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理学与政治-人格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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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会记得,弗洛伊德对创伤经历的迹象搜索引导他发现了无论是健康人格还是病理人格,各种无意识的动机都在同时起作用。这个追求促使他进一步地研究。弗洛伊德感到不得不构造一个展现人类人格典型遗传发展特点的示意图。其前提是对个案的非常深刻透彻的比较研究,并植根于经验观察。弗洛伊德总是离不开他的数据;无论他的想象翱翔多远,实际的临床经验都是他这次飞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个成熟的人格能量可以被视为在3个方向上分布:在社会化冲动的肯定表达方面,在非社会化的冲动方面,以及在维持和抵制非社会化冲动阻力的方面。这种提供给婴儿能量表达的原始形式在很多方面与人类的交往要求不相容。如果他要人疼爱,避免不适和疼痛,那么婴儿就要放弃许多原始的满足形式。他必须建立一个代表社会需求的自我。周围的成年人对他进行威逼利诱,让他将他们的需求写入他的法律。良知是对反社会的冲动施加限制的内心环境。在婴儿和儿童的成长中,他通过消除自身冲突的痕迹来避免与环境的冲突,并扮演自己的保姆、母亲和父亲的角色。他学着去控制自己的不良情绪,遏制自己的凶残肆虐。通过接受主要的社会化冲动他完成了个性的重头戏。

    但是这种为探讨人性而纳入的社会需求进展的并不顺利,也不能够消除原始心理结构,这种心理结构在走向成年的过程中被发展和明显丢弃。大量的个体能量都耗费在阻止未经调整的自我冲动进入意识和公开的表达。对个体在24小时内行为表现的仔细审查惊人地显示了个体被最基本的心理结构控制的程度。疲劳瞬间、剥夺瞬间、不负责任的遐想瞬间,所有这些都背叛了同化成人真实世界的存在趋势。

    弗洛伊德通过在实际临床工作中遇到的、他一开始就用相对温和与严格的术语描述的逐渐普遍化的现象建立了他的人格发展概念。他通过强调性在某些神经病病因中的作用开始了他对心理学的最初贡献。他发现各种病理条件和发育异常都很明显地归咎于性整合上的某些不足。这种强调性调整是健康成人期必要的先决条件的说法遭到了很多的反对,以至于弗洛伊德的精力都用来维护和阐释他的立场。现在,性功能在本质上是一种物种功能,它强调在人类个性代价上的生物一致性。像“人格发展”这样的主题,需要个性的综合理论,而弗洛伊德并没有发展出这种理论,直到他与阿德勒分裂,阿德勒承认个性化的驱动作用,而否认了弗洛伊德的许多被忽视的“自我本能”理论足以支撑一个全面的理论系统。

    弗洛伊德的神经症—性—人格理论的故事是以他的最早的独立的心理学贡献为开端的。在弗洛伊德之前的许多临床医生已经对频繁发生的、由性疾病引起的神经性疾病有深刻的印象。在他进行催眠时,弗洛伊德特别感到震惊的是性发作参与致病实验的频率。弗洛伊德现在继续概括神经症中的性因素,并宣称神经症有一种使性生活偏离的功能。

    弗洛伊德在防卫概括理论方面用两大武器来武装自己。第一个是他在让他的病人说出心声和治疗典型性的病例时所积累的经验。他在解释其他人表面上把某种东西作为其他东西的变相代表方面获得了一定的便利。因此,当弗洛伊德面对不是很典型的性病例时,他感到自己能够将非性的因素视为性的象征性代表,并且通过他坚持的更深入的研究过程来提供连续的事实支撑,从而证明自己是对的。不用说,那些没有在弗洛伊德得出的观点上经历转变的人们,似乎被他有意无意地疏远了。

    弗洛伊德第二个依赖的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性理论。人们对他的神经质性学理论大加嘲弄,而他对这种嘲笑无所畏惧。通过追溯青少年从婴儿到孩童成长过程的生活,他拓展出一整套的性概念,并把战火引向了敌人的阵地。

