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因为他的诚实和可靠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经常会对一些他的同事们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在意的极端事物产生顾虑。有一次，因为有关个人名誉的原因，他放弃了一份知名报纸的工作。他秘密地寻得了一个故事，并满怀信任地将这个故事告诉了编辑，然而这份报纸却泄露这个故事的来源。不久，他被任命为一份非常重要的报纸的编辑。在五个月里他做出了十分出色的业绩，然而他与业主之间因为另一件有关个人名誉的问题产生了误会。十分沮丧的B提出了辞职申请，但是业主拒绝让他离开，甚至答应给他加薪。他说服自己回到了这个工作岗位，但是拒绝接受加薪。不久，新的有关个人名誉的问题产生了，但是B摆脱了利益的诱惑。B对于公平正义的热情为他赢得了自己员工的喜爱；而他的理智和勤奋使他为前辈们和知识分子们所知晓。
在他所号召的改革运动中，有一些可以说是出于情感转移，与他的某种几乎未加掩饰的个人动机息息相关。B在14岁的时候曾经被一位有色人种的女人引诱，而对于这段经历，B的感觉是恐惧和厌恶的。在一系列孩子气的恶作剧后，B离开了他就读的学校，那些恶作剧也以关于丢失的送洗衣服的争论而告终。那位负责取送洗衣服的男工也正是一位黑人。在他号召整顿红灯区的第一份报纸工作中，他就明确指出一个事实：无论是有色人种妓女还是白人妓女都是具有利用价值的。
B的家庭也是众多内战时期联邦政府一方的退伍军人家庭中的一员。他的父亲以军人的标准培养他，并希望在任何情况下，他的孩子们都能够表现得像一名战士。他身材瘦削，积极勤奋，脾气暴躁。他在家庭里是绝对的大家长，对妻子颐指气使，并要求他的孩子们对他绝对服从。
B的母亲比他的父亲年轻11岁。她先后生了十个孩子，并且对他们十分的溺爱，而她自己也是倍受孩子们的喜爱。她承担了一家人的包括做饭，洗涤，以及熨烫等所有的家务，并为了让孩子们都能够接受教育而辛劳。除了他的丈夫之外的所有人都认为她太过辛苦了。其实她自己曾经很渴望接受教育，但婚姻使她失去了继续学习的机会。尽管生活很贫困，她的内心却充满了骄傲和自尊，并且从来没有向他人寻求任何救济品或是任何形式的帮助。纵使“顽固的像头骡子”，在普通的亲属面前她却是害羞而畏怯的。但她的日程安排，或许也只有偶然的头痛才能打乱。
父亲多疑的性格使B倍受煎熬。B是家中第六个孩子，他与年长自己三岁的哥哥关系颇不融洽。B印象很深的一次是他的这位哥哥企图用一把小刀袭击他，而B在没有受伤的情况下成功地夺走了那把刀。在旁目睹了整个事件的姑母将这件事情告诉了B的父亲，而他的这位姑母却是经常站在B的哥哥一方。无视B愤怒的辩白，她一口咬定B是挑衅者，B因此受到了严厉的鞭笞。发生在他身上的此般事件使他产生了对不公正行为的强烈反对和抵制，以及对父亲长久的敌意。数年之后，事情真相大白，父亲也表示了歉意，但B心中的仇恨已经根深蒂固，很难再被充满礼仪地消除。B一直就这么怀揣着一系列对父亲的不满不平。有一次，他的父亲让他去印刷一些文字，他当即就发现原来父亲是想要将这些文字与厕所墙壁上的一些字迹进行比较。
接触生殖器有他们通常的富有罪恶性的隐含意义。B的父亲的言行太过于拘谨，以至于有一天B被发现在他自己的屋子里全身裸体并慢慢地穿衣服时，他受到了严厉的斥责。在受到那个黑人女性的引诱时，他的罪恶感，连同已经存在的对父亲不公平对待的愤怒立刻爆发出来，并促使他离开了家。在外面呆了一年半的时间，并念完了书，B又回到了家中开始在临近街区工作。而吸引他回到家中的更主要的原因是为了陪伴母亲。
