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州和社区的流行语，满是各种政治行为和不同类型政客的名称。政治差异的研究很可能是首先筛选共同词汇，一些很大众化的意象来源于政府官员的经验。在过去的一百年里，警察出现遍及西欧，百年历史中他们角色的流行称呼是“博比（bobby）”、“柯普（cop）”和“鲍比（schupo）”，就在这几个术语中挑着来写。无论在服饰、礼貌、社会地位上存在多大差异，在一个“公仆”（civil servant）、“公务员”（Beamter）和“官员”（fonctionnaire）之间假定有普遍的人性存在。在人类经验中很重要的部分能被叫做“官僚”，当中记录着人们对“必要的恶”的一般看法的暗示。通过在“国会议员”（congressman）、“宪兵（MP）”和“议会议员（Md.R.）”[8]之间进行所有细节的比对，我们定义出了“立法者”。
在政治戏剧中填写演职人员表时所用的流行语表述得五花八门，这些用语遍布公共舞台，其身份特征与其公职本质上并不相干。有些人有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共产主义者的思想、保守主义者的思想，有些人有改革家的思想、革命者的思想、殉道者的思想，并为之付出了行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中世纪、希腊—罗马和每一个人类文明的历史，都被记录下来，以展示公共权力的载体在文化圈内和文化圈之外的各种群体的眼中是如何出现的。
大众政治天空中的大量类型中，又补充进这类孤立的严肃的文化研究者。他们试图对过去的生活强加秩序。在历史学家描述的各种政治类型中，马上闪现在我们脑海中的是，十八世纪的“仁慈的独裁”，雅典民主的“煽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子（Prince）”和东方帝国的“专制”。我们希望，马克斯·韦伯[9]这位许多复杂研究的先驱能用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对公职人员的演变做出精巧的素描。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克里斯滕森（Christensen）、查尔斯·梅利安[10]（Charles E.Merseveral）都极为系统地运用过政治领袖的这些特征和技艺。
这些类型学，不管是科学的还是大众的，都拥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他们可以聚合成为实际上相同的画面。当孟罗（W.B.Munro）描述“改革家”时，他使“改革家”的流行形象更加的丰满，在一个特定阶段激起了美国人心中的政治演变观念。[11]实际上，每一个科学概念都是对一些术语的不断循环的提炼和概括，即使有一些是局部的涵义。
科学的和大众的类型学，它们的出发点可能包含着同类的事实。所谓政治信念的事实产生了“自由”，但是这只是相当模糊的大众意向，与尽心锻造的鲁杰罗轮廓线相距甚远。[12]围绕着政治目的而使用的方法，命名为“说客”、“宣传员”、“煽动者”。个人动机没有合并到公众动机中的想法，在“叛徒”、“落魄者”和“暴君”中滋生（得到践行）。把私人动机固定地融入到了公众目的里的想法是“殉教者”的一个涵义。非正式优势在“老板”里面是很著名的。在“官僚”中它暗示着办公室已经塑造了人，办公室趋向吸引尤其是可能发展这种品质的人。一个法官在西欧观念中几乎必定是暗指一个官员，带着特定装备，伴随着一些仪式。公众头脑中残存的“狂热的煽动者”观念早在克雷奇默（Kretschmer）给出它科学的祝福之前很久已经成形。[13]
大众的和科学的概念都从特殊变化到普通。英国的“选举机构”大概肯定是一个最近的特殊的社会设置。对于描述一个在高度分裂时代中高度分裂人民的社会角色来说，“领袖”保持着一个稳定的核心意义。
大众的和科学的概念是代表他们目前发展可能的一个概念，而不仅仅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一个瘦弱而痛苦的煽动者，这个概念并非完全是一个静态的、对于偶然并列的性状进行交叉组合式的描述，而是一个假说，假设肉体发炎了，对抗发炎的手术就是培育出的人工选择活动形式，这能使个人的仇恨得到相当的宣泄。
