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第一个要选用的是A先生的生活史。这是一个没有“结构”的个案。A先生没有意识到精神病理学的重要性，从未请教过神经科医生、精神病医师或者是“神经医生”。他起初不情愿作研究对象，但后来全身心地接受了对一个明显不稳定的人所做的全面、亲密、不带个人情感的详细检查。既然我们的案例材料大多都是来自患病人群，A先生参看了很多自认为自己非常正常的人的生活履历，并立刻发现了这门不断进步的科学的好处。
A声称要去一个煽动者无用武之地的地方。当美国进入世界大战时，他由于坚持和平主义立场而被迫辞去职务。他先前曾以社会主义者身份参与竞选国会席位。在神学院被怀疑是异端的他观点变得越来越激进，并最终被一个教派驱逐。先前他曾是一个不断抨击市政腐败事件的城市改革组织的干事和首席发言人。他逐渐相信，只要在这个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盛行，“白领改革”就徒劳无功，并且不久他就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了宣传工会组织和社会主义的事业中。
道德说教者、社会主义者和反战主义者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他会为了公共利益而勇猛好战。热情和真诚的A先生演讲流畅，他的演说充满了攻击性的词语、讽刺性的热嘲和刻薄的旁敲侧击。他坦言自己带着毋庸质疑的热情“哗众取宠”，他非常享受接受邀请在保守的听众面前发表以社会和经济为主题的演讲，并通过宣传“有组织的买卖和有组织的犯罪大同小异”，“腐败和资本主义密不可分”，“资本主义依赖市场，市场从本质上来讲依赖于权利，而权力则意味着战争”，因此战争是资本主义体系必然的产物，这些观点都使他们感到震惊。
戳穿名人编织的逻辑线索是A先生引以为豪的一个能力。他给著名的福音书传教士写信提出异议，声称从他们所写的部分内容中可以得出“任何战争，包括最后一场战争都是错误的”这个结论，并要求他们公开忏悔，承认他们因为受到反基督战争的歇斯底里症困扰而懊悔。
他相信正当理由是人类的希望，科学这个名词在他心里的地位被大大提升。他乐意将自己的生活史摆放到科学的圣坛上，并以科学的名义忍受回忆大多数人都想忘记的个人经历的难堪之感。
后来的A先生以强烈的信念重新界定许多他早期的观点。因而他所坚守的和平主义使他站到了他认为对他表达真相的行为感到愤怒的政府的对立面上。A先生热烈拥护个体反对政府插手事关品位和良心问题的事业，并进一步了修改了他早期热衷的禁令。
尽管在公共演说中他是吹毛求疵的、非难指责的、大加训斥的、目中无人的，但在面对面的交流中他是真挚而迷人的，不再让人感到敌意的存在。他的双眼中闪烁着幽默的光芒，给人以温顺的、负责任的、焦虑不安的形象。他的语速和手势都很快，他的举止敏锐而紧张。
A的身材倾向于瘦长类型，就像沃特海默与赫斯基思（Werthenmer and Hesketh）从克雷奇默（Kretschmer）对身体类型观察成果中构建出的那样[31]。他明显是瘦长身材那一类型，但是令印象主义观察者印象深刻的是他既不高也不矮。双腿修长得不符合身体比例，肩膀、髋部、膝盖和脚踝处的骨骼都很凸出。瘦长的脸被塑造得十分精细，凡·戴克（Van Dyke）式的胡须为他增添了严肃而独特的气质。胸部平平，肋骨内凹。他笔直的姿态似乎是对偏向于学者般佝偻屈膝的一种补偿。在生命的中期和中后期他被肠胃失调所困扰。
作为一位贫穷的乡村牧师的次子，他和略比他大一点的哥哥成长于一个经济条件很拮据的环境中。A的母亲在A最小的妹妹出生后撒手人寰，他们由父亲和相继接任的老管家照顾，对于这些管家，他们的印象很浅。A和他的哥哥去了一个旧式的没有划分年级的学校学习，虽然他们年龄不同，却同时进入学校，所以较小的弟弟也就不用单独留在房子里面。
从很小的年龄开始，A就对他哥哥产生了敌意，并且对自己充满了优越感。不清楚什么原因，学校的孩子取笑他哥哥是传教士的儿子，但是并没有取笑他。A比他的哥哥更加机敏一些，他能够轻松地爬上树，摆脱纠缠。他很自豪自己更够做一些哥哥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而且他的哥哥有点怕他，他记得好像曾经听到过他哥哥告诉别的男生不要理A，“因为当他狂怒的时候，他会打我”。
大儿子闹出点儿出格的恶作剧都有父亲管教。一次，父亲离开房间去打电话，并且叮嘱他们不要走出房子。但是他们想出去。父亲发现了房子外面雪地上的脚印，给了哥哥一记很响亮的皮鞭，但A却免受惩罚。小儿子毫无疑问是受到疼爱的。父亲总是责骂大儿子的呆滞，却因为A能够轻松通过他的测试感到自豪。