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的职业生涯中，B一直不断地寻找借口逃离他颇受欢迎并且获得成功的地方。加薪，升职，社会认可，这种种利益和荣誉都曾不请自来，但是他却总能成功地使自己从这样的环境中摆脱出来，当然，他多是以“个人名誉问题”的名义。作为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B总能为自己寻找并打开另一扇全新的大门。因此，他会从一张编辑社的工作桌前转移到另一张不同编辑社的工作桌前，他甚至会无视重重障碍而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一项冒险事业中，而事实最终又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应该如何解释B的这种行为呢？让我们来打一个比方：假设上级友好的对待激发了同性恋者内心强烈的欲望，并致使这份原本被压抑在心底的欲望迫切地想要得到发泄和排解。这种潜意识里的欲望促使他亲近所在环境中的人，然而出于良知和道义心的谴责，他盲目地与这种非法冲动进行抗争，他想要通过逃离这个环境来摆脱让自己感兴趣的欲望对象。其获得的是一个妥协的结果，即通过想象他的“声誉”已经被外界所连累，他那种希望被外界袭击和冒犯的不正当欲望也就得到了满足。他的良知也因为自己面对引诱而做到的全身而退得到了满足。到了一个新环境不久，B之前的那种压力感和紧张感就又一次积累起来。于是他就再次充满热情地投身于另一个新的陌生的环境中，一个更为客观的环境中。慢慢地，成功又一次到来，而伴随着成功和对环境的习惯化，新的熟识感和友谊也就随之而生。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压力和紧张感与再一次被激活的潜意识里的同性恋心理很相近，他们的防守型的良知和道义感也会为他们下达另一个撤退指令。
上面提出的假说有什么具体的正当理由吗？B终于用一个用普通的策略从几乎不能逃脱的环境中逃脱出来，并进入了一个新的环境。他受邀成为一个专门调查海外环境的政府委员会的一员，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自己众多卓越业绩上又添加了辉煌的一笔。他学习了解各种礼仪规矩。背负着非常大的工作压力，他马上投身于另一项任务中，又一次在新闻的世界里奔波忙碌。但是成功给他带来了超负荷的压力。这一次，他没有通过转向新的工作来释放压力，而是陷入了自己制造出来的幻觉之中。简而言之，B进入了一个罹患精神病症的阶段，他眼中所见的不再是真实的现实世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充满邪恶的幻想出来的世界，一个他可以名正言顺地选择逃离的世界。无法集中精力工作的B无休止地从一个城镇搬到另一个城镇，并且和他的妻子进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汽车旅行。
B幻想出来的实际内容为我们窥见他内心的斗争提供了一条线索。他患上了疑心病，经常认为街上的人都在神秘兮兮地看着自己。他还声称自己是蒂波特山油田丑闻的当事人，自己的屋子里有录音电话。在前往疗养院接受检查的路上，B甚至一口咬定有警察跟踪自己。入院时，他认为护理人员都是有警察伪装的，自己即将被处以电刑，而自己的床都已被用铁丝围困起来并安装了监视器以记录他的一举一动，他甚至声称听见了唱给他的下流的歌曲（是有关同性恋的内容的）。离开疗养院后，B被带回家与家人团聚。他声称自己被作为黑人对待，且拒绝同家人一起吃饭或是在屋子里睡觉。B说自己引起了一场森林火灾，还说图书馆里的书都被以他的名义重写了。在汽车旅行的过程中，他声称每到一个加油站，自己都被加上了耻辱的记号。他敌视自己的妻子（在婚后，B的性生活一直不活跃），最后他甚至称自己的妻子是一条应该被杀死的蛇，并开始亲自实践起来。
在B罹患精神病的过程中，一段他的哥哥性引诱他的回忆浮出水面，而他终生都被这个想法困扰着。更为关键的是在B的同性恋幻想中，他的父亲一样有所牵连，而父亲的不公平和哥哥对自己身体上的攻击在B的脑海中变得更为色情。[36]
