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4日，习近平与全国各界优秀青年代表一起参加了纪念“五四”青年节的主题团日活动。习近平在与青年代表们座谈时说：“中国梦是我们的，更是你们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习近平在座谈中借用了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一文中的一个说法，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习近平说：“让更多青少年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让每个青少年都为实现中国梦增添强大青春能量。要用‘中国梦’打牢广大青少年的共同思想基础，教育和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人民，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坚定跟着党走中国道路。”
实现“中国梦”不能靠等，不能靠说，也不应该是政府装点门面的说辞。实现“中国梦”要靠每一个人踏踏实实地劳动，要靠光荣、体面、勤奋的劳动。诚实劳动创造财富，体面劳动受人尊重，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中国梦”的实现不能靠耍小聪明的投机取巧、坑蒙拐骗、投机取巧的一夜暴富、空手套白狼都为人所不齿。只有每个中国人都靠诚实劳动创造财富，“中国梦”才会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中国梦”既是国家民族之梦，也是个人之梦，连接点就在于实干才能兴邦。
一、教育要为“实干兴邦”服务
实现“中国梦”是一个多方位的目标，其中离不开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要靠扎扎实实的真实劳动。2013年10月2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应邀在中国工会十六大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经济形势的报告，强调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指出经济增长与拉动就业的密切关系。我认为，政府的“保就业”与民众主动的体面劳动、光荣劳动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以经济政策推动就业固然重要，但是，单靠政府的经济政策并不能完全解决“实干兴邦”的问题，它还需要观念上的认识。
目前，我国的就业面临两种情况：每年有600多万大学毕业生需要工作岗位，2013年数量最多，达到699万。各级政府想方设法安排这些新增就业人口也未能使每年毕业的大学生都获得工作岗位，有些地方政府提出的目标是，保证大学生毕业就业率在70%以上。也就是说，还是有1/3左右的大学毕业生难以及时找到工作。与此同时，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从农村转到城镇的农民数量也很庞大，也需要就业机会。因此，从中央到地方政府近年来都面临保就业的压力。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与包括大学毕业生在内的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相比，当今中国同时还存在劳动力短缺现象，而且，这一现象正日益严重。数据显示，中国近五年来劳动力数量减少了3300万，与此同时，行业岗位增加了3000万。由于人口政策和人口结构的原因，预计到2015年，中国的劳动力供应量还将减少2000万，到2020年再减少2200万。近几年来，国内企业不断通过提高工资待遇来吸引就业，但是，劳动力绝对数量减少的问题，很难用提高工资来解决。按理说，在劳动力数量减少、企业用工需求依然旺盛的情况下，青年就业应该不成为问题。然而，偏偏每年都有上百万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企业用工短缺与大学生毕业找工作难的同时存在，其实体现了一个深层的社会问题，即我们的教育有问题。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才，按理说，人才的范围很广，社会上三百六十行，每一行都需要人才。大学生毕业找工作难与企业招工难同时存在的现象说明，当今中国的教育培养了不少社会并不紧缺的无用人才。虽然有人指出当今中国的教育投入不像西方国家那么高，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现有的高等教育投入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无效投入，其结果不仅没有更好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反而因为造成大批年轻人找不到工作而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大学生毕业就业难几乎是西方国家的通病，有一种说法，说西方国家的大学“毕业等于失业”。那时候中国的大学毕业生还是国家包分配，感觉西方国家的事情离我们很远。但是，没过多少年，西方国家教育中早已经出现的事情，终于也开始在中国出现。