事实上，A在学校就已相当出名。他曾经的一位大学老师对他父亲说，A是一个才华横溢并且大有希望的年轻人。当一个亲戚写信告诉将安排他必须接受大学教育时A非常振奋，他要向他的叔叔表明他是一位值得培养的成功者。这个叔叔是一个很有名的教授，他曾经写过很著名的哲学书籍，在家族中被视为英雄般的人物。
直到他们进入青春期时，他们的父亲还一直和两个儿子睡在一张床上。从他记事时起，A就发现尽管哥哥的触摸很让人讨厌，但父亲的触摸却很和善。A因为争夺父亲的宠爱而产生的对哥哥的敌意，在他早熟的哥哥进入青春期并开始通过某种途径发泄时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理由。他们身为牧师的父亲被吓坏了，因为他把这看作是手淫的象征，而手淫是罪恶的，危险的。[32]当他以为A已经睡熟时，他会严肃地对大儿子讲明手淫会带来的可怕后果。有时候这个儿子在早上醒来会发现夜里自己已经遗精了。他会忧伤痛悔的向他父亲低语，“我完了，我又做了这件事情！”而他父母则会惊叹道：“哦！”不久这个男孩就被送到了医生那里，那位医生似乎已经缓解了他父亲紧张的情绪，并且稍稍安慰了这个孩子，告诉这个孩子他的男子气概并非无可挽回地失去了。有关手淫的黑色传说在村庄里不停地传播。据说邻居中有一个傻子就是因为手淫而变傻的，还有村庄里的一个单身汉也是因为深受这种罪恶行为的困扰而精神失常的。
A听到了这些谣言以及父亲和哥哥的夜里谈话，就推断那些不祥的事情都与自慰紧密相联。他为给父亲带来痛苦的哥哥感到羞耻，并且暗下决心永远不让父亲失望。一个念头在他心头挥之不去，可以想见用圣经结束语对他父亲盖棺定论时，头发斑白的父亲在羞愧中离世。他决定永远不重蹈他哥哥的覆辙。
这一次，A的哥哥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他突然从一个迟钝的小伙子变成一个慷慨激昂的宗教狂热者。他充满戏剧性地皈依了教会，并战胜了因为自己个人不公而招致可怕惩罚的无名冲动。在这个过程中他一直严格遵守着青春期的模式。青春期是声名狼藉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肉体”的诱惑增加，而且当许多青年受到“动物性的”冲动的折磨时，他们就开始通过接受社会宗教仪式提供的仪式模式来逃避罪恶感的烦扰。与“低等欲望”（low desires）截然相反，处于青春期的人充满了太多的远大理想以至于青春期是每个离经叛道者四处猎取欢乐的阶段。
当A开始自慰时，他沉浸在忐忑不安和自责之中。大约在15岁的时候，一个以为他已经睡着了的男孩拨弄了他的生殖器，导致了一次射精。在这引诱发生的过程中，他沉浸在邪恶的快感里，而这更增加了他的罪恶感。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他对教会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他很快克服了手淫，但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他还是经常与反复无常的意念的冲动和性欲思想作斗争。在梦中他经常看到大公鸡和母鸡在他的旧房子前交配，而这一场景的反复出现正是他早期对性的好奇心的一种象征。他的许多梦都运用了一般意义上的两性语言。有时他在努力穿越一个有很多蛇的峡谷，有时他则是赤裸的走向一个他永远不能完全实现的目标。女性裸露的身体通常是受到压抑的，尽管偶尔会出现。
他离开了那个他父亲极力维持而只能获得微薄薪水的农场。A的一个姨母坚持认为这个孩子必须接受良好的教育。她对这个前途光明的没有母亲的外甥抱有很大的期望，而且给了他很多关爱以充实他的生活，这弥补了他缺失的母爱。A从小就经常到他姨母家里去。A和她睡在一张小床上，而他对于女性身体的好奇也在偷窥姨母早上洗浴中得到满足。姨母有一个成员很融洽的家庭，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和他们住在一起。虽然离开农场时他就营养不良，但是在这儿他补充了营养，变得越来越健康。他积极参与教堂和一些邻里之间的社交活动。
A早期时表现出的聪慧并不仅仅是昙花一现。在高中他是最有才华的学生之一，并且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为自己增添了智慧的光环。他决心做出优异的学术成绩，也在这么实践着，并且以班级第一的优异成绩完成了他的四年大学生活。