B的经历是处于煽动家和管理者之间的。通过他曾担任过的总编辑职位，以及他组织的或是曾经领导过一段时间的事业，他的管理才能已经得到了显著体现。他作为一位煽动家（写作方面）的职业生涯始于20岁，并一直延续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当我们把这段记录与A的记录并列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情感转移对人格发展的影响会引起多么大的差异。B始终没能像A那样将自己的憎恶和喜爱之情转移到遥远的不带个人色彩的对象身上。比起A的煽动，B所发起的那些抵抗不公平的运动更具体，更有限，个人的感情色彩更浓。记得B所发起的第一场运动是反对黑棕色相间的妓院，而实质上是他因为早年那场有关有色人种女人的经历而展开的一种报复和一种救赎。B是在一个相对压抑封闭的环境中成长的。他的父亲从不在公共场合露面，而他的家庭成员中也没有人接受过初等以上的教育，在公众面前的交流更是成为一种不可能。不同于A在学校里通过一个理论化的视角来审视整个世界，B则是在16岁参加工作后，从十分具体的角度来认识世界的。从B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对父亲，哥哥以及姑母这些原初对象的种种不满长久影响着他自己。这是促使他倾向于对周围直接环境非常敏感的一个因素。尽管B被促使逐渐变成了一个常常读书而很少玩耍的具有隐居性的孩子，但却没有人对他充满智慧的观点感兴趣。据说他的外祖父曾经是一名杰出的教师，但还是孩子的B并没有受到其多大的影响。[37]
不同于A，B缺乏在公众面前表现自己的技巧。审视一下B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他缺少培养欺骗能力的练习，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欺骗算得上是掌握在公众面前表现自己的技巧的一个前提。B始终没能做出一些能让他的家庭意识到他的德行和前途的举措。事实上，他自己的弱点却呈现出了早期的迹象，而他的父亲不仅仅会因为一些的确是他犯下的过错责罚他，甚至还会不假思索的强加给他一些罪名。B始终没能侥幸逃脱。
上述摘录自B的个人经历的内容充分阐明了功能性障碍者的行为与其人格的原始欲望之间有怎样紧密的联系。功能性精神障碍是无法适应的结果，上述所引用的材料在人格发展史上对揭秘人格是非常有用的。
在我们刚刚所讨论的幻想症的案例中，“夸大”——壮观的幻觉——有的时候并不像一般情况下那么明显。夸大的幻觉似乎和强烈的对无能的恐惧有着密切的联系。有关C的大致临床案例中或许就能够体现这种联系。这个人是一个由若干啰嗦的怪人构成的一个知名组织的一员，他们沉浸在自己的追随者的赞美之中，但也不对他人造成伤害。而C更是一度参加了美国总统的选举并赢得了少数选票。
C是偶然成为一个妙手回春之人的。虽然是个古怪的人，但是C却是属于很常见的那一类充分保持自己的人格完整不变坏，以维持在他人眼中良好形象的人中的一员。一次，C因为运送货物的费用问题与一位黑人递送工发生了争执，并且这位递送工报了警，最终也正是这名警察把C送进了医院。C坚持认为那位黑人企图通过窃取他最贵重的书和手写本来毁掉他。C声称由于现任总统的统治期非常短暂，自己很快就要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在接下来的就职典礼上，他会凭借神的力量掌权，在那之后，他的红头发的妻子将被给予全部的职权。他还称在上一次总统竞选时，他与纽约市长针对美国政党领导权问题进行了会谈。那个时候那位纽约市长称赞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而且是政党领导人的不二人选。他声明尽管一般来说自己并不相信预言家的话，一位十分可靠的语言家已经证明他的确将成为总统。这个人对于民主党与共和党的矛盾所在之处以及那位即将出现的将要统治这个世界的未知之人有一定的洞悉。这个人的名字里共有六个字母。他是“六加六”（He is “Six and Six”），这一切正好与C的条件相吻合。C真正的名字是“Arabulah the Divine Guest”。他用这个名字发表了一篇有关政治和世界和平的九千字的论文，这篇论文在他自己的眼中已经杰出到了无以伦比的地步。