    乍一看,他告诉他的对手们,“性”意味着他们用别的名称来命名的所有东西,这或许是一个低成本的、辩证地反驳对手的好方法。弗洛伊德的《性学理论的三大原则》(Three Contributions to Sexual Theory)运用高超的修辞技术,通过其天马行空的想象,清晰明确地勾勒出儿童成长期的各种特征与健康模式以及保护成年人的性倾向三者之间的联系。通过对生物间有效交流的仔细分析发现,生物体之间的交流其实是一个由许多动作组成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包含了一位异性伙伴。而其关键的特征便是一种持续增强的紧张,直到迎来那个爆炸性释放的临界点,接着便是精神上完美的放松与愉悦。男性必须有足够的性虐待倾向,冒着伤害女性的风险把自己的阴茎插入女性的阴道。为了增强这种临界张力,性伙伴一定希望尽情享受各种前戏,这些关键部位包括了舌头、嘴唇、乳头以及身体上所有的性感部位。

    通过对比这种已完成的有明确性行为的模式与婴儿、孩童早期活动之间的细节,弗洛伊德做了一系列的类比。孩子们热衷于演示各种姿势,把他们的性器官展示给别人看,并且以性偷窥为乐;但弗洛伊德深入研究了孩子们的性倾向。儿童学专家通常评论那些看护的男孩经常出现的现象,包括阴茎勃起以及即使不饿了,也要求再吸一会儿奶。饥饿—看护—平静放松是前后相继的一般模式,伴随着性动作的隐喻。弗洛伊德暗示人们,对护理模式的检查揭示了孩子的愉悦要比眼前的生理需要大得多。弗洛伊德认为这种过量满足实则是性本能的原始表现,它并不是随着性器官的成熟而突然出现,而可以认为是一个成长过程,就如同把局部成分融入到一个复杂的化合体这个常见的生物学过程一样。

    性逐渐产生异化,因为一开始孩子们并没有认识到性的含义。人类是两性动物,这个概念是弗洛伊德从威廉·弗利斯那里部分保留下来的。在家庭经验的范围内,特性逐渐显现。孩子通常被异性的那个家长所吸引,但他太弱小了没有能力成为爱的对象。因此,太过强大无法杀死也无法避开的那个父亲,为他的儿子所仿效,将他的力量吸收进自己的人格中。父权的压制以及母爱的情感,产生了俄狄浦斯情结。孩子通过自己扮演父亲角色的冲动来实现自我社会化。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性潜伏期”在孩子四至六岁时出现,直到孩子已放弃了与父亲的早期性争夺。对父亲的恐惧(那种“阉割情结”)使得孩子渡过了成长的俄狄浦斯期。

    现在,弗洛伊德明确指出了很多的困难,无论何时,只要无法成功地把部分现象与性本能联系起来,这些困难就会出现。他把同性恋、心理性冷淡和阳痿、暴露癖、性施虐和性受虐倾向、窥阴癖以及许多还没有定义的变态行为联系起来。有时,个人会被遮蔽的性意义的想法所困扰,有时他在生理症状方面放纵自己,而这具有相似的无意识的价值。第一个是精神官能症,第二个是歇斯底里症。

    弗洛伊德对儿童的性的强调,以及对胁迫的社会化的强调,用革命般的暴力打破了包裹在幼儿周围的文化伤感。诗人笔下是这样描写儿童的:

    并非完全的忘记

    并非完全的赤裸

    但是,我们确实遇到的云彩过后的金色轨迹

    来自我们的上帝

    天国欺骗了还是幼儿的我们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以描写儿童形象的视作著称。引者注)

    弗洛伊德式的孩子则是这样的:

    在某种意义上,孩子在人生的某一时期或者其他时期,是自我淫荡的、自恋的、有暴露癖的、喜欢扮演“男性偷窥者(Jack the Peeper)”、乱伦的、弑父的、同性恋的、拜物的、有性受虐和性施虐倾向的。

    早在1898年,弗洛伊德就开始详细阐述性欲是在一出生时就有的这一观点。但是直到1900年,在《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这本书里,他写下了“然而,儿童对性欲一无所知”的脚注。随着对他的性理论的详尽阐释,弗洛伊德开始较多关注于修正和他朋友的辩论,减少了与精神病理学同事的争论。1903年他建立了一个圈子。在先前的小组中,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和斯特克尔(Wilhelm Stekel)注定得到随后的关注。直到1906年,布达佩斯的费伦齐(Ferenczi)和苏黎世代表团——知名的布洛伊勒(Bleuler)和其助手对其产生兴趣和热情。1908年在萨尔茨堡(Salzburg)举行了会议,而且在1909霍尔(Hall)邀请弗洛伊德到克拉克大学演讲。1910年一个国际协会在纽伦堡成立,精神分析的制度化趋势呼之欲出。