如今，美国、欧洲、日本、韩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都在40%上下。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文章称：“这是失业的一代。”一些跟西方国家学习的国家，例如突尼斯成为所谓“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的导火索，起因据说是一个街头小贩被打死，人们也将其称为“一个小贩引起的革命”。而突尼斯那个被打死的小贩就是失业的大学生。与之类似，英国前几年发生的街头暴乱，瑞典、法国等欧洲国家发生的骚乱，都与青年失业数量众多有关。相比来说，中国很多地方要求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达到70%，还是很高的，可能会让很多西方国家的大学生羡慕不已。
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西方国家的大学教育日益走向华而不实的“人上人”教育。以美国为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大学的毕业生中，成为工程师的比例还比较高。到了80年代，律师成为大热门，很多年轻人放弃工程师的选项，涌入律师一行。从90年代起，美国大学教育中工商管理变得日益热门，MBA成为无数年轻人追求的目标。进入21世纪，金融行业又成为优秀青年学子的首选。结果，金融危机之后，华尔街的金融“人才”大批失业。与此同时，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早已经开始出现人才老龄化、青黄不接的现象。这些现象都是教育方向失误的结果。
西方国家大学教育的失误，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过度产业化、商业化。由于律师、MBA、金融等领域收入比较高，商业化教育便趋之若鹜地投入。就国家政策来说，一方面政策对教育偏差的纠正能力有限，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经济政策总体上也存在轻视实体工业的工程师，重视白领乃至高端白领的现象。因而导致教育大量投入在顶尖高端领域，与实体空心化形成相互配套的结果。我们应该看到西方教育的这种倾向在中国也已经开始出现，虽然还不算太严重，但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就产业工人和工程师的待遇来说，在西方国家并不低，相比中国更是高出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在这一领域投入，应该还有很大的收入增长空间。即便在今天，很多让人“看不起”的体力劳动，在中国的收入待遇已经高于坐办公室的白领。而这种“看不起”，恰恰就是教育偏差的产物。
我们今天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强调“实干兴邦”，应该从教育源头上抓落实。中国近几十年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各个领域，我们的科研、技术，与西方国家还有差距。如果我们把教育资源过度地投入于培养管理型的人才，大量优秀人才都指望靠坐在办公室里玩电脑就能成功，中国的科学技术将很难在短时期内获得突破。中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应该根据中国的现实需要达到一个平衡。与之相配套，中国应该加强职业教育。
事实上，职业教育也能出人才，也能创造具有世界影响的成果。例如，德国制造在全世界都有良好的口碑，金融危机开始后，德国受影响相对较小。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德国的职业教育相当发达，而且很有特色。职业教育有点类似过去的师徒传授，在追求现代教育的时髦面前，似乎属于落后，其实不然。普及教育是面，师徒传授是点，点面结合是非常重要的。对此，中国一方面应该提倡劳动光荣，重视产业工人、技术工人群体，提高他们的待遇，将更多年轻人吸引到这些领域，另一方面在借鉴西方教育的长处时，应该有所分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而不能盲目模仿。勤劳勇敢既是中国人的优秀特征，也是中国文化的必然产物，而绝不是“不懂得休闲，不懂得生活”。社会更应该树立勤劳致富的普通人中的英雄榜样，中国的各行各业都需要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郭明义这样的实干家。
当今中国教育领域还有一个问题值得高度注意。“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一个说的是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的苏秦，一个说的是东汉时期的孙敬。类似的故事还有西汉时期匡衡的“凿壁偷光”，晋代孙康的“囊萤照雪”，唐代韩愈的“焚膏继晷”，等等。这些流传千年的中国故事讲述着一个共同的道理：任何学习都要下苦功夫，没有十年寒窗，没有这种耐得住寂寞的苦读和钻研，就不会有优异的学习成果。“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虽说这个俗语比较势利，但它却是真道理。