他坚信自己之所以进医院是因为他的敌人对自己实施了可恶的诡计。“预言说我将成为下一任总统。为了击败我，他们把我送到了这里。我是一个受害者，但是我最终还是会登上胜利的顶峰。”他将要成为一位满足于语言的总统。
C不仅仅止于对别人暗示可供他支配的科学方面的秘密。最近他还开始就生产钻石的过程对政府的A博士进行咨询。所需要的只是更大的压力。他声称自己是一名出色的业余化学家，并且自己已经掌握了从一名鞋匠那学来的秘密学来的生产煤的工序。
在八十年代末期，如果一位年轻人被任命为政府部门的职员，但在民主党上台后又遭到抛弃，那么他就成为了所谓的发明创造促进者和发明家。
一条探寻他的妄想症根源的线索是她的性生活历史和幻想。在59岁时，他和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寡妇结了婚。C形容他的妻子拥有出众的美貌，至于他自己，他则是声称自己拥有三个睾丸，而且自己是男人中的完美典范，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美男子，并且经常被要求像模特一样摆造型。然而当有人想要给他拍照片或是进一步打探他的性生活史的时候，他却是拒绝的。
作为宏大幻想的根基，对性无能的恐惧有的时候可以直接通过一些有个人参与的幻想成果的明显本质表现出来。充满神秘色彩的不定转动的机器最终被证明只不过是一个粗俗版本的性器官而已。[38]
一离开医院，C就又以一名总统候选人的身份投身于政治演说以及向广大持有反对票的听众进行滔滔不绝的演讲的事业中来。
有修养有洞察力的人不会把C当一回事，但是也有一些类型的妄想狂患者在对他们的指控中有相当的实力来赢得有辨别能力的人们的支持。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是好争论的妄想狂，并且受此条件的暗示，他们的形象被通过合法的具有煽动性的手段塑造起来，他们利用这一点补偿自己的不满。他们太擅长于使自己的动机合理化以至于成为了非常危险的麻烦制造者。有时甚至精神病专家已经判定他们是精神病患者，他们仍然能够在自己面前成功竖起一层保护墙以摆脱法官和陪审团的监管。如果有数据可以参考，我们就可以很有意思地知道在这种频频发生的社会上并不少见的情况上人们花费了多少诉讼费用，又有多少名誉受到了破坏。
D正是这类人物中最典型的一个。离开中学后，怀揣赚钱野心的D不久便成为了一个电器公司的旅行销售员。他做得非常成功，并且很快就积累了一笔足够他建立自己的事业的资金，而除此之外，他的妻子多多少少也能给他提供一些资金。一开始，D陷入了大量的与大公司之间的诉讼之中。最终他因为未经准许私自采用了一个已经营业的公司的名字而被送进了监狱。由于新公司的地址和名字都与那个老公司的十分相近，D收到了原本要发给那所老公司的邮件和支票。而在D的口中，这个故事的版本是他受到了来自一个大公司得侵扰，那个公司一直企图毁掉他的事业，甚至怂恿他的妻子反对他（这个妻子很快和D离了婚）。每次在对方在试图对他提起诉讼的时候，D总是声称他已经找到了一名这个大公司在城里的代表。D的这种受到困扰侵犯的想法延伸到了审判上，他断言自己受到了不公平对待。至于监狱，他声称是官员们和那个公司勾结在一起关押自己。他的表现导致最后他被从监狱转移到了精神病院里，而在那里，他的态度是充满傲慢的优越感的。他开始搜集不利于医院的证据，倾听每一个人对医院的粗鲁和无能的抱怨，持之以恒地为逃离监禁和揭露迫害的计划忙碌着。