随着时间的流失，他开始对目前的很多社会环境的信条产生怀疑。在高中的时候他就曾被委派去做恶棍的辩护律师并在关税辩论中为自由交易辩护。随着他阅读面的扩展和思考的深入，他愈加坚信自由贸易的合理性。他的亲属们无一例外是主张高额关税的共和党人，而他的观点更多的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诉求。A转向支持自由贸易促使他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A记得自己第一次宣布这种异端思想的时候，他的一位姨母猛地把椅子从桌子旁推开，用恼火的难以置信的责备语气大叫，“我妹妹的儿子竟然说这样的话！”他的大学生物课程促使他发生了更大的转变，他和他的一个具有传统思想的传教士叔叔展开了长时期的争论。A开始渐渐感觉到，聪明才智意味着会与像自己的亲属一样的中产阶级产生意见分歧。
迄今为止，他违背常规的行为只是严格地局限在一些特定的领域之中。在学院他是祷告会派的一员，他的会友主要是一些严格恪守禁欲原则，远离酒精、烟草、强硬语言和女人的初级神学博士。一个很鲁莽的年轻人嘴里叼着一支烟进入房子里，但是很快就将烟从嘴中吐了出来。在大学，A参加了他的第一次强制执法活动。A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国家禁令没有被严格遵循，因为他搜集了大量指引他前往小镇上的“药品商店”或是其他一些类似机构的路线图。“茶”在酒吧里经常会被客人点到，而且会有人喝茶。基于此，A建议执法会在这些地方张贴海报以正视听，于是引起一些震动。
就在大学毕业前夕，A和一位自己特别喜欢的教授进行了一场谈话。教授询问他计划做什么工作，A说想成为一位牧师，教授说他在教书之前曾在教堂讲道坛工作，他至少明白了一个道理。每一个理智诚实而独立的人迟早会发现自己对自己的教义产生了质疑，而且一个痛苦悲伤的阶段会接踵而来。一个聪慧的正直的人永远不会放弃追求真理，即使他的生命和家庭遭到了威胁。但是当这个充满怀疑的阶段到来时，他劝告A不要轻率地放弃自己的工作。他自己坚持过了充满折磨的六个月，而在这个阶段中他一直处于想要放弃一切开始从商的边缘。但是最后他得到了一个能让自己甘心为之而战并严格遵守信奉的信念。他强调说：“我宁愿画地为牢也不愿意去宣传我不相信的东西。”这段谈话令A印象深刻，并使得他开始将怀疑当作是睿见和正直的标志。
他生命中迄今为止还未曾对目前境况中严密而简单的神学原则表示直接怀疑。的确，他未曾遇见任何一个人质疑过它。仅有一个情节有点让他不安，并且留下微小的创伤。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在主日学校的老师是一位比他的同龄人自由得多的年轻的神学教授。有一个男孩竟然在课堂上对圣经的权威提出了疑问，而老师不带一丝尴尬情绪地回答他说，权威不应该是建立在盲目的信仰之上，而是应该建立在明确的事实之上。“如果圣经告诉你，杀了自己的父母，你就不会这么做。你一定不会做这样的事。圣经的正确性在于它被所有堂堂正正的人的经历证明是合理可信的。”
神学院的第一节课是关于圣经的权威，教课的是一个很自负而且傲慢的人。A是一个习惯以惊世骇俗的观点标榜自己特立独行的人，他开始挑战那些已被接受并机械地背诵的几个命题。他最主要的观点是权利基于事实而不是信仰。令他痛苦不安的是，他背负着聪明不可一世怀疑正统权威的暴发户的恶名。他先前的主日学校的教师是众多大学老师中的一员，A写的一篇关于圣经权威的详尽的阐述了争论的主线的论文是他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有好多次都是A的这位老师一再的求情才使A免受惩罚，甚至是免受开除。
由于对他父亲日益增加的不满，这个年轻人在被安排接纳严格神学训练时并不太严肃。A和他的哥哥感觉到有义务每年夏天返回农场帮父亲做农场的工作。他们的父亲很高兴孩子们能够加入到他的工作中来，但是问题永远不会轻易离去。父亲迫切地强调他做父亲的权威并且随意地批评他们。父亲的大多数不满通常是针对老大的，但也有一部分转向了A。两个儿子都觉得不自在，并开始将父亲的粗鲁与城里的牧师相对比。父亲粗声大气，用陈旧的俏皮话自嘲。他固执的尊严简直有点可笑，即使是在最炎热的盛夏，他也会穿着羊驼毛外套下地干活。
在神学院的社会生活完全令人满意。学生们受到了当地教堂少女们的热烈欢迎，并且有一些人甚至订了婚。A在那的职业生涯中曾向两个女孩求婚，但都被拒绝。他在大约一晚上的忧郁之后很快就恢复了良好的精神状态。第一个女孩是他认识许多年的亲戚，第二个是这个家族的一个亲密朋友。双重失败多多少少使他的尊严受到了伤害，并且使他下定决心要在这个世界上扬名立万。
A的第一次教堂集会是在一个小城中一个比较贫困的地方举行的。A相对于教区居民而言拥有毋庸置疑的高智商，他发现，如果一个没受过教育的家庭妇女对他信仰的正统产生怀疑并且说三道四的时候，他是很容易发怒的。三年后，他辞去了职务，因为他无法容忍别人对他的思想进行无情而直接的批判。回顾这段经历时，他感到自己太过草率了。