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快乐教育”，与上面所引中国传统对读书学习的要求形成鲜明的反差。中国传统的教育被视为填鸭式的、不人道的、摧残孩子的，等等。与之相对应，从西方引进的所谓“快乐教育”被视为先进文明。对此，我们应该辩证地看。中国古代的那些故事，从个案上说，有的是有点极端，但从道理上说，它是对的。西方的“快乐教育”有它的合理性，比方说在“快乐”之中刻苦学习，在“快乐”之中苦下功夫，但稍有不慎便会走偏，便会成为纯粹只讲快乐，放鸭子式的自由散漫教育。这个结果并不是我们需要的。
“快乐教育”更多地适用于所谓天才。我们不否认人群中会有某些天才，我们不否认少数天才需要特殊的教育手段，但必须指出，真正的天才永远是极少数。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天才就是爱迪生说的话，即“1%的灵感加99%的汗水”，即便1%的灵感再重要，没有99%的汗水，也无济于事。对于大数人来说，“勤能补拙”“笨鸟先飞”就是真理。同时。我们还应该意识到“快乐教育”的一个潜在的迷惑性，即，只是面对公众的普及教育、公立教育讲“快乐教育”，而在贵族学校、私立名牌大学，这类说法很少见。西方贵族学校至今还有对学生的体罚。这一现象背后的实质是，让广大贫寒子弟在“快乐教育”的名义下学不到什么东西，从而保证精英的特权能够延续。
鼓吹“快乐教育”的人还说，中国教育死板，所以没有创新，西方因为实施“快乐教育”，所以才有大量创新。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虽然创新的确重要，但创新绝不是异想天开，创新总是在前人的积累上才有可能，没有积累，没有对前人成果的充分掌握，没有对前人成果各种利弊、正谬的分析鉴别，创新不可能发生。换句话说，创新不是拍脑袋的产物，创新只有在不断深入学习的基础上才能做出来。不管是科技创新还是理论创新，都是前人成果与现实结合的产物。
由此要说到出国留学。西方的科技和经济领先世界很多年，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西方社会有价值的东西，出国留学在未来较长时间里还会是一种趋势。但是，如果出国留学抱着“快乐教育”的想法，恐怕学不到什么东西，白白花费了巨额学费。这几年，拿着洋文凭却没什么本事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我认为，出国留学首先要有报效祖国的心愿，学习既是为了自己的发展，也是为了国家的发展。只有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才能有真正的成就。其次应该注重具体的实用技术，尤其是中国缺乏的，与西方有差距的实用科技。对于西方流行的虚拟经济那套东西，我们应该学习了解其手段，掌握对付和防范的措施，而不能将其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
“实干兴邦”需要各行各业实实在在的实体经济，从低端到高端，实体经济永远是立国之本。虚拟经济是华而不实的欺骗。在西方的虚拟经济中，我们还应该注意一个现象。当西方自己的实体经济日薄西山的时候，它的赚钱手段会更多地依靠建立在文化崇拜基础上的虚拟经济，例如艺术品收藏等。艺术品的价值往往是虚拟的，它之所以能存在，关键在于对文化的崇拜。如果我们崇拜西方文化，西方的艺术品、奢侈品，就容易卖出高价。对于西方来说，这正好成为实体经济衰落后实现平衡的手段。
对于国家来说，向西方学习也可以引进西方社会的各种人才，尤其是掌握先进实用科技的人才。当今西方世界正处于不断衰落的阶段，很多高端人才在西方社会难有出路，找不到用武之地。乘此机会，中国的确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有选择地引进西方人才。但是，应该注意金融等虚拟经济领域中的人才。对于这个领域，中国应该了解的是其运作本质，目的在于真正有效地防范金融等虚拟经济有可能造成的危害，而不是让自己变成金融虚拟经济的高手。事实上，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对于外来文化和外来人才都不拒绝，关键就在于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让外来文化和外来人才根据中国的现实实现本土化，而非把中国的土壤变得和外国一样。
由于科举制度的广泛影响，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都投身于具体的社会管理，陷身于日常事务之中，因此，他们一般总是干得多、说得少。所谓“说得少”在这里是指构建各种学术理论，将现实经验总结到抽象理论的高度。近一百多年来，由于客观历史原因，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理论和思想领域大都采取照搬西方的轻松做法。这一现象一方面有西方中心论的严重影响，另一方面也有民族救亡的应急。今天我们强调“实干兴邦”，除了工农业和科技领域，对于文化思想领域，“实干兴邦”也非常重要。抛弃西方中心论形成的固定思维，总结中国的现实和实践，根据世界潮流的变迁，著书立说，发现新思想、构建新理论，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的思想理论资源，也是“实干兴邦”。用西方现有的思想和理论无法准确地解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中国梦”已经对现有的西方理论发出了挑战。人类历史在“中国梦”面前继续前行，西方已有的思想理论，对此已经捉襟见肘。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应该有志气、有能力、有信心从思想理论上重新描绘人类的发展和世界的本质。这是“中国梦”给予中国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重大使命。