D举止从容而令人印象深刻。他的身上没有能让我们把他划入传统意义上的“疯子”的躁狂者的标志。在和陌生人的交流中，他带着表象上的适度讲述着自己以及别人的事例，强调着搜集决定性证据的重重困难，表现出对口供书和其他纪实材料的小心翼翼。他成功地与许多不同行业的重要人士建立了联系，并且将自己投身于帮助受迫害者的事业中，对那些因为仇敌与医生和监管人相勾结而不幸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人更是格外关注。
D与一群聚集在一起形成小型煽动组织的人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组织都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名字，例如“治安维持会”、“法律和人权基金会”、“美国公正联盟”。他们的口号有力而系统地阐明了他们对法律体系的控诉“一套是适用于富人的法律——而另一套是适用于穷人的法律”。这些联盟的一个宗旨是：
保护美国宪法和法律赋予所有人的权利，特权和豁免权，一切他们作为人类家族一员应得的东西……这些援助对象包括：没有资金聘请法律指导的有价值的案例；腐败行为的受害者；孤独无助而又十分不幸地忍受着某些团体限制的需要帮助的人；还没有获得受人尊重的合法权利的退役之人，等等。
在这个团体发行的报纸上经常被提及的一个案例就是威廉·奥布赖恩（William J.O'Brien）。一篇文章的标题是这么写的：“可怜的威廉·奥布赖恩，一个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参加过阿帕奇印第安人运动（Apache Indian Campaign）的健全的老兵。没有正义——没有站上法庭的那天——没有审判——没有精神失常的行为——被非法居留了34年……”在这篇文章中有这样的表述：“奥布赖恩先生在美国陆军部出现了一些反常的行为。他被以攻击他人的罪名直接逮捕并送至最高法院，虽然他并没有犯下此项罪。”我检查了奥布赖恩案件的记录，发现所谓的“反常行为”包括探访美国陆军部，枪击两位职员，并且在他的枪出现故障前试图枪击更多的人。
当然，我们不应该由此就武断地推断出所有由煽动者作出的声明，即使上面有精神病患者的印章，都纯粹是捏造出来的。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一套是适用于富人的法律——而另一套是适用于穷人的法律”这口号在刑事案件调查方面有高声誉的支持率，就像发生在克利夫兰（Cleveland）的由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庞德（Pound）负责的那个案件一样。但是就好争论的妄想症患者来说，他们潜在的私人动机太过强大以至于很难避免对大量事实的扭曲。有的时候不计后果的指控会造成非常残酷的后果。例如一位精神病患者E声称K上尉在盘旋于一片飞行区域的上空时被从后面击中了，当这个捏造出来的消息传到这个士兵的家人耳中时，成了上尉死于空难，这就会引起很多本来没必要的痛苦。
F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和之前所提案例的比对。F在中年时期开始从事煽动事业。大家应该还记得，A把他的大部分热情都投入到反对那些为他的家人认可或者是作为这个国家“实质性”元素的文化对象上。而F与这种不顺从一般公认信念的人恰恰相反。他不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但是却是爱国的战士。祖国的敌人就是他的敌人，他在每一寸土地上谴责这些人。天启教的权威不是一个可争论的问题；基督的敌人才是他的敌人，他会走上台去揭发他们。
他的一些有关于爱国主义和宗教的演讲在这片陆地上的一些小型团体中很有名气。他向大家讲述了有关一个背叛者的故事。这个背叛者假扮耶稣，利用大家的信任，四处为自己反对美国政府的事业筹集基金。他讲述了自己发现并逮捕了这个恶魔一般的人的惊心动魄的历程。基督教青年会的一名工作人员在感谢信中声明，“所有的人都聚精会神地坐在那里听他揭露这项现代最为亵渎神圣的反对美国政府计划的事业的真相。”
