能过剩实际上也与资本高度集中有关，它使得对生产领域的投入大大超过社会所能承担的消费能力。如果资本过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他们便会到处寻找可以快速“钱生钱”的方式，产能过剩只是资本这一倾向的表现之一。资本不足造成投资不足是个问题，但资本过度集中造成投资过剩，同样是个问题。它一方面导致贫富差距加大，另一方面导致资本没有发财出路而损失。产能过剩的典型是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影视行业，一方面，每年都有大量的影视投资失败，另一方面因为也有大赚特赚的，每年仍有大量的投入。即便是赚钱的影视作品，很多也只是一次性消费，对于社会整体经济来说就是浪费。产能过剩的本质是西方经济制度导致的资本过度集中，空喊产能过剩的危险，实际上就是在替资本着急。事实上，次贷等金融衍生品导致的美国金融危机，也是美国金融资本过度集中所造成的金融产能过剩。
当今中国被别人用金融打败的可能性始终存在，甚至有日益增大的迹象。在金融问题上的一着不慎，很有可能造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满盘皆输。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国家造成的伤害是前车之鉴。美国金融危机对美国乃至世界造成的负面影响至今没有消除，对此我们应该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四、“小政府”与“大政府”
西方政治概念中，“民主”是一个极具号召力的概念。这个概念笼统来说并无大错，但要将“民主”落到实处，绝非政治口号就能解决。西方国家现在占据道德优势的地方在于它们一人一票的政治民主权利。然而，真正的民主在于经济民主，这恰恰是西方政治欠缺的。如果没有经济民主，政治权利的民主其实没有意义，或者意义不大。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实现真正的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今世界，西方国家推行实际作用有限的政治民主，没有在经济民主上真正下功夫，而中国素来有经济民主的传统，却在西方中心论面前失去了话语权的主导，这是中国理论界、思想界的悲哀。
任何经济都是政治，经济民主是一个社会的根本目的，政治民主只是实现经济民主的手段，而非目的。经济民主就是“共同富裕”，但不是绝对平等，不是“均贫富”。“共同富裕”这一经济民主目标的实现，其意义远远大于政治民主这一手段的实现。也就是说，民众相对平等地拥有社会财富、实现共同富裕，比民众拥有“一人一票”的政治民主权利更为重要。西方国家百年来“普选制”的民主历程证明，仅仅靠政治民主是不能实现和保障“共同富裕”这一经济民主的。
为了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经济民主的目标，中国古代有丰富的实践和经验。生产资料相对公平拥有的小农经济，使得自由竞争的起点基本公平，勤劳则对自由竞争的结果产生很大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由于各种原因，自由竞争结果的积累也会导致差距扩大，因此与私有经济同时存在的国有经济对此就要发挥作用。国有经济除了应付战争、发展等重大事务外，对于弥补自由竞争的结果差距有很大的作用。某种程度上说，国有经济就是经济民主的重要保障之一。对此，我们并不是说中国古代政府就做得很好，它的确也有问题。但是，中国传统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并不比今天的经济学家差。如今，有些人用西方的政治民主来批评中国，目的之一是要中国完全放弃国有经济这一实实在在的保障经济民主的手段，在我看来，这是本末倒置。对于真正的民主来说，也是缘木求鱼。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有一个很大的遗憾，由于要做官，他们肩负着繁重的具体管理事务，因此重于实践而疏于总结。实践经验很丰富，分门别类著书立说的理论总结却很少。大量的研究素材在史料中沉睡，没有发挥从实践到理论的升华作用。例如，《孙子兵法》从理念上说一点都不比两千多年以后德国学者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差，但《孙子兵法》重实践轻理论，今天人们说起来，战争哲学、战争学的奠基人只是克劳塞维茨。事实上，克劳塞维茨写《战争论》之前，很可能读过已经被西方翻译过去的《孙子兵法》，与他同时期的拿破仑读过《孙子兵法》则是肯定的。相对来说，《孙子兵法》还是一本几千字的书，而中国古代更多的丰富实践都缺乏必要的理论总结。军事如此，政治、经济等领域同样如此。
共同富裕、经济民主、中产阶级社会含义基本相近，要实现这一目标，光靠自由市场“看不见的手”是不行的，政府“看得见的手”必须同时发挥作用。于是，这就涉及“大政府”“小政府”的问题。从中国历史来说，宋朝王安石的变法，效果之一就是实现了“大政府”，但是效果并不好。而王安石变法的对立面，所谓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实际上主张的就是“小政府”，认为政府不该管那么多，政府不该“与民争利”。我认可“小政府”的概念，“小政府”一方面能减少全社会的管理成本，另一方面也能使社会有更多的自由。但是必须指出，“小政府”是有条件的，“大政府”“小政府”实际上是相对的。
政府由于要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就有一个与“看不见的手”抗衡的问题。当“看不见的手”过于强大，政府的调节能力就会被削弱。如果我们考察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会发现很多时候都是“看得见的手”无法抗衡“看不见的手”，市场和社会过于自由，以至于政府的调节能力大为丧失。这一“看不见的手”可能是军事，也可能是经济；可能源自国内，也可能来自国外。因此，要实现“小政府”，前提条件是国内限制私人垄断，国外防止强势入侵。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比方说在世界一体化的潮流中，国家的经济安全能否交给“看不见的手”？美联储动不动出台一个政策，华尔街随时闻风而动，这是“看不见的手”吗？一味主张“看不见的手”的人，无非是说政府别管。有些事情政府的确可以少管，但真的能一点都不管吗？