“与中国共同崛起”，是当今中国青年的幸运，也是很多目光远大、判断准确的西方人的机会。当代中国青年应该有强大的文化自信，中国人绝不比任何人差。这种自信既来自我们的文化，也来自我们的实干。如果说我们今天有所谓“改革红利”，那么破除崇洋媚外的迷信，也是我们最大的“改革红利”之一，这一点对于当代中国青年尤其重要。破除崇洋媚外的迷信这一“改革红利”未来将使中国在各个领域受益。中国人应该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自豪，为自己身处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巨变的时代而感到骄傲。1957年，毛泽东曾经对在苏联留学的年轻人说：“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当代年轻人正处于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时期，这是历史给予的重大机遇，正可以大展身手。
二、国家主导科技创新
科教兴国是一项长期国策，中国政府对此也高度重视。在这个问题上要防止一种观点误导，即科研市场化。科研市场化的确是有道理的，但是不能绝对。一个国家的重大科技创新不能完全靠科研市场化，更要靠政府主导。在科技创新领域，科研市场化只能是辅助角色，挑不起大梁。2010年3月，拥有60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英国皇家学会警告，英国应该加大科研资金投入，否则英国的技术优势将被美国、中国、印度等赶超。英国人之所以如此重视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们在工业革命早期尝到了甜头，但现在英国政府的科研投入热情正在减少。2012年9月，瑞典教育部发表声明称，瑞典政府将在未来四年内加大科技研发方面的资金投入，以确保瑞典长期居于世界创新强国之列。瑞典教育大臣说，这个资金数量是瑞典政府在科研创新投入上从未达到过的高度。
中国人对教育的重视历史悠久，举世无双。其实中国传统对于科技也很重视，并且有很成功的实践，这个传统的核心就是政府主导科研。青铜技术和冶铁技术是人类早期的两项重要科技。就起源来说，考古发现，青铜和冶铁的出现中国在世界上不算最早的，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相比，中国的青铜和冶铁最多算同时期的共同起源。然而，中国的青铜技术和冶铁技术后来居上，其成就远远超过同时期其他地区。今天我们在殷墟和曾侯乙墓中发现的青铜器，其技术水平毫无疑问处于当时世界最前列，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地区或国家的青铜技术达到过如此高超的水平。虽然殷墟和曾侯乙墓中的青铜器主要是礼器和艺术品，但是，这一技术当时的另一个主要用途便是制作战争中的武器和农具。考古发现的越王勾践剑，至今极为锋利，今天人们常用的复印纸，20多层叠加在一起，此剑也能轻易划破。中国的青铜技术能够达到如此高超的水平，原因就在于政府在这项技术上的大量投入。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之一，今天“汉族”的名称也来自于此。汉朝的“盐铁政策”使得冶铁成为国家政府专营的对象，由此大大加速了冶铁技术的发展。主要特征之一是，汉朝已经能够将炉温提高到将铁熔化，从而使得铁器的铸造成为可能，铁器使用因而大大普及。比较而言，世界上其他地区将生铁熔化要晚于中国上千年。今天，全世界的炼铁技术中使用的高炉，从原理上说都来自汉朝。
从陶器到青铜，再到冶铁，政府投入使得技术开发得到保障，并且获得长期的技术积累，其典型之一便是提高炉温的技术。青铜出现之前，中国人像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很多人一样，主要使用陶器，烧制陶器所需要的温度一般在800摄氏度左右，这个温度稍加提高，达到1000摄氏度左右便能冶炼青铜。冶炼生铁所需温度约为1300摄氏度，一系列技术手段使得中国汉朝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可将炉温达到1300摄氏度以上的国家。冶铁技术领先于世界，对于汉朝的发达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表现，一是大批量生产铁制兵器，使得一个标准装备的汉朝士兵能够与五个匈奴士兵抗衡；二是铁制农具的使用，例如铁犁加牛耕，使中国农业生产的效率大为提高。我们不该忘记，汉朝的铁是政府专营的，也就是今天说的国有经济。
政府的重视与投入，使得中国秦汉时期的关键技术就领先于世界。这一传统在后世依然结出了硕果。中国真正意义的瓷器最初出现于东汉时期，就是因为汉朝的官营冶铁技术能够达到1300摄氏度的高温，而真正的瓷器也需要这个温度。瓷器比生铁稍晚出现，原因是摸索烧制瓷器所需的高岭土花费时间。不管最初找到高岭土这一烧制瓷器的天然原料是无意还是刻意的，中国瓷器在此后的一千多年中，成为全世界的领先技术，成为“中国制造”的代表，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