F是反对国联盟约的活的灵魂，因为上帝的名讳在盟约中没有被提及。据说他在这一点上的理论给哈定总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F在公共场合发表的有关这一议题的声明中有一点是这样说的：
如果“国联会议”只是商谈而没有装腔作势的举动或是建立任何法律，如果他们事先在世人面前公认地做了以下事情，那么他们或许就不会罪孽深重：
1、在全世界面前承认全能的上帝并发誓效忠于他！
2、承认忠诚于圣经中提出的上帝的和平计划——耶稣的王国——为了世界的和平！
3、忽视所有圣经中反对的人为制定的和平计划，例如世界联合会，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国际法庭以及所有形式的人类的世界政府！
4、坚决抵制圣经严厉禁止的任何哪怕只带有轻微性质的世界联盟，世界管控或统治世界的影响力或者是世界性的民事诉讼协商色彩的人类机构。
5、特别是对美国来说。我们更要坚决抵制任何与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相违背的事物！（每一个的国家都应该保卫他们的宪法！）
经过世纪审判之后，这个世界无法恪守经由上帝万能之手在西奈山上订立的盟约，他发誓为了和平他会给世界“一个新的盟约”，不要在巴黎由仅仅像威尔逊、劳合·乔治、克里蒙梭之类的人和公司等凡人之手订立的类似国联盟约的任何东西。
作为一个年轻人在部队服过兵役之后，F参加了情报机构，并且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寻找和抓捕那些与法纪为敌的人。鉴于他出色的表现，当世界大战爆发后，F被授权管理秘密军事警察。他过度热衷于履行自己的职责，甚至曾经将大量不必要的时间花费在了调查两位据说在他们的信件上用德语写了批评自由信贷词语的门诺派（Mennonite）官员上。他声称在提供给营地里的人的面包里发现了毛玻璃。当实验室里的人没有证明他的调查结果时，他又表明自己是将用混有毛玻璃的面粉样本送到实验室的，因此这正说明他的有关实验室人员是由外国人（一名德国人，一名澳大利亚人和一名土耳其人）构成的怀疑是正确的。他开始直接指控营地里的一些官员是和敌人相勾结的。在被他控告的官员中，有一名在他的办公室中任用了一名德国士兵从事翻译工作，并且将一把能够开启装有美国机密密码的铁质保险箱的钥匙交给那名士兵保管。不久，F被送到一位精神病专家那里接受检查，而他则声称自己受到了来自一名小党派官员的迫害。他成功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报道，声称食物中的毛玻璃已经使训练营地里的五十人深受其害，并且这也导致他们的家人承受着大量没有必要的焦虑。
在美国参战时期满载怀疑的氛围中，怀揣着尽自己一份力量的渴望，F多疑的特性促使他做出一些很过火的事情。当他的一些努力受到他的同事们的阻碍时，F又会产生自己受到了迫害的想法。但是在对国家和上帝的利益的认同感的帮助下，他很快就能摆脱这种想法，取而代之的是对大家共同敌人的憎恨。当他的情报工作受到阻碍时，他则能够转向做煽动工作，藉此使自己在遗失掉的拥有秘密的满足感和能够在公共场合展示秘密的荣幸感之间找到平衡。记录中没有足够的童年时期的资料来让我们判断是什么促使他不惜冒险做出这样一个调整。但是这个故事给我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事例，让我们能够知晓当遇到一些挫折时，投身于煽动事业在保持人格不完全脱离现实方面起到了多大的作用。这个故事还为我们展示了展现了由社会中的一部分人格受妄想症趋势影响的人制造出的麻烦。
目前我们所提到的事例都只是与多种不同类型的男性煽动家有关系。G女士在35岁时向医生抱怨说自己一直在忍受着害羞、舞台恐惧症、善变、心悸和爱哭等病症的煎熬。她的争论声名狼藉。她非常活跃地支持各种类型的政策措施，特别是有关将妇女从男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政策。她要从当像一个手工艺人的卑贱职位中抬高自己的地位，并且要拥护激进事业。