如果要说“小政府”，那么对于国内，“小政府”与限制私人垄断应该同时进行。如果私人垄断形成，“小政府”无力抗衡，那么，私人垄断将破坏经济民主，破坏中产阶级社会的建立。轻者会造成社会混乱，重者会导致社会崩溃。对于国外，“大政府”在很多时候还是需要的。例如美国这样的世界头号大国，国外势力在军事上不用多考虑，但经济仍需防范。当初日本号称要“买下美国”时，美国政府立即显示了“大政府”的气魄，让日本向美国国内的经济扩张成为泡影。所以，在经济上防范国外势力入侵，保护本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不管对于大国还是小国，都需要“大政府”，或者能够随时采取“大政府”应有的政策反应。这个问题不能交给“看不见的手”。一味鼓吹“看不见的手”有时等于要求放弃主权。“大政府”“小政府”是相对的，不能绝对化。对于私人垄断势力来说，它们总是希望实现小政府，但是，对于弱势群体和普通民众来说，更多的时候需要大政府来保护他们。
最近，“美国政府关门”引起很多议论，美国历史上政府关门“歇业”的事情发生过多次。有人强说这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好处之一，对此我不加辩驳，这里只想做一个比较。西方经济制度中有一个极具特色的东西叫作“有限责任公司”，区别于“无限责任公司”，它的历史也不长。“有限责任公司”的意思是说公司或股东对于经济责任，例如债务，只承担与出资部分相符的有限责任。“有限责任公司”在西方刚出现时曾经遭到强烈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它是一种掠夺而逃避责任的方式，但现在基本已成全世界的惯例。
“有限责任政府”对于民众的利益只承担有限的责任，美国政府关门就是这一“有限责任”的体现，这也可以称为“小政府”。这一观念听起来也有道理，因为政府不能包办一切，社会上的很多事情还要靠民众个人和社会组织自行解决。然而，在这个听起来合理的理由背后，其实掩盖了一个事实。西方民主政治过去是少数人的民主，实行普选制后，西方民主制度成为各大利益集团的民主，政府成为利益集团操纵的对象和维护利益集团自身利益的工具。对于利益集团来说，它们通过政府而获得利益是“无限”的，但是，在它们承担对社会的责任时，则借助于政府，只承担“有限”的责任。因此，当一个政府能避免利益集团的操纵时，成为“有限责任”的小政府其实是有道理的。但是，当一个政府成为利益集团的工具时，“有限责任”的小政府往往成为利益集团只顾自身利益而摆脱社会责任的逃避方式。
西方民主制度构建了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可以逃避责任的“有限责任”的小政府制度，从根本上说，它就没想解决利益集团问题，它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我们应该认识到，利益集团的形成几乎无法避免，一个社会总是由不同的利益集团组成。因此，所谓限制利益集团关键在于防范某些利益集团过大以及过于集中。让利益集团分散化、平衡化地存在，是一个合理的结果。这一问题甚至也涉及政府本身。有人说中央政府的权力过大，应该给地方政府放权，原则上说，这个意见也有道理。但是当地方政府过大过强，实际上也是一种利益集团。因此，中央政府的“小政府”化，在政府体制上应该伴随地方政府的小规模化。
西方有些政治理论很荒唐，例如向民众鼓吹说不要相信政府，要把政府的权力关进笼子里，但它同时又说民主选举好得很。既然民主选举那么好，既然政府是民众自己选出来的，为何不相信政府？既然永远都不要相信政府，还选它干吗？出现这一自相矛盾的现象背后的原因是：用民主选举安慰一下普通民众，但少数利益集团永远担心政府。所以，利益集团操控的舆论在安慰民众时，把选举说得像花一样，但在选举之外，他们用媒体和舆论来愚民，用利益集团自己的声音代替民众的声音。
“中国特色”是政府信任民众，民众信任政府，政府和民众又同时信任和监督“看不见的手”。“中国特色”的政权合法性不完全靠选票，历史合法性、现实合法性都很重要。历史合法性就是曾经为民众做的那些好事。现实合法性一方面是执行公平公正的道德，道德也是合法性，另一方面就是现在为民众不断做好事，于是，政府与民众之间产生紧密的信任感。民众有了困难，便要找政府。如果民众不相信政府，还找政府干吗？因此，“中国特色”的政权根本就在“为人民服务”，就在经济民主、共同富裕的兑现。没有它，即便有选票也该被推翻。西方民主制度用选票这个“程序正义”来维护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并没有做到经济民主这一“实质正义”。中国政治则要求时刻兑现经济民主这一实质正义，手段并不绝对重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改革的决议公布后，社会反响不错，其中，舆论特别强调决议对市场的认定。其实，三中全会决议内容很丰富，关于市场只是其中一部分。国内外舆论突出强调这一点，实际上也是夹带了私货。中国这一代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伴随改革开放成长，也同时伴随西方新自由主义而成长，相当一部分人是新自由主义的信徒。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是将国家和政府视为经济的敌人，他们打着“看不见的手”的旗号，成为超越政府的太上皇。在他们的逻辑中，所有的社会难题都是政府造成的，把政府权力限制了，难题就会解决。当今一些人在中国社会不断强调“市场”的舆论，目的就是在中国实践新自由主义的这一原则。事实上，美国的金融危机恰恰是新自由主义导致的结果，新自由主义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但是，资本势力一方面在这个时候要求政府救助，另一方面继续以他们操控的舆论反对政府的监管。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必要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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