大众的和科学的类型，两者都可以作为研究的对象，来确定其形成过程中的因素。在美国，对那些以限制性法律的公众提倡者出现的现实人格来说，一个“改革家”的大众观念就像是现实人格的翻版。对社会上一些啃老族和令人扫兴的老处女（the lean and spinsterly kill-joy）的偏见的形成过程，是可以通过研究了解的，我们也可以知道什么这种固定的偏见思维模式会得以存续。每一个政治实体都有自己政治化装的画廊，政治史需要重写，以解释这些构思出来的大众化角色所具有的独特的与典型的素质。斯图尔特·赖斯（Stuart A.Rice）已经发展了这种即时类型的确认技术。[14]赖斯拍了参议员、激进派、走私贩的照片，然后擦掉他们的名字，让不同的测试群体告诉他什么样的称号能很适当地匹配每一幅照片。通过检测错误的指认，我们很有可能发现这种心理模式跟他们的阶级名称之间广泛的联系。
一个对社会科学的有趣贡献是详细地检测影响那些政治类型起伏的因素，政治类型学研究也正是学者们极力提议的。卡莱尔所画的全能领袖的漫画无疑跟卡莱尔本人的性无能以及他性能力的理想化补偿是有一些关系的；但是这种漫画为英文社会的某些阶层所喜爱，这种流行性是由于旧的经济结构混乱和集体意识形态的威胁上升所造成的。新的商业企业家感受到了自学成才令人陶醉的虚荣，而腐朽地主感到有必要以个人主义对抗城市时代和机器时代。
假设我们更详细地研究科学的政治类型的智力结构。这就需要我们对两个相关联的术语引起注意，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类型”。当前的社会科学对“政治的”定义有两种途径，我要说的是其中的一种，即制度上的和功能上的定义方法。在任何的社区中都有许多类型的活动，他们的形式和规模都能挑出来进行研究。有生产以及物质产品与服务的分配，使这些活动进行的主要模式可被称为社会的经济结构。有争端的解决、国防以及被认为是集体的利益的延伸，也有社会的政治或政府机构。通过相同的方法，也能识别出宗教机构、慈善机构或者是其他的机构的管理者。
这些结构内的派生类型缺乏明晰性和全面性。一些社会过程发生在每一个结构化进程的框架内。因此，正如我们所了解的，解决争端是政府的突出特点，但当政府被定义为是社会劳动的结构性分工时，它不是，也从来不会，也不能因做事的性质成为一个独裁的政府。还没有机构专门地行使完全垄断的职能。但是这种需求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当解决争端是社会上一个团体的突出功能，并且在同样程度上没有其他组织具有相同的功能，那就应该毫不犹豫的决定把第一个组织叫做“管理者”，然后根据他们的选举和运作把这一类叫做社区的“政治的或政府的”组织。正如当“教堂”，“企业”和“国家”是对手时，如果有对手将自身差异做了调整，那么这种区别就不清楚了。也许通过找出谁控制了卫护或扩大公共事业中的人事任命权，管理者能够辨识出来，虽然这个标准可能有时也会区分不了。但是，总的来说，这些疑惑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疑惑。通常，发现劳动分工和一组称为“状态的管理（government of the state）”的情绪是可能的。这些小例子提请注意那些已暗示，没有“结构的”的过程完全行使垄断功能的事实。因此用两个术语来描述公共的进程是明智的，其中的一个是“结构”，另外一个是“功能”，在不同的结构框架里面都能发现它们。很多社会科学文献有大量术语的争辩，也就是在结构的或是功能的意义上是否使用了“适当的”词汇，这些争论时常触及不到问题的本质。当然了，理解不同点是最重要的，次重要的是赞同用这些词汇来描述差别。
从上面所说当中，我们清楚了在特殊的环境中，像“政治的”可能被赋予“结构的”或者是“功能的”意义，对于理解“结构的”进程的贡献，同时也是对于理解广义的“功能的”进程的贡献，反之亦然。在这当中融合了很多的社会科学。明显的不融合是从特殊询问的起点不同激发出来的。一种伴随着一系列的现象而开始，这些现象是从一种单一的结构过程中选择出来的；另一种伴随着一系列现象而开始，这些现象根据一些功能的概念从几个结构进程中选择出来。