    弗洛伊德与阿德勒的第一条裂隙出现于1911年。无论何时,阿德勒都强调“男性反抗”是人类应对任何情况的动机,并从中发现自己。个体专注于克服缺点,如身材短小、遗尿症、丑陋和其他缺陷;他主要的动机是区分出自己,而不是展现自己的生物机能。

    阿德勒代表了目前其他一些不同意弗洛伊德的人。弗洛伊德被迫强调反社会动机是人类的天性,而阿德勒很少持有霍布斯式的观点。在阿德勒理论体系内,“社会感”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当个体违反了个体适应的“社会效用”规范,自卑感接踵而来。心理治疗在于将这种解释带给不适应的人,让其放弃无用的社会控制手段,并允许他的“社会情感”更自由地表达自我。阿德勒的疗法表明,他代表了一种教育—伦理的习惯性行为,反驳了弗洛伊德对于科学的心理分析的训练作用的否认。弗洛伊德一再重复,心理分析医生的工作就是让病人自我暴露的,并让他的病人设计出其适应现实的特殊模式。阿德勒想给病人一个思维的大致方案,并让他在满足天生的“社会情感”方面有所实践。

    阿德勒同样也是反对弗洛伊德思想风格复杂性的代表。或许这样说可以更好地得出他们的区别:弗洛伊德是从症状到意义出发,然后从意义到其它意义,从其它意义再到条件。这种分析在于揭示意义的最终环节针对的是特定对象。珍妮特(Janet)从未完成这个过程而且阿德勒也半途而废。阿德勒以症状为起点并尽可能直接地与条件相联。他书中对病例的简洁刻画比比皆是,“象征性”材料则少之又少。运用他的定向原则,他把注意力直接转向患者社会关系的温情重建,并挑选出个体通过反社会的或就个人而言无济于事的方法试图加以掌控的一些问题。阿德勒观察结论如“常识”般的简明扼要,这使得在学术圈内他被弗洛伊德利用外来术语和精细的解释系统所压制的学说备受赞誉。

    在阿德勒的长期打击下,弗洛伊德开始拓展其粗略的自我理论。起先弗洛伊德倾向于说阿德勒并没有对自己的理论有所补充,因为他已经同时谈及了自我本能和性本能。这样的解释几乎无法令人满意,自我并没有在弗洛伊德的理论系统中找到一个合适的安息地,直到他提出并详细地阐明了自恋(自我之爱)的作用。这“挽救”了性理论,它使得自我分析成了精神分析主要感兴趣的一个问题。重点建立在这样的事实上:当个体的力比多朝着对象向外流动时,当这种向外流动遭遇障碍或剥夺时,力比多会调转方向指向自我。这样自我的过度力比多化(libidinization)致使随后的适应现实非常困难,而且许多人格变异和形成也可追溯到这种发展扭曲上来。

    弗洛伊德和荣格在1913年的分歧相对于以前的分裂来说,对人格理论而言没有马上显现出重要性。和阿德勒一样,荣格承认了性倾向的作用;但是荣格较少借助假定一致的自我本能来实现它的目的,而是调用了一个包括性、自我动机以及许多其它补充的表现形式的兼容并包的能量概念。荣格再次与阿德勒并肩作战,通过假定在无意识中的道德趋势来挽救人性。像阿德勒一样,荣格坦率地建议和训练他的病人。荣格两条有特色的创新路线关注的是梦的解释和人种学的应用。荣格为了揭露“种族无意识”而拓展梦的解释。通过使用传奇素材和梦境材料,荣格着手降低性的诉求,并要证明俄狄浦斯观念有限的适用性。

    弗洛伊德在一个重大场合遭遇攻讦,他重整旗鼓在《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中为自己辩护。他通过大加描绘弗雷泽(Frazer)在《金枝》(Golden Bough)中的人种学概述来证明俄狄浦斯情结的普遍性,在得分超过了依赖传奇材料的荣格。这是弗洛伊德对系统的社会理论做出的第一个贡献,而且引发了对那种关联的深思熟虑。从人格理论的立场出发,或许那些最有价值的文章是描述婴儿高估思想——正如一个病人用短语表述为“思想万能论”——的文章。