从青铜到冶铁再到瓷器，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在政府主导科技发展的局面下，技术积累使得新技术发明创造顺理成章地出现。中国古代另一项重要的技术是丝绸加工。男耕女织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典型。在中国古代，皇帝要亲耕，皇后要亲桑，这一传统非常悠久。虽然皇帝皇后的亲耕、亲桑只是象征意义，但是它明确地显示出政府的政策导向，从而使得中国的农耕和丝绸成为技术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两个重要领域，成为中国几千年的重要经济基础。
当今美国能够成为世界上科技水平一流的国家，与美国政府的资金投入和政策引导有着必然的关系。“二战”期间，美国政府主导了“曼哈顿计划”，带动了一批相关技术的发展。“二战”以后，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又主导了“阿波罗计划”，这是美国的科技能够在今天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技术进步，计算机和互联网，从源头上说，都来自美国军方的投入和资助，即使是今天的网络游戏，最初也是出于美国的军事用途。由此我们看到美国的科技进步，背后就是美国政府以军事目的为主的科技开发和投入。这一行为的性质与两千年前中国古人由政府投入青铜、冶铁技术是一样的。那时候的青铜和冶铁技术，同样既是军用也是民用。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个国家重大的关键性的科技进步，政府主导和投入非常重要。一个国家要获得重大科技发展，只有政府投入、主导才有可能，民间科研只能起辅助作用。
今天的中国在科技领域有几项是领先于世界或者与世界水平不相上下，例如航天和高铁，都是政府投入和主导的结果。中国政府对高铁的主导，使得中国的高铁技术摆脱了汽车工业拉美化的结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值得总结。如果说当今中国正享有着所谓“改革红利”，那么，我们已经取得的技术进步就是重要的“改革红利”之一。今后，我们还要让这一“改革红利”更加红火，更加放大。因此，为了实现“中国梦”需要“实干兴邦”，真正的“实干兴邦”需要科技进步，中国政府应该在科技领域明确未来的主导方向，大力投入，大力推动科技的发展。对此，一方面，对于某些西方国家垄断的技术领域，例如航空、计算机、数码技术等，中国应该投入，打破少数西方国家的技术垄断。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在未来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技术，例如生物技术等领域，也应该加大投入。
国家政府投入和引导科技发展的重要性是非常明显的，正是由于它的重要性，我们应该注意一个问题，即科研战略被误导的可能。春秋时有个故事：齐王下令，全国官员必须穿丝绸，但本国只准种粮食不准种桑树。齐国对丝绸需求量大增却没有原料，于是周边的鲁国、梁国等小国纷纷停止种粮改种桑树。几年后，齐王又突然下令，全国官员不准穿丝绸，而且粮食不准出口。于是鲁国和梁国国内因粮食不足发生骚乱，齐国渔翁得利。这可能是较早的战略误导成功的事例。
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了“气功热”，它并不完全是民间自发的，有关政府部门、领导的加入和推动起了很大的作用。如今，“气功热”已成为荒唐的代名词。但它为何会发生？我认为，其中就存在科研战略误导。在中国“气功热”产生之前，20世纪70年代左右，美国和苏联都搞过以心理感应为主的“特异功能”研究。这一现象的背后，一是美苏双方当时都认为这是科研发展的新领域，二是互相在故意误导对方。误导的结果也许对美苏没什么影响，在中国却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中国那时候与外界接触不多，信息资料收集不够深入广泛。本来是个看戏的，结果入戏太深，自己唱起了主角。如果说“特异功能”的误导不算太成功的话，那么，苏联解体后，人们发现，里根总统时期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是一个真正有效的误导，它导致苏联因为军备竞赛而不堪重负，社会经济发生严重问题，最终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误导一个国家的科研有多种方式，方向性误导是其一。例如，自己沿着这个方向走，却引导别人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或者明知某个方向不会成功或难以成功，却装出加大研究力度的样子，使得别人在这个领域大量投入。还有一种误导更直接，给你一点甜头，最终让你放弃某项研究或最终导致你的某项研究不能成功。在我看来美国当年卖给中国“麦道”飞机就属此类，它使中国的大飞机研制被搁置了约三十年。此外，隐瞒关键技术，也成为一种误导。例如，向别人推销或宣传某项技术时，只说其好处，等别人听信了大量使用后才发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控制了。最近全世界热炒的斯诺登事件使得人们发现，美国推广互联网技术背后的“棱镜计划”就含有当年故意误导他人的成分。
20世纪世界科技发展的重点是以计算机、互联网为主的信息技术，早有人宣称，21世纪全球科技发展的重点是生物技术。西方国家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已经有很多成果，未来会有一系列推广。在这个领域，例如生物制药、转基因技术等，我们也应该警惕被误导的可能。