在对人类行为的科学研究中充分地说明了目的的一致和出发点的扞挌。从制度设计角度出发，就要求专家们在一些政治进程的阶段上对政治行为进行分类，以他们最了解的制度的进程作为基础来设计他们的策略。在执行组织、公共行政、司法行政、立法、政治党派、宣传以及阴谋组织、政治革命、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国家间协调的方法（战争、外交、会议、裁决、调解、仲裁）还有其他所有政治科学中的主题，回溯整理这些专家们一次次提出来的类型学是可能的，也是值得付出努力的，乍一看，界定政治类型的功能比起界定制度的方法，似乎导致更大的类型堆积。在功能主义的观点看来，政治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现，用更老的术语来说，“意愿”是在冲突中的。这就暗示了社会中强烈的政治表现不仅仅限定在政府官员和政党范围内，在银行、制造业、分发服务、教会组织，兄弟协会和专业业务中也是存在的。现代社会很有可能哪些野心勃勃、权力欲强的人下海经商找出路，远离了立法，法院，公务员，外交机构。如果这是真的，政治人格的研究者会在摩根集团，在美国钢铁公司，在文教或医疗业的政客中找到很有趣的研究课题。
上述挑选出的作为单个制度化过程的政客研究对每一个制度化过程中的政客普遍研究作了贡献。直到更大范围的具体比较全面公开，类型学才有意识地抽象化。这有可能在一些基本概念的实际简化中实现。当然，在他们给予了人类特定动机的范围内，制度化的进程也可能是不同的。今天，比起十六世纪以来，教堂让人们更少有机会使用身体暴力，更少有机会使用警力、私人侦探机构或者是政治帮派。
综合性以及可能的简化的好处，已经为学院派政治学家丧失了，因为他们用太过狭隘的思维构思他们的任务。他们在研究政治中人性的表现时一直进展缓慢，因为他们已经在法律上和哲学分界中充满宗派自负；或者他们带有成见审视了自己的理论，然后跌入技术工作中去。一个有效沟通哲学的、法律的和技术的理论实体仍很不发达。正式的社会学体系已经囊括了“前提”但是忽略了假设。（在最近的法律理论中见证了“团结一致”这个概念的开发）这时的任务是发展关系到社会进程的政治解析，而这依靠于抽象概念的发明和经验研究的实行。格雷厄姆·沃拉斯在英国所提供的和查尔斯·梅里亚姆在美国一直最积极鼓励的，正是这种正在丢失的理论和实践实体。这种缺失导致卡特林提议在政治科学领域里用“结构的”来代替我将要称为“功能的”的定义。[15]这必然暗示一种新的对责任的尊重，在社会学分类学家中被发现的使用睿智建议的责任，对于临近事件多重方法新的好奇心，对于一个平行的结构现象的新的同情。
如果我们概括我们的术语，从狭义的结构到广义的功能高度，就可以去除多重含混。像“政客”和“独裁者”这样的说法是在共同体的政治经历中牢固形成的，其中通往权力的高速路是政府性的。在雅典，在政府的和其他的公共活动形式之间画一条清晰的界线是困难的，因为所有结构进程的亲密交织。虽然如此，用“政客”和“暴君”的术语来指在一个狭义的结构意义上的政治活动方式，这就是他们今天的内涵。
但是这个涵义要求概括和修订。在我们的文明中，通向权力的道路绝对不是纯粹的政府高速公路，因为技术工具分散了权威，造就了工业的分封状态。大公司的董事不得不做出一些决定，这些决定比起政府的一些决策来说对人们日常的幸福重要得多。由于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许多公司的代理人，因此它很难自立门户。
政客的概念在很长时间里承载了这样一种含义，任何在政府之外行使社会权力的人都处在一种对个人权力的热切追求中。这个会继续维持下去吗？难道就没有存在像“企业制度化”一样的事情，当一个既定的企业计划无序运作并被迫在长时期内计算其利益时，它就会出现呢？在这种算计中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有必要预防对该社团该部分取消赞助。这是政治思维方法的核心，将由私人权力集合的政策吸收到由政客引导的国家政策上来。因此，现在是时候从单个制度的历史联系中清理出政治才能的概念了。