    多年以后,荣格又一度自己独立设计出他的人格类型分类,大大增加了该领域的大众和技术兴趣。这反过来又激发了弗洛伊德的团队去发展一个正式精神分析的性格学。在这项任务中,他们通过一些早期的和弗洛伊德的交流来帮助他们,在这些早期交流中,弗洛伊德注意到了一些性格类型在他的实践中会偶尔遇到。这个文献会被提到,它与马上要讨论的个案史有关。

    至此,弗洛伊德和他的学生(包括斯特克尔和兰克)的其他分歧对于人格理论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意义了,尽管兰克(Rank)的社会学兴趣可能已经萌生,既然他远离了雇主的眼前利益。

    弗洛伊德固执地坚信性这个术语,拒绝了用包含较少限制涵义的一套术语来取代它的提议,他在1926年耍了一个聪明的伎俩,并建议把人类活动看作是生死两种基本本能的表现。生命在于积聚能量和释放压力,概括起来说就是,我们拥有生和死的动机。[30]

    假设我们放下人格分析理论的深入阐述,按照这些概念设置一个描述政治人物发展史的普遍公式。最普遍的公式要包括三个条件。第一部分,p,代表个体的私人动机,因为这些私人动机与他们的家庭坐标以及早期自我有关,在早期经历中培养并形成。我们可能偶然看到,早期的心理结构在依次过了婴幼年时期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在人格方面仍起作用。对政治的明显憎恶表明,我们可能发现,最重要的私人动机就是一种压抑的而功能强大的对权威的仇恨,这种仇恨已经表现在你的部分表情中以及对父亲的反抗中,至少是在男性把生物祖先和社会学的父亲相结合的父系社会中是这样。

    第二个部分,d,在这个公式中描述的是从家庭对象到公共对象的私人动机的转移。这种受压制的弑父心理可能已转换成对国王或资本家的仇恨,他们作为社会的对象,在共同体产生之前和共同体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家庭中父亲的和谐关系实际上可能取决于从私人到公共对象的仇恨的成功倾斜。

    第三个符号,r,表示公众利益方面转移的合理化。资本家对无产者冷酷无情的剥削或许是个体对待资本主义态度的合理解释。

    最普遍的公式:p} d } r=P表示的是充分发达的政治人的发展事实,在这里p相当于私人动机;d相当于转移到公共对象上来;r相当于公共利益的合理化;P相当于政治人;}相当于转换为。

    这个p是政治人和每个人共同分享的。差异的产生首先在于对公共对象感情的转移,以及在以这种方式塑造人生中有机会表达这些感情。非政治人可能觉得自己侵犯了兄弟或者与他有联系的每个同事。他的心理可能为对特定人或爱或恨的个人幻想占据,我们或许很少详尽阐释他的意识形态领域(对政权、教会、人的尊严的态度)。他是直接环境中的落网的苍蝇,他为面对面的现实世界而斗争。当这样的人将自己的感情转移到正好是一个公共对象的人身上,这无法让他成为政治人。想要杀死碰巧凌辱自己姐妹的国王不会造就一个弑君的政客;还必须有一个在普遍利益转移方面间接的细节描述。合理化最终完成从私人动机到公共行为动机的转化。确实,私人动机可能完全从政治人的意识中消失,他可能成功获得他观点高度的客观有效性。在这个“理想”个案中,这已经远远超出了私人动机,这种导致最初承诺的私人动机眼下并不太重要。

    转移与合理化依靠什么?毋庸置疑的一般回答是,特定公共对象的选择依靠个体在关键的成长期由个人环境所提供模式的“历史”偶然性。据可靠预测,有政治传统的家庭比没有政治传统的家庭产生了更多的政治家。但这个很宽泛的结论不需要个体实例的深入调查技术来支持它。如果个体的精神病理学方法值得费心,它一定揭露出大量相对生动的让个体愿意采纳的详情。我们暂时可以断定,生物学成长的青春期与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一致,可能是面对无形的环境态度最快明确化的那个时期。

    如果为了揭示他们发展史上明显的不同去调查有点同质的政客群体,我们更有希望弄清这些细节。煽动者是第一个值得特殊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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