一年来，习近平多次提到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这的确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的粮食生产已连续多年丰收，似乎形势一片大好。但联系到“棱镜计划”，一旦哪天中国发现自己的粮食也像互联网一样被无形的手暗中操控了，到那时再反思是否被误导就晚了，我们现在就应该多一根弦。我认为，对于生物科技的确应该加大科研力度，但在应用上要保持相当的谨慎。前几年西方国家喧嚣一时的“克隆技术”如今基本已销声匿迹。我们不能说那也是误导，但至少说明，新的生物技术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对此，我认为加大生物技术在医药领域的研究，其效果要好于生物技术在普通农作物中的使用。
误导一个国家的科研战略，政治家是重要角色之一，科学家也是不可忽视的角色。人们常常说科学无国界，科学是普遍真理。这话当然对。但是，对于技术的应用是有国界的，科学家也有自己的祖国。现在有人经常打着“国际主流科学界”“科学家共同体”的旗号强行推广某种科技政策，容不得一点反对或质疑的声音。这种以科学的名义反民主的做法，值得警惕。它往往成为科研战略误导的一部分。从本质上说，它与司法界某些人强调“司法独立”一样，强调“科学独立”。但是，“独立于谁”是个大问题，难道要独立于中国之外，不受中国主权的约束？与此同时，打着无国界普遍真理的旗号，实质上干着有国界区分彼此的事情，正是科研战略误导的常用手段。
因此，要实现“中国梦”，中国就要发展科技。科技对一个国家非常重要，它既关系到国家安全，也关系到经济领域的竞争。所以，对于不发达国家，不能排除被故意误导的可能。对此，我们应该抱有必要的警惕，防止误入歧途甚至失足。
三、“中国梦”与“美国梦”
“中国梦”既是每个中国人的个人之梦，也是国家之梦、民族之梦。2013年6月7日，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时与奥巴马总统会晤，在共同会见记者时，习近平说：“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这句话被媒体简化成“中国梦与美国梦相通”，并引发了很多评论。我认为，“相通”不等于“相同”，“中国梦”与“美国梦”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但两者并不冲突，这是“相通”的实质。有人刻意为了强调“中国梦”不同于“美国梦”，生硬地得出结论说：“中国梦”是国家之梦，“美国梦”是个人之梦，这样的观点太过机械。
首先，我们从个体的角度观察。何为“美国梦”？简单说就是社会上的每一个人，不论出身、不论民族、不论文化背景，只要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奋斗就可以获得更好的生活。它不仅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现实。这种理想鼓励人们，这种理想能够实现，才使得人们对这样的社会充满热情和希望，社会也因此而充满活力。在美国二百多年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事例。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来到美国的新移民大都是原先在欧洲因各种原因而难以生存的，他们挤在拥挤的船舱里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很多身无分文，甚至还欠了债。在举目无亲的地方他们开始奋斗。很多这样的“美国人”在美国这个新国家，获得了他们在欧洲根本不可能获得的成功。这就是“美国梦”的个人之梦：一个没有背景、没有靠山的普通人通过个人奋斗和努力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当然，在美国社会，这种“成功”尤其是指金钱上的成功、名利上的成功。有人也将其称为“发财梦”。
我们必须承认，实现“美国梦”对于西方世界的确是一大历史的进步。通过个人奋斗而能获得成功，有一个重要的前提便是打破等级制度。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每个人的命运都由天生的等级地位所决定，个人奋斗对于结果的影响很小，这是一种天生的不平等。因此，在等级社会不存在所谓“美国梦”。西方世界彻底打破等级制度始于法国大革命，由此我们也能理解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为何会对启蒙思想情有独钟。但是，法国大革命那么轰轰烈烈，也没能彻底扫荡欧洲历史悠久、壁垒森严的等级制度，拿破仑指挥的唱着《马赛曲》进军的平民部队，最终被欧洲的等级制度镇压。因此，美国作为继承法国大革命精神的新兴国家，从一开始就以自己没有“老欧洲”的贵族阶层而骄傲。那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平民社会。很多在欧洲活不下去、没有出头之日、被歧视的底层民众，从欧洲逃亡到美国。在那里，没有人歧视他们，他们摆脱了欧洲强大的等级制度，感受到真正的自由。他们由此可以创造自己的生活。这才是“美国梦”的实质。它在西方历史上是第一次真正出现。虽然法国大革命提供了“美国梦”的理想和精神基础，但是，只有在远离欧洲的美国，它才真正成为现实。“美国梦”对于西方人无论如何都是一大历史进步。正因为如此，法国作家托克维尔在考察了美国后，写下了他的名著《论美国民主》，对美国给予谨慎地赞扬。