在使用“政客”的诸多意义时，一些意义通过在“商人”和“政客”之间划出清晰的区别得以解决。商人可以被定义为是一个追求私人利益的人，几乎不涉及公共权力的概念。政客——这里选择的是这个词最好的意义——则是利用劝说代表公众权利的概念。政客在共同体中追求实际利益的综合；商人满足于个人利益竞争中的妥协。玛丽·P·福列特（Mary P Follett）已经非常恰当地强调了综合（integration）与妥协（compromise）之间的区别对于政治理论的重要性。[16]利益的综合是以这样的方法解决冲突，没有一个“政党”意识到结果会赢得多输得多。在某种意义上，它代表着对这一情形的一种重新阐释，实施的是对立的老路线，是利益无关紧要的较早定义。这说明了当出现工资争端时，可以这样来处理：做出一个决定，尝试在通过新的合作步骤可能带来的产量中分配经济利益。综合和妥协之间对比的实质是调和（synthesis）和交易（trade）的对比。政客是一个利益兼容的发现者，而商人是特殊利益的叫卖者。是或不是，正如亚当·斯密所说，一直看不见的手从对个人利润的普遍追求中塑造社会的综合，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下结论，对比是在个体关心的有意识的目的之间作比较。应该注意到的是，政客不仅仅局限于政府，而商人也不仅仅局限于私人冒险。“老板”是在政府里面另一种形式的商人，这里使用的私人企业的董事一定意义上也可能是个政客。[17]
在划清了“政治的”制度和功能涵义必要的区别之后，我们来讨论这一“类型”的概念。一种“类型”是一种关系，我们可能会根据所选择的关系来分类。政治类型可能建立在三重基础之上：说明其核心关系，合作关系和发展关系。
通过选择核心关系来分类的内涵，可以用爱德华·斯普朗格（Eduard Spranger）在他的《生命形式》（Lebensformen）详细描述的“机器人”（Machtmensch）概念来说明。斯普朗格，柏林大学杰出的教育心理学家，已经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个性形态学。需要重新提及的是，狄尔泰（Dilthey）在他入柏林科学院之前的演讲中迎来了类型调查的现代化时代。[18]狄尔泰选择了杰出的文化活动和群星荟萃的形式。通过概括许多领域的成就，他最终建立了对色情的、英雄的和沉思的类型描述。许多有名的政治人物归入到第二种类型之中。斯普朗格和狄尔泰的推进有许多相同之处。他在所有可能为人类共享的艺术特质上更进一步，通过观察人类文化，斯普朗格得出结论：六种不同的文化领域物化了六种人类的艺术特质。因此，文化活动与经济价值取向的财富生产有关。科学型与理论型相对应，艺术型与审美型相对应，宗教型与信仰型相对应，国家型与权力倾向型相对应，社会型与爱的倾向型相对应。斯普朗格继续推断每一种人格中的主导价值倾向，追踪每一种主导倾向活动领域的暗示。因此，政治人物是以追求权力为主要价值观的人。权力的实质可以理解为出于永久的或暂时的动机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别人身上的能力，通常也是指那种意愿。在科学中，政治人物倾向于用辩术来代替事实，以观念作为力量（傅里叶意义上的）。在经济学中，政治人物倾向于通过外交（diplomacy）和协商，恐吓或是暴力，或其他的政治手段来达到目的（ends）。在艺术中，政治动机导致努力通过华丽的装饰展示来给人留下印象。在社会生活中，政治动机伴随着对自我强化的强行促动，必须常常在促进一些集体的利益中伪装自己。在宗教中，政治人物就是要求强有力的人来为他服务的万能的上帝。
在发展他的政治人（homo politicus）的意象中，斯普朗格充分意识到他的“纯粹”的类型是很少存在的。大胆、坦白的自我强化在社会中几乎不被容纳，“最伟大的权力把自己表现为集体权力”，珍爱权力的人必须采取一些社会化的措施否则他就会被驱逐出来。虽然对同胞根本没有爱心，但是他必须保持对自己不屑一顾或者是对团体忠诚故作欢喜欲狂。确实，也许自欺就是规则，政治人格有很强的艺术成分，拥有华丽的想象，让个人的历史戏剧化，让所有的现实从属于雄心勃勃的计划。在我看来，似乎斯普朗格没有充分强调政治人物的这一方面，这种强大的在他自己或别人身上玩冒名顶替的能力。
斯普朗格对政治人物进行概括的要旨可用期望—方法—成功的图示表达出来。政治人物希望控制他人的动机；他的方法可能从暴力变化到欺骗；他的成功必在一些团体中得到切实的承认。这些就是对类型定义极为重要的核心关系。