在第一项指控中，A开始成为媒体报道的好材料，并赢得了一个“煽情家”（sensationalist）的名声。他组织一个法律与秩序联盟（Law and Order League）来规整罪犯和警察。他讲道的时候总是很猛烈地抨击那些违法者和懦弱的公职人员。所有这一切让他觉得生活有滋有味，也唤起了他为世界做一些真正事情的想法，因此他降低了要求，成为了他的主日学校的老师目前所在的著名大学的教员。
A的新牧师团是一个大城市里的劳动人民。他马上因官员没有执行相关法律而追逼他们。他还带着突击队来到最大的赌场，并向警方检举，让警方强制关闭这些赌场。他的观点中开始出现更新的批评，他所在教派的管理当局要求放弃或改变观点。但他拒绝改变主张，他立刻被邀请到合乎伦理的社会民众面前做讲座，在那里他的言论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尽管引起了很多注意，但是因为社会过度的贫困，他贡献出了自己收到的一小部分遗产，毫不考虑自己的未来。
在这些令人激动的麻烦事中，他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并且加入到了社会党中。自从他记事时便深深地同情那些生活在困难中的人，于是他将自己的选票投给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布莱恩（Bryan）。当他出来了反对对海伊马基特（Haymarket，一个汽车炸弹爆炸案，译者注）嫌疑犯的“司法谋杀”时，在这段无政府主义者歇斯底里期间，他喜爱的学院教授失去了他的工作。A被一个不计个人得失支持他的独立规则的人深深地感动了。社会主义最终折服了他是因为，他确信在经济民主实现之前政治民主是不能够实现的，而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业中的基本民主。充满手足情谊的民主原则一旦被运用到这个劳工世界中，很快就会主宰各种公共关系。
他的新的信仰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煽动和公共宣传的领域。他参加了一个小社会主义者社团，不久便在国会中成为竞选人。这场由他指挥的如同旋风般的运动，席卷了众多地区并使他获得了极大的乐趣。
A最终和一个与他相识多年的、很有能力的、母亲般的学校老师结了婚。而这段婚姻直到这个女子的父母去世都一直受到她父母的阻碍和强烈反对。当他还是一个单身汉的时候，他就知道所有的女性都不想嫁给一个牧师或者是成为一个家庭主妇。一位结了婚的妇女成了教堂里最主要的劳动力，并热情地向他保证“我为你全天服务”。另外一个他几乎不不认识的女人来到了教堂学习，并宣称他们必须马上结婚来“结束双方这种可怕的痛苦”。但是他从来没有觉得有任何的痛苦，在这方面也没有什么想法和兴趣。他认为妻子是被保护的对象，但是来他这里毛遂自荐的女性都太过普通以至于在原则和快乐方面都会要节制。
许多年以来，他的脑海中都存有对性无能的恐惧，他耻辱地发现最初的他并不能达到性高潮。在他将近50岁的时候才第一次尝试性交。事实上，他从来没有进行过手淫，他的烦恼是典型的，而他们的困扰也很幸运地被证明是暂时的。他后悔没有在结婚之前请教过一个医生，而直到他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他才开始不再紧张。
结婚不久后，他发现他的财务来源就没有了，并且有必要停止演讲而去寻找其他的工作，直到有合适的团体需要他的服务。当欧洲爆发战争的消息传来时，他以他一贯的热情来评价这场战争，他曾经读过一本宣传克鲁泡特金学说的书，克鲁泡特金认为进化过程的关键是合作而不是竞争。战争是不合理的，因为他违反了互助原则，而且战争是违背上帝信仰的，战争是兄弟相残阋于墙内。当美国参战的时间越来越近，有人说他直言不讳的做法将给他带来麻烦，但是他仍习惯性地提出自己的激进看法并坚持到底，而那种为了家庭责任而放弃自己的独立性选择妥协的做法对他来说是无法容忍的。他的乐观主义使他过高地估计了他的组织能够容忍的反战人士的数量，没有多久，他就被辞退了。
A遇到了极大的财政危机，他非常希望他的妻子能够留下来和他一起度过难关，如果必要的话，以一种理智的姿态直面这个已经因战争而陷入疯狂的世界。他经济困顿以至于要靠家族的接济甚至是那些富有的激进分子的同情，尽管他几乎没有了从事自己专业的机会，但他从没有找过其他类型的工作，他只有依靠他人生存。尽管他对此感到非常的尴尬，但他从来没有沮丧过，也没有因为社会对他的立场的排斥而放弃自己，就像他曾经说过的一样，“忧郁是和战斗的天性背道而驰的”。