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G女士早年的一件完全掩埋的往事被重新揭示出来。大约在她3到5岁的时候，一次一名保姆让她触摸该保姆的生殖器，并且用非常可怕的东西威胁她不许告诉别人。当G女士和她的母亲在床上的时候，她不得不与自己想触摸母亲的生殖器的强大的强迫症行为作斗争。这种早期的假扮男性角色的意识被她的父亲认同增强了。在精神分析中，她表明自己与父亲拥有很多共同点，例如顽固倔强。有时孩子们的身上会表现出一些异性特征，揭示出一些他们的兄弟姐妹们的交叉特征。因此她的兄弟会做饭和缝制东西。她的父亲在与她的母亲争吵时会偏袒她（她的父亲是一位艺术家）。她的母亲非常虔诚，甚至是在快要离世时，这位病人还为了那些她可能犯下的会加速她死亡的罪行虔诚地忏悔了六个月。所有的人都说G应该是一个男孩，因为她的身上表现出了太多的锐气和大胆刚毅。在6岁到10岁之间她经常偷父母的钱，并且曾经被抓到偷看别人的信件。
童年的G因为一些莫名的担忧倍受煎熬。在17岁时，她甚至不能在全班同学面前念她的作文。在集体中或是陌生人面前她无法很好的讲话，但在面对面的交流中她却能表达自如。在公众面前当受到攻击时她讲话的能力发挥得最好。G一直很害怕自己会被男人比下去，并且一直处于警戒状态中，时刻准备维护自己。她对婚姻深恶痛绝，认为那是对男性粗俗的身体欲望的一种明显的臣服。在这个男人陷入精神错乱并走向死亡时，一场初涉爱河的风流也随之破碎。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G曾经渴望有孩子，但是只要一个。他希望除了借助男人的帮助之外还有其他的方法怀孕，但最后还是决定向惯例屈服。在接受精神分析的前几年，她四处寻找有资格做她孩子的父亲的男人。在她与一个男人相识一年之后她才使自己能够接受性交，但她还是觉得自己被玷污了。在孩子出生后她对那个男人彻底失去了兴趣，并结束了他们的关系。当然，她是一个性冷淡的人。
这种对孩子的需求并且只要一个孩子的要求又意味着什么呢？实际上这是她潜意识里需要阳物来完善她对男性角色的扮演。有关女性人格成长的心理分析学研究强调了这一动机所表现出来的事物的重要性。[39]格内高里·齐尔博格（Gregory Zilboorg）从这个角度就产后的一些精神病症进行了分析，并认认真真地检查了有关这一行为的理论领域。[40]
阉割的梦以失去手包和钥匙的伪装形式出现。有关同性恋的梦一般是以同性的裸体的形式出现。在对与父亲发生性关系的梦的恐惧的促使下，她开始接受精神分析。她的自恋既以单纯的方式又以带有伪装的复杂方式表现出来。她梦想成为领导者，也会梦到以各种方式受到羞辱的人。她梦想自己能够影响全世界（精神感应的梦）。偶然地，她开始认为梦有预见未来的功能。有一次，她梦到在自己经过的路上有一片泥地被变成了耕地，她确定这预示着工作，而第二天她就找到了一份工作。还有一次过河时她在河里看见了一具丑陋的尸体，第二天她就患上了喉炎。
构成这种自恋的因素是十分强大的。她觉察到了这种普遍法则：心理分析认为每种从人内心一闪而过的想法都是从医生那里得到的个人命令。她对这种臣服于男人的行为深恶痛绝，并最终停止接收精神分析。她的事例表现出她曾经对那些凌驾于自己之上的权利十分的反感和叛逆——例如商店领班和党派领导人。
G女生有很严重的男性情结。她以男性的目标要求自己，并且尽最大可能的排斥女性角色。她的自恋将她这位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变得十分著名，尽管这是以一些神经机能问题为代价的，而这些又促使她通过极其有害的方式表达自己被压抑的欲望。她在自负与自卑两种情绪中苦苦挣扎。她会为受到表扬而害羞，会因为在性上从属于男人而羞愧，并且在学者面前时也会感到很羞怯。在陌生人面前她很难做到轻松自在，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G都是坚决拥护自由性爱主义，并完全支持性别平等。经过探索，她将政治活动作为自己的事业并通过这项事业表达男性角色的统治地位。而这种行为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来说是由于受到了她早年童年时期的经历的影响。[41]