自然，对这个公式做的必要的注解有很多。有时候权力饥渴的人无法满足和掐灭他们的渴望，因为他的生理素养和社会资源可能太缺乏了。我们怎么来评价结果呢？谁在主宰（wer regiert denn）？每个人都不同程度上行使了施加给他人的权力；但是在任何一个权贵阶层，如果采用目前的社会标准，总有一些是在最底层的。卧床不起的人，除了给单独的护士陪护带来压力之外，抱怨自己是个废人意义不大。接受当前的社会价值观，这样的个体可能恰好在金字塔的底端。然而，正如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常常主张自己专属于顶端，歇斯底里症患者可能在快速的环境中利用他的症状获得高度的服从，这个可能是他们所关心的全部。他们当中一些放弃公开争夺社会权势的人就会退职，他们的愤怒转化为毒刺，来对抗那种追逐外在荣耀的行为，他们也会通过展现能言善辩的成果来捍卫自己的名声和地位。
一个管理乡村的人可能越来越敏锐地意识到他无法管理县城；当他管理县城的时候意识到他无法管理省城；如此逐级阶梯似的上升。权力带来的好处可能会因为那些制约他的权力而迟迟得不到，然而伴随着更大的奴隶制的枷锁，他的灵魂可以睿智起来。因此，斯普兰格的确说，当一个人成功看破了追逐权力的心理学，就不难理解人的天性要超越对权力的追求，最为敏感的还是对他自己自由的约束，因而如此敏锐地承受来自自我的压力，比生活中任何东西都要多。因此，斯多葛长久以来就强调，自由的本质是不对他人有任何要求，完全的自给自足。支配意味着依赖，互惠关系已彻底由西美尔（Simmel）描述。[19]但是有一些人把轻而易举和漠不关心结合起来。毫无疑问从那些对某些团体有自然暗示权力的人中招募——他们拥有马克思·韦伯的克里斯玛型权威。[20]
考虑到这些涵义，斯普兰格思维的核心可能是重复的。政治人为以下在期望、方法和成功之间的关系特征化：控制别人的欲望，从暴力到哄骗的方法，以及成功获得公共认可。
斯普兰格的精辟注解拟定出的这个简单扼要的中心概念，在社会文献中最具价值。从大胆简化开始，他成功地制定了一系列的框架，赋予在所有文化制度化进程中的政治生活细节以更丰富的意义。当然政治科学的文献有各种类型的表述，就像斯普兰格尔描述政治领袖一样。米歇尔和梅利亚姆已经列举出了他们从作为一个阶层的政治领袖中找到的这种品质。康韦早已经提出了众所周知的三分法：群众镇压者，群众拥护者，以及群众代表。根据传统观点，提倡分为反动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性质，这种政治类型的界定已经遭到了质疑。[21]
在提选的代表案例材料表中，突出了政治人物的能力在专业领域或综合领域里的重要性。霍布斯是位理论家和极具煽动性册子的作者，他几乎就是一个完美的煽动演说家和策划者，就像加里森（Garrison，美国废奴运动领导人，译者注）。这种纯粹的煽动就像旧约中的先知。布丹用他作为一名成功管理者的艰苦经验给了政治学理论巨大的贡献。马萨里克（Masaryk，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家，首任总统，译者注）在哲学、社会学、自然科学、力学、组织学都取得了成功。表现出优秀的组织能力却没有理论兴趣或是煽动力的人是很少见的。一些政治屠夫和政治暴君将暴力视为一种天然存在之物（ding an sich）。决定设置一个政治职务的关键是找到哪种形式的活动对他最有利，并根据他联合其他角色的成功去修正政策分类。马克思希望在历史上留下了足迹，他希望拥有拉萨尔的一样能力，一名能够建立平台，组织情绪激愤的人群的人。但更多的是，马克思希望让自己的思想结晶闪耀光辉。他经过多年的隔绝世事和贫困交加的生活，让他的思想理论颠扑不破。与其去改变他的社交技巧，不如加强他的理论的系统性。拉萨尔是那种可以只有一个观众，组织全国（德）运动，写精彩十分的书，在社交圈子中赢得一席之地的人。马克思是那种确切地服从自己心理断言的有限的专家，知道可能到来的是什么。
表一列出了专业型和综合型的区別点。
表一
政治角色（political roles） 管理者（administrator） 煽动者（agitator） 理论家（theorist）
专业类型：
胡佛…… * …… ……
旧约的先知…… …… * ……
马克思…… …… …… *
复合类型：