回望A的一生，他的独有的目的使他在早期能够很好地组织自己的家庭生活，并且在他成年期内能以相当大的力量发挥作用。
A极其厌恶他的哥哥。他明显知道自己对哥哥的冷漠，但是对这种态度他并没有感到有任何情感上的自责。他的哥哥与他争夺父亲的爱，但他的敏锐和勇敢使他远远超过了他的哥哥。他的许多特征表明他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就像阿德勒经常形容的那样。A越来越觉得他的哥哥是个耻辱，哥哥平淡无奇地念完了中学大学，没得到任何奖励，工作之后，没有人会看的上他的工作。他努力使自己不对哥哥怀有敌意，他减少与哥哥的见面使自己的视线尽可能地远离他。
尽管A从来没有当面向他的哥哥表明他的敌意，但他一直对哥哥不友善的态度使他感到内疚，这种内疚深深地折磨着他。这种矛盾的心理通过反应形成机制（reactive formation）和移置作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这种反应形成机制是与反兄长（anti-brother）的动机相对立的，但是这也只能通过将他的喜爱移置到比较远的社会对象上才能起作用。他将自己禁止兄弟间仇恨（brother-hatred）的做法推广到整个社会中，并与工人和大多数人打成一片。他在一个经费紧张的教会里工作，他把自己的钱用在教会的工作上，他经常接济一些社会主义者，他们幻想能建立一个充满手足之爱的国度，他积极呼吁停止那些手足相残的战争。
这些平常的合理化作用支持了他对那些被压迫的人的爱、对全人类的爱（他本人弑兄情绪的反应性移置）。在政治上实施民主的理想、政治权力高效平等的理想，都有他的支持，当产业民主（兄弟友谊）到来时他接受了社会主义，而产业民主则是真正的政治民主（兄弟友谊）不可或缺的前奏。他早期所倡导的禁令主要都是有关手足之情。他说每一个人都是他兄弟的监护人，因此势必要避免他较为弱小的兄弟的脚踢到石头这样的事故。战争意味着在基督面前是兄弟的人相互帮助的破坏。A对哥哥的憎恶只是在他还小的时候才有，并且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内疚情绪，这种感情让他选择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兄弟作为替代来爱，来详细阐述兄弟般的思想体系以卫护他的立场。然后通过与他血缘上的兄弟保持距离，他能保持随意调整。
另外一个重要的私人的动机，形成于早期的家庭生活，但其对成人行为影响巨大，就是他竭力要压抑自己的性冲动。他把非常详尽的个人禁令升级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禁令，就像他当初立法来反抗兄弟间仇恨，他谴责死板的清教徒式的法典。那些拥有严密的超我结构的人经常通过远离“诱惑”或者是通过将“诱惑”从他们的周围清除，来试着使自己避免紧张的性刺激。于是A避免将自己暴露在“下流的演讲”和“不道德的建议”之下。这种严苛的良知往往可以追溯到儿时的手淫行为被制止时产生的强大压抑。经常发生的是，不只是男性而且还有女性无意识意象扮演了威胁者的角色。在另一个道德程度很高的人，那些彻底地通过精神分析疗法治疗的人身上，这一现象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好多天他都梦见自己被母亲送到了一个屠宰场里，而他就站在那看着父亲磨刀霍霍。也梦见他的母亲拿着利剑，打扮的像布琳希德（Brünnhilde，神话中的女武神，译者注）。而他自己却蜷缩在冰冷的楼梯间。做过许多这样的梦之后，最原初的情景最终出现在眼前。其中包括孩子被恐吓说如果再胡作非为，他们的一只手就会被砍断。
A始终没能摆脱出现在他晚上和白天梦中的大量性行为。尽管他努力地“对抗”那些“反社会冲动”的表现，但是他们仍然持续出现。他们造成的直接的和重要的后果是一种罪恶感，不仅仅只是一种性犯罪感，而是逐渐增长的对伪善的定罪。他与“邪恶的”冲动做“斗争”只取得了部分胜利，这又使他产生了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
他发现这种通过公开重申管制主义，以及在其他事儿上分散注意力，可能会使这种不安的自我惩罚压力得到缓解。A的雷厉风行、固执专断以及四处活动是逃避痛苦的方式，这种痛苦因为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和自我控制而产生。因为他对自己的自控能力无法确定，他转而忙于操控他人，并置身没完没了的委员会会议、私人会议和公共会议之中。他总是试图把自己沉浸在喧嚣不已的生活中；他再也忍受不了孤独和寂寞，这些只是带给他一种碌碌无为之感；自从那种不安全感需要他向全世界不断证明他自己的重要，他就再也无法进行冗长而费力的研究了。