在这个问题上说“中国梦与美国梦相通”是有道理的。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普通人通过个人奋斗而功成名就的例子就屡见不鲜。例如，那一时期苏秦、张仪名满天下，比较而言，张仪算是贵族出身，苏秦只是贫苦农家出身，但他们在历史上能够纵横捭阖都不是因为他们的出身，而是通过读书以及个人奋斗获得成功。其中，苏秦的“锥刺股”，以及“前倨后恭”早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的典故。再如秦国的吕不韦从商人而做到丞相，出身普通的李斯也做了丞相，他们的经历都很像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此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出身贫寒，通过个人努力、奋斗而功成名就、光宗耀祖的人比比皆是。此外，那些读书做官而名留青史的也不胜枚举。中国古代还有很多优秀的军事将领，例如关羽、岳飞等，也是由普通人靠个人努力而成功。即便是经商，远的有司马迁《货殖列传》中普通人的发财传奇，近的有晋商、徽商、闽商、粤商、浙商等。
平民百姓能发财，能成为高级军事将领，能做大官，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因此，当“美国梦”成为欧洲人历史上第一次最激动人心的兴奋时，它在中国早已经是司空见惯的正常现象。换句话说，所谓“美国梦”不过是中国传统在西方世界的第一次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梦”与“美国梦”的确是相通的，而且，“美国梦”不过是传统的“中国梦”的仿效版。
我一直认为美国在西方国家中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变为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关键就在于，美国是所有西方国家中学习中国传统最多、接受中国传统最多的国家。事实上，中国从很早开始就对美国有好感，过去和现在都有很多中国人喜欢美国。清朝时期，美国最早同中国发生商业关系时，中国人就认为美国人是所有洋人中最老实的，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和官派留学也是前往美国，清朝政府支持的大批劳务输出对象也是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人对美国政府以及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充满期待；毛泽东也喜欢华盛顿，也是他开启了与美国的融冰及合作的新纪元。美国虽然只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但是，中国人的确对美国有一种与欧洲国家不同的好感，而这背后的深层原因，就是新兴的美国在不少地方符合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不管美国对中国传统的这一学习和接受是有意还是无意，它的确是美国能够强大和繁荣的重要原因。当然，从社会个体的角度说，平民百姓通过个人奋斗获得成功，在中国古代社会体现在各个领域，其中，尤以通过读书获得成功最令人称道。在美国则主要是发财，即崇尚吕不韦、晋商、徽商那样的成功。
其次，我们可以从国家的角度观察。美国同样有国家繁荣富强之梦。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就像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新朝代建立时的开国功臣一样，希望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盛世。美国历史上有杰出贡献的政治家也把国家富强当成自己的使命。这一点，“美国梦”与“中国梦”也是相通的。没有一个国家的领袖或精英会故意想把自己的国家搞垮。但“中国梦”与“美国梦”在这个问题上确有不同。美国自建国以后几乎没有相邻的外敌，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周边国家对美国的威胁很小，美国建国后除了内战，本土遭遇攻击一是珍珠港，二是“9·11事件”。中国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原因，历史上经常遭遇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后来又不断遭遇来自东部海上的入侵。因此，中国长期以来就有比较严重的外患。这种差别造成的结果是，“美国梦”的国家富强更多是进攻型的，而“中国梦”的国家富强主要是防守型的。
“中国梦”与“美国梦”在国家层面上的不同，对民众的个人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对于美国民众来说，由于国家很少处于危险之中，因此，关心个人大于关心国家。有人说“美国梦”是个人梦，这个说法不算全错。更准确的说法是，美国的个人梦与国家梦关系不是非常紧密。“9·11事件”后，这一现象明显改变，无数美国人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但这种遭遇外部威胁的事情对于美国人来说毕竟很少，因此这种紧密关系未必能长期延续。相反，由于外患的长期存在，中国的个人梦历来都要与国家梦联系在一起，这对于中国人是常态，两种关系疏远并不常见，也不具普遍性。中国人的个人之梦很多时候都要依靠国家政府来维护，国家之梦的实现也要靠每个人的热情和努力。两者之间能否融合协调，能否形成“家国一体”的利益共同体，是中国国势、国力的根本。