哥白登（Gobden）…… * * ……
布丹（Bodin）…… * …… *
列宁（Lenin）…… * * *
其它的关系也包含其中。增加第四列抵制暴力，该表的严密性可能加大。从某个方面来讲，大部分的理论家就是煽动者，而且通常个人的风格不一，不论他的重点是放在单一方面还是其他活动特色上。虽然霍布斯和卢梭在讲演和组织上遭到了封杀，但他们所写的东西，没有任何一点点是让他们境况火上加油的原因。像汤姆·潘恩这样的人是能够在激烈的争论中剔除过激的政治理论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根据几个变量的核心关系产生的区别讨论了政治类型。这些典型的结构模型就像是一种政治类型，通过推想一系列可能发现的情况，然后阐释局面和效果图。这就是在复杂的社会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初步拟定的轮廓。对于这些印象主义方法，这是很有可能代替成为一种更加普遍的步骤。选好了一种核心基础关系，通过分析具体事例，常常可能找到与核心关系相关特征的关系。起始点可能是结构的或是功能的，当然，“裁判”、“立法者”，“老板”可能是调查对象，或者是“政治家”、“怀柔者”、“管理者”成为调查对象。我们已经一再强调结构含义和功能含义是不完全吻合的，尽管两者都是对越权的有效节制。
正常程序的大致结果是明确合作关系的政治类型。弗里茨·吉斯（Fritz Giese）的最近专著可以用于解释这些可能性。[22]这是统计在德国1914年的“谁是谁”（who's who）中得出的有效数据。吉斯只是在排除其中包括的世袭地位的人之后，他最后还剩下1万多人的名字。然后他区分出了其中33种活动类型，归纳为五种主要范畴：艺术、社会科学、心理科学、技术和实际生活。他也将研究对象进行了分类，部分是因为高端（high-grade）尤其是常规的专业成就而受到尊崇，部分是通过创造性贡献而让活动的领域得到拓展的，部分是在他们专业领域创造力不受限制的。这三类人无疑是技术性的、多产的、富于自主创新的。因为每个人都不仅仅局限于一个活动领域的，那么接下来的关系表是用来展示个人与下列活动的关系的：（a）收入来源（被人视为“面包与黄油”的特殊领域）；（b）成功活动领域（个人已经放弃原来的领域而转向其他领域）；（c）同级别的双产领域；（d）娱乐活动。个人与一种活动领域的关系表明他的人格分裂或是一种补偿功能。当一位政客执意去打高尔夫或是收集油画来放松缓解来自政治职场的疲惫时，他在该备选领域认识到一个补偿性的价值观。当他发现自己被迫适应科学调查和政治宣传的双重生活时，他正在展现主要的、相对意义上的人格倾向。有时同一个人探索的各种领域的关系实际上很相似。有时同一个个体揭示的活动领域之间的纽带确实相似，如同当一个政客写某个时期的政治史时，他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一个文人一样。有时这种关系是一种功能关系，而在这种关系中，同一个精神生物的性情就被假定为运行正常。因而，商务促进和政治是密切相关的，而雕塑与政治就不相关了。
吉斯详细的分析表明，从政的人展现出来最多不同种类的联系和背景。他提出了这个问题：考虑一种能让所有人政治立场特征化的特殊功能的天分是否合适。与艺术家，特别是与建筑学家以及工程师相比，政治人的异质性是十分明显的。确实，政治活跃分子和其他领域的多层关系表明政治生活广泛依靠这种关系来疏导人类天生的能力，例如教书、写史、新闻报道。但是有很重要的一点除外，这些是从数据中得出的：这是一群从卑贱环境中崛起并勤恳地献身于组织和煽动的政客。他们提供了一个尖锐的对照，与那些将政治生命视为运动、爱好或声名显赫的人相比。对于组织和煽动群体来说，我们可以假定为某种功能性情。
结果表明，结构方法发生问题很可能会导致在其他结构行为中功能组合重合的群体孤立。一些煽动和组织的人，在1914年人口调查中还没有从政，而且他们中部分人忙碌于私人组织中，这使得他们从来没有正式过渡到在结构意义上的政治。
另一个同样吉斯的发现并具有同等地位的结论是，与那些在自我领域内鲜有建树的人相比，在政治上自由创新的人和在其他领域内自由创新的人有更多的相同之处。吉斯按自由创新团体进行分类的方法过于模糊，无法证明只考虑一个人的结论而不考虑其建议的价值就是正当的，但是有可能他已经孤立结构上的同质团体，这抄近路通过了所有结构的阵线。