A的性驱力仍在自我显现，并且挑战着他的抵抗力。但是他依然感到恐慌，他潜在的恐惧认为他也许会阳痿。尽管在他还是一个学神学的学生时他曾计划向两个女孩求婚，非常有意思的是，他选择的女孩是从他的贴身助手（immediate entourage）中选出的，并且她几乎使他瞬间从失望沮丧中缓过神来。这证明了他在相当大程度上得到纾解从而推迟了潜能考验的推论，而且在他高高兴兴地默许推迟和最终成为他妻子的那个女人的婚礼的这几年间，这个推论更加有力。他和那些重视性潜能的人一道，尤其是在传统的和生物维度上的婚姻及孩子看来，他的未婚状态正是获得好评的对象。他的牧师职业使他必须与教堂中的姐妹“交流”，因此尽管他有时给久病不起的人带来了愉悦，但也有一些微弱的声音质疑这是否真的是一个男人应该做的工作。尽管传教士是一个受社会尊重的职业，但事实上多多少少有些荒谬，一个很少人生阅历的人却被当作享有特权的全人类的审查官。
在行骗的艺术上，他很有经验。从哥哥的困境中，他知道了如果他被发现沉溺于某些事——比如手淫，那么他将失去父爱。他下决心不做任何会使父亲不再爱他的事，在他不能完全成功实现这个目标时，他自称他有了以前不曾具有的美德。他从来没有被发现过，一次也没有，他的人生成为了男孩和男人的“模范”人生。他的声望在某种程度上士靠的他的禁欲，同样也靠他的深藏不露。他学着培养自己带上诚实正直的面具，他成功获得了这种角色，这让他在青春期和成年之后从来没有被发现过。
他对阳痿的害怕将他从全心全意爱别人中拉了出来，A越来越自恋了。他对自己的才华和头脑有着无限的信心，因为在学识方面的相对那些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有优势，A在知识上的傲慢渐渐地滋生出来。他的头脑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胜利的环境里保持清醒。A从不与在他的教派中有最多信众的牧师竞争，他抽身出来投入没有风险的企业和职业化的公司中，开始着手并完成不太容易的调查；他没有大量裁剪掉工人，而是他是最有学识、最知名的领导人所在群体中裁剪。他被提名选进议会时的时机从来就没有好过，通过竞选他获得了一切却一无所失。在过了高中和大学他有文化优势的日子之后，A在学术角逐中落马。
他珍惜她遣词造句的能力。费伦奇（Ferenczi）在与我的谈论中说到他注意到革命的煽动者在感情的依附物的强度上有明显的缺陷。他们明显对财产的积累漠不关心，并且在性生活方面他们缺少占有欲和嫉妒心。在表达情感经验的热情上的不足也被革命者自身感觉到了，他们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与其他人疏远了。他们狂放放纵的话语也被人认为是他们提高他们生活的情感强度的努力。要么是因为他们的情感生活是有生理缺陷的或者是因为力比多过于自恋固着，这个一般的描述抓住了许多强迫症患者和精神病人真正的心理原因。毫无疑问，在A的历史上这也是一个要素。
在探究出A压抑自己性欲的努力的充分含义之前，我们要采纳一种具有普遍性和相关意义的主题。我指的是A对他父亲的矛盾心理。A没有意识到他对父亲的憎恶和爱的力量，但是他的人格史是对他矛盾态度形成的有力证据。在他与哥哥竞争的过程中，A停止了手淫作为获取父亲偏爱的代价。现在的精神分析成果一致表明，在没有持续不断的努力下手淫是不会停止的，性冲动的循环起伏打破了禁止心力内投的界限，并且是复苏的怀有敌意的冲动来对抗当局的制裁。这对A的发展极为重要，他禁止任何有敌意的思想直接针对父亲，他成功地将自己对父亲的恨意压制得极深。他能认同父亲、能复制很多父亲的标准和属性。这些认同作用通过A坚守父亲的行为模式这一固执行为中显示出来。虽然他那被大肆吹捧的叔叔曾经是位著名作家和学者，但是A依然坚持做一名传教士，即使是在被一些十分有诱惑性的提议诱惑时，他也能坚持留在他的最早呆的贫穷落后那个的教区而没有去一所著名大学当教授。他抱有父亲的偏见以对抗牟利行为和谋取暴利的人。他少年时代居住的地方总有一些富人来消暑度假，A的父亲会轻蔑地谈论那些总是招摇地从房子前面晃荡过去的“上流社会的人”。这也成为了A为什么会随后为穷人的福利事业奉献的额外决定因素，这在金融风暴和社会主义风潮中得到证实。A非常容易受老年人影响，他不但把他早期的老师们理想化，而且把赞成他在战时的操守的和平主义者也想当然地理想化。