最后，我们再从民族的角度观察。虽然说“美国梦”的主要特征是普通人通过个人奋斗而获得成功，但是，“美国梦”在这个问题上是有明显缺陷的。从美国建国时开始，所谓“美国梦”就有区别，它主要是欧洲白人之梦，排除了大量原住民，即印第安人。直到今天，印第安人要想实现个人的“美国梦”也有相当大的难度。“美国梦”还长期将黑人排除在外，这一现象直到马丁·路德·金以后才有改观。马丁·路德·金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就是对广大美国黑人长期没有资格实现“美国梦”的声讨，“美国梦”这一排除特殊人群的做法，几乎延续了两百年。此外，清朝时期大量前往美国、替美国修桥筑路的华工，长期以来也被美国的“排华法案”排除在实现“美国梦”的行列之外。因此，“美国梦”在很长时间里都只属于欧洲白人，甚至即便是白人，实现“美国梦”的可能也不完全相同。
美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着黑社会，美国人称为“黑手党”。美国黑社会最早集中在几类人群中，例如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犹太人。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社会的主流是信奉新教的清教徒，他们长期歧视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以及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使得来自欧洲的这些移民在美国难以通过正常手段实现“美国梦”，只好通过非法的、暴力的手段实现。美国历史上有很多著名黑手党头目，从他们的个人奋斗经历以及他们光彩照人的外表来看，他们完全是实现“美国梦”的典型代表。然而，就是因为美国社会对他们长期存在的歧视，他们不得不成为臭名昭著的黑社会头目。如今，美国黑社会有所演化，黑人及拉丁裔成为美国黑社会的主要力量。换一个角度看，这一现象也说明美国社会依然存在着歧视和不平等，使得某些族群为了实现“美国梦”，只能采取非法手段。这其中还有一个主要原因：“美国梦”的标准相当简单，几乎只有发财，比较容易采用非法暴力手段来实现。如果是像中国人一样走读书之路，使用暴力几乎就没什么用了。
比较而言，中国历史上类似的歧视虽然也存在，例如“华夷之辨”，但程度要比美国轻得多，而且主要以文化习俗为主，而并不以种族或宗教信仰为主。今天人们说美国是一个民族大熔炉，甚至有人说已经产生了一个新的“美国族”，实际上就来自对借助文化实现民族大融合的中国传统的借鉴。今天，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和文艺节目中经常拿某一类人开玩笑，嘲笑某一类人或某一地域的人。这种带有歧视的现象虽说不太好，但大多数中国人对此只当是玩笑，不会太介意。类似的事情如果发生在美国，则很容易引起轩然大波。我们当然可以说美国人对此的敏感体现了反对歧视，但我们同样也可以说，之所以那么神经过敏，就是因为融合得还不够。
笼统地说，“中国梦”在历史上比当今“美国梦”更广泛、更良性。近年来，“美国梦”的实现已经越来越难。美国早期历史就像一张白纸，地大物博、地广人稀，需要开发和建设的领域众多，初到美国的欧洲移民大都是在欧洲待不下去的人，身份、地位、原始财富积累都差不多，使得很多人都能够很快地白手起家，实现个人梦想。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发展，当初起点差不多的美国人，如今已经因为历史的积累出现与生俱来的不平等。尤其是“美国梦”以财富为主要标准，二百多年来，美国社会最能赚钱的资源都已经被少数人掌握，从而使得当今更多的美国人再难实现所谓的“美国梦”。
如今，能够实现“美国梦”的越来越成为少数，它变得只具有象征意义。200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说：“……我才明白地意识到，自己年轻时所处的政治与经济环境是一个早已失去的天堂。”另一位美国知名专栏、畅销书作家芭芭拉·埃伦里奇2005年写了一本书质疑“美国梦”，她在书中写道：“……美国中产阶级从小就被灌输老派的清教徒理想：辛勤工作可以换来物质上的富足和安全。对于劳工阶级来说，这一点从来就是虚假的……现在的社会学家也普遍承认，对于支撑我们企业官僚机构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来说，这一美好的理想也变得越来越不真实了。”
当今美国少数人依然能够实现“美国梦”，奥巴马也许算是一例。但在背后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和机缘？美国公立教育的水平明显不如私立教育，进一步促成了“龙生龙、凤生凤”的马太效应。公立学校主张的“快乐教育”，也让没钱享受高质量私立教育的大多数人难以获得与少数精英公平竞争的实力。因此，“中国梦”的实现要避免当今“美国梦”所蕴含的不公平，要排除美国社会新等级的固化，要让每一个中国人尽可能地享有在各个领域公平竞争的权利，让每一个中国人的个人之梦与国家民族之梦充分地结合，让更多的中国人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潮流中，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与中国一同崛起”是当今中国青年的一个响亮的口号。“中国梦”要将其真正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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