一些政治人格的研究已经意味着定量方法远远不足以取代不同点顺序排列的标准。各种反应测试希望用来发现不同政治角色人员的稳定的差异。亨利·摩尔（Henry T.Moore）就是要确定是否有这样一种气质倾向，指向保守主义或激进主义。他把激进主义定义为“一种有助于清理社会建制中的变化，特别是清除反对阶级利益的路线变化的态度”，并根据激进主义的程度或保守主义的内涵给学生表述的观点进行分类。然后他给学生做了一系列反应测试，得出下列结论：
我们的证据只要指出一些差异的内在基础。这个基础似乎不是普通智能或者情绪平稳性的差异，也不是任何在学习或注意力上普遍的优越或自卑，而是那种像更好的反应速度、休息习惯的安逸、准备就绪中果断判断、面对主要影响做出自主选择这类的特别因素，这些差异的最后一个是一种最明显的暗示……如果有人天生就有突出的弹跳和速度，而其他人更多的是拥有普通功能，那么我们很难想象，通过缓和并为了缓和过度疲劳的政府就能成功度过压力和疲劳期。[23]
佛洛依德·奥尔波特（Floyd Allport）将学生分成典型和非典型的共同体成员，发现他们对不同政治问题采取了大众立场或少数派立场。然后他对学生采用了一组测试，发现非典型的某些特征具有同质性（不论是“激进主义”还是“保守主义”的观点）。因此不但是那些“极端分子”符合，而且那些在一个假定的观点分布统一体内持少数派立场的分子也符合。[24]
考利（W.H.Cowley）在查尔斯·梅里亚姆和瑟斯顿（L L Thurstone）的煽动下，在指定情况下比较领导人。他使用了28组诸如积极、自信、天赋、情绪稳定性以及反应速度这些特征进行测试。当对同一群体中的领导者和跟随者分别测试时，他指出在一个群体中领导和跟随者是没有阶级区别的。因而他认为应当要否认领导力是特定个人的普遍素质，批评想详尽罗列“领导力特征”的努力。[25]更进一步的地毯式测试技术应用还在进行中。[26]
吉尔伯特·里奇（Gilbert J.Rich）在他研究领导者和跟随者的生理学和生物学的相关复杂变量时，开拓出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他测量了唾液氢离子浓度、尿液酸度、血液碱含量以及尿肌酸酐的排泄。刺激感应性最差的物质是酸性最轻的唾液和酸性最强的尿液。实验对象的比率是受到公开批判的，很明显远远没有应用生物技术那样精炼。[27]
我们刚才讨论的类型体现的不仅仅是一张成人人格的代表性图像。它们已经完成了一个转变：从罗列出瞬间的图像到挑选出展现将来类型的当前图像的特征。因而他们不仅是交互关系类型；他们已经推进了发展类型。当吉斯发现了出身卑微的政治人格群的源头以及接近不断的策划和煽动活动，他假定有一种普遍的发展动力，是推动这类事情的一种同质的起作用的性情。默尔（Moore）想挖掘出性情反应装置的固定影响，其他的调查研究也是为了探知产生成人性格和兴趣图像的发展因素。
几乎每一种核心和交互类型都有发展的涵义。用来概括动机的术语有动力的、遗传的、晕轮效应等意义，尽管概括模糊，但都是目前强调的。当米歇尔斯（Michels）说，“信仰的顽强力量”是一位政治领袖的标志时，这就暗示了如果一个人的调查深入到个体的青春期、儿童期甚至婴儿期，这种主导的性格特征将会显而易见。当然，米歇尔斯他本人并没有深入研究这些暗示；如果他曾尝试去找到这种特征的早期对应物，在成人层面他称之为“信仰的暗示力量”，那么这就很可疑。但是这个术语除了暗示动力之外还能够导致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查儿童行为的实证调查。从婴儿期、儿童期、青春期区别不大特征来说，很多用来描述成人性格的术语毫无疑问是不可预测的。成熟的发展型的成长需要术语的筛选和提炼，直到他们足以描述成长的顺序。发展型需要描述极端程度、成人反应并涉及由个体早年生活的重要经历而构建的为人处世之道。发展型不仅包括人格史的主观解释，也涵盖了共同产生上述形态的客观因素。
发展型的内涵可以通过检验在主要的现代性格学系统中分派给行政人的位置来阐明。汉斯·阿普菲尔巴克（Hans Apfelbach）已经使用五个维度来描述性格。每一个人都被描述成处于两个对立的范围中，有6对相对极性介绍引入到该体系中。
表二
维度 对立因素