现在我们可以将之前所提到的有关煽动家的内容集合到一起做一个临时性的总结。我们的有关政治家的一般理论强调三个方面，私人动机，他们对公共对象的情感转移，以及他们对公共利益的合理化。煽动家们很重视群众的反应。一般来说，我们需要进一步拓展这个理论，以便通过能够表现他们人格中原始欲望的、为他们所重视的手段来分析这些政治人物。更宽泛一点说，这需要该理论的延伸，也就是要有可能确定他们中的政治家根据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人格会非常有用。例如是煽动者的什么经历使他产生通过激励公众来直接影响公共对象的倾向？换句话说也就是为什么他为整个社会的意识所奴役？为什么他不能像那些易变的大众一样摆脱情绪的束缚安安静静地低调地工作？为什么他不能在对客观材料加工处理方面，审美模式的成就方面，或是抽象艺术的技术性发展发面培养自己的兴趣呢？为什么他不能以关心一个人，或者是与他很亲密的一些人的情感上的反应为主呢？为什么他不愿意等待许多人的或者是来自专业的有实力的几个人的迟来的认同呢？
身为煽动者的这一类人群其实是很典型的自恋类型。自恋往往因为受到早期恋爱关系中的挫折或者是家庭圈中的过度纵情和崇拜的影响产生发展的。没能顺利实现目标的力比多反转到了他们自己身上。像自身这样的性爱对象受到青睐，一种强大的同性恋因素因此开始形成并成为显著特征。对于煽动家来说，这种对同性恋的情感回应的渴望被泛化了的对象所替代，并且他们开始热衷于引起整个社会的情感回应。那种通过语言或是文字表达的自己的极度渴望，其实只不过是在绕着圈子来满足他们自身潜在的情感欲望。煽动者们过度关注语言和姿态手势影响客观现实世界的功效，这已经显露了很多原始自恋的典型特征。他们的家庭经历里是对直接表达自己憎恶情绪的禁止和压抑。早年的他们多是一个“模范男孩”，或者是一个害羞而敏感的、不敢表达自己愤慨情绪的孩子。这种受压抑的施虐倾向一部分被发泄在远离特定环境的对象上，而且他们热衷于培养对社会的兴趣。青少年时期的他们就已经学会通过压抑来控制自己的各种喜好，并通过这样的训练掌握了欺骗的技巧。这种自恋反应使他们在青春期时无法融入到完整而温暖的情感关系中，他们的性调试也因此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冷淡和无能，或者是其他形式的失调现象。[42]就早期发展阶段来说，作为一个群体的煽动者们表现出了明显的口头上的优势。
在煽动者这类人群中，我们也可以根据他们之间的区别将他们划分成几种不同的类型。与政治家相比，演说型的煽动者似乎在面对周围的环境时会成功地表现出更多的欺骗性。像我们之前所提到的A先生就是一个典型，而且他很擅长为自己建立一面道德墙体作掩护。从具体性或者是普遍性来讲，煽动者们对转移自己爱好的对象的选择彼此也有明显的区别。那些有意识地依赖亲近其父母并且堪称是成功的谎言癖者，往往倾向于选择比较远而且普遍的对象。而那些有意识的压抑自己对早期亲密圈的不满情绪而且不擅长说谎的人，往往倾向于选择更为直接和个人的替代对象。这种理性结构在前面的个案中都趋向于理论的完整性。转移选择依靠当早期认同形成后有用的模式。对同性的态度尤其重要，这种与环境有关的好攻击的、好煽动的特质可能会自我展现；当性无能的恐惧活跃起来，宏大的反应模式会更加明显地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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