A对权威当局的消极态度在他选择对抽象（遥远的）物发泄怨恨的行为中显现。这种敌意拒绝清醒的认知和反对真实父亲的直接放任，现实中的父亲被置换成替代象征来对抗，就像是教条一样，教条硬性要求对经文的信仰，要求接受资本主义制度和军国主义。
当A被介绍给一个陌生人，他给人的印象是亲切有好爽朗健谈的，但有点焦虑不安，当他察觉到在他的周围有不友好的情况的时候，他立马反应过度，他会给冒犯他的人极大地嘲笑和愚弄。这就给了一个线索来找寻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因素，这个因素会在随后的事件中明显的表现出来，换句话说就是强烈的影藏着的同性恋倾向。当个别人不能够完成异性恋调整（heterosexual adjustment），性欲就会使人用一种原始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感情的一个发展阶段就会是同性恋时期。早先时候，不管怎样，在同性恋之前是一个抑制手淫行为的阶段。为了尽可能地刺激自己的性敏感地带，孩子一如既往地利用了哺育自己的对象（奶妈）。这种“乱伦”动机是被禁止的，并且孩子是不允许这种不分男女的抚弄而产生的快感的，也是不允许自己刺激自己外生殖器的。可是保姆或者母亲，孩子心中意淫的对象，同时也执行着这一禁令，但是在背后隐藏得最深的处罚是父亲的力量。还原成为他最根本的表达方式，这种处罚是威胁孩子要割掉他们非常宝贵的器官，除非他们遵守那“不可触摸”的禁令。这种“正常”的发展是为了平息对独裁干涉的敌对抗议，是为了孩子模仿其理想化的父亲。压抑敌意和认同父亲是不会立即发生的。在孩子对父亲表现出像女人一样的消极角色这样一个阶段之前，认同是不会达成的，这是一种消极的同性恋反应，可能是因为某个原因或者是另外一个异乎寻常强烈的原因。A对他父亲健美外形的幻想是用普通的幻想掩盖了更为原始的动机。
A对仅仅是出于礼貌的陌生人反应过度，他把陌生人的兴趣解释成一种“个人的”兴趣，这种倾向是那种消极的“战胜”欲比较重要的人的特点。他试图创造一种过度人际关系理论运用于那些稍微正式的场合，在这种场合中普通的会话会要求必须使用那种传统的恭维话。
他一厢情愿地喜爱别人，在遭到对方拒绝后，他就产生了要惩罚对方的欲望，这种对那些仅仅与他相左的人充满敌意的过激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被这种欲望激发出来的。这种自恋创伤需要以牙还牙加在那些冒犯他的人头上。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压抑的驱使力可能会使人在一些特别的活动中获得快感，这些活动是对他们的保护。嘲笑和讥讽一开始使他摆脱那些鼓励他或者拒绝他的人，但这不是全部的结论。A打破世俗的界限变得不顾一切，鲁莽冲动。他的疯狂攻击和蔑视挑战越来越激怒这个社会来攻击他，以此来满足他两个强力的但无意识的欲望。他想要陷入被动的、温柔的、受害的角色，并且想要予以他自己因为过多地仇视别人而应得的惩罚。因此A感觉非常快乐，发泄了沮丧的情绪，只要他保持他对社会上著名传统权威的敌意，只要他仍在忍受社会的报复性措施。他对饥饿而死的浪漫想法就像是在疯狂的世界里一个理智的手势，是他的“殉教者角色”快乐的指示。
他不能忍受“不和谐”的人，在他的周围建有一个“软性的”的过度放纵的群体。他有一些崇拜者，这些人向他询问建议，或者崇拜他超常德智慧和勇气。个人关系中最细微的震动都会使他痛苦。两个群体中有两种不一样的要求，初级群体要求彬彬有礼，中级群体要求天才般的创造力，这就产生了他的人格在与女性成分作斗争时产生的紧张。他和一个强有力的人格的密切下属谨慎地保持距离。他呆在他的权威受不到挑战的环境里面。在教堂里，他既是经济支柱也是牧师，而在社会主义者当中，他的头上环绕着道德和文化威信的光环。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公开反对时A是恶毒的，但是他有求爱和说服压力的能力，并把它用在他的传教工作中。他的幽默属于假谦虚型的，这种幽默感减弱了他说话的道德热忱。在一度爱慕和尊重他的追随者中，以及在让他们转变意见和他一致的尝试中，A表现得相当坚韧和娴熟。他在通过联络感情来深入并且培养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面表现出了强烈冲动。
A发现在该领域坚持自己这项工作相当艰难，这种情况已经由自己想依赖女人的欲望表现出来。他陷入了一系列完全“柏拉图式的”（“柏拉图式的”这个词是流行用法但并不准确）男女友谊。而且他接受了他妻子好几年的经济支持。他很“敏感”，并且在家里要求过分的呵护。