性征（sexuality） 男性的（masculine） A
女性的（feminine） a
精神活动（psychomotility） 心理虐待狂（psychosadistic） B
心理受虐狂（Psychomasochistic） b
情绪 情绪亢奋型（hyperemotional） C
情绪减弱型（Hypo-emotional） c
道德 道德的（moral） D
不道德的（immoral） d
智力（专业的） 高（superior） E
低（inferior） e
附属因素 利他的F
利己的f
这里给出了忽略细微数量变化情况下，64类性格编组的正常排序。第一个由阿普菲尔巴克制定的组合就是简单的ABCDEF。这种性格是非常男性的、暴戾的、情绪亢奋的、道德的、睿智的和品行高尚的。在男人中，他是组织者、政客、伟大的传道士、将军之类的人。在女人中，她是形形色色的策划者，特别是政治的或爱国的狂热份子，像圣女贞德。这里应当说明的是，术语“男性的”和“女性的”不适用于相互排斥的情况。继承魏宁格（Weininger）和弗利斯（Fliess）的传统，这些术语用来划分在同一人中不同比例的性格。[28]
政治人出现在荣格（Jung）系统中基础方案的各种交叉点上。在荣格的分类体系中，基本划分是在精神能量（力比多）朝着对象向外涌流（外向者）和力比多向内涌流（内向者）之间。前者对周围的世界充满情感联系；而后者主要集中于他们人生经历的个人阐释。除了基本的动力关系，荣格又参考了基本的心理要素：思想、感受、感情、直觉，建立了子分类。这些要素有意无意地和其他要素之间相对抗。因此，当思考在意识中占主导地位时，感受就受到压制；反之亦然。我们将直觉当作一种本能的理解力，一种特别依靠无意识的性能。根据这些基本构件此消彼长的优势，荣格构建了四种内向和外向的特殊类型。
某些显著的政治类型属于荣格划分的外向型思想家的范畴。这种人努力将自己全部的生命活动与智力推断相联，最后的诉求总是从客观数据中产生，不论是客观事实还是普遍有效的理念。通过他的理论范式验证好坏：所有与范式格格不入的就是错的，所有与范式相对应的就是对的，而与范式没有确定联系的则是偶然的。正好外向思维型是他范式中的子分类，他想将所有其他类别也归入其中，作为一种普遍灵感的一种表现。他的道德准则是不能容忍有例外出现，于是强行让所有情况符合这种方案，“应当”和“必须”大量出现在他的策划中。如果实行的范围足够大的话，荣格强调外向型思想者将发展成为改革家、公共积怨的宣泄器、宣传家。但是他的范式越死板，越有可能成长为一个空发牢骚的人、一个狡猾的投机者、一个自以为是的评论家。
许多政客印证了荣格给出的外向型、直觉型的普遍描述。从已往的价值观来说，凭直觉的人是没有吸引力的；不如实际的人有吸引人的可能。他执着于新的对象和雷厉风行的做事方法，但当它们的暗示就要显现时，他只是冷酷地放弃了它们。这就像是初升太阳产生的不可抗拒的磁力，点燃了他的想象力和指导了他的活动。因为升起的太阳和斜阳没有激情、没有特殊的敌意，而只有冷漠。这里只有温和的发起人，他感知到了未来的曙光和从项目到工程的速度，但当项目被接受和蓝图完成后，他对惯例和细节就很厌烦。[29]
阿普菲尔巴克和荣格的类型是以一小部分反应机制为基础的，我们假定这些机制在不同程度上对人格成长产生影响。这些“机制”类型可能包含许多有用的引导（leads），但是离析这些假想机制的方法论问题还没有解决。当从连续的成长期来看的时候，成年期的“沉稳”反应可能一点也不沉稳。这些“机制”类型似乎鼓励以无休止的生活史详细报告为代价的分类探险。由于已阐明了的原因，对于社会科学来说主观史是最重要的；任何对“机制”的过分好感都要谴责，因为这个机制将详细描述个人记录的重要性降到最低。荣格和阿普菲尔巴克对于个体发展的主要时期谈的很少，从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涯上转移注意力，这个生涯在连续的阶段中被结构化。
在我们概括我们关于政治人的发展概念之前，让我们转回到弗洛伊德的工作上面，因为这种方法能使他与主观顺序保持近距离接触，并且能够使用在人格发展中有关动力结构的连续阶段的分类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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