有证据表明，一个人早期的经历对他的性格形成会有影响。婴儿在以嘴为中心的活动中取乐。这起初表现为对吮吸感到愉悦，然后，随着牙齿渐渐长出，转变为对咬东西有快感。在我们的文化里，这会导致母亲拔出乳头，这促成了成长中的一个主要危机。断奶是人在出生之后遭受的第一个巨大损失。而人遇到此变化的方式则会形成一个反应模式，这个模式是他后来行为方式的重要原型。大约在这个断奶过程开始时，孩子即被置于另一个环境里，在这里他需要作出某种牺牲。假定他可以控制排便，他就必须在规定的时间间隔里放弃身体里的一部分。正在成长的孩子还得抑制自己的冲动来处理生殖器方面的问题。当控制性器官以杜绝情色意图的禁忌通过使用专门方法来防止手淫的方式严格设立起来后，这使他们失去了另一个无需负责而获得愉悦的源头，人格的部分能量反转使得自动恋倾向重新焕发活力。这指的是人格在肛门期和口唇期的强化。
在肛门期和口唇期发端的各种各样特征的基础上，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创立了一个性格形成的精神分析理论。[33]能够获得的有关A的材料太过缺乏，以致无法揭示其婴儿期和童年早期的心理机制。如果他后来性格的一个剖面暂时可以根据亚伯拉罕的理论作出解释，那么可以说它可以表明口唇期的发展主导了人的性格。A性格中显著的一点一直是他的乐观。无论他失业、经济状况达到低谷、失去了新娘，还是遭受虽小但令人羡慕的圈子之外所有社会团体的排斥，他从来不气馁，总能度过严重的“蓝色咒语”。失望或者一些疾病给他带来的担忧相对很少。亚伯拉罕将这种性格追溯到其性格结构的最初层次，并声称，这表明一个小孩若受到充分的护理，他将很自然地发现这个世界对他的要求会做出丰富且迅速的回应。A在内心里经常会这样认为：他会被人照顾，还有，“对那些效忠于主并服从主的意愿的人”，所有事情都会有一个最好的结果。他接受经济上依赖妻子、依赖激进女士施舍的地位，这与他的性格并不冲突。他的保姆还在那儿随时准备为他服务。A对积累钱财从未表现出任何兴趣，他还慷慨地分享他所拥有的一切。他那少量的遗产被他所主持的那个群体吞噬，他总是在贫困线上挣扎。
他不仅慷慨地给出他拥有的那些钱，还慷慨地分享他的思想。谈话时他自动地成为主导，和蔼地侃侃而谈。他对意见相左的人的攻击——尽管部分看来是口头性质的——时的蛮横，据阿布拉罕看来，不是来自早期发育的吮吸期，而是来自吮吸阶段之后的口唇剥夺期。
那些难以接受自己异性恋倾向的人没有正常的性生活，他们转而强调做爱前戏，而不是性生理的满足。别人找他倾诉难言之隐并寻求建议这样一个经历满足了A对性偷窥的兴趣。假若他看得很高的价值观在公众面前出现，或者是在他之前认同的基础上得到完全的解释，他的表现欲可能会在更大程度上得到满足。既然喝酒就像一个传说，而生活又是一个常见的性交的前奏，改革者夸大它的重要性，并试图阻止它。在A的头脑中，酒最初是和性欲过多联系在一起的，他对酒的排斥只是他所处环境的一个简单反映。[34]
A紧张的行为方式和他人格里的神经性冲突的大小背道而驰。这种紧张不单单源于他无法根除自己性意识的觉醒，也不是来源于他对性冲动的负罪感，不是来源于他对性无能的恐惧，也不是来源于他和哥哥为争取父亲关注时做出的举动。他的性压抑使他失去了解决日常生活中诸多挫折所发焦虑的最可靠的办法。[35]
我们回溯了A在个人适应遇到困难时各种情感反应，尤其是在早年性发展上的需求。我们全程跟踪了这种动机的转移。这种动机最初是以家庭圈子为参照物形成的，然后转移到遥远的社会目标，最后导致对理想和社会变化的拥护。我们看到，A唤起情感共鸣的特殊技巧是攻击性的演说，而且这样一种技巧表明了他人格中重要的潜在动机。因为A恰好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将他和一个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Der proletarische Sozialismus）里被沃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研究过的社会主义思想家相比是很自然的事。毫无疑问，A应该被算在“人工的”而非“自然的”人里面，尽管他与“自然的”关系没有和现实的关系那么直接。但不能这么说，社会批评在他的生活中是像桑巴特提到的那个人一样被深深地激发出来了。他不仅在激进的而且在保守的、道德的煽动中自我表现。他的事业在他一生的任何一个时间点都没有搁浅过，他对挫折没有狂躁不安，尽管他对自己的家庭表现出许多怨恨，沉溺于积极幻想的生活中。他在根本上是一个煽动者，其次是一个社会激进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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